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當代中國的基本走向

【提要】研究中國走向的基本坐標，是人類文明發展的基本軌跡。新中國60年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目前同世界先進文明尚有很大差距，總體上是從農業社會走向現代社會。其主要內容，在經濟上，是從農業化向工業化和信息化轉化；在政治上，是從君權、少數人特權向民權（民主法治人權）轉化；在文化上，是從封閉、愚昧、單一向開放、理性、多樣轉化；在人的發展方面，是從人身依賴的「臣民」、「奴性」、單面人向獨立自由的公民、個性、健全人轉化。推進中國發展的深層機制是激發個體活力，並與改善社會調控相結合。而解放思想、言論自由則是推動中國發展的一大「法寶」和「啟動閥」。　　【關鍵詞】中國成就差距走向　　本文所論是一個宏大的課題，試圖概略梳理並初步回答當代中國從哪裡來，向何處去，當前應當怎麼做等問題，以此紀念新中國成立60周年。　　一、研究中國走向的基本坐標　　研究當代中國的基本走向，要有寬廣的世界歷史眼光，有一個基本坐標或參照系，這隻能是人類文明發展的基本軌跡。　　借鑒和吸收許多學者的研究成果，可對迄今為止的人類發展史作出「四大領域、四個階段」的簡要概括：經濟領域：漁獵化→農業化→工業化→信息化；政治領域：神權→君權→少數人（官僚和富豪）特權→民權（民主法治人權）；文化領域：神學→玄學（主觀玄虛之學）→經典科學（近代科學）→現代科學；人的發展狀況：原始蒙昧人→關係人（依賴於人的人）→自立的單面人（依賴於物的人）→健全人（自由全面發展的人）。　　在以上概括中，橫坐標是經濟、政治、文化、人的發展「四維」，縱坐標是各個領域歷史發展的基本軌跡。這四大領域的四個階段之間大體上是上下對應的關係，其中，經濟的發展是決定性的基礎。　　還需說明的是，以上概括雖然沒有單列馬克思主義的「五種社會形態理論」和「三種社會形態理論」（人的依賴關係、物的依賴關係、人的自由全面發展），但已包含了其基本思想。譬如，漁獵化—神權—神學—蒙昧人對應於原始社會，農業化—君權—玄學—關係人涵蓋了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而工業化—少數人特權—經典科學—自立的單面人大致相當於馬克思所批判的資本主義社會，而信息化—民權—現代科學—健全人（也可稱為「自由人」）則代表著共產主義即自由人聯合體的發展方向及理想，它在現代社會已經初露端倪。質言之，以上概括雖未使用社會主義、資本主義等常用概念，但卻力求揭示它們的實質內容。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說過：「工業較發達的國家向工業較不發達的國家所顯示的，只是後者未來的景象。」這是就經濟發展而言。同樣，在政治、文化、人的發展的歷史坐標上也是如此，後一階段昭示著前一階段的發展趨向。　　進一步說，人類社會發展的深層機制大體可概括為兩個方面：　　一方面，從社會客體角度看，是生產力、生產關係（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之間的矛盾運動。其中，生產力是根本基礎，起著決定性作用。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們所達到的生產力總和決定著社會狀況」，因為沒有生產力的發展，「那就只會有貧窮、極端貧困的普遍化；而在極端貧困的情況下，必須重新開始爭取必需品的鬥爭，全部陳腐污濁的東西又要死灰復燃。」而且「人們不能自由選擇自己的生產力——這是他們的全部歷史的基礎，因為任何生產力都是一種既得的力量，是以往活動的產物。……後來的每一代人都得到前一代人已經取得的生產力併當作原料來為自己新的生產服務，由於這一簡單的事實，就形成人們的歷史中的聯繫，就形成人類的歷史，這個歷史隨著人們的生產力以及人們的社會關係的越益發展而越益成為人類的歷史。」生產關係（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隨著生產力的發展而變化，它們之間還存在著複雜的相互作用。　　另一方面，從社會主體角度看，社會發展的深層機制是個體活力與社會調控的適當結合。社會發展的動力之源在於人的個體活力。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社會結構和國家總是從一定的個人的生活過程中產生的。」馬克思還說過：「人們的社會歷史始終只是他們的個體發展的歷史，而不管他們是否意識到這一點。」資本主義興起以來，人類社會發展之所以非同尋常地不斷加速，其根源就在於人的解放，特別是個體的解放。當然，個體的力量是有限的，只有結合起來才能形成強大的力量，而且個體活力也可能損害他人和社會的利益，這又不可缺少一定的社會調控。市場經濟數百年來的發展歷程，印證了個體活力（這是基礎）和社會調控二者缺一不可。從人類史角度看，這種社會調控經由動物式的強者為王、專制人治逐漸向人人平等、民主法治的現代文明演進。而個人的解放與社會組織的改進，是一體兩面，互為因果。一般地說，有政府總比無政府好。但也應當看到，過於強勢的政府比無政府也好不了多少，因為它勢必束縛個體的活力。　　社會客體代表著社會主體的生存條件，決定著社會主體的基本素質，標誌著社會主體的發展水平；而社會主體是連接生產力、生產關係（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基本要素，是全部社會關係的擔當者，是改造社會客體的能動力量。