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地址:[轉]論興隆窪文化在中國文明起源中的地位與作用——薛志強作者:軒轅文明第29卷第5期2008年10月大連大學學報JOURNALOF DALIAN UNIVERSITYV01.29No.5Oct.2008論興隆窪文化在中國文明起源中的地位與作用薛志強(大連大學韓國學研究院,遼寧大連 116622)摘要:興隆窪文化是中國東北地區距今8000年的重要考古學文化,其文化內涵深邃厚重。與中華文明起源密切相關。在複合型經濟形態和大規模定居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尚玉禮俗、崇龍現象及祖先崇拜等,構成了中華文明起源的核心因素。關鍵詞:複合型經濟形態;聚落;玉文化;禮制;玉豬龍作者簡介:薛志強(1954一),男,大連大學教授。主要從事北方民族文化研究。興隆窪文化是中國東北地區距今8000年的重要考古學文化,20世紀80年代以來,經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內蒙古工作隊、內蒙古及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諸多考古工作者的辛勤努力,茹苦含辛20餘載,已大面積揭露了興隆窪、查海、南檯子、興隆溝及白音長汗等一批興隆窪文化的典型遺存,獲得了一大批相對完整的考古資料,使學術界重新認識興隆窪文化成為可能。許多現象表明:不深入研究興隆窪文化,就難以更深刻地認識其在中國文明起源過程中的重要作用。一、興隆窪文化複合型經濟形態的歷史進步意義傳統觀點認為,農業革命是舊石器時代向新石器時代進化的先決條件;農業的發生與發展是遠古人類形成大規模定居的必要條件;只有在農耕文化的基礎上才能產生髮達的意識形態及文明因素等。但興隆窪文化的一系列考古發現,不是修正,而是徹底地顛覆了這些傳統認識和傳統理論。目前所知,興隆窪文化的經濟形態為狩獵一採集一漁撈,在早期不見農業,只是在中後期才發現人工栽培的炭化粟粒。?可見興隆窪文化在近千年的發展中,農業十分有限。然而就是在這樣一種經濟形態下。興隆窪文化豐富的考古成果,卻為學術界展現了可資比較研究的重要資料。第一.漁獵經濟亦能完成由舊石器時代向新石器時代的進化。興隆窪文化的典型器物——平底筒形罐及其「之」字紋,無論是陶器的製作方法、陶器的造型,還是陶器上的紋飾,均不見於同期的其他考古學文化,可知這是西遼河地區獨立發展起來的一個文化系統。在興隆窪文化之前,該地區還發展有小河西文化,推測其年代為距今9000年左右。這是目前所知西遼河地區乃至整個東北地區年代最早的考古學文化,其代表性的陶器平底筒形罐、石器種類和加工方法,以及聚落形態和房址等,均與興隆窪文化有著密切的淵源關係。這一現象表明:興隆窪文化使西遼河地區獨立地完成了從舊石器時代向新石器時代的直接進化。第二,漁獵經濟條件下亦能產生大規模的定居。興隆窪文化諸多的聚落遺存,其特徵不僅是定居的規模大,而且有相應的聚落管理,聚落內房址成排分布,人們講求集體協作精神。如果對興隆窪文化聚落形態深入觀察,則可以發現,興隆窪文化的先民們安居樂業,社會生活及經濟生活井然有序,遠非傳統觀念中的原始人類茹毛飲血、野茨穴居的荒漠狀態。第三,漁獵經濟基礎也能產生先進的發達文化。興隆窪文化進步的文化觀念以及先進的文明肉素,如崇龍習俗和崇玉傳統等,從興隆窪文化起源、發展,經紅山文化至夏商周三代的承襲與弘揚,一以貫之,傳承幾近萬年,直到今天,還在我們的社會生活及文化生活中發揮著巨大的作用。興隆窪文化複合型經濟形態,取決於西遼河地區的生態環境。氣候環境考古研究資料表明,西遼河地區距今8000—6000年間,氣候溫暖潮濕,地表覆蓋有廣闊的暖溫帶夏綠闊葉林和針葉混交林,表現為大面積的山地森林和森林草原景觀。