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論李清照詞愁情的內涵

近來，拜讀了朱靖華、戴學忱二先生的論文《論李清照詞「欲說還休」的複雜內涵》（註：見中國人民大學報刊複印資料《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1999年第1期。）該文認為， 李清照詞中大量「欲說還休」的謎被他們破譯了，謎底是抱怨趙明誠娶妾。並且不無坦誠地說，早在1991年版的《李清照研究論文集》中，陳祖美先生的《對易安內心隱秘的破譯》就是這種看法。

這一觀點頗有點新人耳目，被不少學者視為李清照研究的新成果，頗有影響。我是很敬重陳祖美先生的。作為山東人，她對同鄉名人李清照的研究用力頗勤，已經出版了多種相關的編著和專著，其中《李清照評傳》可視為她的力作。不過事關學術研究，筆者還是不揣淺陋，想談談自己的看法，以就正於大方之家。

陳、朱、戴諸先生是如何破譯李清照的呢？論據包括邏輯推理和作品內證兩個方面，而以後者為重。

陳、朱、戴認為，宋人納妾習以為常，連蘇軾亦不能例外，趙明誠自然也納了妾。加之李清照沒有生兒育女，犯了七出的天條，明誠納妾也就名正言順，勢所必然了。

這種推理犯了不周延的邏輯錯誤，根本不能證實明誠納妾。宋人雖多納妾，納妾者未必是明誠，多納並不等於全納。蘇軾納妾更不是明誠納妾的前提，兩者之間沒有必然聯繫。這樣的推理缺乏事實根據，自然難以服眾。

至於說李清照沒有生兒育女，明誠自然納妾，聽起來理所當然，其實也未必如此。首先，遍索有關趙明誠、李清照的筆記、雜錄、詞話，沒有一種歷史文獻記載明誠納妾之事。其次，趙君無嗣，就其生理因素而言，可能因在李清照，也可能在趙明誠，也可能兩人都有問題。宋代醫學完全能夠解決這個問題。如果問題在趙，陳先生等人的推測就是錯誤的。第三，把李清照無嗣的責任推到趙明誠身上是不公正的，也是不科學的。陳先生在講到《聲聲慢》時說「李清照借古諷今地抱怨趙明誠像衛庄公寵幸其妾、冷遇庄姜那樣，疏遠了她，致使她無有子嗣，無依無靠」（註：陳祖美：《李清照評傳》（以下簡稱《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71頁。）。這種推論缺乏生理常識。趙李有過甜蜜的婚姻，李清照伴隨趙明誠走完了全部人生，把清照無嗣說成是「被疏」的結果，稍有生理常識的人就會覺得滑稽。退一萬步講，明誠即使納了妾，就能導致清照無嗣嗎？中國歷史上有不少皇帝、高官妻妾成群，子女多達幾十個，這種現象又如何解釋呢？

陳、朱、戴先生深知，推理缺乏必要的史料是蒼白的，所以就把「破譯」的重點放在所謂的內證上，即通過對李清照作品的解讀，來證明明誠納妾。這樣的內證歸納起來有六條。為了論述的方便，下面逐一列出這些所謂的內證，並進行剖析，以供各位同仁甄別是非。

內證之一：《滿庭芳·小閣藏春》作於「崇寧四、五年間」，李清照「冒著一定的風險悄悄回京探望丈夫，但她卻遭到冷遇，並敏感到自己已成了宰相府邸中不受歡迎的人，她只好回到婚前在汴京居住的『小閣』」。詞中「又何必臨水登樓，無人到，寂寥渾似何遜在揚州」正是對趙明誠的抱怨，這首詞「簡直就是傳主為自己寫的《長門賦》和《白頭吟》」（註：《評傳》第23－26頁。）。

陳先生把《滿庭芳·小閣藏春》定為崇寧四、五年間的長門賦式的作品是沒有根據的。我的理由是如下六點：

第一，僅從邏輯推理上講，從趙挺之當時的政治地位和經濟條件而言，如果想拋棄李清照，完全可以採取離婚，或者強迫李清照進行政治迴避的方式，根本沒有必要採取既冷遇了她，又不能最終解除李家對趙家影響的方式。

第二，李格非在黨爭中，被列為余官第二十六人，不是被貶官，就是遣送回家，城中的住所自然早已空閑荒蕪，與李詞中所描繪的「藏春」、「篆煙」的環境絕然不合。

第三，說李清照是宰相府邸中不受歡迎的人，太籠統，查《宋史》等有關史籍，趙挺之是崇寧元年升任尚書右丞，崇寧二年升中書侍郎，崇寧三年轉門下侍郎，崇寧四年三月初七升任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才可以稱為宰相，而這時已經不是梅花綻放的時節了，與詞中景色不一致。

