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皇天文學

　　明皇朝建立以後，不僅仿效前代禁止民間學習和傳授天文，更將其禁令擴展到整個天文學領域，尤其是禁止私習曆法。研製新曆，改革舊曆，歷來是推動中國古代天文學向前發展的一個動力，而全面禁學天文的做法，則斷絕了天文人才的廣大來源，毀棄了天文學發展的群眾基礎，從而導致中國天文學發展出現低谷。禁令發布以後，天文工作集中到司天監，但無研製曆法任務，其日常工作就是按章編算每年的民用曆書，監視天空有無入占的天象。這是一種維持性的常規工作，人們不敢冒著生命危險圖求進取，所以官方天文工作也墨守陳規，毫無生氣。　　明代末期出現了天文學研究復興之勢，可惜積弊時久，難以振興。就在這個時候，西方耶穌會傳教士進入中國，給渴望天文新知識的中國天文工作者帶來了歐洲天文學知識，開始了中國天文學發展的一個特殊階段——漢化西方天文學時期，即在傳統天文學框架內，搭入歐洲天文知識構件。

　　第一節 厲禁和抗禁

　　按照中國歷代傳統，改朝換代要改換新曆。一部新的曆法往往與一個新的政權有關，皇帝要通過天文家溝通天人相通之途，天文家則靠解釋天象向皇帝傳達「天意」。明初，朱元璋不希望民間還有人懂天文，因為他們可能成為敵對政治勢力所需的人才。於是，對朱氏政權千秋萬代不會改換的願望，變成了對學習天文的厲禁。據明人沈德符《野獲編》記載：「國初學天文有厲禁，習歷者遣戍，造歷者殊死。」甚至規定，欽天監人員終生不得再從事它職，其子孫也不得學與欽天監無關的知識，以接替世襲，否則也要遣戍。厲禁造成了嚴重的後果，特別是天文人才的匱乏。十五世紀末，曆法常常與天象不合，禁令不得不稍有鬆動。當時官方希望徵用通曆法的人以備改歷之用，然而竟無人應徵。《野獲編》說：「至孝宗，弛其禁，且命征山林隱逸能通曆者以備其選，而卒無應者。」　　朱元璋的做法壓制了數學與天文學，但畢竟還有抗禁的呼聲和行動，這一方面表現為呼籲改歷，另一方面表現為努力保存天文資料，以免其湮滅。現存常熟的一幅石刻天文圖就是明代的作品，原刻於弘治九年至十二年（1496—1499）。現存的常熟石刻星圖碑刻於正德元年（1506），是前後兩任縣令楊子器和計宗道刻制的。這幅星圖翻刻的是蘇州石刻星圖，楊子器有如下跋文：「此圖宋人刻於蘇州府學，年久磨滅，其中星位亦多缺亂，乃考甘石巫氏經而訂正之，翻刻於此，以示後來庶幾欲求其故者得觀夫大概。」這段話表現出他擔心天文失傳的急迫心情，並希望為改變這種狀況做些實事。

　　比常熟石刻星圖更為精巧的是隆福寺藻井星圖。隆福寺初建於明景泰四年（1453），其中萬善正黨殿為明代當時的建築，此殿上方藻井的裝飾，是一幅繪製有據的科學星圖。從此殿建成到1977年拆除，隆福寺星圖一直鮮為人知。這幅星圖直徑一米九八，繪有二百七十三個星官共一千四百三十二顆星。為什麼在禁學天文如此嚴厲的情況下，竟有人敢在離皇宮不遠的地方保存如此好的一幅星圖？就保存資料而言，也許這樣做更安全，另一方面星圖也確實掩飾得很好。如深藍色背景上的貼金星點在光亮處很顯眼，但放在光線不強又正懸頭頂較遠的地方就很不容易看到了。由此可見，當時人們為了給後人留下天文測量的成果真是費盡心機，而其重見天日竟然經過了五百多年。　　此外，萬曆二十三年（1595），鄭王世子朱載堉自己編撰了一部新的曆法，以《聖壽萬年曆》為名進獻給皇帝。他因此而受到獎諭，得到「留心歷學，博通今古」的贊語。這實際上等於宣布解除了禁習曆法的禁令。但二百年的時間過去了，而明初開始實行的禁令對中國天文學的發展已經造成了不可彌補的損失。

　　第二節 曆法

　　1364年朱元璋稱吳王，吳元年（1367）十一月冬至，太史院使劉基等向吳王進獻《大統歷》。洪武元年（1368），改太史院為司天監，洪武三年又改司天監為欽天監，由欽天監編算每年使用的《大統歷》。洪武十七年（1384），漏刻博士元統上書，說明《大統歷》其實就是元代《授時歷》，且「年遠數盈，漸差天度，合修改」，「以成一代之制」①。但明太祖無意編製新曆，只是擢元統為欽天監監令。元統仍以《授時歷》為基礎，略加修訂，整理成《大統曆法通軌》四卷，並將曆元由元至元十八年（1281）改到洪武十七年。　　此後，儘管多人多次上書請求改歷都未獲准，終明一代使用的都是《大統歷》。

　　① 《明史》卷三一《歷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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