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鉤沉3：在矛盾中追逐——三十年代中期香港《工商日報》中的上海都市想像（1934-1938）

那年我在香港，曾經把QQ簽名改成「嶺南雨儂，司馬衫靑」。

那時候還沒有微信，我正抓著二十歲的尾巴，在香港中環的大街上憂傷地哼著「小小少年，很少煩惱···」，正如我每天從港中大的圖書館回到樟樹灘村的居所，總喜歡哼著「學習雷鋒好榜樣」一樣。

天上掉下去港中文歷史系訪學半年的機會，住在學校邊的山谷中，我曾在一篇文章里形容這裡的村屋是「風不亂髮，雲在指尖」。這半年是我讀書最純粹的半年，要知道我本科在讀書外沉迷廣播和話劇，研究生和博士則浪跡在學校和社會的舞台上做各類主持人，以及更加沉迷話劇。在港中文的半年裡，除了開始的時候，和內地學生會一起作了一場虎年春晚後，就再也沒參與任何的社團和校園活動，完全給自己留下一段靜心讀書的日子。

去的時候，本打算做一下王韜之後的《循環日報》研究，可是找遍了我能找到的地方，從中大圖書館到港大圖書館，到香港中心圖書館，能找到的都是王韜時期的膠捲，對這家報紙得到的僅有的信息就是上世紀七十年代以報道澳門賽狗維持經營，故而無奈放棄。

後來讀了一些參考資料，發現民國香港有三大報之說：《工商日報》《華僑日報》《星島日報》。我自上海而來，就想看看這三份報紙對上海的報道。

說起來，這是妥妥的福柯話語分析的套路，然而我那時理論不精，而且比較反感在論文一開頭先鋪述一大票洋理論，總是覺得如果事實已經說明了一切，就不需要理論再框架一下了。那個時候年輕啊！總喜歡給那些用事實的反例去打濫用洋理論論文的臉。而現在才知道，其實有的時候理論不可少，能把分析的思路理得再清晰、深入和順暢一些。

港中文這三份報紙都有，幸或者不幸，這三份都是膠捲保存。所謂不幸，是必須到膠捲室利用學校的膠捲機來查看報刊，為了保護機器，膠捲室里常年低溫，每以厚裝入內，且為地下室，四周封閉，只有幾台機器，頗類密室殺人案的經典場景，來此看膠捲的人非常少，九成九的日子是我自己一個人，一看就是一天，由晨至夜，出得膠捲室，雖然是夜幕深沉，但依然覺得光明湧入我身。

所謂幸運，一則是港中大膠捲室里的機器比較好。我用過三個地方的膠捲機，港大的最好，輕便，功能多樣，可以把顯示器橫屏一扭，就變成豎屏，看起來沒有歪脖之苦，膠捲電子化，直接PDF下載。港中文的其次，雖然機器笨重，但是也可以直接電子化，PDF另存。上海檔案館的機器不但笨重，而且還需要調焦，明晃晃的一盞燈落在屏幕後面，令人慾瞎，複製資料也是複印似的，不能存在電子版。港中文比上不足，比下則有餘。

二則，免費複製資料。上檔複製資料，一張一塊五，撐破荷包（比上圖的一張1.6複印費，1.8版權費要便宜多了，當然這還是10年前的價格）。然而依然要給上檔打CALL的是，上檔看檔案沒有國內其他檔案館常有的捂檔案之舉，能開放就開放，絕對不給你下絆子。其實，和開放相比，其他問題幾無足輕重。

三則，苦讀舊報刊是一件磨練性子的事情，學問需要水磨功夫，這些舊報刊，雖然多，但也是四五個月可以看完的，這是一件付出足夠的努力就可以獲得可以預見效果的工作，比很多做了一半兒依然迷茫的事情要可靠的多，至少你能看見今天讀了多少頁，明天讀了多少頁。這讓你在周末圖書館閉館的唯一一個上午，可以安心有底氣地在食堂吃完早飯後，好好地喝一杯咖啡，看港中大山色氤氳，風動雲翳。

通讀這三大報之後，休息了幾天，其實體力倒不是很累，而是心態沉浸在一件事兒久了，讓其突然轉向，總有點兒不太適應。如果說看舊報紙，存資料是一件體力活，怎麼對這些既有史料做研究就是一項技術活。所以最後的那段時間，我又閱讀了不少香港文化與報刊的歷史，去尋找「話語」背後的原因——「話」雖然說人，但是「人」為什麼能說出這些話呢？

三大報和香港的素材積累了很多，但是當時沒有直接寫出文章來，而是回到上海以後才結篇呈文。相對《工商日報》，《華僑日報》和《星島日報》和民國上海黃金時代的交集太少，所以主要以《工商日報》為主，撰寫了三十年代中期香港《工商日報》中的上海都市想像。又是靜西介紹，參加了2010年底的復旦新聞學院博士生論壇，拿了個入圍獎，不過也算是無心插柳，敲了一下新傳學界的大門。