第四，在黨爭之中，李清照不應列在「黨人子弟」之列。這一輪黨爭是從崇寧元年徽宗親政、重用蔡京開始的。到本年十月份，罷元祐皇后之號，處分官員六百餘人，李格非被列在余官第二十六位。崇寧二年三月，詔「黨人子弟毋得擅到闕下」，七月「責降人子弟毋得任在京及府界差遣」（註：以上引文皆見脫脫等《宋史·徽宗本紀》，中華書局1977年版。），九月「詔宗室不得與元祐奸黨子孫為婚姻」，「內已定未過禮者並改正」。到崇寧三年，把王珪、章惇也列為奸黨，與元祐黨人同等看待，總共三百零九人，又一次刻石文德殿。不過，這已是這場政治鬥爭的強弩之末，皇帝對此已有倦意，除這三百零九人外，「余並出籍，自今毋得復彈奏」（註：以上引文皆見脫脫等《宋史·徽宗本紀》，中華書局1977年版。），看來是想劃個句號了。在封建社會中，女性沒有獨立的身份和人格，「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儀禮·喪服》）。崇寧二年時，李清照已嫁給了趙明誠三年，是趙家的人了，自然應該依從趙明誠的身份，而不是李格非，所以不在所禁之列。趙挺之不是皇室宗族，也自然不應受到「與元祐奸黨子孫為婚姻」的限制，更何況詔書明文規定，改正的是那些「內已定未過禮者」，並不是要拆散已婚的夫妻。

第五，崇寧四年、五年時，趙挺之家已經根本沒有必要再避諱黨人子弟，李清照也自然不可能被排擠到早年娘家小院之中獨守空房，抒發《白頭吟》的哀嘆。因為崇寧四年正月蔡京的弟弟蔡卞由知樞密院調知河南府，已經露出了皇帝並不一味器重蔡京的端倪，三月初七，趙挺之升任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也登上了相位。五月便下令解除黨人父兄子弟之禁，這是第一次鬆綁。七月下令流放邊荒的官員回歸家園。九月又「詔元祐人貶謫者以次徙近地，惟不得到畿輔」。到崇寧五年，正月初五彗星西現，八天後徽宗躲到偏殿以少食自裁，接著黨人碑在雷雨中被擊毀，太白星顯於白晝，於是三天之後便下令「崇寧以來左降者，各以存歿稍復其官，盡還諸徙者」，「赦天下，除黨人一切之禁」（註：《宋史·徽宗本紀》，中華書局1977年版。）。在這種情況下，李清照還有什麼理由東躲西藏呢？

第六，從李清照的《金石錄後序》看，陳先生的推測也是站不住腳的。李清照說：「後二年，出仕宦，便有飯蔬衣綀，窮遐方絕域，盡天下故奇字之志。日就月將，漸益堆積。丞相居政府，親舊或在館閣，多有亡詩、逸史、魯壁、汲冢所未見之書，遂儘力傳寫，浸覺有味，不能自已。後或見古今名人書畫，一代奇器，亦復脫衣市易。嘗記崇寧間，有人持徐熙牡丹圖，求錢二十萬。當時雖貴家子弟，求二十萬錢，豈易得耶？留信宿，計無所出而還之，夫婦相向惋悵者數日。」這裡的「出仕宦」是指趙明誠開始登上官場，所任何職不可考。而「親舊或在館閣」，主要是指趙挺之的二兒子思誠擔任秘書少監。崇寧四年十月，由於「挺之入相累月，引疾乞罷，而有是命。十月乙丑朔，挺之既罷相，上以挺之子存誠為衛尉卿，思誠為秘書少監，明誠為鴻臚少卿。挺之辭不敢當，乞收還成命，詔答不允。」（註：《宋宰輔編年全錄校補》卷十一，中華書局1986年版。）秘書少監是掌管皇家文書的次長，這種親舊關係，使得趙、李二人得以借閱大量秘籍。崇寧共有五年，從李清照的這一段表述看，雖然黨爭之中李格非受到了打擊，但趙李的關係是正常的，李清照絕無如陳先生所說，被迫一人到娘家老院生活的經歷。

