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變希望工程的人被誰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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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希望工程的人被誰改變？

——尋找2001年《南方周末》年度人物龔文輝

口述：龔文輝

採訪整理：本刊記者 劉陽

編者按：

又逢歲末，正值眾多媒體爭相盤點2013年年度人物之時，《境界》記者事隔12年後竟然在美國遇到了2001年《南方周末》的年度人物，當年他的經歷還被《南方周末》列為中國當年十大新聞之一，親耳聽聞這位曾經改變了希望工程的人，講述自己是如何苦苦尋找人生的希望。

一個被認為推動中國改變的人怎樣陷入無法改變自己的軟弱與沮喪之中，又是怎樣尋得信仰、來到美國，並放棄經營成功的公司就讀神學院的傳奇經歷。更令人驚訝的是，他全家5口人即將在2014年離開美國的舒適環境，去非洲做宣教士！

時任《南方周末》記者的翟明磊，2001年在題為《千里追蹤希望工程假信》的文章中，報道了上海民營企業科洋公司總經理龔文輝，在得知自己捐助的希望工程學生大部分沒有收到錢後，自費去四川宣漢山區調查的經歷。

他與同事日夜兼程，騎摩托在山區馳行600公里，終於查明17個孩子中只有3人收到捐款，而孩子們的8封來信全部是假的。《南方周末》記者據此分兩批奔赴山區調查，剝開層層假相，弄清作假手法，將真相披露。龔文輝也因為改變了希望工程的捐助方式，使成千上萬的失學兒童得到最有效的幫助，而當選2001年《南方周末》年度人物。

文中最令人心痛的一幕場景是龔文輝找到在假信中自稱接受了希望工程的捐助的小李勤——

「李勤，因父親坐牢母親逝世，與年過70的奶奶爺爺共同生活，已輟學一個月，從未收到或聽說希望工程捐助。

當龔文輝與鞠菟在雨中找到正在山上務農的小李勤時，第一句話是：『孩子，你想不想讀書？』小女孩只說了一個字『想』，淚水就奪眶而出，靜靜地成了淚人。龔文輝和鞠菟再也忍不住了，三人和著雨水淚水汗水，相互凝視。」

無數讀者因此而被感動。時隔12年後，當年的年度人物，改變希望工程的龔文輝，如何回憶昔日這樁轟動新聞的細節？而他自己，內心又經歷了怎樣的波瀾起伏，做出與大多數人迥然不同的人生選擇？

那是我的軟弱，不是我的榮譽

坐在對面的龔文輝，是這樣對《境界》記者講述當年「千里追蹤希望工程假信」事件的：

「我接受基督信仰後，開始通過希望工程資助湖南、四川一些付不起學費的窮困生，資助者可以跟這些被資助的學生取得直接聯繫。這些學生每年甚至每個學期都會給你寫信，彙報他的學習和生活情況。但是有一次我看到一件很怪的事情，我收到小孩子從不同地方寄來的信，但郵票和信封卻是一樣的，寄出的日期也差不多相同。我感到很納悶，這裡面是不是有問題？打電話過去，對方答覆沒有問題。心裡還是不安，後來便和一個同事一起去四川宣漢縣了解情況。我們支持的25個學生，找到了差不多20家，發現這些孩子家裡的確都非常窮，但大部分學生都沒有拿到錢。那些信都是假的。

有一個女孩，叫向蘭菊，她的媽媽下肢癱瘓，我們找到她家，她全身匍匐在地，兩手穿著兩隻破爛膠鞋從農田裡爬回來，11歲的蘭菊與另外一個弟弟和妹妹全部失學在家做農活，蘭菊已經將近一年時間沒有上學了。我說我們在半個月之前還收到過她寫的信，信里說：

「……我這學期考試語文得了78分，數學89分，班上第四名……非常感謝你們對我學習、家庭的幫助。我沒有什麼禮物，我只有好好學習才能不gu負你們的一片苦心。」

信中「辜負」的「辜」用拼音寫出，字完全是小孩的筆跡。她一看，說這不是她寫的。其他孩子的情況大同小異。捐款被具體操作的人貪污，信是他們寫好後讓其他小孩抄寫的。我當時心裡有許多感慨，在那裡也不知道流了多少眼淚，被他們這種凄慘的景況所刺痛。

