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虎根：我之初心

編者按：沈虎根，1933年9月生於浙江杭州餘杭區農家，原名季夫根。少年時在小城鎮當學徒。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參加工會工作，並補習文化和學習寫作，1954年7月發表處女作。1955年9月參加第一次全國青年社會主義建設積極分子會議，次年3月參加第一次全國青年文學創作者會議，7月調至新聞單位。1960年6月加入中國作家協會。

著有短篇小說集《入黨之夜》、《沒有太陽的日子》，兒童文學集《金枝玉葉》、《我這一家人》、《沈虎根兒童文學作品選》、《小雁歸家》、《雁·狗·貓及其他》，小說散文集《大街小巷》、《歲月留情》、《書趣無限》，文論集《兒童文學使我快樂》等。

歷任《浙江工人報》、《浙江日報》編輯記者；浙江省文聯書記處書記、浙江省作協駐會副主席兼《東海》文藝雜誌主編；浙江省出版總社副社長兼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社長、總編輯，同時兼任社辦期刊《幼兒智力世界》與《幼兒故事大王》主編、編審職稱。曾任杭州市文聯副主席、作協主席，同時相應擔任市人民代表、政協委員。退休後曾任浙江省作家協會顧問，浙江省出版工作者協會副主席。

退休後仍關心工人階級前途與命運，熱心於紅色事業，筆耕不輟。現為激流網會員刊物《紅色年華》顧問。

沈虎根

引子：我為什麼淚流滿面？

2016年6月7日，由兒女告假陪同我二老一行四人經西安抵達革命聖地延安參觀。延安我早已去過一次，那是在1990年5月，參加公木（詩人，延安文藝座談會的親歷者）會長主持的「全國毛澤東文藝思想研究會」年會。但老伴徐美霞念念不忘地想去，老是說：「我不想去台灣、香港旅遊，日本、美國白給我去也不去。」我知道憑她的年紀已不歡喜遠遊了，她常說：「要玩，杭州西湖已夠我玩不厭了。」我知道她嚮往延安游，是出於赤誠的信仰。於是我決定陪她實現這個宿願。女兒徐群紅、兒子季群玉考慮到我們二老合併年齡已一百七十多歲，決定運用年假陪我們同行。我想他們這一代見識一下也好，何況他們有使用手機辦理一切事務的便利，尤其女兒又是醫生，出行安全有保障。於是我們就此開始了幸福之旅。

在延安臨時聘用了一位年輕女導遊，引導我們參觀了寶塔山、清涼山、王家坪、棗園……所有景點我已是第二次參觀，那還是由公木前輩帶領講解的，比如魯藝的崢嶸歲月、毛主席召開「延安文藝座談會」的難忘情景、毛主席與斯特朗談話的石桌石凳的非凡價值……但對美霞來說都是第一次見聞，格外有新奇感。當我們在棗園毛主席舊居參觀後，回過來已走了一段路，忽然不見她了！我們忙回身去找，發現她又回到毛主席舊居了，而且坐在毛主席辦公寫字檯前的椅子上，美滋滋地不想動身。女兒覺得她太可愛了，當即替她拍了照，她這才依依不捨地離開……這使我想起，她曾告訴我過我，解放後初次在露天廣場看電影，從片頭記錄片上頭一次看到毛主席的形象時，她竟快樂地大聲叫了起來；她也曾告訴過我，那時她在夢裡見到毛主席也會有這種反應……舊社會童工出身的她，此時此刻有這般的情愫，唯有她知我知，年輕人是體會不到的。

在另外一個場合，輪到我讓年輕人倍感詫異了。在導遊的建議下，我們購票去看了一場「保衛延安」的廣場演出。導遊說：「很有名的，值得一看」。劇場就是一塊大空地，整個表演的內容包括：延安人民解放得歡樂、蔣介石派胡宗南領大軍來犯、八路軍主動撤出誘敵深入、殲滅敵人有生力量、收復延安敵軍將領逃竄、延安軍民慶祝勝利……整場演出，氣勢恢宏、驚心動魄，槍聲、炮聲、人的廝殺聲、馬的吼叫聲，還夾雜著煙火味，有強烈的現場感，真如導遊說的「值得一看」。然而，我的情緒在第一場的開頭就出了問題。當一位年輕女八路打扮的獨唱女高音歌手手握話筒，情緒高昂、歌聲嘹亮地唱出：「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區的人民好喜歡……」我不禁一下感情爆發，激動得淚流滿面、涕淚交加……我自知太失態了，想剋制住，但談何容易；主觀上不想讓這個局面再繼續，因為除了身邊的兒女還有導遊在，周圍的觀眾也在，怕被見笑，可是越想剋制淚水越嘩嘩地往下淌！果然緊貼我坐著的女兒驚異了，問：「爸，怎麼了？」我說：「你不要管。」她再要問，我發火了：「你不要管，回到旅館裡再告訴你。」因為她再問下去，我更剋制不住了。我情緒失控了！

是夜，在下榻的旅館裡，女兒又問起這事，她說，是不是看到演出打仗，我們的戰士死了引起你的傷心？我說，不是的，打仗死人我明知道是在演戲，在各種電視劇里看得多了；我是在演出一開頭，聽了女高音唱的那支久違了的歌而觸景生情，觸動了我的神經，我不講明白，你們是無法理解的。接著，我就講一段難忘的經歷：

因日本鬼子入侵，燒殺搶掠，我們全家逃難，引起父母分離，我從小就沒有固定的家。十三歲起當學徒，兩次因受人欺侮未能滿師，身負辱名；第三次到臨平藥店當學徒，幾乎是「背水一戰」，再也不能失敗了。可是，我進店不久，二師兄在即將滿師時卻莫名離去，大師兄染上了肺結核也將職位難保，我擔心自己能否捱過三年，三年滿師後又恐難逃失業的命運。當時我的家庭情況是：父親在戰亂中已另立家庭而且已有了弟弟，身居農村無田無地日子很難過；母親無奈之中跟隨了另一個男人，然而這個在逃難中相識的男人隱瞞了他已有家室的情況，這個男人已有兒子，母親失去了顏面，往後也依靠不上他……真相傳來後，母親常常犯病，二姐的婚事又重演當年母親的命運……我經常在早市過后街上冷清的時刻，站在店堂里靠著櫃檯發獃，兩眼無神地望著街心想心事。有一次，當我看到一個斷了兩腿一臂的乞丐，在街心沿地滾著、面無表情地嚎叫著：「老闆、太太、小姐、小官人，做做好事，討一點啊！」我突然想到：他怎麼會有活下去的慾望呢？大概是到了晚上，在他住宿的破廟草灘上，還能有幾粒茴香豆美滋滋地呷上一口劣酒，成就了他做人的樂趣。那麼我呢？我有什麼做人的樂趣？恐怕除了在夜裡偷偷地看看文藝、歷史、人物傳記方面的書，就再無別的指望了……總之，小小年紀想的和別的孩子不一樣了，憂患意識至少提前了十年，前途感到一片渺茫！就在這時，共產黨毛主席解放了我，頭等大事就是規定老闆不準無故解僱職工，接著由工會交涉開給了滿師的工資，可以業餘學點文化，可以參加文體活動，可以大聲說話、可以隨意發笑，於是每每唱起了「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我就禁不住要掉眼淚——這支歌很久沒有唱了，今日猛然聽見，感情的閘門一下被打開了，如同大河奔流……

沈虎根的兒童文學作品《小師弟》入選「百年百部中國兒童經典書系」，是曾經滋養過一代又一代少年兒童美好心靈的中國原創兒童文學經典之一。《小師弟》 中部分作品來源於他苦難的學徒生活

