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朱元璋祭劉邦的傳說想到的

傳說朱元璋登基稱帝後，祭祀歷代帝王。祭禮完畢，他特意走到漢高祖劉邦牌位前，說：「大哥，小弟與你相似，該再敬你一碗。」說罷，斟滿一碗酒，雙手舉過頭頂，一飲而盡。這個傳說僅用寥寥數語，就把一個草莽英雄惺惺相惜的形象刻畫得淋漓盡致。關於此事的真偽，筆者無從考查，但確信在歷代帝王之中，朱元璋與劉邦「相似」。因為在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裡，從秦始皇到清遜帝，大約有兩百多位皇帝，其中劉邦與朱元璋都是布衣出身，又都參加了農民起義軍，成為統領一支農民軍的將領；他們在推翻或瓦解了封建王朝後，又都在群雄逐鹿中，以弱勝強，成就帝業；而且他們建立的新王朝都很強盛，都在較長的時間裡雄踞於世界的東方。

觀察朱元璋與劉邦的相似，無論從封建帝王還是從農民軍將領的視角看，其概率遠低於百分之一。那麼，找出他們最根本的相似之處，並探究這個相似之處在成就他們帝業上所起的作用很有意義。筆者認為，朱元璋與劉邦最根本的相似之處是積極延攬知識分子，並且知人善任，能夠讓有真才實學的知識分子充分發揮才智，為其成就帝業服務。

劉邦起義，「將兵略地陳留郊」，時常向人打聽陳留城有那些賢人豪俊。陳留儒士酈生「入謁，沛公（劉邦）方倨牀使兩女子洗足」。酈生批評他：「必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倨見長者。」劉邦馬上「輟洗，起攝衣，延酈生上坐，謝之」。最終酈生成為劉邦身邊一位重要謀士，「常為說客，馳使諸侯」。

朱元璋攻克集慶，宣布：「賢人君子有能相從立功業者，吾禮用之」。勇將胡大海攻佔處州前後，向朱元璋推薦宋濂、劉基、章溢、葉琛四位名儒。朱元璋立即派人賚幣往聘。四位名儒來到應天，朱元璋說：「我為天下屈四先生」。隨後建禮賢館，專門收錄儒士。

能夠禮賢下士，使劉邦和朱元璋身邊聚集了一大批有真才實學的知識分子。這些知識分子究竟起了那些重要作用呢？筆者以為，他們所起的重要作用表現在四個方面：

第一，資助政治。這首先表現在他們幫助主公樹立政治目標上，其次表現在他們幫助主公制定方針政策上。

劉邦也好，朱元璋也好，他們參加農民起義初期並沒有取代舊王朝，建立新王朝的政治目標。這樣的政治目標，是在他們有了一定的實力後，由身邊「胸中經國皆遠謀」的知識分子，幫助他們建立起來的。

陳勝起義前夕，泗水亭長劉邦奉命押送民工去驪山服役。途中，不斷有人逃亡，劉邦想，這樣下去，到驪山無法交差。他索性放走所有民工，為逃避秦朝的懲罰，躲進芒碭山澤中。陳勝起義後，沛縣縣吏蕭何、曹參等人殺掉縣令，派人接回劉邦，請他當沛縣首領，響應陳勝。劉邦卻說：「如今天下大亂，諸侯並起，如果推舉的領袖不好，一旦失敗，大家就要肝腦塗地，我能力薄弱，恐怕讓父老鄉親失望，大家另選高明吧。」可是大家堅決推舉他，推讓數次，劉邦才當了沛公。這說明劉邦響應陳勝起義，是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尋找一條活路，當時並沒有取代秦朝的想法。劉邦本是貪酒好色之徒。他率起義軍最先入咸陽，一進秦宮，立刻被宮女財寶所吸引，現出原形，「意欲留居之」。樊噲問劉邦：「沛公欲有天下耶？將欲為富家翁耶？」劉邦回答：「吾欲有天下。」樊噲說：「今臣從入秦宮，所觀宮室帷帳珠玉重寶鐘鼓之飾，奇物不可勝極，入其後宮，美人婦女以千數，此皆秦以亡天下也。願沛公急還霸上，無留宮中。」劉邦不聽。這個時候，劉邦雖然嘴上說「吾欲有天下」，實際被奢華生活所迷惑，胸中根本沒有奪取天下的政治目標。在這個節骨眼上，張良勸說劉邦：「夫秦為無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為天下除殘賊，宜縞素為資。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紂為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沛公聽樊噲言。」劉邦幡然悔悟，還軍霸上，開始樹立掃蕩群雄，統一天下的政治目標。其實，樊噲勸諫劉邦是張良安排的。

