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成長與煩惱不確定的年代　難自主的命運

不確定的年代　難自主的命運

　　時空隔絕之後，內地人對港人心緒難以感同，也未身受其金融危機、S ARS陣痛。更對香港今日的來由、未來的走向缺乏了解、觀察。本報特約香港知名文化人陳冠中先生撰文，對香港的成長進行梳理、反思

香港的街頭，人們行色匆匆　記者王軼庶／圖

　　香港，也有煩惱……

　　撒切爾夫人在1982年曾說過，收回香港將「帶來災難性的影響」，但中國恢復行使主權之後，極端情況並不曾發生，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馬照跑、舞照跳」的承諾得到兌現。

　　不過，只說歌頌的套話也沒什麼意思，倒不如趁大家比較關注香港的時機，對香港的情況作一些梳理和反思。

　　富裕的另一面，什麼令香港蒙羞

　　比較起世界上任何地區、國家或大城市，香港的難題很少：沒有城與鄉、內陸與沿海地區的巨大差距，沒有顯著的種族、族群、宗教矛盾，早已完成城市化及現代化基本建設，大致可說是個法治、廉潔的善治之地。並且，作為回到中國主權下的自治特區，香港不像上海般要上繳公帑給中央政府，不必如新加坡般自己花錢搞軍備，連駐港解放軍的費用都不需要港人負擔。

　　這裡是金融中心，是紐約、倫敦一樣的全球經濟節點，也同樣擁有商貿服務業、消費旅遊業和知識創意產業。

　　雖然淡出了製造業，因為背靠內地特別是珠三角，香港仍有為生產業服務如物流等行業。就算把生產業放在一旁，香港的條件（金融＋商貿服務＋生產者服務＋消費旅遊＋知識創意產業）在世界上也只有少數城市能及。在全球化時代，財富向所謂世界城市傾斜，而香港是世界城市之中的一個。

　　有這麼好的條件，但香港在很多方面的表現卻跟富裕程度不對稱。香港人均收入在1997前已超過一些歐洲大國，但在環保、節能、社會保障方面卻遠低於歐盟水準，在城市保育、文物保護、教育理念、民主生活方面更顯得落後。空氣質素達不到世界衛生組織的標準，而七百萬居民的排污，連內地城市的污水處理標準都達不到，以至要長期封閉西岸沙灘及取消年度渡海游泳比賽。

　　同時，凡不能穩住生產業的全球化城市，都可能有一個危險趨向，就是市民收入兩極化，以及伴隨而來的結構性失業、開工不足與轉業後收入下降。香港就算在近3年的所謂經濟復甦期仍揮之不去的一個異象，就是貧富差距加大，實質的低收入者愈來愈多。香港家庭收入的中位數，至今還比1996年的水平低了10％以上，說明至少一半以上的居民實際收入降低了，而月收入在1萬至4萬港元的家庭佔全港家庭的比例由1996年的61.2％掉到2006年的55％，又說明中產階層在減少。最低收入家庭的跌幅更大，現竟有超過50萬戶家庭每月收入少於8000港元，這個階層佔全港家庭的比例由1996年的13％增至2005年的22％。而與此同時，社會上層的收入更高了，富豪們當下的消費話題不再是買什麼樣的遊艇，而是買什麼型號的私人飛機。

　　1997年前香港是水漲船高，人人實際收入有增長，所以大家覺得坐在同一條船上。但這一次，大部分人沒有分享到總體經濟好轉的甜頭，這情況不改進，下次經濟衰退時就再不好說什麼同舟共濟。現在香港的貧富差距基尼係數0.533，名列世界前茅，遠大於同樣受全球化壓力的亞洲發達地區如日本、韓國、台灣甚至跟香港同構性最高的新加坡。

　　這些都足以令香港蒙羞，影響社會和諧、宜居程度及整體經濟發展。

　　不能獨善

　　亞洲金融風暴震蕩後，港人擔心香港的經濟前景，懷疑自己的競爭能力，怕被邊緣化。

　　從上世紀40年代末開始，本來大致上只要世界經濟好，香港也會好。這裡所謂世界，其實只是指美國和第一世界國家，簡單說是美國好，香港也好。二戰後美國出現很長的增長期，香港也分到一杯羹。1990年後，世界經濟進一步全球化，香港也成了全球化的一個重要節點。隨著中國內地改革開放和崛起，香港與內地關係越加緊密，現在確已到了一個地步，就是中國內地好，香港好，或是說，若美國或中國內地其中一個不好，香港也不會好。

