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歷史評論

年度歷史圖書選摘｜榮祿與晚清政局

《東方歷史評論》編輯部評選出13部作品為「2016年度歷史圖書」。我們在春節假期前後陸續刊登獲獎作品選摘。祝各位讀者新春愉快！

《榮祿與晚清政局》

馬忠文 著

從1894年甲午戰爭爆發，到1904年立憲呼聲高漲，近代中國社會經歷了一個關鍵的轉折時期。十年間內憂外患頻仍，導致清廷朝局波動，政潮迭起，這個時期深受慈禧寵信的滿洲權貴榮祿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本書通過研究和剖析這個時期榮祿的複雜表現，對了解清末政治的變遷和走向具有不可忽視的意義。

榮祿出身滿洲世家，以難蔭起家，通過結納醇親王奕譞、軍機大臣李鴻藻等人，參與管理神機營，充任內務府大臣，取得兩宮太后信任，在光緒初年權傾一時；後雖一度遭受挫折，但從甲午戰爭期間自西安重返京城後，榮祿審時度勢，周旋於各派政治力量中間，協調滿漢矛盾、調解中央與地方紛爭，協助最高統治者慈禧度過重重艱難，竭力維護風雨飄搖中的清朝政權；在甲午戰爭、戊戌政變、己亥建儲、義和團運動、庚子新政等歷史事件中都曾發揮了重要影響。身為滿洲貴族，出於「忠誠」，榮祿事事以慈禧的意志為轉移，最後數年政以賄成，無所作為，為時論所譏評，也有其悲劇性的一面。

以下文字摘自該書。

榮祿在戊戌政變中扮演了什麼角色？

光緒帝在同軍機大臣嚴重對立的情況下，雷厲風行，推動新政，引發朝局動蕩。當時謠言盛行，人心惶惶。罷禮部六堂官、超擢軍機四卿，已經牽涉權力結構的變動，引起很多權貴的擔憂。隨著形勢的變化，皇帝「生病」、太后訓政的一幕歷史終於在這種背景下出現了。其中，榮祿與慶王奕劻是最關鍵的幕後策劃者。

有不少私家記述稱，戊戌四月慈禧放手讓光緒進行變法，正是欲擒故縱之計，希望看到光緒帝的敗筆，再找機會捲土重來，重新執掌權力。榮祿也被說成是慈禧此舉的同謀。蘇繼祖曾記述說：「榮相春間曾語人曰：『近日皇上大為任性胡鬧，我不能與之共事，極思出京……此等話像話乎？何足以治天下也，配作皇上乎？』」「六月諸守舊大臣以皇上變法，焦愁不已，多有問之榮相者。榮相笑曰：『俟其鬧至剪辮子時，必有辦法，此時何急哉？』」這些政變後出現的說法不盡可信，榮祿藐視皇帝的話尤不可信。儘管從戊戌春間慈禧、榮祿等對皇帝的做法就有異詞，但是，仍是採取觀望態度，還不能說是設下圈套、請君入甕。六月，張之洞之子張權在家書中稱：「劉博丈（劉恩溥）言，今上變法甚急，慈聖頗不以為然。每日諭旨，慈聖俱不看，但云：隨他鬧去。」劉博丈，即劉恩溥。在慈禧眼中，皇帝如同她手中的風箏，飛得再遠，也可控制，並沒有很大擔憂。直到出現光緒帝一詔罷黜六堂官這樣的大動作，以及突然裁撤京內衙署造成大恐慌，慈禧才意識到，一旦皇帝「乾綱獨斷」，她精心挑選用以輔政的軍機大臣根本勸阻不住。因此，採取斷然措施制止皇帝作為便成為當務之急。

榮祿、慶王等在七月下旬秘密策劃慈禧訓政，中止光緒帝推行新政，很大程度上也有一定的輿論基礎。百日維新期間的很多變法措施缺乏制度上的銜接，引起不少京官的反對和批評。翁氏開缺後，其門人葉昌熾就在日記中稱：「閱邸鈔，虞山師奉旨放歸。朝局岌岌不可終日，如蜩如螗，如沸如羹，今其時矣。……柬蔚若，得復云：『近日號令，但恨兩耳不聾，鄙人亦求瑱甚切。』」「虞山」，指翁同龢，「蔚若」乃吳郁生之字，葉、吳均是江蘇人，且為翁氏門生。從兩人信函往來中透露的信息分析，葉、吳對四月二十三日開始頒布的新政「號令」並不贊同，至少他們是站在新政對立面的。開缺在籍的鹿傳霖也對新政不滿，稱：「翁去王代（文韶），仍無起色。近日竟言西學，仍空談不求實際，時局日壞，不堪設想。」又稱「康有為以一主事准其專摺奏事，遂大肆狂談，請宮中設十二局，改藩臬為理財、慎刑二司，裁道府，升州縣為四品，准專奏等語，交議，竟不敢駁，乃以或交六部九卿會議，或請特旨允行雙請因此留中未定行止」。他對光緒帝如此優容康有為感到不解。大約同時，李鴻章在給兒子李經方的信中也說：「學堂之事，上意甚為注重，聞每日與樞廷討論者多學堂、工商等事，惜瘦駑庸懦輩不足贊襄，致康有為輩竊東西洋皮毛，言聽計從。近來詔書皆康黨條陳，藉以敷衍耳目，究之無一事能實做者。」李鴻章認為，樞臣皆「因循衰憊」，才力「不足襄贊」，光緒帝身邊沒有可依賴的大臣，只好聽信於康、梁「輩竊東西洋皮毛」，致使「無一事能實做者」。如果不考慮乙未後李鴻章受到冷遇的失意心態，他對事態的分析和對當權者的批評還是比較客觀的。

