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國歷史上的「第三種知識分子」及其社會實踐

本文摘自：《經濟觀察報》2011年6月13日，作者：金雁，原題：《俄國歷史上的「第三種知識分子」及其社會實踐》

「開啟民智」的「社會工作者」

據莫斯科大學法律系的國家法和法學比較史專家、社會學的開創者柯瓦列夫斯基教授（1851-1916）統計，1912年俄國有自治機構的省份有40個，在自治機構中的人約有8.5萬人。他們在其社會實踐中真正做到了想農民所想、急農民所急，切切實實地解決了農民生活中的一些實際問題，成為在俄羅斯大地上真正深入社會的知識階層，改變了「城裡有文化的人聽不懂、甚至排斥農民的語言，農民也聽不懂城裡人的標準語。他們彼此不了解，沒有任何共性……形成兩種文化、兩個世界」的狀態。19世紀後25年「第三種人」也曾經按照民粹派提出的要把農村建成「反對私有制的堡壘」的思路做過一些努力，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尤其是斯托雷平改革以後，資本主義發展漸趨主流，擺脫中世紀的宗法傳統走市場經濟發展道路就成為這些農學家——組織者「具體工作」的指導方向，他們摸索出了一套具有俄國特色「社會實踐」的工作經驗。

由於俄國的市場化進程以及「深入社會」的「社會工作者」不懈地努力，首先使俄國社會輿論的價值評判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工商業者地位第一次超過了貴族，俄羅斯民族性格中「重集體、輕自我」的共同體本位價值觀也出現了「平衡移位」，對西方文化的「排斥性」、「疏離感」和「接納障礙」在逐漸減弱。在自治局工作者下鄉辦教育和農民向城市流動的雙向過程中，農民的識字率從19世紀中葉的10%上升到二月革命前的36%，農村整體的文化水平有了明顯的提高。19世紀70年代以後，農村向城市大規模移民，1869-1900年彼得堡人口從66.8萬增加到124.8萬，新增人口中有近七成是移民，有41.9%是在近10年里來到首都的，從1890年到1900年每年還有720萬的外出打工者。農民出身的新市民後來成為影響農村轉變的「傳送帶」，農民開始接受新事物，他們的思維方式發生很大的轉變，對城市裡的價值體系和行為規範逐漸理解。在他們的行動中理性、個人因素和憲政的因素都在增加。1905年《十月十七日宣言》頒布以後，工商業部就收到大量要求成立各種協會的申請，從申請中附帶的協會草案章程中可以看出，在新移民的價值體系中，個性解放和維權的意識佔據了顯著位置。

以前俄國普通階層普遍不接受資本主義的價值觀，所有的非商業階層都瞧不起工商業「富豪」，俄國的工商業家從來沒有獲得與其在經濟領域相稱的地位與榮譽，所被媒體標榜的「正面人物」無一例外的是沒有個人主義思想的人，鄙視商業和企業在俄羅斯是有歷史傳統的，對「經商的猶太人」的偏見始終難以消除。企業家的人格受到質疑，他們如果受到讚揚，往往不是由於企業生產活動的成功，而是用贏利的錢所做的慈善事業，很多企業家經營成功後都願意實現身份轉移。但是這種傳統的思維方式到19世紀末受到了挑戰。

這一階段由於貴族沒落的速度加快，他們佔有的土地從19世紀60年代的8700萬俄畝減少到1905年的5300萬俄畝，40年中減少了40%；1905-1915年的十年間在歐俄的47個省這類土地又減少了1100萬俄畝。農奴制改革和斯托雷平改革加劇了舊貴族的破產。在自治局工作者的啟蒙和宣傳下，人們對「來自西方的個人主義瘟疫」的敵意明顯降低，而對貴族身份不再感興趣，工商業和金融資產階級正在取代貴族的地位。著名企業家裡亞布申斯基就說：1861年後，「商人的自我評價明顯提高，幾乎再沒有人像從前那樣追求貴族身份」。比如1899年沙皇曾賜予契柯夫貴族身份和三級斯坦尼斯拉夫勳章，契柯夫不但對此秘而不宣，而且羞於公開此事，一直到1930年契柯夫的傳記作者才在他的家族檔案中發現此事。俄國改變了傳統上輕商抑商的文化傳統，工商業者的地位有了前所未有的提高，人們認為靠個人奮鬥、個人努力遠比躺在祖宗的蔭庇上光榮。1895年在尼古拉二世加冕儀式上，莫斯科商人拒絕站在貴族的後面，堅持站在前排，爭執的結果是商人獲得勝利，多年以來加冕禮儀的排序第一次得到更改。

