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有傳奇，但更多是傳說（下）

黃慕蘭自述裡面，還講了一件讓她頗為驕傲的事，那就是幫周恩來闢謠。

1932年2月16日，從這天起，上海一些大報紛紛登出一則啟事，以伍豪為首的二百四十三人宣布：「敝人本良心之覺悟，特此退出國際指導之中國共產黨。」

伍豪乃周恩來在中共黨內的化名，許多人都知道。所以也自然會感到驚疑，這麼重要的人物，也終於轉向了？

那些還堅持著的共產黨員，如果相信了這則啟事，士氣必定會遭受重擊。

國民政府方面就是想要這樣的效果，這份啟事其實是他們假造出來的。

中共當然必須挽回不利影響，但他們身在秘密狀態，不可能在國民政府控制的地區，公開反擊。

於是半個世紀後的黃慕蘭，寫下了一個她如何幫助周恩來的故事。

在她的筆下，周恩來專門接見自己，說敵人在四處造謠稱他已「叛變」，問她有沒有「巧妙而有效的方法替他闢謠」。

黃慕蘭在自己的描繪中「凝神思索了一會」，便提筆寫出一篇草稿：「陳志皋律師代表伍豪啟事：鄙人身體健康，希諸親友勿念……」

「慕蘭，你真是我們的女諸葛」，黃慕蘭自傳里的周恩來如此誇讚她。

她很聰明地沒有說自己是為反擊「伍豪啟事」獻計，因為那份啟事出現的時候，周恩來已經前往蘇區，不在上海，更不可能向她求助了。

按她的說法，「伍豪啟事」出現後，她和陳志皋順理成章利用了已經打好草稿的計劃，開始反擊謠言的行動。只是也提到了潘漢年來找陳志皋，同樣也是要他發闢謠的啟事。

反正看起來，黃慕蘭的創意對打破「伍豪啟事」很有幫助。

可是以周恩來的身份地位，黃慕蘭這個在第一線做秘密工作，曾經被自己趕出中央機關的小人物，他需要直接向她討教嗎？

他可能根本就不會想到要見她。

沒有史料記載，在「伍豪啟事」前，國民政府曾經偽造過周恩來脫黨的消息。在即將離開上海的時候，他似乎根本沒理由擔心這種事，也不可能未卜先知。

反倒是許多資料都寫明，想到同樣用在報紙登啟事，來反擊「伍豪啟事」的，應該是潘漢年，或者他的上級。

黃慕蘭當時只是被潘漢年找到，再經過她見到陳志皋，請這位律師幫忙發一則闢謠聲明。

陳志皋答應幫忙，只是擔心這樣會牽連自己，所以建議潘漢年，找一個租界的外國律師辦這件事，國民政府不容易動這樣的人。

潘漢年當然同意，陳志皋從家裡拿出一幅珍藏的古畫，加上潘漢年出資的一百大洋，送給一位法國律師巴和，讓他發出《巴和律師代表周少山緊要啟事》。

周少山也是周恩來的化名，用這個名字登啟事，用意不言自明。

啟事宣稱，周少山「撰投文稿曾用別名伍豪二字」，等於告訴世人，用「伍豪」這個名字的不止一個人。然後這份啟事再宣布「伍豪啟事」與自己無關，「該伍豪君定系另有其人」。

本來似乎很「清楚」的周恩來「脫黨」，一下子被攪了渾水，看到兩則啟事的人，再不可能輕信國民政府的說辭了。

不管怎樣，整件事情里，黃慕蘭也算有自己一份功勞。但她在中共黨內的「功勛」也到此為止了。

「伍豪啟事」之後不久，陳志皋所在的左翼團體有人被捕，正在給父親陳其壽守喪的他，不得不和黃慕蘭一起去杭州避一避風頭，一住就是近一年。

這中間，黃慕蘭和陳志皋已經談起了戀愛。

當初派她與陳志皋聯絡，中共並沒有允許黃慕蘭與這位「二少爺」建立更親密的關係。

但是後來，他們清楚知道陳志皋在追黃慕蘭，卻不做任何阻止，至少是客觀上利用了這一點，讓陳志皋做事更賣力。

