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寶林：陳獨秀一生，什麼時候最窩囊？

作為上世紀中國啟蒙運動的先行者，新文化和新思想的傳播者，陳獨秀對於專制的毒害顯然比其他人更為敏感。在擔任總書記期間，蘇聯對陳獨秀的遙控指揮顯然毫無民主可言。

文 | 張弘

陳獨秀是一個充滿爭議的人物。從五四運動的領導者，到中國共產黨的締造者，從中共中央首任總書記，到被開除出黨，又成為托派領袖，晚年又離開托派，走向民主……最終，他在貧困與孤獨中離世。多年來，由於陳獨秀研究所存在的種種限制，其真實經歷和人生歷程並不為人所熟知。近年有關陳獨秀的研究逐漸加強，唐寶林先生功不可沒。而他集陳獨秀研究之大成的著作《陳獨秀全傳》，無疑是這一領域裡程碑式的作品。另一方面，由於史料的有限，有關陳獨秀的研究還存在諸多難題，而本書並未完全解決。這些或許難以「畢其功於一役」。

史料收集不做第二人想

唐寶林長期致力於陳獨秀研究和「正名」工作，在有關陳獨秀史料的收集上，確實不作第二人想。迄今為止，他是極少數看過陳獨秀後期成立和加入托派組織之後檔案的研究者。另一個鮮明的例子是，《陳獨秀全傳》港版出版時約70多萬字，而此次出版的內地中文簡體版近100萬字，增補的內容包括：陳獨秀本身的弱點；1938年康生誣衊陳獨秀為「漢奸」，在海外遭到抵制；1915年陳獨秀創辦《新青年》前，曾因「生機斷絕」，不得不離別妻子高君曼約一年多，到東京襄助章士釗編輯《甲寅》雜誌，高在此期間所寫的二十首詩等等。

數十年研究，多番遭受不公正對待，可以想見，唐寶林先生心中所蘊藏的不平之氣。而這種「憋氣」，在《陳獨秀全傳》的字裡行間痕迹明顯。在我看來，唐寶林先生從選擇陳獨秀研究開始，對於陳獨秀遭受的冤屈和種種不實之詞，一直頗有不平。他的研究，既有還原歷史的主觀願望，也有「洗污」和「正名」出氣之欲。他反覆強調，陳獨秀晚年追求的，是與五四時期不同的「更高的民主」，顯然又蘊含著古為今用的現實關照。

另一方面，唐寶林自身的研究和寫作，這些年來多方受阻。無論是他實際主持的陳獨秀研究會，還是出版會刊《陳獨秀研究動態》，均遭遇很多阻力，陳獨秀研究會更是於2003年被取締。他研究陳獨秀著作的出版，更是一波三折。因此，他研究陳獨秀的過程本身，也是一個從憋氣到出氣的過程。因此，經過刪改和增訂的內地版《陳獨秀全傳》，有強烈的時代烙印。

「陳獨秀時代」難以自圓其說

唐寶林對於陳獨秀的歷史價值認識極其深刻。尤其是領導五四運動和創建中國共產黨這兩件意義重大的歷史事件。《陳獨秀全傳》中，作者對於陳獨秀的這兩項事迹有著詳實的闡述。前者主要涉及陳獨秀以《新青年》雜誌為陣地，傳播新文化和新思想，與胡適一起發起白話文運動，成為五四運動領袖。後者主要涉及他離開北大後，受維經斯基影響，從啟蒙思想轉向俄國的列寧主義。

唐寶林先生認為，從中國革命史的角度觀察，從1894年興中會成立到1914年反袁鬥爭失敗，可以稱為「孫中山時代」；從1927年建立井岡山根據地到1949年奪取大陸政權，可稱為「毛澤東時代」；而在這兩個時代之間，即從1915年到1927年，則可稱為「陳獨秀時代」。

在我看來，這種劃分難以自圓其說。其中最為明顯的是，孫中山和毛澤東都是掌握軍隊的實力人物和政治人物，支撐他們的，既有意識形態的革命主張(軟實力)，更重要的是手掌兵權的硬實力。1915年到1927年的陳獨秀，儘管有著巨大的文化影響力，但硬實力與孫中山和毛澤東均無法相提並論。唐先生所說的這12年，乃是段祺瑞、吳佩孚等人稱雄之時，稱之為北洋時代無疑更為準確。研究者對研究對象因產生深厚感情導致推舉過甚的心情可以理解，但立說持重、冷靜和客觀，當是每一個研究者所必需。

