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古代中國貪污原因的總分析

中國貪官文化系列06

（一）人性的原因

關於人之初，性本善還是性本惡，作為哲學命題，我們爭論兩千多年了。對於人性，老聖人也曾經有過懷疑的，說：「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荀子認為：人之初，性本惡，只有通過教育，才能走向善。而韓非子乾脆認為，人再怎麼教育，人性還是惡的，所以他老兄搞的是惡狠狠的「法制」。可是作為政治命題，我們卻一廂情願地認定人之初，其性本善的，所以我們的所有政治及其相關建設都是基於這麼一個前提而成立的，導致我們自古以來的統治思想都有「敬德保民」。

善惡論爭論已經幾千年了，這裡我不想陷於爭論的泥沼，我有我自己的說法：人之初性本貪！

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樊綱在2002中國企業領袖年會上提出：我們不否定道德說教，但是作為經濟學者，我們首先注重的是制度。而且我們制度的設計和制度的建設一定要以人道德不好為出發點，要以人之初性本惡為出發點。當然我不是假定人之初性本惡。

樊綱不想假定人之初性本惡，但隨後卻說出了這樣一句話：人的本性是貪婪的。這話太對了。馬克思曾這樣概括資本的特性：一旦有適當的利潤，資本就膽大起來，如果有10%的利潤，它就保證到處被使用；有20%的利潤，它就活躍起來；有50%的利潤，它就鋌而走險；有100%的利潤，它就敢踐踏人間一切法律；有200%的利潤，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敢冒絞首的危險。資本的背後是人，資本的特性，說穿了就是人性。

人性是貪婪的，而貪官，卻是大大發揚了人之初的本性。所謂的人之初，一是指人類的幼年，二是指人的幼年。我們的貪官當是兩種幼年病的綜合——第一是還沒有進化完成；第二是還沒有長大。我曾寫篇雜文，題目就是「要把貪官當孩子」，說的也是這麼個意思。三歲以下的孩子沒有你我觀念，見什麼東西都以為是他的，特別是在商場里。三歲以下的孩子撒尿不找廁所，以為處處都是廁所，理直氣壯地隨地便溺。我們的貪官，便都是三歲以下的孩童了。可惜，如何處理這些永遠長不大的孩子，如何幫助他們早日進化為成人，好像辦法不多。

（二）制度與體制的原因

眾所周知，西方某些國家在走出封建社會的門檻時，之所以選擇了三權分立的政體，乃是基於這樣一個前提：人性是惡的，不相信某一個政黨，也不相信人民，將權力交給一個機構或一群人，只會導致完全的暴政，有多大的權力，就有多大的暴政，對掌握權力的人，應該深懷戒心。而中國封建社會卻永遠不會自動地走到這一步，卻恰恰相反，所有制度建設，都基於人性善這一前提，把希望寄託到讀書人的忠孝賢良，寄託到帝王的英明決斷。這種寄託，導致對專制制度與官僚體制溫情的默許與浪漫的幻想，而貪污，又是專制與官僚體制下的必然伴隨物。

（三）社會的原因

一般的看法是，中國社會是一個不道德的社會，但是組成分子，每一個人都可能是道德的。也就是說，道德的人構成了不道德的社會。

這種不道德的社會中，最常見的形式是「不道德的家族主義」。西方學者認為，不道德的家族主義會引起腐敗，促使人們偏離普世主義和行善的規範。也有人從另一方面說，中國人只講私德，不講公德。也就是說在他自己的親友圈裡，在他的私人圈子裡，他是道德的，守信的，頗富人情味的；可一旦越出了這個圈子，他就可能不道德，不守信，甚至沒有人情味。比如一個人對朋友慷慨大方，於私，他可能是個很好的朋友；但是於公，他卻不是個合格的公民，因為這哥們兒老在偷稅漏稅。

試舉一個例子，韓信當年落魄時，曾受一漂母飯恩，發達後，韓信給漂母送去千金。打一個比方，如果這漂母是個生意人，或者是個包工頭，韓信肯定會給她拉點活兒的。

不信看胡雪岩，當錢莊夥計時，挪銀五百兩給落魄士人王有齡，王用這些銀子進京活動，一活動，就任了浙江省的糧台總辦，從此與胡雪岩官商勾結，胡的紅頂商人生涯從此起步。王死後，左宗棠本想查辦胡，可兩人一見鍾情，竟成了好友。就連罵胡「確系壞種」的李鴻章後來也改變了看法，認為胡「救災恤鄰，慷慨好義」，「為近時所罕見」，甚至要求政府准許「賞給匾額一方」，以資鼓勵。