當我說了這些，孩子表示理解，充分理解。老伴在一旁譏笑我：「他就是有這種哭的毛病，我是不理他的。」我反駁她：「你的毛病也不輕，不哭，卻是發獃。」

旅遊回來，我為這事想了又想，覺得我們這一代人的經歷有其特殊性，兒女們不了解，孫輩們更不了解，若寫下來除了有紀念意義，可能還有認識意義。

這就是產生這部《自傳》的由來。

第一部　漂泊篇：苦難童年

我出生於1933年農曆8月25日（成年後改為公曆9月25日）。

我的出生地是浙江省杭縣丁橋街（現屬杭州江干區）。父親祖上因貧病交迫，到了父親一代已成失地農民。其時，父親季來法長年外出，從事剪羊毛的行當（被鄉人叫「羊毛客人」），長期不歸家。家中已有大姐二姐在母親身邊。為生活計，母親在靠河埠租屋經營小茶鋪（四、五隻方桌），只做早市，早茶落市後去向街上的單身漢（職工或客商）收集替換衣，代洗代補，傍晚送去，收取一點勞務費補貼家用以維持生計。因母親洗衣服的時候要全身震蕩，導致我八個月早產，出生後兩眼睜不開，不能吮奶，靠棉花球擠喂，從小先天不足。母親做產的這些天，全靠我小舅陳容泉料理一切。母親做產營養缺失、過早勞動，產後患子宮下垂，頭髮脫光，數月才愈，留下了病根。其實母親的痛苦經歷遠不止於此。她之前已經有過一次婚姻，夫君是一名店員，對妻子十分恩愛體貼，卻不幸早逝。公公為了保持家門，動員她領養孩子，她在極度傷心孤獨之下去臨平育嬰堂抱了一個女孩，不想公公一死，遂被爭奪財產的同族趕回娘家，在改嫁我父親時就帶來了這個女孩——這就是我的大姐，我大姐的到來，後來又引發了許多悲傷的故事。

三歲（1936年）

母親又生了一個女孩，因無力負擔，小舅父出主意，托街上的一位挑水工抱去在一家街中心的茶鋪門口丟棄。孩子身上寫有生辰八字，不知被誰家抱走，從此生死不明。母親對不是自己生的女兒不棄不離，是因日久生情，將親生的女兒丟棄，是無奈之舉。

這時，我開始有了朦朧的記憶。我家的小茶鋪是靠河埠的，河下停滿了從蘇北開來的運貨船和捕魚撈螺的「水上人家」。記得有一次，大人幫我從蘇北人的船上購得一對陶瓷小夜壺，我吊根繩子用小扁擔挑著沿街叫喊：「小夜壺要買哦？小夜壺賤賣啰」，不料扁擔一頭滑脫，扁擔頭高挑，小夜壺打碎，我大哭一場。我還記得，有一次我們姐弟三人坐在這個河埠的石板上，等到了從博陸老家趕來探望的小腳祖母，她那粗糙的手從大褂里摸出大麻餅分給我們一人一個……

接下去我的記憶里就沒有這麼平靜了。

四歲（1937年）

日本侵略軍與附近筧橋機場的中國空軍在丁橋上空激戰了一場，日軍慘敗，一架飛機被擊落，一架負傷逃離，於是惱羞成怒，頻繁地出動戰機來丁橋一帶轟炸。由此建立拉警報的制度，百姓一聞警報拉響就往街梢附近的深挖得湧出了地下水的防空洞里躲避。我多次聽母親講過一件極恐怖的事：有一次防空警報拉響，她背著我往防空洞的方向奔跑，見前面一女子也背著孩子在奔跑，她想兩人一起膽子大一些，叫喊：「大嫂等等，大嫂等等」。不料一個炸彈丟在不遠處，飛來的彈片把前面女子背著的孩子頭部削去了！可是那女子渾然不覺地只顧往前奔跑，母親嚇得大喊：「大嫂不對了！大嫂不對了！」鬼子還不時從駐地來街上擾亂，婦女們聞得狗叫都得迅速躲避，常有避之不及的遭受強姦，也有被奸後又遭殺害的。我家茶鋪隔壁有一個新婚女子，不幸遭遇鬼子輪姦而飲恨自盡。忽一夜，火光衝天，鬼子來燒街了，全家人就近逃至一農戶家，把大姐送給一同逃難的無生育的一對夫婦。接著投奔龍昌佛寺開設的難民所，過著群體性的難民生活，睡的是地上草灘，吃的是大鍋子的薄湯粥。父親到外地去討生活，不通消息，不斷有傳言說已被日本鬼子殺死，母親和二姐陷於孤立無助的恐怖之中。這時，一名跑碼頭的毛竹中間商，被人叫他「毛竹老頭」的人，原先在丁橋由母親洗衣相識，同路逃難至此，加入了我們一大兩幼的生活。

在難民所，我重病高燒不退，又並發麻疹，鼻孔大出血，昏迷不醒，久不能進食。難民中流行迷信說法：看來孩子沒救了，只有在尚有氣息時入土才能再去投生，死後再葬就不能投生了。我母不信，更不忍。幸好難民中有「各路神仙」。有位姓馬的針灸醫生挺身施救，說是把針在肚臍上紮下去能出聲尚有救，不出聲就死定了。幸好我當即哭出了聲，然後馬醫生配以自制的丸藥加上新鮮草藥煎湯給我灌服，我遂從死里獲得重生。

五歲（1938年）

難民所有就近的四面八方的難民，主辦方是有錢人行施愛國護民的善舉，但日子久了就支撐不住了，缺錢、斷糧，後繼乏力，加上日軍的飛機似已發覺難民所的目標，時有敵機低空俯衝掠過。於是「大難到來各自飛」，難民所宣告解散，母親拖著二姐和我加上已成了我後父的沈觀寶君，重新走上逃難之路。

母親先是帶領我們投奔離龍昌佛寺最近的星橋賈家村陳家木橋的娘家。原本以為我這舅舅家，族眾人多力量大，便於安插我們。不料一到那裡聞得哭聲震天，遇到了十分駭人的慘事：日前聽說鬼子兵要來，村上人全逃了，只剩下母親三伯家十五歲的兒子為了趕牛不及脫身，遇到鬼子吆喝著要他領路，大概是他既不懂日本人的話又慌了神，竟連續三次引到了他最常去給牛洗澡的那個河埠，結果被鬼子用軍刀劈死在河埠的石板上！等到鬼子離去，全族人回到村上見此慘狀，哭聲一片。母親的三伯（我該叫三外公）既種田又是木匠，他沒有掉淚，把門前的一株大棗樹砍倒，迅速做成一口白皮棺材葬了兒子……賈家村地處滬杭鐵路沿線，日本鬼子來得方便又頻繁。在此情景下，母親一行自然不能耽身在這裡了。

一行人先是在行程的路上向農家租屋暫住。待到有消息證實我家鄉博陸長子村，因遠離兩軍爭奪的鐵路線，局勢還算平靜，同時又得知父親未死，已先期回到老家。於是我們娘仨連同沈君一起回到了地處京杭運河南端北岸的長子村老家。父親見有沈君同去，幾番持菜刀追殺母親，母親東躲西藏受到鄰居保護。後經已改嫁在別家的祖母趕來責怪父親：在最艱難的日子不該拋妻別子，幸得媳婦保護好孫子平安回家，「不然，已經是你斷子、我絕孫了！」一番話說得父親冷靜下來。於是父親與沈君達成口頭協議：父親同意讓妻，永不干涉；沈君要對我扶養、供讀書，到十八歲歸宗；同時支付日後父親再婚的費用——兩石大米的金額。據說在這種口頭君子條約下，兩人來了個「三擊掌」，以示永不翻悔。其實，父親在逃難時已聽到母親與沈君同居的消息，他在亂途中結識了一位要飯的女子，過不久也帶回家中（還帶著一個三歲的孩子，是女子前夫所生）。這女子名叫潘菊香，出身極苦，後來我們都叫她「姆娘」。這姆娘與父親的結合，純屬私奔，她原夫來索妻，經過茶店裡吃品茶（民間的評理、調解方式），最後的定案是由父親出若干賠償費，負責三歲的小孩成人，而且只是「典租」八年，租期滿時送回原家。這種典妻制度，後來我在柔石的作品《為奴隸的母親》中看到過，其實在我們杭嘉湖一帶也頗流行。一年後，姆娘生下了我弟弟天根（帶來的男孩已不幸暴死），她更死心塌地的住下了，等不到八年租借期滿，人民解放了，婦女解放了，封建的典妻制度隨之廢除，而且姆娘成了土改積極分子、婦女主任、縣人民代表了——這已是後話。