[2]這樣優良的生態環境,加之西遼河地區河湖與丘陵密布的地理環境,從而為興隆窪人提供了最適合人類生存的居住條件。這一生態環境中豐富的動物群和植物群,構成了興隆窪文化狩獵一採集一漁撈的複合型經濟形態。這幾種經濟類型町以相互促進,互為補充,可確保先民們一年四季衣食無憂。有大自然賦予的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生產、生活資料,興隆窪人大可不必為了盤中餐,去發展「粒粒皆辛苦」的農業,這大概就是興隆窪文化農業發生較晚的主觀及客觀原因。興隆窪文化農業產生後,在複合型經濟結構中增添了新的生產門類,從而為其經濟與文化的發展又注入了新的生機和活力。二、興隆窪文化聚落形態所揭示的史前社會面貌學術界一般將興隆窪文化聚落分為三期,早期(距今8200—8000年)以興隆窪一期聚落、北城子聚落遺存為代表;中期(距今8000—7600年)以興隆窪二期聚落、查海聚落、南檯子及興隆溝聚落遺存為代表;晚期(距今7600—7400)以白音長汗聚落遺存為代表。上述興隆窪文化聚落遺存主要特徵表現為:一是聚落房址均為成排分布;二是多數聚落址為環壕聚落;三是每處聚落址多有中心性的大房址。對這些特徵,我們可簡約地作如下分析。(一)聚落的組織結構目前所見的興隆窪文化聚落遺存,房址均呈成排地分布,這是興隆窪文化聚落的顯著特徵,與中原地區仰韶文化早期「姜寨式」的「聚心式分布」存在著空間與時間L的明顯差異。這一成排、有序分布的特徵,表明興隆文化每一處聚落,都是有組織、有規劃、統一設計、統一營造的;同時也表明,每一處聚落內部,都有一個若明若暗的氏族組織,在對聚落的牛產、生活進行著有序的管理。民族學資料表明,在氏族制度下,維繫人們社會關係的紐帶主要是血親與姻親兩種。如果把興隆窪文化每一處聚落看成是一個血親集團,那麼要維持社會正常發展和該集團的繁衍生存,就必須有兩個這樣的血親集團密切合作,而嚴格的氏族婚外製,又決定了兩個互為婚姻的集團相隔的不會太遠。在興隆窪文化聚落遺存中,人們似乎發現了這些集團既有合作、又相區別的痕迹:在興隆窪文化早期聚落中,興隆窪一期聚落位於中心部位的兩間大房子,分屬兩排房址,面積均為140平方米,似表明這兩間大房址,各自統領一個血親集團。到興隆窪文化中期聚落時,集團與集團的區別以分區加以界定,如興隆窪二期聚落分為南、北兩區;興隆溝聚落則分為東、中、西三區。至興隆窪晚期聚落,這種界定似乎更為明顯,白音長汗聚落兩個集團分別用環壕加以環繞,但兩條壕溝最近距離僅為7.75米,似又表明兩個聚落誰也離不開誰。聚落內部層次的進一步劃分,如房址排與排之間的關係,每一排大、中、小房址之間的聯繫等,應是興隆窪文化聚落遺存今後的研究重點。(二)環壕聚落的功能興隆窪文化的環壕聚落,從早至晚均有不同的表現形態。學術界一般認為,興隆窪文化聚落的環壕,其防禦功能不明顯,推測其主要功能是族團界定,這一認識,似有商榷的必要。興隆窪文化聚落遺存的環壕.長者百T達1公里.短者也有數百米,這樣寬2、深1米的壕溝,在金屬時代算不上什麼,但在僅有石斧、石錛的興隆窪文化時期,這樣的工程量則不可謂不大.而這樣的T程僅僅足為了界定,這使人感到興隆窪人未免有些小題大做。我們可以作如下推想:興隆窪文化先民在建設聚落時,一邊掘壕.,一邊疊牆.壕越深,牆越高,在牆J:,先民們砍伐來樹榦、樹枝,沿牆體夾一道「杖子」,並用草繩將「杖子」捆紮結實,這樣就形成了一個封閉、嚴密的防禦體系,使環壕聚落有如後世的「城池」功能。這樣的防禦體系,其防禦對象為何呢?答日:一是防野獸;二是似乎與防人有關。西遼河地區良好的生態環境和地理環境,既為人類提供了優越的生存空間,同時也為東北地區的動物群創造了生息繁衍的優良條件。其中一些動物.