唐寶林先生認為，陳獨秀一生追求民主，其歷程是「民主→專政→更高的民主」。在他看來，陳因相信列寧主義說的「無產階級專政」即多數人的民主，比資產階級民主「高百萬倍」，才接受無產階級專政理論，並為之而奮鬥了16年(1920-1936)。當他看到無產階級專政被斯大林造成無數觸目驚心的反人類罪惡時，他猛然醒悟堅決反對一切獨裁製，主張徹底的民主化。所以，他的根深蒂固的民主思想，使他誤入了列寧主義，又使他與提倡無產階級專政的列寧主義決裂。因為他把無產階級專政誤作「無產階級民主」。

對比陳獨秀在《新青年》上宣揚民主與科學，反對封建專制的文章，以及《陳獨秀全傳》中，陳獨秀在擔任總書記時的種種情狀，書中支持唐先生這一觀點的敘述和分析明顯不足。一方面，此時的中共缺乏獨立性，只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東方支部，在經濟上有賴於蘇聯的支持。因此，陳獨秀對蘇聯的遙控指揮可謂言聽計從。另一方面，限於嚴格的紀律，陳獨秀又不能把這些不符合中國革命實際情況的命令系來自蘇聯的實情告訴其他人。按照唐寶林先生的說法，這是他最窩囊的時候。

作為上世紀中國啟蒙運動的先行者，新文化和新思想的傳播者，陳獨秀對於專制的毒害顯然比其他人更為敏感。在擔任總書記期間，蘇聯對陳獨秀及中共的遙控指揮顯然毫無民主可言。如果陳獨秀「只是接受了列寧的思路，以階級分析的方法看待民主，追求真正的民主和更廣大的民主，也就是屬於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民主」，那麼，陳獨秀此時受到的「夾板氣」又當如何解釋？當他一面對於蘇聯粗暴、專橫的壓力唯唯諾諾，同時對下級頤指氣使之時，他難道沒有對於民主的反思嗎？

正如學者王奇生所說，對於1920年5-9月間，陳獨秀從啟蒙思想轉向列寧主義，《陳獨秀全傳》注意到，俄共代表維經斯基於1920年5月到上海，滯留到1921年1月回國，在此期間，陳獨秀與維經斯基的密切接觸與交往，對陳獨秀的思想轉變起了催化劑和轉折點的作用。「遺憾的是，對陳獨秀與維經斯基接觸交往的具體細節與思想傳遞的心路歷程，至今缺乏直接的史料來呈現，只能作合理的推斷。」

兩次突變還可推進

在我看來，這一「合理的推斷」還可更進一步——— 陳獨秀從啟蒙思想轉向列寧主義，除了其缺乏理論基礎以及性格因素之外，作為「經濟人」的一面，也是重要因素。遺憾的是，唐寶林在書中並未論及於此。

正如唐寶林在書中所述，進入北大之前的陳獨秀，很多時間顛沛流離，在經濟上一直很拮据。「甚至如陳獨秀所說到1914年發展到『靜待餓死』的程度。在這種情況下，陳獨秀不得不離開妻子和四個兒女(陳延年、陳喬年和高君曼所生的陳子美、陳鶴年)，隻身到日本去襄助章士釗編輯《甲寅》。」1915年6月回國，在安徽出版家陳子佩、陳子壽兄弟的支持下，於9月15日創刊《青年雜誌》，1917年改名為《新青年》。

進入北大擔任文科學長之前，陳獨秀對前妻生的兩個兒子極為薄情。按照唐先生的解釋，這是因為陳獨秀要培養兒子堅強的意志，強壯的身體和吃苦耐勞的精神。縱觀陳獨秀的人生旅程，其家庭觀念和對家人的責任感一直很淡薄。除了這些因素之外，陳獨秀這段時間財力有限，或許也是其對兩個兒子「無情」的因素之一。

