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仲勛與胡耀邦：同聲相應為改革護航

2013年10月18日 15:41:59 文章來源：中國新聞周刊網

圖說：習仲勛

　　大約在胡耀邦辭職後的一個晚上，習仲勛和秦川兩人在中南海散步，習仲勛突然轉過頭對他說：「我這個人呀，一輩子沒有整過人，一輩子沒有犯『左』的錯誤!」事後，秦川才悟出，這兩句聽來沒來由的話，其實分量很重

　　文/徐慶全

（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2013年10月15日，習仲勛誕辰100周年。

　　「我們的任何紀念活動，都不是為了紀念而紀念。紀念某一個節日，總是為了總結歷史經驗，更好地前進。」這是1981年1月11日習仲勛在紀念新華社建社50周年紀念會上所說的話。

　　紀念習仲勛100周年誕辰，當然也不是為了紀念而紀念——紀念一個人，是紀念他所代表的一個時代和一種精神。

　　兩代領導集體成員

　　若按照通常所說的中共領導人的「代」際劃分，習仲勛無疑屬於以毛澤東為首的第一代領導集體和以鄧小平為首的第二代領導集體中的一員。

　　第一代領導集體成員有什麼特徵?在我看來，大致應該符合這樣兩個條件，或者二居其一：第一，得有攻城略地、建立根據地之功;第二，1949年立國至文革前，擔任過大區或者中央副國級職務。

　　這兩個條件，習仲勛都符合。儘管從年齡上看，他相對年輕。

　　1932年，19歲的習仲勛在陝甘交界處的兩當縣發動「兵變」。1934年，21歲的習仲勛當選為陝甘根據地蘇維埃政府主席——因為他實在太年輕，有了個「娃娃主席」的稱號。1950年1月，西北軍政委員會成立，彭德懷任主席，習仲勛、張治中任副主席。10月初，彭德懷任中國人民志願軍總司令離開西北，習仲勛擔起了經略西北的重任。那一年，習仲勛37歲，應該是當年五大區中最年輕的領導人。

　　1952年初的一天，薄一波向毛澤東彙報工作，毛正在閱讀習仲勛發來的一份關於西北地區土地改革、統一戰線和民族工作的報告。毛澤東對這份報告十分滿意，他問薄一波：「你講講，習仲勛這個同志怎麼樣?」早在延安時，薄一波就聽到毛澤東讚譽過習「年輕有為」，於是便以此語作了回答。毛澤東說：「如今他已經『爐火純青』。」2002年習仲勛逝世，薄一波送來手書輓詞：「驚悉『爐火純青』逝世，不勝哀悼。」

　　1952年夏末，中共中央決定，調五位大分區負責人進京任職。習仲勛進京，先後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國務院副總理兼秘書長，直到1962年被打成「彭習高反黨集團」成員而被立案審查16年。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開啟了中國改革開放的航程，第二代領導集體開始形成。

　　第二代領導集體處在一個過渡的階段——領導集體之上還有一個「扶上馬再送一程」的中央顧問委員會。可以說，第二代領導集體是以鄧小平掌舵、胡耀邦等執政的格局。而中共中央書記處，是衝鋒在最前面的機構，習仲勛是其中的一員，而且，作為胡耀邦的得力助手，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員。

　　「他與胡啟立一起協助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處理黨和國家的重大事務。」《習仲勛傳》如是說，「中央書記處大到重大問題的協調處理，小到文件、簡報的審閱把關，無不浸透著他的汗水和心血。」

　　和胡耀邦同聲相應

　　胡耀邦和習仲勛，年齡相差不大。兩人在長期的工作中同聲相應：胡耀邦積極支持習仲勛開展工作，習仲勛是胡耀邦的得力助手，而且敢於挺身而出，仗義執言。

　　1977年底，胡耀邦擔任中組部部長。在葉劍英的支持下，胡耀邦主持為習仲勛平反，並安排習仲勛赴廣東工作，「把守南大門」。

　　當時的中國，在維護毛澤東威信的說辭下，文革的幽靈還在飄蕩。半明半昧的政治形勢使多數人裹足不前。中國每走一步，都踉踉蹌蹌，很多人「口將言而囁嚅」，「足將進而趑趄」。

　　面對這樣的形勢，胡耀邦和習仲勛兩人，一北一南，遙相呼應。

　　1978年5月11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在《光明日報》發表，一石激起千層浪。大多數人在觀望，但是習仲勛主政的廣東省報第二天就全文轉載。習仲勛多次闡述真理標準大討論的意義，並且在報刊上較早公開表態。

