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人則河圖洛書畫八卦考

2012-06-11翟玉忠摘要：「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聖人則河圖、洛書畫八卦，主要體現為以下三個方面：河圖洛書中的陰陽觀念在易經中以陰陽爻的形式作了符號化的表達；洛書中的四時八節直接催生了四象八卦觀念的形成；河圖洛書中的數理影響了易經數理，《周易》蓍策數五十五就直接取自河圖。北宋河圖、洛書的圖形傳出以後，易學家們普遍認為它們是八卦的來源，並以河圖、洛書配先天、後天八卦來說明這種關係。這對於闡發易經數理具有重要的意義，但對於解釋河圖、洛書與八卦的關係卻意義不大。事實上，《周易-繫辭上》上只是說：「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並沒有說古代聖賢是根據河圖、洛書而畫八卦的；在這個問題上，唐代孔穎達在《周易正義》中引前人含糊的言說，未有發明。上面說：「『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者，如鄭康成之義，則《春秋緯》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龍圖發，洛龜書感。《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孔安國以為《河圖》則八卦是也，《洛書》則九疇是也。」同陰陽五行說一樣，八卦理論是由卦名、卦象、卦位、卦畫等諸多要素組成的複雜理論模型，用以從整體上說明宇宙萬物動態的變易規律，其理論完成以《易傳》的形成為標誌。這一複雜的理論模型與河圖洛書到底有何關係呢？今天，根據民族調查資料及考古資料，再與古籍資料相參，我們基本能夠確定二者的關係主要包括三個方面：河圖洛書中的陰陽觀念在易經中以陰陽爻的形式作了符號化的表達；洛書中的四時八節直接催生了四象八卦觀念的形成；河圖洛書中的數理影響了易經數理，《周易》蓍策數五十五就直接取自河圖。茲分述如下——一、從陰陽觀念到陰陽符號單獨看「陰、陽」兩個概念，它們在西周時期仍然具體地指向陽與背陽之處。所以筆者也同諸多學人一樣認為哲理化的陰陽觀念，即陰陽作為中國文化中最典型的象始於東周時期。（參閱拙著《道法中國——二十一世紀中華文明的復興》，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年11月，第147頁。 ）我們細讀《易經》，亦不難發現，成書較早的卦辭、爻辭中是不見「陰陽」兩字的，只是到了東周，解易的十翼中才突出了陰陽觀念。」錢穆在《〈易傳〉與小戴〈禮記〉中之宇宙論》一文中這樣寫道：「《周易》上、下經，本不言『陰陽』，十傳始言『陰陽』」（錢穆：《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卷二，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8年，第29頁。）但在研究河圖洛書的起源時，筆者發現，一萬年前中國先民就有了明確的陰陽觀念。河圖表達的上古陰陽五行十月曆，相鄰的兩個月（亦是數）是有陰陽、剛柔之分的。洛書表達的四時八節，相鄰的節氣也是陰陽相間，並用黑白點來表達這種觀念。（參閱筆者草根網博客）。如果說聖人則河圖洛書畫八卦，首先取法的顯然就是河圖、洛書中最明確的象——陰與陽。「《易》以道陰陽」，陰陽是易經哲理的根本。1973年長沙馬王堆西漢墓出土的《帛書周易-易之義》開篇便引孔子言曰：「《易》之義誰（通「唯」——筆者注）陰與陽，六畫而成章。曲句焉柔，正直焉剛。六剛無柔，是謂大陽，此天之義也……六柔無剛，此地之義。天地相銜，氣味相取，陰陽流刑，剛柔成章。」