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美政失意，楚辭成名

屈原：美政失意，楚辭成名　　文/天地間一怪人　　有思想的人，總是感嘆時運不濟，天妒英才，不管你是盛世，還是亂世，不管遇到明君，還是昏君。然，中國真的知識分子，往往以國家為念、深謀遠慮的品德和傳統，值得傳承和頌揚，屈原算是一位。端午了，不能光吃棕子。　　治亂，是中國歷史的主調。有人說，和平就是戰爭的間歇。可見，紛爭是一種常態。屈原出於並成長於戰國那個戰爭頻仍的年代。時代造英雄，戰國時期，武盛文榮，人才輩出，值得在中國文明史上大書特書。屈原所在的楚國，算是實力最為強大的國家之一。由於他的貴族身份和優秀才華，可能還有相貌俊美，少年時期曾在蘭台當陪讀，與後來成為楚懷王的熊槐結下了深厚的友情。這為他步入仕途打下了堅實基礎。　　楚懷王從小的養尊處優，培養了他懦弱的性格。加之戰國末期，群雄爭霸，君主的無能就意味著國家的沒落。楚懷王和屈原年齡應該差不多，於公元前328年繼位。11年後屈原即被任命為左徒，相當於副宰相，這時他才22歲，可見是重用了。面對秦國的日益強大、楚國的日益衰敗，意氣風發的屈原很想振興楚國。楚懷王也給予了有力支持，經常與他商議國事。屈原知道，秦國的強大源於改革，於是他提出內修弊政、改革圖強的主張。屈原建議章明法度，舉賢任能，聯齊抗秦，此所謂「美政」。這套改革方案一度付諸實施，並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從歷史看，改革從來不可能一帆風順，甚至有時需要流血犧牲。國家強盛，往往會形成貴族勢力，也可稱作既得利益者，從而使階層固化。當時的楚國，儘管連年打仗，但那些為國家出生入死的士兵已經很難提升，進入上流社會。一個國家，一旦階層固化，堵塞了底層向上層流動的渠道，將是非常危險的。屈原個人的美好想法，因為實實在在地觸犯了那些貴族的政治經濟利益，因而遭到了他們的強烈反對，這也在意料之中。屈原，這麼一個年紀輕輕的小同志，竟然對國家大事指手畫腳，這還得了。於是，現官僚的代表令尹子蘭、舊貴族的代表上官大夫靳尚、後宮代表鄭袖，接連了懷王面前屢進讒言，還造謠中傷，說屈原起草「憲令」「自伐其功」。眾口鑠金，也不能完全怪楚懷王。這樣，屈原就在上任左徒之職第4年就被楚懷王疏遠了，後讓他當三閭大夫，負責宗廟祭祀和貴族子弟的教育，也就是被徹底邊緣化了。　　公元前313年，秦國使者張儀賄賂了楚國的一批權貴寵臣。在那些既得利益者眼裡，是沒有家國概念的。屈原儘管對本質認得很清，但由於沒有自己的統一戰線，只想單打獨鬥，只想依靠沒有主意的楚懷王，遇到失意的結果，也在意料之中。張儀欺騙楚懷王說：「楚國如果能和齊國絕交，秦國願意獻出商於一帶六百多里土地。」結果懷王被騙，楚國兩次興兵伐秦，都遭到慘敗。於是，懷王「悔不用屈原之策」。公元前305年，楚國去秦迎親，第二年，楚懷王還與秦王會於黃棘。屈原竭力反對，被流放漢北地區，就是現在的陝西安康一帶及漢水上游地區，前後有幾年時間。　　屈原從漢北返回後，並沒有總結經驗教訓，還在極力推行自己的「美政」。由於貴族勢力過於強大，所以很多時候，他只有仰天長嘆。公元前299年，秦又攻楚，秦昭王「邀請」楚懷王在武關（今陝西商縣東）相會，屈原又力勸懷王不要赴會，說：「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可楚懷王的幼子子蘭卻竭力慫恿懷王前去，結果懷王一入武關就被秦軍扣留，3年後客死於秦。頃襄王繼位後，昏庸至極，於公元前292年與秦國重結姻親之好。他當然也看不慣屈原這個異類，於這一年把他放逐江南。從此，作為政治人物的屈原走到了盡頭，時年48歲。　　屈原的千古留名，不是因為他的「美政」，而是因為他的詩歌。這裡只說《離騷》和《天問》。　　每個民族都會有自己的英雄史詩，而我們華夏民族還有一部心靈史詩，這就是《離騷》。《離騷》是屈原的代表作，被定義為富有浪漫主義色彩的政治抒情詩。魯迅說它「逸響偉辭，卓絕一世」。司馬遷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說：「屈原放逐，乃賦《離騷》。」