例如野豬,一方面為先民們提供了衣食之源,是人類最親密的朋友,一方面又是人類最危險的敵人。直到今天,手持現代火器的獵民,最怕的仍然是野豬,「一豬二熊三老虎」,講的就是這種情況。「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眾,人民不勝禽獸蟲蛇。」[3]由此可知,興隆窪文化先民構造環壕聚落來防備野獸的侵擾,並非是杞人憂天。興隆窪文化期間,聚落與聚落平等相處,人與人之間沒有富貴與貧賤之分,但也不能否認,在當時生產、生活資料獲取均屬不容易的社會條件下,族團與族團之間,定居者與流動者之間,也有發生矛盾與衝突的可能。興隆窪一期聚落在環壕外東北側發現的灰坑群值得注意:這些坑穴較淺、底平,出土遺物多動物骨骼、石塊,而少有陶器和工具,個別坑內見有四肢伸張而無頭骨的人骨架,顯然不是一般的死亡。興隆溝聚落房址F13的西JLg,Jl穴壁上,有通往房址外面的一條弧形暗道。這些非正常的現象,似表明興隆窪文化環壕聚落的防禦功能並非是空穴來風。興隆窪文化環壕聚落,是東北地區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環壕聚落形態,其圓形、橢圓形的環壕,經紅山文化演進為長方形、方形的環壕聚落,至夏家店下層文化時期,完成了從環壕聚落向真正的城邑的轉變。朱永剛教授認為,從興隆窪文化至早期青銅時代,遼西地區的環壕聚落是一個獨立運行的體系.不僅影響J,整個東北地區的文化面貌,而且對朝鮮半島和日本列島也產生了積極的影響o[4](三)聚落中心大房址的性質興隆窪文化聚落址中多有中心性大房址,學術界認為,這些大房址是聚落居民公共集會及議事的場所。中心性大房址的功能和作用,與興隆窪文化聚落統一規劃、統一營造,與聚落內部分區、有序的管理及聚落環壕防禦體系的建設等,應有直接的關係。可以認為,中心性大房址是興隆窪文化經濟形態的產物,因為漁獵經濟是需要人們集體分工協作而共同完成的。先民們在大房子里商議生產的安排、越冬食物的儲備,及與嫻親集團的關係處理、協調等。最原始、最簡單的社會分工或許就是在大房子里完成的:婦孺們負責採集,青壯男子負責狩獵,善漁者負責漁撈,而老弱者則負責聚落的留守。興隆窪文化大房址是原始民主生活的一個象徵,在經濟形態上表現為協同與合作;在文化形態上則表現為開放與包容,因而使興隆窪文化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和輻射力。興隆窪文化的典型器物——平底筒形罐及典型紋飾「之」字紋傳播範圍極為廣泛,應是其生命力與輻射力的具體體現。現有的考古資料表明,平底簡形罐是整個東北地區、內蒙古東南部、河北東北部在新石器時代陶器中居於絕對統治地位的器形,其分布區還佔有朝鮮半島的東北部和西北一部,向南町達天津附近的冀東南一帶。甚至在遙遠的兩方草原,如新兩伯利亞地區和阿爾泰地區,也發現了平底筒形罐和「之」字紋飾的分布跡象,可知這是源於東方的古老文化傳統。?三、中國最早的玉器及玉禮的傳承興隆窪文化遺存發現的玉器,是目前所知中國乃至世界年代最早的真玉器。中斟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先生在考察查海遺址出土的龍紋陶片、玉器及陶器之後指出:「阜新查海是紅山文化的根系之一,特徵有兩條,一是龍與玉,一個是『之』字紋,??中國文明起源是從7000—5000年這一段,在北方就是看『之』字紋,在中原就是看仰韶的彩陶。中國文明起源.北方是先邁了一步。怎麼知道的,查海七八千年的玉器就是證明。查海的玉器解決了三個問題。一是對玉的認識;二是對玉的加工;三是對玉的專用。」[6]。玉器起源於東北地區的漁獵文化,或者進一步說起源於東北地區代表漁獵文化的細石器傳統。