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們來談談作家魯迅和出版家魯迅

今天，我們來談談作家魯迅

任何偉大的作家都需要偉大的讀者，魯迅擁有一個強大的讀者毛澤東，這可能是魯迅的幸運，也可能是魯迅的不幸。文革時期的「魯迅」，從一個作家的名字變成了一個時髦的政治辭彙之後，他深刻和妙趣橫生的作品也被教條主義的閱讀所淹沒。在那個時代里，人人張口閉口都是「魯迅先生說」，其親熱的語氣好像當時所有的中國人都和魯迅沾親帶故似的，可是很少有人像毛澤東這樣理解魯迅。因此，文革時期的魯迅雖然名聲達到頂峰，可是真正的讀者卻寥寥無幾，「魯迅先生說」只是一個時代在起鬨而已。

文革之後，魯迅不再是一個神聖的辭彙，他回歸於一個作家，也就回歸於爭議之中。很多人繼續推崇魯迅，不少人開始貶低和攻擊魯迅。與魯迅在世時遭受的攻擊有所不同，現在的攻擊里添加了情色的配料，一些人津津樂道於隱私中的魯迅，捕風捉影地研究起了與魯迅戀愛有關的四個女人；還有的人乾脆臆想起來：魯迅的床上功夫十分糟糕；魯迅的性心理十分變態……

隨著中國市場經濟的興起，魯迅的商業價值也被不斷地開發出來，魯迅筆下的人物和地名被紛紛用作餐飲業和旅遊業，甚至KTV和夜總會裡都有魯迅筆下地名命名的包廂，官員和商人摟著小姐在這樣的包廂里歌舞昇平。

還有人直接拿魯迅本人作為廣告代言人。武漢有一家專賣臭豆腐的小店，在店門口聳立起魯迅叫賣臭豆腐的廣告牌。廣告上用的是一張魯迅抽煙的經典照片，只是將魯迅手上的香煙換成了一串臭豆腐。

這家小店的老闆驕傲地聲稱：他們是魯迅先生的同鄉，都是浙江紹興人，製作這樣的廣告是現在中國流行的做法，就是借用名人效應來招攬生意。

「魯迅」在中國的命運，從一個作家的命運到一個辭彙的命運，再從一個辭彙的命運回到一個作家的命運，其實也折射出中國的命運。中國歷史的變遷和社會的動蕩，可以在「魯迅」里一葉見秋。

從書店買來《魯迅全集》後的一個多月里，我沉浸在魯迅清晰和敏捷的敘述里。我後來在一篇文章里這樣寫道：「他的敘述在抵達現實時是如此的迅猛，就像子彈穿越了身體，而不是留在了身體里。」

我想藉此機會再次談論《孔乙己》，這是短篇小說中的典範。這部短篇小說開篇的敘述貌似簡單卻是意味深長，魯迅上來就寫魯鎮的酒店的格局，短衣幫的顧客都是靠在櫃檯外面站著喝酒，穿長衫的顧客是在店面隔壁的房子里，要上酒菜，坐下來慢慢地喝酒。孔乙己是唯一站著喝酒穿長衫的人。魯迅惜墨如金的開篇，一下子就讓孔乙己與眾不同的社會身分突出在了敘述之中。

在《孔乙己》里尤其重要的是，魯迅省略了孔乙己最初幾次來到酒店的描述，當孔乙己的腿被打斷後，魯迅才開始寫他是如何走來的。這是一個偉大作家的責任，當孔乙己雙腿健全時，可以忽視他來到的方式，然而當他腿斷了，就不能迴避。於是，我們讀到了「忽然間聽得一個聲音，『溫一碗酒。』這聲音雖然極低，卻很耳熟。看時又全沒有人。站起來向外一望，那孔乙己便在櫃檯下對了門坎坐著。」先是聲音傳來，然後才見著人，這樣的敘述已經不同凡響，當「我溫了酒，端出去，放在門坎上」，孔乙己摸出四文大錢後，令人讚歎的描述出現了，魯迅只用了短短一句話，「見他滿手是泥，原來他是用這手走來的。」

同樣，在狂人日記中，寫到那個狂人感覺整個世界失常時，用了這樣一句話：「要不，趙家的狗為何看了我一眼。」

我嚇了一跳，心想這個魯迅有點厲害，他只用一句話就讓一個人物精神失常了。另外一些沒有才華的作家也想讓自己筆下的人物精神失常，可是這些作家費力寫下了幾萬字，他們筆下的人物仍然很正常。

最後我想說，當一個作家成為了一個辭彙以後，其實是對這個作家的傷害。

*魯迅逝世80年了，今天我們要談談出版家魯迅

2016年10月19日，魯迅先生逝世80周年紀念日。出版人雜誌隆重推出紀念專題，揭開魯迅作為出版家的一面。

魯迅先生為世人所熟知的身份是偉大的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但其實，他還是一位功績卓著的編輯家、出版家。他在《論睜了眼看》一文中說過：「世界日日改變，我們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誠地，深入地，大膽地看取人生並且寫出他的血和肉來的時候早到了；早就應該有一片嶄新的文場，早就應該有幾個兇猛的闖將！」 開拓「嶄新的文場」、培育中國式的「英俊」，成了魯迅輝煌業績中璀璨的一頁。

