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詩亂談]唐代詩壇的雙峰並峙

　　轉帖一個，以作說明：　　　　 作者：心與身為仇 提交日期：2004-5-9 1:55:00 　　　　李杜比較論札記　　　　by 心與身為仇　　　　　　　　　　　　李杜比較論·導言　　　　　　　　導言：　　　　李白與杜甫不但是中國詩歌史上兩位星懸日月、高山仰止的偉大詩人，還是最為後世學者所關注的兩大學術課題。一千二百餘年的探研吟詠總括髮微，現在已經形成了「李學」和「杜學」兩個體大思深研究群體極為龐大的學科。李白杜甫兩人又常常被後人放在一起研究討論，這便是所謂的「李杜學」。　　　　李杜學有三大特點：1）歷史悠久。自二公未歿，對兩人的訾議與褒貶便出現了，在中唐，對李杜的研究討論便興盛起來，千二百年來綿延不絕。兩人的詩作也是流傳很早，大約在李杜尚未去世，他們的作品就已經被人廣泛收藏品評了。歷朝歷代，兩人的作品被後人抄纂刊刻不絕。2）名家輩出。對李杜的研究不但歷史悠久，而且很有深度，各個時期都有大家對李杜的作品發表評論或是編選成集，可以說唐代以降，數得上的大文豪文論家幾乎都對李杜有著一定的興趣，如元白、小李杜、韓柳、歐王蘇黃、陸遊、嚴羽、朱熹、元好問、楊維楨、前後七子、三袁、李贄、顧炎武、王夫之、黃宗羲、沈德潛、翁方綱、趙翼、王士禎、袁枚、金聖嘆……近代和當代李杜研究的隊伍中也頗有一些學術泰斗。總之，李杜學雖然討論很久，但是一直是名家濟濟，高論迭出。3）角度極廣。李杜學的研究不僅限於狹義文學領域，對兩人的研究常常涉及史學、哲學、美學眾多領域，對李杜的研究不但包括對兩人詩作的賞析，還有對兩人生平事迹的考證，對兩人思想乃至整個民族文化的辨析，而對兩人詩作的賞析更是角度非常之多，學者們從眾多角度切入李杜詩歌的研究，創造了豐碩而龐大的成果。　　　　面對如此豐碩而又龐雜的資料和成果，要做李杜比較的學問，則必須下很大的功夫，這裡借用一位學者評價《杜詩詳註》時所指出的特點：博採廣集而又不失己見。我們首先要對李杜研究的學術進展有一定的了解，其次要盡量多掌握資料，除了兩人的詩文集，還應該掌握一些重要的專著專論。同時，面對這些在很多方面都相交而又各有長短的論述，我們還應該多比較多思考，爭取從中提煉出自己的見解。　　　　在我們開始李杜比較論正文之前，我們先對上世紀李杜研究的概況做一個綜述——　　　　　　　　近一百年來李杜研究綜述：　　　　（參考文獻：詹福瑞《20世紀李白研究述略》、張忠綱、趙睿才《20世紀杜甫研究述評》、林繼中《百年杜甫研究回眸》、王輝斌《建國以來的李白研究述要》、段海蓉《建國以來，對杜甫研究的回顧、反思與展望》以及張忠綱等人著《中國新時期唐詩研究述評》）　　　　自古對李杜研究就不太平衡，對杜甫的研究一直重於對李白的研究。而在二十世紀，對李白的研究才堪與杜甫研究比肩。二十世紀李杜研究可以分為三個時期，上世紀初到四十年代末是第一階段，解放後到七十年代中後期是第二階段，新時期是第三階段。有的學者把解放後李杜研究分為三個時期，文革時期單獨成為了一個階段。我個人感覺解放後新時期以前的李杜研究雖然有起伏和反覆，但是總的思想趨向還是比較一致的，而且十年的中斷不是新成果新發現的誕生時期，獨立成一個階段意義並不大。　　　　總的說來，上世紀李杜研究主要有三大領域，一是作品的研究，包括編輯整理、賞析評論和推廣普及。二是對作家的研究，包括對兩人生平的考證，對兩人思想的辨析。三是對李杜的創作和影響的研究，從審美角度、文學史角度、接受論心理學等眾多角度進行了發微和總括。在三個階段中，三個領域的研究都有新發展新收穫。　　　　上世紀初中國思想界文學界受到了西方思潮的衝擊，「民主」與「科學」的啟蒙主義思潮鼓盪著人心。很多學者學貫中西，開始用新思路新方法來解讀傳統文化。這一時期對李杜作品的輯刊整理有相當的成果問世，而且很多學者在作品集序或前言中傳達了自己的現代的文學思想和見解。比如，很多學者剝去了杜甫身上的聖衣，把詩聖還原為「人」，提出了一些新觀點，像梁啟超的「情聖」說（梁啟超1922年在詩學研究會的演講《情聖杜甫》，首開以西方「真善美」為標準評杜詩的風氣，針對傳統道德標準第一的「詩聖」的提法，稱杜為「情聖」，認為是杜詩感情的豐富、真實、深刻，手法的熟練、鞭辟入裡，使杜甫在文學史上有著崇高的地位。他又稱杜為「寫實派」、「半寫實派」，認為杜詩價值最大者在能確實描寫出社會狀況，謳吟時代心理。他還指出杜詩寫情的藝術手法是：愈拶愈緊，愈轉愈深，或一句一意，或大開大合，能用極簡的語句包括無限的情緒。）、胡適的「表現人生」說（《白話文學史》中有專章論杜甫，系適之用「真善美」、「寫實主義」來分析、評價杜詩。藝術上，胡著還認為「問題詩」是杜甫的創體，其亂離中詩歌的藝術風格是：觀察細密，藝術愈真實，見解愈深沉，意境愈平實忠厚。）以及聞一多的「文學與良心」說等等。這個時期對李白的身世研究提出了很多新觀點，而深重的國難家難又使很多學者在對杜詩的研究過程中產生了共鳴。我個人感覺是，這個時期的學術研究成果並不算成熟穩重，太主觀，但是很有啟發性，理論也比較全面比較系統，為後者搭建了一個成型但還有廣闊發展空間的理論系統，能夠引領後世學術研究的潮流。　　　　第二個階段李杜研究明顯受到了政治的左右，學者們的研究雖然仍然沿襲了解放前的李杜研究的範疇和思路，但是在理論上有了明顯的新變，一些新思路比如「階級性」、「人民性」、「現實/浪漫主義」被用來指導和詮釋李杜研究。因此，這個時期孕育出了一些有趣的觀點，比如兩結合的觀點：革命的浪漫主義和革命的現實主義的結合，還有劉大傑《中國文學發展史》中的「儒法鬥爭論」，以及郭沫若《李白與杜甫》對杜甫的一些錯誤的階級分析論等等。這個時期的學術研究有一定的踏實而重要的學術成果，比如傅康生、蕭滌非的杜甫詩論和詹鍈、林庚、王運熙、王瑤等人的李白詩論；張元濟、葉嘉瑩等人的杜集整理和詹鍈、蘇仲翔的李集整理等等。但這個時期也充斥著幼稚化、機械化或者繁瑣化、政治化的理論和認識。　　　　第三個階段，也便是新時期的李杜研究是從對文革時期幾部作品的集中但也非常實事求是的批判開始的，並很快步入了正軌。這個時期的研究是解放後最繁榮、成果最豐碩的時期，這個時期的學術思想比較解放，學術隊伍也不斷壯大，專門的學會和期刊紛紛成立。我個人認為，這個時期對李杜研究的繁榮有幾個重要原因，一是長期的壓制促成的逆反，還有經濟大潮衝擊下形成的學術胡蘿蔔：以專著和論文為量化指標的學術成果直接關係到學者們的一些生活要素，此外還有科學技術的普及和資料的豐富和完善。　　　　新時期二十幾年，李白研究的著作出版了近百部，論文1700多篇，而杜甫研究的著作則超過一百部，論文接近3000篇。因為後面的論述還要分別概述新時期的李杜研究概況，所以這裡我們只是簡單地介紹了一下李杜研究的學術進程。　　　　劉躍進在他的《中古文學文獻學》一書的序中曾舉一例，給我印象頗深。