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與我們的世界——2011年8月21日在南京大學的演講》 - 勒克萊齊奧

書與我們的世界——2011年8月21日在南京大學的演講作者:勒克萊齊奧勒克萊齊奧：「人可能是充滿希望的悲觀主義者」勒克萊齊奧在上海亞當，在動物園的遭遇……克萊齊奧：我如何寫作勒克萊齊奧：「法語也許是我的真正國度」「我們的作家獲獎了」 勒克萊齊奧在中國勒克萊齊奧諾貝爾文學獎無法想像一個沒有書籍的世界想像一下，若沒有書籍，我們的世界會變成什麼樣。瑪雅人在這一點上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他們生活在公元前四世紀至公元十世紀的墨西哥。雖然當時處於完全的孤立中——氣候惡劣，水資源和各種資源稀缺，且處於周邊民族（尤其是加勒比海島民，因他們而有了「食人族」一詞）隨時的威脅之中，但是，燦爛的瑪雅文化還是創造了代表人類知識的一切：藝術、科學和哲學。瑪雅人確定了書寫的數字體系，通過零及小數的使用使得複雜的運算成為可能。他們的一些古迹（似乎他們對於年代的標記有一種熱情）標記的年代可以上溯到公元前100000年。他們發展了天文學，通過對三個天體，即日球、月球、金星的運動的觀察，他們使用的曆法的年誤差值只有幾分鐘。他們在醫學、建築、城市規劃方面的知識遠遠超過了同時代世界上的其他民族。他們對於藝術的興趣達到了頂峰，無論是在詩歌創作還是在繪畫創作方面，或者淺浮雕、圓雕、花崗岩、大理石與斑岩雕刻。他們的冶金技術也極其高超。雖然因為缺乏錫，他們未能創造青銅製品，卻用黃金和銅打造了禮儀器皿，同時還創造了能與東方相媲美的陶瓷工藝——無論是形態的純粹還是完美感都無二致。2011年8月21日，勒克萊齊奧接受南京大學授予的名譽教授稱號並作了演講。 （許方/圖）此外，他們還創造了象形文字書寫體系，類似於古埃及人的文字。因為沒有留下羅塞塔石（pierre de Rosette）這樣的碑文，人們還沒有辦法解讀這些文字。這種文字使得他們能夠在無花果木製成的紙上書寫文集，這些紙張用鋅漂白，按照古代中國書籍的樣子折起來——他們在裡面記錄了歷史、天文學知識（由旁邊的圖示可以推測，他們應該是世界上最早預言月食的民族）、複雜的禮儀以及他們最關切的時間的流逝。但是他們卻不知印刷術，這就是為什麼他們消亡了。1520年西班牙人狄亞哥·德·蘭達（Diego de Landa）踏上尤卡坦（Yucatan）半島時，古代瑪雅社會已經消失了。留下的只有手稿、祭拜器物、紀念品，這些都由他們的後人保存下來，這些後人生活在森林深處散落的村子裡。這些歷史記憶是很危險的，很有可能成為新被征服的印第安人造反的誘因。狄亞哥·德·蘭達深諳這一點，他命人將古代瑪雅人所有的手寫典籍彙集到曼尼（Mani）城中心廣場上，並放了一把火。被化為灰燼的珍寶是不可估量的。征服者的野蠻行徑不得不叫人想起納粹軍官在紐倫堡設置的火盆，企圖以此抹掉西方世界的歷史記憶。想像一下，如果古登堡沒有應文藝復興之需，適時採用中國人的發明，創造活字印刷術，那麼一切又會是什麼樣子呢？誠然，手稿還是會繼續被翻抄：不要忘記，克里斯汀·德·皮贊或者瑪麗·德·法蘭西的詩歌，像《亞瑟王之死》（Mort d』 Arthur）、《馬車騎士》（Chevalier à la Charrette）、《羅蘭之歌》、《列那狐故事》這些小說，並沒有以其他形式流傳開來。它們被抄寫在野獸的毛皮上——山羊皮——或者是布漿紙上，由僧侶著色、裝飾——那時抄寫員的職業比作家賺錢可要多。每一部作品都是獨一無二的，被高價購買，存放在領主的府邸里。