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克蘭民族主義：過去、現在和未來

在俄羅斯保守派話語的氛圍中，烏克蘭民族主義漸漸獲得新出版物中所謂「烏克蘭民族方案」的種種特徵。十月革命前，這一術語用於稱呼因各種原因而未被納入當時帝國範疇內的烏克蘭民族運動。帝國和白軍思想試圖以一種相當折中的形式在當今俄羅斯境內復興，在此過程中，烏克蘭作為獨立國家存在的本身，被視為是對諸如「俄羅斯世界」等著名精神心靈概念的挑戰，而此類概念的內容並不十分清晰。

　　當代俄羅斯的社會政治語境、大眾媒體和閑暇議論中，關於"烏克蘭民族主義"的老一套早已根深蒂固。它已成為固定表達，被貼上負面因素為主的一系列標籤。儘管它作為某種客觀現實，被用來描述烏克蘭當下的政治局勢，但使用這一術語的每個人都會注入自己的解讀。

　　在俄羅斯保守派話語的氛圍中，烏克蘭民族主義漸漸獲得新出版物中所謂"烏克蘭民族方案"的種種特徵。十月革命前，這一術語用於稱呼因各種原因而未被納入當時帝國範疇內的烏克蘭民族運動。帝國和白軍思想試圖以一種相當折中的形式在當今俄羅斯境內復興，在此過程中，烏克蘭作為獨立國家存在的本身，被視為是對諸如"俄羅斯世界"等著名精神心靈概念的挑戰，而此類概念的內容並不十分清晰。在白軍看來，烏克蘭是某種人造的政治有機體，為其而"發明"出來的"烏克蘭民族方案"鞏固了其存在。需要指出一點，歷史地看，帝國和白軍時代的思想家們對"烏克蘭民族方案"秉持這樣的立場在當時是說得通的，但在當代很不合時宜。

1941年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的遊行

　　自由主義陣營代表對烏克蘭民族主義也持傾向於否定的看法，儘管這種看法在本質上與上述觀點完全不同。對於他們而言，烏克蘭民族主義不僅是與強權國家密切相關的排外型侵略性意識形態，而且是現代觀點看來落後、沒有生命力的思想傳統。對於那些不屬於前述任何一個陣營的人而言，烏克蘭民族主義依舊是那套令人費解的刻板話語，且這些話語多半出自二戰期間和二戰後。

　　與此同時，各種民族主義思想(烏克蘭民族主義也不例外)之間大不相同，包括在對其極為重要的一點--理論問題--上也各不相同。我們習慣於視為烏克蘭民族主義的種種，實際上是處於邊緣的極少一部分思想家的一種嘗試。他們試圖復興過去某一特定時段具有現實意義的思想和精神準則。這其中首先涉及的是納粹德國與蘇聯戰爭中的一系列事件。當代烏克蘭研究者們有時會提到，烏克蘭民族在這場戰爭中兩頭受氣，不得不作為"第三方勢力"行動，同時與蘇聯、德國兩方作戰。德國戰敗後，烏克蘭起義者繼續與莫斯科對抗，這一對抗又持續了十年。今天烏克蘭的"極端"學說，恰好迎合了當下極端狀態--有時甚至是末世狀態--捲土重來以及人們再次經歷這種狀態的情形。由於自身的極度特殊性和明顯的折中主義，當代烏克蘭極端民族主義並不考慮烏克蘭民族運動的複雜性，同時也不會摒棄烏克蘭的政治傳統。

　　研究者們認為，一直以來，烏克蘭的同一性，因顯著的族群起源和社會形成特點而有別於俄羅斯，與俄羅斯社會模式有著一系列明顯區別。這其中包括波蘭-立陶宛王國(17世紀中葉前烏克蘭的大部分領土都歸屬波蘭-立陶宛王國)基於契約的選舉君主制，並進而由此產生的對專制君主制這一制度的不理解，以及哥薩克的民族和文化多元性。美國歷史學家廣昭指出，即便是在文明已達到一定程度的時代，歸入今日烏克蘭版圖的那些區域都曾是荒蠻之地的化身，它們聯合起來，形成俄羅斯"祖國"概念的對立面。

