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孝榮｜民族關係的前後三十年

編者按

　　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及改革開放皆其來有自，這裡不僅存在「兩個三十年」的關係問題，而且還存在「三個三十年」的關係問題（1919—1949年、1949—1979年、1979年至今）。我們應該更為自覺地建構一個長時段的歷史觀，以理解中國革命所開創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探索歷程。對中國社會主義和改革道路的新思考，旨在揭示「兩個三十年」之間承前啟後的關係以及如何將前後「兩個三十年」所代表的發展維度並舉兼容。

　　為此，2016年10月8日本刊與美國德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東亞研究中心在奧斯汀聯合舉辦題為「中國社會主義和改革道路的新思考」的第十四屆開放時代論壇，來自美國、中國內地和香港的近二十位不同學科的學者參與討論，其中多數為正在由荷蘭博睿（Brill）學術出版社出版的Rethinking Socialism and Reform in China英文書系（《開放時代》精選本，計划出15卷，首卷已正式發行）編委會成員。論壇期間舉行了該書系的首發式。與會者從中國革命、城鄉經濟社會、治理、婦女、媒體、外交等角度全方位檢討了六十多年來中國社會主義和改革開放的歷史路徑及其當代意義。

　　本專題為與會者根據現場發言內容整理出的一組筆談。

民族關係的前後三十年

韓孝榮

　　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部分民族地區，特別是西藏和新疆地區常常發生的一些騷亂和衝突事件使得一些人對中國的民族關係現狀做出過於悲觀的評估，並由此衍生出兩種輿論。一種是「懷舊」論，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前三十年的民族關係好過後三十年的民族關係。「那時候大家都和睦相處，根本不在乎誰是漢族、誰是藏族（或維吾爾族）」是在邊疆地區常常可以聽到的議論。另一種是「崇外」論，主張某些國家（比如美國）在民族關係方面比中國處理得更好。在政策取向上，懷舊論的支持者們主張向後看，要恢復前三十年的某些政策；崇外派則主張向外看，要通過借鑒某些國家的經驗來制定所謂第二代民族政策。兩派的共同認識是中國現行民族政策存在嚴重問題，需要徹底改弦更張。

　　一、前三十年沒有想像的那麼好

　　新中國成立後前三十年在民族關係方面的真正貢獻在於確定了中國民族關係和民族政策的基本方向。中國創立了適合本國情況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而沒有採行蘇聯的聯邦制；通過對少數民族社會、歷史和文化的調查和研究，中國政府在三十年間識別出五十六個民族，構建出「五十六個民族五十六朵花」的相對穩定的民族格局；中國政府倡導民族平等和民族團結，主張尊重少數民族文化，並且幫助少數民族發展經濟、教育和文化。這些形成於前三十年的民族政策的基本原則，至今仍然代表著中國民族政策的根本精神。

　　前三十年雖然創立了正確的民族政策的基本原則，但前三十年的民族關係卻並不比後三十年更加和睦、和諧。西藏自1950年解放軍進藏到1959年拉薩事件期間曾經歷過幾度緊張局勢，1956年以後藏區越來越不平靜，終於演變成大規模的武裝衝突。「文化大革命」期間西藏也不像一些人想像的那樣完全沒有民族矛盾。1969年爆發的影響到西藏多個縣份的尼木事件就涉及民族之間的衝突。也是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發生的新疆「伊塔事件」、內蒙古「內人黨事件」、寧夏反地方民族主義運動和雲南「沙甸事件」等都與民族矛盾有或多或少的關聯。這些事件中的任何一件都比後三十年中最嚴重的民族衝突更具破壞性。