陳獨秀辭去教職，到上海發起成立共產黨，主觀上固然有著探索救國之道的崇高理想和犧牲精神，但是，經濟來源斷絕顯然也是其所以然的重要因素。此時的蘇聯，因為向歐洲輸出共產革命嚴重受挫，因此轉向了東方。為此，維經斯基帶來了輸出革命所需要的資金，這對剛剛失去北大教職、每月少了幾百大洋的陳獨秀來說，無疑也是原因之一。縱使陳獨秀心懷投身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宏大抱負，不怕拋頭顱、灑熱血，願意為之奮鬥終身，但是，現實的一面卻是，沒有錢顯然無法鬧革命。對此時的陳獨秀而言，既可以追求比資本主義「高百萬倍」的無產階級民主，同時解決了就業和收入問題，可謂一舉三得。

及至晚年，陳獨秀思想再次發生突變，唐寶林先生的描述是，從列寧主義轉而追求「更高的民主」。對於陳獨秀晚年思想突變的原因，唐寶林先生認為有兩點：一是1932-1937年的牢獄生涯，可能使陳獨秀重新冷靜思考；二是抗戰初期出獄之後，陳獨秀與一批民主自由主義人士有較為密切的交往。

在我看來，還有更深的因素，唐先生未曾論及。

首先，五四時期的陳獨秀因為思想啟蒙，以《新青年》為陣地，高舉民主與科學的大旗，獲得了巨大的影響力。但是，這種影響力的性質是隱而不彰。1919年6月，陳因為散發傳單而入獄，也只能靠著老朋友的奔走和各方的呼籲才得以脫身。

而陳獨秀創建中國共產黨，並擔任總書記，才真正完成了從文化人到政治人的角色轉換。顯然，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而且有蘇聯作為堅實的後盾，無論是在政治地位還是權力的掌握上，都非此前所能比擬。從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到1927年成為大革命失敗的替罪羊被免職這段時間，陳獨秀對於蘇聯的意見理解的要服從，不理解的也要服從，到最後在中共黨內威信掃地。

正如唐寶林先生在書中所言，在對待國共兩黨關係的過程中，蘇聯考慮最多的，還是其本身的利益。蘇聯對待陳獨秀和中共的態度，毫無民主可言，有的只是「太上皇」般的壓制和專橫。按照常理推測，在這幾年的時間裡，身為總書記的陳獨秀，難道沒有認識到斯大林的專橫和蘇聯的野蠻嗎？他難道沒有想過，自己從事的事業，與五四時期所宣揚的民主與科學的觀念背道而馳嗎？答案顯然不言自明。但是，陳獨秀為什麼這段時間沒有反省，總書記被免職以後，又轉向了托洛茨基主義？

作為中共創始人，陳獨秀無疑有著遠大的理想和濟世之心。由於活動經費有限且大部分來自於蘇聯，如書中所述，他過著較為清貧的生活。但是，作為中共中央總書記的陳獨秀，其政治地位卻極為尊榮，黨內同志也都對他極為尊重。而他政治地位和權力的獲得，都是因為蘇聯的支持和扶植。正因為如此，在總書記任內，他可以領受夾板氣。到1927年被當做替罪羊拋出，顯然不是他所能預料到的結果。

與唐先生「誤信列寧主義」的說法相比，從「經濟人」的角度考量陳獨秀的選擇，無疑更具解釋力。事實上，唐先生在本書837頁對此也有體會：當時陳鍾凡推薦陳獨秀到武漢大學教書，被他拒絕。唐先生的解釋是，首先，過去離開北京大學時所受到的同行們的恥辱揮之不去。「二是幾十年已經習慣於搞政黨革命和革命運動，當領袖，受人敬仰，怎麼能適應去當一個教書匠？」

轉向托派之後，陳獨秀顯然不無東山再起的意圖。然而，流亡的托洛茨基顯然無法提供和蘇聯同樣的支持——— 尤其是資金的來源上。縱觀中國托派從未停息的內訌後來演出的種種鬧劇，都僅僅限於百十來號人和極小的圈子之內，從未形成太大的影響。而陳獨秀與托派決裂，與其成為托派領袖後一直深陷內部紛爭，而且托派在政治上毫無作為和號召力顯然不無關係。