吃自己的飯，辦編輯的事務

1909年8月，魯迅結束了七年的留日生活回國，在杭州兩級師範學堂任教，1910年秋就任紹興府中學堂教職。1912年1月3日，魯迅在紹興發起創辦的《越鐸日報》正式出版，他在《<越鐸>出世辭》中指明該報的任務是：「紓自由之言議，盡個人之天權，促共和之進行，尺政治之得失，發社會之蒙覆，振勇毅之精神。灌輸真知，揚表方物，凡有知是，貢其顓愚，力小願宏，企於改進。」

這之後，魯迅主編和參與編輯的報刊有：《越社鐸日報》、《新青年》、《民眾文藝周刊》、《莽原》周刊、《莽原》半月刊、《波艇》月刊、《語絲》周刊、《未名》半月刊、《奔流》月刊、《朝花》周刊、《朝花》旬刊、《萌芽》月刊、《文藝研究》季刊、《巴爾底山》旬刊、《世界文藝》月刊、《前哨》月刊、《十字街頭》半月刊、《十字街頭》旬刊、《文學》月刊、《譯文》月刊、《太白》半月刊、《海燕》月刊等近三十種。

魯迅主辦或參與創辦的出版社有：未名社、朝花社、三閑書屋、野草書屋、鐵木藝術社、版畫叢刊會和諸夏懷霜社。

魯迅生活的年代是「弄文罹文網，抗世違世情」的年代。他在致曹靖華的信中說：「風暴正不知何時過去，現在是有加無已，那目的在封鎖一切刊物，給我們沒有投稿的地方。」 又說：「檢查也糟到極頂，我自去年底以來，被刪削，被不準登，甚至於被扣住原稿，接連的遇到。……這樣下去，著作界是可以被摧殘到什麼也沒有的。」 為了打破反動當局的「文化圍剿」，魯迅作了種種「委婉曲折」的鬥爭，他把這種鬥爭稱作「帶了鐐銬的進軍」。至於魯迅的編輯工作，周作人在《魯迅的編輯工作》 一文中有如下的描述：

魯迅不曾任過某一出版機關的編輯，不曾坐在編輯室里辦公，施行編輯的職務。他的編輯之職，乃是自己封的。他經常坐在自己家裡，吃自己的飯，在辦編輯的事務，著作翻譯自然也佔一大部分時間。他編輯自己的，更多是別人的稿件。

「魯迅不曾任過某一出版機關的編輯」，可正是這位「無職」、「無位」、「無祿」的編輯，在一場又一場的「帶了鐐銬的進軍」中，將一個偉大的文學家對於編輯出版工作的熱忱，毫無保留地綻放出來。

開拓「一片嶄新的文場」

1918年1月15日，從《新青年》第4卷第l期起，魯迅擔任《新青年》編委。他在《憶劉半農君》中說：「《新青年》每出一期，就開一次編輯會，商定下一期的稿件。」 是年5月，《狂人日記》在《新青年》第4卷第5號發表，這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篇白話短篇小說，也是「五四」文學革命的進軍宣言。從此，《新青年》大量刊登魯迅的作品。截至1921年8月1日，魯迅在《新青年》發表的小說、新詩、雜文、譯文等多達54篇。劉半農盛讚魯迅是「文學革命軍里一個衝鋒健將」，阿英則稱魯迅為「《新青年》幹部作家」。

1919年4月16日，魯迅給北京大學新潮社學生領袖傅斯年寫信，建議《新潮》雜誌應該在講科學時發表議論，「現在偏要發議論，而且講科學，講科學仍發議論，庶幾乎他們依然不得安穩，我們也可告無罪於天下了」，又說他「是想鬧出幾個新的創作家來」，「破破中國的寂寞」。

除了《新潮》，魯迅還熱情關心和支持過許多報刊，如《晨報副刊》、《京報副刊》、《民國日報·覺悟》等。魯迅不僅為這些期刊提供重要的稿件，使這些刊物擴大了影響，還希望編輯要把作者的「圈子」和稿源的「圈子」劃大；不僅要重視文稿的內容，對於與文稿有關的一切也都要盡量考究，盡善盡美，不留紕漏和缺憾。