　　造成前三十年民族問題的原因至少有下面三點：第一，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鴉片戰爭以後中國所有政府中最強勢的一個。自清朝衰落以後，邊疆民族地區出現了一些離心勢力，某些地區某些民族甚至試圖從中國分裂出去，建立獨立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成功地制止了這類分離勢力和分離傾向，並致力於在邊疆地區重建和加強中央集權，這勢必引起地方實力派和地方民族主義分子的反抗，而這種反抗常常就表現為民族衝突；第二，中央政府雖然制定了基本正確的處理民族關係的原則，但這些原則並沒能得到始終一貫的執行。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一些正確的民族政策，包括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和尊重少數民族宗教文化、風俗習慣的政策，都受到批判和背棄。民族政策的激進化和極端化在一些民族地區引起反彈，而這種反彈也常常表現為民族矛盾和民族衝突；第三，外部勢力的影響和干涉。西藏的分離主義勢力就得到美國、印度等國家的支持，而新疆的分離主義勢力則得到蘇聯、土耳其等國的支持。

　　前三十年沒有爆發更多和更嚴重的民族衝突是和當時嚴密的社會政治管控分不開的。首先，人員的流動受到嚴密的控制。內地人去往邊疆或是邊疆同胞移居內地，都要經過政府的批准。邊疆社會也同內地社會一樣，每個城鄉居民都由至少一個政治、經濟或社會組織管理著，而所有這些組織都直接從屬於政府。在這樣的體制下，每個社會成員都在政府掌控之下，幾乎不可能有人能夠組織和策劃不被政府認可的社會、政治活動。其次，信息的流動也受到嚴密的管控。中國與外國之間的人員與信息的交流非常有限，而國內的信息流動也都由政府掌控著。例如，有關雲南「沙甸事件」的消息就曾經被嚴密地封鎖著。試想，如果當年就有政府不能完全控制的互聯網，而「沙甸事件」的過程能夠以正確的或歪曲的形式在網上實時傳播的話，勢必會引起其他一些穆斯林地區，特別是回族地區的連鎖反應。再次，與上述兩種管控相聯繫，人的思想和情感也受到嚴密的控制。政府通過媒體、學校、政治學習和政治運動把官方的主張灌輸給大眾。政府提倡民族平等和民族團結，而大漢族主義和地方民族主義則受到批判。由於政府鼓勵對於民族情緒和民族意識的壓制，有些時候人們不得不裝著忘了自己的民族認同和民族情感。這是現在一些人認為前三十年某些地區民族認同完全不重要，甚至不存在的原因之一。

　　這種裝出來的民族和諧在當年就曾經迷惑了一些人士。改革開放之初，在達賴喇嘛派往藏區的訪問團到達西藏之前，西藏的地方幹部就曾經向中央保證：西藏的民族關係沒有任何問題，藏族同胞都幸福而滿足，沒有不滿情緒。他們甚至擔心藏族同胞會因為抑制不住內心對於達賴喇嘛那幫階級敵人的仇恨而對訪問團做出不敬之舉。後來發生的一切令這些地方幹部和他們的上司都大為震驚。訪問團所到之處，都受到藏族民眾的熱烈歡迎。藏族同胞們的民族情感和宗教情感似乎一夜之間就復活了。先前的和諧和幸福感也消失了，他們開始向訪問團訴說那些年所經歷的痛苦。這些訴說經訪問團反饋到北京後，北京的主事者們才意識到：原來藏民的幸福感和對民族認同與宗教認同的不在乎至少部分地是裝出來的，而原來西藏還有很嚴重的問題。這是後來胡耀邦進藏的緣由，也是中央通過召開一系列西藏工作會議而出台對西藏新政的開端。

　　在很大程度上，後三十年的一些民族矛盾和民族衝突是前三十年的遺留問題。這些問題之所以被遺留，主要是因為很多與民族有關的問題，比如民族分離主義的問題、宗教衝突和文化衝突的問題、各民族之間經濟文化發展不平衡的問題，本來就不是在三十年之內可以解決得了的。我們曾經誤以為一些問題已經解決了，是因為在前三十年高壓的社會政治環境下，一些矛盾和問題被壓抑和掩蓋了，而這些被壓抑和掩蓋了的問題在改革開放之後因為高壓被解除就自然地爆發了。這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西藏和新疆所發生的問題的根源之一。