在我看來，陳獨秀晚年思想的突變，更深的因素還是出於其自身的慘痛教訓和經歷。在總書記任上且有切身體會之時，陳並沒有追求「更高的民主」；深陷托派小團體而未至決裂之時，陳同樣沒有追求「更高的民主」。直到其政治生命基本宣告終止並絕望之後，陳漂泊江津，生活困頓，遠離人際關係複雜的政治糾紛，才徹底思考民主的本質。

敘述邏輯的衝突

王明、胡喬木等人給陳獨秀扣了十頂帽子：機會主義二次革命論、右傾機會主義、右傾投降主義路線、、托陳取消派、反蘇、反共產國際、反黨、反革命、漢奸、叛徒。對此，唐寶林一一辨析，認為大部分都屬於子虛烏有。然而，在這種辯護的過程中，唐寶林先生多處出現了敘述邏輯的衝突，大大違背了歷史學家的基本立場，且難以自圓其說。

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那樣，蘇聯在對待國共兩黨的政策和關係處理上，首先維護的是蘇聯自身的利益。無論是中國對日本的外交關係，還是共產黨和國民黨之間的關係，都必須服從這一點。唐寶林在本書497頁說，國民革命時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蘇聯總想在中國建立「蘇維埃中國」式的「友好鄰邦」———「紅色殖民地」。而斯大林則明確宣稱，對蔣介石只是利用，最後要把蔣介石「像一隻榨乾了的檸檬似的丟掉它」(441頁)。而後來的事實卻是，蔣介石對蘇聯「反利用」，利用莫斯科的金錢和武器強大之後，發動了「四·一二」政變。

在此過程中，唐寶林先生站在陳獨秀的立場，一味為其辯護，出現了明顯的敘述邏輯衝突。正如書中所敘，中國共產黨在與蔣介石合作時，一直想爭取革命的領導權和主導權。唐先生對此合作，喻之為「共產黨成為國民黨苦力」。作為軍事強人和政治強人的蔣介石，顯然不可能甘心居人之下，他也決不可能充當斯大林的傀儡。在蔣看來，共產黨猶如鑽進鐵扇公主肚子里的孫悟空，已經尾大不掉，因此走向了反共。就這場政治角逐而言，三方各有所需，且利益相互排斥。而唐寶林先生敘述邏輯的衝突在於，當他一味站在陳獨秀的立場為其辯護時，已經明顯違背了歷史學家的客觀立場。

縱觀書中所述，斯大林、托洛茨基等人的激進，只是次序和程度上的區別而並無本質上的差異，但唐先生並未就此結合陳獨秀的作為進行辨析和反思。例如，本書498頁提到，湖北省農民協會秘書長陸沉，在當時就對維經斯基說，農民反對土豪劣紳，「常常發生私自審判、處決豪紳的事件。在陽新縣處死了45名紳士，部分是農民處死的，部分是農民交給縣當局，在農民壓力下由縣當局處死的。」北伐軍在與北洋軍閥浴血奮戰時，工農群眾卻在革其家屬的命。著名學者陶希聖因為不滿武漢工會、農會幾次濫殺無辜農民的做法，被農會捕走，險些喪命。幸虧陳獨秀得到施存統報告，下令釋放……這些史實，理當引發作者對於革命的深刻反思，遺憾的是，本書並未做到。

在我看來，唐寶林先生未能超越近現代以來的革命史敘事框架，未能在歷史觀上與時俱進，真正恢復到史家立場。這種立場分明且入局太深的介入式寫作，使得作者顯示出「只因身在此山中」的限制，大大局限了本書價值。

除此之外，在《陳獨秀全傳》的寫作和結構上，唐寶林先生不注重敘事，只顧著對陳獨秀與其他人的主義之爭和思想脈絡進行辨析，然後做出自己的是非判斷，這使得本書讀來沉悶而枯燥。尤其是本書後半部分，陳獨秀與托派小團體的糾葛，對於時政大局幾乎沒有影響，完全可以大大簡化。

在我看來，如果瞿秋白是書生誤入政壇而失敗的例子，那麼陳獨秀也屬此列。五四成全了他文化巨人的重要地位，而從政只是釀造了一個悲情的革命者和「終身的反對派」。唐寶林先生的專著，是目前最為權威的專著，也是陳獨秀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但是，我更期待後來者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