　　這是外部大環境，不是憑香港的主觀意願或內部努力就可以主導的。但若深究一點，卻發覺出現了一種特殊情況，就是美國和中國內地情況尚好，香港卻出問題。19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就是例子。金融風暴後，中國內地每年高速增長，香港卻好幾年停滯不前，足見在內地好與香港好之間，也可以有頗長的時間差。換句話說，香港經濟基本上將隨著美國、中國變好變壞，不可能自己獨好，但卻可以獨自變壞，或因為自己不長進而持續地滯後。

　　也就是說，經濟上香港不能遇到問題就被動地歸咎於外部環境，或等待中央政府給優惠政策，而不主動去改良內部體制、調整指導思想。

　　回歸十年，不確定的年代

　　反思香港的問題，筆者想提出三點看法，作為回歸十年反思的切入點：

　　一、今日香港內部的好與壞，大部分是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種下的因，只有一小部分是在回歸後生成的。故此，要處理目前的問題，香港得好好重新總結七八十年代的經驗。

　　二、基本法是特區最上位的法，恪守基本法是非常重要的，現在香港要做的依然是好好地履行基本法里要求港人實現的事情。

　　三、這十年香港特區政府做過什麼有建設性的事情嗎？有是有的，但往往跌跌撞撞，好像換了一副新眼鏡後，度數變化了，哪怕只是變了一點點，一段期間內走起路來就會有點浮浮的不確定甚至頭痛。借用已故美國經濟思想家蓋博瑞斯《不確定的年代》一書里的解釋，不確定一詞還包括著這樣一重意思，就是一些在過去確信不疑的觀念，面對當前問題的時候，出現把握不準的狀況，讓人猶疑難決。

　　回歸十年可說是香港的不確定年代。經過這十年，香港的問題大致都已清楚地呈現了，許多人更漸漸意識到問題的深層根源，這是一個契機，現在要看市民、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的智慧了。我在大陸、台灣地區居住了15年，看著兩地如何克服重重巨大困難，給了我一個信念，就是：香港的這些內部問題在下一個十年內是可以舒緩的。

　　驚人的成長：繁榮、法治從此啟端

　　十年中，進步驚人

　　對現狀再多不滿的港人，其實也不能回去適應1960年代的香港，因為現在確比當年好。

　　現在回想這個殖民地的1960年代大概是挺令人難受的，貪污成風、公文都只有英文、打工仔沒年假、棚戶處處。當時，社會需要正義個人如英國傳教士葉錫恩，替受欺壓的上訪人士伸冤請命。

　　上世紀70年代殖民地政府搖身變成進取的有為政府，有意識地推動我在文里簡稱的「善治」和「現代化基本建設」。

　　這裡我不想花篇幅探究民意、民間抗爭和進步人士如何替這些改革作出貢獻，雖然那是很重要的課題。我也不去勾劃資本主義發展的階段，或去猜測殖民地政府的動機，只看行為和成果。

　　想想這份上世紀70年代的清單：廉政公署成立；中文成為法定語文；啟動長期建公屋和居者有其屋計劃，後來共住進接近半數港人；九年強迫的免費基礎教育；法定工人7天有薪假期；法定有薪分娩假期；制定解僱補償等勞工保護法例；增加低價公共醫療；引進公共援助計劃；制定男女平等的離婚法；成立環保、城市規劃的部門；成立消費者保護機構；設勞工署調解勞資糾紛；設立大面積的法定郊野公園；發展衛星新城如荃灣、葵涌、屯門、沙田；1971年開通海底隧道連起港島和九龍；圈地全力建地鐵並在1979年啟用；成立貿易發展局和生產力促進中心；吸納社會精英進入諮詢委員會，所謂行政吸納政治；設立分區的民政署以加強官民溝通，了解民意；高級公務員開始本地化，政務官所謂首長級的官員中，1977年共337人，本地人佔35.2％，共142人，1981年增至611人，本地人佔45％，共258人，包括首長乙級的陳方安生和首長丙級的曾蔭權；1982年成立區議會，分別代表香港18個區，議員部分直選；另外，1973年開始將部分市政管理和差餉收入下放給一個叫市政局的市議會，市政局財政自主，局內非官位議員一半由政府委任，另一半由具資格投票的市民一人一票直選，後來更發展到超過六成是直選的。