1924年11月17日，由魯迅支持的《語絲》周刊創刊。《﹤語絲﹥發刊詞》中說：「覺得現在中國的生活太是枯燥，思想界太是沉悶」，為了「衝破一點中國的生活和思想界的昏濁停滯的空氣」，我們「創刊這張小報」，「提倡自由思想，獨立判斷，和美的生活」，反抗「一切專斷與卑劣」。魯迅不僅發表了一大批犀利的戰鬥雜文，作精神上的導向，還對「《語絲》的形式、內容，以及稿件的處理」提出要求，如「凡外來稿須署真實姓名的稿例」就是魯迅主張的（川島語）。1927年10月24日，《語絲》在北京被張作霖政府封禁。1927年12月17日，魯迅開始接編遷至上海的《語絲》，從第4卷第1期開始，任該刊編輯一年左右。1928年12月，魯迅推薦柔石接替他負責編輯。《語絲》於1930年出了第5卷第52期以後停刊。魯迅在《語絲》發表了100多篇文章，他在《我和﹤語絲﹥的始終》中說，「任意而談，無所顧忌，要催促新的產生，對於有害於新的舊物， 則竭力加以排擊」。「任意而談，無所顧忌」形成了特有的「語絲的文體」，即「語絲派」，不僅推動了中國散文的發展，也實現了魯迅「要找尋生力軍，加多破壞論者」的「弘願」。

莽原社的《莽原》，創辦於1925年4月24日，由魯迅編輯。初為周刊，附在《京報》發行，刊名寓有「曠野」之意。同年11月27日出至第32期休刊。1926年1月10日復刊，改為半月刊，獨立發行。1926年8月，魯迅離京後，《莽原》由韋素園（即韋漱園）接編。魯迅在《<莽原>出版預告》中說，「總期率性而言，憑心立論，忠於現實，望彼將來」。在《華蓋集·題記》中又說，「我早就很希望中國的青年站出來，對於中國的社會，文明， 都毫無忌憚地加以批評，因此曾編印《莽原周刊》」。魯迅在該刊發表了50多篇作品，雜文有《春末閑筆》、《燈下漫筆》、《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歷史小說有《奔月》、《鑄劍》，散文有《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藤野先生》等。魯迅在談到編《莽原》時說：「在北京時，拚命地做，忘記吃飯，減少睡眠，吃了葯來編輯，校對，作文。」 他當編輯，是拼了命的。

1926年9月，魯迅應邀到廈門大學執教。到廈大後，他熱情支持並指導青年文藝團體「泱泱社」，《廈門通信》就登在「泱泱社」社刊《波艇》創刊號上。魯迅在給許廣平的信中說：「我先前在北京為文學青年打雜，耗去生命不少」，「這裡，又有幾個學生辦了一種月刊，叫作《波艇》，我卻仍然去打雜。」

1927年10月，魯迅來到上海，開始了他生命中最輝煌的最後十年。1928年6月20日，魯迅和郁達夫編輯的《奔流》月刊出版，由北新書局印行。魯迅主持《奔流》的編輯工作，親自設計封面並書寫刊名。該刊以介紹歐美及日本等國具有進步傾向的作家作品為主。魯迅在第1卷第1～5期上連續刊載了他自己翻譯的《蘇俄的文藝政策》，受到文壇的普遍重視。《奔流》共出15期，於1929年12月20日停刊。魯迅說他：「白天汗流，夜間蚊咬，較可忍耐的時間，都用到《奔流》上去了」，其目的「無非是為了把新鮮的血液灌輸到舊中國去，希望從翻譯里補充點新鮮力量」。

1928年12月6日，魯迅與柔石在上海創辦《朝花》周刊，1929年5月16日終刊，共出20期。1929年6月1日，魯迅與柔石又創辦了《朝花》旬刊，1929年9月21日停刊，共出12期。

1930年1月1日，魯迅主編的《萌芽》月刊創刊，主要登載「翻譯和紹介，創作，評論」。封面由魯迅親自繪製，「萌芽」兩個美術字，寫得頗有芽狀感。自第1卷第3期起，成為左聯機關刊物。1卷第3期為「三月紀念號」，紀念馬克思、恩格斯和巴黎公社；1卷第5期為「五月各節紀念號」，紀念「五一」和「五卅」。1卷第5期出版後即被國民黨政府當局查禁。1卷第6期改名《新地月刊》，只出一期又被查禁。

1930年4月11日，《巴爾底山》出版，為左聯機關刊物之一，魯迅列名「基本的隊員」名單，幫著選定刊名、題寫刊頭，又捐出一百元作印刷費。「巴爾底山」是英語「游擊隊」的音譯。該刊「以短文、鋒利之文，對帝國主義、買辦資產階級和國民黨反動派進行狙擊」。1930年5月20日，出至第1卷第5期被禁停刊。

1930年9月10日，《世界文化》創刊，為左聯機關刊物之一。魯迅參與籌辦和編輯。該刊宣傳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報道國內外革命文化動態。僅出一期就被國民黨以「宣傳階級鬥爭」的罪名查禁。

