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臣鬥法：曾國藩到底是不是「愚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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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劉緒義著《歷史給誰來釀酒：劉緒義品讀曾國藩》當代中國出版社2007年11月出版

不少讀者和學者都認為曾國藩忠於滿清王朝是"愚忠"。我倒認為，這"愚忠"二字值得商榷。撇開一切意識形態而言，在他那個時代，曾國藩不忠於清王朝，難道要忠於洪秀全這個老童生不成？那就不是忠了，那是造反啊。當然不忠於清王朝，也可以不忠於洪秀全，還可以"忠於"列強啊，可那真的是賣國了。

事實上，曾國藩的"忠"並不是"愚忠"。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曾國藩對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的"忠"要遠遠超出對朝廷的"忠"，用一個許多人不喜歡的詞來說，"衛道"的成分要多於"忠君"。什麼是"衛道"？通俗地講，就是孔孟之道，這是老祖宗的東西呀，滿洲人入關之後為了加強他們的統治，也不得不宣布奉行孔孟之道，也正是清王朝這一英明的抉擇，才贏得漢人的擁護，才不至於重蹈蒙元的覆轍，才能使有清一代統治中國近三百年。信奉老祖宗的東西有何不妥？頂多算保守啊。總比信奉別的民族文化要好得多。

這一點，從他出師之日，發布《討粵匪檄》的那一刻起，就昭示了他鮮明的政治立場。以至於直到如今，歷史學家仍然在說，他在檄文里突出強調了"衛道"，顯示他這是一支"衛道之師"，而不是勤王之師。甚至都以為這是曾國藩的失策，以至於後來朝廷不信任，士大夫多有指摘。曾國藩未嘗不知道，朝廷上下對"衛道"與"忠君"的看法。更值得指出的是，他對明末清初的思想家、他的鄉賢王夫之崇拜有加。王夫之是衡陽人，明亡後，他開始舉起反清復明的大旗，失敗後隱居深山，"不食周粟"，曾國藩對他的民族氣節十分推崇，後來在兩江總督任上，還刻印、親自校對，編成了《船山遺書》。他之所以不打出忠君的杏黃旗，或許有什麼別的考慮，但有一點，即是造成了這一事實，他的湘軍不是勤王忠君之師而是衛中華文化、衛傳統綱紀之道之師。這怎麼能說他是"愚忠"呢？

不僅如此，從他出師之日起，其實就一直身處多重困境之中，前面說過，他既要顧慮同僚和封疆大吏的掣肘，又要考慮士人的清議，同時面對一支數量龐大的太平軍。其實最大的壓力還是來自朝廷。雖然有唐鑒、倭仁、穆彰阿、肅順等大臣的支持，但畢竟他手裡有一支不可輕視的武裝力量，他又是這支武裝部隊的總司令，朝廷豈可安睡？

咸豐四年，湘軍水陸兩師聯合，一舉收復武昌、漢陽，朝廷下旨讓他署理湖北巡撫，就是暫時代理一下。曾國藩出於"私心萬難自安"的心情上疏辭謝。誰知奏章還在路上，第二道諭旨又來，免去了他的這一代理職務。這讓他十分尷尬。箇中原因，就是祁雋藻大學士悄悄向咸豐皇帝打了個小報告，說曾國藩只是一個在籍侍郎，在籍侍郎只不過是一介布衣，用當時的話就是"匹夫"。一個匹夫一呼而應者雲集，這可不是朝廷之福啊。咸豐帝不是傻瓜，一句話，就讓他猛然醒悟過來，也就是說曾國藩的號召力和組織能力不可小覷，他可以招募軍隊來幫朝廷打造反派，也可以掉轉槍口，直指朝廷。到時候這皇帝寶座恐怕就不是皇帝坐的了。所以咸豐帝顧不得"聖旨不是兒戲，不可出爾反爾"的慣例，隨即下詔收回成命。

要知道，這可不是由滿洲貴族來提醒皇帝的，而是一個漢臣。多年以來，都說滿清王朝民族之防十分嚴重，滿漢矛盾十分尖銳，朝廷對漢臣防範嚴密，洪秀全造反正是因為滿漢矛盾十分尖銳的情況下，為了驅除撻虜，恢復漢人的天下，起而舉事。那麼祁雋藻的做法豈不是做了滿清的幫凶？曾國藩固然是幫凶，林則徐當然也是幫凶，左宗棠是幫凶，李鴻章是幫凶，胡林翼是幫凶，那朝廷上下無一不是幫凶、漢奸。我就不相信，這一批當時的優秀知識分子還不如一個老童生？無論從識見、民族心理、才幹來說，他們未必分不清滿漢區別，忘記了"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古訓。