後來此文蒙在港中大認識的寶麟兄推薦，李玉老師垂愛，刊發於《民國研究》2011年總第20輯上。算是我真正第一篇新聞史（報刊史）方面的論文。 而在讀舊報紙的間隙，也有各位親友的照顧。香港姑娘希文在復旦新聞學院就讀，她是我們劇社的導演，我們曾合作過幾部劇，比如我編劇和主演的《天地玄黃馬相伯》。10年春節，臘月27，她約我到她家玩，希文媽給我做大鮑魚和各類海鮮吃，在逛菜市場的時候，有位她常去的檔口的攤主見她帶女兒和一不認識的小夥子來，以為我是她女婿來上門，竟然給了希文一個紅包後，順手也給了我一個，後來打開一看，竟然是兩百港幣。希文媽說，收著唄。 真是暖心暖意。可行文至此，忽然發現，這似乎已經是將近十年前的事情了！人過而立，歲月加鞭。比少年時，明白這個世界上有更多的不可能。也許拿破崙的字典上沒有「不可能」三個字，但即使是他，這本字典後來也遇到了升級之苦。人生世上，知道自己的界限和所執後，依然董道而行，才是由心無憾吧！在矛盾中追逐——三十年代中期香港《工商日報》中的上海都市想像（1934-1938）

【摘 要】：三十年代中期香港《工商日報》文本中存在著大量對於上海都市文明的描繪和想像，這些描繪和想像呈現出兩個不同的趨向，即追羨都市物質文明的繁華和批判繁華背後的貧富不均奢侈淫靡。這兩種趨向一方面來自於《工商日報》管理層和編輯層自身對於上海文化的觀感，另一方面則深層次地反映了香港社會凝聚過程中的「無根」狀態及對都市化及其所引發的消費主義、享樂主義等附加影響的複雜心態。

【關鍵詞】：都市文化 想像工商日報

三十年代是上海在民國時期發展的頂峰，不僅為中國當時最大的城市和經濟中心，同時又是都市文化的樣板和典範。本質上來說，現代都市是殖民者從西方「移植」的舶來品，如何在傳統農耕文明的背景下建設都市構建都市文化，國人並沒有太多的經驗，中國其他的城市都在觀察和模仿著上海，以此形成起自己對於都市的想像與構建，而報刊則是一種重要的觀察渠道。本文以三十年代香港《工商日報》為中心，通過分析其除時政要聞之外[1]的上海報道內容，展示港人對於上海都市型態和文化的想像及其追逐與批判的矛盾心態，並由此體現港人自身對於都市化及其所引發的消費主義、享樂主義等附加影響的複雜心態。

一

所謂都市想像，包括兩個方面：都市形態和都市人的生活方式，即回答都市是什麼樣子的，在都市中的人該怎樣生活這兩個問題。除了時政要聞和經濟信息之外，《工商日報》上刊登大部分關於上海的消息、特寫、人物專號、遊記、廣告都構成其對於上海的都市想像。在一定程度上，這些想像代表了香港社會對當時處於巔峰的上海都市文明的追逐和仿效，而以高樓、商業街、城市景觀為代表的物質文化，以文人、影星為代表的都市名人和以電影、舞廳、新時尚為代表的娛樂文化共同構成這種想像的主體。

現代都市是以街道為網路，由各種景觀、建築和設施組成的複雜區域。作為一個外來者，首先進入其眼帘的必然是這個城市的燈光街巷，樓宇花園，商業廣場以及服務設施，它們是都市物質文明最顯著的標誌。港人對於上海的直觀印象源自於此，如尚豪從上海發回的稿件《香港和上海比較一打》[2]就是從電車、巴士、擦鞋、印度巡警、舞票、影票、車票、洗浴、用水等城市生活服務設施所著眼。《工商日報》的編輯和來稿作者們以最直接的筆觸來描寫這座城市妖異的繁華，「高聳的，巍峨的立體建築物——高樓，七層，十層，十三層，十六層，廿四層……窗窘窟窿像蜜蜂窩眼，一個，兩個，三個，數不清，潔凈的玻璃窗上，掛著美麗的帷幔。界街上的電車，一輛輛，像烏黑的長蛇，格隆隆，格隆隆地爬。汽車，四汽缸的，六汽缸的，『雪格萊』的，『奧斯汀』的，代表一九三四年「福特」式的，烏黑、閃亮、嶄新，統在這熱病式的動脈上流著」[3]，他們驚嘆道：「上海，這名詞，令人一看了便會羨慕的罷。哪個不知道它是我們大中華民國的大埠，而且是東亞第一商埠？」[4]

街道是城市的縮影，一些著名的街道甚至是其所在城市的符號性地標，如巴黎的香舍麗榭、紐約的華爾街和第五大道、東京的銀座以及香港自己的皇后大道。上海的街道中，被提及最多的是公共租界的南京路和法租界的霞飛路。南京路是商業的中心，這裡人來人往，「外國的紳士、中國的名流、聞人、洋行買辦、公司主管、摩登小姐、放浪學生……匆忙忙地浪潮樣盪流進——先施、永安、新新、麗華的大建築里去，從那裡出來，他（她）們的手裡拿滿紙包：大的，小的，紅的，綠的」[5]。霞飛路則是「有著『神秘之街』的別號的，那裡的咖啡座，酒排間，按摩院，很多；跳舞場也有幾處，電影院也有兩三家——是頭等的：至於路上來往的人們，實際上也是外人最多；怪不得人們都說：那裡是富有『異國情調』的。」[6]