　　以工人法定有薪假期為例，當時商界和親北京人士都大力反對，另外，反貪受到警務人員集體抗爭，把廉政延伸到商界貪污時亦受到部分商界阻撓，抗拒的力量不可謂不大，但殖民地政府卻不改初衷。當時很多政策如勞工安全法、解僱補償、公共援助都受到部分商界反對，以至英國的費邊社在1976年說世界上沒人比香港商人對這些幾乎放諸四海的改革更多過度反應。由此可看出殖民地政府面對本地某些特殊利益集團時有著強勢的自主性。

　　港英政府的理念———積極不干預

　　當時主政的是麥理浩，香港任期最長的一任港督，由1971年11月至1982年4月。他不像前任的港督都是殖民地事務部模塑出來的官僚。外交官出身的麥理浩一定知道，在當時的世界，保留著殖民地並不怎麼光榮。二戰後，全世界去殖民化，英國本土已建立福利社會，工黨長年執政，學者和意見團體如費邊社都在1970年代發表報告書，要求殖民地政府為香港提供善治，大氣候使然，大概後期殖民官也難免感染到老家的主流價值。

　　可是香港的自我完善步伐當時不見得都很超前，有些建設還落後於鄰近地區。我在1978年底仍在寫文章，聲援基督教工業委員會爭取婦女有薪分娩假期，香港的這方面法例的制定在時間上晚於中國大陸、台灣、印度、新加坡、菲律賓、泰國和斯里蘭卡等地。可以說，殖民地的改革不一定是基於某些普世價值或願景藍圖，而是漸進、實用主義甚至機會主義的與時俱進。

　　麥理浩第一份施政報告已強調公屋、教育和社會福利的優先性，可是碰上經濟衰退，計劃都要延後或修改，幸而隨後的經濟快速成長增加了麥理浩的底氣。

　　當時的財政司是夏鼎基，他就是說「積極不干預」名句的人，任期大致跟麥理浩一樣，由1971年至1981年，可以說有麥理浩就有夏鼎基，是分不開的。這樣，我們才看得出，後來有人把積極不干預等同放任主義或洛克式極簡政府是不對的。若果當年麥理浩用後來的自由市場基本教義派的理解去解讀積極不干預，就不會有他主政下進取有為的強政府。

　　不過麥理浩也有所不為，不學日本、台灣、韓國、新加坡那樣制定工業政策，不直接補貼或保護個別產業，對經濟活動管得比較有節制，並在財政上量入為出。換句話說，積極不干預只適用在經濟範圍，政府在市場失靈情況下要積極去矯正，卻完全不妨礙政府提供公共物品、公帑轉移支付，對壟斷性事業如海底隧道實行公有制，主導資產性投資如建公屋，推動該有的現代化基本建設包括提供福利保障、公共醫療和公費教育等等。我們可稱當時的政府行為是務實的進步主義。

　　1961年香港的人均年收入是582美元，1969年首破美金1000元大關，1971年到1981年更升了6倍。有趣的是，1970年代經濟增長速度高過回歸後的十年，但貧富差距基尼係數卻能維持在0.43，還是很高，但已較五六十年代為低，更遠低於1997年至今。這大概部分是由於麥理浩政府的進步主義政策有助緩和貧富差距，卻沒有箝制經濟增長。

　　法治和自由，逐步奠定

　　香港的法治與司法獨立機制，開始得比較早，一向是殖民地的特點。上世紀70年代中期以後，法治因為廉政而更有說服力，成為香港被公認的最重要機制，香港沒有報刊書籍出版的事前檢查這回事，雖然在1967年「反英抗暴」期間政府曾查禁過左派報紙，到1987年才取消報刊管治法，並在1974年禁映過談「文革」的國語片，但言論尚算自由。上世紀70年代確還有壓抑公民集體行動的殖民地惡法，比如三個人一起可構成非法集會罪，工會不準把會款作政治用途、不準與外地勢力勾結等等，不過人身保障及言論、遷徙、就業、學術、信仰自由遠勝於同期的其他華人及東南亞地區。

　　殖民地政府的改革，在麥理浩的前任戴麟趾時期已開始，不過，用力最大、開花結果的是在麥理浩任內。從麥理浩政府所遇到的阻力，我們可以推想到，政府若是自主性旁落，管治成績也難彰，就算不至於利益輸送，也會因為不想冒犯特殊利益集團而不思作為。

　　殖民地原有的法治和自由，加上上世紀70年代的善治和現代化基本建設，維繫了資本主義香港的高速發展，雖然仍有不絕的弱勢群體維權抗爭和行業的工業行動，卻大致上實現了當年大多數港人的核心愿望，即繁榮安定，在此基礎上，許多居民的自我感覺也越來越好，視香港為家，認同香港。