　　此外，習仲勛在三中全會前後，支持和配合中央的部署，在廣東積極開展撥亂反正的工作，並進行經濟體制改革的大膽嘗試。

　　當習仲勛的工作觸及到一些人的利益後，這些人便四處告狀。胡耀邦受葉劍英委託，寫信支持習仲勛：「仲勛同志去廣東後，大刀闊斧，打破了死氣沉沉的局面，工作是有成績的。我們完全支持仲勛同志的工作。如果有同志感到有什麼問題，希望直接找仲勛同志談。」

　　這一時期，胡耀邦和習仲勛在工作上鼎力扶持、患難相助，推動了三中全會路線的確立，開啟了改革開放的新航程。

　　1981年，習仲勛到中央任書記處書記，直接協助胡耀邦工作。他始終和胡耀邦站在一起，抵制「左」的風潮，無論是「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還是「清除精神污染」，他和胡耀邦等人一起，嚴格控制範圍，為改革開放護航。

　　「我一輩子沒有整過人」

　　習仲勛有擔當。

　　1947年7月，中共中央工作委員會討論通過了《中國土地法大綱》，晉綏土改的濫斗、濫殺的「經驗」被推廣，「左」的風潮蔓延到了陝甘寧邊區。那時，沒有官員敢站出來非議、反對這種「左」的做法，誰反對馬上就會被拉出來，當作地主來斗。

　　但習仲勛敢，而且還敢把事情捅到毛澤東那裡。他在給毛的報告列數了種種惡劣的做法，強調應當實事求是，嚴格掌握劃定成分的界限，不搞擴大化。

　　1948年1月，毛澤東先後批轉了習仲勛的兩份報告，對於糾正當年土改的「左」的錯誤產生了重大影響。

　　1978年9月，廣東惠州地區檢察分院普通幹部麥子燦，給時任省委第二書記習仲勛寫了一封措辭尖銳、強硬的批評信。

　　信中說：「我同你不熟悉，也未見過面，只聽過你講話的傳達，只見過你的指示發表在報紙上。但從上述的接觸中，我感覺到你還是一個愛聽彙報，愛聽漂亮話，喜歡夸夸其談的人。」

　　信中認為，習仲勛對惠州地區治水兩大工程——澳河和潼河整治效果評價過高，不符事實。「這些漂亮話都是紙上和口頭上的東西，都是聽彙報得來的。但群眾意見如何，群眾呼聲如何，你有否去聽一聽，是否真正如惠州地委講的那麼漂亮?我勸你認真下去聽聽群眾的意見……所以說，你一講話，就表了態，騎上了這隻大虎更難下啊!」

　　信的結尾說：「你講話中不是常說愛聽刺耳話，說什麼『良藥苦口利於病』嗎?現在給你提兩個刺耳的意見，看你是否『葉公好龍』?」

　　10月18日，習仲勛給他回信：「你的來信很好，對我們各級政府班子特別是負責幹部目前的精神狀態和工作作風中存在的問題，提出了十分中肯的意見，我表示誠懇接受，並決定將你的來信轉發各地，以便進一步把黨內民主空氣發揚起來。為了更充分地聽取你的意見，現趁劉田夫同志(省委書記)前來幫助惠州地委整風之便，委託他同你面談，並請劉田夫同志幫助地委切實解決你所反映的問題。」

　　隨後，習仲勛在省革委會上自曝來信。他說：「這封信寫得好，還可以寫得重一點。下面幹部敢講話，這是一種好風氣，應當受到支持和鼓勵。不要怕聽刺耳的話，寫信的同志相信我不會打擊報復他，這是對我們的信任。」

　　兩天後，習仲勛又給全省縣以上黨委和省直局以上負責人寫了一封公開信，將麥子燦的來信和他的回信一併轉發。「請在黨委中進行討論。」他說，「麥子燦同志對我的批評，是對我們黨內至今還嚴重存在的不實事求是、脫離群眾等壞作風的有力針砭，應該使我們出一身冷汗，清醒過來。」

　　這些信件由新華社全文照發，在《人民日報》上刊登。當年讀到這些報道時，很多年輕人都記住了習仲勛這個名字。

　　習仲勛的老部下，《人民日報》前總編輯、社長秦川曾講述了一則故事。

　　1987年，大約在胡耀邦辭職後的一個晚上，習仲勛和秦川兩人在中南海散步，習仲勛突然轉過頭對他說：「我這個人呀，一輩子沒有整過人，一輩子沒有犯『左』的錯誤!」當時，秦川被這番話弄得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