因為無論是興隆窪先民對玉石的辨識能力,還是玉器的加工製作方法,抑或是玉器的造型理念,無不帶有濃重的細石器傳統色彩。對此,大陸學者郭大順、台灣學者楊美莉都有其獨到的見解。[7]目前發表的興隆窪文化玉器已有50多件,除10餘件為內蒙古赤峰市巴林右旗洪格力圖和錫本包楞遺址調查清理外,其餘的均出自興隆窪、查海、興隆溝和白音長汗遺址。興隆窪文化玉器的器形以玉塊為大宗,其次是玉匕,可知這兩者是興隆窪文化玉器中的典型器類,除此之外還有玉斧、玉錛等。(一)關於玉玦現有資料有如下幾點值得注意:其一,玉玦的分布範圍極為廣闊,除西遼河流域外,中國東北地區、俄羅斯濱海地區、日本列島、朝鮮半島及長江下游地區,均是玉玦的分布範圍。在這一分布區內,興隆窪文化的玉玦年代最早、數量最多,目前所知已達加余件,是興隆窪文化玉器中居於絕對統治地位的一種器形。玉玦的分布地域如此遼闊,同時又在中國早期玉器中居於主導地位,如論其是當時的佩飾或耳環,則未免過於簡單。種種跡象表明,玉玦應是興隆窪文化時期原始宗教信仰或早期人文觀念的一種表現形態。其二,玉玦在西遼河流域傳承的年代十分久遠。玉玦在興隆窪文化早期起源後,經過趙寶溝文化(距今7200—6400年)至紅山文化早中期(距今6600—5500年),在紅山文化中期的南檯子遺址仍有發掘出土,【51到紅山文化晚期(距今5500—5000年)則不見。但發展至西遼河流域早期青銅文化的夏家店下層文化時期(距今4000—3500年),玉玦又成為這一時期玉器中的重要器類。以資料較為充分的大甸子遺存為例,【91其遺址經大規模考古發掘,共清理墓葬804座,發現隨葬玉器的墓葬49座,共出土玉器94件,其中玉玦就有10件。可以認為,起源於興隆窪文化的玉玦,在西遼河地區發展過程中雖有年代缺失的現象,但總體歷程仍有4000餘年的歷史。其=三,學術界一般認為,玉玦與紅山文化玉豬龍有一定的傳承演變關係,因此,也有很多研究者把玉豬龍稱為「獸形玦」、「豬首玦」或「玦形玉豬龍」的。到紅山文化中後期,玦形玉豬龍已高度型制化,成為此期紅山文化玉器中的典型器物,這或許能夠解釋西遼河地區玉塊起源後何以發展2000多年.至紅山文化中後期突然不見的原因。早期玉玦一般均作正圓形,但現藏於大連大學博物館的一件年代較早的玉玦,卻略作橢圓形,①可以明顯看到從玉玦到玦形玉豬龍的傳承發展過程。其四,興隆窪文化的玉玦,不論是考古發掘品,還是調查清理品,均為成對出土或成組擺放。發掘者認為,興隆窪文化的用玉已形成了一定的規制,玉玦成對出土的位置,大都在墓主的雙耳旁,推測墓主生前雙耳佩戴玉玦;而成組出土的玉玦,則具有早期禮器的意義。¨則在海內外諸多研究玉玦的論著中,當首推華玉冰先生的《說玦》一文,因為他的觀點最可接近玉玦的本源。華玉冰根據《山海經》中保留下來的遠古時代巫者珥蛇的傳說,指出玉玦的本名應為玉珥,其原型是蛇,佩戴玉珥就是珥蛇的象徵。[11]此說誠然如是,興隆窪文化少數墓葬中雙耳佩戴玉玦的墓主,生前應是具有通天降神本領的巫者,而玉玦則是其具有標識作用的神器。在古代文獻中,保留有很多東北地區原始宗教操蛇與珥蛇的傳說。如《山海經·大荒北經》:「北海之渚,有神,人面鳥身,珥兩青蛇,踐兩赤蛇,名日禺強。」《海外東經》:「雨師妾在其北。其為人黑,兩手各操一蛇,左耳有青蛇,右耳有赤蛇。」此外,《山海經》中還有大量關於豬龍神的記載,這些文獻資料均與興隆窪文化玉塊的本質和內涵息息相關。(二)關於玉匕玉匕源於骨匕,骨匕是興隆窪文化及東北地區漁獵文化中常見的工具之一,是先民們用來剝獸皮、切獸肉的重要生產工具。玉匕與骨匕,二者造型同一,製作理念相若,但其功用卻判然有別。就一般常識而言,真玉的「軟」與「潤」的特質,是不可能成為實用的切割工具的。興隆窪文化出土的玉匕,均不見使用痕迹,足可說明這一點。赤峰市巴林右旗錫本包楞的一座興隆窪文化墓葬出土2件玉匕.器體為扁平長條形,呈深綠色,長分別為14.9、15厘米。