朱元璋生在一個貧苦農民家裡，從小給地主放過牛，要過飯。為了活命，入於皇寺當行童。長老派他外出雲遊化緣。這期間亂兵焚毀於皇寺，朱元璋喪失依靠，只好投奔郭子興的紅巾軍。朱元璋當上皇帝，與臣下談心，說：「曩四方紛亂，朕與卿等圖生而已，渡江以來……始有救民之心。」他承認自己參加紅巾軍是為生計，當時根本沒有什麼政治目標。郭子興屬北方紅巾軍系統，受劉福通節制。1355年二月，劉福通迎韓林兒稱帝，號小明王，都亳州，定國號宋。三月，郭子興病卒，朱元璋代領其部。小明王授朱元璋為左副元帥。所謂「渡江以來」，是指1355年六月，朱元璋率部渡江，奪取採石、太平，至次年三月佔領集慶，改稱應天府。應天命，順人心，是歷來新封建王朝創建者的習慣用語。這一改稱透露出朱元璋開始樹立了掃蕩群雄，一統天下的政治目標，即他所說的「始有救民之心」。

那麼，朱元璋的「救民之心」，是怎麼樹立起來的？這要從朱元璋渡江前一年，略定遠說起。在定遠，朱元璋招降了不少地主武裝。結寨自保的馮國用率部歸附朱元璋。馮國用「喜讀書，通兵法。」他穿儒服求見朱元璋，獻策說：「金陵（元稱集慶路）龍蟠虎踞，帝王之都。先拔之以為根本。然後四齣征伐，倡仁義，收人心，勿貪子女玉帛，天下不足定也。」朱元璋非常高興，將他留用為參謀。朱元璋率部渡江，奪採石，取太平，攻集慶，就是實施馮國用為他設計的政治藍圖。朱元璋攻佔集慶後，馮國用為其設計的政治藍圖第一步已經實現，掃蕩群雄，一統天下的政治目標就油然而生了。

那麼，為什麼有真才實學的知識分子能夠幫助主公樹立政治目標呢？因為他們能夠把天時、地利、人和諸種因素綜合起來加以分析，從而準確把握全國的形勢及其走向，制訂正確的應對策略。這一點，我們可以從上述馮國用的言論感悟到。

那時候，劉福通率北方紅巾軍與元軍鏖戰，為南方紅巾軍的興起和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先是徐壽輝在蘄州起義，在蘄水稱帝，建國號宋。後是張士誠在泰州起義，在高郵稱王，建國號大周。1355年六月，朱元璋採納馮國用的意見，率兵渡江營建江南根據地，可以說是天賜良機。這一方面使朱元璋的部隊脫離北方軍事鬥爭的旋渦，避免可能遭受重創甚至覆滅的危險，另一方面藉助南北紅巾軍對元軍的牽制，攻打孤立無援的集慶，機會難得。

集慶，戰國時稱金陵，秦時稱秣陵。諸葛亮曾睹秣陵山阜，嘆曰：「鐘山龍盤，石頭虎踞，此帝王之宅。」它形象地描繪出集慶在地理上的優勢，是成就帝業的理想根據地。這對於飽讀經史的儒士來說是常識。

元朝是蒙古族建立的政權。一切軍政大權都掌握在蒙古人手中，漢族知識分子只能在有限的情況下參與政治管理，民族歧視政策，斷絕了他們「學而優則仕」的傳統政治出路。在抑鬱憤懣的情境中，漢族知識分子多數採取不與元朝統治者合作，甚至敵對態度。他們大多避居江南。正像陳高《送吳起元之金陵序》所說：「金陵當大江以東，古稱佳麗地，至今為士大夫淵藪，……世之懷蓄知能，思自奮者，不之京師，則之金陵。」朱元璋攻佔集慶後得到一批儒士。

馮國用建議朱元璋奪取金陵是帶有重要戰略意義的一招妙棋。正是這招妙棋，讓朱元璋樹立起掃蕩群雄，一統天下，成就帝業的政治目標。

樹立起掃蕩群雄，一統天下的政治目標之後，還必須圍繞這一政治目標適時地制訂出一系列相應的政策和策略，確保勝利。而在這方面，知識分子的作用就更顯突出。

劉邦聽從樊噲、張良諫，還軍霸上。召諸縣父老豪傑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市。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余悉除去秦法。諸吏人皆案堵如故。凡吾所以來，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無恐！且吾所以還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約束耳。』乃使人與秦吏行縣鄉邑，告諭之。」

