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值得一提的澳大利亞人

06-05

他曾是袁世凱洋顧問，當過中華民國總統八年的政治顧問（1912-1920）；1949年之前的王府井大街以他命名；他第一時間裡把辛亥革命的消息傳回英國《泰晤士報》；他將日本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揭露出來。僅憑這四條，這個人值得我們從歷史的故堆里找出來，吹掉沉灰，看一看究竟。

他就是澳大利亞出生的蘇格蘭人莫理循，全名喬治·厄內斯特·莫理循（1862年2月4日－1920年5月30日），曾任《泰晤士報》駐華首席記者（1897-1912年）。這個和中國近代歷史緊密聯繫的外國人，目睹了最後一個封建王朝的崩潰和走向共和的孕育與流產。從探險家到記者，再到政治顧問，莫理循一生角色切換，留下來許多文字記載，以細微之處記錄了中國那個時代的巨大變遷。這個外國人，把畢生的心血都奉獻給了近代中國。

有時我在想，為什麼總是由西方人單方面的跑來關助中國？幾百年來，在航海那麼險惡的條件下，一批又一批的涌過來，可謂浩瀚無數。而我們早就有幾億人口，都到哪裡去了？連人家一個人口極其稀少的殖民地，都比我們活在地球上活躍得多。二戰之後，我們硫球群島不要，釣魚島不問。而現在一下子睡醒過來，什麼都想要，但是什麼都遲了。另外，說我國的軍艦第一次穿過什麼海峽，訪問過世界什麼港口，都什麼年代了，還要大吹這些無用的東西，迂不迂腐啊？

莫理循出生在澳大利亞季隆市，父母都是旅居澳大利亞的英國人，這註定了他的身體內流動著愛冒險的血液。莫理循從小就極富冒險精神，曾在16歲那年，從季隆到昆斯克利夫往返了40英里，完成了人生中第一次獨自徒步旅行。兩年以後，他沿著澳大利亞南海岸，以每天50公里的路程，徒步旅行了一千多公里。這成為他以後探險生涯的開始。莫理循曾在墨爾本大學學醫，卻因一次考試不合格與主考官發生衝突而退學。莫理循乾脆回歸天性，開始仗劍走天涯。

他曾潛入販奴的船隻，了解南太平洋島民被賣到澳大利亞當苦力的悲慘命運；也曾隻身一人坐著獨木舟，飄洋度過澳大利亞最大的河流墨累河；還曾獨自行走2043英里，橫穿澳大利亞大陸。莫理循冒險的膽子越來越大，直到在新幾內亞島上，他被當地土著人用一支長矛戳進了身體，幸好隨行的探險隊員奮力搶救，才撿回一條命來，但長矛的倒刺卻永遠留在了體內，莫理循四海為家的習性開始有所收斂。

1884年莫理循在倫敦接受了治療，留在了愛丁堡大學繼續學醫。博士畢業後，他也曾回到澳大利亞老老實實工作一陣子。但兩年後，他又想起那個藏在內心深處遊走四方的夢想。辭了職，莫理循四處流浪。美國、西班牙、摩洛哥，直到他的目光已經望向遙遠的東方國度。1893年在到達遠東後，因錯過前往日本的輪船，翌年二月，32歲的莫理循第一次踏上中國國土，沒想到這一來，卻再也難以離開。

這一年，他自上海沿長江一路向西到重慶，轉道雲南，僅靠母親寄的40英鎊，徒步一直走到緬甸的仰光。1896年，他又從曼谷到昆明，次年又作橫穿東三省的旅行。他那本《一個澳大利亞人在中國》中詳細記載了中國西南的風貌。崎嶇的山路、質樸的船工，無處不在的傳教士，他用影像記錄下了巨變前的中國。與這個古老國度的羈絆，也在此結下。這本遊記一經問世立馬引起轟動，成了當時外國人看中國的一扇窗戶。正是因為這本書，他被英國《泰晤士報》賞識，聘為駐中國記者，1897年到北京，開始了他長達17年的記者生涯。