皇帝對擁有兵權的大臣歷來是很忌諱的，防範也歷來是十分嚴密的，否則就沒有杯酒釋兵權的故事，也就沒有"狡兔死，走狗烹"的古訓了。並不是看你是不是皇帝的親戚，也不是看你是不是我一家子人；唐代初年，搶皇帝寶座的不是別人，而是自己的親兒子；後來搶皇帝寶座的也沒有外人，而是自己的母親，只不過這個母親不姓李而姓武；明代初年，搶侄兒子寶座的並不是外人，而是自己的親叔叔；清代中期，皇帝的兒子們幾大阿哥爭奪寶座的事情還少嗎？事實上，對朝廷對皇帝來說，任何人都不可能是絕對放心的。至於清朝在全國各地設置的將軍、都統幾乎清一色是滿人，或者和滿人有血緣關係的蒙古人，這是事實，這和漢代非劉姓不得封王是一個道理，無非是為了保持和鞏固家天下的一種手段。如果憑這一點就可以斷定滿漢之間矛盾和防範意識很深，那麼在漢人的朝廷是不是可以說，劉姓和異姓之間的矛盾和防範意識也是很深的呢？恐怕說不過去吧。(責任編輯：小雨) 這種現象，說到底只是家天下制度下的必然產物。跟民族意識關係不大。至少19世紀的朝廷和以前任何一個朝廷並沒有什麼實質性的區別。在清廷，穆彰阿、肅順等都是滿人，我看他們和許多漢臣關係就很好，就極力主張排除滿漢之間的成見，任用他們。後來，肅順等八大臣之死也不是滿漢矛盾造成的，恰恰正是滿人之間的權力鬥爭的結果。可見在這種家天下制的帝國裡面，不管你是什麼人，只要威脅到皇權，都不可能有好下場。同樣漢人之間的矛盾也很多，如曾國藩和江西陳啟邁因為軍餉等事而不和，曾國藩一點也不考慮陳啟邁是漢人而且還是自己的老鄉而把他參掉了。他參李元度也是如此。至於滿洲權貴對漢人的顧忌，不見得是民族鴻溝，如官文，此人對漢人向來瞧不起、不合作，但他這種瞧不起、不合作只是出於利益的考慮。胡林翼正是看穿了他，才曲意奉承他，結果取得了他的信任，使其一應事務都言聽計從，為湘軍減去了一個掣肘的對手。倘若真如一些歷史學家所說的滿漢民族矛盾十分尖銳，我可以肯定地說，曾國藩等一些漢族知識分子是不大可能起兵來幫助滿清王朝來平叛的，相反他們甚至會加入造反的行列。拿民族矛盾來說事，是不符合19世紀帝國的實際情況的，無非是為洪秀全造反的合法化提供一個面具而已。

曾國藩和朝廷之間的君臣鬥法就由湖北巡撫一事開始了。但是，心知肚明的曾國藩並沒有計較，相反更加增添了如履薄冰之感。第一次和朝廷鬥法發生於咸豐七年二月，其父曾麟書去世，他拋下江西戰場回家守喪。這引來了一片指責聲，有些人甚至還寄望朝廷處分他。但出乎意料的是，朝廷不僅准假三月，還給了他一筆銀子，令他假滿即赴前線。曾國藩並不領情，上表要求在家守制，朝廷不準。三個月後，曾國藩再次上奏，在這篇奏摺里，他倒盡了苦水，然後提出復出的困難，如他所保舉湘軍將士的官隊都是虛的；自己位雖高卻沒有實權；軍餉受制於地方；作戰也得不到地方的支持等等。實際上就是希望朝廷理解他的苦處，授以實職，一切問題迎刃而解。誰知朝廷根本不予理會，也許仍然是祁大學士的那句話的作用，授實職實在讓皇帝放心不下，於是乾脆同意他在家終制。第一次君臣較量以曾國藩失敗而告終。無可奈何的曾國藩在家一待就是一年多。眼看著自己親手創建的湘軍不能由自己指揮立功，不免"胸多抑鬱，怨天尤人"。一年後，曾國藩認輸了，因此，當浙江局面一變，御史李鶴年、湖南巡撫駱秉章等人上奏朝廷，要求朝廷速命曾國藩復出以解浙江之急時，曾國藩不再討價還價，立即出征了。

第二次鬥法，發生在咸豐九年。曾國華在三河戰死，朝廷降旨賜封老六的寄父即叔叔曾驥雲從二品頂戴。而實際上，此前的曾驥雲早就因曾國藩的緣故御封為一品光祿大夫了。如今不升反降，怎不讓曾氏感到尷尬？然而，公然抗旨是不行的，遵旨當然也不行，於是曾國藩不得不與皇帝鬥法。他上疏以謝恩的名義告訴皇帝，前兩次叔父早就是正一品銜了，那麼此次的封賞我們欣然接受，但為了不忘舊恩，頂戴還是戴以前的算了。這樣一來，皇帝也無話可說了。

接下來的一次發生在同年，胡林翼為了讓曾國藩儘早有地方實權，上奏要朝廷命曾國藩入川做川督以防範太平軍入川。然而朝廷只答應命他入川而不讓他做川督。本來寄予很大希望的曾國藩見無實職，便不想入川。但是聖旨既下，不入川豈不是抗旨？進退維谷之際，君臣之間又開始了鬥法。皇帝那邊見曾氏沒有動靜，一連四次下詔催促；曾氏這邊不見實職不走，用了"拖"字訣。果然後來形勢發生了變化，在胡林翼的安排下，湖廣總督官文上奏，徵得朝廷同意，不讓曾國藩入川而是赴安徽了。