　　長期處于波蘭-立陶宛王國治下的烏克蘭，其政治和思想層面不可避免地會受到其影響。波蘭-立陶宛王國曾意圖"以羅斯合法繼承人的身份"，與同樣覬覦這一地位的正在鞏固中的俄羅斯國家相抗衡。波蘭-立陶宛王國解體後，遺留下來的便是對於王國往昔及其體制的浪漫主義追憶。烏克蘭在這一追憶中的地位舉足輕重，烏克蘭不僅是關係到什拉赫塔制度("什拉赫塔"指波蘭-立陶宛王國的貴族，"什拉赫塔制度"是一種眾議院貴族限制國王權力的制度--編者注)繁榮的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空間，而且是民族形成過程中的某種邊界空間。烏克蘭"重構"過程中，包括知名的波蘭"烏克蘭學派"在內的文學傳統起了不小的作用。對於以波格丹o扎列斯基、安東尼o馬利切夫斯基和謝韋林o戈什奇尼斯基為代表的"烏克蘭學派"而言，烏克蘭的過去變為獨具一格的史詩，而體現出"烏克蘭桀驁不馴精神"的哥薩克成為烏克蘭居民的精華。值得關注的是，"烏克蘭學派"的某些論點後來在果戈里的創作中得到體現。

　　1848年歐洲革命影響了歐洲大陸所有地區，也觸動了未來變為烏克蘭領土的部分地區，這些地區當時處於沙俄和奧地利帝國治下。這兩個帝國內政體制的特點，也決定了未來烏克蘭人民族-政治發展的獨特性。例如，沙俄帝國境內的小俄羅斯和第聶伯烏克蘭知識分子，一直以來在研究民族主義時，更傾向於將之視為文化現象。同時，在奧地利帝國的加利西亞，居民多為盧森尼亞人，由於長期與這個"七拼八湊"的帝國的其他民族相互競爭，他們自身的民族政治特性意識要強烈得多。這一情形後來成為各自當局對俄羅斯西南各省居民和奧地利帝國(奧匈帝國)加利西亞居民採取根本不同政策的原因(1867年，"奧地利帝國"更名為"奧匈帝國"--編者注)。

　　對於沙俄帝國而言，當時盛行的忠於王朝或者至少是忠於東正教的原則，決定著帝國某一民族或某個臣民的社會地位，覺醒中的民族主義不為人們所理解，甚至連陌生事物都算不上。順便提下，小俄羅斯與今日烏克蘭版圖中的其他土地一樣，至多被視為"大俄羅斯"的歷史地區，或者俄羅斯民族南部分支聚居的民族地區。無論如何，依據所有可能與之相關的歷史、文化、語言、宗教和人類學特徵，沙俄帝國當局的官方立場認定，小俄羅斯屬於俄羅斯。由於亞歷山大二世執政初期的自由主義改革，烏克蘭民族主義思想的形成似乎獲得了某種動力，但隨後很快就受到1863年瓦盧耶夫法令和1876年埃姆斯法令的嚴格限制。[譯者註：俄政府內務大臣瓦盧耶夫1863年頒布的瓦盧耶夫法令禁止用烏克蘭語印製科普與宗教書籍(學術著作和文學作品除外)，把用烏克蘭語從事教學視為政治宣傳活動，聲稱"任何單獨的小俄羅斯語過去沒有，現在不存在，將來也不可能有"。此後，用烏克蘭語出版的書籍逐年減少，1864年出版了12種，1865年5種，1867～1869年每年2種，之後便杜絕了用烏克蘭語出版書籍。1876年沙皇在德國的巴特埃姆斯又簽署了"埃姆斯法令"。該項法令不僅禁止用烏克蘭語撰寫和翻譯書籍(甚至歌詞也不行)，而且禁止境外出版的烏克蘭語書籍和小冊子運入境內傳播;禁止舉辦烏克蘭語展覽、烏克蘭語歌曲演唱會、烏克蘭語詩歌朗誦會等。]兩個法令的措施多半旨在反對烏克蘭語的傳播，而烏克蘭語恰恰是烏克蘭民族運動的核心內容之一。

瓦盧耶夫法令

關於埃姆斯法令的牌匾

　　與此同時，奧地利帝國境內烏克蘭民族主義形成的進程出現了倒退。維也納當局對帝國東部邊境波蘭人的日益活躍甚為擔憂，並由此得出了一個結論，必須同時加強對加利西亞盧森尼亞人的控制。19世紀60年代之前，盧森尼亞人有兩個主要派別，親俄派(大俄羅斯認同的擁護者)和親烏克蘭派/民族主義者(烏克蘭民族自決的擁護者)。前者有著源於其名稱的鮮明思想路線，而後者很快就發現自己的平台缺乏一個完整的思想體系，這是由於後者發展不充分，並且形成中的烏克蘭民族主義總體上是在效仿波蘭和德意志。