另一類被港人所關注的城市設施是公園，上海的公園景色華美，通過銷售門票控制了入園人數，所以十分清幽，是中等人家的樂土，如靜安寺旁的兆豐公園「有著廣闊整齊的草坡，綠草如茵，真是美麗極了！此外還有花圃、樹林、池塘，配置得很雅緻。當朝晨，露水未乾，紅日初上，園中花香撲鼻，清風掃人；薄暮，天空沈暗，景色蒼茫，殘暉斜照在叢林之上，也別具佳景。」[7]

城市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名利場，名人是這個名利場中最耀眼的明星，而追逐名人則是都市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作為南國的遠觀者，《工商日報》所報道的上海都市名人主要集中在文人和影星兩個方面。魯迅是上海文化界的旗幟性人物，36年10月魯迅逝世後的第二天，《工商日報》即發表社論高度評價魯迅的批判精神對於中國文化的意義[8]，並詳細報道魯迅出殯的整個過程[9]，開設「追悼魯迅先生專號」，以及在後陸續發表日人原勝著，苗秀譯《隔壁的魯迅先生》[10]、冰谷《魯迅與中國文學》[11]、白鳥《談魯迅運動》[12]等文章。當然，在對魯迅這樣的民族脊樑表示崇敬之外，港報更多還是願意去搜尋一些輕鬆些的文人趣聞，比如和冰心、廬隱同為筆會成員，出演過《威尼斯商人》女主角的上海小姐虞岫雲婚後生活[13]；曾和已故女明星艾霞同居的詩人為她寫的千行長詩[14]等等。

有關電影明星的報道向來是娛樂版的重頭戲，港報也不例外，對其生平、行蹤、嗜好甚至是私生活細節等問題都傾注特別的關注，報道最多的明星有二，一位是胡蝶[15]，另一位是阮玲玉。阮玲玉自殺事件轟動一時，從其夫唐季珊扣留遺書不允發表到滬輿論界對唐的譴責，從價值千七百兩的銅棺大殮到前夫張達民對唐季珊的訴訟，港報以消息、通訊、特寫、紀念專號等形式對其作了長達兩月的追蹤報道[16]，電影公司並適時推出阮最後遺作《國風》，並在報刊頭版宣傳[17]，「阮玲玉自殺」已經超出娛樂新聞，而成為社會新聞，引發讀者對於「自殺」問題的討論。[18]

相對於鄉村周期性的廟會、社戲等娛樂活動，都市的娛樂行業是日常性的，也是都市文化的顯著標志之一。「披開（上海的）報紙，足占上一大張紙的娛樂告白——電影啦，唱書啦，評劇啦，京戲啦，跳舞啦……看不勝看。夜神降臨了，霓虹電炬，紅的，綠的，閃耀著，華麗奪目。那所謂樂園——百貨公司的天台花園——就是柳暗花明，鶯啼燕婉的場合。」[19]

電影產業是都市文化的標誌性產業，上海電影是香港各影院在「荷里活」（即好萊塢）之外的另一大片源地。《工商日報》開設了「電影」半周刊，對上海電影界介紹甚多，如《上海的電影教育》[20]、《上海電影雜誌之檢討——依據在港中所見者》（上、下）[21]、《海上國片公司的新陣容》[22]等文，並以「專號」的形式對新出影片進行深度報道，如「《姊妹花》專號」[23]、「《暴雨梨花》專號」[24]等。下表為1934~1935年《工商日報》頭版版幅過半版的上海電影公司廣告，其數量甚至超過了好萊塢的進口影片，這些廣告所豐富和加強了上海「電影之都」的文化形象。

時間	版幅	名稱	公司	主演
1934.6.15	半版	《漁光曲》	聯華	王人美
1934.9.2	半版	《春潮》	聯華	王人美
1934.10.8	半版	《璇宮艷史》	天一香港分公司	薛覺先、唐雪卿
1934.10.28	半版	《香雪海》	聯華	阮玲玉
1934.11.10	半版	《花牆柳路》	明星	胡蝶
1934.11.22	半版	《白雲塔》	明星	胡蝶、阮玲玉
1934.11.26	半版	《白雲塔》（下）	明星	胡蝶、阮玲玉
1934.12.11	半版	《紅荊花》	天一香港分公司	胡蝶影
1934.12.12	整版	《紅荊花》	天一香港分公司	胡蝶影
1935.2.14	整版	《再生花》	明星	胡蝶
1935.3.28	半版	《空谷蘭》	明星	胡蝶
1935.5.19	整版	《回首當年》	全球	陳波兒