它們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二、新中國60年取得了巨大進步　　舊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內部雖然也有資本主義萌芽，但總體上是君主專制、玄學盛行的農業社會、封建國度，對外是受到帝國主義列強宰割的半殖民地國家。國家積貧積弱，戰亂不斷，民不聊生，遠遠落後於現代文明。新中國就是由此脫胎而來。　　新中國的建立，標誌著中國實現了民族獨立和國家統一，開始了新的歷史紀元。60年來特別是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可謂翻天覆地、滄桑巨變（但並非只有中國「一枝獨秀」）。這裡，僅列舉若干意義重大的進步，從中也可窺見中國發展的大趨勢：　　在經濟方面，經過60年的奮鬥，中國的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有了顯著增長。中國經濟總量已經躍居世界第三位，數億人擺脫了赤貧狀態，人民生活從缺衣少食、普遍貧窮到溫飽有餘、走向全面小康。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已經從1949年的35美元增加到2008年的3266美元。可以說，新中國用60年的時間走完了其他很多國家一二百年走完的路程，中國人民現在的生活比歷史上以往任何時期都好。與此同時，多種所有制平等競爭基礎上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正在逐步完善之中。在堅持「社會主義的公共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的同時，《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2004年）及《物權法》（2007年）確認了「國家依照法律規定保護公民的私有財產權和繼承權。」　　在政治方面，中國的民主、法制比過去有了很大提高。社會主義民主在發展，法制建設取得了長足進步，執政黨內的民主也在擴大。民主一直是我國人民的奮鬥目標之一，改革開放以來，它又載入了黨在現階段的基本路線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1997年黨的十五大提出了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治國方略，1999年這一方略載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2002年黨的十六大提出：「黨內民主是黨的生命。」2004年「國家尊重和保護人權」入憲。2007年黨的十七大提出「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和核心。」民主法治人權更加鮮明醒目地寫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旗幟上。　　在文化方面，我們繼續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又不斷用新的思想觀點豐富和發展它，形成了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包括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及科學發展觀等）。與此同時，提出尊重差異、包容多樣。自由、民主、平等、公正、法治、人權等現代文明理念使用愈來愈多，逐漸被各個方面、大多數人所接受。　　在人的發展方面，中國人的平均預期壽命已經從新中國建立前的35歲增長到2008年的73歲，公民的受教育程度、文化生活水平、醫療保健水平、公民自由度等都與過去不可同日而語。　　在國際關係方面，中國同絕大多數國家建立和加深了互助合作友好關係，中國在世界上的影響日益增強，國際地位空前提高。我國提出的維護世界文明多樣性、各國之間要和平合作發展、共同構建和諧世界等主張，得到了全球的廣泛贊同。　　三、中國目前同世界先進文明尚有很大差距　　新中國60年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也存在不少問題，目前同世界先進文明尚有很大差距。這裡仍分經濟、政治、文化、人的發展四個方面，擇要予以說明。　　在經濟領域，世界在現代化，而中國仍然屬於前現代化國家，現在大體處於工業化的中期階段。黨的十三大報告已經指出，工業化的基本指標之一，是從事非農產業的人口佔總人口的大多數。而截至目前，我國從事非農產業的人口大約只佔總人口的45%左右。相反，全世界的農民，40%在中國大陸。儘管由於國家大、人口多，我國的經濟總量也很大，不可低估，但是，中國國內生產總值至今只有全球生產總值的十幾分之一，而我國人口卻佔世界總人口的五分之一以上，二者差距甚大。按照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我國一直排在世界100位之後，不僅遠遠落後於發達國家，而且低於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中國目前的貧富差別、城鄉差別和地區差別過大，被喻為「歐洲和非洲的混合」。