回來以後，我的同事就寫了一封信把情況告訴了《南方周末》，《南方周末》很想去採訪，就給我打了個電話。人真是很軟弱，當媒體要介入的時候，我不敢說是有神的愛、有神的感動去做這件事，但這些確實是因為神的感動才做的，當時卻不敢為信仰作見證。後來，《南方周末》把這件事在頭版刊登了，中央也很重視，甚至請我去釣魚台國賓館開會。那時候雖然想到人不能被這些名聲所捆綁，但還是不敢說出實情。

特別是到了年底，《南方周末》把這件事情列為中國當年十大新聞之一，我也被選評為年度人物。那並不是我人生最風光的時候，其實我當時已經非常軟弱、虛榮，還為自己投過好幾票。我把這當作自己的軟弱和失敗，但神並沒有離棄我，而是用他恩典的手扶持我，讓我經歷軟弱後可以成長。

後來中央電視台來公司採訪我，我告訴他們我之所以這麼做，是出於我的基督信仰所帶來的神的愛。但電視台一個字也沒有報道出來。」

我曾與死亡為伴

重新檢索當年《南方周末》的報道，文章用一句話解釋了龔文輝行為背後的邏輯，他「本是湖南嶽陽的農村孩子，曾有乞討經歷，靠鄉親資助，才完成學業，因此他對貧困兒童別有一番特殊的感情」。

《境界》更有興趣探究，這一句話背後的龔文輝，究竟有著怎樣的經歷，他的特殊感情究竟特殊在哪裡——

「我出生於湖南一個貧窮偏僻的村莊，封閉的山溝里沒有電燈，沒有馬路。主食是紅薯絲，衣服是母親用棉線織的粗布，挨餓受凍是童年記憶中最深刻的內容。村裡好些家庭連鹽都買不起，我家更慘，因為父親三十七歲的時候勞累過度，卧床不起，沒有錢也沒有醫療保險，拖了三年之後不治而死。身後留下五個孩子，最大的十五歲，最小的三歲。我排在中間，那一天剛好八歲生日。

父親過世後，家裡為了還債連住的四間小泥房也被迫拆掉兩間去賣，儘管值不了200元錢。當時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有一天能吃上一頓白米飯，能真正吃飽。後來因為舅舅的資助，才不至於輟學。

直到上高中，我才第一次坐汽車進縣城，走了好幾里山路，看到汽車，激動得不得了。進了縣城，看到火車，更是興奮，有時甚至逃課去看火車。

中學畢業後，靠在城裡的姐夫找關係，我得到一份在建築工地上搬水泥的工作，成為一個農民工。兩包共兩百多斤重的水泥要一趟一趟搬到三、四層高的樓房，那時我體重才一百多斤。我還拉過板車、洗過石灰。石灰水有很強的腐蝕性，常常滲入膠鞋腐蝕腳，簡單的包紮後馬上就得繼續工作，但包紮很快又被腐蝕，就只能忍著，血滴直往外冒。 冬天，十多個民工睡在簡易的工棚里，四面寒風；夏天就睡在工地上、馬路邊，蚊蟲嗡嗡作伴。

有一天夜裡，我躺在工地的卵石上，望著滿天的星星，想什麼時候能有城裡人的戶口而不用露宿街頭？還有一次，我拖著板車進城拉貨，從一間辦公室門口經過的時候，玻璃門裡滲出來的冷氣讓我感覺特別涼快，我又想，什麼時候能在這樣的房間呆上一個小時我一定會很滿足！

1985年端午節，我人生第二次經歷死亡。當時我和工友一起沿著京廣鐵路線挖地溝，鋪通信電纜。睡在隔壁床的同伴幹完活，就去鐵路對面的水溝洗衣服，回來時不小心被火車撞上，一個活生生的小夥子剎那間就變得血肉模糊。我和另外一個民工把他從火車底下拖出來，大喊：「快！快！快找醫生！」他顱骨被火車撞破，腦漿都流出來了，人在車底下已打了幾個轉，全身都糊著機油與血，左腳也斷成兩截，只剩下一塊皮連著，嘴巴動了兩下，就斷了氣。

