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和時代日本走向全面侵華戰爭的本源性開端
1927年夏，日本內閣在東京召開「東方會議」，制定了《對華政策綱領》。裕仁是1926年12月26日嗣位為日本近代第三代天皇的。裕仁嗣位不久，1927年春，日本陷於空前嚴重的金融危機，國內矛盾激化；同時又因中國政局的發展嚴重影響到日本在華利益，致使因推行以經濟侵略為主的外交政策而被認為對「中國革命者」「過於遷就」，對中國內政干涉不利的若槻內閣，受到來自日本統治集團內部的軍國主義勢力和某些利益集團的強烈指責。4月中旬，若槻內閣被迫辭職。4月20日，以推行對華「積極」政策、主張武力干涉中國內政著稱的日本政友會總裁、前陸軍大將田中義一上台組閣並自兼外相。田中內閣在處理金融危機稍見眉目後，便遵照昭和天皇關於「對支那及滿洲之行動須堅保我國權利，以謀進展之機會」的聖旨，把武裝干涉中國內政、阻止國民黨軍隊北上，破壞中國統一提上了議事日程。其所採取的第一個重要措施就是不顧當時中國鼎足而立的三個政府和全中國人民的一致反對，悍然決定出兵山東。1927年5月24日，日本陸軍當局根據正在中國以「旅遊」為名刺探情報的松井石根（即1937年12月製造南京大屠殺的首犯）發自青島的報告，協議對華方策，決定派一個混成旅團赴濟南及膠濟鐵路沿線加強警備，並在決定中特彆強調「濟南尤為重要，須嚴加保護」。26日，日本外務省田中外相、森政務次官、出淵事務次官商議對華政策，擬定並發表聲明稱，當中國國民運動「危及（日本）在華居留僑民生命財產或侵害條約上既得權利時，（日本政府）不能袖於旁觀。」5月27日上午，日本內閣通過了從滿洲派兵赴濟南保護日僑的閣議，9時30分田中首相當即入宮奏聞於天皇；28日，日本政府正式聲明出兵。隨即由陸軍省下令：著派駐滿洲日本陸軍第三十三旅團旅團長鄉田兼安少將率旅團本部及所屬第十聯隊和第六十三聯隊約2000人，於5月30日由大連乘輪船開往青島。6月1日登岸後，鄉田即在日本駐青島海軍陸戰隊警戒下，騎馬率隊遊行街市，並派交通隊50名赴濟南；6月3日，鄉田又親率隨員赴濟窺察形勢、勘定駐地，遂指派第六十三聯隊二百餘人於7日晨趕赴濟南駐防。日本出兵山東，立即激起了全中國朝野上下的一致反對。5月30日午後4時，張作霖親赴日本使館晤訪公使芳澤謙吉質詢出兵事由。張曉之芳澤曰：「此事殊不好辦，目下北方情形，外僑並不危險……本人意見實無派兵必要，須請日本政府慎重考量。」張歸去後，芳澤立即於午後5時趕赴北京政府外交部拜會總長顧維鈞，謂：「日本出兵山東，目的全在保僑，希望諒解！」顧維鈞當即表示：「日本出兵，殊違常軌，猶易引起誤會。且日僑現狀平安，未見有增兵之必要，我政府對此自未可默認。」6月1日，武漢、南京、北京三個中國政府，分別向日本提出抗議。武漢國民政府外交部長陳友仁在抗議書中指出：日本出兵山東，是毫無條約根據的侵略行徑。此舉「不特認為對國民政府之挑戰行為，而且足認為對全體華人之挑戰。是無異於二十一條政策之復活」；「此舉適足激怒中國國民」。南京政府外交部長伍朝樞致電日本外相田中謂：日本於「本政府軍隊征伐軍閥將到山東境內之時」，突然出此舉，「於公法上既毫無根據，於本國領土主權復有妨害，本政府不得不提嚴重抗議」。北京政府外交總長顧維鈞亦復於6月1日下午就日本出兵事件正式照會駐華日使提出抗議，要求迅速轉達日本政府，終止派兵赴青，「其已開到該埠者，應令勿遽登岸，從速折回」。以上事實表明，當時的三個中國政府都認識到日本出兵山東是關係國家整體利益的大事，因而均向日本政府提出了嚴正抗議。