中國的資源損耗和環境污染已很嚴重。市場經濟體制是人類數百年來發展經濟的重要文明成果，我們是在經歷了計劃經濟的長期全面短缺之後，於1992年才正式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目標的。而作為市場經濟前提和內在要求的多種所有制經濟平等競爭和私有財產保護，我國是在2002年（十六大）和2004年（《憲法修正案》）才確認的，而對非公有制經濟的某種歧視、一些國有企業的壟斷行為也未完全解決。政府對微觀經濟的不當干預依然較多，建設服務型政府任重道遠。至於作為市場經濟基礎和保障的現代產權制度、社會保障制度、社會信用體系，我國剛剛開始籌建，遠談不上完善。　　在政治領域，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是我國的目標之一，而民主的關鍵內容是由人民群眾及其代表決定國家各級重要官員的任免，決定主要來自納稅人稅款的財政收入的使用，但目前我國的人事權、財政權卻主要掌握在各級政府特別是黨委手中。民主政治還要求權力的合理分工和制衡，黨的十七大也提出了「建立健全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既相互制約又相互協調的權力結構和運行機制」，但權力過分集中的問題並未解決。十七大報告所提出的「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在很大程度上還不是現實，而是理想——例如，世界大多數國家普遍實行的「官員財產申報公示制度」在我國卻千呼萬喚難出台。與此密切相連，官員腐敗頑疾久治不愈，官民矛盾相當突出。一些貪官與不法富豪、黑社會頭目相互勾結，肆意損害群眾和國家利益，為害甚烈。「一些地方和部門」（不是「個別地方和部門」）「跑官要官、買官賣官等問題屢禁不止」，赫然寫進了2009年《中共中央關於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黨的建設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可見吏治腐敗的嚴重程度。依法治國是現代政治文明的重要內容，我們從無法可依、有法不依、權大於法、黨高於法，逐漸認識到必須依法治國，但距離法治國家還較遠。許多人對《憲法》及其他法律的重視程度遠不如對「紅頭文件」和「領導講話」的重視程度，法院和檢察院也未充分享有法律賦予的獨立性。在文化領域，我國教育事業得到長足發展，但差距仍然很大。不少農民工子弟和邊遠落後地區孩子依然上學難，教育資源配置嚴重不均衡，人們受教育的機會是很不平等的。我國的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績，但總體上還是落後的，真正具有世界先進水平並得到公認的成果還很少。我國至今尚無《新聞法》，一些地方和單位對大眾傳媒、公民知情權和表達權的干預，同依法治國要求相比還有較大距離。空話套話假話大行其道，真誠研究和回答現實問題的作品卻較少見。受人景仰的季羨林先生也只能做到「假話全不說，真話不全說。」有人甚至挖苦地講：「現在只有天氣預報說真話，有時還說不準。」「唯上」、「唯書」（主要是「紅頭文件」）、「官本位」的思想觀念、「臣民意識」甚至「奴才意識」，影響既深且廣。極端個人主義、拜金主義、享樂主義以及「黃賭毒」等也在滋生蔓延。　　新中國文化發展中的一個重大缺憾是，一方面，自「五四」以來，我們基本否定了中國傳統文化以及國民黨統治時期的文化；另一方面，由於同資本主義的嚴重對立，我們又基本排斥了資本主義的文明成果。這樣，幾乎只能在廢墟上來建設新社會了。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逐漸認識到，只有既繼承中國傳統文化的合理因素，又吸收資本主義社會中具有普遍性的文明成果，才能建設一個人民富裕幸福的美好社會。　　從人的發展方面看，「尊重和保障人權」在2002年黨的十六大上得到確認，2004年作為《憲法修正案》通過。這其實是當代世界公認的原則。過去，我國憲法的一些具體條文，已經體現了人權的大部分內容，但對人權概念這個總體的肯定仍是新的進展。現在的主要問題是，憲法規定的人權內容，並未得到完全落實，如公民的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結社自由等。我國公民社會發育緩慢，佔全國人口多數的農民沒有農會，上億打工者也無自己的組織。違法限制人身自由的事情時有發生。眾多打工者處於權利缺失狀態。不少關心中國和世界大事的人們感到「信息饑渴」。部分群眾缺乏安全感。「靠關係」而不是靠法律、講「實用」而不是講道德，在很多時候成為社會生活的「潛規則」。　　存在這些問題並不奇怪。因為現在的中國從極端落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走來，而且經歷了高度集權的計劃經濟和冷戰時期。我們的起點很低，歷盡曲折，至今仍屬於發展中國家即前現代化國家。實際上，我們黨提出的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目標，其完成期限是在新中國建立100周年即2049年，它既含蓄又清醒地承認，我國現在距離這一理想還較遠，尚須數十年持續不懈地努力奮鬥。　　四、當代中國的基本走向與推進思路　　近代以來，如果沒有外力參與，中國將從封建專制的農業社會緩慢地走向以資本為主導的資本主義社會。