玉匕通體磨製精緻,一面有寬平的凹槽,一面略呈凸弧形;其兩端一端帶弧刃,另一端鑽有一孔,¨引整體造型與興隆窪文化的骨匕幾無二致。在查海遺址的7號房址內有一座居室墓葬,從壙穴的規模看,應屬兒童墓葬。墓底出土6件玉匕,分別放置在墓主的頸、胸及腹部,每2件為1組。其器形與錫本包楞遺址出土的玉匕相同。多數研究者認為,在興隆窪文化考古發掘的墓葬資料中,隨葬玉器的墓葬很少,這種現象說明,隨葬玉器的墓主絕非是普通的社會成員。同時,此類墓葬亦不表明死者生前財富的多寡,而是標誌著墓主身份、地位的與眾不同和特殊。田廣林先生根據已有的人類文化學的研究成果,結合文獻與考古資料,對興隆窪文化玉匕的本質作出了準確的解讀:在遠古漁獵時代,氏族或部落在分配獵物和祭祀時,通常是由族群的首領或巫者掌刀,分割獵物和柄牲品,並按長幼貴賤進行分配。而在當時,社會首領和宗教首領又是同一個人,這便是後世「主宰」和「宰割天下」等辭彙的淵始與由來。[13]就此而言,興隆窪文化玉匕是當時社會權利與宗教權利的象徵和標誌,並具備了中國早期「禮器」的原始狀態。(三)關於玉斧和玉錛興隆窪文化的玉斧和玉錛,發現較少,且均出自於房址探方內,而不見於墓葬資料,故對其使用功能難以準確地判明。但如果我們通過相關的資料進行比較分析,可以發現,此類玉器在中國早期玉禮的發端中,亦佔有重要的地位。興隆窪Mll8中.有一件磨光石斧,橫置在墓主頭前的西北側。從墓主隨葬一雄一雌兩隻整豬、成組法器及佩戴玉塊等墓葬規格來觀察,這件磨光石斧應不是一般意義上的隨葬工具。繼興隆窪文化之後的趙寶溝文化,其小山遺址f2里出土一件刻有人面紋飾的彩石斧,通體磨光,製作精美,長達18.2厘米,末端遺有捆縛裝柄的痕迹。與這件石斧伴出的,還有被學術界稱為「藝術神器」的陶尊,器腹周身刻劃有極具藝術水平的神靈紋飾。這種與後世「鼎鉞」制度相關的組合關係,使人們意識到,此件人面紋彩石斧已具有了「權杖」的屬性。至紅山文化時期,牛河梁第十六地點M2出土2件玉鉞及相關的隨葬玉鉞資料,表明中國早期斧形器的「神權」與「王權」的象徵意義,已發展到了一個相對成熟的階段。《尚書·顧命》謂「一人冕,執鉞。」鄭玄註:「鉞,大斧。」郭寶鈞先生早在20世紀40年代就指出:新石器時代的石斧,「為後世圭璋所祖,正刃者後世演為圭,偏刃者演為璋,圓刃者或稱為琬圭,缺刃經重磨兩角突出者或稱為剡圭。竹【¨3由此可知,中國禮制文明中的玉鉞、玉圭、玉璋等傳統的禮儀重器,均與興隆窪文化早期的玉斧、玉錛有著密切的傳承演進關係,而此類玉器,也絕非人們通常認為的,是所謂「仿實用生產工具」的器類。(四)關於玉禮綜上所述,興隆窪文化的玉器,雖然數量較少,器形簡單,但在中國傳統文化形成發展中及在中國文明、中國禮制文明起源過程中,卻具有非比尋常的重要地位和特殊作用。《說文解字》釋「禮」謂:「禮,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從示從豐??」,此實為後起之義,早期甲骨文「禮」字作「璺」,不從示,而是從豆從珏。金文「玉」無點,亦作「王」,玉與王字的區別在於玉的中間一橫居中,王的中間一橫偏上。因此王困維先生釋「禮」為「皆像二玉在器之形,古者行禮以玉,??」此說誠為卓見。就此而言,盛著二塊玉的砬用來敬神即渭之「禮」,這或許能夠解釋興隆窪文化玉器為何皆為成對出土的相關原閃。先有玉,然後有「禮」,可見興隆窪文化乇器是中國禮制文明的一個重要源頭。中華文明起源的模式在於中國禮制的成熟,這是中華文明區別於其他文明的顯著特點。在中國歷史數干年發展過程中,不論哪一個民族登上中同的政治舞台,都要無一例外地施行中國禮制,這正是中華文明生生不息、綿延不斷的重要因素,同時也是我們著力探索興隆窪文化玉器起源及崇玉文化傳承的根本原閃所在。四、中國龍的起源及崇龍文化的發端龍是中華民族肇始的象徵,中國人都是龍的傳人。