　　二、某些國家也不比中國做得更好

　　崇外論並不比懷舊論更令人信服。在蘇聯和南斯拉夫分裂之後，一些人曾經憂愁地或興奮地預言，中國由於同樣由共產黨執政並且同樣是多民族國家也很難避免分裂的命運，而剛好在那時開始發生的西藏和新疆的一些衝突事件就成為一些人證明中國即將走向分裂的論據。二三十年後的今天，越來越多的人已經認識到，中國這個由共產黨執政的多民族國家其實與蘇聯和南斯拉夫有很大差別：中國的主體民族漢族在總人口中所佔的比例遠遠超過蘇聯俄羅斯族和南斯拉夫塞爾維亞族在本國人口中所佔的比例；中國主體民族維護國家統一的集體意志也遠遠強過蘇聯的俄羅斯族和南斯拉夫的塞爾維亞族；中國實行的是民族區域制度，而不是蘇聯和南斯拉夫的聯邦制，因此民族分離主義分子很難為分離活動找到法理依據，中國的憲法並沒有賦予民族自治區脫離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權利；中國先經濟、後政治的改革模式避免了蘇聯和南斯拉夫所經歷的由改革引起的社會動蕩；而中國經濟改革的成功又強化了中國政治制度，包括民族政策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正是這些差別決定了蘇聯和南斯拉夫的悲劇不太可能在中國重演。

　　今天依然相信中國很快就會因為民族衝突而走向分裂的中外人士應該少之又少，但仍然有些人認為某些國家，特別是美國在處理民族問題方面比中國做得更好，因此主張引進美國模式的民族政策來改造或取代中國現有的民族政策。這樣的主張如果獲得採納，則不但不能解決中國現有的民族問題，而且有可能使現有問題變得更加嚴重。這首先是因為中美兩國的民族狀態基本不同，因此對美國有效的政策不一定就能適用於中國。美國與中國在民族關係方面的最大差別就在於當代美國沒有產生民族分離主義運動的合適土壤。美國五十州中除夏威夷之外都以白人占本州人口的大多數，美國五十州中沒有任何一州是由一個少數民數占當地人口的大多數。也就是說，美國的少數民族都沒有自己的主場和聚居地，因此也就沒有建立自己本民族國家的物質基礎。這種狀態的形成，至少有下面三個原因：第一，美國的土著居民，包括美國本土的印第安人和夏威夷人，都在殖民過程中因為殺戮和疾病造成的人口急劇下降而幾近滅絕。今天夏威夷人只佔夏威夷州總人口的百分之十左右，而印第安人僅佔美國全國總人口的百分之一左右，根本不可能從占人口絕大多數的移民後裔手中奪回本民族的祖居地；第二；來自不同歐洲國家的白人，因為種族、文化和語言比較接近，在移居新大陸後能夠迅速融合，形成一個在人口上長期佔據多數的主體民族；第三，來自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移民人數較少，且與其他民族雜居，在任何一州都無法佔據主導地位。夏威夷的亞裔人口雖然超過總人口的半數，但亞裔由於又細分為日裔、華裔、菲律賓裔、韓裔、越裔等而不能形成佔主導地位的政治力量。中國南疆和西藏的問題雖然由多重因素造成，但維吾爾族和藏族民族分離主義運動最重要的根源應該是當地的民族聚居格局。假如藏族只佔西藏自治區總人口的百分之十而不是百分之九十以上，假如維吾爾族只佔南疆總人口的百分之十而不是百分之八十以上，西藏和南疆可能還會有一些民族關係方面的問題，但極有可能不會產生任何具有現實威脅性的民族分離主義運動。