近代的學術大師黃季剛先生曾因「遼東白豕病」的典故來訓誡那些閉門造車的學生，說的是遼東某人家中出現一頭白毛豬，便視為奇物而決定獻到京城邀賞，結果在路上他發現白毛的豬非常得多，只好默然折反。作者進一步指出，現在做學問應該避免把別人說過了的東西當作新創見提出來，應該多了解學術動態學術現狀而避免「遼東白豕病」的現象在自己身上重演，因此，此次李杜研究工作給我一個啟示，那便是要探研問題則必須先摸清該問題的學術歷史和進展。　　　　下面我們按照上世紀李杜研究的分野來展開我們的「李杜學」，先說李杜生平論。　　　　　　　　李杜比較論·李杜生平論　　　　 　　　　 （參考文獻：陶敏、李一飛《隋唐五代文學史料學》、張忠綱、趙睿才《20世紀杜甫研究述評》、《新、舊唐書本傳》、《杜詩詳註》及《李白集校注》所附錄文獻等等）　　　　 傅璇琮《唐代詩人叢考·前言》中曾引用丹納的《藝術哲學》的一段話：藝術家不是孤立的人，有一個比藝術家更廣大的總體，這便是他所屬的同時同地的藝術宗派或者藝術家家族。作者以這個例子引入對唐代詩人的社會生活進行考察的。誠然，對文學家生平的了解對於我們對文學作品的賞析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了解了詩歌創作的社會歷史背景和作者當時的心態、思想，對我們解詩是個極大的幫助。但是，因為千百年來有關作者們的生活資料內容的豐富、分布的廣泛和流傳的變異（《隋唐五代文學史料學》），使得對作者生平的了解變成了一門學問，這便是作家生平的考證學。　　　　 經過對李杜兩人生平的粗略了解，我對李杜生平的研究產生了一些認識，那便是，要真正探研作者生平，要盡量多佔有資料，並且在不斷地懷疑和甄別中做自己的判斷，一定要力爭避免主觀臆測、孤證強說、曲解誤解資料或盲目因襲舊說等等。比如，僅憑舊唐書一篇傳記來判斷作者的思想和生平似嫌不夠，這實在不能算是全面佔有資料，更別說新舊唐書本身還頗多錯漏。　　　　 因為精力和能力有限，本文只能概述一下關於李杜生平研究的一些重要問題，獨立而具體的考證工作暫待將來。　　　　　　　　 李白生平研究主要有四個主要方向：（一）家世；（二）行蹤與交遊；（三）出生地及生卒年；（四）政治活動。　　　　李白生平研究有三大原始資料，五大共識（都是從三篇資料得出的，這些所謂共識也一直受到一些後世學者的質疑和挑戰）。三篇資料：李陽冰《草堂集序》、魏顥的《李翰林集序》和范傳正的《李公新墓碑並序》（《李白集校注》p1780-p1791），是為所謂的「兩碑一序」。它們的共同點是：1）李白祖先是隴西成紀人（也就是說李白是李廣的後代）；2）白為涼武昭王九世孫；3）先世曾流徙西域；4）於中宗神龍年間遷回蜀中；5）對李白家世生平都記載模糊。雖然這幾點本身就非常可疑，甚至兩碑的可信度也遭到了學者們的強烈質疑，但是這些資料和李白的自述仍然是李白身世研究的基礎。　　　　有關李白的家世，大約有這麼幾個謎團：李白到底是漢人還是胡人，李白與李唐宗室的關係以及其父親的身份問題。李白鬍人說是三十年代提出來的，而陳寅恪、詹鍈和日本人松浦友久等人都持這種觀點。反對此說的學者也很多，比如曾著《李白家世之謎》的張書誠等人。儘管張著本身漏洞很多，但是李白鬍人說頗站不住腳，這可以從李白自幼受到的良好的漢文化教育和李白的自述判斷出來。當然，李白受到胡風浸染並且通蕃文是可以確定的，有文獻記載李白在朝中解讀突厥文，可以為證。有關李白與李唐宗室的關係探討的很有意思，但這不是本文主要內容，從略。　　　　說到李白父親的身份便自然引到了李白漫遊的經濟來源問題，也就涉及到了李白的行蹤與交遊問題。目前對李白父親名分的推測主要有四種說法，其中最有影響的應該是商人說和俠客說。四個說法都遭到了強烈質疑，目前仍無定論。商人說似乎可以解釋李白的經濟來源，陳寅恪、郭沫若都持此說，但是經眾多學者考證，李白的經濟來源似乎更可能來自朋友的資助和隨時隨地一些稿費收入。裴斐的《李白十論》有專章研討。　　　　李白的交遊行蹤問題還包括李白的出入四川問題、出入長安問題、東魯居家問題以及和當時的重要詩人交遊的問題等等，不再贅述。　　　　李白出生地主要有兩種看法，一是內地（包括蜀中和長安）說，二是西域（包括碎葉、條支、焉耆）說。陳寅恪、郭沫若、余恕誠等人都支持西域說，郭沫若甚至分辨了一下新疆碎葉和中亞碎葉等等。而安旗、劉開揚、蔣志、裴斐等人則論證了李白內地出生說，兩相比較，還是後者更可信一些。李白生卒年爭議不大，701-762的說法基本成為定論，有些學者提出的質疑也不太容易站住腳。　　　　有關李白的政治活動則比較繁瑣，而且牽涉到了很多方面，本文將在補論中對一些具體問題進行細論，如「李白從璘」的問題。　　　　杜甫生平研究爭論不比李白研究熱烈，自從聞一多《少陵先生年譜會箋》出現之後，學者們又作了杜甫的年譜和評傳以及幾十篇論文進行了討論，多數是對前人認識的補充和訂正。杜甫生平研究方向大約與李白研究同，其中卒地、死因和墓地位置則是最為難解的疑題。杜甫卒地向有耒陽、潭岳兩說，後來又派生出好幾種說法。關於死因，本來有三說，後來居然又深入到生理學病理學領域，新提出了很多說法，這裡就不一一蠡舉了。　　　　　　　　總的說來，李杜生平，疑難多，資料多，而資料和疑難之間矛盾多差異大。歷代文學家生平研究之熱，李杜研究應該排在前列了。　　　　　　　　李杜比較論·李杜思想論　　　　　　　　 （參考文獻：羅宗強《隋唐五代文學思想史》、《李杜論略》、蕭滌非《杜甫研究》、燕白《簡論李白和杜甫》、喬象鍾《李白論》、葛景春《李白與唐代文化》、劉憶萱、管士光《李白新論》、謝思煒《凈眾、保唐禪與杜甫晚年的禪宗信仰》）　　　　總說：李杜均不是專職的大思想家，唐代大儒前有王通，後有韓柳，盛唐百年間沒有什麼儒學大師出現在《中國哲學發展史》中。李杜更不是玄學家或者禪師，他們的思想並不獨宗一家，也不是卓然自成一派的哲學宗主。我個人的感覺是，他們更多地是思想上的承接和發揚者，是時代文化的充分體現者，他們的思想是時代的孕育和個人才性契合的產物，並且散見於他們的創作之中，並沒有理論專著。他們的思想也常常受時地變化的強烈影響，有明顯的駁雜性和分期性。　　　　因此，我們考察李杜思想，則應該先考察唐代思想史的發展情況，尤其對儒釋道三家在唐代的發展概況有比較清醒的認識，並對唐代文化有一定的了解，才能細論李杜思想。　　　　　　　　首先，我們可以發現李杜二人的思想幾乎受到了當時所有流行思想學派的直接和深刻的影響。　　　　李白進取心強烈，功名心盛。他雖然一生不事科舉，但是這不代表他沒有功名心。他的求仙訪道、縱橫任俠和飲酒賦詩對他來說就是求得功名的途徑。「殷王期負鼎，汶水起釣竿。莫學東山卧，參差老謝安。」（《送梁四歸東平》）「一生欲報主，百代期榮親。」（《贈張相鎬二首》）他還直接表達過自己的事業心：使寰區大定，海縣清一（《代壽山答孟少府移文書》）。此外，李白作品中有大量的比興諷喻，比如他的《古風》組詩。