這是張良等為劉邦精心準備的、極其重要的政治宣言。它首先針對「父老苦秦苛法久矣」的社會現實，宣布廢除秦朝的嚴刑峻法，並與父老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作為暫時維護社會秩序的法律依據。同時這個宣言還告訴關中父老，「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這有兩層含義，一層是「吾當王關中」，所以我宣布的政策有權威性；另一層是倘若諸侯不讓我當關中王，那是諸侯違約，正義屬吾。然後宣布：「所有官吏和百姓照常就業。我到關中，是要替父老除害，不是來侵害你們，不要害怕。我還軍霸上，是等待各路諸侯到來，制定大家共同遵守的法紀。」

這個政治宣言，抓住了當時社會主要矛盾，從政策上解除了關中百姓的痛苦，贏得民心。關中父老「唯恐沛公不為秦王」。得民心者得天下。它奠定了劉邦爭奪天下的勝利基礎。

反觀項羽，他「屠燒咸陽宮室，所過無不殘破。秦人大失望。」項羽派人向懷王報告關中情況。懷王堅持「如約」，讓劉邦當秦王。項羽以「懷王者，吾家項梁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主約？本定天下，諸將及籍也」為由，「負約，更立沛公為漢王」。項羽的行為在諸侯中失掉信義，在百姓中失掉希望，這就決定了他必然失敗的命運。

紅巾軍起義後，「群雄並起，惟子女玉帛，荼毒生靈。」那時候，紅巾軍攻破城池，擄掠財物，搶劫婦女，是普遍現象，起初朱元璋的部隊也不例外。朱元璋攻佔太平，召耆儒陶安語時事，陶安說：「方今四方鼎沸，豪傑並爭，攻城屠邑，互相雄長，然其志皆子女玉帛，取快一時，非有撥亂救民安天下之心。」他建議朱元璋：「反群雄之志，不殺人，不擄掠，不燒房屋。」朱元璋欣然接受，打出撥亂救民安天下的旗號，召集諸將，告誡說：「仁義足以得天下，而威武不足以服人心。夫克城雖須武力，而安民必以仁義。」此後安金陵、取鎮江、迭克諸郡，朱元璋都「禁輯士卒，不許剽掠，務以安輯為心。」「三不」政策的實行，在朱元璋統一天下的事業中發揮了巨大作用。清代史學家趙翼說：「仁聲義聞，所到降附，省攻城之力大半」。

總之，政治目標的確定和與之相配的一系列政策的制訂，為確保劉邦和朱元璋掃蕩群雄，統一天下，成就帝業奠定了堅實的政治基礎。

第二，襄贊軍事。秦末和元末出現群雄逐鹿的局面，究竟鹿死誰手，只有通過軍事鬥爭來解決。因此，襄贊軍事成為知識分子又一大有作為的用武之地。這首先表現在他們幫助主公制定戰略上，其次表現在他們幫助主公謀劃戰術上。

韓信是楚漢戰爭的風雲人物。提起韓信，人們往往認為他是能征善戰的武將，常常忽略他的游士出身。劉邦採納蕭何的建議，設壇拜韓信為大將。禮畢，韓信鄭重地回答了劉邦的諮詢，這就是載於《史記·淮陰侯列傳》堪與《隆中對》媲美的《漢中對》。

那時候，項羽自稱「西楚霸王」，獨領九郡之地，兵多將廣，權柄在手，政由己出，是全國的實際統治者。劉邦則偏居西隅，地僅一郡，兵只三萬，且人思東歸，逃亡日熾。面臨如此形勢，他徒有逐鹿雄心，卻一籌莫展。

在《漢中對》中，韓信對楚漢相爭的形勢進行了正確的分析、判斷和預測。他首先指出敵強我弱這個基本現實，然後說明項羽嫉賢妒能，不任賢將，剛愎自用；背約棄義，分封不公，導致「諸侯不平」；尤其殘酷暴虐，失掉民心。所以他雖稱霸天下，卻不得人心，只是貌似強大而已。跟項羽比，劉邦在軍事上處於絕對劣勢，但在政治上擁有相當優勢。遵照「諸侯之約」，劉邦本該稱王關中，卻被項羽恃力放逐漢中，諸侯大多同情劉邦。特別是劉邦入關，廢除秦朝苛法，秋毫無犯，約法三章，甚得民心，在政治上樹立了威望和信譽。這些政治優勢是項羽所不具備的。韓信從不利的局勢中發現了有利的因素，找到了化被動為主動的途徑，預見到劉邦由弱變強，奪取天下的樂觀前景，為漢軍集團指明了奮鬥方向：「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勇武，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發揮主動性，這是完成強弱態勢轉化的關鍵。