　　烏克蘭民族主義的處境，迫使其擁護者們製造出了大多屬於哥薩克時代的烏克蘭民族歷史的一系列著名事件。19世紀和20世紀之交，不僅在加利西亞，而且在沙俄帝國的烏克蘭境內，都出現了"大俄羅斯認同策略和烏克蘭認同策略"的分野。在此背景下，烏克蘭歷史學家米哈伊爾o格魯舍夫斯基創造性地提出並闡述了從遠古至當代烏克蘭統一歷史的概念。

　　與上述事件同時發生的，還有一個引人關注的進程。由於俄羅斯政府的兩個法令，烏克蘭運動擁護者逃離俄羅斯，而奧地利帝國當局針對俄羅斯人的類似舉措，使得親俄運動擁護者逃往俄羅斯。這種獨特的"居民交換"是對加利西亞境內大俄羅斯認同擁護者陣地的洗牌，將加利西亞變成了親烏克蘭派的最主要堡壘。

　　聖彼得堡和維也納的舉措並非不智之舉，而是出於非常現實的原因，看清這一點至關重要。沙俄帝國各個民族的民族主義撼動著帝國的根基;相應地，奧地利帝國境內一心嚮往俄羅斯的親俄勢力，預示著該國國內本已岌岌可危的族群民族平衡隨時會崩塌。形式多樣的跨境融合(包括泛斯拉夫主義在內)的意圖，令奧地利帝國高度警覺(某個時刻之後，沙俄帝國對此也高度警覺)。正是由於害怕沙俄的影響力隨著泛斯拉夫主義思想的傳播而不斷擴大(據某些評估，19世紀中葉前，奧地利帝國的斯拉夫居民比例達46%)，維也納方面開始明顯加大對烏克蘭思想的扶持。

　　烏克蘭民族運動也借鑒了波蘭民族主義思想的某些元素(例如，恢復民族國家，恢復與族裔民族主義["族裔民族主義"又譯為"種族民族主義"--編者注]類似的民族優越感)，這更加深了聖彼得堡對於烏克蘭民族主義現象本身的不理解。疊加在一起的上述兩個平行進程，使得沙俄當局開始將烏克蘭民族思想和烏克蘭國家思想視為波蘭和奧地利帝國聯合削弱沙俄的"方案"。第一次世界大戰前，這一觀點在俄羅斯公共話語中流傳甚廣，以致烏克蘭民族主義者單獨就此問題出版了一本不乏自嘲意味的小冊子。

烏克蘭民族主義者曾主張的國家範圍

　　總的來說，後來的烏克蘭民族主義理論起源於一個相當複雜的進程。1848年的"民族之春"過程中，產生了烏克蘭民族運動的兩個變體--假想中的烏克蘭在俄帝國境內區域的文化性民族主義和奧地利帝國加利西亞境內的政治性民族主義。與兩者相伴的是沙俄和奧地利帝國兩個中央政府不同的舉措。如果說在俄羅斯境內烏克蘭民族運動的發展因帝國體制的客觀原因而受到抑制，那麼在奧地利帝國境內，同樣是由於帝國的存在和發展特點，烏克蘭民族運動反而受到鼓勵。烏克蘭思想的擁護者從俄羅斯流向奧地利帝國，與之相伴，大俄羅斯認同的擁護者類似地從奧地利帝國移民至俄羅斯。因此，19世紀末之前，加利西亞就已經成為親烏克蘭派的"堡壘"。需要強調一點，沙俄和奧地利兩個大陸帝國的政府及其官僚，無意探究烏克蘭民族思想形成過程的複雜性，因為他們的主要任務是維持本國的現有模式。

　　與此同時，聖彼得堡和維也納在按照自己的方式對待大俄羅斯自我認同和地區性烏克蘭自我認同的過程中，也認識到了俄羅斯和日耳曼傳統中的忠於民族原則。俄羅斯自葉卡捷琳娜大帝開明專制時代起，就已經接受了文化因素居統治地位的民族建構模式。眾所周知，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至少是19世紀末之前)，一個人只有接受了作為精神層面和社會平等層面要件的東正教，才能被認為是俄羅斯人。

