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繆與薩特之爭： 愛與正義的恆久辯難

一 這無疑是20世紀最動人心魄的友情及其決裂：阿爾貝·加繆與讓-保爾·薩特，在屬於他們的年代與國度——乃至在整個博大的歷史與世界——堪稱至為耀眼的雙子星座。1943年夏天，那時的法國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淪陷地，初享盛名的他們相識於薩特的戲劇《蒼蠅》的首演式上，一段友誼匆匆開啟。而在其後，他們既相互勸勉，並肩對抗外敵，同時又對對方的為人與為文表示不屑，以及或隱或顯的批評。這磕磕絆絆的一路，正印證著若干年之後薩特在致加繆的絕交信開頭的感慨：「我親愛的加繆：我們的友誼多艱，但我還是感到惋惜。如果您今天斷絕了它，無疑是它應該被斷絕。使我們接近的事多，使我們分離的事少；但是，這少仍嫌太多……」 斷絕的時間是1952年，他們結交的十年之後，加繆的新著《反抗者》成了引發情誼爆炸的導火索，薩特陣線的青年同志弗朗西斯·讓松發表大批判文章《阿爾貝·加繆或反抗的靈魂》，它惹惱了加繆，這個黑腳法國人隨即寫下了針對登載讓松作品的《現代》雜誌的公開信，而這本雜誌的負責人就是薩特，於是，一場雷蒙·阿隆所定性的「國家級爭論」全面爆發，薩特拋出矛頭直指加繆的絕交信，它長達20頁，如此長度足以表明，這已經不是私人意義上的爭執，而是兩大對立陣營的公開宣判。沸沸揚揚的滿城風雨之中，加繆以沉默退場，薩特似乎大獲全勝。此後又是數年如逝，直到1960年那個凄冷的春日，加繆因車禍被迫告別這個荒謬的世界，這場爭論都沒有消停，只是這對曾經的好友再也沒有碰過一面。 二 加繆與薩特因為什麼走到一起？又因為什麼分道揚鑣？讓松的一篇文章就具有那麼強悍的力量，能夠促成兩大文學和思想明星的毅然決裂？他們又為什麼沒有如同時代的中國人殷海光和徐復觀一樣，在生命垂危之際握手言和？當兩個人的爭端逾越個人性的光圈，而飛躍成為思想史上的重大事件，佇立於任何一方來指斥另一方，都是毫無意義的，因為歷史限定了他們的視線和思索的主題，同時為他們的對立建構著二元論的戰場。我們若想從中有所受益，則必須拋棄歷史的成見，衝破二元的隘口——「要麼加繆，要麼薩特」，以及後來的「寧和薩特錯，不跟阿隆對」，都是二元論偏狹的流毒，而在一定意義上，封閉的二元論的危害並不弱於獨斷的一元論。我們所渴求的，是一個多元化的開放空間。 那麼，我們來看看加繆與薩特的爭論之源。依照美國學者羅納德·阿隆森先生在《加繆與薩特：一段傳奇友誼及其崩解》一書中的總結：「絕交根源於兩種生活態度的根本對立——體現為改良與革命、具體與抽象、非暴力與暴力、藝術家的態度和哲學家的態度之間永恆的對抗。」而這只是一種流行的結論，阿隆森並不認同，他稱之為廣為人信的「曲解」——「把爭論產生的一些標語誤解為爭論的起因」。在他看來，加繆與薩特之爭是由當時的歷史決定的：「他們不同的抉擇產生於冷戰，產生於法蘭西歷史與社會饋贈的種種可能，他們各自的出發點和處世的路徑，以及相互對立的立場。他們的決裂是一個歷史事實，僅此而已。」這足夠深刻，但卻有些歷史決定論的嫌疑。 阿隆森的方法支配著他追逐的觀念。沒錯，他的結論超出了他所鄙棄的二元論，而一個隱性的理由在於，造成加繆與薩特決裂的特定的歷史主題已然消逝，我們擁有我們的生存語境，儘管困繞著那兩個傢伙的疑難同樣折磨著我們。所以，阿隆森宣稱，「現在，我們既能欣賞加繆也能欣賞薩特，能抵制導致他們分手的非此即彼論。於是我不禁想，一種能集兩人之長、避兩人之短的新型知識分子產生的時機業已成熟。」真是如此？