民眾的抗議呼聲和抵制行動更為廣泛、高昂而富有成效。時人謂之：「現在以全國半數以上的民眾，因國家重大問題，舉行一致的、有組織的運動」。「自從5月底日本出兵山東以後，中國人民為自救而起的反對運動，非常激昂而普遍。反對日本出兵的集會，幾乎各地都舉行過，他們的通電，每日在報紙上總占著很大的地位。」山東省議會、商會、教育會、農會致電北京政府外交部稱：日本政府借口保護日僑，「並未取我國同意，突然派兵，依法律言之，則侵害主權，以事實言之，則跡近侵略，違背條約；妨礙邦交……所望上自政府，下至人民，合力同心，一致抗議，務使撤回日兵」。5月30日，山東各界開會，宣布日本派兵來華系帝國主義侵略，決請當局禁阻日軍在青島登岸。6月1日山東各法團通過反對日本出兵山東通電和致日本領事館公函。通電稱：「魯人為國家權利計，為同胞人格計，一息尚存，誓與奮鬥。」致日領函要求其切實致電日本政府，將已登岸之日軍全數撤回。滬寧地區人民群眾的反日怒潮和排貨運動更是洶湧澎湃。兩地分別舉行了有數十萬人參加的示威大會，上海工商學各界人民團體發起經濟絕交運動，組成委員會、制定並實施種種措施，使日本的對華輸出額從1926年的337 000 000海關兩銳減到1927年的294 000 000海關兩，對華貿易大幅跌落。同期，杭州（14日）、廣州（18日）等地也舉行了有數萬人至20餘萬人參加的群眾集會，反對日本出兵。旅居東京的中國國民黨支部及中國留學生總代表，5月31日即到日本外務省遞交反對日本出兵山東的抗議書。6月12日，在岡山市的14名中國留學生，因散發反對日本出兵山東及打倒帝國主義等內容的傳單，被日警拘禁。在日本國內，多數人也明白出兵事件不只有害於中國，對日本也不利。日本上議院多數意見反對出兵，而主張嚴持不干涉態度。日本各在野黨及多數在華日僑對日本政府派兵之舉亦表不滿和擔憂。日本共產黨等左翼政黨團體則組成了「對華不干涉籌備會」敦促日本政府「撤回山東軍隊」，「不許干涉中國內政」。為了躲避國內外輿論的抨擊，田中內閣一開始將出兵的調子定得很低很低，說目的只在於「保僑」，別無他圖；同時由於出兵閣議尚未得到裕仁天皇的正式批准，又面對中國舉國上下的一致抗議和堅決抵制，初始，出兵的步子也不得不放得格外小心。6月3日，日本外務省向前往造訪的中國駐日本臨時代辦張元節謊稱：雖出兵難以中止，但「唯非至危險，不進止濟南」，並許諾「只攜小銃，劃定警備區域」，又稱：「已電司令官格外慎重」。此間，在青島登陸的日軍亦確曾不敢公開大量地赴山東內地活動。直到6月下旬，始有部分駐青島日軍改穿便衣赴濟南布防。值得注意的是，在出兵山東期間，根據裕仁天皇的聖旨和訓示，6月27日至7月7日，田中首相兼外相親自主持召開了東方會議。東方會議是日本侵華史上在關鍵時刻召開的一次重要的戰略決策會議。會議開場不久——6月29日，在有鐵道大臣、農業大臣、財政大臣、陸軍大臣和內閣官房長官列席的第一次全體會議上，日本參謀本部第二部部長松井石根在報告中復稱：「今日最值得憂慮者乃山東之戰事情勢。如若北伐軍之陣容整然堅強，南軍進展至兗州，則濟南亦即將成為危險地帶。」在此後的會議記錄中，雖全然沒見到對「最值得憂慮」的關於「山東之戰事情勢」和濟南「將成為危險地帶」的討論內容，但在隨後會議制定的《對華政策綱領》第5條中卻明確規定：當「帝國在華權利及日僑生命財產，有受非法侵害之虞時，將斷然採取自衛措施以維護之。」這顯然是以松井提供的情報為口實，由日本政府直接為當下出兵山東進犯濟南製造的法規「依據」。7月5日，田中內閣決定將駐青島的日本陸軍全部開赴濟南；6日，天皇正式裁可了出兵閣議；7日，日本山東派遣軍全體官兵即由青島開赴濟南。