莫理循幾乎見證了整個清末民初這段最動蕩的歲月：戊戌變法、義和團運動、八國聯軍入侵、辛丑簽約、清末新政、日俄戰爭、辛亥革命、民國成立、袁世凱竊國、巴黎和會……，也在某種意義上造就了莫理循。他是繼蒲安臣(美國第十三任駐華公使.1862.7.20-1867.11.27)之後的又一位與近代中國歷史關係密切的重要的外籍人士。他有記者的銳利眼光和寬廣胸懷，他報道了許多劃時代事件。莫里循為英帝國服務，對中國卻很有感情。他每隔兩三年，便鄭重其事地請照相館師傅上門來拍他與僕人（包括僕人家屬）合影的照片，此中可見他的善良。莫理循與管家孫天祿有20年的主僕情誼。

1897年3月，莫理循赴中國東北調查俄國和日本的動向。跨越了數千公里，莫理循在報道稱：「日俄之間，在中國滿洲必有一戰。」果不其然，1904年，日俄戰爭爆發，清政府被迫中立。他利用《泰晤士報》的版面，發動了一場遏制俄國影響的運動，促成了「日俄戰爭」，以至於當時的國際輿論界把「日俄戰爭」稱之為「莫理循的戰爭」。

1900年，義和團運動。赤手空拳的百姓們自發圍攻使館區。莫理循的洋人面孔，使他備受煎熬和打擊。圍困55天後，他已是傷痕纍纍。甚至連東家《泰晤士報》都以為他被擊斃，還刊發了悼念文章。1901年，八國聯軍大舉侵華。莫理循耳聞目睹，將掠奪槍殺的細節一一記錄了下來。他確實得罪了不少人，也將自己與中國聯繫得更為緊密。

1910年，莫理循開始了為時半年的中國西部考察，從陝西咸陽出發，途經甘肅平涼、蘭州、涼州、甘州、肅州，出嘉峪關進入新疆，經哈密、烏魯木齊、石河子，一路西行到達伊犁，爾後向南翻越木扎爾特冰川，經阿克蘇到達喀什葛爾，後向西過烏恰，最後到達俄國的奧什（今屬吉爾吉斯斯坦）。在此次考察中，莫理循親歷、親聞、親見的可靠記錄，對於我們了解清末中國提供了非常生動、直接的材料。

1911年，武昌起義，莫理循第一時間向《泰晤士報》發去電報：「革命爆發和軍隊叛亂的消息使北京陷入極度驚慌之中……」，他成了第一個向世界宣布這一消息的媒體人。那兩個月，他撰寫了8113字的電文，光是郵資就花費了591鎊11先令5.5便士。報道自然再一次轟動了世界。莫理循來自第一時間的獨家新聞，使《泰晤士報》成了報道中國消息的當之無愧的權威。有人說：「當時的《泰晤士報》有多少讀者，就有多少人知道莫理循。」

依託得天獨厚的新聞平台，莫理循將中國的內外政情製造出了巨大的輿論力量，這和他廣泛的人脈不無關係，這其中就有一位厲害的中國官員袁世凱。他與袁世凱的因緣際會，能讓他觸碰到中國權力的頂峰。1900年八國聯軍攻佔天津後建立了臨時政府「天津都統衙門」，並把天津劃分為八個區由各國分管。袁世凱接任直隸總督伊始就委派唐紹儀與列強交涉取消都統衙門，收回天津。莫理循於1902年3月2日與袁世凱在保定第一次見面後，在電文中稱他是一位愛國的官員。自此二人開始了長達15年的交往，直至1916年袁世凱去世。

辛亥革命爆發後，清廷被迫起用袁世凱。莫理循通過《泰晤士報》引領英國新聞界的導向，宣稱中國有能力建立自己的新國家——共和國，袁世凱則是建立這個國家的最佳人選。他遊說革命黨人和日本外交官，希望他們支持袁世凱為總統，並為袁定都北京出謀劃策。1912年，袁世凱成為臨時大總統。這位改變莫理循命運的中國官員感謝他、信任他，當即任命他為政治顧問。莫理循辭去《泰晤士報》駐京記者一職，走馬上任，成為中華民國的首位政治顧問。為袁世凱建言獻策。第一聘期是1912年8月1日至1917年8月1日，1916年4月8日續聘至1922年9月30日。