七月十四日，光緒帝接受太僕寺卿岑春煊的建議，頒布諭旨，宣布將詹事府、通政司、光祿寺、鴻臚寺、太僕寺、大理寺等衙門裁撤；同時裁去廣東、湖北、雲南三省巡撫，巡撫事歸同城之總督兼管，河東河道總督裁併河南巡撫兼管；此外，還涉及地方冗吏的裁減問題。這就觸及大批舊官員的切身利益。裁撤京師衙門在京城士人中反響尤大，直接關涉京官的生計。陳夔龍後來分析說：「戊戌變政，首在裁官。京師閑散衙門被裁者，不下十餘處，連帶關係，因之失職失業者將及萬人。朝野震駭，頗有民不聊生之戚。」見到裁撤冗署的上諭後，葉昌熾的友人「勸不必以一官為戀，別為生計」，葉氏在日記中慨然寫道：「然寸鐵不持，安能白戰？家無長物，惟破書爛帖耳。」裁撤衙署導致數千人的生計突然沒有著落，特別是沒有考慮到平日這些在閑曹冷署苦熬的官員下一步的出路，引發的怨氣和抵觸是超乎想像的，這種負面效應使許多最初支持新政的官員也產生了動搖。正如時人所言，裁撤衙署後，「京師惶恐，正符將欲裁九卿六部之謠」。孔祥吉認為，「整個看來，百日維新中關於官制改革的實施是不成功的。前期康有為強調新舊對立，忽視了以高秩優耆舊；後期康有為雖然已經注意到這個問題，但光緒帝又感情用事，以致激化了新舊矛盾，加快了政變的到來」。這個判斷符合當時的實際情況。

總之，戊戌年七月以後，光緒帝在推行新政過程中的一些過激措施，不僅在士林中引起驚恐，更引起許多廷臣的抵觸和恐懼。因此，在罷黜禮部六堂官事件發生後，利益受到侵害和威脅的官員很快集結起來。維護自身利益的隱衷與糾正新政偏頗的現實感，使這股勢力開始活躍起來。這些被目為「守舊」的官員，打著維護祖宗之法的旗號，支持太后「訓政」以中止新政。在這個過程中，深受慈禧倚重的榮祿被推到了前台，而在京隨時可以見到慈禧的慶王暗中布置，「最關筋節」，這是鄧之誠根據政變後蔡金台致李盛鐸信得出的判斷。善於觀測風向的御史楊崇伊則再次發揮了作用。

楊崇伊在甲午戰後慈禧整肅清議的活動中，幾次衝鋒陷陣，曾參劾強學會和文廷式，非常能迎合慈禧的心理。有資料稱，訓政原本就是慈禧本人的意思，只是授意楊在外操作而已。政變後有人致函盛宣懷稱：「聞楊崇伊糾眾奏請太后親政，以疏示李鴻章。李不肯簽名。楊遂赴津，謀於榮祿。」「另聞訓政系楊崇伊密奉懿旨告各大臣奏請，初三日赴津見榮面啟雲」。初十日寅刻到，據說，楊崇伊曾「兩至徐桐寓所相告」，不料徐桐「引疾高卧」，置之不理。葉昌熾則聽說楊「先商之王、廖兩樞臣，皆不敢發。復赴津，與榮中堂定策」。上述情況細節有些差異。九月二十三日，蔡金台致李盛鐸函中所記似稍詳：……而楊莘伯乃手訓政疏叩慶邸，俱赴湖呈遞。是慈意以為此等大政，必有聯章，乃成規模，且須大臣言之。莘伯乃告其師王仁和。仁和以書戒之，有「無牽帥老夫」語。莘伯以已成騎虎，不能甘休。且警信日至，謂斷髮改衣冠，即在指日……不得已獨沖入告。發時尚知會張次山等凡九人，而無一應者，遂獨上之。信中「再芸」為華輝，「仁和」指王文韶，張次山即張仲炘，「雲中」可能是龐鴻書，華、張、龐均為台諫官員。可見，楊崇伊為訓政事找過李鴻章、徐桐、王文韶、廖壽恆尋求幫助，不果；而且，擬聯絡張仲炘（次山）等9人聯銜入告，也未成。遂與慶王聯繫，並往天津與榮祿定計，扮演了溝通京津、傳遞消息的信使。如前文所言，早在六月，楊就與榮祿聯繫，希望奏調其到北洋當差，因為違例，被榮祿婉拒。但二人始終保持著聯絡。