書寫文化是存在的，但是由於極其稀少，那是精英的特權。大部分人，無論是在西方還是在東方，都與書寫的文化相隔，沒有辦法與之接觸。科學、技術發明和各種思潮只能以極其緩慢的速度在流傳。「我想要成為一個中國人， 越出我自己的國土」作樂，但是不違背生活的準則：中國文學名著《紅樓夢》（曹雪芹）就是一種典型。其中描繪的場景並不是照搬現實，而是凸顯了某個小小的文人社會，對於這個社會來說文化是權力的一種變體。相反，韓國，古時，艷情詩歌是由女性創作的，她們藉由這一方式來確定自己的影響，同時也淪為男性社會慾望與娛樂的對象。如大家所見，文學很少走在其時代的前面，作家，因為自己的時代，只能做一個完美的男性公民或女性公民。我們一旦想到某個人與某座城市的聯結時，腦海中首先冒出來的作家可能就是中國小說家老舍。在他的短篇小說與長篇小說中——尤其是《正紅旗下》以及《四世同堂》，他描繪了老北京的老百姓的生活場景，並最終讓新的讀者感受到這座古老而現代的城市的別樣美麗，感受到它的民眾面對戰爭時的英雄主義，感受到對於一個正在逝去的世界的深切懷念。也許這座城市如今再也不存在了，或者也許它以另一種方式存在著，這都不會令它失去真實。一代代人經歷的困苦，一些人偽善，另一些人妥協，這些純樸民眾的心靈品質，為了生存而進行的鬥爭，這些是我們體驗的真實情感，哪怕滿族人時代過去了，社會環境發生了變化。也許這就是文學的優勢所在，它能夠創造一個永恆的城市，與真實的城市交錯重疊，比紀念碑或者史書能更好地重現城市的往昔。如果我能夠通過譯文來閱讀曹雪芹——當然還有巴金、老舍——這是因為我接受了——更勝於此，是因為我想要成為一個中國人，越出我自己的國土、越出我自己的確然，去造訪一位鄰居，雖然我不講他的語言，雖然我不知他的歷史。誠然，這很大一部分要歸因於好奇，但好奇難道不正是人類特有的重要品質嗎？——勒克萊齊奧2011年8月18日、19日在上海書展和華東師範大學的演講片斷重寫歷史總是很吸引人如果沒有印刷的書籍，我們的世界將完全不一樣。也許它會同鼎盛時期的埃及社會、瑪雅社會一樣：一個封閉的世界，很難受什麼影響，不公正與不公平盛行，嚴重失衡，無可救藥。在這樣一個世界裡——如我舉的例子，古時的瑪雅世界——沒有民主，法律面前鮮有平等，公民道德水平更是低下。大部分民眾，屈服於某幾個權高位重的教士、某個太陽王、某些暴君、某些武裝的獨裁者統治。最好的情況，也不過是處於有教養的僧侶統治之下，在那裡，藝術、知識、技術慢慢發展起來，但只為少數人服務。在這樣的一種體制下，知識不是用來交流的，也不是用來謀求民眾的進步。它主要是用來在掌握知識的人與大部分只識圖畫的人之間設立一道無法逾越的障礙。建立宏偉的廟宇、富麗堂皇的宮殿，甚至像埃及那樣，建立金字塔那樣令人稱奇的墓穴。人民大眾，則像奴隸一樣建造著這些工程，甚至都不理解這一切的意義。這就是怪龍之社會（la société du Dragon），正如普洛普在民間故事分析中定義的那樣。沒有印刷術，沒有文字，我們的文明，西方的或東方的，會變成什麼樣子呢？也許就會變成過去那些專制而奢華的社會。它們完全依託某個擁有特權的精英人物，埃及的法老、羅馬的帝王或者像尤卡坦的瑪雅真人（Vrai Homme），這些社會極其脆弱。一點點微小的事兒，一場饑荒、一次傳染病、一次宮廷暴亂就足以摧毀它們，使它們化為烏有。野蠻人進入羅馬時，暴君的長期統治與部落之間的鬥爭已經將整個國家摧毀殆盡，而這個國家曾是地中海的絕對統治者。西班牙人深入美洲印第安大陸時，瑪雅人輝煌的城市、摩天廟宇、鍍金的宮殿已經成了被森林覆蓋的廢墟。饑民的起義或許推翻了暴君的統治，但是因為缺乏技術手段，他們榮耀的祖先的功勛和知識如今已經難以辨清了。