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永祥：台灣的政治轉型與「道德進步」

　　封面錢永祥像：李媛 繪

1971年台灣大學生保釣遊行

　　中國台灣的民主轉型是從上世紀七十年代末開始的，但從五十年代起，各種報刊雜誌、民主運動就已經逐漸在積累力量，提供各種思想資源。各種思潮是如何匯成不可逆轉之勢，完成民主化進程後，台灣社會又有哪些重大的變化？台灣「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的錢永祥先生，在七十年代親身參與了台灣學生運動，此後一直從事政治哲學的研究。他認為儘管經歷很多挫折，但台灣的政治轉型基本完成，而由此帶來的道德進步也是可以清晰分辨的。

　　在您看來，台灣民主化的進程中，最主要的動力是什麼？

　　錢永祥：台灣民主化的主要動力來自於族群的矛盾。由於國民黨政府來到台灣，台灣的政治權力主要掌握在外省人的手裡，這部分人佔全台灣人口的百分之十二，其他百分之八十八都是本省（台灣本地）人。歷史原因使然，本省人的身份認同與價值觀與外省人有一些地方不大相同。由於權力集中在外省人手裡，所以本省人有很強烈的疏離感。本省人主要走中小企業的發展道路，形成台灣社會的中堅力量。他們取得一定的經濟力量之後，自然對政治權力的分配有高度的不滿，到他們出來要求民主化的時候，造成的衝擊力量就很大。台灣如果沒有這種族群矛盾，民主化進程會是什麼方式，就很難想像。在台灣，所謂「反對者」與「統治者」的矛盾，正好契合族群的界線。族群的區別具有很強的動員能力，族群議題一旦成形，「我們」與「他們」就分開了，陣營的區分非常明確。到了上世紀八十年代，族群的衝突已經無法壓制，反對國民黨的形勢已定，蔣經國覺得局面維持不下去，希望和平地轉移政權。如果當時用衝突、鎮壓的方式，後來台灣的情況就會非常悲慘。

　　台灣民主化的另一個動力是台灣的政治環境使然，民主成為唯一的選項。國民黨維持在台灣統治的正當性，唯一的說法就是「民主反共」。在當時的冷戰形勢下，「反共」正好配合了美國在東南亞的需要，所以得到美國的支持。為了「反共」，所以台灣人民要接受國民黨的統治，「中央民意機構」三十多年不用改選。因為台灣把自己作為冷戰中「反共」的先鋒，所以在價值觀上，一定要走西方的道路。雖然體制沒有民主化，但是在意識形態上，我們從小接受的教育，一是要「反共」，再就是台灣屬於自由民主的陣營。這個觀念從小就是灌輸的。在這個局面下，憲政民主、自由主義的民主，是大家心目中的唯一道路。台灣在這個問題上並無其他選擇。當時，在拉美和東南亞也有獨裁政權，但在冷戰的背景下，都把自己歸為自由民主陣營。

　　台灣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有一些重要的刊物，如《自由中國》，它們對台灣民主自由思想的傳播起到了什麼作用？

　　錢永祥：國民黨來到台灣後，第一件事就是清除台灣本土的左翼勢力，清洗從大陸到台灣的有左派嫌疑和背景的人。五十年代的台灣確實是白色恐怖，抓了很多人，槍斃的人數很難估計。比如在台灣很有名的廣播劇導演崔小萍，1968年被抓，判刑多年，只是因為當年山東有個共產黨的話劇學校的學生與她同名，就因此被當作左翼嫌疑抓起來。我在讀高中的時候，美術老師與工藝老師一夜之間就不見了。在五十年代的時候，國民黨對左派的鎮壓很厲害。能公開宣講的只有民主、自由之類的「反共」觀念。