龍之於中國文化,其意義不言自明。(一)龍興之地的依據及特點興隆窪文化集中分布的西遼河流域,是中國龍的始興之地,紅山諸文化中豐富的崇龍跡象,開先河者當屬興隆窪文化。近年來,中罔各地考古學文化中發現了諸多的龍跡,如河南濮陽的蚌塑龍、湖北黃梅的河卵石擺塑龍、安徽含山的玉龍及山西陶寺的彩繪盤龍紋等,與之相較,西遼河地區考古發現的龍跡,有如下幾點不同。一是龍的形象或崇龍跡象出現的年代為早。如以距今8000年的興隆窪文化龍跡為限,其年代要比中原和江南地區早一二千年,有的甚至早到3000年以上。二是龍的形象類型豐富。興隆窪文化早期階段便出現了崇龍跡象,至中後期,查海遺址里有刻劃蜷曲龍身的龍紋陶片及自然石堆塑龍;[15]。興隆溝遺址里有用真實的豬頭骨為龍首、龍身用殘石器、陶片及自然石擺塑而成的擺塑龍;?其後的小山遺址F2里有在陶尊上刻劃的豬首龍、鹿首龍;[16]。紅山文化遺存里有造型豐富的各類玉雕龍及習見的大量龍鱗紋彩陶圖案等。此外,翁牛特旗大新井遺址發現的年代與興隆窪文化大體相當的素麵陶遺存中,還出土了雙豬首聯體石雕,其豬首的造型風格與後來的紅山文化玉豬龍如出一轍。【171三是龍跡分布集中。諸多重要的考古發現均集中在西遼河地區,其中包括大凌河流域。大凌河雖然獨自人海,不屬於西遼河水系,但學術界一般認為,西遼河與大凌河同屬於遼西古文化區,這是一個人文地理學概念。四是從早到晚形成較為完整的發展系列。中國龍的原始形象,從興隆窪文化早期發端,中經趙寶溝文化升華,至紅山文化後期定型,其問經歷了3000餘年的發展歷程,後經夏家店下層文化傳承至i代,形成了一個獨立的崇龍文化系統。其後,再經三代的弘揚光大,最終使龍成為中華民族的象徵,成為中國文化與中國文明的核心內涵。(二)中國龍的祖型及其演進中國龍的祖型,目前主要有「鹿龍說」、「豬龍說」、「熊龍說」以及玉豬龍不是龍,而是「玉螭」等諸說。但通過對紅山諸文化的早期崇龍跡象作綜合分析及探討,中國龍的祖型或主根系、直根系應為野豬,再具體一點講,是雄性野豬。兩遼河地區崇龍源於崇尚野豬,這一點,在興隆窪文化早期階段便初露端倪。興隆窪遺址M118墓主隨葬成組法器,佩戴玉塊,並隨葬一雄一雌整頭野豬,具有鮮明的宗教祭祀色彩.1993年發掘的興隆窪房址,發現房址內有聚組擺放的鹿、豬頭骨,「應為當時人有意而為」。[18]興隆窪文化中期階段,興降溝5號房址的居住面上,也發現了同興隆窪遺址一樣的聚組擺放獸頭的傳統。該房址共擺放了12個豬頭骨和3個鹿頭骨,多數獸頭骨前額鑽有長方形或圓形孔,其中兩例留有明顯的灼痕。[19]。H35是遺址中最大的一座圓形灰坑,最大口徑為4.22米,周圍有6座略小的圓形灰坑將其環繞。H35坑底中部相對放置兩個豬頭骨,並用陶片、殘石器和A然石塊擺放l葉J軀體。兩側的豬頭骨破損較重,軀體由陶片和自然石塊擺出,體型略彎曲,通長0.72米;東側的豬頭骨平置,額頂正中鑽有一個圓孔,軀體由陶片、4件殘石器及自然石塊擺放而成。大體呈「S」型,通長1.92米。其考古發掘領隊劉國祥認為:這是中國目前所能確認的最早的豬首龍形態,對研究龍的起源及崇龍禮俗的形成具有重要意義。興隆溝先民已經超越r崇拜野豬實體的範疇,具有圖騰崇拜的含義。查海遺址繼出土龍鱗紋陶片後,又在聚落遺址的中心廣場上發現一條長達19.7米的巨型石堆龍。1.20據介紹,石堆龍巨首似豬,龍身蜿蜒橫亘於聚落的中心廣場。前文所及的翁牛特旗大新井遺址中出土的雙豬首聯體石雕,應是西遼河地區由崇尚野豬升華為崇尚豬龍的又一考古資料例證。豬龍形態發展到距今7000餘年的趙寶溝文化時期,有了更為完整的形象。小山遺址F2出土的陶尊,器腹周身刻劃有精美的豬首龍、鹿首龍及神鳥紋飾。細審尊形器上的豬首龍,長吻上翹,獠牙長舉,身軀亦「S」形,似與興隆溝H35出土的豬首龍有著相同的造型理念。至紅山文化時期,豬龍崇拜已達到十分發達的程度。