狄亞哥·德·蘭達甚至都不需要焚燒手稿、打破神像：它們已經停止存在了。重寫歷史總是很吸引人。對於我這樣的小說家來說，這可以讓心靈得到滿足，這對衡量文化與文明的相對性不無裨益——這也使保爾·瓦雷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得出了一個醍醐灌頂的結論：「我們這些文明，我們現在終於明白，我們總是會消亡的。」事實上，我覺得根本就無法想像一個沒有書籍的世界。誠然，現在存在其他傳播知識的手段，通過圖像、計算機。也許這些新的手段有一天會完全取代古登堡的發明。但，書是與人類文化相關的事物，不僅與他的思維方式相關而且與他雙手的形狀相關——是一種工具，可以與其他不可或缺的工具如鎚子、刀、針、開水壺等相提並論——也可以與其他精緻的工具如小提琴、長笛、打擊樂器、毛筆、硯台等相提並論。很難想像有一天書會變成虛擬交流的附屬物。書籍具體有形的特性，本身就是創造性天才的標誌，是一代代流傳下來的薪火的標誌。也許是一本法律書，一本藝術書，一本力學專著，一本化學或數學書。也許是一本反抗詩集，就像韓語詩人尹東柱（Yong Don Ju）在被日本人槍殺之前所寫的關於星星的詩歌，也許是一本現實主義的小說，像老舍的《正紅旗下》，也許是一個鬆散卻充滿啟示意義的故事，如《愛麗絲漫遊仙境記》，也許是一本關於生存之道的範本，如伊斯蘭蘇菲派教徒魯米的啟示錄，或者像羅馬國王馬克·奧勒留（Marc Aurèle）的勇之箴言。抑或，是書中之書，如古登堡曾經印刷的《聖經》，這也是（西方）出版史上印刷出版的第一本書。但我們還是要擔心沒有書籍的世界會來臨。倘若沒有這個充滿智慧、愉悅和顛覆力的六面體，我們也許將再次看到幽靈般的神權政治與專制統治，可惡的怪龍——瑪雅人也稱之為雲中蛇——將吞噬人類的心靈。文學的世俗方面我對於文學的思考也涉及其世俗的方面。與小說家威廉·斯泰倫（William Styron）、米歇爾·圖尼埃，詩人讓·格羅斯讓（Jean Grosjean）及雷蒙·格諾一樣，我有幸（相對而言）曾作為一個讀者為某家大出版社工作過幾年。有些人可能不了解這項工作，我可以做一點解釋，這項工作主要就是閱讀手稿、寫出內容概要、給予某種出版意見（大部分時候是不出版的意見）。那時大家把這稱作出版社的「閱讀委員會」。有人告訴我現如今這一職業正在逐漸消失，現在大家都是請「商業」讀者來進行這項閱讀工作，他們負責給出意見、建議，不是針對手稿的質量，而是針對手稿的銷售力。我覺得有點遺憾。閱讀委員會，就我所知，有益於成就某種大的偏好，發掘出獨特的藝術，發現符合個人趣味的作品，那種真誠且完全脫離商業考慮的作品。在《蘇菲的選擇》的最前面幾頁，威廉·斯泰倫講述了作為職業讀者的痛苦，閱讀某些晦澀的小說或者過於流行的小說給精神帶來的疲憊，以及極其主觀化的評判方式，在閱讀之前，要先嗅一嗅作品的味道，味道要是不對他口味，就徹底否決。我還記得雷蒙·格諾彙報閱讀情況的某些情形，他信奉自己的科幻哲學，往往會把某部手稿的故事重寫一遍，讀的時候滿懷激情，然後一錘定音：絕對不能出版！這個格諾以一種詼諧的方式如此評價閱讀工作的價值：「那些不能出版的著作讓我受益匪淺。」文學閱讀委員也不是不會犯錯。我們都記得閱讀委員會拒絕了《追憶似水年華》手稿，還說馬塞爾·普魯斯特的文字是「不忍卒讀」。有時，這些作家讀者的偏好倒也能帶來好的結果。比如巴黎某個大出版社聆聽了委員會全體成員對某部書給出的否定意見，該書要價很高，但明顯沒有價值，只不過因為作者是某位部長或某個高水平運動員而已；但廣大讀者，要謹慎得多，才不會被人強迫接受這樣的書。