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隨筆]明朝滅亡的主因－－－－-論萬曆與崇禎的正負極運動

明朝滅亡的主因-----論萬曆與崇禎的正負極運動　　　　 　　 明朝在當代史學上一直被忽視了，終其原因是非常複雜的，這個朝代在中後期，政治和經濟方面出現了許多之前（應該說甚至之後也不曾重現）從來沒有的變化。如果1644年明朝沒有滅亡，如果這些變化可以演變成一種固定的軌道性的行進，也許1840年後的百年恥辱就根本不會發生了，不能說中國一定會成為美國這樣的超級大國，但中國至少不會像現在這樣軟硬體設施幾乎落後歐美列強100年，但歷史是不講如果和也許的，明朝最後畢竟滅亡了，他在中後期的所有那些成就都成了旱花一現，彷彿一顆划過天際的流星。他在中後期那些積極變化最後都好似一場夢一般。明朝不是亡於農民起義，明朝也不是亡於滿清的崛起，明朝不是亡於小冰河時期的各種天災或疫病，這些只能說是輔因，主因是什麼呢？如果你深加探究，你就會明白，明朝的滅亡充分表露了隱藏在歷史書本背後的那些真相，明朝是亡於這個國家長期以來的實際統治者地主官僚集團對他的拋棄，萬曆與崇禎的兩個皇帝的正反兩方向的極限運動讓地主官僚集團作出了撕碎明朝大旗的抉擇。我並不能同意《明史》中說的明「實亡於萬曆」的說法，萬曆只做了一半的事情，另一半是崇禎做的，令人遺憾和心痛的是，崇禎到自殺前都還在念叨著：「朕非亡國之君……」。　　　　　　　　 可以說自從正德開始，明朝的上層社會的政治生活就進入了一場長達140年之久的皇帝與地主官僚集團的攻防戰，攻防雙方是相互裝換的，有時候是皇帝進攻，有時候則輪到官僚集團進攻，正德把國外當成了練兵場，把國內當成了遊樂場，嘉靖一朝，除了內閣大臣外，其他官員的遽升遽降是太正常不過的事情了，你不知道什麼時候就一言不慎被喜怒無常的皇帝投進入監獄，或者削職為民，你也不知道什麼時候，可能你剛在監獄呆了2天，就官復原職了。同樣可能你踏上回鄉的路不到2 天，就有一道聖旨下來，將你調任別職。想進內閣？很簡單，只要你青詞寫得好就可以了，那可是非常需要文採的，所以嘉靖的內閣大臣們都被稱為「青詞宰相」。無論如何，嘉靖和正德都保持了整個官僚集團的完整性，這是這部大機器正常運轉所不可或缺的。明朝立國時是實行海禁的，但到了嘉靖中期，江南半壁走私貿易異常猖獗，這也引發了海盜和與之勾結的倭寇（其實大部分都是中國人）在沿海地區施虐橫行，由於閩、浙（應該是江西、福建、浙江、江蘇）籍的官僚在朝廷擁有極為龐大的勢力，他們從走私貿易中獲利頗豐，明朝的地域之見一直是黨爭的一個重要動因。但共同的利益讓他們暫時團結了起來，他們想方設法地讓那些妄圖加強海禁的官員的措施全部化為泡影，一些官員甚至因此差點丟掉性命。雖然海盜與倭寇的禍患後來被胡宗憲和戚繼光等人平息，但整個朝廷和皇帝發現海禁已經越來越不和適宜了。這項禁令終於在隆慶初年被正式廢止。　　　　　　　　 現在開始談令地主官僚集團拋棄明朝的兩個皇帝之一：年號萬曆的明神宗，萬曆皇帝最為後世知名的就是他的怠政，而這都要追尋到萬曆十四年，正是這一年，他的上朝次數急速減少，這一切的起因都是皇帝與地主官僚集團的立儲之爭，不要說明史、傳統中國的幾千年歷史，從來沒有哪一位皇帝與官僚集團的對立達到了這樣難以化解的程度。