李白對歷史上的大儒也是非常景仰的，他曾自比孔子，「君看我才能，何似魯仲尼？」（《書懷贈南陵常贊府》）甚至表示要繼承孔子的刪述之志（《古風·其一》：「我志在刪述，垂輝映千春。希聖如有立，絕筆於獲麟。」）這些都體現了李白所受到的儒學思想的影響。　　　　李白在《感興》中曾自述「十五游神仙，仙游未曾歇」，可見他很小就受到了道家思想的影響。實際上這麼說還比較籠統，我個人認為道家和道教對李白的影響應該分開說，前者包含老莊玄學等等思想和性格層面的影響，比如李白功成身退的理想，嚮往自由無拘束的追求，以大鵬自比、不肯枉道而屈身的品格等等。而後者則影響了李白的求仙煉丹訪道等等行為。喬象鍾認為李白是道教徒，好像不太恰當。求仙訪道是一種社會習氣，未必就是虔誠信仰的表現。　　　　李白的詩文中也常見禪機。禪講究不立文字，用頓悟來識心見性。而李白很多作品都是以禪法入詩，比如《山中問答》（問余何意棲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閑。桃花流水窅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p1095）一詩就曾被清人徐增解道：「此詩純是化機。白作此詩，如世尊拈花，人讀此詩，當如迦葉微笑，不可說亦不必說。」（《而庵說唐詩》）此類詩歌非常之多，其中絕句比例很大。此外，李白還參加了很多佛禪活動，《贈僧崖公》、《廬山東林寺夜懷》等詩作中都曾提到。唐代佛學天台、法相、禪宗、凈土諸宗都有發展，據考證，李白接觸禪宗凈土宗多些。　　　　此外，唐代很多社會風氣比如縱酒任俠、隱逸干謁等等也都對李白產生了強烈影響。而且，李白似乎還頗有作縱橫家的志向。當然，李白的思想還是駁雜的甚至是矛盾的，比如，他深受儒學影響，從小就熟讀儒家經典，卻又常有詩作嘲笑儒者。這隻能說明李白思想的豐富性和不統一性。　　　　杜甫思想在龐雜性上略遜於李白，他思想中儒家思想成分濃重一些。杜甫常以儒者自比：「江漢思歸客，乾坤一腐儒。」（《江漢》）「有儒愁餓死，早晚報平津。」（《奉贈鮮於京兆二十韻》）等等。概括說來，杜甫有著強烈的入世之心，有著比較正統的君臣觀念（杜甫忠君，卻又能夠對當朝之君提出批評，可見他的忠是一種正統意義上的抽象的忠，康伊則認為杜甫更應該算作良臣而非忠臣，與魏徵類似）。有些學者通過杜甫的人道主義民本主義思想和他的愛國之心等等思想的分析認為杜甫的儒家思想屬於原始儒家思想。我個人認為這種所謂原始儒家實際上就是唐代儒學發展的新認識，這種思想本就決非杜甫一人獨有，與杜甫同時代或晚些很多詩人都具有類似認識；而且與杜甫思想所異的所謂儒家思想是漢代儒學，它在幾百年的發展過程中早就發生了質的變化。因此，在這裡，我們應該認識到，杜甫的儒家思想成分還是受到當時儒學思想發展的直接影響多些。翻看葛兆光的《中國思想史》、崔大華的《儒學引論》，這種儒學新變說的還是很明顯的。　　　　至於說杜甫的佛道思想成分，我的老師謝思煒先生有一篇《凈眾、保唐禪與杜甫晚年禪宗信仰》論述了杜甫所受到的禪學影響以及他和凈眾、南北宗禪的關係。此外，杜甫尚有一些求仙訪道的行為，這似乎完全是受到當時社會風氣的影響，其中李白就給杜甫很大影響。　　　　因此，我們可以這樣說：李杜二人的思想幾乎完全是當時思想學術發展影響下形成的，特點是比較龐雜，其中李白雜於杜甫，他們的思想並非個人獨有，當時的眾多詩人都有類似的思想特徵，他們少有大思想家，因為他們不太容易獨守一家思想。他們的思想是對時代的產物。　　　　　　　　其次，說說李杜的政治思想。羅宗強的《李杜論略》把李杜的思想分為生活理想、政治思想和文學思想來談，可見政治思想和生活中形成的世界觀以及創作中體現的文學觀有著比較鮮明的區別，後兩者容許極度的個性張揚，但是政治思想過於個性化和非正統化，則該文人政治生涯必定一塌糊塗，這大概便是很多大文豪在官場上屢干屢敗的深層原因吧？　　　　羅宗強先生在他的《李杜論略》中曾為李杜下了一個定義：作為詩人，他們是敏銳的，但作為政治家，他們是迂闊的。是的，李杜二人的政治思想有很大區別，但是二人的政治業績是互為伯仲的：都沒什麼發展。可以說，兩個人都不能作合格的政治家，兩個人政治思想都有很多不切合實際的迂闊想法。　　　　李白的政治理想比較宏偉，他曾經自比孔子、管仲、諸葛亮、謝安、李斯，這些都是主張積極入世的人物，他所設想的從政之路似乎不是那種踏踏實實從初級公務員和基層知識分子作起的「中央常委之路」，而常常幻想奇遇，或者被上峰破格超拔。李白還有很多具有先秦儒士所提倡的節用愛民、選賢任能、毀玉沉珠等等主張，這些主張體現在李白很多古體詩和一些文賦中，比如《明堂》、《大獵》等篇中。基本上說，李白的這些主張都是迂闊不切合實際的，完全是自我感覺良好滿腦子幻想的迂腐書生的紙上見識。這種見識，怎麼能和賈誼《新書》、桓寬《鹽鐵》或辛棄疾的《美芹十論》中的清醒而理性的論議並提。　　　　杜甫也沒有強到哪裡去。他講惻隱之心，講仁政，如果說這些古老的理念還不太算是無實用廢話的話，那麼他安史亂後提出的「偃甲兵」和「減征賦」的主張都不切實際，甚至可以說，唐王朝如果採納了這兩個主張則完全是給自己招惹災難。開天時期唐代已經戰爭不斷，有些戰爭不是開邊而是固邊，固邊仗不打何以寧邊？後來藩鎮割據，不鎮壓焉能維持國家統一穩定？息兵之策顯然是錯誤的。安史亂後經濟凋敝戶口大減，凍國棟的《中國人口史·隋唐五代卷》記載，天寶時期著籍891萬戶，代宗廣德時期居然只有290萬戶，而大曆中期竟然只有130萬戶了。人民正處在水深火熱之中不假，但這時候需要的不是輕賦斂，那樣國家只會更窮破更羸弱，中唐不是漢初。國家需要的是李善長（劉晏、楊炎）的運籌的手腕，而不是清靜無為的黃老之術。　　　　如果把李杜的政治言論進行比較，我們可以發現，杜甫比李白現實，李白和杜甫都看到了社會的黑暗面和危機，但是杜甫的心情更為沉痛，認識也更為生活化。這顯然與兩人的性格和經歷有關係，李白天才縱逸，喜歡從大處著眼，喜歡縱橫浪漫，往往不屑於深入生活現實，加上他青年時的瀟洒經歷，比較理想主義化。而杜甫青年時便多磨難，日子不及李白瀟洒寬裕，他的性格又偏于敏感內向（與李白相比），因此他要比李白更理性一些，理想主義的傾向不那麼明顯。這大約是兩人政治思想存在區別的原因。　　　　　　　　李杜比較論·李杜創作論　　　　　　　　 （參考文獻：羅宗強《隋唐五代文學思想史》、《李杜論略》、李澤厚《美的歷程》、張忠綱等人著《中國新時期唐詩研究述評》、蔣長棟《試倫李杜的「比興體制」》、喬象鍾《李白論》、蕭滌非《杜甫研究》、金啟華《杜甫詩論叢》、燕白《簡論李白和杜甫》、劉憶萱、管士光《李白新論》、薛天緯《李杜歌行論》、葛景春《李杜七古異同論》等等）　　　　李杜的文學主張：　　　　之所以沒有用「文學思想」的字樣，是因為我個人認為李杜實際上不算文論大家，他們對文學創作的思想認識並未整理成專著，而是散見於詩文之中。