這段話大意是說，整部《周易》的全部意義就在於陰柔與陽剛，陰陽六畫組成一個完整的六十四卦的系統。彎曲而又斷開的符號代表陰柔，規規矩矩畫上一橫畫的代表陽剛。六爻都是陽剛而沒有陰柔的卦，就叫做大陽卦，這是代表天的意義……六爻都是陰柔沒有陽剛的卦，就叫做大陰卦，這是代表地的意義。天與地陰陽互補，陽剛之氣與陰柔之氣相互聚合，陰氣與陽氣大化流行，剛爻與柔爻交互組合成卦圖。另據《帛書周易-要》，易的陰陽之象取自與曆法緊密相關的天文。上面說：「故《易》又（通「有」——筆者注）天道焉，而不可以日月生辰盡稱也，故為之以陰陽。」通行本《周易？繫辭上》也說：「陰陽之義配日月。」值得指出的是，中國文化中最重要的陰陽之象不是靜態的，而是動態的。通行本《易經-繫辭上》上說：「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這裡的「一」本身就是對動態的描述，是講對立面的互相依存和互相轉化。所以《帛書周易-繆和》進一步說：「凡天之道，壹陰壹陽，壹短壹長，壹晦壹明。」《易經-繫辭上》也說：「日月運行，一寒一暑。」陰陽之象也不是二元對立的，而是相生相剋的，二者間具有多維複雜的動態關係。要知道，八卦作為一陰一陽更為繁複的符號化表達，一個卦與另一卦完全對立的情況只佔八分之一。張延生教授進一步指出：「事物間的完全『對立』的現象與規律，按『易理』與『易卦』規律認為，它們只是占『對應』現象與規律中的八分之一（64卦中，完全對稱、互補的卦，只有8種『無反有對』的卦）。也就是說，用『對立』的概念與現象來認識宇宙，即使達到了完全『對立統一』的結果，其最多也只能認識到宇宙中八分之一事物的規律。這也是當今科學方法完全以絕對對稱、絕對互補的事物作為認識世界一切事物的基礎與出發點的缺憾。因為絕對對稱、絕對互補的事物基本用線性方法就可以得以表述，而那些非絕對對稱、非絕對互補的事物間的複雜性現象及本質規律，是完全靠線性的表述功能所無法予以充分正確及準確地表述的。」（張延生：《易理數理》[一]，團結出版社，2009年1月，第446頁。）難怪中國先哲稱二元對立思維為「兩末之議」，並從根本上加以否定。因為宇宙本身就是一個複雜的巨系統，在甜與苦、黑與白、善與惡、美與丑這類二元對立的概念中間，有太多複雜的因素存在，比如除了黑與白，別忘了世間萬物本是五顏六色的。所以《韓非子-難勢第四十》評論說：「駕車，不用王良，就一定要讓奴僕們把事辦糟；治理國家，不用堯、舜，就一定要讓桀、紂把國家搞亂。這就好比品味，不是蜜糖，就一定是苦菜。這就是堆砌言辭，違背常理，而趨於極端化的理論！」（原文：且御，非使王良也，則必使臧獲敗之；治，非使堯、舜也，則必使桀、紂亂之。此味非飴蜜也，必苦萊、亭歷也。此則積辯累辭，離理失術，兩未之議也。）誠如張延生先生所說，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西方人文學術習慣於用二元對立概念描述經濟、政治這類複雜的現象，才使其理論在形式上越來越完美的同時，離現實卻越來越遠，直至與現實完全脫節。特別是在經濟學領域，2000年7月，法國爆發了著名的「經濟學革新運動」，法國經濟系學生認為在經濟學課程表中居支配地位的新古典理論及其方法是基於狹隘的視野而沒有能力與其他人交流，只是做離群索居自我封閉的思索，只能集中於自身的智力遊戲之中，並把數學本身當成追求的目標。他們呼籲：經濟學脫離虛構的世界，尋求一種適於分析對象複雜性的多元化方法，更多的關注具體的經濟現實。中國文化中用於描述複雜現象的陰陽觀念起源極早，流源極遠。同在馬王堆西漢墓出土的《黃帝四經-稱》中，作者用陰陽大象概括了天道人倫的諸多事物，並指出了二類事物的行事原則，其對中國文化影響力所及，甚大甚深。上面說：「凡論，必以陰陽囗（「囗」為出土時缺失字，下同——筆者注）大義。天陽地陰。春陽秋陰，夏陽冬陰。晝陽夜陰。大國陽，小國陰。重國陽，輕國陰。有事陽，而無事陰。信（通「伸」——筆者注）者陽，而屈者陰。