寓言敘事及其民族國家想像（申霞艷作）
一民族怨恨、含毒的創傷與現代性 《大勢》是經歷了重重屈辱與坎坷的20世紀的中華民族的寓言。當中日甲午戰爭和八年漫長的救亡戰爭只濃縮成歷史書上薄薄的幾行，當南京大屠殺變成被屠戮者是20萬人還是30萬人的數字爭論時，當「落後就會挨打」成了順口溜的時候，當我們對大和民族的稱謂簡化成「小日本」、「日本鬼」並獲得阿Q式的快感之時，我們對中日之間沉痛的歷史的反省與思考正在弱化，潛意識中試圖淡忘民族的歷史傷痛，阿Q對頭上疤痕的忌諱多麼驚人而普遍地重演著，所以魯迅先生要以寫作來「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 阿Q頭上的傷疤至今依然是我們的鏡子。一個弱勢民族的精神勝利法可謂所向披靡，但本質是可悲的。我們不敢揭開歷史的傷疤，家醜不可外揚，我們缺乏正視過去的力量，也缺乏自嘲的勇氣，於是我們選擇迴避，我們希望時間慢慢地治癒傷痛，我們不知道這是含毒的創傷。馬爾庫塞說：「在時間中治癒的創傷也是含毒的創傷。思想的一個最崇高的任務就是反對屈從時間，恢復記憶的權利，把它作為解放的手段。」 敘述人「王中國」將這些我們正努力淡忘的「含毒的創傷」和被埋葬的記憶重新推到我們面前，20世紀狹隘的民族主義的暴漲給整個人類帶來的傷害，給人類尊嚴帶來的塵垢，給人類記憶帶來的創疤又一一再現。 今天，「全球化」使社會關係在世界範圍內不斷強化，吉登斯認為：全球化是現代性的一種後果，以1972年人造地球衛星上天給人類帶來的變化為標誌，因為從此全球有了在同一時間接收同一信息的可能。正是這一物質技術的支持促使真正的全球化的到來。此一情境，消費主義滲透不斷加強，民族關係更需審慎對待，《大勢》的面世別具意義。讓我們這個正在快速崛起的大國重新審視自己曾經「帝國」的悠久歷史，細細品味其中的波瀾，就會發現我國追求現代性的歷程有其複雜性，而且以理性和自由為核心價值觀的現代性在今天仍是未竟的事業。它曾經在建構民族國家的崎嶇道路上踽踽獨行，一度與民族主義並駕齊驅最終讓位於民族主義。19世紀末的幾次慘敗，戰敗國的身份使民族主義赫然抬頭。「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充滿暴力的宏大敘事激活了民族麻木脆弱的神經，同時煽動了戰敗國的怨尤情緒，主流意識形態利用了這種怨恨，使無數的熱血青年踏上了革命的征途。民族情緒的狂熱與集權專制往往只有一牆之隔。在救亡的迫切局面下，民族主義的背面暫時還沒來得及敞露。然而同時我們也要意識到，民族情感並非普通個體的情感總和，尤其是對於中華民族這樣一個多民族而言，它是錯綜複雜的，在面對他者尤其是在國家存亡之際它會成為一個強勢的符號，而內部更真實地瀰漫著個人的私慾，甚至成為一個攫取個人利益的噱頭。哲學家羅素在《中國的問題》中以「貪心、懦弱和冷漠」概括中華民族的國民性。 《大勢》中，王中國身上凝結了這些因子。他是一位中學語文老師，在知識分子序列的下端，表面上看起來十分自傲，時常因教師身份而對他人振振有辭、好為人師，其實內心非常自卑，「自卑與自傲的多樣組合構成中國現代思想中怨恨心態的基本樣態。」 生了女兒之後這種來自身體能量的自卑心理極度膨脹，莫名的怨恨迅速覆蓋了知識分子對於普通大眾的優越感。