從種種跡象看，太后訓政是慶王與在津的榮祿密謀後促成的。當時與慈禧關係密切、地位之崇隆的王公權貴，非此二人莫屬。況且，推動太后訓政也是唯一能制止皇帝「冒進」的途徑和辦法了。

除了楊崇伊，一些滿洲權貴也紛紛前往天津與榮祿商議局勢。由於直接材料的缺乏，準確揭示這些人的活動內幕仍有困難。據載，七月二十二日，天津有人見自京乘火車來督署者數人，勢甚耀赫，僕從雄麗，有言內中即有懷公塔布、立公山也。蓋自榮相蒞任以來，親友往還不絕於道，人亦不復措意。另，「京中有言立豫甫曾於七月奉太后密諭，潛赴天津，與榮相有要商也」。七月三十日，早車有榮相密派候補道張翼進京謁慶邸，呈密信並稟要事。據有見此信者言，有四五十頁八行書之多。這些說法很符合情理。梁啟超政變後也稱，禮部六堂官被罷黜後，「懷塔布、立山等，率內務府人員數十人環跪於西後前，痛哭而訴皇上之無道，又相率往天津就謀於榮祿，而廢立之議即定於此時矣」。懷、立帶著慈禧的旨意前往天津與榮祿商議是可能的，但是絕無「謀廢立」之事，即使訓政也與「廢立」有別。經過京津兩處的商議，確定由楊崇伊上折請慈禧訓政。這個摺子在八月初三日遞上。該折云：掌廣西道監察御史楊崇伊跪奏，為大同學會蠱感士心，紊亂朝局、引用東人,深恐貽禍宗社，吁懇皇太后即日訓政，以遏亂萌，恭折仰祈慈鑒事。臣維皇上入承大統,兢兢業業二十餘年，自東瀛發難，革員文廷式等昌言用兵,遂致割地償款。兵禍甫息，文廷式假託忠憤，與工部主事康有為等，號召浮薄，創立南北強學會，幸先後奉旨封禁革逐，未見其害。乃文廷式不思悔過，又創大同學會，外奉廣東叛民孫文為主、內奉康有為為主，得黃遵憲、陳三立標榜之力，先在湖南省城開講，撫臣陳寶箴傾信崇奉，專以訕謗朝廷為事，湘民莫不痛恨。

今春會試，公車駢集，康有為偕其弟康廣仁及梁啟超來京講學，將以煽動天下之士心。幸士子讀書明理，會講一二次即燭其奸詐，京官亦深知其妄。偶有貪鄙者依附之，而吐罵者十居八九。不知何緣引入內廷，兩月以來變更成法，斥逐老成，借口言路之開，以位置黨羽。風聞東洋故相伊藤博文即日到京，將專政柄。臣雖得自傳聞，然近來傳聞之言，其應如響，依［伊］藤果用，則祖宗所傳之天下，不啻拱手讓人。臣身受國恩、不忍緘默，再四思維，惟有仰懇皇太后，追溯祖宗締造之艱，俯念臣庶呼籲之切，即日訓政，召見大臣，周諮博訪，密拿大同會中人，分別嚴辦，以正人心。庶皇上仰承懿訓，天下可以轉危為安。臣愚昧之見，繕折密陳，伏乞皇太后聖鑒。謹奏。此奏摺前半部分將文廷式甲午倡言主戰「遂致割地償款」、與康有為「號召浮薄，創立南北強學會」、創辦大同學會之事一一縷述，重點在責難文廷式；後半部分指責康有為今春以來開保國會、「進入內廷」、「變更成法，斥逐老成，借口言路之開，以位置黨羽」，並風傳日本故相伊藤博文「將專政柄」，故請求太后即日訓政，召見大臣，「庶皇上仰承懿訓，天下可以轉危為安」。雖然沒有明言，但主張太后通過訓政中止新政的主張是很明確的。

有論者認為慈禧是接到楊的上疏才決定訓政的，這是表面的看法。楊崇伊先後往天津與榮祿密謀，慈禧、慶王都是知情的，採取「訓政」的辦法，也是她認可的。楊的上疏，形式意義遠遠大於內容本身。與其說它是慈禧訓政的導火線，不如說它是決定實施訓政的信號。