母親按協定送二姐和父親、姆娘他們過活，帶著我與沈君在離家半里地的梁氏灣西段一戶農家租屋住（同屬長子村的另一個自然村）。這段經歷，我多年以後（臨近晚年），以紀實文學的形式寫在《國亂與家難》，入選在一部《戰火中的孩子》的書里，以中日兩種文字同時在中日兩國發行。這也是後話了。

六歲、七歲（1939—1940年）

姆娘帶來的男孩突然急病不幸暴死（似是爆髮型腦膜炎），姆娘傷心之極，二姐也陪著傷心。幸而一年之後，生下了我的異母弟弟季天根（季天根在解放後公社化時期在任大隊黨支部書記時，因平整土地、科學種田奪高產聞名，出席全國科技大會，提至縣裡任縣委副書記兼任縣科委主任，在省里掛名省科委副主任、省「人大」常委委員、中共省委候補委員——對此我另有專題文章）。

我母子隨後父沈君，他為了跑生意便利，從梁氏灣遷至塘棲鎮王家白地租屋居住。其間，父親曾來塘棲探望過我們，為顧全大家的面子，在同一大屋裡的鄰居們當中，只能以「大舅父」相認。父親是因病負債前來借貸的（當然無法實現）。他同時告知，他因腳背上生了中醫稱為「蟹殼疔」的爛瘡，沒錢治，只能硬挺，做不成小生意，坐吃家空，萬不得已而將二姐賣給了臨平鎮上一戶人家做了使女。母親感到憤怒、吃驚，最後只能嘆息。

八歲（1941年）

母親專程去探望在逃難途中送人的大姐，大姐錯怪母親狠心，躲避不理。母親傷心之極。

母親搭乘小船去星橋賈家村的娘家，沿河經過臨平鎮的迴龍橋，與在橋墩洗套鞋的二姐意外相遇。二姐哭得渾身發抖，母親如萬箭穿心，胸痛欲裂。母女三人的這場遭遇，我在八十年代寫入了《柴房長談》（後改《金玉良言》）。

母親在星橋賈家村木橋頭娘家，徵得族中叔叔們（她是長房長女）和堂弟們的同意，將我送進族中主辦的私塾讀書。我在未讀書時，只用名而不必有姓，到了上學就得用全稱，顧及我已隨沈君過日，若不姓沈，就會在外人面前暴露出「拖油瓶」的不光彩的尷尬身份——這在舊社會是奇恥大辱的名稱，因而從此我棄季姓為沈姓，「沈虎根」成了我的全稱。半年中讀完了《百家姓》、半本《三字經》。後因外公家的這位六指教書先生改行做生意，陳家找不到教私塾的先生，私塾從此停辦。母親執迷於私塾，認為讀「洋書」（學校）時間多用在唱唱跳跳跑跑（文體活動），我們家窮耗不起。於是又把我送到居住的塘棲王家白地很近的思古橋頭任先生辦的私塾讀書，我是插班生，根據我已上過半年私塾，就開篇讀《千字文》。腿殘的任先生教書頗有名望，只是他有個二流子的弟弟常來敲詐索錢，欺侮他的兄長是個殘疾人又有正常的收入。我只讀了兩個月不到，有一次先生的二流子的弟弟竟為敲詐不到錢而大鬧學堂、對任先生大打出手，一屋子孩子逃散，學堂也就從此停辦。不到一年我第二次失了學。

母親自從看過大姐羽鳳、撞見過二姐彩鳳，回來後精神有些異常。又見我失學荒廢在家，出山無望（既無寸土，又無片瓦），憂思之中終於患上了狂疾。發狂中母親竟冤枉同院原本親似姐妹的一位寡婦（二嫂）與沈君私通，受到對方婆媳的強烈反抗，鄰里矛盾日越激化，日子不得安寧。因沈君要常年在外跑生意，由小舅父去經過交涉把大姐羽鳳領回照看母親。娘兒姐弟三人又由小舅父主張，搬遷到離王家白地較遠的南橫頭（現稱「南市街」）沿街租下一樓一底居住。這段經歷，後來在《我這一家人》中寫得很悲傷的。在這裡的好處，我在鄰里染坊店的大齡學徒幫助下，接觸了以古代演義為內容的連環畫。此後我和大姐與連環畫結上了緣，從這裡找到了童年的樂趣，開拓了一個新的生活世界。而且還在那大齡學徒對連環畫腳本的文字講解中識了不少字，久而久之，我「無師自通」地增加了識字量。

九歲（1942年）

母親發狂時無常的行為使我們很恐懼，她會在半夜裡到門前的河埠洗足，姐弟倆要使勁拉她回屋；大白天她會翻出所存蠟燭，繞床點燃，觀看著、大笑著，又不准我們吹滅，姐弟倆只能守著防止火災……這段時間只有小舅父來探望一下；做生意跑遠的後父沈君託人帶來鹹肉條和零花錢，可以買白菜和茭白過日子。

母親在我們姐弟照料下，不經治療，僅憑每日在染坊店曬染布的廣場上朦朦朧朧地曬冬天的暖陽，奇蹟般地康復了，胃口大開，體重大增，竟好於往常。沈君回家見狀深感意外。他對大姐照料病人的細心與能力，有了好感，提出做他與山裡原妻生的大兒子做媳婦。母親提出的條件是：把身陷火坑的二姐贖回來，同時設法讓我繼續上學讀書。沈君原先對母親說是家中之妻已故，當然也無孩子，事成之後既有妻又有兒，自知理虧，所以兩個條件一口答應。

於是大姐和我住到了沈君的家鄉——武康縣廟前鄉金雞灣村的大媽媽（沈君原妻）家住下。大姐飼養兩頭肉豬，準備養大賣錢成婚。山區養豬全靠喂野食，大姐有時帶著我去挑（挖）豬草，比我年長六歲的她有感於自己身世與哀怨悲切的越劇發生著共鳴（時稱「女子紹興文戲」），她挖草時邊唱邊淌淚，我也跟著唱跟著淌淚——這時的越劇唱詞成了我們姐弟宣洩情感的方式。我和沈君的二兒子沈士法上村校讀二年級。村小學由村上田家兄弟二人承辦（其中一人校長兼教員），學校辦得別開生面，文體活動增加了讀書興趣，我與士法期終考試都在一、二名之間，加上全勤獎，學費、學雜費全免。尤其我的全勤獎得來不易，瘧疾三日兩頭髮作，也硬挺，堅持不缺一課；冬季的山區特別寒冷，凍瘡潰爛苦不堪言，但是讀書的熱情不退。一年多的時間，金雞灣的淳樸的風土人情、山山水水的自然美境滋養了我，給了我童年的美妙靈氣，若干年後（青年時）使我寫出了《小辮子哥和我》的短篇小說。以及《我這一家人》中的讀書情景。再說那時，到了這年年底，我隨大姐與姐夫沈卯法到塘棲母親與沈君的新的住處，參加了大姐他們的婚禮後，就不再回金雞灣，原因之一是與沈君原妻的關係情理之中地難於協調，原因之二是我必須立即治療長期纏身的頑性瘧疾。

十歲（1943年）

沈君做毛竹中間商，要跑上家山民和下家開竹行的商界，居住流動性大。我又跟隨母親、沈君遷居到臨平西大街的「雨花房頭」（俗家和尚的住所）。租住當家和尚出租的牆門院內的平屋，與此同時，我二姐也回到了母親身邊。在這裡的時刻，我們娘兒三，常因感到寄人籬下、前途渺茫，三人合抱著痛哭，然後揩乾眼淚，不讓外人知曉。我從小就有了這種濃重的凄涼情懷和人生的危機感。

母親為避免沈君同時負擔我們三人，將我暫時安排到生父家鄉長子村上學，晚上與改嫁在同村的祖母同睡。其間我與祖母的一次交談，我終生難忘：她問我，住在娘這邊好，還是爸這邊好？我說都不好，見了娘就見不到爸，見了爸就見不到娘。祖母含著淚誇我懂事了。不久因這裡的村校年級太低，教員的水平太差；加上父親是失地農民，靠一副貨郎擔養活全家四人實在太難，何況按協定我應該由沈君扶養的，於是，我又回到了母親身邊。母親的精神壓力無法減輕。