現在黃慕蘭與陳志皋假戲真做了，她的組織這時候才惱火起來。

他們決定，與違反紀律的黃慕蘭，「淡斷」關係，也就是慢慢疏遠，最後不引人注目的地斷絕來往。

據吳德峰說，這個指示來自周恩來。雖然已經到了蘇區，但他仍然是中共秘密工作的掌門人。

黃慕蘭又作何反應？

她沒什麼劇烈的反應。

丟失會議記錄跳江那一次，她就萌發過回老家的念頭。

回家就意味著，放棄她追隨了幾年的革命。

這場革命已經越來越看不到希望了。一個個組織機構被破壞，一批批黨員幹部被捕，然後又成群自首投降。連中共中央和周恩來這樣的大人物，也在上海呆不下去了。

黃慕蘭也不可能不去想自己的前景。

她也不過是普通人，一樣想要安穩的生活。

從宛希儼到饒漱石，再到賀昌，她不論怎樣浪漫，其實還是想和一個男人，擁有一個穩定踏實的小家庭。

現在她面前的陳志皋，「一個真正能以禮待人的世家公子」，都市暖男，家境富裕，如果能與他相守一生，這樣的日子，豈不是很好的歸宿？

她與中共之間的「淡斷」，其實等於雙方心照不宣的相互了斷。

只是幾十年以後的她，必須給自己當年的行為，找一個冠冕堂皇的理由。

於是她搬出一個叫劉伯垂的人。宣稱劉伯垂這時接替了潘漢年的位置，正是他勸她說，嫁給陳志皋「絕對是合乎工作需要的」，「賀昌是個很開明的人，他也決不會埋怨你」。

然而事實是，這位劉伯垂在1927年後就離開中共，怎麼可能會接替潘漢年，主持上海的秘密工作？

1935年5月，黃慕蘭與陳志皋隆重成婚，曾經的理想主義青年，浪漫女性，現在正式做了闊太太。

在這場婚禮前，3月10日，賀昌在江西會昌陷入國軍重圍，身負重傷的他，在最後時刻，飲彈自盡。

黃慕蘭與中共的關係，似乎就隨著賀昌的身亡，徹底結束。

但是時勢不由人，隨著抗戰的爆發，國共重新合作，黃慕蘭又與中共重逢。

她本來就不是可以安守家庭主婦的人，社會活動，商業交易，都少不了她的身影。當抗日救亡運動起來的時候，她當然也不會缺席。

這樣的場合，免不了遇見過去的同志，與共產黨人重新合作，也就順理成章。

黃慕蘭在自傳里，把這時的她，寫成在中共領導下的活躍分子。其實她和陳志皋也不過是周旋在國共兩大勢力之間。因為她為國民政府支持的抗敵後援會幫忙太多，還被親共的何香凝告誡：「你要把你的力量用在雪中送炭上，不要用在錦上添花上。」

在何香凝眼裡，需要「雪中送炭」自然是中共搞起來的那些組織。黃慕蘭和陳志皋也沒有不管，比如幫助宋慶齡、郭沫若等離開淪陷的上海。以疏散難民的名義，把一批人送去當新四軍。

但是他們夫妻主要還是為國民政府做事。陳志皋後來直接在廣東曲江做了國民政府的官，黃慕蘭後來逃出日軍佔領的香港，也是和杜月笙的太太姚玉蘭等一起，歷盡跋涉。而這時潘漢年在上海，已經打通日本外交官岩井英一的關係，將一批中共人員轉移出港，卻沒在其中給黃慕蘭安排位置。

不過黃慕蘭還是與中共脫不了干係。她曾經在重慶拜會過周恩來，雖然在周恩來的視角，那很可能只是一次統戰工作的小插曲。但黃慕蘭後來受楊惠敏（國軍堅守上海四行倉庫期間，為他們送國旗的那位少女）案牽連，與陳志皋一同入獄的時候，本來此案主題是楊惠敏涉嫌走私，但審訊人員卻在黃慕蘭去見周恩來這件事上問了她好久。

她和陳志皋最終獲釋，抗戰勝利後返回上海。依然過著高朋滿座，到處都交朋友的上流生活。連陳立夫、白崇禧都攜家眷出席過黃慕蘭的生日宴，軍統上海站長王新衡也與她和陳志皋交往甚密。