茅海建教授利用檔案材料，精確地考證出慈禧做出離開頤和園回宮的決定是在八月初三日戌時（晚上八點半至九點之間）。可以進一步推斷，這是她收到楊氏奏摺後做出的決定。此前，慈禧已知八月初五日光緒帝將在西苑接見伊藤博文，在一詔罷黜禮部六堂官事件發生後，她對皇帝是否會再一次做出越格的事情——聘請伊藤為顧問官，實在沒有充分的把握，只有親自回宮坐鎮，才能放心。可以肯定，慈禧不僅決定初四日回宮，並且認為宣布訓政的時機已經成熟。初五日伊藤覲見光緒帝的外事活動一經結束，便處在太后的監視之下，初六日慈禧宣布訓政，並下密令逮捕康有為、康廣仁兄弟。榮祿雖然在天津，但對這些密謀既是知情者，也是參與者，這是無可懷疑的。

康、梁的「圍園」密謀與袁世凱「告密」

由榮祿、楊崇伊等人在秘密狀態下策劃的訓政原本是平和的，除了捉拿康氏兄弟稍見緊張外，宣布訓政似乎不會出現多少波瀾。但事情最終卻朝著血腥恐怖的方向發展，這有一定的偶然性。它與光緒帝給楊銳下達密詔，及康有為利用密詔鋌而走險，勸說袁世凱「圍園」密謀等一系列事件的發生有關。

有清一代皇帝給大臣下達密旨並非沒有，但是，像光緒帝這樣給一位並不相知的小臣下達密旨、一吐衷曲之事，似乎絕無僅有。這道密詔是引發政局突變的導火索，事情的起因仍可歸結為光緒帝與廷臣關係的惡化。

光緒帝破格任用康有為、重視其上書，以及嚴懲文悌，都使康聲名大振。但是，康對自己的處境和所獲得的權位並不滿意。正如梁啟超對夏曾佑所言：「數日之內，世界屢變，或喜或愕，如讀相宗書也。南海（康）召見，面詢極殷拳。而西王母主持於上，它事不能有望也。總署行走可笑之至，決意即行矣。」因為沒能得到期許的權力和地位，康有為一度想離開京城，但這只是一時負氣。其實，直到七月奉旨派往上海管理《時務報》，他始終不願離京，一直致力於設立議政局。七月底，康、梁策劃按照康乾時的祖制開懋勤殿，「選集通國英才數十人，並延聘東西各國政治專家，共議制度」。其實，這是遭到樞臣否定的制度局的翻版，皇帝對此很是看重。嚴復也得到消息說，「將開懋勤殿，選才行兼著者十人入殿行走，專預新政」。選英才正是為了擯棄那些「守舊」的廷臣。很顯然，在罷黜禮部六堂官、超擢王照、任用軍機四卿後，皇帝仍然不滿足，堅持要用新黨。為此，康有為代宋伯魯、徐致靖、王照等擬折，策劃推薦懋勤殿入值人選，於二十八、二十九兩天遞上。不料，二十九日光緒帝抵達頤和園後，卻遭到太后的嚴厲痛斥。次日，光緒帝召見了楊銳，並賜給他一道硃筆諭旨。這就是後來所說的「密詔」：近來朕仰窺皇太后聖意，不願將法盡變，並不欲將此輩老謬昏庸之大臣罷黜，而用通達英勇之人，令其議政，以為恐失人心。雖經朕屢次降旨整飭，而並且有隨時幾諫之事，但聖意堅定，終恐無濟於事。即如十九日之硃諭，皇太后已以為過重，故不得不徐圖之，此近來之實在為難之情形也。朕亦豈不知中國積弱不振至於阽危，皆由此輩所誤，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將舊法盡變，而盡黜此輩昏庸之人，則朕之權力實有未足。果使如此，則朕位且不能保，何況其他？今朕問汝，可有何良策，俾舊法可以全變，將老謬昏庸之大臣盡行罷黜，而登進通達英勇之人，令其議政，使中國轉危為安，化弱為強，而又不致有拂聖意。爾其與林旭、劉光第、譚嗣同及諸同志等妥速籌商，密繕封奏，由軍機大臣代遞，候朕熟思，再行辦理。朕實不勝十分焦急翹盼之至。特諭。這道諭旨清楚表明，開懋勤殿已經絕無可能，這位28歲的年輕皇帝已經陷入孤獨無助的境地：「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將舊法盡變，而盡黜此輩昏庸之人，則朕之權力實有未足。果使如此，則朕位且不能保，何況其他？」皇帝已經認識到，因為太后反對，暫時不可能將「此輩昏庸之人」罷黜殆盡。他希望楊銳等新黨理解他的苦衷，同時令他們另籌辦法，「俾舊法可以全變，將老謬昏庸之大臣盡行罷黜，而登進通達英勇之人，令其議政，使中國轉危為安，化弱為強，而又不致有拂聖意」。其實，這種想法是幼稚的，當時已經沒有任何調和的餘地。值得注意的是，光緒帝心目中的新黨人士在這裡體現出來了，即軍機四卿及「諸同志」。「諸同志」應該是皇帝從新政活動中感覺出來的那些新黨人物，除了康、梁，應該還有楊深秀、宋伯魯、張元濟、徐致靖、王照等，甚至剛剛被徐致靖保舉到京的袁世凱，也是他心目中的「同志」。但是，光緒帝對新黨人物之間的真實關係十分隔膜。四卿中楊銳在張之洞影響下極力排斥康，對與康親近的譚、林也懷有戒心。王照也只是被超擢為京堂後才與康接近起來，二人政見常有分歧。顯然，光緒帝是將新黨視為一個密切團結的整體來看待的，這是他發出密詔的認知前提。這道密詔反映了當時慈禧對新政的態度以及皇帝不欲「拂聖意」的真實心態，看不出皇帝對太后有任何叛逆之心；可是，事後卻被康有為篡改利用，引起朝局發生驚天逆轉，這是缺乏政治經驗的年輕皇帝根本無法預料的。