這是因為，他們不是論者，而是創作者，他們的主張主要是通過創作實踐表現出來的。　　　　李白的文學主張主要見於《古風》其一、其三十五、《江夏贈韋太守良宰》、《大獵賦序》、《澤畔吟序》等詩文中。杜甫的詩論則出現在《戲為六絕句》、《解悶十二首》、《偶題》、《同元使君舂陵行序》中。議論比較零散，更像說詩粹語而不是專門性的論述。　　　　李白與杜甫都肯定了文學的社會功用。李白在《為宋中丞自薦表》中曾說道：「文可以變風俗，學可以究天人。」而杜甫則在《進雕賦表》中表達了自己的述作之志。這種認識顯然來自先秦和漢儒的文學理念。兩個人也都反對一味地講求綺麗靡艷。李白在《古風·其一》中曾說道：「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喬象鍾等學者根據李白這首詩而認為李白有復古傾向。李白確實受到了陳子昂的主張的影響，指出了「道喪」的現實情況，並且標舉風雅漢魏，但是，李白並不是完全否定建安以後的文學。從李白的詩歌風格上看，李白明顯受到了多方面的影響，詩騷的影響有之，而元嘉永明的影響也有。李白的很多作品都曾對陶謝鮑庾等詩人給予了高度評價。而杜甫也曾把李白比作「庾開府、鮑參軍」。可見，李白並不是一個旗幟鮮明的復古者。據羅宗強先生統計，李白的詩作中絕少有復古字樣，而終唐一世，也罕有人認為李白復古。實際上，李白的主張和創作明顯受到了多方面的影響。與他相同，杜甫也廣泛吸收了前人的藝術成果，也充分認識到了不同時代創作的藝術價值。而且，杜甫還鮮明地提出了「轉益多師」，可見兩人實際上都主張廣泛學習前人的。我個人認為，作為才冠今古、博覽群書並且受到良好教育的天才詩人，廣泛學習前人為己用是非常普遍的現象。　　　　李杜之間雖然頗有默契，但是他們的詩論主張卻不完全相同。　　　　最能代表李白詩論美學主張的詞語應該是「清真」（《古風·其一》）。這種「清真」，應該是一種自然樸素而又爐火純青的美。王安石評價道：「詩人各有所得，『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此李白所得也。」（《漁隱叢話》）（我上次課提到王昌齡的詩歌美，也屬於這種爐火純青的清真之美。）與之相對，李白反對字雕句琢的模仿，認為那樣便喪失了詩歌的「天真之氣」：「醜女來效顰，還家驚四鄰。壽陵失本步，笑殺邯鄲人。一曲斐然子，雕蟲喪天真。棘刺造沐猴，三年費精神。」（《古風·其三十四》）　　　　因此，李白的詩作多為感情真摯隨口道來之作，讀李白的作品，最大的感受就是李白的古詩噴薄而出，一泄不回；李白的近體詩清新樸素，了無雜質。這些都是對他「清真」的美學追求的體現。「噫吁戲！危乎高哉，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蠶叢及魚鳧，開國何茫然。爾來四萬八千歲，不與秦塞通人煙。」（《蜀道難》）「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朝如青絲暮成雪。」（《將進酒》）「我寄愁心與明月，隨風直到夜郎西。」（《聞王昌齡左遷龍標尉遙有此寄》）例子眾多，不勝枚舉。　　　　李白詩歌的清新之美並不是斟酌雕刻得來的，他的詩作往往一揮而就，然而，這種功夫卻不是尋常人能學得來的。王安石評價道：「看似容易最奇崛，成如容易卻艱辛。」李白的詩歌創作有著豐厚的學習積累，再由才氣縱橫的詩人於轉瞬間構思醞釀。這種狀態，真如陸機在《文賦》中所講的：「傾群言之瀝液，漱六藝之芳潤。浮天淵以安流，濯下泉而潛浸。於是沈辭怫悅，若游魚銜鉤，而出重淵之深；浮藻聯翩，若翰鳥纓繳，而墜曾雲之峻。」　　　　與李白相同，杜甫也講積累。「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杜甫的詩歌美學可以用「傳神」來概括。這個「神」，很多文論家思想家都給予很高的評價。《莊子》講「神遇」，劉勰講「神思」，而杜甫則明確把「神」的概念用到了詩歌創作上。杜甫的「神」當是指詩歌所蘊含的深厚的精神風韻：「將軍善畫蓋有神」（《丹青引贈曹將軍霸》）「書貴瘦硬方通神」（《李潮八分小篆歌》）。羅宗強也在《隋唐五代文學思想史》中為這個「神」定義道：「驚警而不流於刻板，在驚警中流露神韻」。　　　　杜甫講傳神，同時也講究寫實，他最推崇「形神兼備」的境界。為了實現這種傳神之美，杜甫一方面強調錘鍊，鍊字，鍊句，苦思，苦學。「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孰知二謝將能事，頗學陰何苦用心。」（《解悶十二首》）黃庭堅則贊杜詩：「五一字無來處」。另一方面，從自然和生活中提煉真實而自然的素材，在作者辛勤的鑽研錘鍊之下，方能寫出傳神之作。　　　　此外，杜甫講傳神，也講寫實；講苦學與功力，也不反對一蹴而就的天賦；既贊成感情的自然抒發，又提倡比興規諷；既讚美自然清新的美，也追求悲壯的美（羅宗強語）。可見，杜甫的詩論既反映了盛唐人追求壯美和風骨的傾向，又表現出了中唐人關心時弊提倡美刺比興的要求。羅宗強的《文學思想史》就認為杜甫總結盛唐，開啟中唐，而李澤厚在他的《美的歷程》中則認為杜甫的「盛唐」不同於李白的「盛唐」，李白和張旭的盛唐衝決了舊的範式而形成了一種「內容溢出」式的不受拘束的藝術範式，杜甫顏真卿等人的盛唐則是對新的美學範式的規定和確立。引用蘇東坡的話，李澤厚認為杜甫是「集大成」者。　　　　還有的學者從更高的角度比較李杜的詩論主張，把李白等人概括為「風骨體制」，杜甫等人就是「比興體制」（蔣長棟《試倫李杜的「比興體制」》），指出李白等人的主張意味著詩人個體意識的覺醒，杜甫等人的主張意味著詩人「群體人格意識」的覺醒，杜甫等人的主張拉開了唐詩第二次革新運動的序幕，似乎有點太絕對化了。還有很多學者詳細地剖析了李杜的藝術主張，所列條目非常細緻繁複，比如康伊的杜甫詩學「真興神律法」說等等，本文就不再引述了。　　　　總的說來，李杜二人的文學主張既有共同推舉的地方，又有不盡相同之處，這使得兩人的詩作既有共同的魅力，又各呈風采。　　　　　　　　李杜二人眾體兼工，古近體詩都創造出了輝煌的成就。因篇幅所限，本文特通過李杜七言古體詩和近體詩的藝術比較來具體分析兩人的表現方式之異同：　　　　李杜七言古詩之比較：　　　　「古體詩」這一稱呼在唐代才出現，以別於「近體詩」。古體詩大約沿自漢魏樂府，詩體比較自由，篇幅不限，有四言、五言、六言、七言和雜言體等等，一般五言七言寫的比較多。一般來說雜言古詩多以七言為主，所以也可以算入七言古詩。　　　　李白和杜甫的七言古詩（包括七言、雜言樂府歌行）是唐詩七古創作的最高成就。明人胡應璘曾對唐代的七言歌行有一個總評：「唐七言歌行，垂拱四子，詞極藻艷，然未脫梁陳也。張、李、沈、宋，稍汰浮華，漸趨平實，唐體肇矣，然而未暢也。高、岑、王、李，音節鮮明，情致委折，濃纖修短，得衷合度，暢乎，然而未大也。