不久，全家遷居到臨平東大街原育嬰堂的舊屋租住。正好隔壁有臨平中心小學的分部可以上學。二姐上了一年級班，我為了貪快，從二年級跳到了四年級春季班。我跳級後，語文課不成問題，可是算數課怎麼也跟不上了，幾乎要被班主任退回到三年級。後來我趁這位女老師請產假換了代課老師馬虎過去的機會，經過發奮努力（和一同學結伴星期日去野外互相複習），到了期終考了全班第四名——我在金雞灣是考第一名的人，這第四名算是考差了。通情達理的母親卻大聲地說：「跳了一個年級還考了第四名，小人爭氣啊。」

這個小學分部不設四年級秋季班，這個班歸入瓶山頭的學校總部設置。於是我又轉了校。四年級的秋季班（初小第八冊），已經有了古文課，聽老師講解戰國時期晉國介子堆故事的課文，覺得很有樂趣，更覺著讀書真好。不料，上完了介子堆的課文後，因沈君不屈服於日本人和漢奸的敲詐，必須迅速結束臨平的生意來往，離開這個是非之地。實際是逃離臨平。母親隨沈君帶著大姐、大姐夫逃離臨平時，將我與二姐送往莫干山區域的梅皋塢潘桂昌伯伯的家裡。潘伯和沈君是結義兄弟，為人正直講義氣；潘嬸和我母親親如姐妹。然而於我而言，已是第三次失學，而且是最後一次失學。我的學歷是初小沒有畢業，也沒有任何文憑。

十一歲（1944年）

我與二姐彩鳳在梅皋塢潘伯家定居時，沈君的二兒子士法弟（小我一歲，故稱其弟）也從幾里外隔山的金雞灣老家趕來同住。三個少年靠山外的母親捎錢來買米生活，錢不夠開支或有時接濟不上，我與士法每天趕早從山上砍一支毛竹，跟隨當地山民翻過一座高高的勞嶺去二十五華里的三橋埠收購毛竹的行家換錢，然後買了六穀粉、食鹽回家，若有零錢多餘就買三個油光桃子，我倆各一個，捎一個回去給二姐。我們三個小夥伴相處得很好，尤其是士法弟，和我們姐弟並無血緣關係，但我們都沒有因此而生分。士法是山裡孩子，個子高力氣大，從小勞動，懂得勞作技能，如怎麼砍竹、怎麼背下山、怎麼找冬筍掘冬筍。山外的塘棲、臨平是被日本鬼子佔領的淪陷區，而這裡是國民黨統治的薄弱地區，所以有時也會有新四軍游擊隊或新四軍的正規隊伍出現，戰士們的親民，給我留下了初步的非常良好的印象。

十二歲（1945年）

沈君在三橋埠開設個體竹行，起名「萬隆」，收購山民散戶的毛竹、毛料（竹枝）、小竹，集成後紮成一帖一帖的竹筏，由水路放到平原的水陸碼頭中小城鎮，批發給下家竹行設的門店零售。他長年跑碼頭，認識了一批固定的客戶。他的長子，即是我的大姐夫，初中畢業，成了收購、記賬的一把手；大姐和母親打理家務，忙於茶水和飯餐招待上家的山民和下家的客戶。日子有了一些生氣。母親就把在梅皋塢山嶴的我們姐弟和士法三人接回三橋埠。可是這樣一來成了七口之家，沈君感到不勝負擔；再加上每天接待客戶，屋內人一多活動空間狹小，不勝其煩。母親看出來了。可是我們又偏不懂事，和二姐兩人吵著要去報名讀書，吵過分了，挨了母親的打，母親打過之後又抱著我們哭。其實我們已不是讀不讀書的問題，而是能不能呆下去的事。母親認為，她身面上一共三個人，大姐已成為沈君的兒媳，且已在操勞家務，只是二姐與我是吃乾飯的，二姐是女孩受歧視難於打發，我是男孩好打發，於是母親就把我打發到星橋賈家村木橋頭小舅父家中寄養（實為寄食）。

在賈家村，我這個城鎮生活的孩子參加小舅父的農業勞動，只能起到體能的鍛煉和常識的體驗，母親能支付的私房錢也是極為有限的，多半靠著小舅父、小舅母負擔。小舅父陳容泉一家對我有恩，小舅父死得早，我不及回報，在我中年時期，從他聰明善良的視角出發，寫了一篇《不經雕刻的白玉》，作為我永久紀念的同時，也廣泛流向了社會；他的遺孀（小舅母）和女兒，我也一直不忘關照。我在賈家村木橋頭的這段生活，時間雖不長卻給我留下了深刻的記憶：充滿情趣的田野風光、純樸的風土人情，特別是幾家舅父母們、幾家堂外公外婆、堂舅父舅媽們，對我這個寄食的孩子的關愛，使我終生難忘。當我從事文學創作後，寫的短篇小說《新米飯》，基本取材於賈家村木橋頭，裡面有我小舅父小舅媽的身影，但作為表達陳家一族的長輩們對我的恩情，只能算是「掛一漏萬」了。

十三歲（1946年）

日本鬼子投降的第二年開春，二姐奉母親之命，到舅舅家來領我回去，說是孩子到了學本領、自己掙飯吃的時候了，窮人家的孩子耽誤不起。回到三橋埠後，我和士法分頭去當了學徒。我去山區小街筏頭宣姓的雜貨鋪，士法去水鄉平原的嘉善縣王店鎮的毛竹行。這兩家老闆都是沈君生意場上的朋友，見了面都稱兄道弟的，不過心照不宣的都是利益關係。我的宣老闆雇有家務女傭、種田長工（老闆也有田地），但店裡只有他兒子和我兩人，真是街小店也小。宣老闆在朋友圈裡的名聲頗差，有個「光脫皮」的綽號（「赤白黨」的意思），比如賭博他慣於作弊（有一套技巧），慣於吹牛騙人，玩了女人在花銷上還揩女人的油用女人的錢，向人借了錢只借不還，等等。也正是出於這種骯髒心裡，快到解放的新中國前夕，他還「趕末班車」去參加反動組織，接受國民黨的一張《委任狀》，只因時間短促尚未犯有罪行，但還是免不了勞動改造。不過這已是後話。

宣老闆口頭上稱我母親為「弟妹」（他和沈君是拜兄弟），但對我並不怎麼優待。他對我的功夫是不打不罵，而是一味地哄著我幹活，不只店堂事務，還管抱小孩；管豬食——把豆腐作坊買的豆腐渣挑往翻過一座嶺，到他大老婆家喂那養著的幾頭豬；在離街不遠的地方還有幾畝田，為了不使長工耽誤農活，由我送飯、送點心……忙得團團轉，似一隻被抽打的陀螺。最要命的是抱那出生才幾個月的男孩，有個怪癖，要我懷抱他的同時，我的身子要有節奏的不停地碰撞牆壁才肯入睡，要不就醒就哭……再就是他對我隔天一次的打板子病不給治療，誆說，人在少年發作這種病會帶走潛伏著的各種病，將來就不生病、少生病——每當我把街里豆腐作坊買到的豆腐渣，作為豬食翻山越嶺挑往老闆大老婆住家的途中，正逢我每天打板子的時刻，夏天太陽當空我卻冷得難熬發抖，就在太陽曬熱的水坑裡浸泡取暖。山頂有個「五聖堂」傳說宋朝時金兵追拿小康王，康王逃至五個砍山柴的農夫這裡求助，農夫把自己的衣服給他披上裝作他們的同夥，金兵將領追至問農夫們可曾見到有人逃跑？農夫們指了一個方向，等一伙人追去，康王就從另一方面逃脫，那伙人追不見人回過頭來看這裡少了一個人，就把五個人全殺了。人們感恩這五個人救了本國的皇帝，就把這五個人奉為聖人，塑成五個菩薩，享受人間香火。「五聖堂」之所以都設立在路邊，也表示著為路人降福的意思。為這，我每次經過，就合掌下拜，虔誠地吶吶口念：「五聖菩薩啊，你們救過前朝皇帝，今朝也救救我這個苦命的孩子吧。救我不病死，保佑我脫離苦海，保佑我將來出山，到了那時我必定重修廟亭、重塑金身……」然而最實際的卻是打板子時，把光著的身子蹲在熱水坑裡，直到身子發燒時再爬出坑來。