內證之二：《鳳凰台上憶吹簫·香冷金猊》， 「當是重和元年（1118）屏居結束，趙明誠離青州赴任前夕，李清照為他寫的送別詞」（註：《評傳》第66頁。），詞中「念武陵人遠，煙鎖秦樓」，「說白了就是擔心趙明誠有『天台』崔護之遇，也就是類似今天所說的外遇或桃花運」（註：《評傳》第8頁。）。

這一看法存在許多難以自圓其說的矛盾。趙明誠是否在重和元年起複，學術界多存歧見。因為早在政和二年（1112），趙明誠已擔任了秘書少監，思誠也已起複。明誠出仕的時間當與其二位兄長相仿。我們暫且把這首詞定為明誠青州屏居結束起複之時。這時明誠還沒有外出，此前兩人一直共同生活在青州，而且是明誠政治生涯的低潮時期，李清照憑什麼懷疑明誠會有天台之遇？如果說在青州期間，趙明誠已經有了天台之遇，李清照早就了如指掌，不管是烈火燒心，還是被迫接受，早就在日常生活和創作中表露出來了，為什麼非要等到趙明誠離家遠行時才這樣旁敲側擊，閃爍其辭呢？

從這首詞的內容上看，「香冷金猊，被翻紅浪，起來慵自梳頭。任寶奩塵滿，日上簾鉤」，抒寫的顯然是明誠走後李清照的慵懶、低沉、無精打采，而不是趙明誠赴任未走之時的情形。就其感情格調而言，「非干病酒，不是悲秋」，「千萬遍陽關，也則難留」，表現的是對情投意合的丈夫的「離懷別苦」，而不是擔心、抱怨，否則，在樓頭「終日凝眸」的思念和盼歸，就無法理解了。李清照自己直言不諱地說明詞的感情「非干病酒，不是悲秋」，而是「離懷別苦」，不知為什麼陳、朱、戴等先生偏要在字縫裡去破譯什麼所謂的謎底。

另外，就詞中的用典而言，「武陵人」之典，出陶淵明《桃花源記》「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為業」，一般人都耳熟能詳，武陵已成為理想境界的代稱。「秦樓」則是指秦穆公女兒弄玉和丈夫簫史所居之處。「念武陵人遠，煙鎖秦樓」，一筆寫出兩面情，意謂趙明誠從政，奔向遙遠的理想境地，李清照留在家中，往日夫妻恩愛相處的「秦樓」，如今煙鎖霧埋，被孤獨所包圍，只有樓前水看見詞人終日凝眸。陳先生把詞中的典故說成是趙明誠有了天台之遇，李清照被冷落在秦樓之中，其結果，與全詞「離愁別恨」的基調相悖，也使簫史與弄玉的美滿愛情沒了映照對象。以李清照的博學，是不會如此濫用此典的，更不可能在一句之中，前一個典故正用，後一個典故反用，把秦樓說成是長門之類的獨居之所。

內證之三：陳先生等認為，《聲聲慢》（尋尋覓覓）本應是前期之作，長期以來卻被硬看作後期作品，「從而造成不求甚解，以至多處誤解、曲解了此詞的原意」（註：《評傳》第68頁。）。其中「晚來風急」，根據《藝蘅館詞選》應是「曉來風急」。它隱括了《詩經·邶風·終風》和《詩經·衛風·碩人》兩首詩的詩意，「表達作者的『無嗣』和何以『無嗣』的『難言之隱』」（註：《評傳》第22頁。）。「一則寄尋覓良人之意，一則借『曉來風急』之事，訴說其被疏無嗣之怨，說白了就是李清照借古諷今地抱怨趙明誠像衛庄公寵幸其妾、冷遇庄姜那樣，疏遠了她，致使她無有子嗣，無依無靠，就像衰敗後堆積滿地的黃花一樣，多麼可憐！」（註：《評傳》第71頁。）

陳先生之所以能把「晚來風急」與庄姜被疏聯繫起來，是繞了好幾道彎子，經過兩次置換才「尋覓」到的。她先把「晚來風急」說成應為「曉來風急」，然後認定「曉來風急」就是「終風且暴」之意，當然也就是《衛風·碩人》的詩意了。

其實，以「晚」作「曉」，並非是藝蘅館詞選一種，據王學初先生《李清照集校注》，《古今名媛匯詩》等十餘種版本均做「曉」。明人田藝蘅的《藝蘅館詞選》並非最早的版本。即使原詞就是「曉」字，也只不過如梁啟超雲，詞中描繪的是從早到晚的一整天的生活情景，而不只是黃昏時分，更不能證明「曉來風急」就是「終風且暴」。據《康熙字典》、《辭海》等工具書：「暴」有暴虐、損害、急驟、猛烈、突然等意，也有「日出而風」、「方六里命之」等意。「終風且暴」中的暴是「猛烈」之意，意為風颳得終日不息而且猛烈，根本沒有「日出而風」的意思，因此，「曉來風急」與《鄴風·終風》、《衛風·碩人》是風馬牛不相及的，自然也沒有被疏無嗣的內涵了。