　　《自由中國》從創刊到被禁，歷時十年，出了兩百六十期，對台灣民主化的進程發揮了奠基的作用。創辦人雷震本來是負責國民黨統戰工作的，在南京時期相當於大陸的政協秘書長。他與當年第三勢力的人士都有接觸。因為國民黨在大陸的失敗，痛定思痛，覺得需要加強思想上的「反共」工作，所以鼓勵《自由中國》的存在。但到了1953年，這份刊物卻開始扮演反對派的角色。《自由中國》在思想上對自由主義並沒有很深入、系統的想法，只是宣揚二十世紀西方政治的常識，比如憲政、法治、兩黨制或多黨制、公開的選舉。但對五十年代的台灣，這些已經是相當激烈的言論。在當時的環境下，《自由中國》把這些觀念配合了台灣的現實，產生很大的影響，並且影響不止是它存在的那十年，而是延續下來。我自己讀高中的時候，在舊書攤上找到這些舊雜誌，打開來讀，還是覺得那些言論有當下的意義，衝擊力很強。我有個朋友在報社寫政論，他說對報社新進的記者，要他們了解台灣政治的沉痾，最好的訓練就是把全套的《自由中國》翻一遍。《自由中國》對台灣問題的診斷，一直到八十年代初都是有效的。這些樸素的自由、民主、憲政的理念，用平實的語言，配合台灣的現實，銷路非常好。五六十年代讀大學的一批人，受《自由中國》的影響最大。

　　《自由中國》被查封之後，台灣進入了一個高壓灰暗的時期。隨後雖有《文星》的出版，但《文星》不是政論刊物，而是文化刊物，對現實政治的衝擊力比較間接，但仍然醞釀了新的思想氛圍。比如李敖寫老人應該交棒、全盤西化等，在當時台灣的環境里，能打破沉悶的氣氛，帶進新鮮的空氣。在當時台灣的環境里，李敖帶來的思想上的啟蒙作用，必須加以肯定。《文星》1965年被迫停刊，前後出版了九十八期。到了1968年，又有《大學雜誌》，堪稱台灣批判性言論的第三代，延續了雷震、殷海光等台灣第一代自由派、《文星》為代表的第二代自由派的啟矇事業。

　　與《自由中國》同時，徐復觀先生也辦了《民主評論》，宣傳新儒家的思想，這對自由主義的思想資源是否起到調和的作用？

　　錢永祥：《民主評論》的針對性不強，而且主要是從中國文化的立場立論，與台灣盛行的「五四」世界觀稍有區隔。就這一點而言，《民主評論》的影響遠沒有《自由中國》大。同時除了徐復觀先生，台灣的新儒家與黨外運動是有較大距離的。何況，1965年，蔣介石發起「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國民黨表現出來一方面是西化（現代化）的政黨，一方面又強調自己是中華文化的守護者，道統（以及政統）在茲。所以大陸「文革」開始時，國民黨反應很積極，認為自己繼承了儒家的道統，比中共更有資格承繼整個歷史中國繼往開來的使命。這種情況之下，儒家與國民黨較有「選擇性的親近」，在台灣的民主化過程中，作用相對有限。

　　在1949年之前，左翼人士就一直在批評國民黨的威權統治，左翼思潮的傳統在台灣有延續嗎？

　　錢永祥：左翼思潮在五十年代已經基本被暴力清掃光了，在冷戰時期的台灣，任何開明或具有反對意識的人士，多少總是在廣義自由主義的脈絡里思考與發言的。國民黨認為在大陸吃了虧，所以在台灣對思想工作的掌控做得非常徹底。日據時代台灣本地有左翼思想，但我自己從來沒有接觸到。台灣那時完全抹煞中國近代現代文學史，國文課本里就是古文，充其量是朱自清、徐志摩。我高中的時候在舊書店買到了魯迅的小說，那是禁書，持有者抓到了算「為匪宣傳」罪，至少要判三到七年徒刑。台灣作家劉大任的小說《浮游群落》，曾寫到這種年輕人在舊書店購買左翼書籍的緊張情節。我看了魯迅的書，才初次知道中國三十年代有這樣一個左翼文學傳統，對我產生強烈的衝擊。

