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是怎麼失敗的？阿根廷，別為我哭泣！

上周，一個國家崩潰了，很多標題黨很興奮。

不幸的是，這個國家又雙叒叕是阿根廷。

一、阿根廷，別為我哭泣！

阿根廷比索經歷了史無前例的拋售，一天之內大跌近9%，今年以來比索跌幅已經超過15%。為了對抗貨幣大幅貶值，阿根廷央行八天內連續加息3次，5月4日，阿根廷第三次上調了基準利率，將關鍵的7天逆回購利率再上調675個基點，從33.25%上調至40%。

OMG！40%的利率！全球金融市場被驚呆了！這不是第一次！

1990年，阿根廷通貨膨脹率曾高達20000%，被迫實施「貨幣兌換」計劃才重生；

2001年，阿根廷爆發債務危機，無力償還外債，「國家破產」，直到2005年才緩過來；

…………

多災多難的阿根廷！其實，我們把時間拉回到一百年前，阿根廷曾是一個非常成功、富庶、美麗的國家。受益於豐富的自然資源、高素質的人民、多元開放的經濟，阿根廷曾經在拉丁美洲國家中一枝獨秀，很早就步入發達國家行列，當時歐洲甚至流行一句諺語，對暴發戶叫「富得像個阿根廷人」。1913年，阿根廷的人均收入為3797美元，高於法國的3485美元和德國的3648美元；二戰前它是與美國並列的西半球發達國家，GDP全球第八；甚至在1950年，阿根廷的富裕程度仍領先於日本，與義大利、奧地利、德國大致相等。

阿根廷的命運完美闡釋了，一個國家是怎麼成功地把自己搞失敗的？

二、貝隆與貝隆夫人

阿根廷的失敗離不開：一個男人，一個女人，一首歌。

這首歌就是膾炙人口的《阿根廷，別為我哭泣》：

「我想改變一下，不想永遠屈居人下！

我怎肯坐在窗邊，渴望明媚的陽光又無能為力？！

於是我爭取自由，大聲疾呼，一切無足輕重，並非意料中事。

阿根廷，別為我哭泣，說句心底話，我從未離開大家…」

我是在90年代聽到這首歌的優美旋律，為此還看了麥當娜主演的那部電影《貝隆夫人》，建議大家可以看看，歌劇還是優美動聽的。

這部電影體現的是典型的好萊塢白左價值觀，對貝隆夫人極盡讚美之能事，簡直是弱勢群體受苦難人民的聖母。

然而，事實的真相是阿根廷毀於聖母。

貝隆夫人出身卑微，是裁縫的私生女，15歲來到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作了「布漂」歌女，開始她的演藝生涯。在這裡遇到了她的真命天子，胡安.貝隆。

貝隆出身農民家庭，是一名職業軍人，在二戰後的1946年當選阿根廷總統。貝隆夫人從演藝圈跨界從政，出任勞工部部長，並成立了伊娃貝隆基金會，用以救助貧困，訪貧問苦，在勞動人民心目中人氣飆升。靠著底層人氣和頂層「枕邊風」，夫人干政，她成為阿根廷政壇最有影響力的政治人物，堪稱「影子總統」。

由於出身於社會底層，貝隆夫婦對底層人民懷著深厚的感情，一心想要建立一個真正平等的阿根廷，維護工人階級和弱勢群體的利益。他一上任就強硬支持建立勞工同盟，增強工會的力量，並為工人大幅度提高工資，大派福利。他上任之後不久，阿根廷的工人就得到了一年發放13個月工資的待遇。

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錢從哪來？當然是萬惡的大公司和資本家嘍！貝隆政府的做法是當時左派政府的典型套路——劫富濟貧：沒收了英美在阿根廷的資產，強行國有化；拒絕償還阿根廷的外債，做老賴耍流氓；對國內有產者徵收重稅，搞福利國家；對外閉關鎖國，關稅高企，貿易保護……

違背市場規律，後果可想而知，外資跑路，企業倒閉，經濟崩盤，大批工人失業，罷工此起彼伏，所謂工人階級也是受害者，以前苦還有被剝削的機會，現在領到福利後沒人剝削了，下崗了，高福利就是一鎚子買賣！「公平」、「平等」、「獨立自主」，空洞的口號解決不了空蕩蕩的口袋，為了挽回民眾信任，貝隆政府在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選用了一個最愚蠢的方案：開動印鈔機玩命印鈔。這是拉美流氓政權的必然走向，前有阿根廷，後有委內瑞拉，飲鴆止渴，惡性通脹。沒有對應的物質財富和生產能力，鈔票就變成了廢紙，一夜之間，無論有產者還是無產者，國民財富統統被洗劫一空。