而我曾今說過，皇帝只有成為地主官僚集團的代言人，才能保證自己的王朝不從內部崩潰。萬曆所作所為實際上是在告訴地主官僚集團：「朕對做你們的代言人不感興趣」，而其後的崇禎的所作所為讓地主官僚集團最後覺得：「這個坐在金鑾寶殿上的傢伙，已經不配做他們的代言人」，萬曆十四年，官僚集團察覺出皇帝有廢長立幼的心思，他想立鄭貴妃所生的後來被封為福王的朱常詢，皇后無子，皇長子是朱常洛是宮女王氏所生。皇帝對鄭貴妃恩寵有加，這就到導致他對她的兒子愛屋及烏。有官員開始上疏，大概意思是：「陛下一定想立鄭貴妃的兒子為太子吧，這可是絕對不行的」，這一下正好點到皇帝的隱私了，皇帝大怒：「你這廝說什麼？沒有這事，你這完全是訕君賣直，著發配邊境打雜！」，這成了整個事件的導火索，官員們開始群起抗議，被發配了、被革職了，被廷杖了，都阻止不了他們前仆後繼地對皇帝和皇帝寵愛的人交相攻擊，他們奏疏的內容，基本上就是表達了兩個觀點：「皇長子聰明仁孝，皇后賢惠溫順，陛下應該多關心關心他們」，「陛下寵幸的那個鄭貴妃是個婊子！她為了讓自己的兒子成為皇太子真是不擇手段！」，甚至還有官員上奏表示：「陛下你知道自己是個什麼人嗎？你就是酒色之徒！就知道沉湎於床第之歡，從來都不顧國家大計」（我不知道他怎麼好意思說皇帝，實際上這是明朝中後期整個上流社會的風氣，對各位大人來說，生活中只有兩個事情是最為重要的，一件是做愛，不停地和女人做愛。另一件是讓這種快樂得到延續，那就需要研究壯陽術、長生術等道家學說、他們在下面時常相互討教，相互傳授提高房事質量的秘籍），對萬曆更為不幸的是，他找不到支持他的官員，內閣大臣最開始還從中調停皇帝與朝廷的關係，但後來發現，自己也成了朝廷大臣的攻擊對象，說他們尸位素餐，都是立場不堅定的偽君子，就知道兩邊討好，後來只能保持沉默，，規勸皇帝立皇長子為太子，而且這已經不再限於中央了，全國各地的官僚對皇帝群起發難。這在中國曆朝歷代的各位皇帝中是沒有的，他找不到一個幫手，幾任內閣首輔，最終都和朝廷站到了一起。萬曆孤身一人與整個官僚集團作戰。讓我們看看從萬曆十五年開始明朝都發生了什麼。　　　　　　　　 萬曆十五年，疫病（鼠疫）開始大規模流行，中原持續乾旱，終明一代不曾根除的叛卒問題日趨嚴重，士兵嘩變增多。萬曆十八年，立儲之爭白熱化，皇帝漸有寡不敵眾之感，他決定尋找一條歷朝歷代所有皇帝都沒有找到的徹底擺脫整個官僚集團的方法。萬曆二十一年，「三王並封（老大、老三、老五），群臣抗議，認為這是皇帝在耍滑頭，攻擊的言辭更加激烈，萬曆二十二年，中原地區災害頻繁，氣候不見好轉，盜賊四起。萬曆二十四年，開始繞過官僚集團，命太監在全國廣開銀礦，群臣奏疏全部留中，不再上朝。萬曆二十七年，因為田賦屢增，天災連連、糧食欠收，農民開始大規模起義，因為從對外貿易中興起的江南沿海城市的商人階級為抵禦太監的稅署侵奪與官僚集團聯手，許多太監都被斬殺，稅署被焚毀，在皇帝看來這是公然地忤旨作亂。萬曆二十八年，要求罷礦稅、重譴太監的奏疏如雪片一般飛來，皆「不報」，萬曆二十九年，農民起義勢頭轉旺，許多城市都發生了大規模的市民暴動，許多官員私下表示，太久沒有見到皇帝了，連皇帝的相貌都忘記了，萬曆三十二年，官員的缺額現象開始凸現，要求為官僚集團補充新鮮血液的奏疏皆「不報」，升遷降黜制度開始失靈。