身份曾經帶來的優越感被生了女兒這個現實擊穿之後，他對女兒既溺愛又苛刻，骨子裡頭根本不希望她長大，所以給她取名為「女媧」。這裡「女媧」既有女娃的諧音，也有女媧補天的諧義，這是我們民族最古老的寓言，是前男權社會最初的寓言。寓言既是文學敘事也是歷史敘事，它是人類創造意義的一種重要方式，它創造了過去也創造了想像共同體的通道。人類追溯歷史並尋求意義，這是人類的基本追求，也是亘古的困擾。因為人會遺忘，所以需要藉助他人的敘述來確認自己的童年，同樣民族依賴寓言敘事來確認自身起源的歷史。女媧就成了中華民族的象徵。 王中國與女媧的關係不僅是父女關係，也是個人與民族國家的關係的隱喻。在女兒的成長過程中，王中國的佔有慾愈演愈烈，父女之愛和男女之愛的邊界變得漸趨模糊。這種變態的父女之愛集中地表現在吃女兒照片的細節中。「我」偷渡到日本去，途中見證了偷渡的艱險與同胞內心的黑暗，因為不準出現中國的符號，一個偷渡客的護身符被同為中華民族的台灣人強行扔進大海。為了避免女兒照片被毀，也為了與女兒合二為一，我將女兒的照片吞進肚裡，這是一個高度象徵的儀式，王中國以非常抽象的方式完成與女兒的融為一體。在這一刻，具象的父親保護女兒照片不遭侵犯的動作和抽象的國家對民族意識的護衛融合升華，悲壯意味迷漫開來。 可是，就在王中國獨自吃完照片不久，同船偷渡的一位男孩的女朋友被當著他的面強姦，這是意味深長的伏筆。她身穿的紅色風雪衣總是讓「我」聯想起自己的女兒，當然紅色也讓人在潛意識裡聯想起女性貞血的顏色，紅色這種血的象徵終究為她的主人帶來了不堪的命運。「我」這位女兒的父親、和一船的男性同胞一樣怯弱苟且，「我」壓住知識分子的憤怒和「父親」的無奈，在刀子的寒光中以假睡來維護顏面，在心底里暗自哀傷並設想這對小戀人的殘缺未來，女性薄薄的命運被強力打開。女孩被強姦的命運映襯著女媧的未來。 王中國曆九死一生到達了真實的日本，這片1905年曾雲集中國革命青年的土地，西方文化的中轉地，如今既是「我」等夢想發財的地方，又是積聚了民族血仇的現代國家。半個世紀後，戰敗國日本，成為我們現代性想像的參照物，真實的「西方」離我們很遠，無論是時空距離還是文化距離。迷漫的宿怨在偷渡客心中時消時長，大民族主義的自尊與自卑交替隱現。王中國在東京十字街頭的紅綠燈前擁擠人流的整齊步伐中感受到理性的力量，面對他國的先進感到震驚，弱勢民族的悲哀和異鄉人的凄涼接踵而至。他們在這裡不僅受到各種具體的他國的現實制度和文化生活的排斥，也受到共同記憶和民族想像所帶來的傷害，後者在他鄉被放大，要比在國內來得分明和強烈。任何細節都可能被上升到民族國家的高度而被無限放大為復仇。 經過一段東躲西藏的時光之後，「我」開始正視自己的「黑人」身份，嘗試以自己擁有的知識謀生，先是教日本人書法，並從這種古老的「紙上的武術」發現民族文化之間的差異，也從書法的勢——「勢來不可止，勢去不可遏」中慢慢領悟到歷史的偶然性與必然性；在教日本人漢語的過程中「我」更清晰地發現歷史上同一事件的不同命名與闡釋其實暗含著不同的意識形態，民族的立場無所不在且根深蒂固，正如研究殖民文學的英國學者埃默所言：「倘若殖民者的野心是知曉，是吸收同化，是統治，那麼，我們就應該時刻牢記，對於被殖民、被奴役、被束縛於在契約之上的人民來說，即便真有人就殖民過程應如何實行向他們諮詢過，那真實的情況也是迥然不同的——於殖民者的法庭、市政廳和圖書館等說描述的情況都會相去甚遠。」 