抓住這個關鍵，韓信為劉邦制定了具體的戰略方針：「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徼而定」。這個戰略主攻方向的選擇十分正確。當時劉邦是漢中王，擁有漢中、巴蜀之地，沃野千里，物產豐饒，關隘四布，形勢險要。這樣的地理環境固然利守，卻不利攻，因為它畢竟偏處西隅，難以對中原施加影響，何況逐鹿中原呢？當時，供劉邦向外發展選擇的方向有兩個：一個是北上出陳倉，揮師東進佔領關中，還定三秦，逐鹿中原；另一個是南下巴蜀，順長江水路而東，入故楚之地，攻擊項羽。兩相比較，走長江水路，必須建造舟船，訓練水師，既耗財費力，又耽擱時日；出陳倉陸路，既節財省力，又容易把握戰機。前者只在理論上有威懾價值，而後者卻在實戰有運用意義。韓信的選擇是明智的。

選對戰略主攻方向之後，還要把握住戰略進攻的時機。公元前206年五月，田榮因沒被封為王，率先叛楚。隨後，陳餘響應。七月，陳余鼓動盤踞在巨野澤的彭越，率兵萬餘侵入楚境，攻城略地。一時之間，西楚霸王后院起火，無暇西顧。韓信意識到實施戰略進攻的時機已到。然而項羽封劉邦為漢王的同時，將關中地區一分為三，分別立秦降將章邯為雍王，司馬欣為塞王、董翳為翟王，監視劉邦。這是劉邦的一塊心病，此病不除，漢王實在難下東進決心。對此心知肚明的韓信告訴劉邦：三位秦降將為虎作倀，協助項羽「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而「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耳，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劉邦聞此，心情豁然開朗。韓信又針對漢軍皆「思東歸」的心理狀態，巧妙利用，變壞事為好事，認為此時是實施戰略進攻的絕佳時機，及時地向劉邦提出乘隙東進的計劃。八月，劉邦率兵東出陳倉，佔領關中，還定三秦，迅速地實現了韓信為其制定的戰略目標，贏得與項羽爭奪天下的資本。

再看朱元璋，1360年春，劉基應聘來到應天。那時候，朱元璋已攻佔浙東大部分地區，江南根據地建設取得了一定成就。可形勢並不樂觀，因為東有張士誠，西有陳友諒，他倆實力都比朱元璋大，朱元璋處於受夾擊的險境中。如何對付和剿滅張士誠和陳友諒是令朱元璋犯難的當務之急。他向劉基請教，劉基建議朱元璋先打陳友諒，後滅張士誠，說：「士誠自守虜，不足慮。友諒劫主脅下，名號不正，地據上游，其心無日忘我，宜先圖之。陳氏滅，張氏勢孤，一舉可定。然後北向中原，王業可定也。」

劉基這個鞭辟入裡、要言不煩的分析，避免了朱元璋兩線戰鬥的勞苦和危險。先圖陳友諒，再除張士誠，然後北伐中原，一統天下的三部曲，不僅是對付陳友諒和張士誠的局部戰略方針，而且是奪取天下的全局戰略方針。從1360年陳友諒進攻應天起，經過四年戰鬥，朱元璋滅掉陳友諒；再過兩年，消掉張士誠。接著，朱元璋命徐達、常遇春率軍北伐。1368年正月，朱元璋在應天稱帝，國號明。八月，明軍佔領大都，取代元朝。歷史進程證明，劉基為朱元璋設計的戰略方針是英明的。

戰略是指導戰爭全局的方略。它必須依據戰爭的性質與敵我雙方的政治、軍事、經濟、地理等因素，預見戰爭的進程，規定對戰爭力量的準備和運用。這種洞察全局形勢，把握戰事走向的能力，只有少數懷真才實學的頂級知識分子具備。制定出英明的戰略，還要謀劃巧妙的戰術，以保證戰略的落實。在這方面，那些懷真才實學的頂級知識分子同樣大顯神通。

「明修棧道，暗度陳倉」，是韓信謀劃的一個千古傳誦的經典戰術。在劉邦首肯了東進戰略後，韓信公開出現在搶修棧道的現場，藉此麻痹把守咸陽關口的雍王章邯，暗地指揮部隊迅速攻佔雍梁之沖──陳倉，成功地揭開了東進的序幕。