萬曆三十四年，部院級官員開始出現缺額的現象，許多尚書開始自行離職；同年，建州女真興起，在關外橫行無忌，所向披靡。萬曆三十五年，各地巡撫和巡按御史也紛紛選擇自動離職，皇帝不理睬任何要求補充官員的奏疏。地主官僚集團對全國的統治開始瓦解。萬曆三十六年，中原各省再次發生大饑荒。萬曆三十七年，群臣開始互相攻訐，都認為如今「天下有陸沉之憂」的可悲境地對方有責任。萬曆三十八年，破天荒地發出一道諭旨，命令群臣不要再有失體統地相互攻訐。中原諸省盜賊遍地，只有官員依然在任的少數州縣有彈壓之力。萬曆三十九年，群臣對皇帝去年的諭旨置若罔聞，黨派紛爭愈演愈烈、官僚集團內部走到了分裂解體的邊緣。這也進一步瓦解了官僚集團對全國的統治。官員相互揭露隱私和傾軋的奏疏從來沒有得到皇帝一次批複。如果之前皇帝不想再成為他們的代言人的話，那麼現在他也厭倦成為他們的裁判員了，對於這場拉鋸戰，他做了徹底棄權的選擇。萬曆四十年，皇帝已經二十年沒上朝了，全國陷入無政府狀態已經不會再有人懷疑了。萬曆四十四年，氣候變得更加惡劣，旱災、荒災、歉收、鼠疫等讓大明江山處於風雨飄搖之中。萬曆四十六年四月十三日，努爾哈赤以「七大恨」告天，正式向明朝宣戰。同年，撫順陷落。關外完全成為了戰場。萬曆四十七年，經略楊鎬二十萬大軍覆滅。關外形勢陡然嚴峻，皇帝大驚失色，命熊廷弼為遼東經略，楊鎬下獄論死。明清對峙之勢形成。萬曆四十八年七月二十一日，皇帝駕崩。　　　　　　　　 中國歷史上，萬曆之前和之後從來沒有一位皇帝能夠否定整個官僚集團，皇帝可以通過手上的這把達摩克利斯之劍消滅一批官僚，但結果是必然會落入另外一批官僚手中，他本人也會落個不納忠言，殘害良善的壞名聲。在史書上留下大筆的污點。在於官僚的持續鬥爭中，他逐漸明白了一個道理，如果他再懲處官員，他們就成了忠君愛國的典型而受到同僚的敬仰，自己就成了他們眼中不擇不扣的昏君了。受到後世的唾罵，既然立儲之爭沒有一個令他滿意的答案，既然最後不得不就範立皇長子為太子，「那好吧，你們贏了，滿意了吧，不過朕告訴你們，朕討厭你們，朕不和你們玩了！」官僚集團是通過科舉制度上台執政的，皇帝不可能突然下命令宣布廢除科舉制度。那怎麼辦呢？萬曆決定使用不使用權力的權力。於是我們發現了傳統中國地主官僚集團一個巨大缺陷，由於儒、法兩家都是有君主的，這是一個旗號，代表官僚集團的旗號，掌旗的就是皇帝本人，地主官僚集團無法拋開君主獨立運轉，他們需要皇帝的組織，需要皇帝把他們聚集在這面旗幟下，皇帝是他們的代言人和裁判員，革除「皇帝」這個概念在他們所學的知識中找不到理論支持。萬曆的做法的確為他贏得了一時的勝利，但需要指出的，皇帝與官僚集團是利益關係，而官僚集團和他的來源地主階級則是共生關係，共生關係是互相依存的關係，誰也離不開誰，這比利益關係緊密可靠得多，所以官僚集團對地主階級的忠誠是絕對的，對王朝的忠誠則是相對的，如果局勢惡化到看不到任何希望的地步，他們不會在意這個王朝是姓朱還是姓愛新覺羅，萬曆瓦解了官僚集團對全國的統治，無政府狀態導致盜賊橫行、起義洶湧，直接損害了地主階級的利益，地主階級的代表組成的官僚集團便一次又一次地要求皇帝能夠修補這道官僚集團維護地主階級利益的防線。但皇帝一次次地以沉默相拒絕。起義規模和勢頭就越得不到控制，地主階級受到的創傷就越大。