一般認為，就在榮祿、慶王等人密謀策劃慈禧訓政的同時，康黨於六七月間也開始了聯絡袁世凱、發動軍事政變的活動。有學者認為，百日維新伊始，康有為就已認為必須掌握兵權，調集軍隊，發動一場「尊君權」、「去太后」的軍事政變。這種說法十分流行，但與事實不符。研究該問題，不能完全聽信康、梁及王照後來的解釋。

據陳夔龍在《夢蕉亭雜記》中所說，戊戌七月徐致靖疏薦袁世凱並非康有為的提議，而是袁看到戊戌四月後徐氏深得皇帝信任，便想通過徐的保薦得到新的升遷。陳夔龍稱：「維時新政流行，黨人用事，朝廷破格用人，一經廷臣保薦，即邀特簡。袁熱中賦性，豈能鬱郁久居。倩其至友某太史入京，轉託某學士密保，冀可升一階，不意竟超擢以侍郎候補，舉朝驚駭。某學士以承筐菲薄，至索巨款補酬，輦轂之下，傳為笑話。」為此，袁通過徐世昌與徐氏之侄徐仁錄聯絡。六月上旬，徐仁錄曾往天津和小站商討保薦袁世凱之事。據張蔭桓政變後回憶，徐致靖戊戌四月保薦康有為、梁啟超的奏摺，康氏曾酬之「四千金」。徐世昌日記對此有零星的記載。徐世昌日記記載了戊戌六月徐仁錄往小站見袁世凱的情況。據記載，六月初八日徐世昌至天津，初九日與徐仁錄晤面「聚談半日」。六月十二日回到小站，「到慰廷寓久談。徐藝郛（仁錄）同來，留宿營中」。此後徐又連續與仁錄「暢談」，六月十五日晨起，「藝郛冒雨行」，在小站逗留了四天。陳夔龍是榮祿的心腹，他的這番解釋應該可靠。由於這個時期康有為常為徐代擬條陳，薦袁之疏也由康代擬，由此康、袁產生聯繫。七月二十六日，徐致靖上疏稱：「袁世凱昔使高麗，近統兵旅，謀勇智略，久著於時。然而官止臬司，受成督府，位卑則權輕，呼應不靈，兵力不增，皆為此故。」因此建議光緒帝「特予召對，加以恩意，並予破格之擢，俾增新練之兵，或畀以疆寄，或改授京堂，使之獨當一面，永鎮畿疆」。許多學者認為，康有為在奏摺中以御外侮為掩飾，實際目的是要讓袁「獨當一面」，脫離榮祿的控制，獨立聽從皇帝調遣，以備緊急之用。康本人在政變後也毫不隱諱此意。但是，可以肯定，皇帝對康的這層「深意」並無深刻體會。