　　我接觸到左翼思想後，興趣濃厚。我們把國民黨反共出版物，比如「匪情專家」鄭學稼的《中共興亡史》，當成認識共產黨的途徑。1960年代後期，陳映真先生的影響很大，他從日文書籍里看到西方的變化，並以文學的形式介紹給讀者。1965年越戰升溫，1966年西方爆發反戰的學生運動，一整個世代的年輕人向左轉。台灣的消息雖然不多，但仍有人設法了解西方左派的世界觀，包括我自己在內。當時在台灣，左派的信息以這種形式滲透。1966年，大陸「文革」開始，台灣的報紙報道得非常詳細，因為在國民黨看來，這是中共在自掘墳墓。「文革」是歷史上前所未聞的激進政治實驗，一個政權可以炮打司令部，可以鼓勵群眾反官僚，紅衛兵可以出來挑戰體制，對我們而言是非常難以理解與想像的。

　　雖然這些左翼的思想在台灣並沒有形成思潮，但是像我這樣興趣濃厚甚至於有所嚮往的人，在當時的台灣可能並不是少數。

　　您在台灣大學曾參加了保衛釣魚島的學生運動，這個運動對台灣民主化進程起到什麼作用？

　　錢永祥：1971年的保釣運動，其意義在於把學生運動第一次移到了台灣。在此之前，由於在大陸上的慘痛經驗，國民黨對校園管製得非常嚴密。保釣由台灣在海外的留學生髮動，島內校園也自發地產生了護衛國土的訴求。學生膽敢聚眾遊行，是從保釣運動開始的。保釣運動沒有任何實質上的成果，但卻在校園裡注入了關心現實、關心政治與社會議題的意識，年輕一代開始探討社會問題、政治體制問題。

　　台灣七十年代的學生運動，為稍後的黨外民主運動培育了第一批骨幹。七十年代後期，有大批年輕人參加黨外運動，都是當年在大學裡受到過反抗意識啟發的學生。

　　這個階段的反對運動，與早先《自由中國》等國民黨的批評者有什麼不同？

　　錢永祥：1960年雷震被捕，最重要的原因是他開始與台灣本省籍的政治人物結合，要組建中國民主黨。在當時的台灣，外省人批評時政，鼓吹民主，只要不涉及「領袖」個人、不要質疑「反共」國策、不非議黨中央，其實關係不大。但雷震與台灣本土的政治人物在一起倡議組黨，則是犯了大忌。

　　這個事實反映了台灣族群關係的歷史狀態。《自由中國》、《文星》、《大學雜誌》等具有反對意識的刊物，主事者都是外省人、知識分子，但1975年創辦的《台灣政論》，則是第一次由本省人、地方政治人物主其事。雖然這份刊物很快就被禁掉，但本省人的政治意識已經成形，開始集結。1979年，《美麗島》雜誌形成了全島的連線，代表了台灣本地族群的政治意識已經成熟。年尾的《美麗島》事件導致很多人被捕坐牢，但是七十年代成長起來的那批大學生維持了黨外運動的生機，他們串聯組織，前仆後繼地辦了眾多的黨外刊物，一直到1986年民進黨成立。

　　我們通常會說國民黨是黨國一體化的威權體制，在這種體制下，為什麼反對派還有那麼大的活動空間？

　　錢永祥：威權體制以暴力鎮壓社會，但與希特勒的法西斯體制或者蘇聯式的極權體制仍有性質上的差別。雖然國民黨也有主管意識形態的文化宣傳的部門，但國民黨算不得一個革命政黨，其組織形式、意識形態也都沒有貫徹列寧式的原則。國民黨當然是黨國體制，可是由於自居為民主政體以與共產黨對抗，它的國先於黨，政治獨裁卻沒有社會專政，在黨國體制之外，仍然存留著一個相當廣闊的社會空間。國民黨在台灣有絕對的優勢，但是我們剛才提到那麼多異議刊物，國民黨並沒有辦法完全壓制住。此外，在一個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下，不管統治者如何專斷橫行，卻無法控制所有人的生計，總有機會不用靠它吃飯。台灣有些老政治犯，在綠島關了十幾年，出來之後，到老朋友的公司里兼差糊口，不會因為政治原因而走投無路。我們看到，威權體制的民主轉型，可以漸進地發生，而極權體制往往要經過從上崩潰或者從下革命這兩種急劇變化，原因即在於前者多少保留了一些反對力量的運作空間，容許整個體制緩緩調整，而後者卻只能等待堰塞湖的決堤，一發不可收拾。台灣的民主轉型之所以平順，與國民黨的威權性格，是有本質上的關係的。