豬龍形象以紅山文化玉器造型最為豐富,如「C」型玉雕龍、「玦」型玉豬龍、獸面丫形器(獸面為玉豬龍豬首的正視展開圖)、[21]雙豬首玉璜及雙豬首三孔器等。這些玉器,以玦形玉豬龍為大宗,目前已知的有20餘件。此批玉豬龍,除個別細部有所差別外,其整體造型有著驚人的一致性。特別是玉豬龍的吻部,均作大口,而且嘴上無一例外的均有多道溝紋狀的褶皺,這無疑是豬嘴的典型特徵。同時,有的玉豬龍還刻有寫實的野豬獠牙。紅山文化玉豬龍數昔雖然較多,但大都沒有準確的出土地點,經科學發掘的主要為牛河梁一號積石冢第4號墓。墓主為成年男性,頭骨後枕一馬蹄玉箍,胸部相背擺放一大一小2件玉豬龍。孫機指出,在以往報道中發現的史前各類崇龍遺迹,只有塊形玉豬龍,才是中國龍標準的原始形象。[22]上述資料有如下幾點值得探討,其一,興隆窪文化崇龍的演變軌跡為:崇尚野豬——崇尚豬靈——崇尚豬龍。其二,興隆窪M118一雄一雌兩隻整豬,興隆溝H35一大一小兩條豬首龍,牛河梁一號積石冢4號墓一大一小兩件玉豬龍,時問跨度雖然為3000年左右,但似應有著一脈傳承的祭祀理念和禮俗傳統。其三,玉豬龍的豬首蛇軀,造型應是興隆窪文化崇尚野豬、崇尚珥蛇(玉塊)的接續與發展。(三)豬龍在漢字起源過程中遺存的痕迹漢字是中國人為人類文化史做的最偉大的貢獻之一。目前所見的最早的漢字——甲骨文,已是一個十分成熟的文字系統,在此之前,漢字應有一個漫長的發生與發展的全過程。在西遼河地區遠古遺存中,人們亦發現了漢字原始狀態時的孑遺。如後紅山文化時期的大南溝遺址,其M52出土了一件小型陶罐,器腹周身刻划了7個結構複雜的陶符oi231學術界破譯7個陶符時,各抒己見,爭執不休,但在大量不同意見的爭論中,學術界卻達成了一個共識,即:7個陶符,集中在一個小陶罐lz,且結構複雜,這些陶符所要表達的,一定是一個完整的意思——這是漢字出現的一大要素,即漢字的表意功能。此外,西遼河地區大量的岩凹I遺存中,也發現很多的岩刻符號,這些符號有的可與甲骨文中的「王」、「田」、「桑」等漢字直接對應。這些陶刻、岩刻符號,與漢字的起源應有密切的關係,推而言之,西遼河地區遠古的崇龍遺風,在中國早期漢字系統中,也應該留有相應的痕迹。因為在漢書造字「六法」中,第一位便是象形。檢索甲骨文與金文的「龍」字,主要有如下幾種形態(見下圖)。
這些早期「龍」字,總體形態均為「S」型與「C」型,與興隆窪文化、紅山文化的豬首龍造型幾無二致,而且龍首的象形,簡直就是對雄性野豬獠牙大口的直觀寫實。參考文獻:[1]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內蒙古第一工作隊.內蒙古赤峰市興隆溝聚落遺址2002—2003年的發掘[J].考古,2004(7):3—8.[2]孑L昭宸,杜乃秋,劉觀民.內蒙古自治區赤峰市距今8000-2400年間環境考古學的初步研究[M].北京:科學出版社,1991:93—98.[3]韓非子.五蠹[M].[4]朱永剛.中圍東北先史環壕聚落的演變與傳播[J].華夏考古,2003(1):32—42.[5]林壇.兩個現象,一個假設[M].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5:22—25.[6]阜新市文化局.中國考古學家蘇秉琦先生談阜新查海遺址[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1660—1661.[7]郭大順.玉器的起源與漁獵文化[J].北方文物.1996(4):14—21;楊美莉.存在紅山諸文化中的細石器傳統[M].哈爾濱:哈爾濱出版社,2001:97—121.[8]內蒙占文物考古研究所.克什克騰旗南檯子遺址發掘簡報[M].