1931年2月7日，柔石、殷夫、胡也頻、馮鏗、李偉森等左聯五位作家被反動派殺害，魯迅強忍著悲痛的煎熬，於4月25日出版了紀念烈士的專刊《前哨·紀念戰死者專號》，紀念左聯五烈士和1930年秋天在南京被害的左翼劇聯成員宗暉（謝偉棨）。《前哨》是左聯機關刊物之一，編委會由魯迅、茅盾、馮雪峰等組成。刊名蒼勁峻拔的「前哨」二字由魯迅親筆題寫，刻成木版後用手工敲印在白色的封面上，絳紅的顏色透過紙背，顯得格外悲壯和熾烈。同期刊有L.S．（魯迅）的《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和前驅的血》，以及烈士的傳略和遺著等。出版後即被國民黨當局以「反動文藝期刊」的罪名而禁止發行。魯迅心有不甘。同年9月，丁玲主編的左聯機關刊物《北斗》創刊前夕，魯迅特地選了德國著名木刻家珂勒惠支一幅題為《犧牲》的木刻，作為《北斗》創刊號的插圖，畫面表現的「是一個母親，悲哀的閉了眼睛，交出她的孩子」（魯迅《寫於深夜裡》），以此來再次紀念柔石等被害的青年作家。

1931年12月11日，《十字街頭》半月刊創刊，為左聯機關刊物之一。魯迅在指導編輯工作的同時，發表了《知難行難》、《「友邦驚詫」論》等文章，抨擊了帝國主義的侵略陰謀和蔣介石的倒行逆施，強調作家的階級立場和世界觀對創作的決定作用，出版後即遭國民黨當局查禁。

1933年7月1日，魯迅與茅盾、鄭振鐸、葉聖陶、郁達夫等一起創辦的《文學》月刊創刊。1934年9月16日，魯迅主編的《譯文》雜誌創刊。同年9月20日，陳望道主編的《太白》雜誌創刊，魯迅擔任編委。1936年1月19日，魯迅與周文、聶紺弩等編輯的《海燕》月刊創刊，僅出兩期就以「『共』字罪被禁」，這是魯迅主編的最後一份雜誌。

魯迅通過創辦報刊來拓展文藝園地，夯實戰鬥陣地，召喚青年參與進來，經風雨，見世面。就像一個老戰士帶領一批新戰士那樣，魯迅自己走在最前面，衝鋒陷陣，所向披靡；同時又非常親切、具體和周到地照顧和教育著新戰士，激勵他們「將自己的真心的話發表出來」，「將中國變成一個有聲的中國」。

「將血一滴一滴地滴過去」

1926年，魯迅在談及他的人生時說：「我先前何嘗不出於自願，在生活的路上，將血一滴一滴地滴過去，以飼別人，雖自覺漸漸瘦弱，也以為快活。」 1932年，魯迅在談到編書辦刊時說：「我在過去的近十年中，費去的力氣實在也並不少，即使校對別人的譯著，也真是一個字一個字地看下去，決不肯隨便放過，敷衍作者和讀者的，並且毫不懷著有所利用的意思」，每天八小時工作以外的時間，都用在「譯作和校對上的」，「常常整天沒有休息」 ，就「好像一頭牛,吃的是草,擠出來的是奶、血」。

魯迅著書譯書、編輯報刊，與許多書店打過交道，鑒於有的書店「話不算數，寄信不回答，愈來愈甚」 ，魯迅就自費出版書籍。他自費出版書籍，或圖或文，無不精美絕倫，在為《毀滅》（A.法捷耶夫作）、《鐵流》（A.綏拉菲摩維支作）、《士敏土之圖》（革拉特珂夫作）寫的《三閑書屋印行文藝書籍》中說：

敝書屋因為對於現在出版界的墮落和滑頭，有些不滿足，所以仗了三個有閑，一千資本，來認真紹介誠實的譯作，有益的畫本，貨真價實，童叟無欺。寧可折本關門，決不偷工減料。買主拿出錢來，拿了書去，沒有意外的獎品，沒有特別的花頭，然而也不至於歸根結蒂的上當。編輯並無名人掛名，校印卻請老手動手。因為敝書屋是講實在，不講耍玩意兒的。

「三個有閑」，原是創造社個別作家給魯迅羅織的「罪名」，說他「有閑，有閑，有閑」。魯迅一笑了之。「寧可折本關門，決不偷工減料」，這就是魯迅對出書作出的最莊嚴的承諾！

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在福建長汀英勇就義。魯迅聞訊後心情異常憤激也異常冷靜，為了紀念這位異乎尋常的「知己」，對「罪大惡極」的「殺人者」予以「示威」和「抗議」，魯迅與茅盾、鄭振鐸等相商，決定先編印瞿秋白的譯文集。書名《海上述林》，是魯迅擬定的，取述而不作之意，顯得很「雅」。《海上述林》編定後，魯迅親自去開明書店的美成印刷廠發稿付排，洽商校對辦法，像懷中揣著一團火似的，到處奔波，扶病為烈士收集整理文稿，募集出版經費，僅向現代書店贖回瞿秋白遺稿便付出了二百元。《海上述林》從編輯、校對、設計封面、裝幀、題籤、擬定廣告及購買紙張、印刷、裝訂等項工作，魯迅無不精心謀劃經辦，務必使書更臻於完美。開明書店的美成印刷廠備好《海上述林》紙型後，魯迅親自將紙型送到內山書店，托內山完造寄往東京印刷。1936年8月，《海上述林》（上卷）樣本印成。魯迅看後在致茅盾的信中很滿意地說：「那第一本的裝訂樣子已送來，重磅紙；皮脊太『古典的』一點，平裝是天鵝絨面，殊漂亮也。」 「倘其生存，見之當亦高興，而今競已歸土，哀哉。」10月2日，在日本印刷的《海上述林》（上卷）寄到上海，魯迅即分送諸友好及相關者，並托馮雪峰轉送毛澤東、周恩來各一本。