舞業是都市娛樂文化的代表，一戰期間，跳舞開始進入香港華人社會。1930年，全港第一家舞場銀月舞場建立，隨後跳舞逐漸制度化。[25]上海的舞場發展得比香港要早得多，雖然《工商日報》認為舞女將成為一個社會問題，[26]但是這並不妨礙其對上海舞業的報道，「舞場面積大小不一，燈紅酒綠，陳設華美；舞女服裝，爭妍鬥麗，素胸緊貼，香澤微聞；星期六晚通宵達旦，浴衣伴舞轟動一時」[27]，而那些舞藝並非臻佳境卻能月入千金的名舞女讓其既羨又嘆[28]。上海風尚一直引領著都市潮流的發展，除了上海服飾、上海做派之外，上海的一些新時尚也被《工商日報》所關注。如最先採用女性作導遊的上海嚮導社[29]，新成立的裸體運動組織上海「健康社」[30]等等。這些時尚也屬於都市廣義的娛樂生活的一部分。

香港地處嶺南，其華人多來自廣東，次則廣西、閩南等地。許多的港人對於南嶺以北的中國知之甚少，三十年代末，有一個長於北平的湖北人來到香港以後就抱怨說，「不拘碰到什麼人，他們總都是不稱我為『上海人』便是叫我做『山東佬』的；不論我如何對他們解釋，告訴他們，湖北並不就是山東，北平也不是上海的一個什麼小地名。」[31]港人知道山東，其印象得自於1922年港英政府從威海衛引入警員所形成的一支警員類別「魯警」；熟悉上海，則很大程度上藉助於港報為他們所描繪的現代大都市的形象。三十年代中期《工商日報》對上海社會的觀察與書寫，展示了其對都市文明的闡釋與想像。而觀察對象的選擇其實就是一個想像的過程，上海的都市文明顯然是走在香港的前面，香港通過對上海的觀察，汲取著都市文明的各種要素，以追隨上海都市發展的潮流。

二

1933年10月18日，沈從文在自己主編的《大公報·文藝副刊》上發表《文學者的態度》一文，對上海作家商業化的文學創作傾向進行了批評，「海派」作家杜衡隨即反擊，戰況迅速升級，一時間，京滬兩地的眾多文人捲入了這場論戰之中，形成了轟動一時的「京海」之爭。文學上的爭論在一年之後逐漸平息，但是其餘緒一直延續至今，並傳播到文學之外的其他文化領域，最終擴展為「南與北、海與陸、鄉與城、中與西、現代與傳統，這樣一些20世紀中國文化面臨的基本命題」[32]。京滬兩地迥異的城市風格與文化氣質是產生這場論爭的重要原因。李歐梵先生把上海和香港作為現代中國的「雙城」，在三四十年代的南下潮中，香港是上海的他者；而在八十年代的懷鄉情節中，老上海是香港的他者，兩者互為鏡像。[33]然而從當時港報對上海的評價上看，三四十年代的香港卻並非天然地站在上海的一邊。

《工商日報》對上海都市的觀察擁有兩個不同的視距，一個是其編輯記者在港的視距，另一個是游滬港人的現實視距。他們都把自己看到的上海書寫到報紙上，而在書寫的過程中形成了不同的上海都市想像。在香港遙望上海，看到的是僅僅是一幅繁華現代的圖景，而在上海以一個香港人的身份來看這個城市，卻在繁華背後看到了種種醜惡。

這些報道對上海的評價是非常清晰的兩分法，一方面是承認其經濟建設的成就，而另一方面則強調其道德上的敗壞，「上海是華洋雜處的，商業繁盛，遠過於港粵。不過塵俗可厲害得很，一所其間，令人作三日嘔，只有法界霞飛環龍一帶，還可小住，不過都市的生活總是爾虞我詐，萬惡淵源，危險特甚。野雞遍地，又是上海一種特色。對於禮儀之邦的中華，已經侮辱不堪了！」[34]

白天的上海是一個工業城市，而夜色降臨之後，上海揭開了其娛樂之都的面紗，「不夜城」象徵了上海的繁華，但是夜晚也是滋生罪惡的溫床。南京路是上海繁華的象徵，而夜晚的南京路是色情買賣的場所，「全是女人的世界，這兒的男人是同樣的失去了靈魂，一切的熙熙攘攘全是受著色情的狂態所驅動。」[35]在這裡，「年紅燈的光，正在閃爍；人肉的市場，正很熱鬧地營業著。人肉，和百貨公司的櫥窗般陳列著：人慾橫流、不人道的人道，把人的假面具都揭穿了：殘酷的人的天性，毫無掩飾的表現著。倘使這還不是世界的末日，那麼，人將把人囫圇地吞下肚子去了！」[36]聲色犬馬的男男女女僅僅是脂粉香水，就消耗千餘萬，[37]而窮人卻衣不蔽體，滋生了各種社會問題，「上海也是萬惡的淵藪，聽呀，哪一條馬路上沒有孤苦伶仃的乞丐的哀號？看呀，哪一條弄堂里不是擠滿了赤身露體的窮漢？那□子里的賭場、妓院、旅館、馬路，都會變作殺人、搶劫……的場所。上海的夜，是產生了更大的罪惡，但是都被黑暗掩蓋著。」[38]在這種情緒影響下，甚至一些似乎和社會，和時政無關的文字也要加入一些批評的話語，如一篇寫到浦東的海水浴場游泳的文字，本來是「洋海浩茫水天一色胸襟開拓其樂無涯；綠波沉浮淋漓盡致沙灘大會日暖風和」，可發現該浴場是建於軍事要塞附近，原本是我國海軍陸戰隊駐紮，「一·二八」之後「軍事重地，現成娛樂之區，真使多愁善感的我，啼笑皆非」，兩人還要買來酒水，「狂歌當哭，這才重振遊興」。[39]