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m版社,1994:93—94.[9]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大甸子——夏家店下層文化遺址與慕地發掘報告[M].北京:科學出版豐t,1996.[10]劉閏樣.興隆窪文化玉塊及相關問題研究[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4:184—188.[11]華玉冰.說塊[M].北京:科學H{版社,2000.[12]朝格巴圖.內蒙古巴林右旗錫本包楞出土玉器[J].考古,1996(2):88.[13]田廣林.中國東北西遼河地區的文明起源[M].北京:中華書局,2004:226.[14]郭宅鈞.古玉新詮[M].北京:商務印書館,1949.[15]辛岩.阜新查海新石器時代遺址[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16]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內蒙古工作隊.內蒙古敖漢旗小山遺址[J].考古.1987(6).[17]劉晉祥.翁牛特旗大新井新石器時代遺址[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95.【18]楊虎,劉國祥.興隆窪聚落遺址發掘再獲碩果[N].中國文物報,1993一12—26.[19]劉國祥.興隆溝聚落遺址:8000年前精美玉器,5000年裸女陶塑[J].文物大地,2002(1):1.[20]辛岩.查海遺址發掘再獲重大成果[N].中國文物報,1995—03一19.[21]薛志強.關於紅山文化玉雕龍造型的考證[J].遼寧師範大學學報.2007(5):117—122.[22]孫機.蜷體玉龍[J].文物,2001(3).【23]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赤峰市博物館.大南溝一後紅山文化墓地發掘報告[M].北京:科學出版社,1998:28.Discussion on the Position and FunctionoftheXinglongwaCulturein theOriginofthe Chinese CultureXUEZhi—-qiang(Instituteof Korean Studies,Dalian University,Dalian I16622,China)Abstract:The Xinglongwaculture is a very importantarchaeologicalculture inNortheastChina,whichexistedabout 8000years ago.Its cultural connotation isprofoundandclose to the origin of the Chinese culture.The Custominadoring jade,phenomenonindeifyingdragonand ancestral apotheosis,etc constitute the central part of theChinese culture』s origin on the basis of the thenmultiplexeconorflic form andthelarge—scaleinhabitation.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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