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暗殺的政治家——宋教仁 YS

　　21歲以前，宋教仁一直以讀書為業，假如宋教仁出生在和平年代，而不是那個民族危難深重的時代，那麼有濃厚書生氣的宋教仁也許會成為一個研究歷史和邊疆史地的學者。但是現實卻不讓青年人從容讀書。宋教仁12歲以後，接連發生了甲午戰爭、八國聯軍侵華戰爭。偌大的中國，幾乎到了任人宰割的地步。華夏雖大，已經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為了拯救這個貧弱的國家，宋教仁從書齋走上了革命疆場。

　　當年，日本政府不許孫中山在日本停留，黃興也經常不在日本，所以同盟會東京本部的事務多由宋教仁負責。同盟會成立後，作為同盟會核心的孫中山、黃興二人的主要精力是放在發動起義上，而起義地點又基本上是採用孫中山的意見，以廣東等南部邊境省份為中心。但是，這些起義無一例外地都失敗了。究其原因，可以說都是單純的軍事冒險。隨著思考的深入和多次起義的失敗，宋教仁開始提出新的戰略。

　　1910年前後，宋教仁提出了「革命三策」：上策為中央革命，聯絡北方軍隊，以東三省為後援，一舉而佔北京，然後號令全國；中策在長江流域各省同時大舉，設立政府，然後北伐；下策在邊地舉義，作為根據地，然後徐圖進取。宋教仁的革命同志多認為「上策運動稍難，下策已行之而敗，且足引起干涉，釀分裂之禍，故決採用中策」。黃花崗起義失敗後不到一年，革命黨人在武昌發動起義，清政府在幾個月內被推翻，中華民國創立，成為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

　　在日本學習期間，宋教仁對憲政、法治有濃厚的興趣，他認為革命推翻清政府不難，難在以後平穩推進新的政治制度。而新制度唯一選擇，就是民主憲政。宋教仁堅持相信，民主是世界潮流，中國也必須實行，而這將為中國帶來進步和繁榮。革命之後，必須立即實行民主政治，並要防止革命功臣本身推行專制獨裁，妨礙民主政治。像日本倒幕維新後西南藩閥操縱政治，不是現代民主文明政治。

　　同時，重視議會的作用，議會由人民選舉產生，不但擁有立法權等廣泛權力，還是防範專制獨裁的重要陣地。總統不負責實際政務，只是國家的象徵。這樣可以避免總統獨裁。應堅持法治，任何政黨、個人、團體，都必須尊重遵守憲法的權威。

　　辛亥革命後，中國該向何處去？當時主要有兩種觀點，一種是主張建立強有力的政府，由強權人物領導國家。包括袁世凱在內的很多人、北洋軍人和立憲派甚至梁啟超都持此觀點，孫中山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如此。另一種就是宋教仁的主張。他提出要在中國建立民主、法制政府，建立西方式的政黨政治、共和民主政體。這一點從革命之初，到《鄂州約法》，再到後來的《臨時約法》，他都一以貫之地堅持。

　　1913年3月20日夜，上海火車站。三聲槍響過去，宋教仁倒在地上。周圍的黃興、陳其美、于右任、廖仲愷等人大驚，圍過來呼喊：「鈍初(宋教仁的字)。」3月22日，宋教仁身亡。死時年僅32歲，時任國民黨代理理事長，在黨內的地位僅次於孫中山。

　　宋教仁臨終前，托黃興給袁世凱發去一封電報。電報刊登在1913年3月22日的《民立報》上。宋教仁稱，自己「突被奸人自背後施槍彈，由腰上部入腹下部，勢必至死」，他自思「自受教以來，即束身自愛，雖寡過之未獲，從未結怨於私人」。

　　但他不明白，他或許未結怨於私敵，卻結下了一個最強大的政敵，此人就是袁世凱。史學家唐德剛認為，宋教仁在被刺之後，自知不起之時，仍然不疑袁世凱，所以還要上書總統，作最後的諫諍。「今國基未固，民福未增，猝爾撒手，死有餘恨。伏冀大總統開誠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權，俾國家得確定不拔之憲法，雖死之日，猶生之年。」