中國諺語云：受人滴水之恩，當以湧泉相報。又云：解衣衣我，推食食我，死人之事。太可怕了，一衣一飯之恩，需要的時候，就要為恩人奉獻自己的性命了。

舉一個例子，常勝將軍吳起曾經為一個士兵親吸毒瘡口上的膿汁，你會覺得吳起愛兵如愛子。可是那士兵的娘卻不這麼看，聽說這事後就開始哭，哭得死去活來。別人勸她：你兒子遇到了這麼好的將軍，你應該引以為榮才是，何以失聲痛哭？老太太說：你們有所不知。我兒子的父親，當年也曾由吳起將軍親自吸吮過膿汁，不久出戰，想對將軍的恩情有所報答，奮力抗敵，有進無退，終於戰死了。如今吳起將軍又這樣對我兒子，我兒子肯定活不長了，我是為我兒子哭的呀！

大家明白了吧？中國社會，人情最重，還不起的。我這人老是不願意對人太好，就是怕大家都掂著腦袋來跟我交朋友，那我不是要人家的命嗎？叫我如何承受？所以說，如果我對你不是太好，那正是對你友好的真正標誌。我心疼你哈。

總之，中國人身處的環境，是一張人情親情鄉情友情之網，沒有一定的定力，你是擺脫不掉的。

也許正由於中國是一個人情社會，最高統治者才慫恿出一個所謂的大義滅親思想，大義滅親大約來源於孔子。當春秋時晉國的叔向為自己的異母弟——貪官羊舌鮒定罪時，遠在魯國的孔子聽了，讚揚說：治國制刑，不隱於親！這一點，恰於西方相反，西方社會沒有人情，但法律卻基於人性之常情，認為親人必袒護親人，所以，西方社會不倡導大義滅親，法律里便也沒有包庇罪。

講到這裡我就感覺，我們中國是一個很奇怪的社會：我們中國人最講人情，可由中國人組成的這個社會卻冷漠無情；我們中國人最講親情，可法律卻提倡大義滅親；貪官最遭老百姓忌恨，可貪官周圍的人卻喜歡他讚揚他；清官最受老百姓喜歡，可清官周圍的人卻恨他恨得牙癢，有時候我都想，讓一個罵貪官罵得最狠的百姓與貪官結了親家，或者乾脆讓他自己當官，那麼，隨後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有人說，中國的貪官，是有著群眾基礎的。此話值得我們深思。

（四）管理方面的原因

曾有人說，中國百姓是世界上最無能的主人，管不好自己的財產，老被僕人偷。清朝淮軍統領張樹聲，其三兒子年輕的時候，曾對一位替張家採買物品的僕人說：「婊子養的才不揩油呢」。看這話音，貪污是常規，不貪污才真是婊子養的。這一點，軍閥孫傳芳也看穿了。民國時期，由於孫大炮立國之初的提倡，人民公僕之說，竟然成了民國的主流，孫傳芳反感至極，說：「現在做官的自稱是人民公僕；凡是僕人沒一個好東西，不是賺主人的錢，就是勾搭主人的姨太太，我不是公僕。」張三公子罵得乾脆，孫軍頭說得有趣，主人看不好僕人乃是普遍的。而政府作為管家，在管理自己的公僕時，也常常出現漏洞。朱元璋時代，也有自己的反貪局，當時叫監察御史，但大家都知道，那是聾子的耳朵，擺設！

我經常跟人開玩笑，說，民國時期的軍閥張宗昌，號稱狗肉將軍三不知：不知自己多少兵，不知自己多少錢，不知自己多少姨太太。而我們古代的政府也是典型的三不知：不知自己多少人民——百姓要逃人丁稅，戶口當然查不清了，朱元璋一坐穩龍椅後，首先就是查戶口，不知他小子查清了沒有；不知自己多少錢——賬上有數字，但實際錢在哪兒？中國的皇家除自己的私房錢外，皇產到底有多少，打死他們也不知道；不知有多少貪官——政府知道自己有多少官員，但永遠不知道自己有多少貪官，就跟軍閥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姨太太一樣！

現代社會，一個俄國人，有60萬盧布就要受到懷疑；一個美國人，有2000美元，就要說清楚——出具資金來源報告。後來放寬到1萬美元。而中國，直到現在仍沒有類似的規定。2000年4月，中國開始實名儲蓄制，但貪官也會變通，國家能搞一國兩制，貪官就會搞一家兩制。公職人員不得經商，但公職人員的家屬總能經商吧，所以，連雲港的副市長鹿崇友，其80歲的父親與70歲的母親可以合資開個化工廠，可憐鹿老頭，估計是沒孫子，否則他那市長兒子也不捨得搬老子下水這麼老當益壯的。