　　與此相反，在日耳曼，具備日耳曼民族-語言共性是最根本因素，並且"民族"(народ)和"國族"(нация)這兩個術語是等同的(譯者註："народ"，類似於漢語"少數民族"中的"民族";"нация"也表示"民族"的意思，是類似於漢語"中華民族"中的"民族"這樣更大的概念，故此處譯為"國族")。得到奧地利帝國當局庇護的親烏克蘭派，開始快速吸收日耳曼民族學派的論點。於是，出現了在尚未適應的觀察者看來荒謬，但在奧地利-德意志言論中頗具代表性的說法：當時的親烏克蘭派出版物中，俄羅斯人被稱為烏克蘭殖民者與芬蘭-烏戈爾語族居民聯姻的後裔。不僅如此，烏克蘭人由此獲得了有別於"臣服於韃靼人的莫斯科佬"(譯者註："莫斯科佬"是舊時烏克蘭人、白俄羅斯人和波蘭人對俄羅斯人的蔑稱)的"民族獨立感"，後者被描繪成落後無知的蒙昧主義者(譯者註：蒙昧主義指貶低和抹殺人類理性思維能力，否定科學知識，主張人類社會應回復到原始的蒙昧狀態的思想)。

班傑拉簽署發表的烏克蘭國家宣言

　　這些產生於浪漫民族主義時代的概念，經歷了"帝國世紀"並在劇變時代獲得了新意義。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加利西亞成為波蘭第二共和國的一部分，未來烏克蘭版圖的其他部分當時加入了蘇聯。歷史學家阿歷克謝o米勒指出，正是兩次世界大戰間隔期的烏克蘭人社會化和民族動員經驗，對烏克蘭東西部對立的形成產生了決定性影響。如果說蘇聯"少數民族幹部當地化"政策包含著蘇聯國際主義成分，那麼波蘭在加利西亞的政策，則加深了烏克蘭居民與波蘭居民的隔閡，推動了激進民族主義的形成。

　　需要指出一點，兩次世界大戰的間隔期，烏克蘭民族主義在思想上沿日耳曼傳統的軌道繼續發展，並且不再只是效仿德意志版本民族主義的老觀點，還吸納其新特點。德米特里o頓佐夫和尤里o利帕在20世紀20～30年代發表的著作展現了民族社會主義和種族理論對於部分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的強有力影響。在文字元號上，這一點體現為出自納粹語言的特殊辭彙的烏克蘭化。例如，德語的Aufbau("重建"意指"構建新的德國")對應為烏克蘭語的розбудова(與"構建"近義，例如"розбудованацi?"指國家構建)。另一個結構，Gesinnung(使自身具有"真正的"日耳曼精神)，對應為烏克蘭語的"свiдомостю"("真正烏克蘭人"的覺悟)。1929年，"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組織"(英文縮寫為"OUN"--編者注)的出現，使民族主義運動的各激進團體聯合起來。

「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組織」（班傑拉派）通過的決議

　　在"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組織"中的激進勢力看來，烏克蘭民族運動主要目的是建立烏克蘭國家。隨著時間推移，這一目的發生了重大變化。如果說20世紀初其主要目的是建立烏克蘭國家，那麼如今已經變為建立烏克蘭人的國家，具有族裔民族主義和排外性言論的明顯特徵。因此，在兩次世界大戰的間隔期，烏克蘭民族運動本身發生了分化。在學校和團體社會化過程中(儘管波蘭政府對付烏克蘭民族運動的措施十分嚴厲，加利西亞的"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組織"還是非常活躍)，傾向保守的老一輩，與急劇政治化和激進化的年輕人產生了衝突。正因此，新一代烏克蘭民族運動在波蘭政府對民族主義者採取嚴苛政策和歐洲畏懼蘇聯心理不斷加重的背景下產生，從中出現一批有名的代表，如雅羅斯拉夫o斯捷茨科和斯捷潘o班傑拉。漸漸地，他們甚至開始竭力排擠"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組織"里的老一代。在年輕的激進派看來，老一輩的手段和立場已然落伍，並且他們在捍衛烏克蘭思想的鬥爭中不夠積極。

　　烏克蘭民族運動的蛻變，原因很複雜。很難說這當中是德意志公共話語(特別是民族社會主義)還是當時歐洲一系列其他極右運動起了決定性作用。"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組織"試圖克服烏克蘭民族運動思想體系和政治平台不完整的缺陷。然而，1941～1944年納粹德國侵佔烏克蘭期間的事件證明，激進民族主義為了實現這種"克服"不擇手段。無論是參與納粹分子戰爭罪行，還是為捍衛自身利益親自實施犯罪，激進民族主義都不排斥，其追隨者也看到了這一點。"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組織"不肯接受蘇聯戰勝納粹德國以及戰後境內成立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事實，繼續進行鬥爭，這一鬥爭又持續了大約十年。