再說，李清照詞的主體風格是「以尋常語度入音律」（註：張端義：《貴耳集》，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1958年版。），「用淺俗之語，發清新之思」（註：彭孫遹：《金粟詞話》，詞話叢編本。），被同郡人侯寘、辛棄疾親切地稱為「易安體」，即使偶爾用典，豈能由「曉」而「暴」，由「暴」而《終風》、《碩人》，九曲盤旋，勝似訓詁呢？

《聲聲慢》歷來被視為李清照後期的代表作之一，不但傾訴家庭的不幸、寡居的凄苦，更抒發了國土淪喪之悲，流民漂泊之痛。倘若按照陳先生等人的理解，不唯《聲聲慢》之類詞的深沉思想內涵被閹割，李清照也將降格為一個純粹吟唱閨閣怨憤的家庭主婦了。

內證之四：《蝶戀花·晚止昌樂館寄姊妹》是李清照得到青州姊妹們的「鼓勵」，「孤身走上了尋夫之路」。其中「方寸亂」的謎底是恐懼「即使到了丈夫身邊，如果他仍然無動於衷，該如何是好？心裡裝著這樣的難言之隱，其『方寸』如何不亂？」（註：《評傳》第71頁。）

在清照詞中，這是一首通俗易解又含詞題的作品。《晚止昌樂館寄姊妹》的題目明白無誤地告訴我們，這是李清照寓居昌樂館中寫給青州姐妹的作品，其題旨是表現姐妹情誼。臨行之時，姐妹們置酒餞行，淚濕羅衣，陽關之曲唱了一遍又一遍。如今清照已到了昌樂的旅舍，她告訴姐妹們萊州離青州並非如蓬萊仙山一樣遙遠，希望以後大家多寄書信，讓友誼萬古長存。至於「方寸亂」作者交代得斬釘截鐵，就是「惜別傷離方寸亂」，陳先生等有什麼理由要撇開詞人的本意，來千猜百度破譯所謂的「謎底」呢，這不能說沒有斷章取義之嫌。

再說，李清照的大量作品，使我們對她自尊、自強的人格深信不疑。如果趙明誠不歡迎李清照隨任，李清照會抹著臉皮在姊妹們「鼓勵」之下去找趙明誠嗎？退一萬步說，倘若真有其事，萊州尚未到達，去後的情況不得而知，李清照又有什麼必要在寄給姊妹們的詞中訴說心曲，讓她們為自己提心弔膽呢？

內證之五：《感懷》詩是李清照到萊州後「受到冷遇」，「被打入冷宮」，其中的「公路可憐」是李清照以袁術自況，到了無糧的境地（註：《評傳》第72－76頁。）。

上文中我們已經談到，鑒於李清照的骨氣和自尊，萊州隨任，她是非邀不去的。此前，明誠任何職，現無確考，可能因種種客觀因素，李清照沒有隨任。明誠知萊州，成為一州的行政長官，才接李清照隨任。李清照在《金石錄後序》中深情地寫道：「後屏居鄉里十年，仰取俯拾，衣食有餘。連守兩郡，竭其俸入以事鉛槧。每獲一書，即同共勘校，整集簽題。得書畫彝鼎，亦摩玩舒捲，指摘疵病，夜盡一燭為率。」這裡的連守兩郡，就是指萊州、淄州。陳先生把趙、李的關係理解到打入冷宮，不同室而居的僵局，顯然與李清照的自述不合。

況且，趙明誠是一州之長官，要在官場和百姓面前維護自己的形象，封建的倫理道德和人格標準要規範他的行為。直到明誠去世，李清照在名分上是趙明誠的妻子，這是不爭的事實。怎麼可能在李清照到達萊州後像罪犯一樣的被打入冷宮，連飯都不給吃呢？村夫尚且不為，更何況一州之長！