我和工友把屍體抬到河邊，洗凈又找來紗布包紮，然後等待政府和施工單位的處理。鐵路部門沒有任何賠償，施工單位也不給任何補償，因為他是民工，沒有身份。最後象徵性給了二百元，當時買個木頭棺材需要五百元錢。

大家湊錢買了棺材，把他的屍體送回老家。他家裡有一個七十多歲的老父親，一個三歲的小孩，老婆肚子里懷著一個就要生產。看到這些，我明白做民工絕沒有出路，我下決心回去讀書，改變命運。

與死神再次擦肩

經過一年的努力，我終於考上了大學，不再為戶口發愁。1988年暑假，為了體驗過去的民工經歷，我找到三位民工朋友，和他們一起去岳陽郊區雲溪的一個採石場。工作是將山上的岩石炸開，然後一塊一塊抬到大卡車上。

開工前僱主先和我們簽「生死合同」，也就是說，死人事故常有發生，後果自負。有一天幹得正順手的時候，我心裡非常不安，不知道為什麼很想去城裡的姐姐家。同伴很不高興，因為工地上四人一組，三個人沒法幹活。離開採石場去姐姐家住了一個晚上，次日坐公交車回來的時候，把裝日記本的書包忘在車上，等公交車回來，我找到書包，趕回工地，已經耽誤了一個多小時。

就在這一個多小時里，幹活的地方塌方了，上百噸的石頭從五六米高的地方落下，響聲震天。同伴因為我的缺席無法工作，所以一個也沒有罹難。這時候四個人都害怕起來，決定辭工走人。

中午正是工廠下班的高峰期，沿著馬路從採石場往汽車站走，我遠遠落在同伴後面。突然，一輛拖著滿滿一車石頭的大貨車開過來，從身邊擦過差點把我卷進去。回頭一看，完全失控的貨車接連撞倒騎自行車的人，最後撞在路邊一棵大梧桐樹上停了下來。樹幾乎被連根撞起，馬路上幾十米的路面到處是血肉模糊的屍體！

同一天里兩次遭遇死亡，我忍不住想：「為什麼我沒有死？冥冥之中，肯定有股力量在保守著我，也許每個人的命運都在某種力量的計劃安排之中。」

從民工到老闆

大學裡我一直是優秀學生，專業是無線電電子學，又輔修了化工、計算機為第二、第三專業。我有一個信念：通過自己的刻苦努力，成為一個有成就的科學家。然而原本保送免試研究生的資格卻因為八九期間去過北京而被取消，我憤而進入一家外資公司做電子工程師，兩年後轉為銷售工程師，最後部門合併被裁員後我決定自己開公司。

當時還沒有私營企業，我用自己的聰明，借科委的名義變通了一下，營業執照很快便拿到了手。1994年公司法出台，我的公司便名副其實地成了第一批私營企業，很快我就賺到了第一桶金。

一切都在變，我有了自己的汽車、房子，還去了新馬泰、澳洲、歐洲、美國旅遊度假，人家說刺激、好玩的地方我都去過。1999年初，我又過五關、斬六將，通過層層考試，躊躇滿志地成了中歐國際工商管理學院Executive MBA學員。我想創造自己的事業，我要把我的公司打入財富五百強，我決心做中國的比爾·蓋茨。

我很得意靠自己走過來的每一步路。生活卻一天一天地腐敗，除了拚命工作，其餘的時間大都在酒桌、牌桌或是歌舞廳里。回家只是為了睡覺，通常一天只睡四五個小時，有時候乾脆就不回家。孩子看到我感到陌生，不肯叫我爸爸，我也無所謂，反正是我生的。太太常常找我麻煩，她不理解男人的事業，我也不跟女人計較。

但有時候心裡也難免困惑：我小時候做夢所盼望的白米飯，現在不僅吃上了，而且還經常去五星級賓館吃，去世界各地吃。可大都吃得不愉快，因為花錢要買的服務沒買到，常跟服務員和經理吵，吃起來並不比小時候的紅薯絲香。

