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錢幣系列一一一惠宗李秉常朝鑄幣

西夏王朝及錢幣

西夏惠宗—李秉常

西夏惠宗李秉常，大安年間（1075—1085年）所鑄漢文平錢。有出土記錄的是1981年內蒙林西縣出土二十萬古錢中首次發掘一枚，為震驚泉界的奇珍之品。銅色赤褐，形態古樸。錢文「大安」二字楷書，「通寶」隸書，直讀，文字端莊，邊廓整肅，製作精美，背穿上隱約有仰月紋。徑2.3厘米，重4克左右。經考證，歷代以「大安」為年號者有三：金衛紹王有大安年號，遼道宗大安錢兩品與此文風迥異；而此錢與西夏錢文字類似，尤以稍後崇宗之「元德通寶」大樣錢「元德」楷書而「通寶」從隸，與之如出一轍，故將大安通寶繫於西夏惠宗。李秉常另鑄有「大安寶錢」錢。大安寶錢在西夏文錢中，數量和版別都是較多的一種。傳世和出土的數量約在三百枚左右，尤以寧夏回族自治區、內蒙古自治區和甘肅省出土較多。形制有小樣、大樣，文字有大字、小字、行楷、行草，背文有星文、月文等版別。

大安通寶錢幣及范

大安寶錢

西夏是以党項族為主體建立的多民族政權，党項族原是甘南、川北地區羌系的一個分支，自遷徙甘肅、寧夏和陝西北部定居後，始從事農耕生產。據史料載：長期以來，党項族一直深受漢文化之影響，早在唐太宗貞觀年間，党項族首領率部族歸附於唐，受到冊封，賜姓李，後成為唐之藩鎮。北宋仁宗明道元年（1032年），宋廷封元昊為西平夏王，賜姓趙。隨後，元昊首先用武力解決了與吐蕃的矛盾，然後揮師西進，攻取回鶻的瓜州（今甘肅安西）、沙州（今甘肅敦煌）、肅州（今甘肅酒泉），完成了對河西走廊的控制。党項族首領李元昊於公元1038年稱帝，建都興慶府，元昊稱帝後，建立大夏政權，改元顯道、開運、廣運、大慶、天授禮法延祚，後以興慶府（今寧夏銀川）為都城，史稱西夏。其全盛時期疆域「東盡黃河，西界玉門、南接蕭關、北控大漠，地方萬餘里，倚賀蘭山為固」。西夏的農業、畜牧業、手工業、商業貿易是社會經濟的組成部分；農業主要分布在河西、河外諸州及黃河東岸的西平府（今寧夏靈武）一帶。這些地方大多土地肥沃，並有水利之便；「地饒五穀，尤宜稻麥」。從事農業生產的基本上是以漢人為主，對西夏的經濟發展起著至關重要作用。在發展農業的同時，也十分重視畜牧業的發展，並專門設立「群牧司」進行管理。橫山以北和河西走廊一帶是當時最好的牧場，水草豐美；從事畜牧業的多為党項、吐蕃、回鶻人，畜牧產品在社會經濟中佔有重要地位。其採礦、冶鐵、陶瓷、金銀器等多由官府作坊生產，所制兵器享有盛譽。

在貨幣流通方面，由於西夏境內因缺乏銅礦資源，主要還是行用宋錢及少數遼錢；景宗元昊稱帝改元後，採納謀臣張元「聯遼制宋」建議，對宋用兵。宋、夏經過持續幾年的三川口（今陝西安塞東南）、好水川（今寧夏隆德西北）、定川砦（今寧夏固原西北）戰役後，於天授禮法延祚七年（1044年）五月，雙方達成罷戰和議，宋每年「歲賜」銀、絹、茶折銅錢25萬餘貫，允許恢復榷場。