以上事實表明：①松井石根不只是1937年製造南京大屠殺的禍首，而且早在1927年即是挑起鼓動日本出兵山東進犯濟南的始作俑者；②東方會議期間，日本軍政當局必定曾就松井石根提供的情報和建議進行過研討協商，以對「出兵山東」問題統一認識、協調步調，從而田中內閣才得以在《對華政策綱領》中做出了借口「維權」、「保僑」而斷然出兵的規定，並立馬付之於行動，③裕仁天皇自始便參與（5月27日）並欽定裁可（7月6日）了出兵山東進犯濟南的軍事決策。據此可以肯定地說，1927年出兵山東進犯濟南是日本軍政當局經過充分醞釀、並經由天皇親自批准後，進行的一次決策層次高、運作程序規整完備的國家級的軍事行動，是日本國家軍隊按照東方會議制定的方針走向全面侵華戰爭的第一個實際步驟。7月7日鄉田率部赴濟後，日本政府遂於8日決定由駐滿洲第十師團師團長長谷川直敏中將率所部第八旅團並加配炮兵、鐵道兵、通訊兵等挺進青島增強駐魯軍事力量。此次進發青島的日軍連同已開赴濟南的第三十三旅團共計5450餘人（日官方稱約4000人），統歸長谷川中將指揮。為了應付山東形勢，5月16日日本海軍將「平戶」、「對馬」二艦及第九驅逐（艦）隊編成第二遣外艦隊，主要擔任長江以北山東方面的警備，任命中島晉少將為司令官。7月7日，在上海埠外停泊之「矢矧」巡洋艦載陸戰隊300人亦奉命開往青島增援。長谷川率部抵青後，一面限令中國南、北方軍隊均不得在膠濟鐵路沿線作戰，一面又允許魯軍在膠濟線東段設防。日軍並在城陽、白沙河一帶嚴密布陣，與青島魯軍的防線形成犄角之勢，鉗制南方勢力的延展。日軍還在青島定製七千餘套奉軍服裝，預備改裝後，協助北軍作戰。18日，日軍炮隊又攜大炮10門開赴濟南。種種跡象表明：至7月中、下旬，在長谷川中將統一指揮下，日本山東派遣軍在膠濟鐵路東段（青島方面）有第八旅團設防、西段（濟南方面）有三十三旅團布陣，此際日軍實際上已控制了膠濟鐵路全線，形成了迫使南軍撤退至黃河以東、膠濟鐵路南方山地以外地區的態勢，而直魯軍和孫傳芳的殘餘部隊正是由於得到了日軍如此提攜助威，始能招架南軍的攻勢，並得以將主力集中於津浦鐵路濟寧、兗州一線，以優勢兵力迫近韓庄，與北伐軍對峙，繼而進行反撲。此間，由於國民黨內部紛爭加之日本出兵山東的阻撓，蔣介石將嫡系部隊調回南京，以作爭奪黨權的後盾。安國軍趁北伐軍主力陸續南撤之際，進行反撲，7月24日，蘇北重鎮徐州復被北軍攻陷。南京北伐軍全線動搖，魯南要地喪失殆盡。張宗昌和孫傳芳的部隊接連發起反攻，一度又把戰場推向長江沿岸，直接威脅南京。因此，決不能由於北伐軍主動後撤，中日間沒有發生大規模衝突，便認為1927年日本出兵山東是一場無作為、無效應、沒有形成侵略事實的行動，恰恰相反，日本這次出兵既直接影響了1927年南京國民黨軍北伐的整個戰局，推遲了南北統一的進程，又為下一年日本連續出兵山東製造濟南慘案鋪開了陣勢、做好了準備。從近代日本侵華的大背景上考察歷史，它恰恰就是昭和時代日本武裝干涉中國內政、走向全面侵華戰爭的第一個實際步驟。魯南戰場失利後，在反對力量的壓迫下，蔣介石於8月13日宣布下野，南京政府的北伐一度中輟。由於攻擊目標消失，師出無名，日本政府遂於8月24日決定撤兵；30日，上奏天皇獲准；9月8日，全部開拔完畢。但又聲稱：此次出兵山東是成功的「自衛」之舉：「在中國，不僅此地，多數日本人居住的其他地區將來治安不穩，因而有再次危害日本人之虞時，帝國政府仍將不得不採取適當自衛措施。」顯然，這是重彈《對華政策綱領》第五條的老調，為日本再次出兵山東擴大侵華鼓噪張目。