（五）文化的原因

中國文化與貪污腐敗之間的邏輯關係到底如何？特別是中國文化豐富多彩，三教九流的，這需要好好地梳理一番，大家若有興趣，不妨研究一下。這裡我簡單談一下自己的看法。

我認為，中國人選擇貪污與腐敗，其背後的終極原因乃是人的價值觀在起決定作用。

第一，家族價值觀的影響。可以說，2500年前的柏拉圖就看出了家庭在社會中的力量，所以他提出，要建立一個平等的共產的社會，必須廢除家族聯繫，甚至家庭本身。孩子們一出生就應該交給公共機構養育，而不知其父母是誰。這話好像專門是針對咱們中國這個傳統的儒學社會的，因為儒家特彆強調家族觀念，而家族主義在西方學者眼裡是不道德的，雖然中國曾有過「外舉不避仇，內舉不避親」的千古美談，但那仍免不了作秀的嫌疑。西方學者甚至認為，義大利的黑手黨乃是不道德的家族主義的一個極端的例子。以此類推，你會發現，中國傳統社會中，大都是這種家族模式，《紅樓夢》中，王、賈、薛、史等大家族，都是強強聯合。但是這種聯合，之所以說它不道德，乃是由於這種家族主義，充其量只是個人及個體生存的有效手腕，但卻無助於社會的前進，甚至是社會發展的障礙。所以我要說，中國的每一個大家族，其特徵可能都很接近一個黑社會。

第二，個人價值觀的影響。羅伯特·默頓在其《社會理論與社會結構》一書中提出了腐敗的「手段—目的模式」，他認為，腐敗是由動機促成的行為，來源於社會壓力，結果就是違背規範。他強調，所有的社會制度都規定有自己文化上的目標，即目的。人作為社會行為者應力圖達到這些目的。問題是，怎麼達到這些目的，社會沒有給出相應的體制規範，或者說，即使給出了，這些體制規範也都是疲軟無力的，比如傳統社會的反貪措施，這就導致大家共同拒絕遵守表面上的冠冕堂皇的遊戲規則，進而衍生出一種私下裡共認的遊戲規則，吳思把它稱作「潛規則」。在這種社會裡，大家只認同個人的政治成就與經濟成就，科舉制時代，人們側重前者；現在的時代，人們更側重後者。側重前者，買官賣官流行；側重後者，貪污賄賂盛行。如今，我們過分渲染強調個人的經濟成就，導向有點偏差。往大里說，它是不發達社會的一種心態（現在的經濟發達國家，已富裕的公民由原先的物質主義者轉變為後物質主義者，也就是說，他們更追求音樂、藝術和文學的享受），因為中國百姓還不到窮得只剩下錢的地步，更不擁有消費各種精神產品的資本。往小里說，它會導致個人價值觀的畸形發展，比如現在的社會，笑貧不笑娼，笑清不笑貪，似乎大家就一個目的，錢，錢，還是錢！重要的東西說三遍！現在的大學生也比以往更加躁動不安，因為媒體與社會過分渲染了商界精英的成就與價值，大家考慮更多的是如何奔向這個目標，手段的合法與否，似乎已不在考慮範圍，或者說，手段本身就意味著能力！

第三，宗教與哲學的原因。嚴格意義上來講，中國沒有宗教。宗教的三大標誌是：人格神的崇拜與敬仰，完備的宗教儀式，終極關懷的託付。宗教的根本特質是終極關懷，人是什麼，人從何處來，又將歸向何處去。中國宗教對這一切，閉口不談。而中國哲學中，也沒有人關心這些問題。尼采曾譏笑中國的孔儒哲學是庸俗的道德把戲，黑格爾甚至認為，所謂的東方哲學（包括印度和中國）並不是真正的哲學，根本不在他「所講的題材和範圍之內」。所以在他的《哲學史講演錄》第一卷中，就是「附帶著」提下東方哲學。有意思的是，他認為東方哲學乃是一種「東方人的宗教思想方式」，也就是宗教哲學。這一拆分，中國不是既有哲學，又有宗教了？開個玩笑哈。因為人家西方宗教是宗教，哲學是哲學。只有我們中國，搞得人家外國人兒趴到我們宗教里去找哲學。搞得宗教不是宗教，哲學不是哲學的。具體到中國的孔儒，黑格爾對《論語》評價如下：「裡面所講的是一種常識道德，這種常識道德我們在哪裡都找得到，在哪一個民族裡都找得到，可能還要好些，這是毫無出色之點的東西。孔子只是一個實際的世間智者。在他那裡思辨的哲學是一點也沒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練的、道德的教訓，從裡面我們不能獲得什麼特殊的東西。西塞羅留下給我們的『政治義務論』便是一本道德教訓的書，比孔子所有的書內容豐富，而且更好。我們根據他的原著可以斷言：為了保持孔子的名聲，假使他的書，假使他的書從來不曾有過翻譯，那倒是更好的事」。這黑哥，諷刺起人來不帶眨眼的