西夏開國皇帝元昊是個十分有政治頭腦的人，對於其父李德明在世時奉行的聯遼睦宋政策一直不甘情願，認為党項族要獨立自主，首先是要保存和發展本民族的文化特色。自嗣位後，不再接受封號，廢棄唐、宋以來賜姓；改姓嵬名氏，名曩霄，自號「兀卒」，漢語「青天子」之意。隨後，開始實施禿髮令、定服飾、造文字、簡禮儀、立官制。尤其是親自謀劃創製党項文字，命大臣野利仁榮等人參照漢字，演繹編成「蕃書」十二卷，形成了獨具一格的党項文字，即西夏文。頒布之日，舉行大典慶賀，以示重視。並專門設立蕃字院和漢字院，挑選境內才華出眾的党項人和漢人主持通譯文書；經過多年使用及民間推廣，西夏文逐級形成了固定應用文字。這無疑是對党項文化的發揚光大，也是中華民族文化寶庫中的一枝奇葩。由於意識形態和民族利益的衝突，西夏建國後，始終存在著蕃學、蕃禮與漢學、漢禮之爭，並導致宋、夏間戰爭不斷。景宗元昊興蕃抑漢，與宋達成和議後，用「夏國主」 名義向宋稱臣，以換得宋大批「歲賜」。毅宗李諒詐興漢抑蕃，恢復李姓；雖多次率軍侵犯宋境，最終還是與宋講和。

西夏錢幣，人們從發現到認識，經歷了700多年的漫長歲月。在錢幣專著中，最早著錄西夏錢幣的是南宋人洪遵（公元1120—1174年）編輯的《泉志》。該書卷十一登錄一品西夏王朝鑄造的一枚西夏文錢幣，洪稱：「右梵字錢，余按此錢徑八分，重三銖六參，銅色赤純，文不可辯，大抵類屋馱、吐番錢。」從文中可以看出，洪遵雖然發現了這枚西夏文錢，但並不認識它，也沒有將其列入西夏王朝鑄幣，只是忠實的將其列為不認識的。《泉志》對研究西夏錢幣的貢獻，是第一個發現並記錄了西夏鑄幣的著作。

在洪遵的《泉志》成書600多年後，清乾隆十五年（公元1750年），梁詩正等人奉敕編著的《欽定錢錄》，錄歷代古錢500餘種，沿襲《泉志》錄西夏文錢一品，仍稱作「梵字錢」，錄西夏漢文錢「天盛元寶」錢一品。儘管史冊對西夏鑄造天盛錢已有記載，但在錢幣專著中，明確定為西夏鑄幣，仍是西夏錢幣研究史上具有了突破性的意義。

清代乾嘉年間，興起了研究考據之風，金石文物的研究收藏，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熱潮。嘉慶9年（公元1804年），甘肅學者張澍在涼州（即今甘肅省武威市）發現了一座西夏石碑，石碑的兩面均鐫刻文字，一面是漢文，一面是西夏文，把碑上的漢文和西夏文相對照，文義是相同的。西夏王朝行用的西夏文，在西夏滅亡後，到明代時已成為無人認識的死文字。張澍的這一發現，使西夏文又「始見天壤」。就在張澍發現西夏碑的第二年，金石學家劉青園也在涼州發現了西夏窖藏古錢：「涼州土人掘地，得古錢數瓮，其中開元最多，北宋、遼錢及西夏元德、天盛、乾祐、天慶、皇建、光定諸品，亦復不少。而此種梵字錢，亦有數品，余共揀得千餘枚」。劉青園將梵字錢上的錢文和張澍發現的西夏碑上的碑文相對照，才明白了梵字，錢上的「梵字」，就是西夏文。他斷定了南宋洪遵在編著《泉志》時，也不認識這種文字，因此說「數百年後，破此疑竇，亦快事也」。

公元1809年，初尚齡的《吉金所見錄》記述了劉青園的這次重大發現，並將劉發現的西夏諸錢，逐一著錄。對西夏文錢，雖然知道了是西夏王朝鑄造的西夏文錢，但具體讀音和文意是什麼，仍然不知，只好在以前「梵字錢」上，加了西夏二字，成為「西夏梵字錢」。使經歷了六百多年無主的「梵字錢」，終於找到了鑄主」，它的鑄主就是西夏王朝。劉青園的發現和初尚齡的記述，是西夏錢幣研究史上取得重大成果的里程碑。此後的一些重要錢幣著作，如《錢志新編》、《古今錢略》、《古錢匯》、《言錢別錄》、《泉史》等，西夏錢幣部分，都沿襲了《吉金所見錄》的著述。