阿隆森還是相當謙卑地用了一個問號：「這種知識分子能夠闡明今天的體制性暴力並接受一種挑戰：既進行卓有成效的反暴力鬥爭，又不製造新的罪惡。他是一個『加繆/薩特』？」薩特曾經說過，這種結合體「可能是在虛構一個天使」，但阿隆森仍然固執地強調：「在我們的處境下，他（加繆/薩特）正是我們的需要的抽象化身。虛構的天使，卻能成為人類的準繩。」 「虛構的天使，卻能成為人類的準繩」——這一結論固然有力，卻難以為我所喜聞樂見。阿隆森的調門唱得太高，在聖徒加繆與共產主義鬥士薩特遺留的精神骨骸上，他又立起了一條爍爍生輝的道德標尺。而我一向認為，從事思想史的清理，不但要具備高屋建瓴乃至苛刻的眼光，還要存有悲憫的人間情懷，所謂史家講求的「同情之了解」，首要在於「同情」。阿隆森對陳年舊事的探察功夫之高明，以及敘事之公允平和，令我萬分敬佩。惟獨到了他的收尾，破解了二元論的遺毒之後，竟然企望打造天使般的「加繆/薩特」——我對此在錯愕之餘，總不免有些恐懼（當然，不排除阿隆森採用「曲筆」的可能）。難道阿隆森真的判定我們已經超越了加繆與薩特的歷史？甚至，加繆與薩特友誼的崩壞可以用「歷史」這個宏大的語詞來輕易打發？黑色的鐵幕消失，殘酷的冷戰不再，但愛與正義的衝突，哲學與政治的矛盾，又怎是一個具體的語境可以瓦解的？遺憾的是，阿隆森沒有——或者不情願承認——在綿延的歷史背後，還隱藏著更多的恆久的事物——正是它們決定著加繆與薩特的牽手與分離。 三 這正是所謂的「愛與正義的辯難」。這段著名的往事發生在加繆與薩特絕交之後，但卻能更清晰地映照出兩人爭端的歷史圖景。50年代中期，阿爾及利亞戰爭爆發，這是法國的殖民地，加繆的故園。不幸的是，加繆被夾在了中間，他不可能像知行合一的左派薩特那樣毫不猶豫地選擇支持阿爾及利亞的獨立，也不願意站在殖民者法蘭西政府一邊。在他的朋友阿爾貝·芒米所稱的「難以忍受的歷史境遇」（「加繆必定會被殖民地阿爾及利亞人懷疑，遭宗主國法國左翼憤恨，在他自己的人民中成為千夫所指，這就是他的處境。」）中，「懷著良好願望的殖民者」加繆無奈地三緘其口。直至1957年12月11日，他參加諾貝爾文學獎為他舉行的頒獎典禮的次日，面對斯德哥爾摩大學的學子，他說出了一段振聾發聵的話：「我一直在譴責恐怖。但我也必須譴責一種盲目推行的恐怖主義——正如阿爾及爾街景所示，有朝一日它會危及我的母親或我的家庭。我信仰正義，但在正義之前，我要保衛我的母親。」 母親先於正義，或者說，愛先於正義。加繆的誠實和勇氣博得了廣泛的讚頌，但除此之外，從各個方位蜂擁而至的幾乎都是責難（連阿隆都說：「這句話從根本上講毫無意義……我們明白，在對阿爾及利亞的眷戀、兒子的愛和對正義的關切中，他的心被撕碎了，他拒絕在對立的兩個陣營中表態。但是，把『母親』和『正義』放在一起做比較，在我看來這似乎是秀才的語言，而不是判斷一個悲劇性的衝突。」）。以致在後來，加繆不得不修正他的言論——賦予「愛」以「正義」色澤：「當一個人自己的家庭處於死之危殆，他會希望把一種更強烈的寬容和正直感注入他的家庭中，如那些文章明示的那樣；但是（假設這一點毫無疑問！），人在如此致命的危險之下，仍然會自然而然地產生一種與家庭團結一致的感覺，希望他的家庭至少能幸免於難，並通過倖存得到一個表現其正直的機會。如果這都不算光榮和真正的正義，我想，這個世界上就沒有任何有用的東西了。」 對於加繆的中間派態度，主張介入的薩特會做何感想？加繆擔憂阿爾及利亞的暴力組織危及到母親的安全，而薩特的母親，包括他自己，卻險些遭受政治敵對者的黑手。但這並不影響薩特對「正義先於愛」，以及對暴力的鼓吹。「並不是說加繆是非暴力的，而薩特是暴力的，只能說一個執著地保持兩手乾淨，另一個則思考弄髒兩手的必要性。」