終於，在無產階級的領導下，全阿根廷都變成了無產階級。一個富裕的國家以迅雷不及掩耳盜鈴之勢墮落成了一個無產者的國度。

1955年，軍隊出場了，貝隆被軍事政變趕下台，然而，貝隆種下分裂的種子，在阿根廷的底層民眾依然把貝隆當做偶像崇敬，貝隆主義像幽靈一樣徘徊在阿根廷社會。

「平等」、「公正」、「均富」，像美麗的罌粟花，永遠充滿致命的誘人魅力，甚至連白左橫行的好萊塢也在以自己的方式向《貝隆夫人》致敬。

三、為什麼拉美無法擺脫貝隆主義？

不是阿根廷偶然出了貝隆，而是應運而生，帶有某種宿命，貝隆的出現有著深厚的社會土壤。貝隆主義、拉美化陷阱，背後共同的根源是拉美社會根深蒂固的民粹主義。

不僅僅是阿根廷，在現代化過程中幾乎所有拉美國家都是失敗國家，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委內瑞拉，等等。除了一個智利，依靠皮諾切特的鐵腕走向了市場化的富裕之路。這種現象被稱之為「拉美化陷阱」（The Latin America Trap）。

2004年1月6日，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在一次會議上說：「根據他國經驗，人均年收入達到1000美元後，國家發展趨勢會分化為兩類：一類國家，如新加坡、韓國，人均1000美元後繼續向2000美元、4000美元發展；另一類，如拉美等地的國家，人均達到1000美元後經濟就停滯不前。原因在於，人均1000美元後，這些國家原來的比較優勢降低了。」

拉美化陷阱，一直是中國人的社會焦慮。中國會不會拉美化？會不會出貝隆？中國改革開放40年了（1978-2018），其實建國後的計劃經濟體制滿打滿算也不過30年（1949-1978），按說市場化的時間遠遠超過計劃體制，但即便是在高度工業化城市化之後，中國社會對市場的懷疑、對富人的仇視、對開放的敵意，民粹思潮時不時的幽靈一現。

貝隆化，民粹化，拉美國家是怎麼成為失敗國家的？成因很複雜：

第一，內部社會：畸形的經濟結構和階層分裂

拉美的獨立革命，基本上是土生白人的分離主義政治運動，殖民地時期原有的社會經濟結構被保留下來並得到加強。拉美傳統的經濟高度依賴於某一種農作物，依賴蔗糖、咖啡、可可等某一種或幾種農、礦產品的出口。西班牙、葡萄牙等西方殖民主義的長期統治而造成的經濟落後和強大的地方分離主義勢力。拉美獨立後繼續盛行的大莊園制和大種植園制，土地高度集中，大種植園主為自身的利益，與地方軍閥、天主教會相結合，形成牢不可破的寡頭政治。大莊園制和產品單一的國民經濟體系擴大了社會和經濟的兩極分化，使種植園主成為土地和財富的最大擁有者。

拉美社會分化程度極高，兩極分化嚴重，社會整合程度比較低，在不少國家，印第安人和黑人被邊緣化，成為最大的貧困團體。拉美國家始終存在規模龐大的貧困群體。在工業化過程中，農業發展與工業化的結構性失衡，大量失地農民湧入城市，造成「過度城市化」。1950-1980年拉美「總人口增長了1倍，城市人口增加了4倍」。 由於缺乏教育和培訓，難以就業，許多人成為城市流民，在大城市的邊緣形成龐大的貧民窟，犯罪率居高不下。

第二，外部環境：美國「後院」效應

拉美最早的宗主國是西班牙和葡萄牙，19世紀是英國，隨著美國的崛起，門羅主義的盛行，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拉丁美洲逐漸變成美國的「後院」。二戰後，拉丁美洲的工業化進程、外國資本的滲透以及60年代的歷次軍事政變，都與美國息息相關。在經濟上，外資的勢力取代了傳統的大種植園主集團，拉美國家在對外開放中，形成外資主導型和外資依賴型經濟，國際資本控制進入國的經濟，民族產業發展全面處於弱勢，使拉美國家淪為發達經濟體的經濟附庸。在政治上，特別是在冷戰格局之下，拉丁美洲很難真正的獨立發展，處於東西方陣營的夾縫之中。當傳統的民主憲政無法維持既得利益集團秩序之時，右翼勢力往往在非常時刻通過軍事政變推翻民選政府，組建軍政府，掌握國家。左翼的社會主義革命僅在古巴一國發生，其他國家則有格瓦拉輸出革命，秘魯光輝道路等軍事顛覆行動，直到20世紀90年代基於對新自由主義的反彈，左翼通過民主選舉陸續重登舞台，出現了委內瑞拉總統查韋斯為代表的反美、反資、反市場的民粹風潮。