對於一個外地人來說，上海是一個很容易讓人墮落的地方，一位港人到上海去看望一個老朋友，原來在杭州認識的，無不良嗜好，可到了上海之後，每天早上九點睡覺，晚上八點起來，還需要靠抽大煙來振作精神，因為他每天晚上要去舞場。上海使他徹底墮落了。[40]正因如此，很多港人對上海的態度是負面的，「我討厭上海：討厭那碧眼兒的西洋人，討厭那欺善怕惡的黃包車夫（人力車夫），討厭那無廉恥的漢奸，討厭那仗勢欺人的劣紳，我更討厭那面目猙獰的日本人：總之這『生存競爭』冷酷的上海是使我深刻地留著一種不良的印象而使我討厭！」[41]

三十年代中期《工商日報》中的上海都市想像呈現出兩個不同的趨勢。一方面是對上海繁華的都市文明的追逐；而另一方面則是對文明背後罪惡的警惕和批判。在都市想像中，他們將罪惡的來源歸之於都市商業化的發展，呈現在他們面前的上海都市化之路是——都市化為走向繁榮的必由之路，但卻會帶來極大的貧富差距與道德淪喪。面對這種兩難，港人對於都市化的心態是非常矛盾的，而這種矛盾也最終反映到其對上海的評價上：

上海畢竟是中國唯一的大商埠，是中國的文化中心地，是物質文明最發達的地方。最光明的，最黑暗的，最污濁的，最萬惡的，最繁華的，最快樂的，最可愛的，最可怕的……誠不能再說了，總之，上海就是如此的上海吧。[42]

《工商日報》這個時期對上海的都市想像別具特色。三十年代中期是上海都市文明較為獨立和繁榮的階段。其後，由於抗戰以及內戰的影響，上海繁華不再。而《工商日報》對上海報道的核心也變為對其命運的擔憂，「江河日下」成為這個時期報道的關鍵詞。上海都市的衰落使得港人的評價不再矛盾，借用當時美聯社主任韓普森的一句話就是「由滬抵港有如監禁期滿出獄」[43]。橫向作比的話，三十年代眾多的上海小報也揭露上海都市的黑暗，但一方面它們不是有影響的門戶大報，多是同人刊物，其所有文字的觀點具有統一的趨向性，不夠客觀；另一方面這種批判更多是吸引讀者興趣的手段。《工商日報》為民國香港三大商業化報紙之一[44]，在香港有著極大的影響力，1933年獨家報道「閩變」轟動一時，「計當日的《工商日報》、《工商晚報》及《天光報》，每日銷紙十五萬份，那時，香港人口只有八十萬」[45]，翌年入選上海中山文化教育館所評的中國十大報。[46]《工商日報》在香港遠觀上海，其對於上海的都市想像是出於其自身建設都市文明的需要，新聞報道雖然也要吸引讀者，但盡量還是從客觀的角度來進行，至於批判的文字主要集中在市民來稿的「市聲」版，版面分配的不同也體現了該報的客觀性。

三

香港《工商日報》創刊於1925年7月，由僑商洪興錦、王德光等和報人潘惠儔、黎工佽等合力經營，首任總編輯為黎工佽。時值「五卅運動」之高潮，黎稱其宗旨為調和工商兩界之矛盾，代表工人與資本家共同的利益。[47]1929年改組後由著名港商何東接任董事長，則完全偏向商界。何東是英皇賦予爵士銜的香港顯赫人物，經營有金融、股票、地產等各種業務，接辦《工商日報》可使自己消息靈通，有助於經營業務的發展，又可鞏固自己的地位和提高聲望，何東為該報投下大量資金，撥出德輔道中四層高的民房一棟作報社新地址，並裝置德國M·A·N轉輪印報機，充實設備，延攬人才，業務日有起色。1931年，何東中文秘書胡軼五任社長，此後的幾十年間一直作為何東家族意志的體現者經營該報，留法學者袁擢英任總編輯，直至1937年始離職，是41年香港淪陷前，在任《工商日報》總編輯位最久的一位。[48]

上海陝西北路的何東公館

《工商日報》代表了香港報刊發展的一個新階段，可謂是「『資本家出錢，專家辦報』在香港的第一個嘗試」[49]，在三十年代中期《工商日報》的管理層中，體現資本家意志的自然是胡軼五，而專家則指的是袁擢英，他們對於上海都市文明的態度都體現出一種肯定與批判相結合的兩分法。胡軼五是何東的代言人，何東作為香港商界巨頭，對於工商業的信息和潮流自然是極為關注，這是肯定的一面；但同時何東與國民黨政權關係密切，其第三子何世禮（即56年何東逝世之後《工商日報》的掌門人）是國民黨黨員，為民國軍界政要，59年在台授陸軍二級上將銜。國民黨政權一直鼓吹自己的「革命性」，對於上海的民族資產階級採取利用與打壓相結合的政策，而在宣傳上著重批判資產階級的道德問題，所以《工商日報》出現批判文字也是非常自然的事情。