主陽，臣陰。上陽，下陰。男陽，〔女陰〕（〔〕中字據文義補入，下同——筆者注）。〔父〕陽，〔子〕陰。兄陽，弟陰。長陽，少〔陰〕。貴〔陽〕，賤陰。達陽，窮陰。取（同「娶」——筆者注）婦姓（同「生」——筆者注）子陽，有喪陰。制人者陽，制於人者陰。客陽，主人陰。師陽，役陰。言陽，黑（通「默」——筆者注）陰。予陽，受陰，諸陽者法天。天貴正，過正曰詭囗囗囗囗祭乃反。諸陰者法地，地〔之〕德，安徐正靜，柔節先定，貴予不爭。」從中華文化的某些層面，我們還能看到陰陽觀念的最初形態。比如與中華文明有深厚淵源的彝族，他們就習慣於用更形象的「公母」來表達原始陰陽觀念。王天璽、李國文兩位先生曾經注意到：「彝語支各民族，如納西、拉祜、哈尼、傈僳、白、基諾等，在她們的原始語言里保存著一個共同現象，即把人類及其萬物的存在劃分為同一而又對立的兩半——一公一母。」（王天璽 李國文：《先民的智慧——彝族古代哲學》，雲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10月。第32頁。）劉堯漢教授在其《彝族文化研究叢書》（總序）中更為具體的指出：「彝語支母系制摩梭人和父系氏族制彝族，都保留了原始的萬物雌雄觀；除禽獸和人，雌是雌、雄是雄之外；對於自然現象如：星星、雲朵、山、石、岩穴、溪流、樹木，及人造物如：房屋、罐、碗、盆、鍋、槽、斧，等等，均按其形體相對大小，凡大者為雌，小者為雄。雲南哀牢山彝族的一個祖靈葫蘆里包容一雌一雄（即祖母和祖父、曾祖母和曾祖父）。在時間上，一年十個月，雙月為雌，單月為雄。」（盧央：《彝族星占學》，雲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3月，總序第25頁。）令人感到不可思議的是，《詩緯-推度災》中曾明確指出：「陽本為雄，陰本為雌。」（《太平御覽》卷一所引《詩緯》佚文。）難道漢人仍然知曉陰陽觀念的早期源頭？！而《周易》中亦有「以大小代稱陰陽」的情況，這是台灣中央大學中文所教授胡自逢先生經仔細考證《周易》經文後發現的。他進而指出：「今四川、重慶（古巴子國）民間欲呼日為『大太陽』，月為二太陽，仍有大小之別。川北儀龍縣，將軍山上有寨門二座，其大者曰『男寨門『，小者曰『女寨門』，男女，亦陰陽之代稱。古語本雅言而保存於方言之中至多。此其一例，後人以十翼昌言陰陽，經文則無，竟謂陰陽之思想晚出（在戰國以後），不知古不名陰陽，直呼為大小耳，其思想遠古固已有之，英國史學家湯因比，謂中國陰陽文化之根較世界其他文化早熟兩萬多年，確有所見。」（胡自逢：《周易經文研究》，收入劉大鈞主編《大易集述》，巴蜀書社，1998年10月。）儘管從形式上講，陰陽爻卦畫在4500至6400年前在大汶口文化中就已經出現（如圖一），但目前學界普遍認為，《易經》陰陽觀念的符號形態陰陽爻演化自新石器時代數卜法產生的筮數，經夏商周，在漢代逐步定型為今天的形式——這能從考古資料中得到堅實的支持。當然，易理中的陰陽觀念早已經產生，並以數字的奇、偶表達。上海社會科學院的周山研究員在談到殷商數字卦中三併入一（類）中，二、四併入六（類）中的現象時總結說：「我們可以看到當時的先人對於數字卦中的各個數字所代表的具體數目，並不在意，但是對它們是奇數還是偶數卻十分重視。由此可見，奇、偶和陰、陽觀念，這時候已經在先人們的思維實踐中佔有極其重要的位置。」（周山：《周易文化論》，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6月，第8頁。）