阿隆森的這一論斷可謂精闢。加繆似乎是站在田園詩背景之下談論政治，沾染著濃烈的道德潔癖，而薩特則置身瘋狂當中。他們完全是操持著兩種相異的語言，儘管都懷有營建此世之巴別塔的夢想。但他們的巴別塔——正義與愛的一統——終歸無法建成，「兩人都是半對半錯，被閉鎖在兩個各自孤立而又互相支撐的不誠的體系內，再也不可能取長補短。」 他們難道沒有意識到彼此之間的隔膜？加繆這樣含沙射影地針對薩特：「那些雖然明白這一點，但仍然豪情萬丈地認為一個人必須犧牲兄弟，而非他的原則的人，我只能對他們敬而遠之了。我與他們道不同。」而薩特的《答加繆書》也有相應的入木三分的評論：「您可憐我良心有愧（這不是事實），然而即便我完全被恥辱所敗壞，我仍然體會不到您那樣強烈的被排斥感，我的思想比你更加開明。為了保持一份清白的良心，您需要去宣判。您需要有罪的一方：要麼是您，要麼是全世界。您宣判，而世界一言未發。但是一旦涉及到世界，判詞即化為烏有。您必須一次次從頭開始，因為您一旦停下就會看到您自己。您判處自己的刑罰，西西弗。」 四 1963年，薩特的伴侶西蒙·波伏娃發表了關於薩特與加繆決裂的評論：「事實上，如果這段友誼以如此粗暴的方式破裂，那是因為在很長時間裡它已經沒剩多少了。1945年薩特和加繆之間就出現了政治和意識形態分歧，且一年比一年突出。加繆是個理想主義者、道德主義者和反共產主義者；他一度被迫服從『歷史』，一有可能就想抽身而出；他對人們的苦難極為敏感，把它納入『自然』之中；薩特自1940年起就致力於批判理想主義，要掙脫最初的個人主義而到『歷史』之中生活；他的立場接近馬克思主義，試圖與共產黨人結盟。加繆則為大原則而戰，他就是這樣被加里·戴維斯的牛皮蒙住了；通常他拒絕參加具體而微的政治活動，而薩特則熱衷於此。薩特篤信社會主義的真理。而加繆日益成為資產階級價值的捍衛者；《反抗者》就是他與這些價值結盟的宣言。在兩大集團中保持中立最終是不可能的；薩特因此靠攏蘇聯；加繆憎恨俄國人，儘管他也不喜歡美國，但幾乎可以說，他還是轉到了美國一邊……」儘管這段話中充斥著階級鬥爭的語詞，但整體來講，它是相當中肯的。 五 2002年冬季，我開始接觸存在主義思想，第一次認真閱讀加繆的作品，他的小說《局外人》與《鼠疫》，他的戲劇《正義者》與《墮落》，他的哲學隨筆《西西弗的神話》與《反抗者》。至少有半年時間，我都沉迷於加繆營造的熾烈卻貌似樂觀的道德批判氛圍而無法自拔。他的名言——「貧窮對我來說，從來就不是一種不幸：光明在其中播撒著它的財富。甚至我的反抗也被照亮了。我認為我可以真誠地說，我的反抗幾乎是為了所有人的反抗，為了所有人的生活在光明中提高。我不能肯定我的心自然地適應於這種愛。但是環境幫助了我。為了打破一種自然的冷漠，我被置身於苦難和陽光之間。苦難不能使我認為陽光下和歷史中一切都是好的；陽光告訴我歷史並不就是一切。改變生活，是的，但請不要改變賦予我神性的世界。」——我整天掛在嘴邊。當論及他與薩特的爭論，我幾乎不假思索地站在前者一方。薩特？那個左派？那個主張向民眾隱瞞真相（如梅洛扎慘案）的傢伙？我們怎麼能相信他？更別提讓人親近，他叼著煙斗的窮酸樣子我就不喜歡。 在阿隆森的著作里，我看到了薩特對謊言的解釋：「不得不把這些事掩蓋起來，因為我們的行動是政治性的。我們必須接受政治強加的一種限制，對某些事情保持沉默。否則人就成了『君子』，就無法作出政治行為。」——常在政治之河旁邊漫步的人們，應該能夠感受到薩特的苦衷。至少我感受到了。三年的歷練，我早已打破二元論的思維枷鎖。對加繆的道德高調，從欣賞到敬而遠之；相反，之於薩特，卻從最初的排斥轉變為今日的同情。政治是講求決斷的，而不是道義的邏輯，有些時候，確實「非如此不可」。