《海上述林》印裝非常考究，分平裝和精裝兩個版本，全部用重磅道林紙精印，並配有插圖。精裝本書脊，用麻布做封面，字是金色，形式典雅；平裝本用天鵝絨做封面，同樣用金字。由於受國民黨白色恐怖影響，這本書沒有署譯者姓名，只有書脊和封面上印了魯迅親筆寫的「STR」(即史鐵兒，瞿秋白的筆名)三個金字，書名亦由魯迅親筆題籤。出版社署「諸夏懷霜社」，這也是魯迅擬定的。「諸夏」即中國，「霜」為秋白的原名，「諸夏懷霜」意為中國人民永遠懷念瞿秋白。為了擴大《海上述林》的影響，魯迅於1936年10月9日親擬廣告一則，題為《紹介﹤海上述林﹥上卷》，全文如下：

本卷所收，都是文藝論文，作者既系大家，譯者又是名手，信而且達，並世無兩。其中《寫實主義文學論》與《高爾基論文選集》兩種，尤為煌煌巨制。此外論說，亦無一不佳，足以益人，足以傳世。……。好書易盡，欲購從速……

僅僅過了十天，1936年10月19日清晨，魯迅就與世長逝了。為選編和印製《海上述林》，魯迅耗盡了生命中的最後一滴血。

【鏈接】「凡有可造之材，不忍其埋沒」——編輯出版生涯中的魯迅與青年

「凡有可造之材，不忍其埋沒」。「先生愛一切人，愛一切有專長之人」。——許廣平

「我對於魯迅的印象就是他對人的慷慨和沒有架子，……再者，即是魯迅對貧苦青年作家的慷慨支援。」——徐訏

400年前（1616年）的四月，春寒料峭，莎士比亞在故鄉偶染風寒，悄然離世；80年前（1936年），深秋時節，魯迅在上海與世長辭，葬禮成為一代人的記憶。

二者俱是澤被深遠的文學特出者，但論其異殊，至少在與出版業的關係上，二者迥然不同。耶魯大學「莎研」專家戴維·卡斯頓認為，莎翁是「劇場中人」而非「印刷中人」。魯迅則徹底是「印刷中人」、「出版中人」——存世魯迅書信中半數以上與書籍、雜誌的出版有直接或間接的關係。魯迅生前對之恭敬、魯迅逝世後對之大加撻伐的蘇雪林在其1966年的初版文集《我論魯迅》中提及，日本留學歸國後，魯迅曾一度「想到一個書店去當編輯員，亦被拒絕」（見於該書第一篇《魯迅傳論》。《魯迅自傳》寫作「想在一個書店去做編譯員，到底被拒絕了」）。在筆者看來，青年魯迅想入出版界而不得，由此深知彼時出版作品之不易，對名不見經傳的年輕人，更是如此。因此，當其成名後，即利用自辦刊物和與出版界舊雨新知的關係，為一批青年的成才殫精竭慮、貢獻心力，可謂一生才華，半付青年，雖蠟炬成灰，終育得桃李天下，芬芳四海。

如果說，莎士比亞是獨步文壇、一枝獨秀，魯迅則是領袖群倫、作育群英，無論當時，還是今世，這也許是魯迅作為一位偉大的文學家之外，仍然被我們深深懷念的重要原因吧。

「此公頗有點尼採氣」

1928年5月15日，應陳望道之請，魯迅赴復旦實驗中學講演，記錄者是年僅21歲的湖南籍學生徐詩荃。當月16日，徐將整理好的演講記錄稿函寄魯迅，從此與之訂交。7月17日，魯迅日記中記載「得徐詩荃信並稿」。這份稿件就是日後給魯迅帶來不小麻煩、署名馮珧的《談談復旦大學》。六天後，魯迅即將這篇批評復旦校方「腐敗」與「沒落」的犀利文字刊發在其主編的《語絲》周刊上。雖然兩個月後，《語絲》周刊發表了已從復旦畢業的潘楚基等人的文章，對徐文做了些許「辨正」，但徐因受壓力，第二年不得不遠赴德國留學；魯迅更因此受牽連。不過，從魯迅日記看，徐詩荃與魯迅的交往不但沒有因此中斷，反而愈加密切。1928年後四個月，徐至少又拜訪魯迅兩次，並致信三封、投稿兩次。赴德國後，他成為魯迅與德國乃至歐洲文藝家們的聯絡人——當時，魯迅正致力於開展木刻藝術教育以及木刻書籍的刊印，徐曾受魯迅之託，在歐洲為其購買木刻書籍。