沒有資料說明榮祿對於袁世凱與徐致靖的接觸是否知情。但是，他對袁完全信任是毫無異議的。還有個一直被忽視的問題，那就是徐致靖保袁的同時，恰好適逢榮祿為新建陸軍創辦武備學堂兩年卓有成效，奏請照天津武備學堂成案對段祺瑞等十六員給予獎敘。榮祿與徐致靖幾乎同時保舉新建陸軍的將帥，或為巧合？查榮祿奏摺抵京的當天，光緒帝發出上諭：「電寄榮祿，著傳知袁世凱即行來京陛見。」同日，袁奉到來京電旨，並於「是日下午謁見中堂（榮祿）」。可見，袁世凱的入京覲見並未讓榮祿感到異樣。甚至可以這樣說，徐的保薦同樣支持了榮祿對新建陸軍的褒獎。八月初一日，光緒帝召見袁世凱後，發布上諭：「現在練兵緊要，直隸按察使袁世凱辦事勤奮，校練認真，著開缺以侍郎候補，責成專辦練兵事務，所有應辦事宜著隨時具奏。當此時局艱難，修明武備實為第一要務，袁世凱惟當勉益加勉，切實講求訓練，俾成勁旅，用副朝廷整頓戎行之至意。」顯然，光緒帝完全採納了徐的建議。無論康有為怎樣說明自己草擬的奏疏中隱含深意，實際上皇帝完全是把袁作為一個明西學的「英勇通達之人」來看待的，與楊銳、劉光第、林旭、譚嗣同、王照乃至康有為本人一樣，袁是被作為新政人才而「超擢」的。因為皇帝從未對慈禧有過背叛之心，說他想借袁來控制軍權也是值得懷疑的。

同樣，康有為當初代徐擬折保舉袁，應該是為了聯絡同道、廣結人才；袁對於康、徐合作舉薦自己的內幕也完全知情，甚至有信函致康表達謝意。但是，如果說從一開始康氏便有依靠袁世凱軍隊的圖謀，應非實情。遲至七月，康有為還在鼓動王照上折，開懋勤殿，努力為梁啟超、康廣仁謀取位置，似乎還沒有對形勢做出嚴重的估計。讓康臨時想到利用袁兵圍頤和園，應在八月初三見到皇帝「朕位且不可保」的密詔之後。

八月初二日，光緒帝在頤和園召見樞臣後，召見了新章京林旭。這一天，發布明發上諭，命康有為迅速前往上海接辦官報，「毋得遷延觀望」。這是皇帝在新政難以為繼的情況下做出的決定，上諭中特別聲明「召見一次」，為的是打消京城中所謂康隨意出入宮禁的流言，很大程度上是給外界看的。在召見林旭時，光緒帝吃驚地知道，林旭並未見到七月三十日由楊銳傳出去的密詔。於是，散值後的林旭匆匆找到了楊銳，並從楊銳那裡抄錄了這道諭旨。

所以，康有為見到這道密詔抄件，已在八月初三日早晨。這次林旭是按照皇帝要求，將四卿及「諸同志」召集一起討論辦法，康、梁、譚、林及王照均在場，楊銳、劉光第並未參加，定稿很晚的康年譜稱徐世昌也在場，並看到皇帝密詔，此說似不可信。這次商議的結果就是初三日由譚嗣同深夜訪袁。可見，利用密詔，假借皇帝名義，勸袁世凱「圍園捕後」，是康黨在緊急情況下鋌而走險的臨時決策。

不過，兩宮嫌隙雖日深，但慈禧對全局有足夠的控制能力，這一點朝野皆知。因此，從譚嗣同夜訪袁世凱的那一刻起，袁就沒有將賭注押在皇帝身上。讓他為難的倒是如何把自己從尷尬的境地中解脫出來，這是他回津後與榮祿反覆商討的棘手問題。

學界已經確認，八月初六日以訓政為標誌的政變並非袁告密引起。袁在京城並未透露「圍園」密謀的半點消息。原因很簡單，他不知道皇帝究竟是否介入，或者介入到多深的程度。八月初四，他可能對此事進行了打探，但沒能做出確切的判斷，於是，採取保持沉默、靜觀其變的態度，並於第二天回津。這是當時最為穩妥的做法。袁世凱將康黨「圍園」密謀和盤端出應該是在回到天津以後。

初四日傍晚，慈禧突然回宮，使康党進退失據。恐懼中的康有為做出了迅速出京的決定。八月初五日，康乘早班火車前往天津；而袁世凱也在請訓後，與榮祿的親信達斌一起在馬家堡乘坐十一點四十分的火車離京，下午三點到達天津。據稱，「聖安棚茶座在火車站，同城文武各官咸往迎迓」。《直報》也報道說：「袁慰亭欽憲以練新建陸軍，上結主知，下孚眾志；實事求是，成效昭彰。日昨奉旨開缺以侍郎候補，謝恩後於初五日請訓出都，四點鐘抵埠。聖安棚在火車站。同城文武俱往迎接，欽憲已飭令全隊於十六日來津駐紮。只候皇上躬奉皇太后閱視秋操雲。」王剛最早使用了這條材料。儀式結束後，袁世凱留住天津城中，晚上拜見了榮祿。