太白、少陵，大而化矣，能事畢矣。降而錢、劉，神情未遠，氣骨頓衰。元相、白傅，起而振之，敷演有餘，步驟不足。昌黎而下，門戶競開；盧仝之拙樸，馬異之庸猥，李賀之幽奇，劉叉之狂譎，雖淺深高下，材局懸殊，要皆曲徑旁蹊，無取大雅。張籍、王建，稍為真澹，體益卑卑。庭筠之流,更事綺繪，漸入詩餘，古意盡矣。」（《詩藪》）這段話說得比較簡略，對個別詩人的概括有簡單化的趨向，但還是比較客觀地把李杜七古在唐代的地位標舉了出來。　　　　從數量上看，李白現存的九百多首詩歌中，七古有一百三十多首，杜甫現存的一千四百多首詩歌中，七古有一百四十多首，在盛唐詩人中，他們也是作七言樂府歌行最多的詩人。七古在他們的創作中也佔有重要的地位，可見，以兩人的七古作比，還是很有代表性的。　　　　關於七古的創作，元人范梈曾總結道：七言古詩，要鋪敘，要開合，要風度，要迢遞、險怪、雄峻、鏗鏘，忌庸俗軟腐，須是波瀾開合，如江海之波，一波未平，一波復起。又如兵家之陣，方以為正，又復為奇，方以為奇，忽復是正，奇正出入，變化不可紀極。備此法者，唯李杜也。開合燦然，音韻鏗然，法度森然，學問充然，議論超然。古人說詩常常比較主觀化，但也多為真知灼見。范槨的這段話正點出了李杜七古的一個共同特點：章法多變，舒捲自如。　　　　談及李杜七古章法多變的詩論家很多。沈德潛在《唐詩別裁集》曾評價道：「太白七言古，想落天外，局變自生。大江無風，波浪自涌。白雲從空，隨風變滅。此殆天授，非人可及。」又云：「少陵七言古，如建章之宮，千門萬戶；如巨鹿之戰，諸侯皆從壁上觀，膝行而前，不敢仰視。如大海之水，長風鼓浪，揚泥沙而舞怪物，靈蠢畢集，別於盛唐諸家，獨稱大宗。太白以高勝，少陵以大勝。執金吾而抗顏行，後人那能鼎足!」　　　　我們以李白的《蜀道難》為例。　　　　噫吁戲！危乎高哉，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蠶叢及魚鳧，開國何茫然。爾來四萬八千歲，不與秦塞通人煙。西當太白有鳥道，可以橫絕峨眉顛。地崩山摧壯士死，然後天梯石棧相鉤連。上有六龍回日之高標，　　下有衝波逆折之回川。黃鶴之飛尚不得過，猿猱欲度愁攀援。青泥何盤盤，百步九折縈岩巒。捫參歷井仰脅息，以手撫膺坐長嘆。問君西遊何時還，畏途巉岩不可攀。但見悲鳥號古木，雄飛雌從繞林間。又聞子規啼夜月，愁空山。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使人聽此凋朱顏。連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掛倚絕壁。飛湍瀑流爭喧豗，砯崖轉石萬壑雷。其險也如此，嗟爾遠道之人胡為乎來哉。劍閣崢嶸而崔嵬，一夫當關，萬夫莫開。所守或匪親，化為狼與豺。朝避猛虎，夕避長蛇。磨牙吮血，殺人如麻。錦城雖雲樂，不如早還家。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側身西望長咨嗟。　　　　這首詩，筆氣縱橫，不受拘束，一氣貫注而又翻騰多變，無怪乎後人以此詩譽李白為仙才了。《唐詩鑒賞辭典》記：唐以前的《蜀道難》本是非常單薄簡短的。而李白不但在句式上雜用三五七言各體式，且以散句入詩，整首詩長短錯落，參差不齊，極為奔放縱恣。而詩歌的用韻也不受拘束，隨時轉韻，極盡變化之能事。這種變化莫測的筆法，縱橫騰挪的章法，在李白七古中俯拾皆是。讀他的諸篇樂府，常常能感到篇章的轉折多變而又神氣順暢。這是天才的創造，非常人能及也。　　　　而杜甫則更以章法多變而又不失法度見長。他的《飲中八仙歌》一詩，其結構之奇特，章法之奇縱，歷得學人之好評。清人王嗣奭云：「此系創格，前古無所因，後人不能學。描寫八公，各極生平醉趣，而都帶仙氣。或兩句，或三句、四句，如雲在晴空，卷舒自如，亦詩中之仙也。」（引自《杜詩詳註》）　　　　知章騎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汝陽三斗始朝天，道逢麹車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左相日興費萬錢，飲如長鯨吸百川，銜杯樂聖稱世賢。宗之瀟洒美少年，舉觴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樹臨風前。蘇晉長齋綉佛前，醉中往往愛逃禪。李白一斗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張旭三杯草聖傳，脫帽露頂王公前，揮毫落紙如雲煙。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談雄辨驚四筵。　　　　此外，兩人的七古多方師法，漢魏樂府和楚辭漢賦都曾為他們提供豐富的營養。「霓為衣兮風為馬，雲之君兮紛紛而來下」（《夢遊天姥吟留別》）「風塵澒洞兮豺虎咬人，忽失雙杖兮吾將曷從」（《桃竹杖引》）有離騷之氣，而《戰城南》、《行路難》和《兵車行》等詩篇則源自漢魏六朝樂府。而初唐樂府則給予了兩位詩人最為直接的影響，如《白頭吟》、《憶舊遊寄譙郡元參軍》和《洗兵馬》等等。這種多方汲取營養的創作思路，是否能夠解釋兩人章法多變句式長短自由的形成原因呢？正如胡應璘所說的：「凡詩諸體，皆有繩墨，惟歌行出自離騷、樂府，故極散漫縱橫。」（《詩藪》）　　　　還有兩點需要補充的是，兩人的詩中極見才學，從兩人信口拈來的典故古法就可明晰。黃庭堅說杜詩「無一字無來處」，實際上李白詩歌又何嘗不是「多有來處」？看王琦等人為李詩所作的註解，這種感覺最為明顯。不過，兩人都未必拘泥典故和篇名原意，常有新變新用。這似乎可以為上論的襄助。　　　　而薛天緯在他的論文中，則指出李白的古題樂府和杜甫的新題樂府都有著「歌行化」的傾向，兩位詩人都強化了樂府的抒情功能，將樂府改造成了一篇篇感情強烈的抒情詩篇。　　　　　　　　李杜七古的區別也是明顯的。讀李白的古詩，一個很鮮明的感覺是李白好用宏闊的意向，比如出現極其頻繁的「萬里」「長風」。杜甫詩中也多有「萬里」字樣，但多在「萬里露寒殿，開冰清玉壺」「佳客適萬里，沈思情延佇」等句中，感情深沉而沒有「長風萬里送秋雁」「愁為萬里別，復此一銜觴」等句的豪氣。這種特徵，往往是發自胸臆，了無牽疾而骨氣豪壯。與之相對，杜甫七言歌行則多以精心布局謀篇取勝，他的古詩，章法精嚴，剪裁精當，情感深沉高蹈，另有一股矯健蒼勁之色。比如杜甫的《洗兵馬》（《杜詩詳註》作《洗兵行》），「一篇四轉韻，一韻十二句，句似排律，自成一體，而筆力矯健，詞氣老蒼，喜躍之象，浮動筆墨間。」（王嗣奭《杜臆》）　　　　實際上，李杜二人的樂府歌行都是有所寄託的。蕭士贇（音氳）認為李白樂府都是實指，這話有點過，但是李白的古詩諷喻多是毋庸置疑的，杜甫則更是如此。