1927年日本出兵山東進犯濟南，決不是無關大局，無足輕重的小事情，也不是孤立的、偶發的歷史現象。首先，從日本破壞華盛頓體系制約下的東亞國際秩序上看：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趁歐美列強無暇東顧之機，在中國及遠東太平洋地區推行獨佔性的擴張政策，攫取了許多特殊利益、佔據了相當優勢；戰後，帝國主義列強間、特別是美日兩國間在太平洋地區的矛盾，並未因巴黎和會的召開而最終得以緩和。為了對一戰後遠東太平洋地區的殖民地及勢力範圍進行重新分割，調整列強在亞太地區的國際關係，美國發起於1921年11月至1922年2月召開華盛頓會議。會上簽訂了《四國條約》、《五國海軍協定》、《九國公約》等一系列條約，否認了日本在中國及東亞、西太平洋地區的優勢地位和特殊利益，限制了日本在太平洋上大規模的軍事擴張；並且約定：在承認「門戶開放，機會均等」原則的基礎上，各簽約國要尊重中國的主權獨立、領土與行政權完整，禁止在華建立勢力範圍。從而形成了一個新的國際集體安全保障體系——華盛頓體系。華盛頓體系建立後，日本不得不實行與美、英等國保持「國際協調」的外交路線，標榜對中國實行「不干涉」的外交政策，從而在一個短時期內形成了相對穩定的東亞國際秩序。華盛頓會議形成的東亞國際秩序客觀上制約著日本侵華，對中國爭取時間完成統一、發展生產、鞏固國防較為有利。華盛頓會議召開時，適逢裕仁以皇太子身份奉命攝政（1921年11月26日）。會議期間，在美英等國的壓力下，經中日兩國代表的直接談判，簽定了《中日解決山東懸案條約》，日本同意將其侵佔已近8年的青島一膠州灣德國舊租借地及膠濟鐵路交還中國。裕仁對此非常不滿，以致24年後（1946年3月18日），在他向近臣談及日本發動「大東亞戰爭」的起因時，仍心有餘憤地說：「究其原因，是已潛伏於遠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的和平條約的內容之中」，「強迫歸還青島」，「足夠激怒日本國民」。這表明，奪回日本在山東的非分權益，裕仁早已欲為之。這種意向作為儲君的一塊心病無疑極大地影響著日本對未來戰略取向的選擇。恰巧裕仁嗣位不久，田中內閣為了阻止南京政府北伐而主張出兵山東的意見正投合了他的心意。於是，裕仁在1927年5月27日當面認可了田中首相關於出兵的奏議；7月6日，在經過東方會議的研討論證、並經由他本人「熟思深慮其結果」之後，正式裁可了出兵閣議。可見裕仁裁可出兵之舉「決不是閉著眼睛只管在政府和軍隊的奏摺上」「瞎蓋章」，而是昭和天皇久蓄而發的「聖斷」。此舉不但標誌著昭和新一代統治者上台不久便重新選擇了武裝干涉中國內政的外交路線，而且也意味著以裕仁為代表的日本帝國當局撕毀了自己簽定的國際公約、公然向華盛頓體制發起了挑戰，從而給相對穩定的東亞國際秩序罩上了陰影。其二，從昭和時代日本侵華戰爭的總體進程上看，東方會議是日本田中內閣遵照昭和天皇的旨意，為了實現其侵吞滿蒙、征服中國，進而控制亞洲、稱霸世界的擴張野心，而召開的國策協議會。它為昭和時代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進而建立全球霸權，繪製了戰略藍圖，制定了行動綱領，鎖定了攻擊目標。因而這次會議不但是日本為侵吞滿蒙而召開的戰略決策會議，而且由於會上提出了侵華、反蘇、與英美爭霸的全球戰略構想，通常也被學術界認作是第二次世界大戰遠東戰爭策源地在日本軍國主義的戰略藍圖上首次萌生顯現的標誌；同時也是日本軍國主義妄圖滅亡中國、征服世界的新大陸政策業已形成的標誌。