這天晚上榮、袁見面情況，只見於袁世凱《戊戌紀略》的敘述。據袁稱，他向榮祿透露：「皇上聖孝，實無他意。但有群小結黨煽惑，謀危宗社。罪實在下。必須保全皇上，以安天下。語未竟，葉祖珪入坐，未幾佑文亦來。久候至將二鼓，不得間。只好先退晚餐，約以明早再造詳談。」按照他的說法，這天晚上因為葉祖珪、達斌（佑文）的來訪，他與榮的密談被打斷，因此，沒有將譚嗣同夜訪之事告訴榮祿。這並不符合情理，台灣學者黃彰健曾指出：「袁於初五既已開始敘述『群小結黨煽惑，謀危宗社』，則榮祿一定願知道其詳細情形；即令有賓客來，也可邀袁至密室或內籤押房談話。因此袁世凱《戊戌日記》說，他於初六才告密，那是不足信的。」王剛也推斷，袁應該在這天深夜向榮祿透露了康黨的「圍園」密謀，而袁的親信達斌也在場；同時，榮祿將京津兩地策劃訓政之事也告訴了袁世凱。這個判斷應該符合實際。因為慈禧已經回宮，沒有任何危險，而訓政後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逮捕康有為，已經在運作過程中。果然，第二天一早，慈禧以皇帝名義發布上諭，以身體欠佳為由，請太后訓政。同時，下密旨捉拿康有為。一切都是按照既定計劃實行的。

據袁世凱記述，初六日一早，他還沒來得及赴督院見榮祿，榮祿已先來拜訪，於是袁又將康黨「詳細情形備述」，再三強調「此事與皇上毫無無涉」。說到「誅祿」問題，榮祿「大驚失色」，兩人「籌商良久」。又約袁「回署」，「復約佑文熟商」。畢竟，此事牽涉到皇帝，虛實不知，一時難以決斷。可以肯定，袁、榮此刻對抓捕康有為沒有絲毫猶豫，只是對怎樣才能把皇帝從中解脫出來，大費腦筋。晚上，榮祿「折簡來招，楊莘伯在座，出示訓政之電，業已自內先發矣」。楊崇伊從京城返回是來稟報消息的。此時，楊可能也得知了「圍園」內情。袁記，榮撫茶杯笑曰：「此非毒藥，你可飲之。」袁應道：「惟耿耿於心寢食難忘者，恐累及上位耳。」榮祿的話是玩笑話，是可信的。袁世凱已經擔心自己會落上「賣主」之嫌。這時，榮、袁已知康有為漏網的消息，可能也是楊帶來的。八月初七日，軍機處致電榮祿在天津查拿康有為，榮派人在紫竹林、塘沽搜捕，但無成效。原來，康有為已先於初六日晚乘「重慶號」輪船赴滬。

八月初十日，榮祿奉到電旨，「著即刻來京，有面詢事件」，直隸總督及北洋大臣事務著袁世凱暫行護理。榮祿在關鍵時刻入京，對維持朝局十分重要。從初六日開始搜捕康黨，袁世凱始終都在榮祿身邊襄助，從未被懷疑過，袁以按察使接護理直督自然不難理解。

二調和兩宮緩和局勢

榮祿初十日奉到電旨，十一日乘火車回京。先是，慈禧於初七日已經得知康、梁的「圍園」密謀。於是從初八日清晨開始，慈禧命步軍統領崇禮秘密逮捕「新黨」人物，張蔭桓、徐致靖、楊銳、劉光第、譚嗣同、林旭、楊深秀相繼被捕，宋伯魯、王照逃離京城，氣氛極為緊張。向楊銳下達密詔的光緒帝也遭到慈禧的嚴厲訓斥，幾天里慈禧的情緒和心情可想而知。榮祿十一日回到京城，十二日被召見。次日被任命為軍機大臣，同一天，清廷就做出將楊銳等六君子「不審而誅」的決定。

八月十三日楊銳、譚嗣同等六人被殺發生得非常突然。十一日，給事中高燮曾等七人聯銜上奏請從速處置。十二日御史黃桂鋆又上折請殺張蔭桓等，朝廷並未回應。直到十三日午前，尚無半點消息。到了這天中午，情況驟起變化，下午四點，楊、劉、譚、林「四卿」和楊深秀、康廣仁即被斬決。張之洞得到的情報說，因為「內旨迫切，於午刻逕由剛相奉密旨立辦，措手不及」。軍機大臣廖壽恆在這天的日記中寫道：「慈座（慈禧）忽命改康、劉、林、楊、譚、楊六人處斬。余初未之聞，及望領班繕旨，大駭。以語夔老（王文韶），錯愕不勝，商之於剛、裕，皆謂無能挽回。」照此看來，王文韶和廖壽恆事先都不知情。陳夔龍回憶，十三日早晨因有「某京堂」封奏，請毋庸審訊，「即由剛相傳諭刑部，將六人一體綁赴市曹正法」。事後他才明晰內情：「緣外間訛言孔多，有謂各公使出而干涉，並謂一經審問，恐諸人有意牽連，至不能為尊者諱。是以辦理如此之速。」所謂「某京堂」，實乃國子監司業貽谷。他在十三日早晨上折，請求迅速定案，以防外人干涉。因為此前英、日公使已對張蔭桓一案有過干預，難免不會再有外人干涉之事；更關鍵的問題是，一旦審訊過程中牽涉到皇帝，「不能為尊者諱」，屆時後果不堪設想，慈禧本人也深知此節，唯一果斷的辦法就是「不審而誅」，殺人滅口。陳夔龍對此極為肯定，有「過後思之，寧非至幸」之慨嘆。