給出了屈原寫作《離騷》的背景。「離騷者，尤罹憂也。」《離騷》抒寫了詩人的身世、思想和境遇，是憤懣之作，這是比較明顯的。　　《離騷》既植根於現實，又富於幻想色彩，開闢了一個廣闊的文學領域。它從家世生平寫起，從「帝高陽之苗裔兮」到「來吾道夫先路」，時空感非常強，道出了作者的身世不凡，體現了一種「究天人之際」的思維方式，但同時也流露出「清高」的痕迹。「扈江離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為佩」，是有名的「芳草喻」，彰顯著詩人樸素的自然人性和美好的道德追求。從「昔三後之純粹兮」到「傷靈修之數化」，寫詩人在實現自已政治理想過程中遭遇到的挫折。屈原把思維從現實伸向歷史，在歷史與現實之間進行追問。這裡出現的「兩性喻」很有意思。「指九天以為正兮，夫唯靈修之故也。」朱熹《楚辭集注》說：「靈修，言其有明智而善修飾，蓋婦悅其夫之稱，亦託詞以寓意於君也。」屈原把男女擬君臣，既通俗，又唯美。如今還有人以「靈修」為名，搞色情之實，真是淺薄之極。　　從「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到「願依彭咸之遺則」，是進一步寫人生挫折，更重要的是體現精神升華。建設國家，人才最重要。「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這就是屈原關於人才隊伍建設的想法。然「滋蘭樹蕙」是不容易的，還需要「撫壯棄穢」。「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這話很難理解，因為木蘭仰上而生，本無墜露，秋菊就枝而殞，本無落英。如此不合情理的寫法，其實是一種藝術手法，說明人的哀傷可以感動天地，使草木解情，隨人開謝。從「長太息以掩涕兮」到「固前聖之所厚」，寫的是詩人的特立獨行。「哀民生之多艱」，「終不察夫民心」，這是我國古代民本思想的體現，蘊含著詩人為民請命的強烈願望和責任感，為了人民，他甘願「伏清白以死直」，也不願屈服認同世俗，「背繩墨以追曲」。　　從「悔相道之不察兮」到「豈余心之可懲」，寫內心深處的矛盾、彷徨和苦悶。面對複雜污穢的現實，他期望一片凈土，「制芰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余獨好修以為常，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說明通過靈魂搏鬥，詩人最終堅定自已的道德和理想。從「女媭之嬋媛兮」到「沾余襟之浪浪」，寫由於女媭的勸誡，詩人不得已來到重華面前，向他陳述自已的觀點，期冀引起同情和共鳴。舊注女媭為屈原姊，女媭的責怪隱喻著家庭責任對政治理想的質疑。屈原是怎麼回答的？從「皇天無私阿兮……孰非善而可服」這幾句話可知，他的政治原理有兩條：一是上天無私，有德天會幫助你，你才會得到天下的土地；二是以民為標準，前後衡量，判別出義出非義、善與非善。　　從「跪敷衽以陳辭兮」到「余焉能忍而與此終古」，講神遊天地，上下求索。這一段非常精彩，可謂天馬行空。他把神話想像的地點放在了昆崙山，昆崙山是帝之下都、百神所在，這一選擇，體現了詩人的尋根意識。他的精神求索是浪漫的，「飲余馬於咸池兮，總余轡乎扶桑」，真是逍遙自在。他甚至可以命令風雷之神和鸞鳳，給人創造了一種想像奇觀。最深刻的是尋找美人，最後的結果卻是，「世溷濁而嫉賢」，「好蔽美而稱惡」，閨中美女難以接近，賢智君王始終不醒悟，導致自己的滿腔忠貞激情無處傾訴。屈原說「余焉能忍而與此終古」，由於不能忍受，他決定離開楚國。從「索藑茅以筳篿兮」到「蜷局顧而不行」寫的就是去國神遊。這一段他提到了歷史上五對君臣遇合的典型，有商湯用伊尹，大禹用皋陶，武丁用傅說，周文王用姜太公，齊桓公用寧戚，無非想說明，英才受重用取決於君王的慧眼、誠敬和信任。現實受阻，他只有尋求精神突圍。他「折瓊枝以為羞兮，精瓊爢以為粻；為余駕飛龍兮，雜瑤象以為車」，「朝發軔於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極」，特別是「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媮樂」，達到了精神的極點，這就是在音樂的世界裡得到心靈的慰藉。　　