商場上的策略及各種人際關係讓我絞盡腦汁睡不好覺，躺在有空調、席夢絲的床上，一會兒覺得空調太冷，一會兒又感覺太熱；一會兒覺得床鋪太軟、腰痛；一會兒又覺得床板太硬、背痛。常常翻來複去，徹夜不眠。做民工時哪有這樣？！為什麼當這一切都加倍得到後，人還是不幸福，卻煩愁更多？於是我將眼光定睛在未來更大的成功上，每天繼續我的拚命與應酬，人變得越來越自私固執、自以為是。

生命的轉彎

1999年9月一次偶然的機會，我來美國出差。我計划了六天時間，飛機上兩天，留下四天拜訪洛杉磯的合作夥伴並去丹佛見一個朋友。這位丹佛的朋友只在電話聯繫過，從未謀面，也沒有任何業務聯絡。但不知為什麼我會在這麼緊張的時間裡排上這個行程，在飛往丹佛的途中，我一直懷疑我的神經是否出了毛病。

這位朋友更讓我尷尬，一見面他就告訴我：「你老遠從中國來，在這麼緊的時間裡來看我，我很感謝，但實在對不起，我沒有時間陪你，因為我們在準備一個佈道會，如果你不介意，請你也參加。」我當時真覺得滑稽，我從來就沒看到過什麼神仙，我走過的每一步路都是靠自己打拚過來的。但我也很希奇：美國這麼一個講文明、講科學的地方，為什麼會這麼愚昧，還信上帝？竟然連那些博士也是這樣，一定是精神無所寄託。不管怎麼說，出於對朋友的尊重，我就去了。

那是我人生第一次聽到，有一位神掌管我們的生命，在看顧我們的每一天。我才知道金錢、學歷帶不來平安，身份與地位也帶不來平安！人在罪的捆綁之中，不可能有真正的平安喜樂。以往自己做過的許多惡事一幕一幕在眼前顯現，我痛哭自己的污穢，生命得到完全的釋放。

回到家中，我告訴太太說：「我現在是一個新造的人，過去的我已經死掉了，新生命在我裡面。」太太很不以為然，因為我曾傷透了她的心，每次當她決定要與我離婚時，我都表示悔改，但常常舊病複發。所以她甩給我一句話：「江山易改，本性難移！」我理解她的痛苦，我需要加倍付出。當太太看到我真的發生改變後，也開始尋求信仰。第二年，太太和女兒都信主受洗。

但在生意場中，無須諱言，有太多的罪惡。當時做進出口貿易的公司，最普遍的做法是利用特區政策獲得優惠，其實就是花5－8％的費用（有時甚至更低），買17％的增值稅發票。2000年初，我決定公司不再用「特區政策」，據實報稅。那一年公司比往年多交了一百多萬元的稅。成本增高讓我們的業務似乎一下子沒有了競爭優勢，而且，我們決定不再在酒桌上談業務，也流失了許多客戶，也有員工因為操作困難而去了有「優勢」的公司。

但到年底一算，我發現：員工的業務能力有了特別的長進，公司增加了許多不在酒桌上談業務而是做正經事的直接用戶與代理商，最終那一年的營業額與利潤比往年還高！更有意思的是，一年半後，也就是2001年7月，突然稅務大清查，公司所有的賬和發票都被拿去。我們的賬沒有任何問題，而同行里有被罰款的，有被迫關門的。還有一個朋友聽到消息就逃到國外，到現在也不敢回去。」

正是在2000年那段時間，龔文輝開始通過四川與湖南的青少年發展基金會，以一對一結對子的方式，捐助了50名貧困兒童。

隨後的 2001年，就發生了《南方周末》記者報道的《千里追蹤希望工程假信》的故事。龔文輝也因此被評為當年的南方周末年度人物。

放下生意，讀神學

儘管龔文輝樂意用錢幫助窮人，但他漸漸發現，只給錢並不一定能幫到他們。他們需要生命的徹底改變，就象他自己經歷過的一樣。他剋制不住地想要與人分享他的所得。

2003年10月，龔文輝申請來到美國神學院進修。2008年5月，他順利完成神學院碩士學位的學習，之後開始在美國的大學校園裡幫助華人留學生，鍛煉自己，同時尋求人生的方向。