　　 立憲派和革命派，是晚清政治版圖中兩大主要政治勢力。辛亥革命之所以能以較小的代價，將統治中國兩百多年的大清帝國送進歷史，離不開立憲派與革命派之間的互動。它體現的不是戰場上的兵戎相見，而是立場上的唇槍舌劍。

　　 從某種程度上說，立憲派與革命派之間互動的能量都來自於對法治的嚮往，不管是被形勢所迫，還是刻意追求。因為不論是君主立憲，還是民主共和，最終的目標都是結束君主專制，還權與民，不同的只是實現手段。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陣營，像宋教仁這樣既站在締造共和第一線，又具備民主憲政才能的實踐者並不多。

　　 但宋教仁的遇刺身亡，給民國建立後的政爭注入血腥基因。從袁世凱掙脫《臨時約法》約束擴張總統權力，最終撇開國會稱帝，到孫中山領導「二次革命」，武裝討袁，都表明當時的中國政治精英，拋棄了辛亥革命過程中「談」的原則，將圍繞憲法的政治鬥爭從國會轉移到了戰場。

　　對於中華民國的政治藍圖，宋教仁有著清晰的目標。在宋教仁看來，國會這種制度設計能有效遏制專制獨裁，正如他所說：「我們要在國會裡頭，獲得過半數以上的議席，進而在朝，就可以組成一黨的責任內閣；退而在野，也可以嚴密地監督政府，使它有所憚而不敢妄為。」

　　1912年2月，根據「南北議和」達成的協議，孫中山將中華民國總統職位讓與袁世凱。為了能使初創的民國制度走上正軌，同盟會領導層開始整合革命勢力。1912年8月，同盟會、統一共和黨、國民公黨、國民共進會以及共和憲進會等五個革命團體合併，組建前期的國民黨。

　　這次政黨改組的實際推動者，正是宋教仁。這也是他的設想中不可或缺的另一環，即政黨政治。這次改組，為國民黨在1912年底1913年初第一次國會選舉中獲得多數席位奠定了基礎。中華民國這艘剛剛起航的巨輪，似乎在朝著宋教仁設定的航線航行。

　　國民黨在第一次國會選舉中的勝利，讓宋教仁登上了早期民國政壇的巔峰。在實際上，宋教仁才是國民黨的真正核心領導，所以才會有國會選舉後總統袁世凱邀他北上組閣。袁世凱的急電，成了這位民國初期傑出政治家的催命符。

　　宋教仁遇刺身亡給民國憲政造成的負面影響，不僅僅在於國民黨失去了治世能臣，更為嚴重的後果是，它對袁世凱與國民黨之間本來就脆弱的信任關係造成沉重打擊，雙方的政爭開始由議會體制走向武裝對抗。作為手握重兵的政治強人，袁世凱當然不會坐視自己被國會架空，不會甘當「虛君」。所以，他就任總統不久後即向國會提出「修法」，要求擴大總統職權。

　　而宋教仁遇刺，則成為主要政治勢力拋棄妥協轉為對抗的催化劑。對於如何回應宋教仁遭謀殺案，國民黨內部存在法律解決和武力解決之爭，但孫中山最終選擇了「武力討袁」。1913年7月，孫中山藉助原江西都督李烈鈞的勢力發動「二次革命」。「二次革命」無異於國民黨與袁世凱之間的政治攤牌，議會政治事實上已經名存實亡。1914年1月，袁世凱下令解散國會，直至1916年稱帝，這段時間民國的政治發展完全背離了宋教仁的初衷與理想。

　　中國的專制傳統太深厚了，從秦始皇開始，兩千多年的君主專制傳統，怎麼可能在1840年代以後的70年里就改變呢？所以宋教仁是一個孤獨的先驅者；或者倒過來說，先驅者必然孤獨。但整個社會要發展進步，需要有孤獨的先驅者。