隨著國內對研究西夏歷史的重視和對西夏文研究的深入開展，我國學者羅振玉、羅福萇父子首釋讀了西夏文，1914年羅福萇著的《西夏國書略說》，分別附載了西夏文錢四品，漢文直譯是：福聖寶錢、大安寶錢、乾祐寶錢、天慶寶錢。並聲稱「此為以前古泉學家所未知，茲悉撫印四泉於冊，以告世之治古朱學者」。至此，「西夏梵字錢」才有了具體名稱，人們也能順利的辯識西夏文錢了。羅福萇的《西夏國書略說》，把西夏錢幣的研究推到了一個新的高峰，為研究西夏錢幣做出了重要貢獻。

錢幣是社會的產物，它攜有大量當時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信息。「以錢證史，以錢補史」，就是通過錢幣來了解歷史。1937年，錢幣學家趙權之發現並釋譯出了西夏文貞觀寶錢，1940年撰文在《泉幣》第三期作了介紹。張叔訓在《泉幣》創刊號介紹其藏品西夏鑄造的漢文錢大德通寶一品，王蔭嘉介紹天盛元寶背西鐵錢一品，程伯遜在同刊第23期介紹天盛元寶背西銅母一品。西夏鑄造的錢幣，漢文錢達到了8個品種，西夏文錢達到了5個品種，這13個品種，均是西夏年號錢。

新中國成立後，西夏窖藏錢幣不斷的發現和出土，1981年內蒙古自治區林西縣三道營子出土了一批西夏窖藏錢幣，發現一枚大安通寶，經內蒙古自治區吳忠信考證，為西夏惠宗大安年間鑄造的漢文錢。1984年寧夏回族自治區銀川市賀蘭山滾鐘口西夏窖藏錢幣，發現了一枚篆書光定元寶，雖然和楷書光定元寶屬同一品種，但篆書錢文在西夏鑄造的錢幣中，僅此一種，也確實是一個大版式。1999年，寧夏回族自治區吳忠市錢幣愛好者易凱峰在本區靈武市磁窯堡收到一批錢幣，從中發現一枚折二型西夏文正德寶錢，2005年10月在央視鑒寶節目亮相。現在，經對200多年來出土的西夏王朝鑄造的錢幣搜集整理，已有二十多萬枚，認同的有11個年號錢十五個種類，一百多個大小版別以及一些待考證的品種。

西夏王朝相傳十帝，使用了32個年號，在歷史上歷時190年。企盼在今後的考古和出土的錢幣中，再能發現新的品種和版式，使西夏錢幣的種類和版別不斷的增加，不斷的豐富。

西夏社會流通的主要是北宋錢幣，是當時歷史的產物。西夏行用的錢幣主要以銅錢為主，兼用鐵錢，少量使用白銀。自鑄錢少，多用宋錢。邊遠地區始終以物物交換為主。在西夏境內，近二百年間考古和出土的西夏窖藏錢幣，西夏王朝鑄幣很少，所佔比例不到百分之二。北宋鑄幣最多，佔到了百分之八十五以上，有的窖藏還高達百分之九十七，其它王朝鑄幣（漢、唐、五代諸國、金、遼及南宋等）佔百分之十二、三。從出土的錢幣可以看出，西夏王朝建國前後直到被蒙古族滅亡的二百多年間，西夏社會上使用的主要是北宋錢幣。對於上述奇特現象，有的歷史學家認為：西夏鑄幣少的原因，是西夏缺少銅材，是西夏和宋關係友好的證明。真正的原因是不是這樣呢？

西夏王朝在北宋滅亡前，靠宋王朝歲賜、以武力擄掠和通過榷埸貿易所得的錢幣，已滿足了社會錢幣流通的需要，所以不需要再費工費材大量鑄造錢幣了，只是鑄造少量的錢幣做為王朝的象徵，做為賞賜臣僚、祭祀和對周國禮送之用。而在北宋滅亡後，沒有了北宋王朝的歲賜，臣金後所得錢幣又極少（西夏窖藏錢幣有金錢正隆元寶、大定通寶，但數量不多），社會上流通的錢幣出現了不足，為了滿足社會流通錢幣需要，西夏才於天盛十年設通濟監鑄錢。因此現在出土的西夏錢中，天盛錢是最多的一種。皇建年號在西夏僅行用了一年，光定年間又受蒙古多次大規模的進攻，但皇建年間鑄造的皇建元寶和光定年間鑄造的光定元寶，是西夏錢幣中僅少於天盛元寶而數量較多的兩種。說西夏鑄錢少是缺少銅材，顯然不符合歷史事實。西夏社會使用的主要是北宋錢幣，是當時歷史條件下的產物，不能以此來證明宋夏關係就是友好的。