我又想起我曾經閱讀過納格·漢瑪迪（Nag Hammadi）《秘密的福音書》手稿的第一個法譯本，我與讓·格羅斯讓都欣然支持出版這本書，但是它卻因「商人」的膽怯而被拒絕了——巴黎的大主教禁止出版，因為該書可能會冒犯天主教讀者——不料十年後，誕生了一本經久不衰的暢銷書：《達·芬奇密碼》。就我而言，閱讀手稿往往讓我振奮，因為它建立了一種與作者的切膚的聯繫。手稿的文字常常難以辨認——文本處理那時還不存在——充滿各種錯誤，但手稿正具有一種誘惑力，是出版了的書籍不具有的。手稿尚未成書，它只是一種期待——我第一次讀到素未謀面的一個魁北克年輕人雷·讓·杜拉姆（Réjean Ducharme）寄來的手稿時，那種激動的心情，至今我還記得。還有後來讀到安的列斯人帕迪克·夏穆瓦佐（Patrick Chamoiseau）的手稿《德士可》（《Texaco》），我也是非常興奮。這就是閱讀工作所帶來的意想不到的回報。商人對文學的控制既然我今天有機會在這裡談談文學，我也不想錯過這個機會，我要談談我的擔憂。的確，作家的經濟狀況並不總是很好。一個詩人，一個小說家，要靠自己的寫作生存都很艱難。拜倫僅靠出售手稿《海盜》就變得極其富有，維克多·雨果靠《懲罰集》的稿酬就在根西島（Guernesey）買了一棟房子，那種時代已經很遙遠了。最近，文學代理人薩姆爾遜（Samuelson）先生講述了他是怎麼下定決心要從事這項事業的，當初他從美國來拜望讓·保爾·薩特，發現這位法國當代最偉大的哲學家與隨筆作家，一個人生活在一家披薩店樓上的單人間里，眼睛不好，沒有救濟。克洛德·西蒙，《弗蘭德公路》的作者，新小說派著名的代表人物，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也是一貧如洗，只能靠國家文學基金會（la Caisse Nationale des Lettres）發給他的微薄補助度日，如果薩姆爾遜先生知道這些一定會更加震驚的。出版商對作家的寡情正是眾所周知，而作家對出版商的怨恨也是由來已久。有時這種寡情與怨恨還能帶來一些有趣的通信，就像塞林納寫給加斯東·伽利瑪的這封信，塞林納大概是這麼說的：「親愛的先生，我聽說您將與您的孩子一起去滑雪，歡度聖誕節；我要跟您說，我這裡，我的房間里因為沒有取暖設備已經結冰了。」就是這個加斯東——雖然我不確定這句話是否屬實——作了這麼一句精闢的評論：「作家就是妓女，總是準備賣給出價最高的人。」然而也有不少相處融洽的例子，有時與書相關的兩方之間甚至會有令人動容的相互忠誠。若沒有曙光（le Point du jour）出版社，亨利·米修的作品又會怎樣呢？如果沒有午夜出版社，新小說的命運又會怎樣？如果沒有印刷商巴里圖（Balitout），洛特雷阿蒙又會怎樣？既然我已經提到了加斯東·伽利瑪的名字，很顯然，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法國文學，以《新法蘭西雜誌》為中心，加上安德烈·馬爾羅、安德烈·紀德、阿爾貝·加繆這些作家，都應對他懷有感激之情。只是我們有些惋惜，必須提到這些例外。我並不確定如今情況是否改善了很多。商人的控制——我上面提到過——也許讓文學的生存甚至是它本身的存在，變得更艱難了。如今，出版詩歌已經成了某種神聖的事業。而小說逐漸變成某種好萊塢式的東西，同樣的佐料可以一用再用，只需用某種調味汁調配一下——而且越來越甜膩了。文學不僅僅用於自身的慶典上世紀，種族理論盛行時，文化之間的根本差異被一提再提。以某種荒誕的等級理論為基礎，殖民列強的經濟成就與所謂的文化優越性被等同起來。