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為什麼要拚命追趕這個時代

06-05

2017年剛剛到來，死亡的消息就不期而至。一個多月之間，我們的世界就接連失去了很多重要的人物，略舉幾位，其中有英國著名的哲學家德里克·帕菲特，國內曾翻譯出版他的天才之作《理與人》；還有英國著名的藝術批評家約翰·伯格，這位最會講故事的人，出版了很多不同門類的作品，單憑《觀看之道》一書，就改變了一代人對藝術的看法，在全世界擁有眾多讀者；還有就是我要重點介紹的波蘭社會學家齊格蒙特·鮑曼。

法國哲學家雅克·德里達有這樣一種觀點，每一個人的死亡都是一個世界的結束，都意味著一個世界的消失，而且是那種永遠的消失，無法逆轉也無法彌補。這個失去的世界將會一直缺席，直至永恆。乍一看，這個觀點平庸無奇，好像是一句廢話。仔細琢磨之後才會明白其中隱含著一種世界觀。我們每個人都擁有一個世界，我們在自己的世界中成長和思考，使用自己的觀點發聲，我們的感覺和經驗都是獨一無二的。某種程度上，外面的客觀世界並不存在，我們通過自己的感官體驗和經驗綜合匯總起來的世界，只是自己的頭腦折射出來的一種主觀感受。當然，我們的世界會和其他人的世界有交匯、衝突、融合等等。但歸根結底而言，一個人擁有一個世界，這個世界只會隨著死亡的到來而消失。從這個意義上而言，無論是誰去世，都值得紀念。因為大千世界就是用這樣單獨個體的肉身與靈魂建構起來的，缺少任何一塊，這個世界都會有所缺憾。

而像約翰·伯格與齊格蒙特·鮑曼這樣的人物去世，更容易激蕩人心，是因為他們對這個世界的思考和建構要多於普通人。這並非一種精英主義的世故，我們大多數人的平庸是因為我們習慣於隨波逐流，被時代裹挾著不作反抗，渾渾噩噩地過完一生。我們有時候明白自己的處境，但卻無法思考這種處境有何意義。我們對自己的時代缺乏獨立的思考和判斷。尤其在某種危機來臨的情況下，比如在納粹對猶太人實施種族滅絕的情況下，這種思考和判斷顯得尤為重要。

像鮑曼的一生，就是一個世紀的歷史見證。上個世紀二十年代，鮑曼出生於波蘭，二戰期間流亡到蘇聯，二戰中參加過柏林的戰鬥，被授予過勳章。二戰結束後，被清理出軍隊，開始在華沙大學任教。但還是沒有逃過反猶主義的清算，被驅逐出波蘭，最終選擇定居在英國，教書為生，寫作為業。

鮑曼著作等身，很多著作都有中譯本。他最為知名的作品大概就是《現代性與大圖書》，這本書其實寫給他的妻子珍妮婭的。珍妮婭是納粹大屠殺的倖存者，她寫了很多回憶大屠殺的書。正是通過珍妮婭的視角，鮑曼才意識到大屠殺並非像他之前所想的是這個世界之外的事情，是人類文明發展的斷裂和例外。大屠殺與現代性的發展密不可分，是這個世界上所有文明中工業現代化與官僚體制的媾和，是隨時隨地都可能發生的惡劣事件。某種程度上，正是因為鮑曼對大屠殺的思考，才促使了這個觀念的產生：那就是任何人都可能成為大屠殺的兇手，極端的惡與平庸的惡之間沒有什麼明顯的界限。

晚年的鮑曼並未停止過對我們世界的觀察和思考。他對互聯網和全球化世界的概括讓我印象深刻，他將我們生活其中的世界高度概括為一種流動的現代性。這是一個液態的世界，高速流動的生活，來不及給我們的生活習慣定型，個人無法固化為永久的成就，你的身份隨時可能被拋棄，你的經驗跟不上世界的更新換代，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雲散了，唯一不變的只有變化本身。生活在這樣的世界中，我們每個人都會成為時代的人質，被時代裹挾著前進，我們來不及思考和作出判斷。我們生活在一種流動的恐懼之中，生怕被時代拋棄，成為無法升級換代的垃圾品。

「垃圾」是這種流動生活的核心意象。因為在這種生活中，我們的幸福感取決於我們使用的產品迅速地淪為垃圾，以及處理垃圾的速度和效率。也許，這個時代給人最大的恐懼就是，我們的生命因為無法升級，日益衰落為速朽的垃圾品。所以，我們才拚命追趕這個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