依照歷史常規，一投足不可能無趨向，有趨向不可能無行蹤；方針既定，必有行動。而與東方會議聯繫在一起的昭和時代日本第一個武裝侵華的實際步驟，就是1927年出兵山東進犯濟南。這裡容易產生異議的問題是，東方會議並沒有把「出兵山東」確定為其戰略進軍路線上的近期攻擊目標，為什麼昭和時代日本發動侵華戰爭的實際步驟卻首先落在了山東呢？誠然，在日本軍國主義對外侵略擴張的總體戰略藍圖上，明確標定的下一個戰略攻擊目標是攫取中國的東北地區——「征服滿蒙」。因而自北伐開始以來，日本政府即強烈反對一切可能加強中國內地與東北地區的政治軍事行動。既不允許關內勢力染指東北，也不鼓勵奉系向關內發展。對於張作霖試圖在北京組建安國軍政府控制整個中國一事，日本也不熱心支持，反而一再勸告張要克服武力擴張傾向。1927年6月安國軍政府成立前夕，田中內閣即派前陸軍大臣山梨半造大將專程赴北京造訪張作霖，勸其退居關外，專心致力於在東北三省保境安民。與此同時，在北伐開始後至1927年春，日本軍政當局與中國南方當局特別是同蔣介石之間亦多次派遣代表互訪，幾近達成默契：日本支持蔣介石反共並統治長城以南的廣大區域，而蔣則承認日本在東北的特殊地位和權益。然而，在當時，日本陸軍系軍國主義勢力膨脹，驕狂不可一世。在這些強硬派軍國主義分子看來，無論在蔣介石、汪精衛急遽向右轉化實行「清黨」、「分共」之前或之後，中國南方軍隊——國民革命軍的北伐同樣都是中國「國民革命」運動甚或是「赤化革命」風暴的蔓延，是對日本在華利益的嚴重威脅。他們認為，要維護日本在北部中國的既得利益，尤其要確保日本在東北的特殊地位，首先就要阻止國民革命軍北伐，迫使「南軍撤退至黃河以東、膠濟鐵路南方山地以外的地區。」而這時，日本政府並不能完全支配這些強硬派陸軍好戰分子的意志和行動。況且，對於親自主持召開東方會議制定對華強硬方針的田中義一本人來說，他既不甘願壓制強硬派陸軍好戰分子急切的侵華慾望，也不想斷然制止他們狂妄的侵華計劃和武斷的軍事舉動；田中甚而心存僥倖地期盼著，這支被他們昵稱為「興奮部隊」的軍國主義勢力可以為日本成就出人意料的戰績，以推進分裂中國、侵吞滿蒙的進程。在這種情況下，日本政府便順應強硬派陸軍軍人的主張，配合軍部採取了一致的對華口徑：決定以「保僑」為借口出兵山東，把「維持滿洲治安」，肢解中國東北的第一道軍事防線從長城以北、山海關之外，前移推進到黃河以南的山東地區，以控制縱貫華北與華東、橫連沿海與內陸的鎖鑰樞紐之地，卡斷南軍北進的主要通道。為了實施此一方案，日本山東派遣軍所選取的進軍路線必然是：在青島登陸，沿膠濟鐵路深入山東腹地；其所鎖定的第一個攻擊目標就必然是國民革命軍北伐必經的要衝之地一京津門戶，膠濟鐵路與津浦鐵路的交會樞紐，山東省省會濟南。或許會有人提出這樣的問題：1927年日本出兵山東進犯濟南乃是偶發性的、地域性的蕞爾小事。就其本身而言，既不具備承當昭和時代日本走向全面侵華戰爭本源性開端的實際步驟的資格和分量，更談不上是什麼具有時代標誌意義的歷史事件。其實不然。雖然就事件本身留給人們的印象而言，在日本發動的多次侵華戰爭中，1927年出兵山東，只是一個並不十分引人注目的一般事件。這是由於在日本出兵後不久，南京國民黨北伐軍便主動從魯南後撤，見於攻擊目標消逝，日本政府也於當年秋天宣布從山東撤軍，因而沒有引發起中日之間大規模的軍事衝突，這期間日本山東派遣軍的暴虐行為也沒有得以充分暴露的緣故。正因如此，人們一般認為1927年日本出兵山東，只是為下一年日本連續派重兵深入山東腹地、攻佔濟南全境、製造濟南慘案所作的試探、演習和鋪墊。