視點決定敘事面貌，而民族立場使殖民者永遠不會平等地對待被殖民者，同樣地，被殖民者也不可能心平氣和地面對殖民者。《大勢》中，王中國一度試圖在中日之間經營石材賺錢，材料來路已經打通，在面對日本商人高高在上的姿態和蓄意壓低石材價格並懷疑質量時，混合著怨恨和尊嚴的民族情感襲擊著王中國，使他無言地放棄了即將談成的生意。 隨著王中國把女兒辦到日本留學，敘事在更深的層面展開。女媧到達東京的時候，王中國正因身份的不合法躲在魯迅當年學醫的仙台。我托同鄉王國民去接機，並再三囑咐他給女兒單間。王國民是流氓式的人物，他有自己的生存法則，無賴卻有效，他時時懷著一種歷史的債主心態，這也是其他偷渡者意識深處的烙印，他們隨身攜帶這種印痕來為自己的使壞找借口。王國民內心其實並沒有真正的祖國和民族，只有怨恨和暴力，他的眼裡只有金錢。他是偷渡客中的一個小頭目，利用自己的簽證租房然後轉租牟利，並將這塊中國人聚居區命名為「陣地」。我和分別多年的女兒就在這小小的「陣地」相聚，我發現女兒已經長大成人，她的身體美好動人，每時每刻都在輻射青春的芬芳，給「陣地」帶來了慾望騷動。「陣地」總是在提醒我們要衝鋒陷陣，那麼在他國的土地上，這片小小的租來的「陣地」到底要為誰衝鋒陷陣呢？「王女媧」的到來揭開了謎底。「王女媧」一度成為「陣地」男性崇拜的對象，大家將她當成了真正的「女媧」施神聖之禮。現實生活中的「王女媧」被神化了，她在「陣地」成了本民族的象徵，這群背井離鄉的遭受民族歧視的男人將神性的美感、民族的想像和個人的慾望集中到她身上。「她」由王中國的女兒變成了「陣地」的財富，她成了陣地衝鋒陷陣最實在的導火線！女兒是父親的「陣地」，女性是男性的「陣地」。這是由漫長的人類男權歷史積澱而成的潛意識。 「我」已經覺出情慾的氣息和危險，只能拚命打工讓女兒正常上學，女兒也慢慢懂得憐恤父親，那一小段美好幸福的域外時光使我恍然回到了女兒的童年，對女兒全部的佔有讓我欣慰。但是「陣地」里每位男性都對女兒的身體想入非非，雙眼泛著豺狼般綠色的光芒，壓抑的情慾終於得到了具體的臆想對象，已婚的王國民對女媧以「妹妹」相稱，希圖通過語言獲得某種覬覦的合法性。而瘦弱的依寶則趁宿舍無人時到廁所裝鏡子以便偷窺，結果被王國民發現後痛打了一通。依寶從此變得孤立無援，沒過多久便因被日方毆打在極度孤單中死去，陣地上的同胞對這個年輕生命的逝去十分冷漠，這也是民族情感的現實一種。依寶家裡知道消息還未及悲傷就迅速地決定要讓來收屍的依寶弟弟非法呆下來，他還只有15歲，尚未成年就要接過哥哥的道路，重複「沉淪」的命運。濃黑的蒼涼像潮水湧來，迅速覆蓋敞露的傷。 1921年，留日的郁達夫就在《沉淪》中發出了「你快富起來！強起來吧！」的喊叫。這喊叫充滿著弱勢民族的切身的痛苦，被喚為「支那」人和「東亞病夫」的文化自卑情緒始終籠罩著主人公。就像我們總是通過鏡子來整理衣冠一樣，我們無時不是通過他人的眼光來建構「自我」的。《沉淪》中的「我」是一位到日本來留學的青年男子，敏感的我時時感覺被歧視，青春的情慾受到壓抑，只好通過手淫和偷窺來解決。然而，一個弱勢民族的脆弱與自卑，年青的心渴望愛情而不可得，最後從妓女那裡獲得的不是身體的滿足而是心靈的摧殘。知識分子的使命意識又使他無法忍受這種道德上的污濁，最後走到海邊去試圖自盡，一邊發出絕望的呼喊：「祖國呀祖國，我的死是你害死的！」。這聲絕望的叫喊穿過漫漫時光回蕩在我們耳際。這位留日學生的遭遇至今仍然在世界各地循環。