然而，兩人在表現上卻一個「以氣為宗」，一個「以意為主」，就象胡震亨所說的：「五言古選體及七言歌行，太白以氣為主，以自然為宗，以俊逸高暢為貴；子美以意為主，以獨造為宗，以奇拔沉雄為貴。」（《唐音癸簽》）這個氣，葛景春認為是「靈感的衝動」，而這種靈感的源泉則是豐博的學識和絕冠的才氣。而杜甫則徇法而動，屬意為之，那便是「以意為主」了。　　　　與之相適應，李白的七古從大處寫意，意象多為俯瞰遙望所得，略貌取神，氣度恢弘「黃河落天走東海，萬里寫入胸懷間。」（《贈裴十四》）「黃河萬里觸山動，盤渦轂轉秦地雷。」（《西嶽雲台歌送丹丘子》）「登高壯觀天地間，大江茫茫去不還。黃雲萬里動風色，白波九道流雪山。」（《廬山謠》）而杜甫則從細處入手，以小見大。「天津流水波赤血，白骨相撐如亂麻。」「群胡歸來血洗箭，仍唱胡歌飲都市。」杜甫著重對眼前景象的刻畫，以深沉凝重的情感出之，與李白相比，別有氣質。　　　　在歌行的創作上，李白的七言樂府很多都是樂府舊題，他甚至把樂府舊題全都擬了一遍（葛景春語）。胡震亨說:「太白於樂府最深，古題無一弗擬。或用其本義，或翻案另出新義，合而若離，離而實合，曲盡擬古之妙。」（《唐音癸簽》）不過，李白用樂府舊題寫的是新的內容，援引古事也是為了諷喻當今。而且，李白很多樂府詩意迷離，後人很難摸清。《李白集校注》多篇樂府後都附有詹鍈長箋，曆數《蜀道難》《梁甫吟》《夢遊天姥吟留別》等詩之解，可見一斑。而杜甫則多寫「即事名篇，無復依傍」的新題樂府，緊密聯繫現實而隨意立題立意，開了一代新風。《試倫李杜的「比興體制」》認為中唐元白的感事和韓孟的寫意都濫觴於杜甫，正是他所創「比興體制」的體現。　　　　另外，兩人七古都講究章法舒捲自如，但李白卻比杜甫更少拘束。比之杜甫的森嚴，李白古詩更為自由。比如杜甫的《洗兵馬》，後人多認為它與排律有很大關係，其詩二十四韻居然有十七對律句。這首詩對仗工嚴，音節諧律而又蒼勁老邁，說明杜甫有以律入古的傾向；而李白古詩中散文句很多，「棄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亂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煩憂」（《宣州謝月兆樓餞別校書叔雲》）「乃知兵者是兇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戰城南》）「一夫當關,萬夫莫開。所守或非親,化為狼與豺。朝避猛虎,夕避長蛇。磨牙吮血,殺人如麻」（《蜀道難》）等等等等。杜甫古詩中也有散句，但遠沒有李白用的典型而精彩。有學者認為李白是「以文入古」，有一定道理。蕭滌非的《杜甫研究》一書還分析了杜甫古詩的用韻，指出杜甫古詩中「三平調」和「平仄換韻」的特點，可為參考。　　　　考察李杜詩歌，兩人的個性和思想昭然可見。李白性格豪放，昂揚樂觀，詩歌直率爽朗，主觀性非常強。李白詩歌往往無所顧忌，直書胸臆，想像力極其豐富，豪放之語真漫之情隨處可見。在李白眼中，沒有什麼事情能羈絆得了他的豪放縱恣。而杜甫則是一個性格內向型的人。他為人誠懇真摯，而又訥言寡語，而其內心卻又心細如髮，思慮深至，感情深厚。發而為詩，則表現為思致縝密，思路嚴謹，深刻厚重，而善於鋪陳。李白的思維是外向型的，則他常常超越現實，俯視人間，觀察現實則極具跳躍性，意脈閃現，時斷時續。與之相比，杜甫則更理性化，他的描寫比較貼近現實，意象之間有著邏輯性可尋。杜甫的語言多是沉痛懇切深摯的。　　　　 　　　　兩人的近體詩也有著非凡的成就。近體詩又名「今體詩」，是唐代形成的律詩和絕句的統稱，在字數、句數、聲韻和對仗上都有嚴格的規定。唐代的近體詩按體裁可分為律詩、律排和絕句，每體都有五言、七言之分，偶有六言律絕和六句三韻的律詩出現。　　　　李白律詩創作合計約一百三十多首，其中五律一百二十餘首，七律八首（《李白新論》中統計李白律詩約百首，其中五律九十多首，七律九首），而杜甫僅七律便有一百五十餘首，他的五言排律的數目已經和李白律詩數目相當了。因此，有人認為李白近體不行，比如胡應璘曾在《詩藪》中說：「唐人特長近體，青蓮缺焉。」　　　　實際上，李白不是不能寫。他不但工律，而且寫的很好。他少年時候就寫律詩，如《訪戴天山道士不遇》，寫的秀麗工穩，頗合韻律；再如李白的《宮中行樂詞》，幾乎是揮筆力就，其平仄粘對五不中射而氣韻天然。李白少些律詩，主要是因為他的性格洒脫不喜禁忌，因此更多地去寫更自由少拘束的樂府了。清人趙翼在《甌北詩話》中說：「白才氣豪邁，全以神運，自不屑束縛于格律對偶，與雕繪者爭長」。至於有些人認為李白「宗風騷薄聲律，恥於鄭衛之音」，好像不是李白作律詩不多的主要原因。　　　　讀李白律詩，我們能明顯地感覺到李白的律詩處處體現著李白的個性特徵，他的律詩內容涵蓋面廣，感情強烈而意境高遠，少精細雕琢而多渾厚古樸。此外，李白似乎也不嚴格遵循格律要求，比如他的《送友人》，首聯就出對（「青山橫北郭，白水繞東城」——後人稱之為「偷春格」；杜甫《春望》亦如是）；而《夜泊牛渚懷古》：「牛渚西江夜，青天無片雲。登舟望秋月，空憶謝將軍。余亦能高詠，斯人不可聞。明朝掛帆席，楓葉落紛紛。」通篇不用對偶但音律又嚴格諧對。陣僅《竹林答問》直稱此詩「純乎律調而通體不對」。因此，對於此詩是不是律詩，古來自有爭議。而王琦的一段話則很能說明問題：「趙宦先日：律不取對，如李白『牛涪西江夜』云云，……無一句屆對，而調則無一字不律。放調律則律，屬對非律也。……楊用修云：五言律八句不對，太白……有之，乃是平仄穩貼古詩也。楊繆以對為律，亦淺之乎觀律矣。古詩在格與意義，律詩在調與聲韻。如必取對，則六朝全對者正自多也，何不即呼律詩乎？律詩之名起於唐，律傳之法嚴於唐，未起未嚴，偶然乍對，作者觀者慎勿以此持心，方能得一代作用之旨。」　　　　而杜甫以律詩反映現實，寓意深遠，議論橫生，讀其詩頗可知人論世。而他又非常重視謀篇布局，鍊字煉意，無不匠心獨運，非同凡響。陸時雍評杜甫說：「工部七律，蘊藉最深，有餘地，有餘情，情中有景，景外含情，一詠三諷，味之不盡。」他的《登高》甚至被胡應璘譽為「當今古七言律詩第一」：「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回。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台。　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停濁酒杯。」　　　　李白與杜甫的絕句也各登擅場，而後人對李白的絕句評價似乎更高，李攀龍說：「白五七言絕，三百年第一人。」李白的七絕與王昌齡並稱為「有唐絕唱」，五言絕句則太白摩詰「猶勝諸人」，也有認為李白崔顥水平最高。李白絕句水平高，主要是因為李白對絕句的藝術內涵把握的非常精到，內容高度凝練而善於捕捉典型的情景和思緒，說它是「神品」似不為過。