西夏鑄幣仿唐、宋錢制，同時也融進了獨特的本民族文化。我國唐代和宋代金屬錢幣，具有極高的科學性和極大的實用性，一直影響了我國金屬貨幣近兩千年。西夏社會流通的主要是北宋錢幣，為了統一和方便，西夏鑄幣必然也要仿照唐宋錢制。如形制園形方孔，幣值小平、折二、折三，材質銀、銅、鐵並劃分鐵錢流通區域，錢文採用帝王年號和元寶、通寶、重寶等，都是仿照了唐宋錢制。同時，西夏在鑄造錢幣時，也融進了獨特的本民族文化，最突出的表現是在錢幣上鑄入本民族文字，使西夏文通過錢幣，在國內得到傳播推廣和應用。也為我國錢幣史上創造了獨具特色的西夏文錢幣。

西夏錢幣鑄制精美，是西夏經濟技術較高的反映。西夏鑄造的錢幣，總的說銅質精良，鑄工高超，邊廓堅挺，形制規整，字體端莊秀麗，書法高雅優美。在我國歷代數千種錢幣中，也應算是上品了。它充分反映了西夏社會經濟文化較高，製造業技術比較先進。

西夏鑄錢，早於史載。史冊記載西夏鑄錢，《宋史.夏國傳》載：南宋紹興「二十八年（公元1158年，西夏天盛十年）始立通濟監鑄錢」。天盛十年距西夏建國已有120年，如按史冊所載，西夏在天盛十年前的120年間，是沒有鑄錢的。但出土的實物證明，西夏在天盛十年前就鑄造了六種年號錢，有八個種類，近三十個大的版式，但鑄造的數量很少。正是因為鑄量少，所以就沒有必要設立專門的管理機構。而到了西夏天盛十年，北宋滅亡已十多年了，缺少了北宋十多年每年七萬多兩的歲賜，加上西夏經濟的發展，社會上流通錢幣出現了不足，影晌了經濟運轉。為了解決流通錢幣不足的問題，西夏才批量鑄錢，因為鑄錢量大，就需要有專門的管理機構，這才設立了專管鑄錢的部門通濟監。宋史的記載和西夏鑄錢的事實，並不矛盾，而是真實歷史的反映。

西夏錢幣研究工作方興未艾，還有許多新的課題需要探索，侍考證的品種中那些還是真品，西夏錢幣與西夏社會政治、經濟、文化、枝術方面的聯繫等，還有待人們加強研究，積極探索。傳世和出土的西夏錢幣，到目前為止，形制上分有小平、折二、折三、折十四種，材質上分有銀質、銅質和鐵質，文字上分有漢文和西夏文。共有15個種類，100多個版別。這15個品種是：毅宗嵬名諒祚福聖承道年間（公元1053—1056年）鑄造的西夏文錢「福聖寶錢」，惠宗嵬名秉常大安年間（公元1075—1085年）鑄造的西夏文錢「大安寶錢」和漢文錢「大安通寶」，崇宗嵬名乾順貞觀年間（公元1101—1114年）鑄造的西夏文錢「貞觀寶錢」，元德年間（公元1119—1126年）鑄造的漢文錢「元德通寶」和「元德重寶」，正德年間 (1127—1134年) 鑄造的西夏文錢「正德寶錢」，大德年間（公元1135—1139年）鑄造的漢文錢「大德通寶」，仁宗嵬名仁孝天盛年間（公元1149—1170年）鑄造的漢文錢「天盛元寶」，有銅鐵兩種。乾祐年間（公元1171—1193年）鑄造的西夏文「乾祐寶錢」和漢文錢「乾祐元寶」，漢文乾祐元寶有銅鐵兩種。桓宗嵬名純祐天慶年間（公元1194—1206年）鑄造的西夏文錢「天慶寶錢」和漢文錢「天慶元寶」，襄宗嵬名安全皇建年間（公元1210年）鑄造的漢文錢「皇建元寶」，神宗嵬名遵頊光定年間鑄造的漢文錢「光定元寶」。