第三，政治體制：文官武將輪流亂

拉美國家的政治體制既有議會民主制的文人政府，也有威權主義的軍人政權，經常是二者交替出現，政治動蕩多於穩定。各國大都有軍人干政的傳統。拉美國家政黨林立，派系鬥爭激烈。軍隊是執政集團上台執政的後盾，不少總統都是靠軍隊而不是選舉執政的。結果是「出現了一種新的循環：民主、不穩定、群眾不滿、對軍人的依賴加深，回到獨裁統治……」這種延續近百年的以武力取得政權的繼承方式在拉美人心中已習以為常。即使在20世紀，軍隊在人們心中仍然是獨立於三權之外的第四機構，在社會混亂時「維護秩序和憲法」。阿根廷，從20世紀初期至今，除了「貝隆時代」之外，阿根廷政局始終不穩，處在軍人和文人交替執政的混亂局面中，深受內憂外患之苦。

第四，經濟體制：偽市場真管制

拉美國家大都奉行市場經濟與政府干預相結合的混合經濟模式，但在運作過程中政府和市場的功能雙重扭曲。當軍人政權實行威權統治之時，政府以鐵腕控制社會，在經濟上尚能堅持市場經濟的秩序，此時往往發生「經濟奇蹟」，但經濟奇蹟背後政府權力和市場機制深度糾結。當一旦軍政府過渡到民選政府之後，民選的文人政權往往迎合或被民粹勢力所裹挾，一度民粹政治佔據主流，完全為民意行事，政府軟化，缺乏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執行能力，公共治理嚴重惡化。在政府的經濟管制中，很難不產生權錢交易和腐敗現象。當腐敗成為社會的潛規則之時，最後出現的不是歐美式自由市場經濟，而是出現東方式官僚與裙帶資本主義，這就是著名的「拉美病」、「南亞病」。

第五，文化體制：天主教的保守主義

拉美歷史上存在濃厚的政教合一傳統。16世紀宗教改革後，西班牙和葡萄牙仍然堅信保守的天主教。殖民統治時期。宗主國將天主教強加於拉美人民，使拉美人承襲了天主教強烈的信仰傳統、基本教義和持久的虔誠性。拉美人繼承了其中較為保守的一面，即「秩序」、「權威」、「家族」、「等級」、「地位」、「自上而下的決策」以及「服從命運」等。這種天主教文化和極權民主思想相結合，導致其法律文化的敗落，無力約束政府權力和整合社會秩序，導致政治上威權主義和民粹主義對峙、交替，而真正的法治精神很難紮根。拉美人的政治思潮總是在兩個極端來回：當威權主義橫行時，社會普遍的政治冷漠，「求穩」心態盛行，普遍認同軍人干政和家長制政府；當民主體制回歸時，社會往往陷入狂熱，容易被一些空洞的政治口號如「平等」、「社會公正」所迷惑，陷入民粹主義的怪圈，又為下一輪軍人干政和威權復辟埋下伏筆。

總結一下，國家失敗的共同條件：

1）文化上：伊斯蘭或天主教的原教旨主義；

2）政治上：偽民主+真民粹；

3）經濟上：偽市場+真管制；

4）社會上：族群分裂+階層固化。

南美洲、東南亞出現在人均GDP5000美元一線長期停滯，泥足深陷，民粹橫行，市場化和私人產權弱化，很多從成功國家變為失敗國家，有非常複雜的特殊國情，相反，歐美基督教文化圈、東亞儒家文化圈的經濟體都紛紛突破陷阱，像日本、韓國、亞洲四小龍，早就人均GDP上1萬美元了，沒有最高，只有更高。

中國是單一民族主體國家、中國社會的階層流動性實際上相當之高（想想我們自己的出身就明白了）、中國也沒有民選體制支持民粹勢力坐大。中國最大的優勢是，遭受過反市場化的巨大苦痛，有著深刻的教訓與烙印，幾代人都是改革開放的受益者，因此，目前中國健康的力量和改革的聲音還是主流，但不是浮現民粹與倒退的噪音。

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阿根廷，好端端的一個富裕國家，出了貝隆夫婦，國運說沒就沒了！以阿根廷為鑒，警惕民粹，中國絕不應該成為下一個失敗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