我在這裡深山嶴里的小街小店，根本沒有學到任何掙飯吃的技藝，所謂技藝，宣老闆一言以蔽之：「種田靠天，做生意靠騙」，沒有什麼可學的。但卻十分偶然翻到了話本小說《水滸》。在炎夏的中午，老闆全家午睡，只留我一人守店櫃，使我有機會看完了半部《水滸》。這是我頭一次看話本小說，卻是殘缺的半部，當看到李逵和張順水戰時便沒有了下文。這使我長期懷有讀完全書的渴望。

宣老闆對種田長工、做飯女傭從不付工錢，長工不幹跑了，女傭因丈夫被國民黨抽了丁，無依無靠只能呆著，而對我這個學徒小氣得連理髮錢也不肯給，裝作看不見。店對面有個小理髮店的老伯看不下去了，就說：「小阿弟，我替你白剃一次，看老闆怎麼樣」，不料老闆仍無動於衷。就這樣，這位剃頭老伯就堅持每兩個月給我白剃一次頭髮。老伯年歲大、手腳不便，常要剃開頭皮，但他人好，我願意，而令我特別開心的是，老伯在剃頭的同時還會講「大頭天話」（民間故事）和一個接一個的笑話。解放後，在我剛調入杭州的《浙江工人報》後，曾去筏頭街看望這位蓄著山羊鬍子的瘦小老人（姓名不詳），老人卻沒了蹤影，向周邊的人打聽，誰也說不上來，感到十分遺憾。過了若干年，筏頭街被戴河口水庫沉沒，原址不復存在。對此，我總因不及報恩而遺恨不已，直到後來我根據他的形象，寫下了《我和阿同師傅》一文，表達了對他的感恩，才得於釋懷（發表於1990年第一期《兒童時代》）。

在抗日戰爭勝利後的第一年，又逢蔣介石六十壽慶，祝壽的宣傳聲勢擴到了這個山鄉小街。而引起人們關注的是：政府體諒百姓八年之苦，特為發放一批慰勞品。每戶出一人去指定場所排隊領取。本戶的排隊當然非我莫屬了。其實，凡值錢的美式軍大衣、軍被子（美國軍隊援助的剩餘物資）早已被鄉保長以至更上面轉手的人員層層瓜分了，輪到排隊領取只是一些小物件了。我不要毛巾、手套、牙膏、肥皂，選定了一聽克寧奶粉，還按了手指印。偽保長見我選定奶粉，大聲說：「這小人聰明，正適合你童子癆補身子！」我不是童子癆，但身子虛弱已很自怕，確實需要營養，據說克寧奶粉是美國的名牌，只有大城市的富家孩子才吃得起。我認為老闆我不發一點零花錢，更無月規錢，這奶粉應該歸我了。誰知，到了店裡宣老闆要我交出來，他說：「你是吃店裡飯，替店裡辦事呀！」老闆娘說：「你是師兄，怎麼能與小毛頭的師弟奪奶粉吃呢？」我雙手呈上時哭了。不料，第二天早上，老闆娘在罵人，好似罵給我聽的：「還給你吧，還哭呢，東西在後門口！」我去後門口的地上一看，見那開口的罐頭奶粉已結成硬塊——天知道是何年何月的過期食品了！這和我在以後第三次學徒的看《大公報》連載張樂平的《三毛流浪記》與三毛的遭遇十分相似，所以很共鳴。

由於勞累、體弱，鼻孔屢屢出血，經常尿床，又招來他家人的譏笑，使我無地自容，備受屈辱。

我比士法弟更不幸的是，我的學徒不到一年就首告失敗。因為老闆的心思不在生意上，在筏頭街生意做不好，遷到了上柏鎮改成小南貨店，也做不好。店裡只我和老闆大兒子兩人，他大兒子常回筏頭探家，經常剩我一人。這裡給我唯一的收穫，就是隔壁店裡有個大齡學徒晚上來教我唱京戲，教會了我《追韓信》中蕭何的唱詞和《甘露寺》喬太師唱詞、《空城計》諸葛亮唱詞，當然是極不規範極不和調的，只是背台詞而已，但在當時覺得是苦中得樂，從此也愛上了京劇甚於越劇。不久宣老闆又勾搭了一名做中醫的女醫生（靠吹牛欺騙上手），店就撒手不管，接著就倒閉。我挑著自己的行李，從上柏步行經武康回到了三橋埠，背負了一個「回湯豆腐乾」的辱名。母親為了沖淡、掩飾我的窘迫與尷尬，特意在眾人面前誇我小小年紀懂得從上柏步行回家。

十四歲（1947年）

早春二月初二的百花生日，我進入了離母親住處僅四間門面的一家俞姓小開間門面的南北貨店當學徒。母親以為距離近，平日可以照看一二。豈知反而壞事。這家店規模小，沒有別的職工，就是老闆夫婦、少東家夫婦，加上我這個新進的學徒，總共只五個人，小業主而已。老闆為人老實，老闆娘刁，少東家為人兇殘，小老闆娘嬌。店裡的一切都由老闆娘和少東家作主。少東家（我稱他「師兄」）年輕氣盛、性格火爆，他那漂亮的妻子是拜了一名鄉間的土匪頭子做乾爹，靠惡勢力強搶來的，這事許多人都知道。我遇上了這個少東家，算是倒霉透了。

少東家在我進店一開始就給了我下馬威。老闆一家和我住宿的布局是，老闆夫婦宿在店裡（樓上），少東家夫婦和我宿在貨棧又兼灶間又兼住房的老屋裡。這少東家有夜出遊玩的習慣，玩夠了深夜歸宿就得由我起床開門。頭一次我睡沉了，沒有聽到他的敲門聲，由他妻子給開了門，我頭一次遭了打，他罵：「規矩懂不？學生子這樣死睡，賊骨頭進來，棧房裡東西偷光了，找誰去？！」我自知理虧，第二天我就不敢睡，直等他一敲門，迅速跳下床鋪去開了門，誰知他火冒三丈連刮我兩個耳光。我不服地反抗：「我不是沒有耽誤嗎？！」他吼著說：「還說沒有耽誤，弄不好就是個大耽誤！我只叫喚了一聲，你不問一聲誰就來開門，要是土匪上門你也這樣快放進來？規矩懂不懂，做學生子的夜裡開門一定要先問清了再開門！」我剛進店還不怎麼怕他，嘟囔了一句：「這規矩你不早說，我會懂嗎？」

我在俞姓小店的學徒生涯，記憶最深的有三件事。一件，我和少東家夫婦同睡一屋，某個雨天少東家出門，罵罵咧咧要我找傘，我慌亂中在屋角找傘，遭到毒蛇襲擊，手背頃刻紅腫並向上延伸、心跳加劇，幸得母親在旁人指點下，找來南廟的老乞丐用嘴把蛇牙吮出，再用草藥救治脫險；再一件，是少東家養了一條狗，這狗在夜裡吵著要戶外小便，每被少東家罵醒替它開門，還得守著它回屋再關門，半夜裡凍得我身子發抖……我恨透了它，在一個白天把這小狗拋進了池塘里，不想它會游泳，從塘那頭上岸了，這次我被狠狠打了一頓；第三件，氣候已進入夏季，我鋪位上的撐蚊帳的竹竿碰傷了師嫂的額角（是她自己碰上去的），這少東家強令我撤去蚊帳，使我通夜受到蚊子攻擊，陷於拍蚊、抓癢，不得安寧……我每天要把灶間里的小水缸挑滿水，這缸水除了供做飯、燒茶水，還得供店裡出售的醬油、燒酒里滲水做假之用，因此延誤不得。我力氣小不能用大擔桶，只能用一對小鉛桶，但由於夜裡缺眠少睡，幾趟來返，最後竟在池塘邊暈了過去，等我醒來時，發覺上空的烏鴉在叫，我感到很恐怖，後怕我暈倒時跌入塘里，後怕暈倒時被烏鴉啄傷。我在這個陰沉沉的曠野里大哭起來……