2010年的6月，龔文輝在網上看到吳元國牧師的經歷：一個曾經混黑社會、吸毒、坐牢的台灣人，出獄後去南非做生意，被當地人跳票倒賬十多萬美金。絕望之中，他買了一把槍，要和跳票的南非人同歸於盡時遇到來南非宣教的傳道人，接受了基督信仰。這位傳道人與他相處幾年後，心臟病突發，客死南非。他被深深觸動，放下生意場上的一切，也成為一位宣教士。

就在文輝深受感動之際，吳牧師的朋友打電話問我，能否為他來美國聯絡一個接待住宿的家庭。文輝攔截了這一工作，將吳牧師夫婦安排在自己家中。

談起那次會面，他對《境界》記者說：

「巧的很，吳牧師的太太慧玲是我的同鄉，湖南人，而且也姓龔！我帶著他們各處講述在非洲的故事，我聽過幾遍還是會被感動得落淚。我有些害怕了：神是不是要我們去非洲？我妻子最怕看見流血，我怕聽見槍聲，非洲那麼亂，難道神要我們去那個有槍殺、甚至要流血的地方？我不敢細想下去。」

「後來，我和妻子應邀去倫敦參加內地會的年度大會。會上，我們再次被激勵。當年，神放在內地會的發起人戴德生心裡的那種宣教激情，再次回蕩在我們裡面：『假如我有千鎊英鎊，中國可以全數支取；假如我有千條性命，決不留下一條不給中國。不，不是中國，乃是基督。為他所做，永嫌不夠；為我救主，盡獻仍缺！』

大會有一個特別的禱告主題——為非洲的華人。因著中非貿易的加強，2011年中國已成為非洲最大的貿易夥伴，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商人、學生、政府公派人員、建造業勞工）進入非洲。正規途徑加上非法移民，估計約有200萬人，這些人無法背井離鄉在非洲打拚，封閉在華人的小圈子裡無法融入當地，難免辛苦寂寞，一些人更成為妓院、賭場的常客，心靈無處安放。我們被這樣的信息所觸動，於是計划去非洲看一看。

2014，去非洲！

在10天的行程里，我們在吳元國牧師的幫助下，去了南非華人集中的主要城市，拜訪了100多位華人（竟然絕大多數是非法移民），參觀他們的公司、工廠、飯店、商鋪，探訪他們的家庭，甚至去醫院看望剛生產的母親與嬰兒。

那裡的治安確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我們接觸到的人大都會分享他們來南非遭遇土匪用槍要挾、被搶劫的事。我們在那裡精心準備了一個夏令會，在短短三天的營會裡，就有一輛汽車被砸、一家店鋪被打劫。難怪當地有一句口頭禪：「沒有被打劫，不算來過南非。」而南非在非洲大陸的國家中，還算是比較安全的。我不得不問：神要我帶著3個年幼的孩子去到這樣的環境嗎？

在訪問中，我認識了一位叫陳碧金的女士。2007年9月，她與丈夫翁先生搬入南非不久，剛開始一個服裝店生意的時候，丈夫被黑人劫匪開槍打中兩槍，成為植物人。多方求醫無效，去年10月離世。異國他鄉舉目無親，當地的華人教會在最艱難的時候伸出手扶持這個家庭。她認真學習經營店鋪生意，一邊擔起丈夫醫療看護費用的責任，一邊照顧好兒子，與婆家和睦相處，轉而幫助其他人。當臨別時我問她有什麼需要時，她說：這裡有許許多多面臨各種艱難的中國人，最大的需要是心靈的空虛和缺乏安全感。

結束了10天的南非行，我沒有遭槍擊與搶劫，但我的心裡卻七上八下。回到家中，我與太太和孩子們分享非洲的見聞，同樣讀神學院的大女兒瑾也很激動。我突然明白：孩子是神的，不是我們的私有財產。神將他們託付給我們，我們的責任是把他們帶到神面前！

於是，我們開始申請成為內地會的宣教士，2012年6月順利通過了申請，待一切準備妥當，2014年夏天，我們全家就將搬往非洲，在那片大陸上與我的骨肉同胞一起迎接每一天的陽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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