　　中國不應該全面借鑒美國經驗的另一個原因在於美國的民族關係總體來說並不比中國更和諧，美國的民族政策也不比中國更完善。美中兩國的民族政策有一些相似之處。例如，中國對少數民族適當照顧的政策就類似於美國的平權法案。中國的民族識別也接近美國以種族區分人群的政策。但中美兩國的民族政策也有差別，而有人就建議要消除這些差別。有人羨慕美國的法制，認為美國真正做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這是解決民族矛盾的有效途徑。如果考慮到美國不同種族之間犯罪率的巨大差別、美國警察對某些族裔的經常性暴力執法，以及某些族裔的年輕人中被關押的罪犯比大學生還多的事實，就不難相信，美國的法制體系雖然整體上可能比中國更健全，但並沒能解決美國的民族和種族問題。有人推崇美國在民族和種族關係方面的「去政治化」，認為這有助於解決民族和種族衝突，但在現實社會中，沒有任何國家可以在民族和種族關係方面做到真正的去政治化。充斥美國社會的「政治正確」，由政府推行的平權法案，以及歷屆選舉中種族因素的重要性，就是民族和種族關係政治化的集中表現。美國民族和種族之間依然常常發生的矛盾和衝突，以及美國某些少數族裔的貧困化、教育水平的低下和高犯罪率都說明美國對於民族和種族關係的處理並不比中國更為成功。嚴格地說，中國新疆等地發生的與維吾爾族極端分子有關的暴力活動與美國的「9·11」是同類性質的事件。其根源是國際宗教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而不完全是民族問題，但二十多年來維吾爾族極端分子在中國製造的所有暴力事件所造成的破壞性的總和也比不上一個「9·11」事件，而本來遠離伊斯蘭世界中心區域的美國應該比緊鄰眾多伊斯蘭國家的中國更容易避免與伊斯蘭世界的直接衝突。

　　三、中國的民族關係現狀並沒有那麼糟

　　中國大多數民族地區都存在著社會經濟發展滯後的問題，但只有極少數民族地區存在比較嚴重的民族關係問題。在五個民族自治區中，廣西壯族自治區、寧夏回族自治區和內蒙古自治區都沒有嚴重的民族關係方面的問題。即使在西藏和新疆，也不是處處都有問題。西藏的日喀則地區就比拉薩和昌都更加平靜，而新疆的問題主要在維吾爾族聚居的南疆，北疆就基本沒有問題。在五個自治區之外的眾多民族自治州和自治縣，也沒有難以解決的民族關係方面的問題。很多內地的漢族同胞可能都不會知道像吉林、遼寧、湖南、湖北、河北、廣東、福建、浙江、重慶這樣的省市還有少數民族自治州或自治縣。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為這些省份雖然有少數民族聚居區，卻沒有民族關係問題，因此不會引起注意。在世界其他地區，跨界而居的民族常常比較容易出問題。他們有時渴望加入國境那邊由本民族兄弟姐妹建立的國家——當然他們也想把自己的聚居地帶過去；有時則希望像國境對面的兄弟姐妹那樣在國境這邊再建立一個獨立國家。中國雖然也有朝鮮族、蒙古族、哈薩克族、塔吉克族、景頗族、傣族等眾多跨界民族，但這些民族都不存在想加入其他國家或追求獨立的問題。美國的主流社會經常會把猶太人和亞裔描述成美國的「模範少數民族」。假如我們借用這個概念來描述中國的民族的話，那麼中國五十五個少數民族中的大多數都是模範少數民族，而很多少數民族自治地方都是模範民族地區。

　　理性地、全面地評估民族關係的現狀是我們正確地處理民族關係和制定民族政策的重要條件。我們要看到有問題的地方，但也要看到沒有問題的地方。我們既要研究為什麼有些地方出現了問題，也要研究為什麼很多地方沒有問題。對於確實存在的問題，則要客觀地評價問題的嚴重程度，不能誇大問題的嚴重性。例如，不能因為一兩個民族自治地方出了些問題就認為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有問題，而無視大多數民族自治地方都平安無事的事實；不能因為某些宗教團體或民族團體的少數成員牽涉到一些衝突事件就認為這些宗教團體或民族團體的所有成員都有問題，而無視這些宗教和民族團體的絕大多數成員都忠於國家並且遵紀守法的事實；更不能因為中國一兩個地方存在民族問題，就認為中國的民族關係已經不可救藥，而無視中國大多數民族地區各民族都能長期和睦相處的事實。誇大問題的嚴重性，就容易造成驚慌失措和反應過當，就真的會使問題變得更加嚴重。