這俞姓南北貨店，實際當家人不是不善言語的老闆——即我名義上的先生，而是同樣年過五旬的老闆娘即我師母。她覺得店面和我母親的住處在同條街，只相隔四間門面，低頭不見抬頭見，何況我後父的山貨代理商，交往的上家山民和下家客戶常在她店裡購物，若兩家關係不好，也會影響到店裡的生意。因此她多次規勸兒子：有話好好說，不要蠻七蠻八的罵人打人，「打狗要看主人面」，對待小的要顧全老的。可是少東家脾氣難改，任怎麼說總是老方一帖。老闆娘師母阻止不了兒子的行為，就特為設了一個「局」。在一個早上，她與少東家夫婦揚言不見了鈔票，三個人東找西尋的折騰了一陣，突然在我枕頭底下翻出來了！我嚇得目瞪口呆。少東家叫喊：正是「野賊可防，家賊難擋！」少東家媳婦說：「人小膽子大呢」。師母一把推開少東家，又示意兒媳勸兒子離開現場，說：「你倆都走，歸我來處理」。在少東家夫婦離去，她輕言輕語地說，你也不要辯了，鈔票在你枕頭底下，再講也講不清了，傳出去總歸是丑了，我看這樣吧，念你年幼，又是初犯，今後只要用心做活，特別是師兄對你發脾氣，你要包涵點，不要對家裡人說，常言道「大事可化小，小事可化無」……我被嚇蒙了，以為這樣說算「開恩」了。我下意識地點著頭，答應了這個「條約」。當我徹底清醒過來，明白了他們的這一損招是為了封我的口，但因我明白這個「賊名」對於一個學徒前途的份量，對於家人的打擊，因此依從著，凡在街上、河埠遇到母親、姐姐他們問到我情況，我都不敢實言受到虐待，成了「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

要說我學徒離家近反而壞事，是因性生兇殘的少東家打我、罵我的響動儘管我自己瞞住不說，往往瞞不過母親的耳朵，街坊鄰居也會傳言，有時她從店門口走過會親眼看見。少東家教我學本領，兩人包一包花生米，甩到櫃檯那一頭，他的好好的，我包的散架了；用厚草紙各包五隻皮蛋，他的一包四角繞起，我的卻繞不起來。每表演一次我就要挨打一次。他從小在娘舅店裡學徒三年，三年學成的手藝要我在三天學會，乃是顯擺威風，借口欺人罷了。他罵我「天下第一笨蛋！」母親心疼兒子的受苦，不滿少東家的過分。有一次少東家對我施暴時（劈臉面耳光），被她撞見趕上去爭吵，少東家越發發飆，說：「吃我一碗（飯），由我監管！」，母親大怒：「寧可餓死，也不吃你的狗碗！」負氣當場把我領回。於是我第二次學徒宣告失敗，這一次時間不滿四個月。在那個社會裡，當學徒中途回家是十分可恥的事，是人生之大忌，不論是有客觀原因或錯不在學徒一方，都要背負一個極不光彩的名稱——「回湯豆腐乾」。我連續兩次做了「回湯豆腐乾」，加上我還有一個奇恥大辱的身份「拖油瓶」（跟著母親改嫁便有此名），我在三橋是呆不下去了。別的不說，遇到我和別的孩子吵嘴，對方就會用這兩個名稱丑我，作為我致命軟肋來攻擊，不要說我受不了，母親更受不了。每遇這種情況，必是母親先趕去和人爭吵，在後也打我，接著她又後悔不該打我，相擁痛哭一場。

我已不能與本街的孩子們為伍作伴，唯一的一份樂趣是用我在荒山砍柴賣了的錢托船上夥計在外碼頭賣了一套《水滸傳》——這書我在第一次學徒時偶爾看過，但只是殘缺的半部，買了全套實現了渴望。當航船的夥計將一套《水滸》交到我手裡時，不意被後父沈君撞見，他譏諷地說：「狀元公，讀大書了，這套書很便宜的，要不了你半個月的飯錢！」我嚇得如做了件很大的虧心事，做不得聲。沈君對我的沉迷於書，總是看不順眼，老是鼻子里打哼。

在無奈之下，母親又只得把我送往父親那裡避風頭。她明知這不是長久之計，她說「窮人吃蘿蔔，剝一段吃一段；苦命人過日子，過一天算一天；運氣不好的人，走一步看一步。」

家鄉長子村的農家孩子到了我這個年齡段，都要割羊草、挑魚草，有活可干；而我父親沒有一分土地，他與姆娘（潘母）做的小生意——沿村挨戶收購廢罐頭，敲打成小煤油燈去集市擺地攤出售——我幫不上忙。我成了吃白飯的閑人。每天晚上，照例回到祖母的夫家與祖母同睡不乏樂趣，但在大白天就感到十分無聊。姆娘同情我的遭遇，也知道母親不會甘心我老是呆在這裡，所以對我很照顧，要我管牢弟弟天根不要去河裡玩水，囑咐我不要去參加孩子群里的賭博。

長子村由多個自然村組成，離我們李家壩自然村最近處有座四個和尚的小寺廟，叫「西雲寺」。寺廟雖小卻常有佛事活動，參加者多半是一些出嫁了的婦女。姆娘（潘母）經常參加的是「拜血污懺」，是為求得婦女做產時獲得菩薩保佑免遭「血光之災」（舊社會產婦死亡率驚人）。由於這個活動，未成年的孩子可以當替班，姆娘要幫父親幹活，就派我做了她的替班。這對我來說，既可解除無聊，還可以放開肚皮吃一餐鹹菜燒老豆腐的午餐。活動的儀式是和尚在上面吟唱佛經的詞句，我們跪在下面按節奏叩頭。其實所謂的「經」呀、「懺」呀的乃是一些勸人為善的因果報緣的說唱故事，如《目蓮救母》、《搶奪生死牌》等，與我最早看到的越劇（時稱「紹興女子文戲」）唱本《趙五娘》、《玉蜻蜓》、《何文秀》等相類似，其中就有《六月雪》一類平冤昭雪的包公戲的內容。從和尚鼻孔里出聲的吟唱，既悅耳又令人昏昏欲睡。就在這種場合，我有幸結識了寺里一位藏有整木箱舊小說的麻臉的青年和尚。在這之前，我已經愛看連環畫、越劇唱本，看過第一部小說《水滸》。但在麻子和尚這裡的存書可多了，我陸續借看了《西遊記》、《三國演義》、《隋唐演義》、《薛仁貴徵東》、《薛丁山征西》、《薛剛反唐》、《岳傳》、《大明英民烈傳》、《七俠五義》等等的演義小說。我從這裡解脫著少年的苦悶，也培養著讀書的樂趣。這些思想藝術高低不一的舊小說，是我一生與書結緣的起點。其中對我的世界觀的形成也有著高低、好壞不同的影響。人活在世上，這也是不可避免的吧。