徐詩荃1932年回國後，徐詩荃常與魯迅或面唔，或書信往還，這一時期他發表了不少作品，大都是經魯迅推薦而面世。1934年1月24日，魯迅致信《申報·自由談》主編黎烈文，向其推薦徐詩荃的文字：「有一友人，無派而不屬於任何翼，能做短評，頗似尼采，今為紹介三則，倘能用，當能續作，但必仍由我轉也。」當年的4月1日，魯迅再次致信黎烈文：「『此公』蓋甚雄於文，今日送來短評十篇，今先寄二分之一，余當續寄；但頗善慮，必欲我索回原稿，故希先生於排印後，陸續見還，俾使我得以交代為幸。」前後兩封信，魯迅都提及「必仍由我轉也」，「必欲我索回原稿」，於今看來，有些莫名其妙。許廣平的回憶錄對此作了解釋：原來徐詩荃回國後，常常疑心有人跟蹤，或欲加害於他，因此，住址從不示人，魯迅也不知曉，而投稿文章，亦因其疑心，每篇必經魯迅之手轉了去。後來甚至要求魯迅設法將其原稿抄錄一遍，寄送副本給黎烈文。許廣平和魯迅本人曾多次為其抄錄文稿，而徐還一度要求不斷更換抄錄者。

可以說，為了徐詩荃文章的發表，魯迅苦心孤詣，到了不厭其煩的地步。至於這麼做的原因，正如許廣平在回憶錄中所說：「這因為凡有可造之才，不忍其埋沒；且其人頗深世故，能言人所未言；孑然介立，還不失其純潔。若或稍加移易，積極為人，即社會的棟樑，故不惜辛勤設法，並非特有所私。」此語可謂一語中的。雖然在常人看來，青年徐詩荃身上有這樣那樣的毛病甚至「怪癖」，但魯迅不以為意，看重的是他的才華和對社會的貢獻，於是設身處地多方幫助。在後期徐詩荃譯作的出版上，魯迅對青年徐詩荃的期許以及樂於扶助青年的精神更表現得淋漓盡致。

大約1934年下半年，徐詩荃完成了《尼采自傳》的翻譯，托魯迅找合適的出版社。年底（12月12日），魯迅致信良友出版公司的趙家璧：「那一本《尼采自傳》今送上。約計字數，不到六萬。……假如要印的話，則——一、譯者以為書中緊要字句，每字間當距離較遠，但此在歐文則可，施之漢文，是不好看的（也不清楚，難以醒目）。所以我給他改為旁加黑點。但如用黑體字或宋體字，似亦佳。二、圈點不如改在字旁，因為四號字而標點各佔一格，即令人看去覺得散漫。三、前面可插一作者像，此像我有，可以借照。四、譯者說是願意自己校對，不過我覺得不大妥，因為他不明白印刷情形，有些意見是未必能照辦的。所以不如由我校對，比較的便當。但如先生願意結識天下各種古怪之英雄，那我也可以由他自己出馬。」

《蘇魯支語錄》（徐梵澄翻譯）是尼採的一部主要著作，甚為魯迅所欣賞。魯迅最初加以翻譯，用的是文言，題日《察羅堵斯德羅緒言》，是第一卷《序言》的前三節。

從這封信中可以看出，魯迅以編輯家的眼光，已對《尼采自傳》做了初步的編輯加工，對於未來的校對，也從愛護譯者和更專業地編校的角度，主動願意承擔更多工作。此後，為了《尼采自傳》出版，魯迅在該書出版前，又五次致信趙家璧，商談如何為譯者出好這本書。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此過程中，魯迅充分考慮青年徐詩荃的感受，處處為其設想，如在1934年12月25日給趙家璧的信中就提及：「但我看最好是能夠給他獨立出版，因為此公頗有點尼採氣，不喜歡混入任何『叢』中，銷路多少，倒在所不問。」事實證明，這本譯作的出版，魯迅花費的心血，一點也不比推薦徐的文章少：在此書後續的出版過程中，果然是魯迅承擔了校對工作，原因無他，因為魯迅也找不到徐詩荃（他和魯迅一直是「單線聯繫」，魯迅從無知曉他的住處）！

這位徐詩荃即是20世紀70年代末自印度歸國後名滿學界的梵澄先生。

墊資為青年出書

魯迅老友許壽裳曾言，魯迅的「富於友愛，也是常人所不能及的，最肯幫人的忙，濟人的急，尤其是對於青年，體貼無微不至」。1925年5月8日，魯迅在寫給身在河南正在編輯《豫報副刊》的青年朋友呂琦、向培良的信中說：「倘若一定要問我青年應當向怎樣的目標，那麼，我只可以說出我為別人設計的話，就是：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事實上，魯迅在與青年的交往中，通過自己的編輯出版工作，時時關心青年人的「生存、溫飽和發展」。濟人之急，幫人之困，貫穿了他的一生。他曾為李霽野等人籌備學費，亦曾為孫伏園的去職（《晨報副刊》）而籌辦新刊（《語絲》周刊）。他更曾為兩位青年處女作的出版而承擔印刷費和版稅。