莫理循的長子出生，袁世凱送上一份大禮；莫理循的母親和妹妹來華，袁世凱親自宴請並奉上名貴衣料；莫理循身體微恙，他便馬上通過秘書蔡廷干表示慰問。當莫理循在王府井大街上購置下一處私宅時，袁世凱賜了一個洋名：「莫理循大街」，並在大街南口立英文路牌——「Morrison Street」。「莫理循大街」的英文街名牌從1915年一直掛到1949年。

莫理循十分感動，他憑藉「洋顧問」這個身份，向袁世凱提出了許多逆耳之言。他說「他提出的意見並不高明，但我至少對總統說了真話」。他希望袁世凱通過各項改革樹立權威，通過發展工業使國家強盛。針對中國的對外宣傳、財政改革、邊疆危機和加強邊貿等問題，他提出過許多頗有見地的建議。他支持中國擺脫列強組成的六國銀行團的束縛，甚至勸戒袁世凱不要因為孫中山反對他就取消孫氏建立的鐵路總公司。他強烈主張提高中國的國際地位，振興經濟，在他的影響、鼓動下，一些英國人，包括軍官、股票經紀人、銀行家等，都表示願意為中國的復興添磚加瓦。

在清廷還沒有退位的時候，莫理循把袁世凱看做是中國的未來，他在《泰晤士報》發表文章，稱讚袁世凱的智慧。民國初年的四年時間裡，莫理循極力輔助袁世凱，為他出謀劃策，四處奔走，吶喊助威，希望他能領導好這個國家，使新生的共和政權更加完善。然而令人諷刺的是，莫理循的這些努力並沒有讓從封建泥堆里爬出來的袁世凱變得乾淨，變得學會民主。莫理循對新生的共和，對民主，對袁世凱，乃至對當時的整個中國都寄予了太高的希望。這就註定莫理循在中國只能以悲劇作為收場。

1915年，袁世凱復辟稱帝，歷史重演。莫理循多次在信函中表示「我認為他(指袁世凱)是不智的，而且做的不是時候，還可能把中國卷進嚴重的國際紛爭之中。」當然，莫理循的勸告沒有取得任何效果。袁世凱一意孤行，最後落得身敗名裂的下場，中國則陷入長期的戰亂之中。因此，莫理循對袁世凱帝制自為的舉動評價甚低，他說：「袁世凱想穿龍袍的瘋狂野心，毀了他自己的前途，也嚴重地連累了他的國家。」泱泱大國的命運面前，莫理循只是一個匆匆過客。

他甚至在與袁世凱見面後，憑藉記憶整理出了日本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他搶先把袁世凱與日本秘密簽訂的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外交密件偷盜出來，泄露給外部世界，將日本想滅亡中國的陰謀大白於天下。他冒著被日方仇視與攻擊的危險，戳穿日本帝國的謊言。

在一戰期間，他看準了協約國勝利的可能性，他力勸中國加入「協約國」，他認為勝利後，中國就可以參加「和會」，中國就可以在「和會」上要求廢除與戰敗國簽訂的不平等條約。但還沒等參戰袁世凱就死了。在袁世凱死後的四十天，莫理循向黎元洪遞呈了關於中國加入協約國的備忘錄，勸說黎元洪參戰。隨後莫理循前往日本遊說，還向俄、英、美等公使做宣傳。1917年2月8日，莫理循向段祺瑞遞呈了關於中國參戰的備忘錄。2月9日，中國政府就德國潛水艇政策問題向德國提出抗議。莫理循支持中國的這一行為。2月24日，莫理循接受《大公報》採訪，發表關於中國參戰的談話。3月4日，中國政府斷絕與德國的外交關係。8月14日，在參戰問題上徘徊了兩三年後，中國終於對德宣戰。莫理循極力促成的「戰爭」得以實現。

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看似平常，而且是到了戰爭快結束時才宣布參戰，但這對於新生的中華民國，對於從鴉片戰爭以來一直受凌辱的中國來說，是一個強勁的信號——中國要從被侵略走向反擊，要從被奴役走向獨立。莫理循無疑在這其中做出了貢獻。正如後人評說的那樣:「此時的莫理循，既希望中國加入到英國一邊以增加協約國的力量，也希望中國由於參戰而改變它在世界上的地位，為自己取得應得的利益。他的雙贏原則在中國參戰問題上得到充分的體現。」