二 民族關係與性別關係的想像
文學世界歷來就有將祖國比喻為母親或女性的傳統。郭沫若曾將祖國比喻為「女郎」，將詩集命名《女神》，這也是對女性生殖和哺育的尊重，對短暫的母系氏族歷史的正視。《大勢》將母子關係置換為父女關係，這吻合了漫長歷史積澱的男權意識。在女兒成長的階段，王中國處心積慮地消除她的性別意識。可是，到日本後，青春讓其女性的身體特徵呼之欲出，而陣地男性的垂涎更觸目驚心地提醒王女媧的性別，這成了王中國的心病。 女媧參加了學校的「地球村合唱團」，「地球村」來自麥克盧漢對信息時代的信息的即時快捷的比喻。就是在這個合唱團，女媧認識了日本青年佐佐木並且相愛，他們試圖穿越20世紀的中日歷史握住彼此的手握住一個世界。王女媧的雙眼泛著初戀的光波，傳遞著情竇初開的消息。我意外地發現了女兒戀愛的秘密，這個沉重的秘密緻命地壓迫著我這個孱弱的父親，男性的恥辱與民族的仇恨夾雜在一起，瘋狂地燃燒。王中國從來渴望獨佔女媧，害怕被人分享她，尤其不願意對方是日本人。面對這種現實，王中國顯示出知識分子的兩面性，軟弱無力和尊嚴互相交戰，一如當年船上面對被強姦的紅風衣的女孩。噩夢重現，而這次他不能後退，只好向王國民求助，得來的是古老的「父母之命」的專制和暴力。 佐佐木卻不顧風險到「陣地」來拜訪「我」。女媧出走，「陣地」全體出動在東京街頭地毯式搜索，第二天早上才在女媧的學校見到女媧。我們找到了女媧的身體卻摸不到女媧的心，於是軟禁、跟蹤等對付敵人的辦法以「愛」的名義派到女兒身上，僅僅為了捍衛父親的權威和獨佔欲。佐佐木甚至請求他的父母遠道到東京來見「我」，「我」和老佐佐木在對20世紀的歷史交談時發生了激烈的爭論，見證了真實的民族衝突，佐佐木的母親雖然努力使交談氣氛變得輕鬆，但當老佐佐木和「我」之間發生真正的話語衝突時，她幾乎是本能地不假思索地維護自己的先生，這也是民族屬性使然。 陷入熱戀的佐佐木仍然渴望以自己的誠意打動「我」，堅持到「陣地」來跪下求婚。於是，女媧和佐佐木的戀愛一事成了催化劑，這群偷渡者連年積攢的憤恨發生了化學作用，他們在佐佐木身上找到了突破口。一對青年男女的戀愛演變成中日的民族問題。弱者的怨恨找到了具體對象，在對佐佐木進行毒打之餘商量著要用掉包計來迫使女媧就範，同時還要以女媧的婚禮錄像讓佐佐木死心。最暴力最專制的結婚騙局在最現代的都市上演，而且有簡訊這種現代科技的支持，現代性的悖謬被展開。 一個叫李思寥的四川留學生被介紹給「我」，他有一個綽號叫「死鳥」，「我」本來以為這只是一個下流的玩笑，卻不料在上洗手間的時候他主動給「我」看他受傷的下體並告訴「我」他在國內致殘的經歷。「我」對女兒有一種變態的佔有慾，這種將女兒物化並據為己有的佔有慾是男權意識的戕害。「我」從不希望女兒的身體被他人進入，所以答應讓李思寥來充當新郎。「我」甚至假裝是佐佐木通過手機簡訊與女兒調情。在正式辦結婚儀式時，李思寥被對女媧心存幻想的王國民借酒打倒在地，並被無情地展示了下體，而「我」這位岳父卻漠然地當起了「看客」，這也是真實的國民性。