社會改造初見成效

農奴制改革以後，俄國農民問題的廣泛性與尖銳性凸現出來，各種派別為之進行了廣泛的論戰，自治局工作者認為，地主經濟不可能成為農業發展中的主流，而只有農民的土地佔有形式可能會更為有利。他們跳出了以「道德人」或「經濟人」這樣的邏輯預設為前提的經濟學爭論，而是從實踐出發、從農民的心理變化和社會發展的動態分析出發研究其農民的經濟行為，使之提出的理論更能為農民所接受。由於俄識分子的人文精神和近代科學方法的引入，以及自治局所提供充足的經費和寬鬆的學術研究氛圍，使他們的聰明才智能夠在這一時期的俄國農民、鄉村和農業問題的研究中取得輝煌成就。他們首創大規模採用「參與觀察」的人類學方法對農民社會進行田野調查與微觀實踐，使得俄國農民學研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達到頂峰，僅自治局學者的研究成果出版的專著就達4000多部，他們還完成了20世紀上半葉世界上規模最大的、最系統的社會學調研和農村統計工作，這些成果構成了當時世界上最龐大的農民研究資料庫。「自治局工作者」們以「實用化、技術化、辦實事」為宗旨，本著少談主義多談問題的思路為俄國的未來尋找出路。他們的工作看似瑣碎，但平心而論，這些「實際工作者」為改變俄國階級結構兩極對立、「中間群體」力量薄弱的狀態做了大量工作，並且在教育、衛生、道路交通、城市建設、救濟等領域作出了巨大貢獻和犧牲。如1890年代初因俄國暴發大規模的霍亂傷寒，自治局工作者全力投入抗疫，有多達60%的地方自治機關的醫生因接觸病人而死亡。

從1864年「自治局法令」頒布到第一次俄國革命時期，是地方自治運動展開「社會實踐」卓有成效的階段。這一時期「自治局工作者」的工作主要是改善社會環境、提高民眾的素質，僅1865-1884年地方自治局就向政府提出2623項申請，其中約有近半數的申請所提出的要求得到了滿足。通過他們不懈的努力，使俄國在教育、衛生、交通、民間金融各方面都邁上了一個新台階。20世紀初他們辦起了1萬所初等學校和大量的「掃盲班」；1898年在34個設有地方自治局的省份內建立起2000多個圖書館；在「第三種知識分子」的呼籲和運作下，鄉間醫療衛生服務水平大大提高，20世紀初俄國的單位人口醫師佔有率比19世紀70年代增加4.4倍，主要是在農村地區設點；地方財政支出的1/4~/1/3用於醫療衛生，醫院服務的中心從城市轉向農村，而且是免費醫療；9歲以上的居民識字率從28%上升到38%，居民的平均壽命增長了2歲（從30.4歲到32.4歲）。每千名居民中的普通學校學生人數增加了1倍，大學生則增加了6倍，圖書館的數量增加了4倍，圖書報紙發行量增加了2倍。在農業方面建立了不少示範農場，大力推廣機械化的新式農機具，明顯提高了農業生產率；34個省的359個縣裡設有243個地方自治會郵局，這其中2/3的郵局架設了電話網並設立了鄉村通話點。在城市裡建起了排水設施、道路照明、劇院、博物館和公共圖書館。在他們「眼睛向下、工作中心向下」的不懈努力下，俄國鄉村與城市的距離在快速縮短，甚至出現融合的趨勢。

政治訴求提上議事日程

「自治局工作者」的務實精神並不意味著不問政治。他們雖然少談主義多談問題，但俄國農村和基層社會當時的「問題」並不只是掃盲、修路、開診所，更多的問題仍是社會性的，涉及各種侵犯農民權益的體制。自治局工作者事實上不能不捲入各種農民維權的事件。他們雖然並不鼓吹「革命」，但在這些事件中他們支持農民就難免得罪官府。於是僅19世紀70年代，在警察局掛上號的地方自治工作者就有900多人，並有多人被逮捕和流放。「革命者」說這些專家是當局的走卒，而當局卻認為他們是異己力量。

但是地方自治的推行仍然在悄悄改變俄國。

在城市管理方面，城市議會代表制度在1864年、1890年的兩次《地方自治機構法》頒布後，城市的自治管理步伐加快，從彼得大帝建立官僚體制以來，沙皇政府機構的活動第一次遇到了挑戰和競爭。從事自治局工作的人認為民眾和國家有不同的利益、目的和活動方式，不能以後者取代前者，或者犧牲前者而滿足後者，自治機關是以「公眾性」而非「國家性」為目的。在法定的私人和公共範圍內，國家不能橫加干涉。他們對國家職能和公共職能作了明確的區分，提出經選舉產生的市杜馬只對選民負責而不對政府的官僚機構負責。這種狀況導致了市杜馬和政府關係的破裂。為了改變這種局面，政府於1892年頒布新的市杜馬選舉條例，提高了選民財產資格和代表人數，結果這一舉措更導致了雙方對立情緒的激發。市政改革上體現的公民政治權利訴求更加凸現。各地出現的「沙龍」和「小組」成為了輿論中心，成為了思想爭鳴和社會問題討論的載體，它們與新聞媒體形成相互配合，形成了知識界影響報刊、報刊影響社會輿論繼而進一步影響統治階層的循環。「無論是中央還是地方政府部門的活動，都受到了來自社會和社會自治機構的監督」。地方自治局和城市杜馬在形成和反映社會輿論中的作用以及新聞媒體監督所起的作用都越來越大。以至對於官僚們來說，「輿論界的尖酸刻薄比（革命者的）手槍更可怕」。省長們不僅要認真聽取地方自治機構的意見，還要竭力討好和迎合它們，並妥善處理與它們的關係，那種「衙門裡的人說了算」的局面第一次遇到了「按法律規則辦事的人」的挑戰。20世紀初最高政權在同輿論界的每一次衝突中都做了一些讓步，社會對政府部門活動的監督能力有所加強，在這種良性互動下，社會獲得了為爭取自己權益以合法手段來影響立法工作的可能。