圖一：新石器時代大汶口文化象牙梳，1959年出土于山東泰安大汶口，現收藏在中國國家博物館。這把象牙梳背厚齒薄，約17厘米長，頂端有四個小缺口，其下透雕三個圓孔，梳身中部用平行的三行條孔組成類似「S」形的透雕裝飾，內填T字形花紋，在「S」字形裝飾的左右兩側刻出對稱的三個條孔，上方刻有一道條孔，構成了一個長方形的裝飾畫面，條孔為刻具一次刻成。象牙梳的下端有15個細密的梳齒。通過對西南少數民族殘存的諸多數卜法的考察，我們能更清晰地理解從原始的數卜奇偶數向數字卦再向陰陽爻轉化的漫長歷史進程。汪寧生在《考古》1976年第4期發表的《八卦起源》中，介紹了彝族巫師的「雷夫孜」的數卜法，其具體過程如下：彝族巫師取細竹或草桿一束，握於左手，右手隨意分去一部分，看左手所余之數是奇是偶。如此運籌三次，即可得出三個數字。有時不用細竹或草桿，而用一根木片，以小刀在木片上隨意刻劃許多痕迹，再將木片分作三個相等的部分，看每部分刻痕的多少，也可得出三個數字。然後，巫師根據這三個數是奇是偶及其先後次序，來判斷械鬥、婚喪，出行等事的勝敗吉凶。 「雷夫孜」數卜法將數分為奇偶兩種，而卜必三次，其排列組合只會有八種可能，即：①奇奇奇；②偶偶偶；③奇偶偶；④偶奇奇；⑤奇偶奇；⑥偶奇偶；⑦奇奇偶；⑧偶偶奇。這顯然就是八卦的基本數理形態。汪寧生先生由是得出結論是：「陰陽兩爻是古代巫師舉行筮法時用來表示奇數和偶數的符號，八卦則是三個奇偶數的排列組合。」（汪寧生：《民族考古學論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1月，第150頁。）從河圖洛書及數卜中的奇偶數到陰陽爻卦畫，陰陽觀念符號化標誌著中國陰陽觀念的成熟。從兵學到中國古典經濟學輕重之術，陰陽大象成為描述經濟、軍事這類複雜系統的基礎。這種學術路線比西方建立在二元對立的抽象概念之上的相關學術更為精確，更具有實用性。筆者在研究輕重之術時深切地感到了這一點，感興趣的朋友可以參閱拙著《國富策：中國古典經濟思想及其三十六計》（中國友誼出版公司，2010年1月出版）。至於後來有「天下第一圖」之稱的陰陽魚太極圖，實際上只是陰陽觀念更為藝術化的表達，更不比北宋周敦頤傳出的太極圖富有哲學意義（如圖二）。

圖二：周敦頤傳出的「五層太極圖」，周氏並作《太極圖說》。第一張「陰陽魚」太極圖至南宋始出現在張行成的《翼玄》中，明代以後學者才開始關注此「無用之物」。（參閱張其成：《易圖探秘》，中國書店，2005年1月，175~201頁。）不過在今天，「陰陽魚」太極圖早已「否極泰來」，成為無數江湖術士和學術騙子的最愛了！二、從四時八節到四象八卦數卜只能說明八卦卦畫源於筮數，那麼八卦的哲理，卦位、卦象等又是如何形成的呢？中國傳統意象思維（也稱「象思維」）具有「觀物取象」的特點，它通過對現象的整體性觀察，以概括性的象表達現象界自然的規律。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的劉長林先生解釋說：「意象思維保持對象事物的原本整體性，在事物自然地顯現出來的完整的現象中，尋找事物的本質和規律。這樣的本質和規律直接與『象』即現實中的過程狀態相應，具有『象』的特徵。」（劉長林：《中國象科學觀：易、道與兵、醫（修訂版）》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1月，第43頁。）據《易經？繫辭下》，八卦就是古聖人觀物取象的結果。上面說：「古者包犧氏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明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具體地說，八卦是觀上古天文曆法的結果，其直接源於表徵上古四時八節歷的洛書——洛書的四時演化為四象，洛書的八節演化為八卦。在此意義上，西漢學者孟喜、京房將六十四卦與二十四節氣相配的卦氣說不僅是一種創造，也是對八卦原始意義的回歸。在中國古籍中，關於八卦與天文曆法關係的記述不絕於書。《帛書周易-要》上就說：「故《易》又天道焉，而不可以日月生辰盡稱也，故為之以陰陽。又地道焉，不可以水火金土木盡稱也，故律之以柔剛。又人道焉，不可以父子君臣夫婦先後盡稱也，故為之以上下。