觀幣讀史

西夏惠宗名曰李秉常，党項族，西夏第三位皇帝（1067年—1086年在位）。西夏毅宗子。1067年，毅宗突然病死，英年早逝，享年二十一歲，惠宗以七歲稚齡繼位，其母梁太后及其家族專權，執政期間沒有任何治國良策，西夏國勢積弱，北宋乘機入侵。十六歲時本能親政，但梁氏勢力很大，不能輕易翦滅，因此他仍然不能親政。後來因長期不能親政，憂憤而死，享年僅26歲，謚號康靖皇帝。葬獻陵（賀蘭山西北）。

奲都五年（1061）四月，沒藏訛龐與其子謀殺諒祚，事敗被誅，沒藏後被廢，立梁氏為後。拱化五年（1067）十二月，諒祚死，秉常繼立，時年7歲，由皇太后梁氏攝政，梁氏之弟梁乙埋擢為國相。新主年幼，秉性軟弱，成為梁氏姐弟操縱的傀儡。梁太后把朝政大權全部委之於梁乙埋，乙埋又安排他的子弟和親信擔任要職。他與其親信、掌握兵權的都羅馬尾、梁太后的侍衛罔萌訛等三人，組成新的母黨集團，牢牢控制最高統治權。同時排斥異己，如元昊之弟嵬名浪遇在諒祚時曾主持朝政，擔任都統軍，精通兵法，熟諳邊事，因不附梁氏兄妹，被梁乙埋罷官流放。梁氏母黨集團為了爭取党項貴族的支持，一改諒祚時期改行的漢禮，恢復蕃禮，以此籠絡。乾道二年（1069）七月，梁太后假借秉常的名義，向宋朝上表，請求恢復夏的蕃儀，得到宋朝的允許。

從乾道元年到大安二年（1068—1076）的近十年中，梁太后和梁乙埋姐弟擅權，連年向宋朝發動戰爭，企圖用戰爭的手段來提高自己的威信，並以此向宋朝索取厚賜。天賜禮盛國慶元年（1070）八月，梁太后親自點集30萬兵馬，傾巢出動「齎百日糧，攻沿邊五路」，大舉進攻宋朝大順城。後軍屯榆林，距宋慶州（今甘肅慶陽）40餘里，夏軍游騎直逼慶州城下，造成了宋朝「陝右大震」的局面。後因吐蕃首領董氈，乘虛率兵攻入夏西境，迫使梁乙埋匆忙撤軍。次年，宋夏爭奪羅兀城之戰後，夏雖然取勝，也是依靠乞求遼出兵助戰才取得的。其時夏甚感財政拮据，兵力疲睏，政治也不穩定，才與宋朝議和。

大安二年（1076）正月，秉常年16歲，開始親理朝政，但實權仍操在太后與梁乙埋手中。秉常也是一個十分喜好漢族儒家文化的君主。在與宋朝作戰中西夏俘虜了不少漢人文士，秉常向他們請教和學習宋朝禮儀制度，準備在夏「復行漢禮」，廢除「蕃儀」。大安六年（1080）正月，正式下令付諸實施。這一舉動受到梁太后和梁乙埋及母黨勢力的勸阻和竭力反對，秉常不予理會。七年，為了尋求支持和依靠以削弱梁氏母黨集團勢力，秉常接受大將李清的建議，打算將黃河以南之地劃歸宋朝，用結好的辦法，藉助宋朝的勢力對付梁氏母黨勢力。李清正準備出使宋朝時，被梁太后得知，她召集幸臣罔萌訛等密謀，誘來李清飲酒，即捕而殺之，又立即將秉常囚禁在距興慶府宮五里之地的木砦。同時下令命梁乙埋與罔萌訛等聚集兵馬，控制河梁要道，斷絕都城與外界的聯繫。秉常被囚禁的消息終於傳了出去，一時朝廷上下震驚。秉常的皇族親黨、左右親信和各地部族首領紛紛擁兵固守所屬城池堡寨，與梁氏母黨勢力對抗。梁乙埋多次派親信持銀牌招諭，曉以利害，但也無人聽命，一時夏國處於混亂之中。