女兒發現結婚受騙之後離家出走，對父親和「陣地」的失望使她執意地離開父親，投入了佐佐木的懷抱。「陣地」因為警察的介入分崩離析，人去樓空。小頭目王國民被捕入獄，據傳自殺；水仙嫂被迫回到她辦假結婚的日本男人那裡去，其他人則被遣送回國。 「我」又回仙台去躲避，途中我遇見了各式各樣的人一起探討中日民族的關係問題。早在20世紀初，以孫中山為代表的仁人志士就開始東渡日本尋求救國濟世的藥方。漫漫的近代史一直與日本深深地糾纏著，文化上的源流關係也被不斷修正。仙台越過日本的其他城市名稱出現在我們的視野中是因為魯迅，那篇入選教材的散文《藤野先生》。仙台，是看幻燈片的地方，是他因此決定棄醫從文的地方，是我們偉大的「民族魂」覺醒的地方：
有時我常常想：他的對於我的熱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誨，小而言之，是為中國，就是希望中國有新的醫學；大而言之，是為學術，就是希望新的醫學傳到中國去。他的性格，在我的眼裡和心裡是偉大的，雖然他的姓名並不為許多人所知道。
這就是魯迅對於日本一位默默無聞的老師的懷念。在我中學課文讀到這段時我一直納悶，「希望中國有新的醫學」和「希望新的醫學傳到中國去」有什麼分別呢？更重要的是我對他這種「小」和「大」的排次頗為不解，從小我們就被民族英雄黃繼光、董存瑞的事迹和內蘊的民族主義情結所熏陶，可是在中國現代文學奠基人魯迅先生這裡怎麼會認為中國「小」反而學術「大」呢？這個困擾一直盤桓在我心頭，如今我才深切地意識到自己已在不知不覺中站到民族主義立場來看待魯迅，而魯迅的偉大正在於他的超越，他超越了「五四」超越了狹隘的民族立場，時時努力以全人類的視野來對待審視中華民族審視自身。 從《葯》開始，魯迅就在為這個弱勢民族尋找良「葯」。然而，人血饅頭救不了華小栓的命，革命者的血白流了，不被廣大民眾理解的革命救不了中華民族。知識分子一廂情願的革命不是一個積弱成疾的「華夏」民族的解藥，「鐵屋子」里愚昧麻木的國民並沒有就此驚醒。魯迅全部的創作都在試圖描畫出這個弱勢民族孱弱而傲慢的靈魂。兇手（「殺人」）和幫凶（看客）像夢靨似的纏繞著魯迅關於現代民族國家的想像。現代性的曠野荊棘密布。 「由於西方列國的殖民擴展，不僅傳統的精神帝國（所謂『天朝』）的政治統治面臨危機，而且傳統的精神價值理念和制度理念的正當性亦遭到質疑。中國士大夫和新興知識人面臨具有高度文化理念和強勢政治制度的異族入侵，這種同時夾帶著文化理念和政治制度的異族入侵在中國並不乏異族入侵的歷史上還是第一回。所謂『中國問題』——中國何以能富強，中國文化精神和政教制度何以能繼續生存，是在與西方的社會制度和文化理念的民族性生存比較中提出的關涉中國之生死存亡的大問題，它成為現代漢語思想的基本語境。」 整個20世紀，我們在現代性的追求上艱難行進，留下斑斑血跡。即便消費社會試圖將我們從歷史中抽身而出改造陳消費者這個統一的身份，民族意識依然通過各種途徑積澱下來，看似白紙的年輕一代早已在無意識中接受了民族情感，安德森認為對小說等出版物的閱讀是想像共同體建構基礎。女媧最終在日本這片國土上，尤其是在與佐佐木這個異族伴侶的交往經驗中感受到民族文化的巨大隔閡，尤其是強勢文化的壓迫，而這種隔閡與壓抑不是單純的一己之愛可以彌補得了的。