君臣之間為了一個地方實職而鬥法，這在有清一代是少見的。皇帝那邊硬是整整拖了數年，直到咸豐十年(1860年)，兩江總督何桂清棄城逃往上海，江南形勢岌岌可危，朝廷才下旨讓他署理兩江總督。在總督前面還加了個"臨時代理"的字樣。據野史說，此次任命本來還是不肯給曾國藩，而是要給胡林翼的。胡林翼知道後，深知這對曾國藩是個極好的機會，於是立即上奏要求授給曾國藩，而自己不動，這樣更有利大局，這樣咸豐帝才聽從了胡的建議。曾國藩在這幾年間由於沒有實權，處處要受地方的掣肘，自此之後，圍繞地方實職這個關卡，君臣之間的鬥法才告結束。

不過，這也算是臨危受命。因為兩江總督的衙門是在南京，而南京此時正被洪秀全盤踞著。原來的兩江總督只好在蘇州等地上班，而現在蘇州也丟了，曾國藩只好在安徽流動辦公了。經歷了這麼多曲折的曾國藩心裡也漸漸地歸於平實了。他總算領受到了朝廷的偏心。(責任編輯：小雨) 對大哥這番委屈心有感慨的曾老九，大概也看透了朝廷的真面目，故抗旨不遵對老九來說是家常便飯。他更深知，即便大功如大哥者，朝廷對他也不過如此，於是自己也現實多了。老九對官職沒有他大哥那麼看得重，平了太平天國之後，老九很快就主動要求開缺回籍了。但有人說老九愛財。他之所以不讓旁人插手攻打南京，目的恐怕還在於這裡。其實，這是不大了解老九了。關於這一點，後面再詳述。不過也真有他的，僅僅憑著一個吉字營，歷經兩年，硬是把南京給打下來了。打下南京後，當時普遍傳說南京城被洗劫一空，湘軍源源不斷地往家鄉運送珠寶財物，因為太惦記著天王府里的財寶，才不小心讓幼天王從自己打開的缺口處逃走了。

這就有了麻煩。這個麻煩首當其衝的還是曾國藩。他是總司令啊，又是老九的親哥。朝廷一方面要追查傳說中的這批金銀珠寶的下落；一方面又來責問放走幼天王的責任。本來，這兩件事都可查可不查。金銀珠寶方面，理應交公，但多年來，湘軍打仗，朝廷又給了多少銀子？尤其是剛開始，朝廷一句話：自行募集，可害苦了曾國藩，他自己說，有時簡直成了叫花子，到處化緣。現在勝利了，反倒要問罪了。在長期的君臣鬥法中，曾國藩也摸清了朝廷的軟肋，無非是藉機敲打敲打罷了。況且這批寶藏只是傳說而已。因此，在答覆這個問題上，曾氏表示，傳說中的金銀珠寶都被太平軍一把火燒了。幼天王逃走的問題，朝廷顯然更是借題發揮，李鴻章、左宗棠等人克城制勝之時都有太平軍主要將領逃脫，尤其是左宗棠攻克杭州時，讓守城的十萬人馬全部逃脫，都不見皇帝責問，而此次南京城裡逃脫者只有寥寥數百人，就見皇帝"唯曾國荃是問"了。這真是太不公平了。不過，曾國藩畢竟老謀深算，想你左宗棠自己放走十萬人不算，反倒拿幼天王逃走來說事(左宗棠曾密奏幼天王逃走)，在給朝廷的答覆中，曾毫不客氣地舉出了杭州的例子，擺明了說你皇帝偏心。皇帝當然自知理虧，更主要的還是不敢再逼，弄得不好，把幾十萬湘軍逼成第二個太平天國就麻煩了。

然而，事情並沒有就此了結。忠王李秀成被活捉後，本來沒想殺他的曾國藩上奏請旨是不是要把李秀成押解京師。表上完後，突然經人點醒，此人一旦進京，脫離了曾國藩的控制，什麼話都說得出來。於是不待皇帝旨意，把李秀成就地正法。然而，問題又來了，如何向皇帝交代自己出爾反爾呢？反正人己經殺了，後患也絕了，曾國藩鬥起法來膽氣也足多了，他告訴皇帝，路上不安全，被人劫走，反而更麻煩，只好殺了。皇帝就算明知是殺人滅口也無話可說，畢竟此人又不是洪秀全，相對於洪來說，李只能說是個小蘿蔔頭。皇帝最後還不得不下旨表示贊成，追認此事的合法性。

這一系列君臣鬥法，雖然歷經波瀾，但其結局，應該說是雙贏。對皇帝來說，保住了自己的皇位是最大的收穫，至於別的都不值得一提；對於曾國藩來說，成就了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最後又避免了"兔死狗烹"的覆轍，無疑也是莫大的收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