這些理論，就像是狂熱、有毒的衝動，時不時在某個地方湧現，以此來證實新殖民主義或帝國主義的合法性。有些民族也許步履艱難，因為經濟落後或技術的陳舊，而沒有存在（或話語）的權利。但是，難道人們不明白，世界上所有的民族，不管他們在哪裡，也不管他們發展的水平，他們都使用著語言？每一種語言都是邏輯、複雜、具有結構和分析性的一個整體，可以用來解釋世界——可以講述科學或者創造神話。只舉一個例子，我想說一下巴拿馬森林中印第安人的語言安貝拉語（Embera），那些人住在偏遠之地，經濟非常困難，但是他們在日常語言之外卻擁有一種可傳達神話的文學語言。難道我們可以說這樣的民族是原始的嗎？關於全球化的進程，我們忘記了這一現象在歐洲文藝復興時期就已經開始了，那時開始了最早的東方和中國之旅。全球化本身並不是壞事。交流促使醫學、科學更快地發展。也許信息技術的普及化使競爭更加激烈，卻也有利於維護世界的和平。現在，去殖民化後，文學是我們這個時代男男女女表達自我身份的一種方式，也是要求言語權、維護多樣性的方式。馬提尼克人埃梅·塞澤爾（Aimé　Césaire）的詩歌，馬達加斯加人拉哈日瑪納納（Raharimanana）的詩歌，魁北克印第安蒙塔涅人利塔·梅色斯托克索（Rita Mestokosho）的詩歌，奈及利亞人索因卡（Soyinka）的詩歌，新喀里多尼亞美拉尼西亞人德維·戈洛代（Dewe Gorodé）的詩歌，模里西斯人阿南達·德威（Ananda Devi）的小說，剛果人維爾費利德·恩松代（Wilfried Nsondé）的小說，新墨西哥美洲印第安人斯克特·墨瑪代（Scott Momaday）的小說，拉克塔蘇人謝爾曼·阿萊克西（Sherman Alexie）的小說，都讓我們明白了世界的複雜性。世界範圍的文化是我們共同的事業。但它首先是讀者的責任，也是出版商的責任。的確，加拿大北部印第安人為了能讓人聽到自己的聲音，不得不用征服者的語言——法語或英語來創作，這是不公平的。的確，要讓模里西斯或安的列斯群島的克里奧爾語有一天會像現在媒體上占絕對統治地位的五六種語言那樣被輕易聽到，那純屬幻想。但是，如果通過翻譯，世界能聽到他們，那麼新的事物、某種樂觀向上的東西就一定能產生。雖然自葛蘭西以來，文化經常被政治工具化，成為政治的幌子，但是走向世界是任何現代人都不能錯過的一種歷險，不然就會封閉或僵化。文化，我常常說，是我們共同的財富，是屬於整個人類的東西。但要使這成為現實，就應該賦予每個人同樣的辦法，以接觸文化。就此而言，歷史悠久的書籍正是理想的工具。它實用、方便、經濟。它不需要特殊的技術創舉，而且在所有氣候下都可以保存。它惟一的缺陷——這也是我特別要向你們、向出版商朋友提出來的——就是在很多國家書籍還是很難獲取。在模里西斯（我很了解的一個小國家）購買一部小說或者一部詩集的支出會佔去一個家庭預算開支的很大部分。在非洲、東南亞、墨西哥、大洋洲，書籍依然是一種不易得的奢侈品。這一弊端並不是無法解決的。比如與發展中國家合作出版，設立基金，用於建設圖書借閱室或流動圖書車，更普及的方法，就是更加註重少數民族語言的需求及創作——有時少數民族的人數還是很可觀的——這些都可以促使文學繼續成為自我認知、發現他者、聆聽主題豐富曲調多樣的人類協奏曲的最佳途徑。【南方周末】本文網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62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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