「女媧」可以補天，卻被這種現實的無力感和民族弱勢帶來的潰敗感所擊中。王中國與佐佐木父母的會面演變成一場讖語，橫亘在王女媧與佐佐木的愛情中，像魑魅一樣隨時顯形，他們不能在彼此的愛情中安生，她的身體嘗到了強姦的屈辱味道，也嘗到了弱勢者的怨恨。王中國的死亡也不能拯救王女媧的愛情，她的愛情死於民族情感之中，死於民族歷史的敘述之中。儘管這種民族情感更多地是私慾的激發，有虛假甚至虛偽的情分，但它干擾著現實。民族想像和民族身份是一個嚴酷的事實。「陣地上」的人對待日本的索債姿態和已定居的老移民們對待同胞的態度，都是打著民族主義的旗號進行的，而實質則是為了滿足私慾。而私慾是與金錢這一「世俗之神」的壟斷密不可分的。因為金錢的支撐，並無性慾驅使的王中國去嫖妓。他在日本妓女那裡獲得是一種變相的滿足，與其說滿足的是雄性的身體不如說是民族征服心理。金錢變相地給人強勢的想像和虛榮心的滿足。 在《大勢》中，陳希我通過寓言寫作的方式將現代民族-國家的想像落實了，在男女關係這種充滿壓迫與奴役的關係中重新注入了歷史意識和民族精神，而這種歷史意識一度因市場的宰制力量被抽離。性慾，作為文明的壓抑，對它的敘述本身具有革命性的意義。因為「交媾從來不在真空中進行；儘管它本身是一種生物的和肉體的行為，卻植根於人類活動大環境的最深處，從而是文化所認可的各種態度和價值觀的集中表現。」 恩格斯在私有制的起源過程中考察了兩性關係，認為最為普遍的家庭就是女性受壓迫的場所，帕特曼在此基礎上發現兩性關係是人類其他一切關係的基礎，「婚姻關係是一種按性別進行勞動分工的關係，是從私人家庭延伸到資本主義市場的公共領域的從屬關係。」 文本中佐佐木對王女媧的身體佔有既有性別權力，也有民族意味。
在《大勢》結尾的部分——被質疑其結構完整性的地方——陳希我以獨特的方式邀請魯迅重新進入新世紀，並督促我們認真對待「五四」的遺產，這是當下諸多作家所斷然迴避的。陳希我注意到在現代性的追求中民族主義的抬頭，同時又闡釋了民族主義的豐富性及其悖反。《大勢》寫出了快背後的痛，虐底下的戀以及痛裹著的愛，個人感情和民族情感交織在一起的複雜性、微妙性一一呈現。王中國對王女媧的愛超越了單純的父女之愛和男女之愛，是一個人對民族的愛，是大愛，是知道了這個民族歷史的黑暗、痛楚和寒冷之後依然深深的忍耐的激情。敘事者始終敏銳地感覺到現實的缺陷仍然擁抱它，「誰逃避痛苦，就不再願意去愛。愛者必須由於感覺到缺陷，始終露出傷口。」 「王中國」正是這樣一位愛者，他死在王女媧的刀下，「始終露出傷口。」 陳希我願意在寫作中承擔痛苦，他選擇第一人稱「我」來敘事，王中國和「陣地」上這群偷渡客對中國的抱怨承繼了郁達夫當年絕望的叫喊。在這種「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裡頭，是無論如何也不能剝離的民族情感，這種情感與生俱來、至死不渝，恰如王中國對王女媧的愛。民族情感與民族歷史一道延綿，歷史如何延伸並左右著今天，如何與今天搏鬥併流向未來，這是《大勢》推到前台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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