烏克蘭貨幣格里夫納

　　儘管公認1954年之前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的地下活動已被粉碎，並且客觀上遭受重創，然而，20世紀50年代末一些地下團體已然初具規模。這些團體或是處於"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組織"的影響之下，或是已部分獨立於"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組織"，其中包括烏克蘭解放聯合黨、烏克蘭工農聯盟、烏克蘭民族陣線。不僅如此，這些團體的思想宗旨與烏克蘭異見者運動並不相同。當時，異見者之中也不乏民族主義傾向的知識分子代表，他們不認同蘇聯的官方意識形態，認為蘇聯體制是民族發展道路上的攔路石。

　　蘇聯解體後，前蘇聯各加盟共和國內，在一系列新領域內確立認同感的需求以及意識形態上的混亂，推動人們轉而訴諸因蘇聯國家出現而被迫"停頓"下來的歷史元素。例如，在俄羅斯，這樣的歷史元素是沙俄帝國末期，在波羅的海沿岸國家則是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短暫的獨立時期。在烏克蘭，又是出於某些原因，出現了不止一個甚至不止兩個的類似參照系。例如，1992年以現代形式象徵性地舉行了權力標誌交接儀式，前蘇聯體制內的烏克蘭將權力移交給其昔日的對手--烏克蘭人民共和國。推行印有基輔大公和哥薩克蓋特曼("蓋特曼"的意思是軍隊指揮官--編者注)頭像的烏克蘭國家貨幣(格里夫納)，則是訴諸更久遠時代的體現。

　　然而，正如危機時期和分界時期時常發生的那樣，烏克蘭新的國家意識形態採取了一種相當折中的形式，將現實的歷史事實和民族主義的神話融為一體。烏克蘭民族運動擁有豐富的實踐，除侵略性的族裔民族主義外，也包含著民族民主主義黨派和民族自由主義黨派的經驗。出於不很明確的原因，這些豐富的實踐並沒有在當代積累下來。將民族理解為由共同價值觀和共同目標而聯合在一起的人們的共同體，這一更加新鮮的社會發展理念(可以將其假定為公民民族主義)，同樣也沒有得到推廣。

　　眾所周知，烏克蘭政府錯過了構建更為現代的烏克蘭認同，並使之與新時代環境相適應的"機會"。這可能是因為，一直以來烏克蘭政府從未想過要應對如此複雜的問題。因此，20世紀30年代高漲而現在已然過時的極端民族主義在烏克蘭國家西部地區內復興之時，該國一些地區(東部和南部地區)內，部分居民保持了蘇聯精神。正如前文所述，兩種現象的出現，都是由於缺乏一個可取代它們的關於促進國家發展和同樣重要的社會發展的明晰概念，都是出於試圖在複雜且變化迅速的世界中探尋參照系。

　　由此可以發現，在烏克蘭境內，構建民族思想體系的各種嘗試貫穿於民族建構的複雜歷史全過程。民族思想體系的構建進程，因烏克蘭領土的依附地位以及民族國家建造過程中的種種客觀困難，變得更加舉步維艱。例如，在中歐和東歐，各種民族主義一般彼此效仿，民族實質上成了目的，而不是通向國家的手段。烏克蘭民族運動很大程度上是走了一條與東歐各民族類似的道路，從19世紀40年代頗具創造力的知識分子的見解直至20世紀40年代一面倒的族裔民族主義的道路。半個世紀的蘇聯執政期"淹沒"了族裔民族主義的展現機會，而在當代烏克蘭，它再度獲得了存在的可能性。

烏克蘭親歐盟遊行

　　同時，應當指出一點，烏克蘭民族主義因其擁護者立場尖銳的聲明和大眾媒體的宣傳，已經演變成一種刻板話語，與其說是現實、具有競爭力的社會思想，不如說是某種政治實踐。全球化以及與之相關的種種進程，改變著自身文化邊界的判定，相應地改變著社會互動形式的合法化問題，使得民族性退居次要位置，並提供用以取代其的新參照系。可以想見，未來的烏克蘭，將有能力運用新的認同原則對抗固守"陳舊"世界圖景的侵略性民族主義。這是自然的，因為現代世界中以慣見面貌出現的民族主義，無論是對於信奉它的民族本身，還是對於該民族的鄰邦而言，都變得極其危險，這樣的民族主義應該一去不復返。

　　(相關簡介：伊戈爾·巴里諾夫(ИгорьИгоревичБаринов)，俄羅斯科學院世界經濟與國際關係研究所社會-經濟與政治比較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本文原文為俄文，首刊於俄羅斯科學院世界經濟與國際關係研究所2014年出版的報告集《俄羅斯、烏克蘭的國內政治進程與2014～2020年俄烏關係展望》，經作者許可，本刊予以翻譯發表。限於篇幅，未保留原文注釋，有需要的讀者可向本刊編輯部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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