又四時之變焉，不可以萬勿（通「物」——筆者注）盡稱也，故為之以八卦。」這裡作者明確指出，八卦是用來概括四時之象的。漢代《春秋緯說題辭》也指出《易》是講節氣、曆法的書，上面說：「《易》者，氣之節，含五精，宣律歷。上經象天，下經計歷。」漢末易學家虞翻（164－233年）注《易經？繫辭上》「兩儀生四象」，云：「四象，四時也，兩儀，謂乾坤也。」（[清]孫星衍：《周易集解？卷八》，成都古籍書店，1988年7月，第598頁。）顯然，漢代易家甚至直接釋「象」為「時」。事實上，通行本《易經-說卦傳》就已經闡明了八卦與洛書的關係。它不僅用後天八卦說明了卦位，還有「兌，正秋也」一語，由此我們可以推知其他卦與八節的關係。文章說：「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絜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向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為了使讀者更深入、形象地理解上面這段話，我們作了下面這張「八卦則洛書圖」：

圖三：八卦則洛書圖。西漢末年成書的《周易乾鑿度》引孔子言，更明確地指出了八卦與四時八節的關係，且詳細指出一卦主45天，一年360天，這正好分別是洛書四時八節歷一節和一年的天數。《周易乾鑿度》的作者還以八卦配八個月份。文章說：「孔子曰：『易始於太極，太極分而為二，故生天地。天地有春秋冬夏之節，故生四時。四時各有陰陽剛柔之分，故生八卦。八卦成列，天地之道立，雷風水火山澤之象定矣。其布散用事也，震生物於東方，位在二月；巽散之於東南，位在四月；離長之於南方，位在五月；坤養之於西南方，位在六月；兌收之於西方，位在八月；乾制之於西北方，位在十月；坎藏之於北方，位在十一月；艮終始之於東北方，位在十二月。八卦之氣終，則四正四維之分明，生長收藏之道備，陰陽之體定，神明之德通，而萬物各以其類成矣。皆易之所苞也。至矣哉！易之德也。』孔子曰：『歲三百六十日而天氣周，八卦用事各四十五日，方備歲焉。』」這裡的八卦顯然表示八節。上面所引「四正四維」即洛書的八極（即八角）。南宋羅泌《路史-後記-太昊伏羲氏》引道家壺子言曰：「伏羲法八極，作八卦。」看來，此必有所本。民族調查資料和考古資料同樣告訴我們，早期的八卦在沒有同脫胎於筮數的陰陽爻卦畫結合起來以來之前，就是以八角的形式存在著——八卦理論同卦畫的結合似乎是與《易經》的義理化同步的，也就是始於孔子。但直至秦時，《易經》仍被官方視為卜筮之書，從而逃離了被焚的命運。比如著名的彝族八卦，它一般被畫成八角的形式（圖四）。

圖四：彝族社會中的常見的、具有重要地位的八角（彝文稱「八角」，漢地學者多譯為「八卦」）。原圖載王正坤，《彝醫攬要》，雲南科學技術出版社，2004年8月，彩圖2。彝族八卦與漢人八卦不同，沒有畫卦，只有卦名、卦位和卦象，且卦象還明顯帶有河圖五行（五季）之象的痕迹，只是加上了石、禾、山。這在漢人八卦卦象中已經不太明顯，只剩下「水、火」二行。八卦卦象與河圖五行（五季）之象的聯繫由此可見一斑。根據彝族古籍《宇宙人文論》和《西南彝志》，《彝族天文學史》的作者將彝族八卦製成了下表：表一：

原表載陳久金、盧央、劉堯漢合著《彝族天文學史》，雲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第303頁。1987年，安徽含山凌家灘新石器時代遺址出土了距今五千多年前編號為87M4：30的玉版，學界許多人稱之為「原始洛書」（如圖五），它也是以八角的形式存在。去古太遠，在這裡我們甚至看不到洛書與八卦的明顯界線。

圖五：原圖載《凌家灘——田野考古發掘報告之一》，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文物出版社，2006年8月，第49頁。筆者注意到，這個「原始洛書」保存了太多彝族八卦的痕迹。它中心的圖案與彝族人方巾上的裝飾圖案全同（如圖六），外邊的八角與彝族八卦也極其相似，這絕對不能說是一種偶然，其中有太多的奧秘尚待我們去揭示。