巴黎和會簽訂《凡爾賽條約》，規定把德國在山東侵佔的全部權益「讓與日本」，遭到中國人民的堅決反對，成為五四運動導火線。「1919年2月，他作為中國政府代表團技術顧問參加了「巴黎和會」。這期間，罹患惡性胰腺炎、膽囊阻塞等多種疾病的莫理循，仍連夜撰寫著中國代表團的發言文件。但消息傳來，作為一戰戰勝國的中方，反倒成了帝國列強瓜分的囊中之物。氣憤的學生走上街頭，表達不滿。年邁的莫理循，與這個他牽絆了多年的國度，都已經羸弱不堪，再沒有力氣了。

1920年5月30日，他因患胰腺癌在英國的西德茅斯去世，享年58歲。他去世時離中國政府的聘約期滿還有兩年零五個月。莫理循曾說過：「如果要死，我也要死在中國。」但他卻被深埋在西德茅斯的墓地之中，一個離倫敦不遠的海島。這裡的懸崖很奇特，都是紅色的，小鎮相當的小。墓碑上用英文寫著：「北京的莫理循」。

莫理循的另一大閃光點：為了研究中國，莫理循作為《泰晤士報》駐京記者，1897年3月，他一到北京就著手建立私人圖書館，莫理循有目的有系統收藏圖書，在一篇日記中莫理循寫道，剛到北京，發現這裡關於中國的圖書少的可憐，赫德爵士那裡有一些，但是也很零星，很想把有關中國的各方面圖書收集起來。

在李鴻章的秘書畢德格的幫助下，最初租住於使館區內，1899年買到海關大院旁的房子定居。1902年，他買下王府井大街原倫貝子府臨街的房屋(王府井大街98號)。大致位置在今百貨大樓南部（1958年起為百貨大樓職工宿舍）。他專門辟出房間用做圖書館。開始搜購有關亞洲、特別是中國的西文書刊、雜誌、地圖、照片、手稿、小冊子等文獻兩萬多冊，被人稱為是「莫理循文庫」。

1902年，莫理循把家搬到了王府井大街路西，他決定把5間南廂房全部打通，圖書館的面積是60×100平方英尺，內部高約4米，寬約6米，長約25至30米，無柱，橫樑與天頂均為水泥澆築，非中國傳統木結構。書架為硬木製成，由地面幾乎直抵屋頂。地圖和其他圖板放在西牆角的大抽屜里，為防風沙和陽光，書籍放在藍布製成的書套中。他親自查封所有寄來的書，每一本書他都看過，並在目錄中做一些說明。屋子中間備有精緻雕花的中式長條桌，上鋪雪白的檯布供讀者閱覽時使用。平時只要沒有客人，他都回到這裡整理圖書，親自拆封郵寄來的書刊，看過後一一做出目錄說明，因而檢索起來方便、快捷。莫理循是個條理清晰的典範，這是莫理循為自己的圖書編寫的索引目錄，上下兩冊共有1500多頁。

從1897年至1917年20年間，莫理循收集的英、法、德、意等十幾個語種的西文書刊已達24000冊。涉及政治、外交、軍事、歷史、地理、語言、考古、地質、動植物等多個領域。莫理循檔案已大致按照時間順序編號，查閱十分方便。這批檔案數量不少，約有幾十卷之多，計有日記、信件、地址本、請柬、拜帖、菜單、票據、郵票、紙幣、剪報、地圖、藝術品等，應有盡有，可見莫里循此人頗有收藏的雅興。查閱莫理循檔案，手續並不複雜，辦有借閱證的讀者，可根據自己的需要添上有關卷宗號碼，管理員從檔案庫里拿出即是。我們先調出莫里循檔案中的照片類卷宗。這類卷宗有十多卷，分為家庭、交往等專題，大約有上千張照片。這些照片，生動凸現出莫里循在中國政壇活躍的身影。他珍藏的照片中，不乏當年叱吒風雲的人物，從政治家、革命家、軍閥一直到各界名流，孫中山、袁世凱、李鴻章、辜鴻銘、張作霖、陳寶琛等，都有照片贈他，如今他們在這裡默默相對。