夏保泰監軍司統軍吐蕃族禹藏花麻，一向對諸梁的專權不滿。當他聽到秉常被囚禁的消息後，於大安七年（1081）五月，以夏國主失位，國內變亂為由，向宋發文照會宋朝，照會稱「夏國母子不協，殺其重臣，上下洶洶，若發兵來討，請舉族以應」。宋神宗據此詔熙州知州苗授，派人認真核實後上報朝廷。六月，宋保安軍以經略司命令，移文宥州向夏通牒稱：「夏國世世稱藩，朝廷時與歲賜。比年以來遵奉誓詔，謹修職貢，恩義甚至。今聞國主為強臣所制，不能專命國事，亦未能懸測存亡。今朝廷將差降賜生日及仲冬國信使入界，未審至時何人承受，及本國現今何人主領。請速具報，以須聞達。」梁太后見牒後無法作出答覆。

這時在對待夏國的內亂上，宋朝有主戰與反戰兩派。主戰派以鄜延路總管種諤為代表，他在上疏中稱：「西夏內亂，宜興師問罪，此千載一時之會。」他在神宗召見時更誇口：「夏國無人，秉常孺子，臣往持其臂以來耳。」反戰派如知樞密院孫固、知諫院滕元發等人，所持理由是「舉兵易，解禍難」。主張對夏採取從政治上「分裂其地」的策略，反戰派的主張遭到宋神宗的拒絕。宋朝最終部署了近50萬大軍，兵分五路，以熙河經略使宦官李憲為統帥，從東、南、西南三個方面發起對夏的全面攻擊。宋軍五路攻夏，開始連連得勝，夏軍節節敗退。梁太后束手無策，向群臣問計，一老將向梁太后獻誘敵深入，聚而殲之的策略，終於擊退優勢的宋軍，敗宋軍於靈州城下。大安八年（1082）七月，宋朝在夏、銀、宥三州界修建永樂城，形成了對夏的威脅。九月，梁太后命令夏統軍葉悖麻、咩訛埋領六監軍司所轄30萬大軍進攻永樂城，宋將徐禧出動7萬大軍迎戰於永樂城下，初戰失利，宋軍敗退入城中，又被夏軍斷絕水源與糧運，城遂被攻破，宋將自徐禧以下將校死亡數百人，士卒役夫傷亡數萬。宋神宗聽到永樂城慘敗的消息，臨朝失聲痛哭。戰後夏宋再度議和。

梁太后囚禁秉常以來，因與宋朝連年的戰爭，宋朝給夏的歲賜和兩國和市都已斷絕，財政睏乏，物價暴漲，官民怨恨，民不聊生。朝中對梁氏母黨專權的不滿情緒日趨激烈，要求秉常複位的呼聲也不可遏止。大安九年（1083）閏六月，梁太后與梁乙埋等在眾議紛紛中，讓秉常複位，以緩和矛盾。秉常複位後，朝政大權仍然緊握在梁太后與梁乙埋手中，他們以秉常的名義遣使到宋朝上表請稱臣納貢，以求重新得到宋朝的「歲賜」。另一方面又以索回夏舊有疆土為理由，繼續對宋朝邊境進行騷擾、攻掠。大安十一年（1085）二月，國相梁乙埋死，在梁太后的一手操縱下，立梁乙埋之子梁乙逋為國相，梁氏姑侄繼續把持朝政，秉常仍然擺脫不掉梁太后的控制。這年十月間，專橫一世的梁太后也壽終正寢，梁乙逋失去了靠山，地位開始動搖。其時分掌左右廂兵的統帥、皇族仁多保忠公開與梁乙逋抗衡，夏統治集團內部皇族與後族的鬥爭更加尖銳激烈起來。軟弱無能的秉常在這場激烈的爭權奪利鬥爭中，自感無所作為，終日憂憤，難以自拔，於天安禮定元年（1086）七月十日死去。秉常殂，時年二十六。在位二十年，改元乾道二年，天賜禮盛國慶五年，大安十一年，天安禮定一年。謚曰康靖皇帝，廟號惠宗，墓號獻陵。子乾順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