果然，長子村雖是我的出生血地，卻並不是我的久留之地。母親顧及姆娘他們的經濟負擔，又把我帶往星橋賈家村木橋頭的小舅父家寄食。在這之前，小舅父曾去三橋幫助沈君的「萬隆」竹行幹活，因押運毛竹出車禍從卡車上跌下來，損失了滿口牙齒，傷愈後回家種田。小舅父與我母親的姐弟關係就是這般的不可分。我幹不了農活，只能幫小舅做些洛麻地上拔草之類的小生活，有時和小舅母去河邊摸些螺螄既當菜又當飯，更多的時間是臨摹一些戲畫來打發時光（種田又會做木匠的三外公喜歡這些畫。）在我的少年，賈家村木橋頭的陳氏家族五家外公多數已淪為平常農民（我外公是五兄弟中的老大，三房兒子均是下中農），但也有識字的人，當我在擱柵上繪畫時，找到了一本張恨水的《現代青年》和殘缺的線裝繡像《三國演義》——這《三國》即便半文白文的難懂，但聯想到先前看過的連環畫，倒也能知趣入味。我就這般的消磨著日子。母親覺著我不能荒廢今後過日子，還必須去當學徒，但這在三橋就近的小鎮小街就憑我負有兩次「回湯豆腐乾」的壞名聲，是不方便再找店家了。於是母親央求她娘家的堂兄陳容祖幫忙。她知道我這位阿祖堂舅在替臨平蘇家代收這一帶的地租，而蘇家又是新華藥房的股東，蘇股東早故之後其妻又成了該店當家老闆繆先生的相好，因此托阿祖舅舅推薦去當學徒必成。我母親是大房長女，阿祖舅是二房長子，兩房的經濟條件已不相等（大房最窮），但堂兄妹的關係一直很好。早年堂兄因家富有閑，熱衷於打鳥，成婚的那天他照舊出門不誤打鳥，不料鳥槍走火，沙彈打傷頭部，滿臉的鮮血。可是新娘花轎已經到了堂前，新郎卻無法出場，而拜堂是絕對不能延誤吉時的。喜娘提出，可以在本族選一位成年未出嫁的大姑娘代替新郎完成拜堂禮，而我母親是大房長女，年齡相當，是最合適的人選。於是在二伯母的懇求之下（急得差些要下跪），她竟答應了，黃花閨女做了一次臨時「新郎」……小舅父對母親說，你出面去向容祖懇求，諒來會答應幫忙的。果然，堂舅一口答應，而且一說即成。在臨行之前，母親從三橋趕過來，陪我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匆忙離去，臨到我送她上路，送了一陣她囑我迴轉，當我止步目送她時，她又三步一回頭的挪不動步，突然，她折轉身快步回來對我痛心疾首地高叫：「阿根，是做娘的對不起你，先後跟了兩個男人，做了醜事，還不能給兒子讀上書，明知當學徒是吃盡苦頭的，還幾次三番的把你往這條路上推……我，我枉在世上做人啊！」只見她神態異常，淚流滿面。我抱住了她發抖的身子傷心地說：「姆媽，我不怪你，讀不上書照樣做人。前兩次學徒是我不爭氣，這一次一定……」說時嘩嘩地淌淚。這個場景我一輩子不會忘記。曾幾何時，作家中有人好談「傷痕」，而我的「傷痕」就是這！

我又當上了西藥房的學徒。不過對以前的兩次學徒是要瞞著的，好在臨平離三橋的路遠，憑那時的信息是不可能知曉的。堂舅帶著我到臨平北大街新華藥房，向業師繆文達先生行跪拜禮的時間是1948年的端午節。

十五歲（1948年）

我因有兩次「回湯」的前科，給母親帶來身心的傷害，故而在新華藥房當學徒，鐵了心要堅持到底。因而做事小心在意，不怕苦不怕累，任勞任怨。這樣，首先得到我上面兩位師兄的好感，得到了他們的庇護與照料。老闆繆文達先生和我前兩次學徒的老闆有頗多的不同點：第一家宣老闆是一名浪蕩子，算不得正經的生意人；第二家俞姓父子、特別是主事的少東家是不經世面的小土財主，充斥著小人得志的猖狂與霸氣。而這位繆先生不同。第一他有文化，他讀了幾年私塾就自學新書，曾一度發奮憑自學而能用日文記《日記》，憑字典看懂英文原版書，還學習了世界語，算得上是一個的文化人；第二，他能接受新事物，他原本拜師學的中醫，但又覺得有局限，再向名西醫符士豐先生學西醫，與符士豐成了又師又友的關係。他在店堂後面的診室里坐診時，對病人既把脈又量體溫，診斷正確度高；開藥方時，既有中藥又另開西藥，中西藥並用，療效比較顯著。故而聲望頗高。可以說他是「中西醫結合」的最早的踐行者之一，要知道「新華藥房」的店名是他在解放前就採用了；第三，他嚮往潮流，熱愛新文藝的書籍。他除了藏有《三國演義》、《紅樓夢》、《水滸》、《西遊記》、《儒林外史》等古典名著，對於「五四」後新文藝的作品藏了不少，諸如魯迅、郭沫若、茅盾、郁達夫、曹禺、熊佛西、洪深、丁西林、蘇曼殊、葉鳳靈、宋之的、余上沅、夏衍，等等的作品集；外國文學有高爾基、蕭伯納、泰戈爾、安徒生、屠格涅夫、羅曼羅蘭等人的著作；還有《子愷漫畫》、《芥子園畫譜》，再如魯迅主編的成套的《奔流》、《語絲》等的雜誌……他但凡見到報紙上刊有新進作家的新書廣告，必開列書單，由從上海進藥品的俗名「老寧波」的老漢購買了來。他不一定都看，買了就藏起來，有這個愛好。因此他的住家有一個小間的藏書——我就是在命我替他整理晾曬這些圖書時，陸續帶到店裡偷著看，藉以解悶消愁。其中一套一百二十回商務印書館大型叢書「萬有文庫」道林紙版本的《水滸》，給我極大的享受。我接觸新文藝也是從這時開始的。

我看這些書，原本是為了尋找樂趣，謀求一個少年煩惱與苦悶的解脫。但當看了這些藏書就會產生種種莫名的感觸：看了《儒林外史》開頭的「楔子」一章，王冕的那種田園牧歌式的努力與自立、勤奮向上的精神，令我十分神往；對愛迪生、瓦特、富蘭克林等科學家的傳記讀物，也有著這種莫名的幻想——當然這一切純屬空想而已。感觸最深的要算魯迅的小說和田漢的戲劇，看後感到有股莫名的傷感。特別是魯迅的小說，那些底層的婦女形象中尤其是祥林嫂和單四嫂，彷彿是在寫包括我母親在內的一群人；感到少年潤土的形象有著我的影子，十分擔憂自己的下場！

總之，繆文達的這第三個特點——「愛書、藏書」，我是借了光的。再回頭來說繆先生，在當時這一萬多人口的小鎮上，算是出類拔萃的人物了。可是論及繆氏其人也相當複雜。那就是，第一，他在事業有成後就不思進取，對店裡的經營和自己的看家醫務漸漸地不再放在心上，沉溺於「酒、色」，有時喝得爛醉如泥便什麼都不顧了，平時行事懶散，往往病人上門找不到其人，使之失望而歸，更是拒絕遠程出診。特別使我不可理喻的，從我進店還不足三年的短時間裡，他從熱衷於買書，竟一反常態的要了附近一戶倒閉的門店，將我調撥過去設攤出售他的多數藏書！第二，自視清高，一面不滿蔣介石政權的腐敗，看不起國民黨的無能，會隨口罵，酒醉後更甚，但他又濫交朋友，這些朋友中有國民黨區級頭子和三青團的惡少、遊手好閒的黨棍，有騷人墨客兼專吃白食的清客……他不參與他們的任何事情，還會在背後罵他們，只是在無聊中形成的真正的「酒肉朋友」。這夥人常常是三三兩兩的更換著（有個別墨客閑人始終參與）的在店堂櫃檯外靠里圍著八仙桌胡吹、狂飲，往往是中午喝到深夜才罷，鬧到「一醉方休」。不止是三、五日一次而是「三日兩頭」。這些費用全由他開銷（歸大師兄從賬上支付），真是破財又傷身。也因為如此，他平日的大罵國民黨、地方當局並不當一回事。有一次他與姓唐的偽鎮長發生矛盾，對方放出消息，說繆某人是共黨地下分子，而姓陸的偽區長和他關係甚好，故而聽後生氣地說：「放屁，如果繆文達是共產黨，連我陸某也是的了！」給頂了回去。說到底，他只是算一個自由主義者而已。第三，他對藥房里只收未成年的學徒而不固定僱傭成年的職工，說明了他的精明。學徒是最廉價（無價）的勞動力，又可任意指派做最低下的事情，以至家務私事。而且整條北大街開門時間數他的店最長，晚上八、九點鐘還不許打烊，我們學徒睡眠不夠、精神不濟，有時要靠偷吃「疲倦丸」來提神。他最引起學徒私下議論並極度反感的是，在學徒好不容易將要熬滿三年即將滿師時，他會找機會打發走人，我上面的二師兄王家駒在滿師之際突然自己莫名「辭職」（有多種傳言）；大師兄是開門學徒，已經在管賬了，因他患上肺結核已有打發回家的跡象——這一狠招（損招）最使我們後面的學徒擔心與不能忍受。