當加繆既不打算做受害者也不打算做劊子手的時候，薩特則指出這種想法的不現實之處：「非暴力的信徒也有一個良好的觀點，他們說，他們既不當劊子手也不當受害者。那麼很好；設若當你們投票選出的政府，當你的弟弟毫不猶豫地、無情地投身的軍隊著手實施種族屠殺時，你們不是受害者的話，那麼毋庸置疑，你們就是劊子手。」 我是這樣理解薩特的話：最痛苦的時刻，就是愛與正義截然分離的時刻，它們構成了魚與熊掌的兩難抉擇，沒有任何妥協的可能，超然的姿態是虛偽的，調和論者只會走向黑洞洞的死胡同，或者成為懸浮於半空中的「鳥人」。決斷，惟有決斷才能走出困境，重要的是說服決斷者堅守責任倫理，對他們一手創造的未來負起責任。——我不是要偏向薩特，他用謊言為正義鋪路的行為，我仍然無法苟同。這是對人性底線的侵犯。我不相信用謊言鑄造的社會是一個多麼正義的社會，它在道義上，並不比它要摧毀的專制社會更值得讚賞。沒有愛的血液的流通，正義的軀體只可能冰冷無比。薩特竭力去證實「骯髒的手」的必要性，卻從不去想，依靠乾淨的手腳，是否還有新的路徑——儘管崎嶇而艱難——抵達他預定的目標？隨著他的政治寄託的崩潰，他的影響逐漸衰弱，這在今年，他的誕辰100周年，紀念者們對他和阿隆的重視程度上可見一斑。但我們真的走出了他的陰影？很難說。 六 愛與正義，不如說，「既不當劊子手也不當受害者」的難題依然令我困惑。它是恆久的。早在柏拉圖的《法律篇》中就有類似的表述：「不行不義於人，亦不被人行不義，這才是那些活在幸福中的人。這兩個條件，前者不難達到，但最大的困難就是如何謀得權力以抵禦他人的惡行。」「如何謀得權力」——難道這是唯一的解救之途？姑且不論柏拉圖是對哪些人言說，如果真的如他所說，那麼大多數人的此生，都必然是一幕悲劇。正如林國華比較了狄翁與小加圖之死後的結論：「狄翁似乎更加註目此生的正義生活，然而，他所能做到的只是自己不去對人行不義，但卻沒有絲毫能力去阻止別人對他行不義。這意味著，狄翁不可能在此生獲得柏拉圖式的『幸福』。我們因此有理由懷疑這個世界上是否真的存在柏拉圖刻畫出的那種『幸福』：既不行不義，也不遭受不義。在對比狄翁與小加圖這兩個卓越的生命之後，我們無法不去因為今生中一個根本的真相而難過：燦爛的『幸福』只存在於來世，而今生的最高事業只是面色暗淡的『正義』。」——狄翁令我想起了「既不當劊子手也不當受害者」的加繆，一生書寫荒誕的後者死於最荒誕的車禍，這無疑是一位悲劇性的生靈。 我力圖以一個旁觀者的冷靜態度來陳述這場發生於加繆與薩特之間的曠日持久的爭論，但加繆的話還是打動了我：「放棄美，放棄於美相連的官能幸福，專一地為不幸效勞，這要求一種我所缺乏的崇高。」有什麼理由苛責這樣一顆誠摯的心靈？因此我只能寫下一個中庸的蓋棺論定：不是歷史的魔障和政治派別的高牆——在一定意義上，他們都是名副其實的左翼力量，所以從政治立場上審視二者的紛爭，不是一條好的通道——遮蔽了這兩人的眼界，使他們的爭吵永無寧日，而是那個恆久的命題，愛與正義，在根本上缺乏一個完美的答案，這類似於巴別塔之於此世的永無完工。但人們還是竭力去打通語言的關卡，如同這兩個法國人，在命運之神的促使之下，也試圖將愛與正義的碎片拼湊合一（加繆如是說：「對於正義的長久要求耗盡了愛，而正義卻恰恰產生於愛。」）也正因此，他們的分裂所呈現的，正是一副整全的視野，他們是一根琴弦上崩緊的兩端，惟有經受那不可避免的合與分，歷史才能奏響一首講述人性善惡的主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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