他們雖然也繼續幫助中共，比如協助沈鈞儒、洪深擺脫國民政府監控離開上海。1949年解放軍佔領上海前，幫忙勸說蔣緯國留在大陸，鼓動上海守軍將領劉昌義臨陣倒戈。前者未成功，後者他們也並非主角。不管黃慕蘭自傳里把這一段時日中，與左翼人士的交往寫得如何繪聲繪色，真正說得出來的實事也不過就這幾件。

所以中共佔領上海後，並沒有特別優待他們夫婦。他們經營的通易公司，曾經被民國政府吊銷執照。中共方面也依據自己早已定下的規矩，凡民國時期已經停業的金融企業，「一律不許再復業」。儘管黃慕蘭、陳志皋已經為此欠下許多債務，也只能自己消化。

就連原本擬定的，讓他們夫婦做全國政協委員的計劃，也最終泡湯。據說是因為抗戰後的人際糾紛，造成一些「民主大姐」對黃慕蘭誤解，阻攔了她這最後的上升之路。

黃慕蘭這時是否開始後悔，當初不該脫黨？反正從這時候起，她開始不斷要求恢復黨籍，不惜去找舊日的情人，此時的華東最高首腦饒漱石。

可饒漱石卻還是當年的老樣子，「你早已做了資本家的太太，」依然是嘲諷的調調，「多年來享盡了福，滋味如何……」

他倒也是公事公辦：「多年來你沒有繳過黨費，沒有過支部組織生活，我們不能承認你的黨員身份。」

如果確系地下黨員，不按時繳黨費，不過組織生活，都不是否定黨員身份的理由。但問題是，早被「淡斷」的黃慕蘭，顯然並非地下工作者。

只是當年這種沒有說明白的「淡斷」，似乎讓她有了辯白的餘地。總之她的後半生，不停地為自己的黨籍奔走，申訴。

她曾經找過吳德峰，他卻告訴她：「你脫黨的問題，是你自己行為所致，不存在組織恢復黨籍問題」，「不要舊事重提，一把屎不臭挑起來臭，這樣做，對你對孩子都不好」。

她和陳志皋曾經是上海的風光人物，如今卻淪落到無人重視的邊緣。

陳志皋決意另尋出路。他選擇出國，表面的理由是做生意還債，背後的想法恐怕還有重建自己的生活，何況這時候，他已經擁有了一個情人彭慶修。

還在曲江的時候，黃慕蘭就認為陳志皋有情人。她那時還委屈地向周恩來提出，與陳志皋離婚，自己去延安，被周恩來「一切以大局為重，不要去計較這些生活上的小事情了」擋了回來。

現在陳志皋與彭慶修的事已經公開，黃慕蘭反倒淡定了許多，曾經也浪漫的她，對這種事已經能夠寬容理解。

她和陳志皋友好分手，任由他帶著彭慶修遠行而去。

陳志皋到了香港，等到債務還清以後，又帶彭慶修去了台灣。

雖然黃慕蘭在自傳里把陳志皋赴台寫成「深入虎穴」，但陳志皋顯然並非情報人員，也沒再為中共組織做什麼事情。他只是像民國時代一樣，在台灣重操律師舊業，依然非常成功。這在大陸是不可想像的事。

黃慕蘭一直在大陸，經歷了她平生最大的磨難。

1955年，饒漱石徹底垮台。也在這一年，黃慕蘭被隔離審查，與兒女家人分開，一去就是八年。

她是因為潘漢年案件被牽連，其實並不難搞清楚。但是原本可以證明她無辜的人，卻為了「保護」自家的安全，拒絕了作證。

案件還在調查，人們就已經知道，為被告作證將有危險，也就是說，黃慕蘭他們已經被預定有罪，任何想給他們翻案的人都必定懲處。

當年民國的法官判參加罷工的黃慕蘭無罪，她並不領情，依然堅決要打倒眼前的世界。

現在新世界來了，她卻連一個公平的判決也得不到了。

她終於在1963年被判「叛徒、特務、反革命」罪，管制三年，實際上對她的關押已經遠遠超過了管制期。

不過好歹可以出獄了，卻不料三年多以後的1967年6月，文革的風暴又把她送回牢房。直等到1975年5月再次釋放，又是將近八年的時間過去了。

她仍然為自己的黨員身份到處求告，直到1987年，上海市委組織部宣布，承認她1926年入黨，但在1933年脫黨，所以黨齡以1951年重新入黨計算。

她依然不服，但是直到2017年2月7 日，她以一百一十歲告別人世，黨籍的定論也沒有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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