圖六：雲南路南縣彝族方巾。原圖載陳久金、盧央、劉堯漢合著《彝族天文學史》，雲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第312頁。隨著八卦理論的成熟，同陰陽、五行一樣，八卦之象也成為中國人從整體動態的角度認識宇宙萬物的概括性理論工具。《易經-說卦傳》在解釋八卦的諸基本卦象時說：「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躁萬物者莫熯（音hàn，意為乾燥，乾枯——筆者注）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劉長林先生評論道說：「八卦及其代表的八種自然物，並不是以其形體形質的特徵立足，而是以它們所具有的功能和行為方式而被看中。《說卦》作者是將八卦及其代表的自然物當作八種『神』，來加以認識和討論的。『神』為『道』之用，其義在『妙』。『妙萬物』，即奇妙地推動萬物和生成萬物。這樣的功能和行為就是所謂『神』。《說卦》試圖將其分為八大類，分別由八卦即八種自然物來代表和標示。世界萬物變化生生，創新不竭，就源於八卦所代表的八種行為功能的相互作用。」劉長林：《中國象科學觀：易、道與兵、醫（修訂版）》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1月，第47頁。從洛書四時八節到《易經》四象八卦——這其間承載著包括少數民族在內的華夏文化圈太多太重的信息。儘管由於資料的限制一時無法完全理清其本末，但我們還是看到了這個綿延不絕萬年之久的文化強健的滲透力，以及它獨特的認識世界的角度和解釋世界的方式……三、從河洛數理到易經數理河圖和洛書中蘊含的數理對中國文化影響巨大，除了五行（季）之數五，影響最為廣泛的當屬一月的三十六日和一季的七十二天。比如歷史上秦始皇分天下以為三十六郡、天子法駕三十六乘。孔子弟子有七十二賢、封泰山禪梁父者有七十二家；民間還有「三十六計」、「三十六行」、「七十二變」、「七十二地煞」之類說法。聞一多先生早就注意到了這種文化現象，並專門作《七十二》一文詳加考察。他發現「七十二」這個數字戰國時就已經流行，且與五行說高度相關。漢代緯書《易坤靈圖》上面說：「五帝：東方木，色蒼，七十二日；南方火，色赤，七十二日；中央土，色黃，七十二日；西方金，色白，七十二日；北方水，色黑，七十二日。」聞一多先生引述上面這段話後指出：「『七十二』是一年三百六十日的五等分數，而這個數字乃是由五行思想演化出來的一種術語。」（聞一多：《神話與詩》，世紀出版集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5月，第173頁。）在聞一多的時代很少有人知曉河圖表示的上古陰陽五行十月曆的存在，他能得出這樣的結論真讓人驚嘆其學術功底。不可思議的是，倒是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有學者錯解中國文化中「三十六」和「七十二」之意，將其與在洛陽附近測得的北極出地高度三十六度聯繫起來。要知道，中國天文學家知道這個數字可能已經在東漢以後，而「三十六」和「七十二」在戰國時代就已經流行開來，這種解釋簡直是點本末倒置！（參閱秦建明：《三十六與七十二》，訪問日期：2012年5月24日。）關於河洛數理對易經數理影響，我們能從《易經-繫辭上》中清晰地看出來，上面說：「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為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揲之以四以象四時」、「天地之數五十有五」、「 歸奇於扐以象閏」、「 天一，地二；天三……」這些數字明顯與河圖洛書所表示的上古五行四時歷高度相關，天地之數即河圖數的總和，也是《周易》的蓍策數；關於河圖洛書蘊含的數理規律，其內容很繁雜，在此不再詳述。