官僚集團發現皇帝已經不能再受他們擺布了，官僚集團明白皇帝已經不願意再做他們代言人了，於是他們紛紛離職，萬曆從某種程度來說是幸運的，因為他在世時，官僚集團為代表的地主階級還沒有完全對明朝失去信心，所以並沒有急迫地尋找一個在乎他們利益的新王朝，時機並沒有成熟，萬曆用自己的怠政打倒了地主官僚集團（整體性的），但這也等於挖掉了自己和自己王朝的統治之基。如果萬曆的這種行為發生在門閥貴族時期，可能他早就被廢黜了，士族們會換上一個更懂得為他們利益負責的皇帝，但是地主官僚集團並不具備這個能力。我們可以發現中國歷代王朝的另一個特點，每個王朝的開國之君會採取一系列方法保障皇位的世襲罔替，但正是這些初衷是保障王朝永存的政策所產生的副作用最後將王朝送上了斷頭台。王朝並沒有在滅亡在萬曆的手上，正如我上面說的，萬曆只做了一半的事情，另一半的事情是崇禎做的。　　　　　　　　 如果說萬曆一朝皇帝最鮮明的特點就是他的怠政的話，那麼明朝末代皇帝崇禎在位時最鮮明的特點就是他的勤政了，他一天到晚忙得團團轉，可最後竟然成了亡國之君，看起來真是難以置信，實際上，他繁忙到連正常睡眠都無法保證，以至於有一次去看皇太妃時在椅子上睡著了。完全可以說他的勤政在明朝歷代君主中是鮮有的，就算是整個中國歷史中也是屈指可數的，更不要說一個王朝的末代皇帝了，因為按慣性思維，我們會認為末代君主都是荒淫與殘暴，他不殘暴，至於荒淫那就更無從談起了，而明朝中後期的皇帝都是非常好色的，他是個特例，他就一心地撲在了國事上。如果我們孤立地看崇禎一朝皇帝的表現，如果我們只看皇帝對政務的積極態度，我們似乎無法理解這樣的皇帝為什麼最後會落個自縊的下場了，崇禎皇帝朱由檢本人也是想不通，他不知道自己有什麼錯，所以他在遺書中把責任都推倒了大臣頭上。需要強調的是，他不是一個今天登基，下個月就駕崩的皇帝，他在位17年，而他剛登基時，雖然明王朝處於內憂外患中，但並沒有到病入膏肓的地步，可17年後，明朝卻滅亡了，他自己自殺了。所以他是難辭其咎的。讓我們看看他在位17年中國發生了什麼吧。　　　　　　　　 他即位前，明朝與後金（清朝）的關係早已完全破裂，雙方一直處於戰爭狀態中，天啟年間，在與後金交戰中頗有心得的熊廷弼因為人際關係的糟糕而被罷免，致使戰局急轉直下，遼陽和瀋陽相繼淪陷，魏宗賢的閹黨和東林黨無休止的鬥爭讓明朝政府內日趨分裂，熊廷弼也被陷害最後被殺，明軍在山海關外幾乎難以立足了。崇禎登基後，不動聲色，一舉剷平閹黨，朝政為之一新，大臣們都認為明朝終於出一個中興令主。　　　　　　　　崇禎元年，七月，寧遠發生兵變，巡撫都御史自殺，九月，京城地震，十月，入閣十個月的劉鴻訓被罷免，隨即遣送戍守，陝西大饑荒，饑民苦於加派，流寇大起。崇禎二年，四月，裁減驛站（李自成因此下崗），六月，毛文龍被袁崇煥所殺，清軍已無後顧之憂，八月，官軍大敗流寇，十月，清軍入侵，京城戒嚴，遵化陷落，巡撫都御史戰死，清軍逼近都城，兵部尚書王洽和袁崇煥皆下獄，大將滿桂戰死。內閣大換班。崇禎三年，二月清軍在關外大勝，多城淪陷，總督?遼都御史劉策下獄論死，陝西勤王之兵竟與盜匪合流，三月，山西遭流寇侵犯、八月，袁崇煥被處死，前內閣大臣錢龍錫下獄，十月，洪承疇大敗張獻忠，十二月，增加田賦以充軍餉。