這樣就事論事地考量推定1927年日本出兵山東的歷史地位和作用，就1927～1928年日本連續三次出兵山東本身局部狹義的歷史演進過程而言，自然也是符合實際的。但是，如果立足於大歷史的戰略框架上，以國際法和國際關係準則作尺度對日本發動侵華戰爭的歷史進行全方位綜合性的考察：首先判定1927年日本出兵山東進犯濟南的性質，繼而從歷史發展的邏輯順序上勘定它在昭和時代日本發動侵華戰爭之整體進程中的地位。那麼，人們就會清楚地看到：雖然由於國民革命軍主動後撤，致使日本山東派遣軍沒有與中國軍隊直接開戰交鋒，但日本政府在召開東方會議制定全面侵華方針的同時，派遣師團規模的陸軍（日本陸軍的戰略軍事單位）登陸青島、深入山東腹地、進駐濟南商埠區，即已構成侵犯中國領土主權的軍事侵略行為。此舉足以表明，昭和時代日本武裝干涉中國內政、侵犯中國領土主權的劍已出鞘；而裕仁裁可出兵之舉，即已鑄成了作為日本國家元首、武裝力量最高統帥的昭和天皇首次行使了舉兵主戰的軍事統帥權，從而賦予了此次出兵以至高的權威性，使其成為以園權所發動的對他國領土主權的威脅，啟開了昭和時代日本武裝干涉中國內政大規模軍事行動的先河。以此為發端昭和天皇又連續兩次批准日本出動重兵，動用當時世界上最新式的殺傷武器，在第二年5月製造了大規模殘殺中國軍民和外交人員、炮毀濟南古城、攻佔濟南全境的震驚中外的濟南慘案；6月，關東軍在瀋陽製造了皇姑屯事件。在濟南慘案和皇姑屯事件中，日軍以暴力恐怖手段脅迫蔣介石、炸死張作霖，圖謀以高端施壓的方式，一舉達到肢解中國、侵佔東北的目的。此舉標誌著，日軍南在濟南、北在瀋陽同時使出了舉棋「將」軍的招數，從而將其在中國的軍事侵略行為提升到戰爭犯罪的檔次。至此，筆者認為，日本連續出兵製造濟南、慘案和同期在瀋陽製造的皇姑屯事件，無論就其性質、規模抑或所造成的影響後果而言，均已具備了可以堪稱為昭和時代日本發動正規侵華戰爭之第一次戰略實戰演習的規格，即已在整體規模上形成為日本走向全面侵華戰爭的更具實質意義的本源性開端。據此，在法理上完全可以認定：昭和時代日本帝國當局早在1927年便開始了干涉中國內政、侵犯中國領土主權的軍事行動，1928年5月開始了大規模屠殺中國軍民（6123人）、炮毀濟南古城（估算損失至少達2億元以上）、攻佔濟南全境（商埠區一舊城區一城郊四鄉）、力圖以軍事手段脅迫國民革命軍主帥訂立城下之盟，並佔據濟南、青島和膠濟鐵路沿線重要城鎮達一年之久的破壞和平、進行戰爭、踐踏人道的國際犯罪。1927～1928年日軍在濟南及山東各地的軍事行動、暴虐行為給山東父老、濟南鄉親和全中國人民帶來了生靈塗炭，家園被毀，城池陷落，大片國土淪於入侵者鐵蹄下的巨大災難和痛苦——這是事實鑄成的鐵案，是任誰也否認不掉的史實。以日本出兵山東為起點，按歷史順序考察昭和時代日本發動侵華戰爭的全過程，人們還會發現：正是由於日本政府召開東方會議制訂全面侵華方針和裕仁天皇批准出兵山東進犯濟南、繼而製造濟南慘案在先，關東軍和華北駐屯軍才敢於上行下效、後循前轍地挺險「獨走」，製造了皇姑屯事件，發動了九一八事變、盧溝橋事變（「二變」事後均為日本政府和天皇認可並予以「激賞」），致使日本踏上了從戰爭走向戰爭的不歸之途。從而也使人們看清了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的上峰源頭在哪裡。