在魯迅關愛的青年中，有兩位系郵局職員出身：其一是曾在上海郵局工作，後來的現當代文學專家、藏書家唐弢；其二是曾任職於杭州郵局，後成為知名翻譯家的孫用。

唐弢，1927～1933年間，魯迅致信孫用14封，或為其譯作發表進行幫助和指點，或為其譯作出版作序、推薦，其熱心周到，令人感慨。1929年上半年不到半年的時間裡（1929年2月～7月），孫用已在魯迅主編的《奔流》上發表了六七篇譯作，這些作品大都是俄國或東歐名家的詩作、散文，原作既佳，譯文又好，引起魯迅對這位未謀面郵局青年的極大好感，不僅對其多加鼓勵，還盡量為其譯作發表提供契機。這年9月，孫用將自己通過世界語版本翻譯的匈牙利著名詩人裴多菲的長詩《勇敢的約翰》轉經北新書局寄給了魯迅。11月6日，魯迅收到北新書局送達的譯稿，兩天後即複信給孫用，表達了自己對這部譯作的喜愛之情，並表示要找地方出版單行本：「譯文極好，可以誦讀，但於《奔流》不宜，因為《奔流》也有停滯現象，以後能否月出一冊，殊不可知，所以分登起來，不知何時才畢……作者是匈牙利大詩人，譯文又好，我想設法印一單行本，約印一千，托一書局經銷，版稅可得定價之百分之二十（但於售後才能收），不知先生以為可否？乞示。倘以為可，請將原譯本並圖寄下，如作一傳，尤好（不知譯本卷首有傳否？），當即為張羅出版也。」

但事與願違，即使魯迅這般在文壇地位顯赫、在出版界交遊廣泛的人，「張羅」《勇敢的約翰》出版的過程也頗為曲折，先後花去整整兩年時間。據魯迅書信，他曾經聯繫過與自己關係較為密切的年輕友人張友松主持的春潮書局，後者起初表示願意出版，但很快就變得「態度頗不熱心」。在此期間，魯迅還聯繫過《小說月報》、《學生雜誌》，可二者都虛與委蛇，「大打官腔」，也沒有成功。在聯絡書店的過程中，好像也有出版社有意出版這部譯作，但魯迅向譯者表示：「自然，倘一任書坊用粗紙印刷，那是有出版之處的，但我不答應如此。」在他看來，這麼優秀的作品和精彩的譯文，非要認真其事，才能對得起作者和譯者。碰壁之後，魯迅表示要自印此書：「先生的譯文是很費力的，為賭氣起見，想自行設法，印一千部給大家看看。」為了有更精美的插圖，還托已經在德國的朋友（應是徐詩荃）設法購買匈牙利的插畫本。

在魯迅的努力下，宣俠父主持的湖風書局最終接受了這部書稿。因湖風書局規模有限，營業資本薄弱，為了使這本書印得漂亮，魯迅自費印刷了這部書中的12幅插圖和作者像。因當時的書局大都是在作品售罄之後才給作者結算版稅，魯迅深感此舉於譯者不公，遂將書局歸還的此前墊付的插圖印資70元寄給了孫用。

另一位得到魯迅資助的青年是許欽文，他的處女作也是在魯迅的幫助下得以出版的。

1920年冬，在故鄉紹興五師附小教書的許欽文辭去教職，隻身來到北京，一邊在北京大學做旁聽生，一邊創作，向孫伏園的《晨報副刊》投稿。因孫伏園是魯迅早年學生，且過從甚密，許欽文通過孫伏園的介紹而與之相識。

通過交往和閱讀許欽文的文字，魯迅非常看好許的文學才華。大約1924年年中，在許欽文不知情的情況下，魯迅收集、整理、編校了他幾年來發表的小說，結為一集，取名《故鄉》。這年11月1日，在致孫伏園的信中，魯迅對許欽文的小說給予了評價：「欽文兄小說已看過兩遍，以寫學生社會者為最好，村鄉生活者次之；寫工人兩篇，則近於失敗。如加淘汰，可存二十六七篇，更嚴則可存二十三四篇。現在先存廿七篇，兄可先交給起孟，問起可收入《文藝叢書》否？而於陰曆年底取回交我，我可於是後再加訂正之。總之此集決可出版，無論收入與否。但須小加整理而已。」據許欽文回憶，魯迅經常通過孫伏園，對他的創作給予評點和指引。許的這部小說集，從魯迅初步收集、整理到最終出版，前後有兩年時光。兩年里，魯迅不時關注許的創作，及時調整小說集的篇目。1925年9月30日，魯迅在寫給許本人的信中提到「《故鄉》稿已交去，選而又選，存卅一篇，大約有三百頁」。為了更加圓滿地呈現一位青年作家的處女作，魯迅花費的心血由此可見一斑。