崇禎四年，流寇侵犯保安，三月，總督陝西三遍軍務楊鶴受群賊偽降所騙，群賊降而叛，五月，錢龍錫遣送戍守，七、八二月，官軍大敗賊寇，九月，開始派宦官為監軍，群臣苦諫不聽，楊鶴下獄，不久遣送戍邊，洪承疇繼任，再次拒絕了群臣的勸阻，令宦官監督戶、工二部的收支情況，十月，流寇侵犯山西，陝西賊降而復叛，官軍始料不及，大敗。十二月，陝西大雪，民無所食，相繼為盜，不可制！崇禎五年，一月，二月山東賊孔有德大起，巡撫、總兵皆敗績，四月官軍再敗，同月，官軍獲勝，但饑民附賊，賊寇勢力更加旺盛，七月，孔有德偽降，官軍受騙，大敗。前巡撫都御史孫元化被處決。因為討伐山東賊寇失敗的兵部侍郎劉宇烈下獄，遣送戍邊。五月，內閣大改組。六月，京城大雨、黃河決口。八月，洪承疇大敗賊寇，陝西流寇如山西，黃河以北大亂。崇禎六年，皇帝再次派人去催繳拖欠的田賦。左良玉大敗陝西賊寇，饑民與盜匪合流，賊勢復盛，二月，孔有德戰敗（後降清），山東賊寇平定。六月，派人催繳拖欠的賦稅1700萬，大臣屢諫，皇帝不聽。七月，旅順被清軍攻陷。八月，大將曹文詔在河南大敗賊寇，十一月，內閣再次改組，十二月，賊寇度過黃河，分兵侵犯南陽，汝寧，逼近湖廣。崇禎七年，元月，河南、山西、陝西、四川、湖廣五省盜賊遍地，中原無凈土。盜賊四處流竄，官軍顧此失彼，山西八個月不降雨，百姓饑渴難耐。六月，高迎祥、李自成被困於四川險要之地車箱峽，糧盡，賊寇復詐降，五省總督陳奇瑜受騙，賊寇反叛，官軍大敗，高、李二人死裡逃生。明朝失去了一次全殲賊寇的千載難逢的機會。七月，清軍入侵，明軍全線潰退，十一月，陳奇瑜下獄，洪承疇兼五省軍務。崇禎八年一月，張獻忠入安徽，焚毀鳳陽皇陵，鳳陽巡撫楊一鶴論死，六月，大將曹文詔中埋伏，戰死。七月、內閣又一次改組。八月，李自成攻陷咸陽，九月，洪承疇大敗賊寇（真是剿匪專家啊），李自成與張獻忠合流，十月，皇帝下罪己詔，十二月，官軍在河南、陝西等地四處追擊，賊寇神出鬼沒。官軍防不勝防。 九年，一月，內閣又一次改組，二月，山西大饑荒，人相食，寧夏饑荒、士兵嘩變，三月，總督直隸、河南、山東、湖廣、四川五省軍務的盧象升征剿河南賊寇，李自成、高迎祥進陝西，五月，皇帝下詔，赦免脅從賊匪，可以選擇回家，或者加入官軍作戰，朝廷一視同仁。六月，內閣又一次改組，總兵解進忠安撫賊寇時被殺。七月，清軍入昌平，隨即撤離。高迎祥被官軍抓獲。十二月，洪承疇再次打敗賊寇（不愧為剿匪專家）。崇禎十年，一月，張獻忠、羅汝才侵犯安慶，皇帝再次催促各省拖欠的田賦。三月，官軍在安慶大敗，四月，皇帝下詔令群臣潔身愛民、以挽回江河日下的國勢。五月，李自成侵犯四川，六月，山西大旱，七月，山東、河南蝗災，百姓大飢，八月，再次將部院和內閣改組（皇帝幾乎每三個月不到就改組更換一次內閣和部院級官員），九月，洪承疇、左良玉大敗賊寇，十月，李自成採用遊動戰術，逼近成都。崇禎十一年，一月，洪承疇在四川大敗賊寇（剿匪專家名不虛傳），四月，各部院和內閣再次改組，大臣們都有早不保夕之感，益發畏手畏腳。兩京、山東、河南大旱。發生蝗災。張獻忠再次詐降，官府又一次受騙。十月，盧象升、洪承疇大敗賊寇，李自成僅以身免。十二年一月清軍再次入侵，隨即撤退。四月，左良玉大敗賊寇。部院和內閣再一次更換改組，被撤職的許多人都被關進了監獄。六月，京城、山東、河南、山西發生嚴重旱災與蝗災，再次加征賦稅以作練兵之餉。八月，面對日薄西山的局面，皇帝異常煩悶，一次性處決了巡撫、總兵、監軍宦官三十三人。崇禎十三年，二月，官軍大敗張獻忠。