綜上所述，可以毋庸置疑地認定：①1927年日本出兵山東進犯濟南，是裕仁嗣位後日本新一代統治集團，一改華盛頓會議以來日本歷屆內閣所推行的「協調」外交方針，而決定重新啟用軍事手段干涉中國內政，走上以戰爭促發展的軍國主義老路的新起點，是昭和時代日本武裝干涉中國內政邁出的第一步；②1927年日本出兵山東，與同期內日本政府遵照天皇旨意而召開的東方會議，是由同一行為主體——日本最高決策集團——天皇、內閣和軍部為制定和推行新大陸政策而做出的知行互動的戰略抉擇，它們共同形成為昭和時代日本走向全面侵華戰爭的本源性開端；③裕仁欽定裁可的1927年日本出兵山東進犯濟南，不但是日本走向全面侵華戰爭實際步驟的開端，而且在權力機制上啟開了此後日本每每發動侵華戰爭的上峰源頭；④從1927年日本出兵山東進犯濟南到1928年製造濟南慘案，其間日軍的侵略行為既有量的積累也有質的提升。就20世紀20年代後期日本出兵山東——進犯濟南——製造濟南慘案的整個進程而言，它是昭和時代日本國家軍隊在中國犯下的第一樁戰爭罪行，是裕仁為代表的日本天皇制國家強加於中華民族的第一個奇恥大辱，它給中國人民特別是山東父老濟南鄉親帶來了巨大的災難和痛苦，是更完整意義上的昭和時代日本走向全面侵華戰爭的本源性開端。現今，通常把昭和時代日本發動侵華戰爭的歷史進程，只劃分作兩個階段：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開始了侵佔中國東北地區的局部戰爭；從1937年盧溝橋事變開始了全面侵華戰爭。卻忽略了「欺騙及錯誤領導日本人民使其妄欲征服世界之威權及勢力」（引自《波茨坦公告》）是何時開始蠢動的？裕仁嗣位後新一代日本統治集團發動全面侵華戰爭的總體戰略構想和基本方針政策（即新大陸政策）是何時提出的？昭和時代日本發動侵華戰爭最初是從何時、在何地起步的，即它的本源性的開端在哪裡？這種缺失了坐標系原點（本源性開端）的歷史分期結構，顯然缺乏總體的完整性和內在的連續性。而且這種「忽略」和缺失在一定程度上為某些國際問題（例如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確定對日本戰犯的起訴時間）的解決和歷史問題的解讀造成了混亂、招致了麻煩。筆者認為，在昭和時代日本發動侵華戰爭的全部歷史進程中，在局部戰爭和全面戰爭爆發之前，還存在一個從「O」點起步制定全面侵華的戰略方針、並由高端決策進行戰略實戰演習的階段，即20世紀20年代後期以東方會議的召開和出兵山東製造濟南慘案為開端的前期準備階段。這個階段與30年代初期開始的局部戰爭階段、30年代後期開始的全面戰爭階段，同樣是昭和時代日本發動侵華戰爭統一流程中之不可缺少亦不能分割的組成部分。而與東方會議合鎖在一起的1927年日本出兵山東進犯濟南既是這個前期準備階段之戰略實戰演習的第一個實際步驟；從宏觀上看，也是昭和時代日本走向全面侵華戰爭之整體進程中實際步驟的開端。日本當局依恃武力以極其陰險毒辣的手段破壞中國統一的罪惡目的和日軍在濟南慘絕人寰的暴行，極大地傷害了中國國民的民族自尊心，激發了包括海外僑胞在內的中華兒女的民族義憤，致使中國社會各階級、各階層、各派別的民族意識都有不同程度的覺醒和提高。濟案發生後，在民族大義的感召下，北京政府的高官政要、駐外使節和安國軍的統兵大員也多對日本的侵略行徑深感憂慮憤慨，要求：「速息內爭，一致對外」。於是，儘管當時中國正處於南北內戰、國共分裂內部激烈紛爭的局面下，然而以抗拒日本出兵山東為開端，中國南、北政府和主要的各派政治力量，實際上已開始把反侵略的矛頭集中指向了時下中華民族最危險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中國的民族運動開始呈現新動向新格局。