到了北新書局最終接受此書稿，準備出版時，魯迅又做了兩件事：其一，將其納入《烏合叢書》之二出版，而叢書的第一種乃是魯迅自己的《吶喊》。首出作品，即與文壇領袖人物「同台」，恐怕這是年輕的許欽文想也沒有想過的。不僅如此，這套書後來還收入了青年作家高長虹的《心的探索》、向培良的《飄渺的夢及其他》、馮沅君的《卷葹》，魯迅後來又將自己的《彷徨》、《野草》等納入其中，以此擴大叢書的社會關注度。可以說，為了青年作家的成長和成名，魯迅真是俯首為牛、甘為人梯。其二，魯迅想將此書印製精良些，考慮到許欽文當時仍是籍籍無名的青年作家，唯恐北新書局李小峰為難，就和書局商定，將《吶喊》的版稅墊付作為《故鄉》的印刷費。

在魯迅的幫助下，年輕的許欽文憑藉《故鄉》一舉成名，不僅奠定了在文壇的地位，也大大改善了個人窘迫的生活環境。

為後進指引人生

雖然年輕的許欽文憑藉《故鄉》一舉成名，但在其初入北京，身無分文困窘萬分時，也曾經對生活和寫作充滿困惑。彼時，又是魯迅伸出援手，給予指引。

1924年5月30日下午，魯迅在北京大學上完課，邀請許欽文到中央公園附近的來今雨軒喝茶。魯迅和許欽文一邊喝茶，一邊向後者談起自己的留學往事：當年曾經多次向商務印書館投稿，亦多次被拒，甚至還收到過「以後不必再投稿」的婉辭信，當時也曾一度灰心喪氣。但對寫作的熱愛，使自己堅持寫來，持續不斷地寫，一如既往地投，後來不僅商務印書館出版了自己的作品，而且還陸續出版了其他幾本書。多年後，許欽文憶及此事，仍然感動不已。那段時間，魯迅幫忙將他的兩篇稿子寄往上海商務印書館，結果一篇錄用，另一篇被退回。魯迅擔心許欽文因此氣餒，於是特意請其喝茶並現身說法。據許欽文回憶，那次會面，魯迅還語重心長地指導他如何寫稿：「我們寫文章投稿的，要多用一番功夫，要寫得能夠通過編者的眼睛，實際上也要不使他們太為難。否則發表不出去，不就是白寫了么？」

其實接受過魯迅指導的青年，所在多多。青年蕭軍、蕭紅初到上海的時候，也曾得到魯迅的多方面幫助。除了周濟金錢，為蕭軍的《八月的鄉村》、蕭紅的《生死場》做序，並為其出版奔走外，在社會生活方面，魯迅也曾多次寫信給予指導。在和「二蕭」通信近20封后，雙方漸漸熟識，魯迅便很直接地在信中和「二蕭」談起他們的「野氣」來：「由我看來，大約北人爽直，而失之粗，南人文雅，而失之偽。粗自然比偽好。……這『野氣』要不要故意改它呢？我看不要故意改。但如上海住的久了，受環境的影響，是略略會有些變化的，除非不和社會接觸。但是，裝假固然不好，處處坦白，也不成，這要看是什麼時候。……所謂文壇，其實也如此……鬼魅多得很，不過這些人，你還沒有遇見，如果遇見，是要提防，不能赤膊的。」（1930年3月13日致蕭軍、蕭紅信）這些指點，對「二蕭」走向文壇並紮根下來，產生了積極影響。

無論對許欽文，還是對「二蕭」，魯迅的信往往長於平時數倍，從創作到人生，可謂語重心長、言無不盡，對遠離家鄉身在異鄉謀發展的懵懂年輕人的關愛躍然紙上，於今讀來仍令人動容。

縱觀中外從事編輯出版工作的人，我以為大致可分為三類：一是為名者（所謂富人、闊人，也喜歡文化，但遊戲心態，玩鬧的成分重些）；一是為利者（絕大部分出版商均在此列，所謂在商言商）；一是為書（文化）本身者（少之又少，不是商人，不為謀利；於名聲，或不求，或早已聲名在外）。魯迅正是這少之又少的編輯出版人中的一員，他的出書，是因為喜歡；他的幫助青年出書，亦是為了文化和青年本身。這也許是他將生命中的相當一部分時間無私拿出，為青年成長而盡心儘力的原因吧。

魯迅的非凡，不僅在於其幫助青年的實事，更在於其扶助青年的精神感染、影響了幾代國人。筆者的碩士導師以及曾供職的滬上某大學出版社的主持者即是這樣深受魯迅精神影響的出版人，在筆者及其他年輕人的成長中，他們都給予多方幫助，這是魯迅精神的體現，亦從一個側面彰顯了魯迅的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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