除了《工商日報》上編髮的文章之外，沒有太多的直接證據表明袁擢英對於都市文明的觀感，但是可從其經歷與家人的風骨立場來加以推測。袁擢英兄弟三人曾於1921年留學法國，對於西方文明有著直觀的印象和理解，其晚年亦定居巴黎，故而其思想中當有肯定的一面；同時，袁擢英的家庭既秉承著嚴謹正直的道德傳統，也受到過共產主義思想的影響。其父名袁厚常，字居敦，曾經多次代人考舉人，自己卻不願進入官場。有三子，長子袁拔英，次子袁振英，三子袁擢英。袁振英曾是《新青年》的專欄主持人，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成員，信仰並致力於研究共產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為中國共產黨的創立作出過重要貢獻，不過在1921年9月三兄弟赴法留學後就脫離共產黨，當然這種脫離只是組織關係上的脫離，而非信仰的改變。袁氏兄弟受其父的影響很大，袁振英曾承認自己的性格深受父親影響：「我也遺存父親的性格，一生不肯做貪官污吏，土豪劣紳，奸商市儈，也以教書為職志。」[50]據說，其脫離共產黨的原因也極具文人氣，是因為看不上陳獨秀的人品。[51]家人如此，袁擢英當亦會直面霓虹燈下的血淚。

正因雙方都有著這樣的思想基礎，故而袁擢英會儘力幫助胡軼五展現上海的都市時尚畫卷，而胡軼五也不會幹涉袁擢英選取那些批判上海罪惡的讀者來稿。

報刊的觀點在內是受經營者與編纂者所決定，但是更深層次的說，還是與當時社會整體心態息息相關的。三十年代中期《工商日報》對於上海都市文明矛盾的心態，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香港華人對於都市化及其所引發的消費主義、享樂主義等附加影響的複雜心態。

作為一份商業性報刊，《工商日報》主要服務於工商業人士[52]，除了固定的「工商界」版之外，亦刊登眾多其它有關商業信息。同時，廣東人也是上海工商界的重要組成部分，廣東商人混跡在上海的名利場，做著娛樂業的恩主。故而，這些《工商日報》主要讀者的口味是很偏滬風的。而從香港華人社會的角度來講，由於兩地同為受西方殖民勢力影響甚深的沿海城市，城市氣質上頗為相似[53]，所以香港華人對上海時尚也多有追逐，李培德談到1920年代港人好滬風的現象，與三十年代中期差別不大：

1920年代，香港並沒有現代文學，有的只是太史公古老的一套。香港和上海一樣，很國際化、西洋化、多元化，還富有殖民地色彩。在香港念英文的所謂「蕃書仔」、「番書女」，覺得不需要太史公，要找另外的學習對象，向北看卻看不起廣東，一看就看中上海。因香港還對上海有親切感，那裡有咖啡廳、西方電影，談戀愛時可以跳跳舞，真是一拍即合，所以1920年代香港人都以上海為學習的對象。[54]

但是，港人雖尚滬風，但是對於都市文明卻並非是全盤接受。上海是都市文明的代表。但是三十年代的香港卻如20世紀初之前的上海，並沒有形成完整的地域文化，即「香港人」的概念在那個時候還沒有出現。

二十世紀早期的香港市民對都市沒有歸屬感和認同感，很多游滬港人自稱為「廣東人」，經常拿「廣東」、「廣州」和「上海」對比，而不是以「香港人」的身份[55]。陳啟祥說：「香港原來是一個『過客社會』，殖民地都市。原居民只求一宿兩餐，對香港缺乏歸屬感，社會更缺乏凝聚力，也沒有香港文化」[56]，如《工商日報》在41年前的幾任總編輯都不是香港本地人，袁擢英是廣東東莞溫塘人，胡軼五是廣東順德人，李振中為外省人，梁寬原讀於嶺南大學醫學院，未畢業就來港入報界。很多人只是赴港謀生，逢年過節都要回到廣東，並不是天然地認為自己是一個都市人。居住在香港的大多數華人對香港並沒有太多的歸屬感，香港對於他們來說，只是一個工作的地方，而非自己的故鄉。每逢重大節日，他們都要設法回鄉，《1921年香港人口普查報告書》稱：「清明時節每一個成年男性華人都要盡量返回鄉下祭拜祖先。陰曆三月，以傭人、警察等工作為職業的人通常請假十天回鄉，商人們回鄉的時間更長一些。在此期間，商務要讓位於祭祖的職責。」[57]而當他們在其他地方獲得工作機會的時候，也會離開香港高就，如袁擢英在1937年即赴中山大學任教授。