從1905年的第一次俄國革命到1917年二月革命前這12年間，是逐漸成長起來的「第三種力量」合法介入俄國政治的重要階段，他們營造的社會氛圍和基層自主意識為俄國自下而上地向政治現代化和國家法治化方向發展提供了難得的機遇。1905年以後城市聯盟和地方自治聯盟的作用增大，市政管理也從原來的收稅、治安、徵兵三項的警察式管理向社會服務性轉變。這些切實可行工作雖然不如「革命政黨」言論和「破壞性」活動那麼具有轟動效應，但是卻對提高本民族的文化素質和培養中產階級功不可沒，也為合法介入政治奠定了基礎。

「地方自治派自由主義」

據統計，20世紀初在34個省的自治機構中有33個省的自治局議員參加了自由主義反對派運動，地方自治局在自由主義的引領下成為後來立憲運動的倡導者。沙皇於1905年8月6日頒布了由內務大臣布留根主持制定的《國家杜馬憲章》、《國家杜馬選舉法》，10月17日正式頒布《十月十七日宣言》。這標誌著沙皇首肯了自由主義力主的憲政改革的部分內容。1905年10月17日宣言以後，政府表示進一步發展普選法原則，召開國家杜馬，任何法律未經國家杜馬認可不得生效，使沙皇政權具有了立憲的功能，因此《十月十七日宣言》現在被俄羅斯看作是「20世紀國家體制轉變」的「最成功的」標誌。1914年自治運動成立了全國性組織——地方自治聯盟和城市自治聯盟，1915年底全俄有464個城市加入城市聯盟，在城市聯盟中起主導作用的是自由主義的政黨，二月革命後曾當過臨時政府總理的李沃夫公爵（1861-1925）當時就是全俄地方自治會的主席。

到20世紀初，俄國的各種社會組織蓬勃發展，無論政治取向的、還是行業、職業成員利益體的或者是以慈善為目的的組織都是自願成立、自主活動的組織。各個行業都有協會成立。這時俄國已經孕育出許多公民社會的要素，「公民社會組織的發展迅速」。全俄佔總數10~11%的商人和佔總數16%~36%的市民擁有自己的福利機構，向本行業內部的貧困戶提供物質幫助；全國有14000個各類慈善組織和機構，全國有大約100個中學教師協會，150多個私營企業職員協會；企業主方面有冶金與鋼鐵加工代表聯盟、金屬加工工業聯盟、全俄企業主協會聯盟、全俄貿易與工業聯盟、捍衛工業委員會，農業方面有全俄土地所有主聯盟。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和職員都有捍衛自身利益社會團體。勞動者方面俄國的上千個工會中有150萬會員；全國還有6.3萬個合作社，吸收了2440萬成員（1903年11月在莫斯科成立的憲政自治運動秘密團體，參加者多為知識精英、城市中產階級和具有自由主義傾向的地主——作者注）。1905年成立了「全俄農民聯盟」，年底有20萬農民加入。從上層人物到普通知識分子都把參加社會組織看成是非常體面的事，看成是表達自己意願的重要平台，有時一人甚至參加好幾個組織。

1905年《十月十七日宣言》後，民間積極性更加高漲，全國湧現出100多個政黨，這些政黨代表了各個階級的利益，其中君主主義的政黨有4個；資產階級政黨和政治組織有38個；由地方自治派組成的「全俄協會聯合會」屬於中間派政黨，在「立憲派地方自治人士協會」的基礎上成立的「立憲民主黨」是中間偏左的政黨，它們給自己的定位是「非階級的」、符合「俄羅斯知識分子情緒」的政黨，是「民主法制派」的倡導者；代表小資產階級和農民的政黨有45個，其中最大的社會革命黨到1917年時發展成為擁有100萬黨員的第一大黨，以及代表無產階級和半無產階級的政黨和社會主義組織16個，那些原來蟄伏於地下的革命政黨都紛紛亮出旗號，成為可以利用杜馬講壇的公開活動者。（作者為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本文在發表時刪去注釋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