　　您近年來強調「道德進步」的概念，認為民主體制有助於道德進步，可是我們在《新聞聯播》里看到台灣的「立法院」會議，總是在打架。道德進步是如何體現出來的呢？

　　錢永祥：台灣的民主運作，可以批評的地方很多，至於在議場里打架，則是政客的廉價表演，不必太理會。他們只是民主化的受益者，並不是民主生活的主體所在。一般而言，我很喜歡用「集體學習」這個概念形容台灣的民主發展。台灣的民主化已經三十年了，最激烈的衝突是八十年代，那時候滿街在打，似乎敵我鬥爭。可是回頭看看走過來的這幾十年，我覺得這是台灣社會的「集體學習」過程。你即使不到街頭去遊行，看新聞也都是這些事情，大家都在耳濡目染，在學習民主應該是怎麼一回事。台灣社會經過了這幾十年的衝突，其實學到了很多東西。學什麼？學習社會中成員的相處之道：對其他人，你不用去喜歡他、認同他，不用覺得他是我的同志、同胞等等，這都是很多餘的。你只要把對方當成一個跟自己平等的人就行了。民主化的過程，讓台灣人學到了一些很起碼的相處之道，人與人之間比較平等、尊重、容忍，在我看來就是學習民主生活的結果。

　　民主是不是好東西？其實，我不太關注民主能帶來什麼好處，因為我給民主提供的哲學論證不在於效益，而在於權利：民主首先是國民的權利。舉個例子：言論自由當然是好東西，因為言論自由有助於我們減少錯誤、接近真理，這是一個效益或者說功利的理由；但是，拋開這個功利的理由，我作為人，如果不能表達自己的觀點想法，即是我的人格不可能完整地呈現，這是對我人格的否定。這是一個權利的概念。同樣的道理，民主首先是權利，它追問這個國家是誰的？這個國家如果是人民的，人民就一定有權利在裡面表達意見，形成影響，這是我自己對民主的辯護。

　　但我也很重視民主的效用，認為民主有助於改善一個社會的道德質量。我覺得社會之間確實有好壞之分，社會本身也的確有道德上的進步可言。怎麼來評估社會的好壞或進步呢？用別的因素來比較都有所偏頗，因為諸如經濟發展、國家實力、文化厚薄等等標準，都著眼在集體或者群體，不會注意到個人在社會裡的遭遇與命運。但我比較關心的是，就個別人本身而言，今天比一百年前、五十年前，承受的暴力與痛苦是不是比較少、相互之間的地位是不是更平等？這個關心有兩方面的背景。一方面，我們處在一個價值多元的時代，相對主義盛行，事情的好壞似乎難有定論，我擔心因此我們會放棄對社會正義的追求。我想用「道德進步」這個概念，來維繫這種理想主義。另一方面，很多人談道德的時候對個人要求很高，強調個人道德品質的提升，但是我不相信道德聖人之說，不信任高調的道德理想主義。「道德進步」這個概念，著眼於痛苦與平等，旨在減少人間的暴力與人們相互的壓迫和歧視，其實是很平實的理想主義。