十六歲（1949年）

這一年，我最傷心的是祖母的死。起先我從家鄉來臨平鎮里賣菜的船上同村人中聞知，祖母得了長年下不了床的肚瀉病。因我在藥房學徒，懂得點醫藥知識，料定祖母得的是慢性痢疾，我就用月規錢，在店裡購了一火柴盒的清腸排毒的「矽碳銀」藥片。誰知過了些日子，她竟託人帶了錢來。我知道，她不當家沒有錢，只靠替人家念家佛時才會有一點工夫錢……我手中接了來人捎來的錢，心裡有說不出的難過。過不多久，父親腋下挾了一條藍色的夾褲，是祖母為我自紡、自織、自染的冬裝，一清早進店對我凄蒼地說：「虎根，你娘娘沒了……」我立即淌淚不止，這是1949年頭上最寒冷的上午日子，我那慈愛而苦難的祖母沒能活到杭縣解放的那一天。在我一生中，骨肉親情最深、可謂刻骨銘心的摯愛，在長輩中一個是母親，再一個就是祖母。四十年後，我寫了一篇《天下最赤祖母心》表達我的思念之情。

這一年，正在繼續著中國人民解放軍的遼瀋、平津戰役和淮海戰役。蔣介石軍隊兵敗如山倒，國民黨政權在大陸面臨崩潰。隨著上一年蔣經國赴上海「打虎」失敗，「八一九」限價破產（主要生活商品的牌價限定在八月十九日的法令被衝破），物價飛漲、新幣金元券幾成廢紙，市場一片混亂。臨平鎮雖是小城鎮，但地處滬杭鐵路沿線，政治、經濟的反應十分敏感。從前線退下來的國民黨敗兵潮引發人們的不安，臨時新建的傷兵醫院進進出出的傷兵們對店家的騷擾令老闆們苦不堪言——一時間先後冒出幾支「七八條槍」的打著各種旗號的野雞部隊，不時向老闆們要錢要物，令他們膽戰心驚。這時的繆先生也身陷其中，每每遇到國民黨散兵強行索取價格昂貴的花柳病針葯，動不動就說：「沒有老子抗日剿匪，你這爿店早已共產完蛋了！」。有一次一名國民黨敗兵在柜上要了兩盒「六零六」藥針，說身邊沒有帶錢，老闆示意我跟著他去住處取錢，誰知我跟了一段路，他竟拔出手槍恐嚇，我嚇得拔腿逃回店裡。接二連三的遇有傷兵以高價強賣「扒耳朵」、「抓痒痒」之類的敲詐。繆先生顯得十分惱火，說：國民黨軍隊「打仗是飯桶，欺侮百姓是英雄」。有時還口吟：「特務橫行天亦泣，士兵失教國總凶」「兵如匪，匪似兵，長官造成」。他為了吐出一口怨氣，無奈之中就在我們學徒身上找知音，他向我們解說，前一句是柳亞子詩中的句子，後一句是京劇《明末遺恨》崇禎皇帝在落難中遭遇不認識他是皇帝的巡邏兵而受到敲詐後的唱詞。由於他往常老酒一喝，高談闊論，好評時事，那些圍著他吃白食的朋友，每每要他發表對時局發展的預測。這時，平日與他打交道不多的商界人士也常來向他打探，而且每每被他說中。比如「三大戰役」在進行時，國民黨吹得有什麼某某「王牌軍」「常勝將軍」，又什麼打一場「斯大林格勒保衛戰」，他就說：「吹牛，國民黨氣數已盡，就剩下吹牛的本事了」。連我們學徒也感到驚訝的是，早在上年年末與本年年頭，當上海《大公報》分批公布中共提出懲辦國民黨戰犯的名單，公布了第一批，他就能猜到第二批是哪些人；在前一批名單中如果沒有他認準的某某人，他就認為不應該漏了這個人，結果下一批名單中就出現了，八九不離十的被他猜中，故而老闆們都很佩服他。

就在杭州即將解放，解放臨平也在早晚時，他從店裡撤離值錢的貴重商品（貨架基本空了），人貨一起躲藏到鄉間去了。這時大師兄因病回家，年幼的師弟也去家，店裡只留下我一人看護。他的理由是：主要是國民黨潰退下來的敗兵和趁火打劫的土匪部隊；同時還認為共產黨上層人物都是有學問人，但不知那些下級幹部和不識字的士兵、有的還是剛剛從國民黨軍隊里改變過來的，在兵荒馬亂中將會是怎麼樣（殊不知即便是原國民黨的起義兵、投誠兵、以至俘虜兵，一經革命洪爐的鍛煉，絕大多數人會很快脫胎換骨，精神面貌為之一新）？他認為躲過這一陣，到共產黨江山坐定才會正常。

我對於解放軍即將到來，將會帶來何種情景，在認識上是十分模糊的，內心老擔心著再次失業怎麼辦？當店裡只剩了我一個人，到了夜裡，大門一關就很自由了。這時我就每個黃昏臨摹圖畫到深夜。我積有全套從香煙盒中獲得的《水滸》一零八將的圖像畫片，就一一地照著描繪。我的這個愛好是受了父親影響而學得的。之前我曾有兩次專心繪畫的舉動，一次是在梅皋塢為房東潘伯按照小人書繪了一堂俠義人物像，解放後我去探望他時，他說可惜沒有替你保存牢；另一次是住在這次學徒之前的賈家村為三外公家繪了一些，解放後三外公還保留了一副《回荊州》戲畫，我用新的年畫換回，使得這幅彩色顏料的《回荊州》一直陪伴我到晚年。這一次事後想來，我發憤繪《水滸》圖像似有發泄不平的潛意識在內——在我看來這些英武的《水滸》人物的臉上都呈現怒色。我把畫好的圖紙一一的用針別在蚊帳里（也只有這個天地完全屬於我的），自娛自樂，又覺著十分解氣。

我小舅父出於對我的關心，特地從星橋賈家村趕到店裡，對我說：你不過是一個學徒負得了這個責任嗎？他要我把店門一關，住到他家裡去。我說，老闆臨走時囑咐我留下，店裡只剩我一人，我是有責任的；再說，我是窮人，共產黨的軍隊多半是窮人，窮人對窮人諒來不會欺侮我，我不怕！小舅父覺著我人小膽子大，又說得在理，他就放心回去了。在我的潛意識裡，之前已有學徒兩次退回的前料，不能第三次了，因此必須堅守。歪打正著，事後老闆就認為我一個人守店有功，以至解放初能不干涉或少干涉我離開了店去參加社會活動。

臨平鎮的解放是一九四九年的五月四日，遲於杭州一天。那一天，先是來了一組工作隊形式的帶槍的幹部，對付由土匪搖身變成「維持秩序迎接解放軍」的所謂的「民主聯軍」，不費一槍一彈的下了他們的槍。地處北大街的新華藥房，店門關閉著，只將店堂裡間披屋的後門打開著，人從后街進出。這時，有一批又一批的解放軍從這后街行軍路過。當我看到有一批路過的解放軍戰士，在朝著我後門對面的高牆席地而坐休息著，有的用毛巾揩汗，有的用軍帽扇涼，我忽然想到地提了兩壺熱水請他們飲用，有戰士拿了洋鐵碗接了水喝。這時又有戰士問我：「小朋友，你是這店裡的小老闆嗎？」我說：「我不是小老闆，我是小學徒。」有人問：「小學徒是幹什麼的？」有人幫著那人解說：「是替老闆幹活的，和我們鄉里做小長工差不多。」他們幾個人幾乎是同時地說：「小弟弟，那你就要翻身了。」接著他們一聽哨子聲就起身開拔了。我不懂這「翻身」的真切內容，但我記得老人（父親）的話：「瞎子不怕天黑，窮人不怕地變，叫花子不怕人亂」，共產黨、解放軍來了不會對我不利，此刻我竟不自禁的從胸腔里發出一聲吼：

我要翻身了！

（作者：沈虎根。本文首發於激流網會刊《紅色年華》2017年第二期，如有轉載，請註明出處。責任編輯：盧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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