三十年代中期，滬港兩地雖然氣質相近，但是都具有自己獨立的性格。那時的香港社會在消費觀念上還是趨向於保守和節儉，「知慳識儉的婦人主持中饋，不只洗凈鉛華，節衣縮食，不敢過分享用」[58]，並不認同當時上海的消費主義狂潮。那時香港的繁華程度，根本無法與「東方的巴黎」上海相比，其繁華只在港島一隅，而廣大的九龍、新界都是窮鄉僻壤。華人主要是來「混窮」的，富人不多。經濟也沒有騰飛，社會生產力比較低下，表現在文學裡，「香港小說中，直到70年代以前，竟然並未出現《子夜》中的吳蓀甫、趙伯韜之類的工商業巨子的形象。80年代以後，這樣的人物才在香港小說中大量湧現。70年代以前的香港小說中的香港，似乎並不是一個豪華的國際大都會，而更像一個充滿了飢餓和困苦的窮街陋巷。」[59]

直到五十年代，英國人還認為「鮮有華人視香港為家」[60]，是戰爭促成了香港社會的「上海化」，38年抗戰和47年內戰促成了兩次滬人赴港的南下潮，他們帶來了大量的內地資本，成為了當時和以後香港經濟發展的中堅力量。但同時又把上海的奢侈與享樂主義帶到了香港，1938年4月薩空了撰文批評「抵港滬人」把「奢侈的生活習慣帶到香港，影響實在太深，他們罔顧『祖國在危難中』之現實，將國家的前途置之度外，實在過分。」[61]建國後，香港與大陸因為政治原因隔離開來，在港華人和內地的流動停止，伴隨著六七十年代香港經濟的騰飛，在港華人才最終形成真正意義上的「香港人」，「從八十年代初開始，『香港人』這個概念迅速冒升成為一個本地華人統一的籍貫，反映出一個清晰的本地身份認同已經出現」[62]，從此也開創了屬於自己的都市文化，消費主義與享樂主義興起。而隨著時光的流逝，三十年代上海都市文明在港人記憶中逐漸理想化，其醜惡的一面被有意無意地淡化。至此，港人才真正認同那個世紀繁華的代表。

要之，三十年代中期《工商日報》對於上海都市文明的矛盾態度雖然有報刊編纂者的影響，但在深層次上則反映了「香港人」形成過程中對都市的嚮往與疏離、追求與戒備的複雜心態。雖然早在上海都市化初期，上海本地文人和媒體就已經注意都市化的負面影響，如從《海上花列傳》開始，都市文學就一直在講述外鄉人在上海的墮落。但是，近代上海的都市發展在中國是沒有其它城市可以與之相參照的，所以上海的文學與報刊更多是一種自省，而《工商日報》中的上海都市想像則體現出了一種對照和思考，所以也就具有特別的地域文化史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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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時政要聞較為客觀，所以無法體現太多想像的內容，故不取。

[2]《工商日報》1936年2月24日。這十二項比較為：1、香港地方開門見山，上海卻一片平原。2、香港的電車份樓上樓下，上海的只有一層。3、香港的巴士沒有樓上，上海的巴士確有。4、香港的擦鞋營業擺滿一街，上海的卻只能在幾間高貴的旅館和理髮店裡有得出現。5、香港的「印差」瘦的居多，上海的印度阿三肥的不少。6、香港的舞場要購票入坐，上海的無須購票入場。7、香港的電車和巴士遠近一律收費，上海的奮戰收費，遠貴近賤。8、香港的影院分場售票，對號入座，上海的隨到隨坐，既不對號又不分場。9、香港坐汽車按程取值，上海坐汽車起碼一塊另索酒資。10、香港多游水棚，上海卻多澡堂浴室。11、香港的報紙禁止污穢的文字，上海的報紙卻無奇不有，種種廣告隨便可登。12、香港隨時會「制水」，上海卻川流不息一天用晚，沒有限制。

[3]天曼：《「不夜城」大上海景象素描》，《工商日報》1934年6月11日。

[4]嘯風：《上海一角》，《工商日報》1936年4月9日。

[5]天曼：《「不夜城」大上海景象素描》，《工商日報》1934年6月11日。

[6]碧玉：《上海霞飛路是神秘之街；充滿異國的情調》，《工商日報》1934年4月28日。

[7]白露：《上海的公園和遊客》，1934年6月26日。

[8]參見《工商日報》1936年10月21日社論：《魯迅死了》

[9]《工商日報》1936年10月23日。

[10]《工商日報》1936年11月3、10日

[11]《工商日報》1936年11月2、3日。

[12]《工商日報》1936年11月21日。

[13]凱荷：《上海小姐盧岫雲嫁後生活》（《工商日報》1934年5月10日）。

[14]旦：《青年詩人讚美艾霞》（《工商日報》1934年5月15日）

[15]參見蔓天：《胡蝶回來了！》（《工商日報》1935年6月29日）；蔓天：《胡蝶訪問記》（《工商日報》1935年7月6日）；《莊嚴中滲透了溫柔：影星胡蝶成婚——九江路禮拜堂衣香鬢影，全場來賓視線集中一點》（《工商日報》1935年11月29日）等文。

