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銘：怎樣讀《楚辭》 – 國學網

06-05

《楚辭》是漢代劉向所編屈原及宋玉等人的作品集，今本《楚辭》包括了屈原《離騷》《九歌》《天問》《九章》《遠遊》《卜居》《漁父》等全部25篇作品，以及宋玉等後代人悲憫和模擬屈原的作品。從寬泛的意義說，把《楚辭》理解為屈原的作品集，也不能說錯。《隋書·經籍志》指出：「蓋以原楚人也，謂之楚辭。然其氣質高麗，雅緻清遠，後之文人，咸不能逮。」屈原因有高尚的情操，才能創作出不朽的詩篇；屈原的作品體現了屈原高尚的情操，因此才成為不可企及的典範。

30多年前，我從國學大師吳林伯先生問學。吳先生早年親炙大宗師馬一浮先生。吳先生嘗從容談及馬一浮先生主張治學應以經學為核心，出入諸子史記，人生苦短，不能花太多時間去讀那些無意義的書籍。馬先生命吳先生以《文心雕龍》為一生治學重點，並說集部也只有《楚辭》與《文心雕龍》等少數幾部著作值得學者以畢生精力去鑽研。

劉勰在《文心雕龍·辨騷》說《楚辭》情兼雅怨，文極聲貌，影響深遠，並對歷代讀楚辭人的境界做了分類：「故才高者菀其鴻裁，中巧者獵其艷辭，吟諷者銜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若能憑軾以倚雅頌，懸轡以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貞，玩華而不墜其實，則顧盼可以驅辭力，咳唾可以窮文致。」這是說讀者如果僅僅從楚辭中學到艷辭、山川、香草之「奇」之「華」，這不過是掌握了《楚辭》之末，而《楚辭》之本在於「鴻裁」，即其「貞（正）」與「實」。《楚辭》忠實地繼承了《詩經》的風雅傳統，表現出的崇高精神境界和高尚人文情懷，是屈原及楚辭價值的真正所在。也正因此，屈原及楚辭才有彌久常新的生命力。

讀《楚辭》，首先需要了解屈原和理解屈原。沒有屈原，就沒有《離騷》這樣的作品。而《離騷》在楚辭中具有重要地位，因此，後代有人把《離騷》稱為《離騷經》，其他作品都稱為《離騷經》之傳。如果從《楚辭》中其他作品都體現了如《離騷》一般的人文境界和精神價值而言，這種說法無疑是有道理的。

1922年胡適發表了《讀楚辭》一文，他認為，《楚辭》的研究史是久被「酸化」的，只有推翻屈原的傳說，進而才能推翻《楚辭》作為「一部忠臣教科書」的不幸歷史，然後可以「從《楚辭》本身上去尋出它的文學興味來，然後《楚辭》的文學家之可以有恢復的希望」。胡適意欲把《楚辭》停留在「文學興味」的審美化和藝術化的層面，顯然是受來自於西洋的「文學」學科概念的影響。如果以此觀念閱讀《楚辭》，《楚辭》就只剩下劉勰所批評的艷辭、山川、香草之「奇」「華」了。相對而言，梁啟超先生對屈原的理解，對我們認識屈原和閱讀《楚辭》可能更具有指導意義。1922年11月3日，梁啟超在東南大學文哲學會上發表了題為《屈原研究》的講演，梁啟超認為，屈原具有改革政治的熱情，又熱愛人民，熱愛社會，他以其自殺，表現出對社會、對祖國的同情和眷戀，而又不願意向黑暗勢力妥協的決心，因此，屈原的自殺使他的人格和作品更加光耀。梁啟超強調屈原作品中的思想價值和精神價值，這是體現中國傳統「文學」觀念的價值取向的觀點。

屈原是戰國時期楚國的重要政治家，對屈原的把握，離不開屈原的政治活動。抓住屈原的政治活動軌跡，才能準確把握屈原作品的內涵。屈原的價值，體現為他的文學成就和政治人格的完美結合。屈原的作品，表現的內容是他的政治活動和政治遭遇，以及政治活動和政治遭遇所帶來的思想感情方面的期待與沮喪，希望與失望。屈原的政治活動和政治遭遇，我們又是通過屈原的作品了解的。如果沒有屈原的作品，我們就無法了解屈原的遭遇；如果沒有屈原坎坷的遭遇，屈原可能不會創作這些作品；即使創作了作品，也可能沒有機會流傳下來；即使僥倖流傳下來，也可能不會有這麼久遠的生命力。

屈原不僅僅是一個政治家，而且是一個想有所作為的政治家。這是他的悲劇命運的根源，也是《楚辭》具有巨大震撼力的力量源泉。

戰國時期是一個大動蕩的時代。隨著晉國的分裂，楚國的衰落，春秋時的晉、楚兩極世界變成了秦國獨大的一極世界。《史記·秦始皇世家》載山東諸侯「常以十倍之地，百萬之眾，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逡巡遁逃而不敢進」，「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奉秦」。秦「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彊國請服，弱國入朝」。秦國的強勢，以及楚國的羸弱，決定了戰國時期的楚國處在一個不可能有大作為的時代。也正因此，屈原給楚王提出的聯齊抗秦、殺張儀以泄憤，不去武關會秦王的政治策略，楚懷王都不敢接受。

屈原是一個想在楚國有所作為的政治家，但是楚國不能給他提供大有作為的舞台。屈原不被楚王任用，懷才不遇，生不逢時。不能有所作為的時代環境和想有所作為的人生理想的糾結，是屈原和楚國領導層發生矛盾的根源，也是屈原悲劇命運的根源。