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在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前的仰韶文化中，我們就看到，中國先民也如河圖洛書一樣用點表達數字，並對於一至十組成的遞增數列有著明確的認識，但不能因此說這些以三角形數點構成的數列就是「原始河圖洛書」，清代以來，學者們對這類圖案與河圖洛書的關係作了太多的「大膽假設」。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末期，在仰韶文化西安半坡遺址和西華縣元君廟遺址出土的陶片或陶器上，發現了36、45、55數點組成的錐孔三角形（如圖七），以元君廟出土的陶缽為例（左下），上面有45、55兩種錐刺的三角形圖案，數點刺在上下兩道平行的規線之間，連續環陶缽上腹部一周。留存的十個三角形中，有九個是由55個錐刺孔組成，一個是由45個錐孔組成。55數的三角形從一至十分十層。45數三角形從一至九有九層。

圖七：仰韶文化中的數列，上面仍象河圖洛書那樣用「點」的形式表示數字。源於河洛數理的易經數理，除了占筮之外，目前最大的應用是在醫學中。比如針灸中的靈龜八法（又稱「奇經納卦法」）。它是以奇經八脈的八穴為基礎，配合八卦、九宮和天干、地支的變易，進行選配八脈交會穴防治疾病的方法。具體步驟是將患者來診之日、時干支所代表的基數相加之和，陽日除以9，陰日除以6，將不能盡除的所餘數求出。此餘數即是納於九宮八卦之數。靈龜八法日時天乾的代表數值如表二；八卦與八穴間的配屬關係如表三。表二：

表三：

可以說，在靈龜八法中，相當完整地體現了中國意象科學「立象盡意」、「極數定象」的基本範式，值得學人仔細參究。比較起來，在彝族傳統醫學彝醫中，八卦的地位整體上遠大於中醫中八卦的地位，王正坤先生指出：「彝族八卦理論，是彝醫在推算宇宙（外因）與人體（內因）、形體與臟腑、臟與腑、臟與臟、腑與腑、形體與官竅、病根（因）與病路（機）、氣血運行、脈絡循行、藥材屬性，組方下藥等方方面面都是不能離開的基本理論。沒有它，就不可能對病路進行辨析；沒有它，就不可能確立治法；沒有它，就不可能合理組方。」（王正坤，《彝醫攬要》，雲南科學技術出版社，2004年8月，第28頁。）看來，當中醫高度發展陰陽五行理論的時候，彝醫似乎更大程度地發展了陰陽八卦理論（與陰陽五行理論相交織）。經驗表明，它們在詮釋人體和宇宙這樣的複雜巨系統時是相當成功的。醫學是易經數理應用的一個典範，它使我們更加明晰了古人「極數定象」的方法——在《易經》理論體系中，數和象本來就如同陰陽一樣，本質上是不可分的。「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當神話不再成為神話的時候，它就更多的成了歷史真相。當聖人則河圖洛書畫八卦不再成為神話的時候，我們聽到了中華文化生生不息萬年之久的沉沉心音。神話是迷人的，它曾給我們帶來太多的遐想。真相是平實的，它會給我們帶來前進的動力——人類探索宇宙奧秘的步伐將因此更為堅定踏實！河圖洛書，及其衍生的八卦理論是中國意象科學的原初，也是典型形態。超越文藝復興以來抽象科學的邊界，希望我們的研究有利於二十一世紀人類人文和自然科學向更廣、更深的層次發展。——中華文化偉大滄桑的歷史進程給了我們太多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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