兩位洋老兄對中國哲學評價如此之低，原因何在？大家若有興趣，不妨研究一下。不過我有一個主意，大家不妨看一些有關西方傳教士來中國傳教的歷史資料，以及一些教案的內在原因。其實，中西衝突中，一般包含兩個認知層面：政治的和文化的。遺憾的是，我們一般的史學教學，只側重於前者，側重於道德評價，而忽略後者，忽略文明本身內在發展的歷史邏輯。所以，我希望大家有一個全方位的文明視角，基於這個視角，去考察文化與貪污，宗教與廉潔的內在關係，可能會有新的發現。

（六）成本的原因

德國社會學者馬克斯·韋伯認為，中國之所以貪污嚴重，乃是因為中國官員當官成本太高。韋伯沒有詳細分析中國官員當官都需要付出哪些成本，但是我們不妨給官員們算一下。

第一，從時間上來講，中國官員需要寒窗十年，甚至不止十年。有些人一輩子都擠不進官場里去，比如蒲松齡，十九歲就考中秀才，一直考到七十二歲，也沒有考上個舉人，曾寫詩自嘆：「數卷殘書，半窗寒燭，冷落荒齋里。」這個大才子一輩子學優不仕，只好與自己書中的鬼們打交道去了。還有洪秀全，屢試不中，就反了。如果清廷知道他考不上就要反，可能提前給他一個七品官噹噹呢，值當的？而按照秀全日後當天王時的作派，我們倒可以斷定，這哥們不當官則可，一當準是個大貪，那吃相，要多難看有多難看。

第二，從讀書苦的程度來講，中國書生之苦當是天下第一，這方面，頭懸樑錐刺骨的蘇秦可謂是榜樣。讀書本是享受，卻愣被這幫哥們鼓搗成了苦行僧一般。甚至進了咱們的教室，當頭一幅聯就是什麼「學海無涯苦作舟」，完了，這小舟怕是永遠駕不出去了。

第三，當官也苦啊。走進官場，相當於買了張入場券。如何把戲唱完，如何在官場那烏泥堆里站穩腳跟，才是問題的關鍵。龔自珍倒是科場得意，20多歲就在北京做官，可官場學問，敢情比書里的學問難多了，龔大才子玩不轉，最後的選擇是棄官歸里，回家時就雇了兩輛車，一輛拉自己，一輛拉自己心愛的書。你說才子都回家了，其他官員還挺著幹什麼？

第四，按我的意思，當官最苦的不是科考，而是心靈的代價。往輕里說，尊嚴喪失；往重里說，人不再是人。一句話，在中國官場上混，在上級面前沒有點裝孫子的本事，卻想在官場里繼續混下去，或提拔上去，永遠沒戲。你說當官要付出這麼高昂的代價，哥們圖的是啥？

（七）心理沒譜的原因

中國傳統社會裡，一切都可能，一切又都不可能，總之，事物的發展沒個譜。這樣的環境下，國人當然沒有安全感。老百姓沒有安全感，皇帝老兒也沒有，皇帝老兒手下的官員更沒有，不管你有錢沒錢，有權無權，大家都沒有安全感。很可惜，國人與皇帝都沒有足夠的理性與清醒，打造一個人人安全的體制與社會氛圍。難怪貪官們把人生當作了夢魘，並在這夢魘中迅速地走向滅亡。尼采那瘋子曾倡導：人要麼永不做夢，要麼夢得有趣；要麼永不清醒，要麼清醒得有趣。咋都是要求有趣。中國古代的貪官，做夢都是發財，夢得無趣，但往往夢沒做完，小命玩完！是他們不清醒嗎？非也，正是由於他們清醒地看到了自己的未來，所以他們才瘋狂地貪污。貪污可能未來不安全，可不貪污當下就不安全。兩不安全取其輕唄！

生命不息，貪污不止，很無趣。可是當清官有趣嗎？那將是我們的下一個課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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