戰國時期是一個巨變的時代，如何適應社會的蛻變，成了這個時代弄潮兒們追逐的目標，戰國時期成功的政治家無不體現這個特點。法家、縱橫家的成功，在於他們放棄自己的堅守。而屈原的經歷和作品，體現了他堅守底線的人生境界。

孔子與他的弟子是春秋戰國時期有堅守的政治家的樣板。孔子周遊列國，不是為了謀得官職，而是為了傳道，也正因此，孔子面對諸侯權臣的邀請，不為其所動，《論語·陽貨》載因孔子不願出來工作，陽貨攻擊孔子「懷其寶而迷其邦」是「不仁」，「好從事而亟失時」是「不知」，殊不知如果不能以道治國，在亂世求富貴，必然會成為壞人幫凶。因此，孔子的堅守，正是孔子仁和智的體現。《史記·孟子荀卿列傳》說，戰國時期「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與世俗不合，梁惠王甚至認為孟子「迂遠而闊於事情」，不過，司馬遷理解儒家的堅守，他說：「故武王以仁義伐紂而王，伯夷餓不食周粟；衛靈公問陣，而孔子不答；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大王去邠。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枘而內圓鑿，其能入乎？」

和孔子及儒家不同，《史記·商君列傳》載商鞅求見秦孝公，先說帝道，再說王道，三說霸道，四說「以強國之術」。帝道指五帝時代的「天下為公」和「大同」價值，王道指以周代文明為標誌的夏、商、周三代的德治價值觀，霸道指春秋時期的仁政理想，強國之術指戰國時期的弱肉強食。《韓非子·五蠹》所謂「當今爭於氣力」，《史記·天官書》所謂「順之勝，逆之敗」。商鞅的最高理想是帝道，其次是王道，其次是霸道，而強國之術是他認為的最為下下之術，但因為秦孝公認為帝王之道「久遠，吾不能待」，商鞅就投孝公所好。《史記·蘇秦列傳》載蘇秦出道後，先赴秦國，以連橫為說，推介統一之主張。秦不用蘇秦，蘇秦於是東赴燕國，以合縱為說，推介反統一的政治策略。《史記·張儀列傳》說張儀先赴燕國找蘇秦合縱，蘇秦不用張儀，張儀只好西至秦國，投身連橫事業中，從事統一活動。商鞅，以及蘇秦、張儀，不能說他們心中沒有理想和是非觀，但是，他們不能「知止」「慎獨」，把個人的飛黃騰達放在第一位，選擇了根據君主的需求來提供產品的人生價值。孔子和屈原都是把拯救人民放在第一位，從而把「做正確的事」作為人生的底線來堅守。

屈原是有堅守的政治家，他之所以能堅守，就在於他是一個深沉的思考者，一個關心楚國命運的政治家。屈原思考拯救楚國的指導原則，思考歷史與現實、自然與社會的有關問題。屈原在思考楚國的現實困境的時候，提出了解決楚國政治困境的方法，這就是要實現堯、舜、禹、湯文武之「美政」。因此，與其說屈原是法家或者改革家，毋寧說他是一個堅守傳統的儒家思想家。他的思想價值，不在於他在戰國時期體現了怎樣的改革意識，而在於他知道人民的幸福依靠回歸「選賢與能」的美政。這就使他與同時代的打著改革旗號的勢利之徒劃清了界限。

自漢代以來，人們從屈原的經歷和作品中就發現了屈原的「忠直」和「清廉」的高尚情操，而朱熹更是認為屈原具有「愛國」情懷。屈原的愛國情懷錶現為對楚國昏庸和姦詐的政治家以及不能選賢與能的政體的強烈批判，屈原希望在楚國有公平和正義，正道直行的人受重視，而枉道邪行的人被拋棄，但是楚國的現實正好相反，所以他有強烈的不滿。屈原的「愛國」是建立在「正道直行」的基礎上，因而是有正義性的，所以是有價值的。

屈原是歷史中存在過的真實的人，同時也是經過歷代文化人和屈原的崇敬者不斷詮釋過的文化符號，我們既要還原歷史中的屈原，也要注意後代人對屈原的詮釋。既要注意對屈原正面的詮釋，也要注意批評者的文化立場。總而言之，在中國文化史上，無論是讚揚屈原還是批評屈原，他們都是把屈原當作一個有價值的樣本，體現他們對屈原的尊敬和同情。如果能認識到這一點，還原歷史，就有了科學的立場。

屈原是在一個缺少公平性，喪失了正義價值的時代，積極倡導社會公平和正義價值，並痛苦地追尋社會公平和正義價值的偉大詩人。《楚辭》的價值正在於完整地表現了屈原的痛苦和追尋。20世紀50年代以後，由於孔子受到錯誤的批判，有人認為屈原比孔子更偉大，雖然屈原是一位偉大的詩人和政治家，但孔子在中國文化史上具有更偉大的地位。孔子是個胸懷世界和一切人的人，他的思想境界超越了時間空間的限制，是他同時代和以後的思想家所不能企及的。因此，古代人關於孔子是「聖人」，屈原是「賢人」的定位，是符合歷史事實的。自司馬遷、劉勰以來，中國古代文人肯定《楚辭》為「奇文」的同時，又積極挖掘屈原及其作品所承載的人生理想和文化價值，這個傳統，對正確把握屈原及《楚辭》的價值，是有建設性意義的。讀《楚辭》，不僅僅是為了「酌奇」與「玩華」，更是為了學習屈原的道德境界和文化堅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