[16]參見《工商日報》1935年3月9日、12日、14日、16日、19日、5月22日的諸篇報道。

[17]《工商日報》1935年5月5 日。

[18]參看季子：《論自殺》（《工商日報》1935年3月13日）。

[19]嘯風：《上海一角》，《工商日報》1936年4月9日。

[20]《工商日報》1934年9月19日。

[21]《工商日報》1935年11月29日及12月7日。

[22]《工商日報》1936年2 月15日。

[23]《工商日報》1934年5月19日。

[24]《工商日報》1934年5月23日。

[25]魯言：《香港跳舞制度發展史話》，魯言編：《香港掌故》（第八集），香港：廣角鏡出版社1985年版，第1~17頁。

[26]君：《上海的舞女》，《工商日報》1943年3月2日。

[27]壬：《上海的跳舞場風光》，《工商日報》1934年7月7日。

[28]愛德華：《上海名舞女月入千金》，《工商日報》1934年4月24日。

[29]《上海嚮導社採用女嚮導員》，《工商日報》1934年10月3日。

[30]《上海「健康社」是「天體運動的萌芽」》，《工商日報》1934年7月10日。

[31]溫功義：《「上海人」與「山東佬」》（《星島日報》1939年4月20日）。

[32]吳福輝：《都市旋流中的海派小說》，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303頁。

[33]Lee, LeoOu-fan：Shanghai modern : the flowering of anew urban culture in China, 1930-1945 ，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Press, 1999.

[34]鐵俠：《江浙是中國最富庶的地方：物華天寶人傑地靈》，《工商日報》1934年5月24日。

[35]壯遊：《上海南京路的夏夜》，《工商日報》1934年6月14日。

[36]憶桐：《大上海的夜》，《工商日報》1934年12月2日。

[37]《驕奢淫樂之上海士女：「聲色犬馬」消耗千餘萬——脂粉香水九個月一百二十五萬，進口均有增無減使人黯然銷魂》，《工商日報》1934年10月25日。

[38]天曼：《「不夜城」大上海景象素描》，《工商日報》1934年6月11日。

[39]九君：《初夏的高橋海濱》，《工商日報》1934年6月16日。

[40]《如此上海——新鮮的也是平凡的》，《工商日報》1934年10月24日。

[41]余質：《將來的上海》，《工商日報》1934年8月2日。

[42]天曼：《「不夜城」大上海景象素描》，《工商日報》1934年6月11日。

[43]《美聯社主任韓普森談「香港上海比較」》，《工商日報》1937年3月17日。

[44]另兩份為《循環日報》與《華僑日報》。

[45]李家園著：《香港報業雜談》，香港：三聯書店1989年版，第71頁。

[46]中山文化教育館編纂《中國日報索引》，將工商日報、上海申報、新聞報、時事新報、天津大公報、北平晨報、南京中央日報、漢口武漢日報、廣州民國日報、星加坡星洲日報選為中國十大報。見《工商日報》1934年7月5日

[47]《工商日報·發刊詞》稱「工是生產的，商是企業的……顧我國工商兩界，往往不互助而互排……本報之設，所以謀工商兩界之利益，所以謀工商兩界之聯合，以達到真正救國之目的」，見《工商日報》1925年7月8日。

[48] 37年至41年，《工商日報》總編輯以此為胡軼五、袁擢英、李振中、梁寬。

[49]林友蘭著：《香港報業發展史》，台北：世界書局1977年版，第42頁。

[50]轉引自中共東莞市委黨史研究室主編，李繼鋒、郭彬著：《袁振英》，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2頁。

[51]李繼鋒、郭彬：《袁振英與陳獨秀——從新文化運動到籌建共產黨》，《炎黃春秋》2008年第3期。

[52]劉蜀永主編《簡明香港史》，香港：三聯書店2009年3月版，第245頁。

[53]新華電影公司影片《六十年後上海灘》的電影海報稱「香港有小上海」之稱，見《星島日報》1939年4月23日期。

[54]轉引自李培德：《略論1940年代寓居香港的上海人》，見梁元生、王宏志主編：《雙龍吐艷：滬港之文化交流與互動》，香港；滬港發展聯合研究所、香港中文大學香港塔台研究所2005年版，第66頁。

[55]鐵俠：《江浙是中國最富庶的地方：物華天寶人傑地靈》，《工商日報》1934年5月24日。

[56]陳啟祥：《香港本土文化的建立和電視的角色》，見冼玉儀編《香港文化與香港社會》，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1995年版，80頁。

[57]《1921年香港人口普查報告》（Report of the Censusof the Colony for 1931），見《香港統計報告，1841-1941》（Hong Kong Census Reports,1841-1941），香港政府印務局1965年出版，第155頁，轉引自劉蜀永主編《簡明香港史》，香港：三聯書店2009年3月版，第203頁。

[58]《賢能主婦其抉擇之》，《華僑日報》1965年9月11日。上引內容為該文中回憶三十年前（即三十年代）香港社會之語。

[59]袁良駿著：《香港小說史》（第一卷），深圳：海天出版社1999年版，第5頁。

[60] Harold Ingrams: Hong Kong. London:Her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 P245.

[61]李培德：《略論1940年代寓居香港的上海人》，見梁元生、王宏志主編：《雙龍吐艷：滬港之文化交流與互動》，香港：滬港發展聯合研究所、香港中文大學香港塔台研究所2005年版，第62頁。

[62]蔡寶瓊：《香港文化現象：理論探索的幾個方向》，見冼玉儀編《香港文化與社會》，香港：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1995年版，第5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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