然而，帝國主義的入侵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革命，打斷了這一自發進程，使中國社會增添了許多新的因素。其中，既有現代工業以及民主、科學等進步理念，又有馬克思主義消滅剝削壓迫、實現人類解放和自由人聯合體等崇高理想，還有多年建設社會主義實踐的諸多遺產（如包括土地礦產等資源在內的龐大的公有資產）。　　以人類文明發展的基本軌跡為坐標，參照本文第一部分所述四大領域的四個階段，我國現在處於什麼階段？應該說，既有從第二階段向第三階段轉化的成分，也有從第三階段向第四階段轉變的因素，處於亦此亦彼的混合型（非典型）的過渡態。我們希望中國跨越第三階段，直奔第四階段。這並非易事，但在中國與世界交往日益密切、可以大量吸收現代文明成果，並且中國內部也有很多新因素的條件下，也不是沒有可能。如今，在經濟上，我們黨已經提出，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走新型工業化道路，這一戰略具有可行性，得到了普遍認同。同理，在政治上，我們也可以用民主法治克服少數人特權的局限（既重視和發揮各類社會精英的作用，又要將他們置於人民和法律的制約之下）；在人的發展方面，我們可以用人的相對自由全面發展糾正自立的單面人的片面性（培養既追求物質需要的滿足，又追求精神生活的充實，更追求人生價值的實現；既關注個人和家庭利益，又具有社會責任感的現代公民），努力建設一個躋身於世界先進行列的現代文明國家。　　換言之，當代中國正處於深刻的社會變革之中，總體上是從農業社會走向現代社會。其主要內容，在經濟上，是從農業化向工業化和信息化轉化；在政治上，是從君權、少數人特權（專制人治）向民權（民主法治人權）轉化；在文化上，是從封閉、愚昧、單一向開放、理性、多樣轉化；在人的發展方面，是從人身依賴的「臣民」、「奴性」、單面人向獨立自由的公民、個性、健全人轉化。　　如何實現這些轉化？從社會客體角度看，是通過改革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從社會主體角度看，根本機制是激發個體活力，並與改善社會調控相結合。前一方面人們已經談得較多，這裡著重談談後一方面（這兩個方面其實是統一的）。　　激發個體活力是基礎。中國是世界人口第一大國。無數事實證明，中國人的聰明才智不亞於任何民族。只是長期以來許多人的思想和才華受到壓抑。改革開放以來，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給予農民一定的自主權，調動了廣大農民的積極性，我國農業生產就迅速改變了面貌。允許人們自主創業、自謀職業，不用國家投資和發動，個體經濟和私營經濟也蓬勃發展起來，現已構成我國經濟的「半壁江山」。現在，不少領導幹部和離退休老同志常有治國理政的真知灼見，許多知識分子胸懷參政議政、創新理論的熱情，一些憂國憂民的「草根」人士也極願貢獻智慧，可惜多無暢通的渠道和展現的平台。如果把這些人直至十多億中國人的聰明才智都釋放出來，中國就擁有了其他任何國家都不可比擬的超強人力資本優勢，中國的發展必定是不可限量的！　　而關鍵則是改進社會調控。任何國家和社會都不可缺少一定的規則和秩序，不可缺少一定的領導、指揮和管理。這是個體活力有序釋放的必要保證，也是形成集體合力的關鍵要素。傳統社會主義模式的合理因素之一，就是領導強勢，社會調控有力，便於集中力量辦大事。這也是我國改革開放取得成功的奧秘之一。但這種體制的較大問題是，決策容易出現偏差，並且很難糾正，機會成本和代價往往過高。因此，需要改進其決策機制。譬如，在中國現階段，共產黨的領導是不可替代的，這已被國內外大多數人所公認，問題是黨如何善於領導。順應人民要求和時代趨勢，必須把黨的領導納入法治的軌道——將共產黨的主張，經過法定程序，上升為國家意志，各個方面依法行事。而法治的實質，是按照人民意志治理國家，從根本上實現人民當家作主。　　推進中國發展的切入點，是真正實行解放思想、言論自由。解放思想是《中國共產黨章程》規定的黨的思想路線的首要內容，言論自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載明的公民基本權利之一，都應當堅決貫徹落實。在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裡，國家機器強而有力，一切違法犯罪行為都可予以制裁，沒有怕人講話的任何理由。公民言論自由是人民當家作主的起點。即便有人發泄不滿，也是對社會壓力的一種舒緩；抑或出現一些謊言和欺騙，也不至於動搖江山社稷。思想活躍、議論風生是社會充滿生機的表現，是健康繁榮的文化生態。在多種不同意見的對照和鑒別中，比較容易求得真理、價值和平衡，也能夠對權力形成有效的監督和制約，還可以使黨和政府更好地了解真實的人民需求和社會狀況，減少決策失誤。由此肇始，億萬人民開動腦筋，貢獻智慧，如何科學把握當代中國的社會問題（包括各種難題），如何合理解決這些問題，都不難找到共識和辦法。解放思想、言論自由是推動中國發展的一大「法寶」和「啟動閥」。它實質上就是相信群眾、尊重群眾、依靠群眾、服務群眾，這是馬克思主義早已闡明的群眾觀點。　　（作者系中共中央黨校哲學教研部副主任、教授）原載：《理論視野》201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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