四月，再次改組內閣。內閣大臣越來越多，敢於說話和辦事的卻越來越少。七月，左良玉再次大敗賊寇，九月，李自成被官軍包圍於巴西的魚腹山，竟然得以逃脫。十二月，熊文燦被處決。張獻忠攻陷瀘州，李自成逃亡河南，山西、陝西發生大範圍旱災與蝗災，人相食。饑民多依附盜賊。十四年，一月李自成攻陷河南，福王朱常洵(就是鄭貴妃的兒子)被殺。二月，皇帝再次下罪己詔。張獻忠攻陷襄陽，兩名親王遇害。六月，山東、河南、浙江、湖廣都發生了旱災與蝗災，山東盜匪再次興起。七月，李自成被官軍擊敗，八月，左良玉大敗張獻忠。九月，官軍再次大敗張獻忠。十月。李自成攻陷南陽，又一名親王遇害。十五年二月，清軍攻克松山，剿匪專家洪承疇投降，皇帝以為他殉國了。三月，大將祖大壽降清，四月，李自成包圍開封，內閣再一次改組，八月，兵部尚書陳新甲執行皇帝的密令與清朝議和，事情外泄，群臣嘩然，交相攻擊，陳新甲成替罪羊，下獄論死。九月官軍再次大敗張獻忠。十月，清軍勝明軍，皇帝再次下罪己詔。崇禎十六年，一月、二月、三月、四月，李自成、張獻忠、肆虐湖北，多名親王遇害。五月、七月、八月、九月，張獻忠大掠河南，如入無人之境，地主官僚集團在與農民起義軍的戰鬥中從來沒有這麼狼狽過。十月，李自成攻陷潼關、西安，十一月，內閣再次改組。官軍在與農民起義軍的戰鬥中逐漸落入下風了，地主官僚集團士氣降到冰點。崇禎十七年，一月。鳳陽地震（絕對的凶兆啊！），兵部收到李自成的戰書，表示要和明朝決戰，三月三十日到達北京。皇帝心急如焚，寢食不安，皇帝在上朝時痛哭流涕道：「朕非亡國之君、事事乃亡國之象，祖宗櫛風沐雨之天下，一朝失之，將何面目見於地下？！………」。內閣再次改組，二月，李自成攻陷太原，皇帝下罪己詔，地主官僚集團的統治開始全面崩潰。大批州縣向起義軍投降，三月，大臣李建泰請求南遷，皇帝說：「國君死社稷，朕將焉往」，大臣再次請求太子退守南京，皇帝不聽皇帝再次下罪己詔。崇禎十七年，三月十五日，農民起義軍抵達居庸關，三月十六日，攻陷昌平，兵臨北京城下。三月十七日，開始攻城。京城護衛之兵潰散。三月十八日，皇帝拒絕了李自成割地議和的建議。三月十八日深夜，北京淪陷。三月十九日，皇后自縊，皇帝在景山………….。　　　　　　　　 首先，萬曆三十年不上朝整體性地癱瘓了地主官僚集團的統治，更嚴重的是打擊了地主階級對明朝的信心，他們逐漸懷疑是否到了變天的時候了，官僚集團的效率是非常低下的，但效率的低下並不代表什麼都不做，或什麼都做不好，但需要保持慢節奏，不要慌，這也符合自然經濟的本質，如果我們把地主官僚集團比喻成一個機器的話，那麼每個官員就是裡面的一個零件，皇帝的作用就是當零件壞了、舊了，出問題了，修理和更換，讓機器不停地按一定速度運行，在萬曆不上朝期間，不知道有多少零件老舊和出錯了，可是他從來不更換，於是許多零件就自行脫落了，機器運轉越來越不暢通了，有時候甚至會出現卡殼的現象，朱常洛和朱由校的統治都極為短暫，雖然機器的零件都補全了，但三十年的弊病不可能一下子清除，機器需要經常上油，以避免他起火燃燒，零件與零件之間的磨合需要一個過程，這時需要做的就是保持他的穩定性，讓他重新走上正軌。那麼，崇禎當政十七年間他是怎麼做的呢？他不停地換零件，一旦發現零件出問題了，就拆掉踩扁，換一個新的上去，結果，零件與零件之間總是無法熟練配合。