　　清朝末年面臨嚴酷的民族危機，宋教仁們是中國第一代現代知識分子，這代知識分子最大的特點，就是他們都是強烈的民族主義者和反帝國主義者。宋教仁少年時代聽到甲午戰爭失敗，台灣割讓給日本，就痛哭賦詩：「要當慷慨煮黃海，手挽倭頭入漢關。」因為清政府在列強侵略時一再失誤，愚昧顢頇，使得宋教仁這些人傾向於革命救國。

　　他的好友陳天華寫過《猛回頭》、《警世鐘》，用非常通俗又充滿激情的語言，號召中國人起來反抗列強侵略。宋教仁跟陳天華的感情非常深。陳天華死後，有一次宋教仁跟朋友喝酒，朗誦陳天華《警世鐘》開頭的詞，「長夢千年何日醒，睡鄉誰遣警鐘鳴」，說著說著就放聲大哭。一方面是好朋友死了，另一方面其實更是感嘆國家面臨這種危急的關頭，而清政府卻如此腐朽不堪。

　　以前，很多人對宋教仁這個「議會迷」只有嘲笑與批判，而現在隨著時代的進步，對他的評價也越來越客觀。事實上，宋教仁被刺前夕，他和袁世凱北洋系互相批評已經很激烈了。在宋教仁被刺前，有人甚至匿名在報紙上寫文章攻擊宋教仁，說宋教仁想當總理，搞動作，是官迷。宋教仁回應說，共和國的總理不是官，是國民的公僕，是為國民服務的，和前清騎在百姓頭上作威作福的官員完全不一樣。

　　他說任何一個國民如果有這個興趣、有這個願望、有這個能力，都可以來做。袁世凱也曾經賄賂過宋教仁，暗示給你總理做，你支持總統制，不要跟我對抗。但宋教仁還是要堅持責任內閣制，堅持國民黨來組閣。宋教仁在革命前已經認為，中國革命以後要立即頒布憲法，立即實行民主制度，這和孫中山恰恰不同。

　　實際上孫中山的思想和西方的民主思想不完全一樣。孫中山主持制定了《革命方略》，把革命之後分作三個時期，叫做軍政時期、訓政時期、憲政時期。所以國民黨曾長期訓政。

　　宋教仁在當時是比較獨特的。孫中山認為當時的中國有先知先覺的人，有後知後覺的人。先知先覺的人要承擔起領導社會、推動社會發展的責任，革命黨人包括他自己大概就類似這種先知先覺的人，所以革命後就要由這些人領導國家。宋教仁也覺得有些人可能是社會精英，要領導國家。但他覺得完全靠一種精英來領導國家，甚至達到專制的程度是不可取的。所以宋教仁是希望完全按照西方民主模式來建設中國的一個政治家。

　　其實他有時候也善於妥協。比如在創立國民黨的時候，他就能夠把自己的理想稍微放低一點。當時參與組黨的一些小黨，要求把「民生主義」取消，宋教仁就在國民黨的宣言里改成「採用民生政策」來淡化；有的小黨思想還比較保守，要求去掉「男女平權」，宋教仁是支持男女平權的，但他也讓步了。民主的本質就是妥協。

　　同代人對他評價甚高。章太炎跟孫中山矛盾很深，但對宋教仁評價卻很高。章太炎公開說他很有才華，堪當重任，能做總理。包括立憲派人士，在宋教仁死後都贊他為「民國柱石」、「巨星隕落」。費正清主編的《劍橋中華民國史》說：「宋教仁的計劃並沒有得到實現……宋氏所設想的選舉、政黨、國會及其與行政之間的關係，都一一付諸東流……」 （資料來源：人民網、《國家人文歷史》2013年第6期、《中國新聞周刊》2011年總第535期、《史林》2012年第5期、《三湘都市報》、《南風窗》2008年第5期、《書屋》2010年6期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