　　所以，今天的這個社會和五十年前的社會相比，只要人際關係變得比較平等，就算有了道德上的進步。道德的關鍵原則就是平等。在一個社會中，如果我們能對每個人的利害都作平等的考慮，這個社會就是比較進步的社會。如果我們的社會中有壓迫、有歧視，某些人的利害沒有獲得平等的看待，這就是一個比較糟、比較落後的社會。在美國還有黑奴制度的時候，那就是一個比較糟的社會，因為還有幾百萬黑人被剝奪了權利，白人的地位比他們高，白人的利益比較優先。回到中國一百年前，那時候不是一個男女平等的社會，男人的利益比較優先，而女人的利益比較不重要。那麼當然，中國今天的社會一定是比起一百年前、五十年前進步的社會。在什麼樣的意義下進步呢？就是社會的女性成員的利益和男人的利益取得了一樣的地位。今天政府在做事情的時候，一定會把女人的利益也列入考慮。十九世紀愛爾蘭的一個思想家勒基曾說，人類的道德發展的歷史是一個在擴大的圈子。「有一度，仁愛之情只限於家族，但很快，這個向外擴張的圈子先容納了一整個階級，然後容納了一整個民族，然後容納了多民族的結合體，然後納入了整個人類，最後，它影響到了人與動物世界的關係。」在古代，人們道德考慮的範圍很狹窄。但隨著人與人接觸的增加，道德考慮的圈子擴大，昔日的異類逐漸納入圈子，成為自己的同類。我所講的「道德進步」就是這個圈子在擴大，這個社會被排除到利害考慮圈子之外的人越來越少。

　　那麼在您看來，台灣完成民主進程後，道德進步具體體現在哪些方面？

　　錢永祥：台灣的民主化過程有三個後果。首先，社會怨氣的減少，民主化之後社會的緊張程度降低了。此前，統治者和被統治者地位懸殊，被統治者受到壓迫，利益受到損失，卻沒有能力抱怨、抗爭。民主化的貢獻就是讓人民可以抗議，心裡的這種怨懟感、疏離感降低。回到台灣三十年前，大家都安安靜靜的，但心裡很多事情不高興，對政府的無能、貪污，他們沒法公開講出來。民主化就是使人的抱怨有了出路。當人們把這些怨氣表達出來之後，怨氣就沒那麼大了。也許問題還沒有真正解決，但是不要緊，人們至少把自己的聲音說出來了。

　　第二，民主帶來了更明確的行動規則，人與人之間互動、交往的規則變得明確了。社會上總有歧見與衝突，可是解決衝突的規則闕如，或者雖有規則卻不受信任。民主化本身提供了一套明確的規則，又因為賦予每個人平等的權利與義務，讓每個人擁有一樣的參與權利，歧見與衝突雖然更形明朗，其解決的耗費卻也更為減少。

　　第三，社會達成了更平等的公共氣氛。我們承認，族群、意識形態、宗教信仰幾方面的差別永遠在社會上存在，並且幾乎沒有什麼一勞永逸的解決之道。台灣的族群、統獨衝突即為例證。但是「公民」的身份旨在既承認、維繫這些差別，而又在社會成員之間建立一種對待與合作的關係。「公民」身份由每個人所擁有的平等的權利和義務來界定，由此保證所有社會成員的平等。各種差別在「公民」的身份中得到了更高的綜合，讓它們不再變成相互歧視、仇恨的借口。台灣的民主化，歸根究底，就是用公民的身份壓倒了族群差別。台灣的道德進步，取決於它是一個相當平等的社會。當然台灣還有嚴重的貧富差距、南北差距、權力差距，有身份與階級的差距，但是這些差距的意義在降低，並且正受到公民這項身份的嚴正挑戰。比如只要是台灣的公民就能參加健康保險，每個人醫療的保障是一樣的，健康最基本的條件就受到保障。由「公民」身份所帶來的平等，讓我們不會把他人作為異類，我可以不喜歡你，可是我不能歧視你，你受到的公共的待遇不會比我差。

　　這就是我所謂的「道德進步」，所有人的利益都受到了平等考慮。從上面三個角度來講，台灣的社會是進步的，不會再像三十年前有人因為太窮而不能受教育，有人因為太窮不能看醫生，有人因為殘障不能出門。特別在過去十年里台灣的社會比較平和，人與人的地位變得比較平等，我覺得和民主化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