根據官場逆向淘汰的原則，到崇禎一朝，官僚集團的整體性素質今非昔比是肯定的，所以換上去的人更為平庸，但地主官僚集團鎮壓農民起義還是非常容易的，可以發現，在十七年間，官軍與農民軍的勝負比是8：2，崇禎是個非常急躁苛刻的人，他不會允許官員失策的，不會允許武將戰敗的，如果你戰敗了，又沒有戰死，你還是投降敵方，否則回去一定被皇帝處決，皇帝不明白什麼才是重點，所以他不停地懲治貪污腐敗，他眼中揉不進一粒沙子，地主官僚集團貪污腐敗是它的常態，而皇帝拒絕承認這是讓官員為他辦事必須付出的代價。我們可以發現一個惡性循環，他命令官僚集團剿匪，剿匪需要錢，需要錢就需要增加田賦充作軍費（主要是中原地區），結果官僚集團中飽私囊的機會就更多，農民的生活更苦(再加上天災連連)，農民加入起義軍的就更多，流寇可以一路吃大戶，以戰養戰，地主階級受到的傷害就更大，地主階級的代表官僚集團就更憤怒，官僚集團就越希望皇帝剿匪，於是又回到了他命令官僚集團剿匪的這個原點，不停地惡性循環。我從來就不同情明朝末年的農民起義軍，他就是一群狡詐的賊寇，朝廷幾次赦免他們，他們都再次反叛，法家思想認為，民愚，則淳樸，淳樸則易治。此觀點大謬不然，因為愚民和暴民是可以相互轉換的，太平時期是愚民，動亂就極容易變成暴民，正因為是沒有受過教育的愚民，所以不明事理，所以容易被一些野心家利用。正因為是愚民，所以是一群不堪一擊的烏合之眾，我們可以發現，經濟發達、文化教育水平高的江南地區在崇禎十七年幾乎沒有任何造反的現象發生。得知皇帝自殺後，許多年輕的讀書人都選擇以身相殉。所以我一直認為，金錢不是萬惡之源，貧窮愚昧才是萬惡之源。因為貧窮，所以無法受到良好的教育，因為無法受到良好的教育所以愚昧。　　　　　　　　 皇帝不停地換機器的零件，機器就越來越不聽使喚，導致最後熄火。如果說萬曆採取從不使用達摩克利斯之劍的方式癱瘓了官僚集團，那麼崇禎就是使用這把達摩克利斯之劍太過頻繁了，最後機器散架了。如果說萬曆的行為等於是對官僚集團說：「你們厲害，朕不和你們玩了！」那麼崇禎的行為則讓官僚集團最後不得不向他表示：「行，您太猛了，我們侍候不起，您哪，另請高明吧！」。如果皇帝真的是個聰明人，對外就應該暫時和清朝議和，清朝入關完全是個巧合。清朝的對明方針是以戰促和，清朝只想獲得與明朝的平等地位。對內，我曾經說過，地主官僚集團和皇帝的關係是利益關係，不要指望他們無償地為皇帝服務，對皇帝保持無限的忠誠。這是不切實際的，萬曆和天啟年間，官僚集團受到了重創，皇帝與王朝頭上的光環已經出現消褪，所以崇禎最需要做的就是籠絡人心，要懂得抓大放小。要保持整個官僚集團系統的穩定，切忌劇烈的運動，你在一個已經有很多空洞的冰面上跳舞只會使冰面的裂痕更大，冰面破裂的結果就是你掉進了水裡。只要他們可以繼續為王朝效勞，就暫時不要在乎那些見不得光的細節了。現階段讓他們安心剿匪才是最重要的。如果萬曆在執政20年，明朝是不會滅亡的，當明朝在薩爾滸之戰中大敗後，萬曆彷彿突然從睡夢中驚醒一般，他開始上朝了，整個政府又開始運轉了，可惜他很快就去世了。無論是嘉靖、還是正德，繼任皇位，明朝都不會滅亡，但是朱由檢…..我不得不說，他有嚴重的性格缺陷。一個被放入冰窟窿里冷凍了30年的人，是不能夠立即用滾燙的水澆漓的。可惜，崇禎正做了這樣的事情。