　　事後，他才悟出其中的味道：習仲勛一輩子經歷了那麼多事，其中有不少時候，黨內生活不正常，他心裡不知道埋藏著多少鬱結和感慨。這兩句聽來沒來由的話，其實分量很重。

　　特區實踐的開拓者

　　1978年4月，習仲勛到廣東主持工作，任中共廣東省委第二書記、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同年12月，任省委第一書記、省革命委員會主任，後又當選為省長。直至1980年12月，才調回中央。

　　現今我們所習以為常的，甚至即將從人們生活中消失的「特區」一詞，就是始自習仲勛。

　　十年浩劫，給廣東造成了深重災難。這個曾經的南中國最富庶的省份，到了連溫飽都難以維持的地步。更為嚴重的是，在毗鄰香港的寶安、東莞一帶，居民逃港事件十分嚴重。原因是香港新界農民的收入，幾乎是深圳農民收入的一百倍。

　　1978年7月，習仲勛上任後不久，就親自到當時的寶安縣城深圳考察。親眼所見的情景，讓他百感交集。

　　在沙頭角鎮，他第一次看到那條獨特的「中英街」。一街之隔，香港那邊繁華熱鬧，而這邊卻荒涼冷清。他聽說，不少人跑到香港那邊去就不回來了。

　　這次寶安之行，對他的觸動很大。他決心向中央要特殊政策，把廣東經濟搞上去。

　　1978年11月至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之前，在北京召開了一個多月的中央工作會議。會議期間，習仲勛代表廣東省委彙報了廣東的工作，希望中央能給廣東更大的支持，多給地方處理問題的機動餘地。

　　他提出，允許廣東吸收港澳華僑資金，從香港引進一批先進設備和技術，購進電力，進口部分飼料，以便把一些國營農場、畜牧場、海水養殖場等裝備起來，作為示範，培養人才，取得經驗;在近香港的地方搞拆船業，以解決鋼材之需，發展支農工業;允許廣東在香港設立辦事處，與港澳廠商建立直接的聯繫;凡是來料加工、補償貿易等方面的經濟業務，授權廣東決斷處理，以便減少不必要的層次手續。

　　1979年4月，習仲勛再度赴京，參加中央工作會議。他請時任廣東省委副書記王全國代表省委發言，建議在深圳、珠海、汕頭划出一些地方實行單獨管理，建立對外加工貿易區，以利於華僑、港澳同胞和外商投資，按照國際市場的需求組織生產。

　　在這次中央工作會議上，他還申訴稱，中央對地方管得太多、太具體，要求中央給廣東放權、給特殊政策。

　　那是計劃經濟一統天下的時代，全國經濟一盤棋，要求中央放權，無疑是對中央的管理投不贊成票。所以，當時主持會議的中央負責人直言不諱地說：「仲勛同志，你要向中央要什麼權啊?」

　　之後，習仲勛單獨向鄧小平彙報。鄧小平聽後說：「對!辦一個特區，過去陝甘寧就是特區嘛!」當談到配套資金時，鄧小平說出了那句著名的話：「中央沒有錢，你們自己去搞，殺出一條血路來!」

　　5月中旬，國務院副總理谷牧受中央委託，率領一個由中央有關部委領導組成的工作組到廣東，做進一步的調查研究，並幫助廣東省委起草了《關於發揮廣東優勢條件，擴大對外貿易、加快經濟發展的報告》上報中央，將特區定名為「出口特區」。

　　7月中旬，中央做出了批示(即1979年「50號文件」)，批准廣東改革開放先走一步的方案，同意廣東、福建兩省在對外經濟活動中，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並在深圳和珠海兩市試辦「出口特區」，待取得經驗後，再考慮在汕頭、廈門設置。

　　1980年3月末，谷牧又來到廣州，主持特區成立大會。會上，「出口特區」改名為「經濟特區」。8月，全國人大常委會正式向世界宣布：中國將在深圳、珠海、汕頭三市，分別划出一定區域，設立經濟特區。此後不久，深圳特區設立，習仲勛親自主持了奠基儀式。

　　1980年12月，習仲勛調離廣東到中央，依然心系特區。他曾多次到深圳調研，叮囑說：「小平種的這個試驗田，現在長的苗又壯又肥，這條路是對的，一定要走下去。」

　　當特區遭遇非議時，他對時任深圳市委書記李灝說：「不要聽人今天說這個明天說那個，深圳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榜樣。」

　　鮮為人知的是，習仲勛晚年在深圳住了12年。直至2002年2月，他才因病重回北京治療。當年5月24日，在京辭世。

　　他晚年住在深圳，是以實際行動表達對經濟特區的最大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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