1360年閏五月，陳友諒約張士誠一起進攻應天，想一舉消滅朱元璋。當時，陳友諒盡有江西、湖廣之地，地盤比朱元璋大得多，舟師十倍於朱元璋。應天文武將官驚慌失措，「獻計者或謀以城降，或謂鐘山有王氣，欲奔據之」，惟獨劉基一語不發。朱元璋把劉基請入密室問計。劉基曰：「主降及奔者，可斬也」。朱元璋曰：「先生計安出？」劉基曰：「賊驕矣，待其深入，伏兵邀取之，易耳。天道後舉者勝，取威制敵以成王業，在此舉矣。」此刻劉基掐住陳友諒的死穴，為朱元璋謀划了誘敵深入、以逸待勞、設伏邀擊、後發制人這一系列戰術，結果，「太祖用其策，誘友諒至，大破之。」

秦末和元末那些頂級的知識分子分別給劉邦和朱元璋制定了英明的戰略，謀划了巧妙的戰術，為劉邦和朱元璋成就帝業立下不可磨滅的功勛，同時也為中國軍事史寫下了許多精彩篇章。

第三，應對突變。無論是在譎詐多端的政治舞台還是軍事戰場，風雲突變，必須當機立斷的事件時常發生。應對突變是否得當往往關係全局的勝敗。俗話說「一著不慎，滿盤皆輸」，講的就是這個道理。

公元前203年，楚漢相爭進入相持階段。韓信迅速平定齊地，實力可與楚漢鼎足而立，在楚漢之爭中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用項羽使者武涉的話說：「韓信『右投則漢王勝，左投則項王勝』。」韓信平定齊地後，派人給漢王送信，曰：「願為假王」。當時，漢王被楚軍困於滎陽，信使至，發書，漢王大怒，罵曰：「吾困於此。旦暮望若來佐我，乃欲自立為王！」張良、陳平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為守。不然變生。」漢王亦悟，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為真王耳，何以假為！」乃遣張良往立信為齊王，征其兵擊楚。這是楚漢相爭中極具戲劇性的一幕。假如沒有張良、陳平的提醒，面對突如其來的事變，拒絕韓信的請求，使韓信倒向項羽，那麼，重新建立起來的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封建王朝只會是楚，不會是漢。

歷史不會重演，卻有驚人的相似之處。1361年七月，陳友諒攻佔安慶，嚴重地威脅著應天。八月，朱元璋率舟師溯江而上，親征陳友諒，先克安慶，繼而分兵攻略南康、東流、蘄、黃、廣濟、饒州，捷報頻傳。十二月，陳友諒龍興守將胡廷瑞遣子到江州向朱元璋請降，但要求保留原有部屬。朱元璋「有難色，基從後蹋胡床。太祖悟，許之。」結果「江西諸郡皆下」。從此，朱元璋以弱變強。

妥善地應對突變，要憑藉有大局觀的聰明才智。那些頂級的知識分子都是應對突變的好手。正是有了他們的幫助，劉邦和朱元璋才能面臨突變，應對得當。

第四，治理地方。在戰爭中攻城略地相對容易，但是要把攻佔的城池守住，治理好，讓它們變成根據地，為支持戰爭提供人力和物資十分重要。那些有真才實學的知識分子在治理地方上勞苦功高。

蕭何原本是秦朝沛縣的文職官吏。他追隨劉邦起兵，直至漢朝建立，沒有立過一點戰功。列侯封畢排位次，群臣都以為，「平陽侯曹參身披七十創，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惟獨關內侯鄂千秋認為，「群臣議皆誤。夫曹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夫上與楚相距五歲，常失軍亡眾，逃身遁者數矣。然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非上所詔令召，而數萬眾會上之乏絕者數矣。夫漢與楚相守滎陽數年，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蕭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蕭何第一，曹參次之。」劉邦完全贊同鄂千秋的意見。

關於知識分子在治理地方，建設根據地方面的作用，朱元璋的認識與劉邦的認識相埒。他知道「躬擐甲胄決勝負於兩陣之間，此武夫之事，非儒生所能。至若流宣化、綏輯一方之眾，此儒臣之事，非武夫所能也」。朱元璋每次出師，必讓李善長留守，而李善長「轉調兵餉無乏」。特別是朱元璋稱吳王后，戰線延長，軍需倍增。為保障軍需供應，李善長「請榷兩淮鹽，立茶法」，「既複製錢法，開鐵冶，定魚稅，國用益饒，而民不困。」洪武三年，朱元璋大封功臣，將李善長比為漢代蕭何，稱讚他「給足軍食，其功甚大」，列文臣之首。

在對待和使用知識分子上，明太祖朱元璋與漢高祖劉邦，何其相似乃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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