莫理循通過圖書館不僅結交了許多中外人士，而且擴大了他的知名度。莫理循在北京的洋人圈內「認識每一個人，而每一個人都已認識他為榮」。位於王府井大街，中外皆知，據稱是「中華第一街」，它一度以「莫理循大街」在來華外國人中而聞名。有這樣一個說法：很多外國人曾抱怨，他們一到北京的火車站，人力車夫便徑直把他拉往莫公館，根本不問目的地，因為他們以為所有外國遊客都是來拜見莫理循，來看他的藏書的。此說是否確切尚不得知，但說明莫理循的圖書館確已聲名遠揚。

1917年，莫理循決定開價4萬英鎊賣掉藏書。莫理循出售圖書館的想法始於1912年。因他在精力與財力上已難以維持這一昂貴「嗜好」，想把這個「文庫」出售給中國的學術團體或合適之人，首先供中國人使用，希望「莫理循文庫」能留在中國，至少也要留在亞洲。但當時中國政府正忙著打仗奪權，而一些有識之士又囊中羞澀，沒有人問津此事。這是中國的一大損失。國際輿論一片嘩然，各國求購者接踵而來，都希望得到這一寶藏。最終這個「文庫」被日本三菱財團的岩崎久彌男爵以3.5萬英鎊買下買去，中國政府派武裝警察護送，將57個襯有厚鐵皮的大木箱的「文庫」，由鐵路從北京運至天津塘沽，載入日本的輪船運到日本。後來，日本人以此為基礎建成了有「東方學家的麥加」之稱的「東洋文庫」，成為東京大學圖書館的一部分，至今仍是研究中國和東亞社會、歷史的寶庫。

這個東洋文庫 (莫理循文庫)擁有自18世紀以來英、法、德等歐洲各國各有關學會出版的從創刊號開始的各種定期刊物120餘種； 1000多種各類地圖和畫冊及原始照片， 17世紀和18世紀歐洲基督教各教會在華傳教士的著作；其中凡歐洲各國記載中國本部、藩屬各種事件的新舊書籍，大到鴻篇巨製，小到尺箋寸紙，靡不具備，等等書籍共計2.4萬餘冊。並在此基礎上不斷增添擴大。這其中包括1485年出版的第一版《馬可波羅東方遊記》， 1600年的中國地圖，這些藏書不僅是莫理循收藏中的精品，也是世界文化的寶藏。從此，中國人只能到日本才能利用莫理循文庫，這不可避免地制約了中國學術的發展水平。歷史學家將莫理循文庫與《永樂大典》和敦煌文書相提並論，足見其在中國學者心目中的地位。因此，莫理循文庫的外流同樣是中國學術的「傷心史」。

他在中國長達27多年，親歷了近代中國一系列重大歷史事件。他的大量報道、通訊與日記成為研究這一段中國歷史的重要素材。他身後留下的圖片資料約3000餘幅。旅澳歷史畫家沈嘉蔚從中精選主要部分並作了必要考證，分為《北京的莫理循》、《世紀之交的戰亂》、《目擊變革》三冊出版，含庚子事變紀實、20世紀初中國近代化變遷、清末民初民情風俗、莫理循與中國僕人的友誼、莫理循與清末民初在華洋人等專題內容。

莫理循1920年在去世前寫給妻子的最後一封信中說，他所收集的資料諸物，應捐給新南威爾士州圖書館。澳大利亞人稱其為「中澳文化交流史上的先驅」。當地華人以繪畫、講座等形式紀念他。莫理循的全部日記、部分書信、備忘錄、手稿及資料都被收集、保存在悉尼的米歇爾圖書館，其中還有大量的圖片、當時在北京生活的賬單、來訪者的名片。

莫理循的事迹說明這麼一個問題：任何時候，外國不缺腳踏實地的對中國研究得透透的人；而任何時候，中國不缺浮躁的對外國胡猜亂講的人。

2017.2.4

附：莫理循為我們留下了許多百年前的珍貴圖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