我認為，《感懷》詩中的「公路可憐」是李清照同情趙明誠居住的公廨非常簡陋，沒有文化氛圍，缺乏精神食糧，而不是說自己連飯都吃不上。趙明誠作為一州的長官，酒、錢之類的俗事「終日紛紛」，李清照對此類應酬很不適應，於是「作詩謝絕聊閉門」，而且「佳思」潮湧，在清靜中與文學為友，自得其樂，而不是被關閉在冷宮之中。如果按照陳先生那樣理解《感懷》詩，「青州從事孔方兄，終日紛紛喜生事。作詩謝絕聊閉門，燕寢凝香有佳思」數語，就無法理解了。

內證之六：李清照《金石錄後序》中「『分香賣履』典故的出現，就是趙明誠曾經有過蓄妾之事的『內證』」。「如果趙明誠壓根沒有蓄妾之事，那麼，這裡借用曹操對其妻妾的遺囑，就很不得體。學識淵博而又極擅用事的李清照，在涉及自身內諱的事情上，絕不至於有不倫不類或顧此失彼之嫌」（註：《評傳》第35頁。）。

陳先生把「分香賣履」作為趙明誠蓄妾的內證，那麼，我們要問，趙明誠不是帝王將相，李清照為什麼要選用魏武帝曹操的典故？古今用典，只是取其大意，豈有丁對丁、卯對卯的道理？「分香賣履」典出曹操，後人運用此典，其意不外兩點，第一，頌揚節儉自律、艱苦樸素的生活作風；第二，表示臨終遺囑，後事安排。據《三國志·武帝紀》，曹操文武並施，位極人臣，御軍三十餘年，晝講武策，夜思經傳，攻無不克，登臨必賦，然而素性節儉，不尚華奢，後宮衣不錦繡，侍御履不二采，帷帳屏風，壞則補衲，茵褥取溫，無有緣飾，女兒出嫁都是布帳，從婢不過十人而已。臨終之時，命近待取平日所藏名香，分賜諸侍妾且囑曰：「吾死之後，汝等須勤習女工，多造鞋履，賣之可以得錢自給。」《金石錄後序》寫趙明誠臨終之時，「取筆作詩，絕筆而終，殊無分香賣履之意」，其用意主要是說沒有留下遺囑，安排後事。趙明誠英年早逝，李清照痛不欲生，怎麼會在寫到臨終情景時，心懷悲憤，憎恨趙明誠蓄妾呢？再說，趙明誠不留遺囑，不安排後事，可能是鑒於以下原因：當時國家面臨金人的強大攻勢，安危難以預料，覆巢之下，豈有完卵？安排後事，有何意義？就家庭情況而言，無妾無子，所有的財產和責任都是李清照一人承擔，自然無需分香賣履。由此想到李清照日後的生活和出路，難以預測，也無法控制。因此，不作遺囑，任其自然是最明智不過的了。《金石錄後序》敘述明誠死後，李清照如何轉移文物，四海漂泊的經歷，從另一個側面證實了我們以上推測的合理性，陳先生以「分香賣履」作為趙明誠蓄妾的內證，恐怕有點一意孤行，在牛角尖里鑽不出來的味道。

朱、戴二先生說：「我們證明趙明誠有妾云云，並非出自本意，也非目的本身，而是想通過對李詞的複雜內涵進行深入探析，而開出一條研究李詞複雜『愁』情的新路。」還涉及到李詞的分期問題。李清照作為中國文學史上少有的著名女詞人，一向受到學術界的重視，研究了這麼多年，未免有一種難出新意的困惑和尋求突破的慾望，在這一點上，大家的認識是一致的。我們不是為了維護李、趙恩愛伉儷的名聲，而籠統地反對別人說明誠納妾，而是認為尋求突破必須以事實為根據，而不能不顧詞作的基本內容、情緒、風格，抓住其中的個別詞句穿鑿附會，生拉硬扯。

我早就認為，李詞的傳統分期不十分精確。以南渡為界把李詞分為前後兩個時期，前期主要抒發少女情思和少女相思，後期則多鄉國之思和身世之嘆，這種觀點在學術界根深蒂固。這是不符合實際的。因為南渡前的部分作品曲折地表現了黨爭中的凄涼情懷；而南渡之初，明誠逝世之前的部分作品也並非割盡愛情的煩惱和幸福。即使真的明誠納了妾，清照詞中的「愁」的內涵並沒有什麼根本的變化，只不過增添了一份愛的痛苦，對清照的分期是沒有影響的。關於分期問題，筆者將另文討論，恕不詳論。

「愁」在李清照的詞中佔有較大比重，正確理解「愁」的內涵，對把握李清照的思想、人品、作品的內容和風格，都具有不可小覷的作用。這也正是筆者撰寫本文的初衷，期待著各位專家和讀者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