物極必反，精神達到極點之際就是回到現實之時。「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悲余馬懷兮」，國內既然沒有人了解我，我又何必懷念故國舊居。既然不能實現我的理想抱負，「吾將從彭咸之所居」。彭咸是個神秘人物，屈原多次提及，卻不見於先秦其他書籍。王逸《楚辭章句》說：「彭咸，殷賢大夫，諫其君不聽，自投水而死。」後人沿用此義，姑且同意。因屈原最後就是抱石投江。　　再說《天問》。《天問》共374句，158問，1564字，全文自始至終，完全以問句構成，一口氣對天、對地、對自然、對社會、對歷史、對人生提出一系列問題，被譽為「千古萬古至奇之作」。何謂「天問」？天問就是天在問。王逸《楚辭章句》說：「何不言『問天』？天尊不可問，故曰『天問』也。」漢人有點迂拙了。屈原是大膽的，破除尊卑觀念，敢代天發問，借天抒懷，可以說前無古人。中國人從一開始就在思考天地自然，但像屈原這樣尋根究底的不多。對「天地萬象之理，存亡興廢之端，賢凶善惡之報，神奇鬼怪之說」，他都想找出個答案來，表現了很強的探索精神和懷疑態度。　　全詩讓人穿行於神話和歷史之間，從內容和結構看，大體可分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從首句「曰遂古之初」，至「烏焉解羽」，先是對宇宙起源、天體結構和日月星辰運行發問，後對大地結構和鯀禹治水、羿射十日等事件發問。「遂古之初，誰傳道之？……陰陽三合，何本何化？」這涉及天地創造。西方的《聖經》說的是神創造了天地萬物，但中國人不這樣認為。屈原問句中顯示出，我們是從混沌狀態中推演出宇宙的起源，與西方存在本質上的不同。「圜則九重，孰營度之？……天何所沓？十二焉分？」是對天體空間的疑問。「日月安屬？列星安陳？……厥利維何，而顧兔在腹？」是對時間的疑問。這些東西，在古書里說得有模有樣，實際上很多都是臆測的東西，把人騙了上千年。「女歧無合，夫焉取九子？」這句話有特點。女歧也叫九子母，這是楚文化中關於人類起源的說法，不同於我們常說的「女媧摶黃土造人」的傳說。鯀禹治水，我們是熟悉的。《天問》中，「不任汩鴻，師何以尚之？僉曰『何憂』，何不課而行之？」翻譯過來就是，鯀不能勝任防治洪水，眾人何以看重他？大家都說沒有憂慮，為何不經考驗而任用他？這是就治水人才的選任而提問，以前沒人敢質疑。　　《天問》的第二大部分從「禹之力獻功」起到至「卒無祿」，主要是對社會歷史提出問題。「禹之力獻功，降省下土四方。……胡為嗜不同味，而快朝飽？」此句說明屈原對夏禹治水是給予讚頌的，但同時對他傳位於啟，又提出了批評。可見，把公天下變成家天下，屈原是不贊同的。後面一連串的提問，說明家天下的政治體制容易導致君臣家庭間的貪慾和腐敗。屈原對女性也很關注，「登立為帝，孰道尚之？女媧有體，孰制匠之？」這裡他問，女媧登立為帝，是根據何處道理推她為尊？女媧人首蛇身，又是誰製造出來？可見，他的思想很開明，女性並非都是「禍水」，也有可以為帝的能人。之後，他對周代歷史直至春秋戰國若干事件提出一系列問題，充分體現了對歷史政治的正邪、善惡、成敗、興亡的看法，更直接地闡明了自己的政治主張。　　第三部分是尾聲，自「薄暮雷電」，至「忠名彌彰」，主要是聯繫自己的際遇抒發感慨。屈原是楚國的主祭師，當時楚地比中原巫風更甚。屈原認識到，祭祀巫術並不能保佑楚國。在這種情形之下，屈原在《天問》最後絕望地說：「厥嚴不逢，帝何求？！」意思是說，楚國頹敗之勢已經難以挽回了，我對上天還能再要求什麼呢？　　屈原，是個典型的知識分子，他抱怨那個時代，因為那個時代遺棄了他，但從結果看，那個時代又成就了他。在漁夫的眼裡，屈原就是個傻子。是堅持理想，還是和光同塵，這的確是個難題。我覺得，人不能選擇時代，正常走，就行了。結果，總是必然和偶然的結合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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