後人對杜甫的絕句評價褒貶不一，楊慎認為杜甫絕句「拘於對偶而汨於典故，乏性情爾」；清人黃子云在《野鴻詩的》中卻認為杜甫絕句「風韻動人，愈歌愈妙」。杜甫的七律和絕句多數是他入蜀之後寫的。他的絕句多數是寫景之作，再就是即事名篇，詠古抒懷。杜甫詩歌好鋪敘，因而杜甫絕句有很多聯章之作，如《聞河北節度入朝絕句十二首》、《夔州歌十絕句》、《六絕句》等等。杜甫又好在絕句中用拗律，如《夔州歌十絕句》第一首：「中巴之東巴東山，江水開闢流其間。白帝高為三峽鎮，夔州險過百牢關。」第一句全為平聲，第二句二四兩字皆仄。這樣，顯得詩歌頓挫峭拔，獨具特色。李重華的《貞一齋詩說》認為杜甫「欲與諸子分道揚鑣，故爾別徑」，也是有一定道理的。此外，杜甫絕句也不乏清靈蘊藉之作，比如《江南逢李龜年》「岐王宅里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全篇無一字抒情，卻又情深綿渺，耐人尋味。即使是杜甫那些「拘於聲律」的絕句，也多流利自然，聲色清麗的作品，如：「兩個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窗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里船。」　　　　最後，我們概論一下李杜的文學風格。　　　　　　　　李杜比較論·李杜總論　　　　 　　　　（參考文獻：袁行霈《中國詩歌藝術研究》、羅宗強《隋唐五代文學思想史》、《李杜論略》、王明居《唐詩風格論》、燕白《簡論李白和杜甫》、裴斐《李白十論》、張忠綱等人著《中國新時期唐詩研究述評》、李洲良《李白詩歌的美學特徵》、《杜甫詩歌的美學特徵》）　　　　剛才我們比較了李杜的思想和創作，並簡單介紹了李杜生平研究的一些問題。實際上，李杜之間最本質的比較應該在風格上。思想和性格是李杜風格的指引者，李杜作品則是李杜風格的承載者。而李杜的生平則間接影響著李杜的風格。我們要總結李杜的比較，就應該歸結到李杜風格之比較上面來。另外，本單元除了總結李杜風格之異同之外，還要對歷代李杜優劣這個史案進行一個綜述，作為本文的尾聲。　　　　　　　　李杜風格之比較：　　　　風格，是作家的思想感情、性格、審美理想和審美趣味、藝術素養等等在作品中的反映。至於李杜風格，袁行霈在《中國詩歌藝術研究》中，引用嚴羽的話說：「子美不能為太白之飄逸，太白不能為子美之沉鬱」。這似乎已成定論，李白的風格蔽之為飄逸，杜甫則為沉鬱。　　　　實際上，李白和杜甫兩人都曾經為自己的風格做出了總結。李白在《上安州裴長史書》中說：「前此郡督馬公，朝野豪彥，一見盡禮，許為奇才。因謂長史車京之曰：『諸人之文，猶山無煙霞，春無草樹。李白之文，清雄奔放，名章俊語，絡繹間起，光明洞徹，句句動人。』」而杜甫則在《進雕賦表》中說：「臣之述作，雖不足以鼓吹六經，先鳴數子，至於沉鬱頓挫，隨時敏捷，而揚雄、枚皋之流．庶可跂及也。」可見，「清雄奔放」（飄逸奔放）和「沉鬱頓挫」確乎可以代表二人的風格。不過，對於這兩個概念的解釋，學術界歷來各抒己見，沒有完全形成共識。　　　　在綜合比較了諸家意見之後，我對二人的藝術風格做出了如下分析。先說李白的「清雄飄逸」：　　　　首先是情感上的壯大高揚。李白是個豪邁自信的人，這與他所處的盛唐時期所給人的激昂高蹈的心理趨向有關係，也與李白個人的豪放性格有關係。需要說明的是，在中國歷史上，能給人這種高度自信豪邁的心態的時期大約只有漢初和初盛唐。魏晉南北朝時期自不待言，宋元明清時期的士人則多偏理性化，而理論的桎梏又比較明顯，所以唐以後難有唐詩漢賦的磅礴氣勢。「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雲帆寄滄海」是在抒發抱負；「我本楚狂人，鳳歌笑孔丘。手持綠玉杖，朝別黃鶴樓」則是他自我的寫照。而在他發泄自己的鬱悶之情的時候，仍然能夠使自己的感情噴放而出，筆下景觀都有大氣貌，從不蕭索渺小。「欲渡黃河冰塞川，將登太行雪滿山。」「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然而李白的送別之情或閑逸之情又顯得清新俊朗，不纏綿牽眷，這實際上也是高揚自信的情感的體現。　　　　其次便是情感表達上的了無拘束，噴薄縱橫。李白的情感很宏大開朗，不局限於方寸之中，在他的感情縱橫馳騁的時候，就如曾鞏所形容的：「如長河，浩浩奔放，萬里一泄。」（《代人祭李白文》）李白情感豪壯宏大，則無物可阻，一經爆發，便有不斷向前衝擊的力量，一去不回。「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朝如青絲暮成雪。……」「攀天莫登龍，走山莫騎虎。貴賤結交心不移，唯有嚴陵及光武。周公稱大聖，管蔡寧相容。漢謠一斗粟，不與淮南舂。……」（《箜篌謠》）　　　　再次是想像的縱橫變幻。李白的想像，縱逸奇特，變幻萬端。在他的詩歌里，上天入地，前賢顯貴，長風萬里，煙波茫渺。《說詩啐語》中評價道：「太白想落天外，局自變生，大江無風，波濤自涌，白雲舒捲，隨風變滅。」而且，李白的想像極具跳躍性，前後可以了無關聯，跨度極大。伴隨著豐富的想像的，則是大膽而瑰麗的誇張：「白髮三千丈，緣愁似個長。」（《秋浦歌》）「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望廬山瀑布》）　　　　再次，則是極富個性的意象之摭取。袁行霈有專章論述個性化意象與李杜風格的關係。我個人的感覺是，李白在選取意象的時候，便多帶有個人色彩，他的意象多可與他的風格互為表裡，如「長風」、「朗月」、「黃河」、「長江」……此外，李白也通過了個性化的語言。賦予了該意象以豪逸闊遠的藝術生命。　　　　再有，那便是李白的明麗清朗的語言。李白的語言，真率自然，不加雕琢而脫口成章，果如他自己所說的：「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這是一種天然混成的語言，是一種自然奔放的語言，這種清麗明朗的美，也是李白「清雄飄逸」風格的一個重要方面。　　　　情雄奔放也好，豪放飄逸也好，其內涵大約如此吧。　　　　下面再說杜甫的「沉鬱頓挫」：　　　　「沉鬱」，本是指作品中那種深沉蘊藉、凝重悲鬱的風格特徵。陳廷焯在他的《白雨齋詞話》中說：「所謂沉鬱者，意在筆先，神余言外，寫怨夫思婦之懷，寓孽子孤臣之感。凡交情之冷淡、身世之飄零，皆可於一草一木發之。而發之又必若隱若現，欲露不露，反覆纏綿，終不許一語道破。匪獨體格之高，亦見性情之厚。」 它要求「若隱若見，欲露不露，反覆纏綿，終不許一語道破。匪獨體格之高，亦見性情之厚。」　　　　這種沉鬱，其實就是感情的深厚濃郁。這種深沉濃郁的感情又來自杜甫那博大的胸懷和老氣縱橫的心態。裴斐說：「心胸氣度闊大，闊大到一詩一聯即能涵蓋一生和整個時代」。