南明沒有成為南宋，很大的原因是，南宋的首位皇帝宋高宗是宋徽宗的兒子，而南明的弘光帝是福王的兒子，是旁支而非直系，威信的不足不僅會導致號召力有限，而且會導致其他皇室成員的不服，出現山頭並立局面，明朝一直存在南北二京，南京有一套完整的政府班底，就是為了在緊急事件發生後有個退路，更重要的是江南擁有強大的經濟實力和未受戰亂波及的完好無損的社會基礎設施，可是崇禎寧願困死京城也不願意遷都，他完全可以讓太子退守南京，一旦北京失守，太子可以立即在南京即位。但歷史是不允許如果的。　　　　　　　　 記住，對於地主官僚集團來說，他會不停地權衡，當他發現從拱衛王朝中得到的好處大於他需要為此付出的代價時，他會毫不猶豫地解除婚約。否則傳統中國官僚集團的根本-地主階級會遭到徹底的毀滅。王朝是什麼？在地主階級看來，一個王朝只有在充分地照顧了他們的利益的前提才有存在的必要性。　　　　　　　　 由於明朝從正德登基就開始了一場長達140年的皇帝-官僚集團的攻防戰，由於萬曆30年不上朝讓整個官僚集團的運轉幾乎停擺，由於從萬曆中期開始的長期的大範圍的天災、疫病，由於崇禎對官僚集團的態度上的反向極限運動，由於從嘉靖中期開始繁盛起來的對外貿易對江南經濟的巨大幫助。由於江南半壁的資本主義萌芽的出現，由於在經濟與文化的交互影響下，江南地區市民階級的興起。由於明朝的滅亡和清朝在征服江南時實施的三光政策。地主階級遭受了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重創。在明清鼎革之際，精神上受到極大打擊的他們紛紛開始反思，這種不僅亡國、而且亡天下的悲慘結局到底誰應該付責任？皇帝需要付多大的責任呢？皇帝這個概念應該被否定了嗎？他們發出了許多的疑問，這可是幾千年來第一次，他們似乎看到了一條突破口，地主官僚集團覺得自己到了擺脫掉皇帝獨立運轉的時候了。他們也許能提出一個進行自我組織的新理論。江南地區在明朝最後70年的海外貿易中大獲其益，江南的地主官僚們從商業的發展中得到了太多的好處，所以他們也樂意看商人階級和市民階級的興起。地主階級及其存在的經濟基礎無意中在培養自己的掘墓人。明朝的政策一個最大失誤是，沒有關注江南地區經濟上的變化，沒有改變不合理的稅收結構，將國家財政來源從田賦向商稅轉移。結果很多錢都落入了江南官僚們的私人腰包。最終天災連連加田賦不斷毀掉了中原地區的農業，農業的衰敗導致了王朝中樞的瓦解，王朝中樞的瓦解毀掉了江南地區的商業繁榮。傳統中國難道還有比明朝滅亡更具悲劇性的事件嗎？　　　　　　　　 清朝對全國的控制終止了中國的近代化歷程。他幾乎全盤照搬了明朝的制度。這等於把這個國家又拉回到了舊有的框架中了。清朝最大的罪孽不在於對江南民眾的大屠殺，而是對江南的毀滅性破壞讓明朝的近70年的經濟成就化為烏有，他再次採取的明初的海禁政策使中國與海外的聯繫頓時中斷，而對於我們這個國家來說，非常不幸的是，從整個世界近代史來看，1660-1840年時期正是資本主義發展的關鍵時期。而中國卻在這個關鍵時期關上了國門。明朝的滅亡表明如果中國不能夠讓漢唐的雄偉英姿以另一種面貌重現，那麼必將跌進萬劫不復的深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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