　　我們不能忽略歷史、忘記過去，也不應該拒絕學習外國的成功經驗，但在處理民族問題和制定民族政策時，我們的出發點和關注點應該主要是中國的當下。要認識到當代中國與前三十年的中國相比，社會政治環境已經全然不同，而中國與外國的政治制度與民族狀況也大不相同，因此機械地去比較中國後三十年與前三十年的民族政策或是中國與外國的民族政策在學術上沒有顯著的意義，對於解決實際問題也並非大有裨益。我們需要制定適合現時代的民族政策，復古既不可能，也無必要。例如，在改革開放近四十年後的今天，根本不可能也不必要再去恢復當年的高壓政策。此外，我們需要制定中國模式的民族政策，而不是美國模式或是俄國模式的民族政策。

　　分清兩種不同性質的民族問題，即民族地區經濟文化發展滯後的問題和民族關係問題，是我們在處理民族問題時需要時時銘記的另一項原則。這兩類問題互相關聯，但又互不相同，需要用不同的方法去處理。民族地區經濟文化發展的滯後有可能引起民族關係的問題，因此縮短或消除經濟文化發展水平的差距，就能消除民族關係問題的一個潛在根源。但是，經濟文化發展水平的差距只是民族關係問題的根源之一，在實現了經濟文化平等發展之後，仍然有可能因為其他因素而產生民族關係方面的問題。在經濟發展相當成功的當代中國，只要政府有決心調動足夠的人力和物質資源，經濟文化發展滯後的問題相對比較容易解決，而民族關係問題的徹底解決，則需要更多的時間和比人力援助、物質援助更為複雜的手段。

　　在遵循適用於全國各民族的民族政策基本原則的前提下，也應該力求做到特殊地區特殊對待。這兩者並不矛盾，因為各民族地區之間既有共性，也有特性。對於某些民族地區，提供適當的人力和物力的支援就足以解決問題，但對於另一些地區，則不僅需要強化人力和物質的援助，還要施行其他一些特殊政策。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我們對於各民族地區的政策從來就不曾做到徹底的整齊劃一，而這並不違反民族平等的原則，因為特殊地區特殊政策的最終目的仍然是民族平等。例如，1959年前西藏就可以保留自己的政教合一制度，而其他民族地區就不能繼續維持本地傳統的政治制度；我們對於處在不同社會發展階段的少數民族的社會主義改造也採取了不同的方針。改革開放之後，西藏的農牧民在1980年前後就開始享受免稅政策，遠遠早於其他大多數民族地區。援藏和援疆的力度也遠遠超過對其他民族地區的支援——對口支援內地西藏班、西藏中學和新疆班的設立就都是面向西藏和新疆的特殊政策。當前新疆的另一個特殊性就是，在那裡有關民族政策方面的任何舉措都不能不考慮到在大多數其他民族地區都不存在的反恐和國家安全問題。

　　就算我們在民族關係和民族政策方面做得再好，也不能保證我們幅員廣大的國家中各民族之間能夠做到永遠的和絕對的親密無間與和睦相處。多民族國家發生一些民族關係方面的問題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是正常的。每次發生問題之後，我們都應該問一問自己：我們所面臨的民族問題真的比歷史上大多數時期都更嚴重嗎？我們所面臨的民族問題真的比其他國家和地區更嚴重嗎？我們所面臨的民族問題真的很快就會導致我們國家的分裂和崩潰嗎？我們所面臨的民族問題真的就沒有辦法解決嗎？對這幾個問題的細緻思考應該能夠使我們更冷靜更理智地去處理複雜而敏感的涉及民族關係的各種問題。

　　韓孝榮：香港嶺南大學歷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