在六君子被殺這件事情上，剛毅奮勇任事，後來招致清議的咒罵。一直積極營救楊銳的張之洞就曾追問喬樹楠「東海（徐桐）何以不論救，何以木訥（剛毅）一人主持？」其實，主持此事的應該還有剛剛入樞的榮祿。榮祿入京伊始，便以調和兩宮為責任，審四卿猶如「審」皇帝，萬不可做。榮祿的門人貽谷在十三日清晨上封奏，請速定案，並非偶然，當系榮祿授意。不審而殺六君子，是榮祿入樞後與慈禧共同商議採取的斷然措施。從種種跡象看，初九日，向康有為傳遞密詔的林旭已經被禮王傳去問話。康篡改皇帝的手諭，用來脅迫袁世凱「兵圍」頤和園的事實已經得到了澄清。所以，對於「四卿」也不是一點沒有「審」，而是深怕牽連皇帝。榮祿等人並非不知那份密詔或抄件的重要性，只是不能再去追查下落。

當然，不管榮祿有怎樣周妥的考慮，都無法制止謠言的傳播。「六君子」被殺後，廢立的傳聞很盛，京城內外人心惶惶，外國人也顯得極為關心。據趙鳳昌後來回憶道，上海傳言皇帝將被廢黜，各國駐上海領事紛紛訪問盛宣懷打探消息，盛以謠傳不可信答之。趙建議此事應速電榮祿一探究竟，以免貽誤大局。「次日得榮複電，決無大舉」。一些大臣將緩和兩宮關係的希望都寄托在榮祿身上。八月二十一日，兩江總督劉坤一致電榮祿稱：「自我皇太后訓政，於變法各事，應辦者仍辦，停者即停，措置合宜，天下欣然望治。我皇上恭己以聽，仰見兩宮慈孝相孚，始終無間。我公與禮邸、慶邸從中調護，永保安全，外議紛紜，無可借口，是皆社稷之福，始得有此轉機。」八月初六日訓政，此信不會寫於七月，從電報中的情形分析，應是八月二十一日的。在與榮祿有過溝通後，二十八日，劉坤一電奏清廷：「國家不幸，遭此大變。經權之說須慎，中外之口宜防。現在謠諑紛騰，人情危懼，強鄰環視，難免借起兵端。伏願我皇太后、我皇上慈孝相孚，尊親共戴，護持宗室，維繫民心……坤一受恩深重，圖報無由，當此事機危迫之際，不敢顧忌諱而甘緘默。」雖然言辭閃爍，但反對廢帝的意思十分明顯，可能事先得到了榮祿的支持。九月二十日，劉坤一在寫給工科給事中馮錫仁（字莘垞）的信中也說：「現在兩宮慈孝相孚，誠為宗社蒼生之福，而其樞紐全在榮相，內則設法調停，外則勉力撐持。寧國即以保家。此公解人，當見及矣。」並稱：「敝處前此電奏，不好措辭，止合渾含勸諫，希冀動聽。」馮錫仁也是湘人，是劉坤一安插在京城中的耳目。劉坤一對榮祿在調和兩宮問題上發揮「樞紐」作用十分肯定。

當時的外國人也稱：「據我們所聽到的，榮祿是在使用他權力以內的一切力量來緩和太后對維新黨的震怒」。洋人報紙在評論當時的中國形勢時說：「中國人方面，一般都相信自從榮祿到北京之後，太后的行動是和緩一點了……事實上，不乏人這樣相信，就是榮祿的真正意向是使光緒復辟，然後協助他把太后安置在一個適宜於她的地位上，如此他便可以獲得全國青年與開明人士的贊仰，成為中國歷史上最忠君的人物。」是否想讓皇帝復辟，只是外人的想像，榮祿也不可能不顧及慈禧的態度，但是保護皇帝、維護皇帝的現有地位還是他努力要做到的。榮祿的同盟者鹿傳霖則對局勢表示擔憂。九月十七日，他在家書中寫道：「榮相入樞，又統北洋各軍，大臣無有才識者為之贊襄，亦大不易辦到好處，況內憂方大，母子乖睽，一歸俄保護，一歸英保護，暗中意見參差，此等情況豈能持久？真不知成何局面孔。」鹿的擔心不是沒有道理的，也恰恰說明榮祿的艱難之處。如何選調合適人員，重振朝綱，面臨很多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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