在此後的18年間，中國人民抗擊日本侵略的鬥爭波瀾起伏、連續不斷，直至1945年抗戰勝利。從日本出兵山東製造濟南慘案至濟案結束日兵撤出山東（1927年5月—1929年5月），中國民族意識的覺醒和排日運動方興未艾、持續高漲，而作為國民革命軍主帥和國民黨黨政實際決策人的蔣介石，一面對日屈辱退讓，一面繼續屠殺共產黨人、鎮壓工農運動；對民眾的反日運動則採取了從有限度地支持利用，到著力控制打壓一直至完全制止的反民意而動的政策。其人其後所推行的「攘外必先安內」的方針，此時實際上已開始付之於行動。在完成北伐統一、蔣介石正式主政後，1929年3月，南京政府又背著國人與日方秘密簽定了犧牲國家民族利益的《濟案協定》。《濟案協定》簽字後，國人聞之，「無不憤怒髮指」，但在國民黨三全大會（1929年3月15日至3月28日）期間，「滿街軍警林立，電報不能拍、傳單不能發、快信不能遞、報紙不能載、更不能開大會遊行」，致使民眾只得無奈地嘆息道：「嗚呼，中國國民黨之國民革命！嗚呼，中國國民政府之革命外交！」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南京政府此間的種種作為，使其在民眾心目中的信譽開始逐漸流失。而同期內，中國共產黨於1927年8月，領導發動南昌起義，創建了人民軍隊；1928年4月開闢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同年5月濟案發生後，中共中央隨即發表了《中國共產黨反對日兵佔據山東告全國民眾》書，號召「全國工農及一切被壓迫群眾」，「為自己謀解放，同時為全民族謀解放」，「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人民軍隊的創建、井岡山道路的開闢，以及面對外侮和民眾運動國共兩黨所持的截然不同態度和各自採取的相應方針政策，極大地影響了兩黨分裂後，各自在中國政治軍事舞台上消長成敗的進程，奠立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革命走向勝利的底基。從這一角度關照歷史，同樣可以認為日本出兵山東進犯濟南、製造濟南慘案，不但從反面激發了中國人民反帝愛國運動的新高潮，而且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革命從挫敗轉向復甦提供了機緣、催發了生機。毛澤東1928年10月在《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一文中指出：中國民族民主革命的「實際運動，在一九二八年五月濟南慘案以後，是一天一天在發展的」。毛澤東的論斷啟示我們：要以更寬闊的視野、更深邃的洞察力、更謹嚴的科學態度深化對近代日本侵華歷史的研究，悉心考量1927～1928年日本出兵山東進犯濟南和同期內中國軍民的反侵略鬥爭在日本侵華史上和中國抗日戰爭史上應佔有的地位，客觀公允地審視和評估濟南慘案在促進國民覺醒、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偉大鬥爭的統一進程中所產生的深遠影響。
推薦閱讀：
※網路時代一個手寫者的執拗
※占星學的新時代：為什麼年輕人更加相信星座了？
※每一個時代,總有一些"情人"讓我們目瞪口呆! [圖]
※《大時代》：1997年前的香港眾生相
※關於後危機時代的世界與社會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