這種深厚濃郁的情感，來自杜甫所生活的變亂中的時代，來自正在轉變的唐代士人的群體心態，也來自他自己在窘迫的生活中、巨變下的社會中所形成的思想認識。　　　　「頓挫」，我個人認為主要體現在杜甫詩作的一些表現技巧上。頓挫用於杜詩風格辨析最初便是出現在對杜詩語言的分析上。頓挫本就帶有悲抑蒼勁的意味，它是通過沉痛而反覆的鋪敘吟詠、蕭索衰颯的意象的選擇以及音節的峭拔滯澀上體現的。這種「頓挫」，隨著杜甫「力因年增，意興盎然，思想和閱歷不斷老成和深化而越發爐火純青」（裴斐《杜甫的「老」》）。　　　　　　　　李杜優劣論概說：　　　　古今論唐詩者必稱李杜，稱李杜者則又不免要論及兩人的優劣。這「李杜優劣」的訟案持續了一千多年，到現在還沒有平息下來。然而要全面了解李杜進而全面評價李杜，則非把自己捲入這個case不可。　　　　《新唐書》載，李杜在世時「齊名當世，號稱李杜」。可是，很多材料卻都否定了這一點。李陽冰為李白作序，盛讚李白卻沒有譽及杜甫；殷璠的《河嶽英靈集》則有白無杜。李白在世的時候名動天下是肯定的，不然不會有明皇要之在宮中度曲的美談了。當時李白結交甚廣，當世才學之士多與李白惺惺相敬，名僧名道更是與李白多有交往。賀知章見了李白的詩作則擊節稱嘆，贊之為「謫仙人」。而杜甫則未必有李白的高名了。他當然也有知己，玄宗肅宗當然也不否認他的才學，可他到底沒有李白那樣多那樣大的盛名，他的作品之流傳也遠比李白為晚。　　　　第一個高自標舉杜甫並且超過了李白的，是元縝。他認為杜甫博大深廣，兼收並蓄，同時又說：「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辭氣豪邁而聲調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尚不能歷其藩翰，況堂奧乎！」這便拉開了「李杜優劣」這個公案的序幕。與他同時的白居易又在《與元九書》中指出李白的詩歌沒有風雅比興：「十無一焉」，而且杜甫「貫穿古今，盡工盡善」，又過於李。　　　　在宋代，「揚杜抑李」者就更多了。王安石編選《四家詩》，分別是「杜韓歐李」，李白老末。他還特意指出：「太白所識污下，十句九首言婦人爾。」（陸遊後來曾對這句話提出質疑，認為此說頗不可信）蘇轍則乾脆明確指出：「李白詩類其人：駿發豪放，華而不實，好事喜名，而不知義理之所在」。蘇軾陸遊也都有獨舉杜甫的言論，雖然立場不是很堅定。立場最堅定的應該是作了《韻語陽秋》的葛立方：「杜甫詩唐朝以來一人而已，豈白所能望耶！」在靖康國難之間，李白更是被人遠遠擺在了杜甫之下，比如李綱、趙次公、羅大經等人。總之，宋代杜學昌盛，李學遠遠不及。有宋一代，堪稱「千家注杜」。　　　　唐宋之際上還有一些是李而非杜者，而元代則有眾多詩人偏愛李白。李白全集的一些重要注本則產生於元代。不過，他們並沒有鮮明地壓抑杜甫。　　　　實際上，元白也好，宋人也好，實際上並沒有徹底否認李白。元白都曾指出李白的鮮明優點，而唐代更有替李白平反的人：「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不知群兒愚，哪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韓愈的這首《調張籍》頗為後人所與，因為他沒有採用貶損一家獨舉另一家的偏激觀點，而是把李杜並重。宋人在思想上批評李白，卻又肯定李白的高才俊逸，可見，李杜之優劣非人力能易之，水平擺在那裡，成就流傳在那裡，不是輕易就能抹煞的。　　　　所以，宋以後，李杜並重的觀點越來越受人重視，這其中對後人最有啟發的言論應該是嚴羽的「太白有一二妙處，子美不能道；子美有一二妙處，太白不能作。子美不能為太白之飄逸，太白不能為子美之沉鬱」這句話。此後，很多學者客觀或主觀地從不同角度評議李杜，比如元代劉塤：「太白以天分驅學力，少陵以學力融天分。」明代楊慎：「太白仙翁劍客，少陵雅士騷人」。明王世貞：「太白以氣為主，子美以意為主。」明胡應璘：「李杜二公，誠為勁敵。唐人才超一代者李也，體兼一代者杜也。」　　　　顯然，多數論者還都是李杜並舉的，兩人各富千秋，不同領域約有高下，但決不能簡單說誰優誰劣。　　　　不過，歷朝歷代，對李杜的不平衡議論還是沒有停止過。歷史上李學杜學也不平衡，上世紀以前李白全集注本只有四家（楊繆蕭王），遠遠不及杜甫研究那麼豐富。而且，杜甫的創作還開啟了元白新樂府運動，更為黃庭堅提供範式，成為江西詩派的遠祖。明代一些詩人，比如前後七子崇拜盛唐，更是從杜甫那裡直接摘出了很多詩作指南。　　　　解放後，因為毛主席對李杜的不同偏好，李杜優劣論還被人炒作了一次，其中郭沫若的《李白與杜甫》完全是旗幟鮮明地揚李抑杜，成為了後人的靶子。　　　　　　　　李杜優劣論說資料甚多，這裡不一一列舉了。有關李杜優劣的問題，我的感覺是：　　　　首先，李杜優劣問題，決不象新時期以前一些學者所說的「抑李揚杜已經成為了封建時代的定論」，但也未必就象羅宗強所不斷強調的歷代均平視李杜。還有些學者，如裴斐等人雖然也反對定論說，但他的看法似乎比羅說更公允一些。但是，他們對李杜的分析評判好像還是有階級分析的痕迹。只這階級分析，就最容易影響李杜優劣的評判。　　　　李杜之優劣還是應該分清涇渭，從審美上分析則專論審美，從思想上分析則專講思想，從影響和成就上分析則只說影響和成就，不應混淆。古人抑揚李杜實際上就是犯了這個錯誤，在藝術上不否認兩人之地位，卻因為一些思想內容便打一個抬一個；或者在藝術上忽略一些重要內容而偏論一點，然後僅憑這一點便公布誰優誰劣，這都是嚴重違反文學批評規律的。　　　　其次，分析一下古人對李杜的不同看法，還可以挖掘出一些深層原因。藝術上的原因這裡暫不討論，就說前人褒貶李杜時候好像有種心態在發揮作用。這是一種微妙的、不處在決定地位卻又不應該被忽視的心理作用。　　　　李白天才飄逸，杜甫沉鬱頓挫，兩人都集大成，兩人都登峰造極。後人便多有不如者。不是才氣不逮，便是技巧欠佳。這便可能觸到他們內心的二三痛處。於是，有些人自然會心生可否，雖然他們未必明確表達出來，可是他們內心把這個難兄難弟分得很清楚。再加上李杜本就並非完美，他們各有優缺點。於是，這些人便抓住一點而橫加抨擊，怎麼看都不順眼，以至於到最後同樣的毛病在他眼裡都有了優劣，在自己看不順眼的人身上則為天大的缺點，在自己看著比較順眼的人身上則可以忽略不計。他們除了尖銳地抨擊，更會扶助反面的典型，是所謂拉一派打一派，象李杜並稱這種情況，則最容易作那種拉一個打一個的選擇了。不過，他們這種心態是非常隱蔽的，而他們又自有高標可榜，或在思想上指摘缺陷，或在藝術上昭顯疵漏，這便理正言順，掩蓋了他們心中的那細如秋毫的心思。　　　　且不論他們的批評是否公允是否科學，就說這種心態，就已經很給他們丟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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