　　可惜的是到1980年代中，大家在紛紛總結香港「成功」經驗的時候，對既有的善治與現代化基本建設視作理所當然，卻沒有充分認識到1970年代的務實進步主義對香港繁榮安定的貢獻，好像香港是自自然然奇蹟般的變成善治的世界城市。在當時大行其道的自由市場基本教義派思想引導下，本地的商界精英把香港的成功經驗庸俗化，遮蔽了麥理浩而單獨引用夏鼎基，更常把後者的積極不干預抽離語境，成了保守意識形態的咒語。

　　50年不變———1980年代模式不變

　　新香港從此定型

　　香港終在1980年代初完成轉型，麥理浩和撒切爾夫人捧上去北京談判的，正是這個新香港。

　　跟之前香港頻密的轉型不一樣，這一年代定下的新型態一直延續到今天，可以說是一次長達二十多年的定型，就是今天大家一般所認知的香港：經濟———由從事製造業的地方城市進階為金融及服務業為主的世界城市；社會———由移民、過客社會變為長期定居者的市民社會；文化———由依賴進口文化的邊城發展成為生產並輸出本土文化產品的特色文化中心；政治———由英國的殖民地走向自治城邦。

　　這一年代的大趨勢及一些重要決策，對今日香港有著正面與負面的重大影響，像雙刃劍。

　　內地改革開放後，香港大批工廠北移，製造業不再是香港的支柱產業，工業勞動需求急降，香港以國際金融中心自居。1980年代至1997年可說是香港人的鍍金年代。紙醉金迷下，一時不察覺失去製造業、迷信市場萬能、不思扶植新產業、染上經濟偏食症的全球城市，正走在劈腿般的貧富兩極化軌道，這點到1997後清楚呈現。

　　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的附件三，限定殖民地政府在1997前每年售地不得超過50公頃，以前是按市場需求售地，歷年都超過50公頃。人為地硬性減少供地，香港平均樓價由1984年到1997年升了14倍。自此地產為王，騎劫了香港經濟，房價高則傷民、傷競爭力，低則傷貸款按揭的中產業主，傷市面繁榮，騎虎難下，港人投機成風，創實業的意願萎縮。

　　香港與內地之間的邊防，在上世紀50年收緊，不過，內地人只要能到達香港市區，就可以成為本地居民，稱為「抵壘政策」。內地三年災害後期，大批粵人湧進香港，港人熱淚盈眶地拿著乾糧往新界北部接濟他們，有如自己親人，當時稱他們為難民而不是非法移民。「文革」和1967年香港「反英抗暴」後港人心態有所改變，到1970年代，與經濟快速增長配套的是本土文化興起，加深了身份認同。到1980年，抵壘政策被取消，自此大陸人、香港人，合法移民、非法移民就分得清清楚楚，港人邊界觀念牢固化，對內地的心情卻更是矛盾，欲迎還拒，輸打贏要。

　　基本法不可輕言修改

　　上世紀80年代對今日香港影響最大的，是1984年簽署的中英聯合聲明和1985年開動、1990年初由全國人大通過的基本法。

　　回想起來，能達成這樣的基本法是香港的幸運，顯示了當時中央政府想玉成順利回歸的心愿，有了它才有回歸後特區高度自治的局面。從現實主義的角度，我們甚至可以說當年不可能修出比現在這份更理想的基本法了。甚至可以假想，若改到今時今日才去制定基本法，香港特區不見得能拿到比當年更好的條件。所以，港人不要輕言修改基本法。

　　「50年不變」並非安撫

　　從結果看，這份基本法是在國家主權和國情底線上，保留了1980年代末香港的幾乎所有制度特性——除了下文將談到的行政首長和第二十三條兩大項外。中央政府和起草者當時似都在一起認同一句潛台詞：1980年代中後期的資本主義香港很不錯，主權回歸後我們把它盡量整個保存吧。

　　所以有鄧小平那句名言：五十年不變———那不變是指1980年代的香港模式。

　　當時，中央政府決定把第一個內地特區選在緊貼香港的深圳，明言是要向香港學習，這個重大的具體政策可以印證當時鄧小平對1980年代的香港有深遠的寄望，五十年不變不只是安撫港人的權宜之計。

　　鄧小平到1990年還說基本法是「創造性的傑作」，說明他對基本法的滿意，故此，我們可以說基本法所體現的，是鄧小平和中央政府對香港特區的全面想法，這包括對香港民主的保證。

　　基本法的微妙處，是它把香港1980年代已啟動的民主進程也動態地涵蓋進去。在基本法起草期間，有人要求儘快實現特首和立法會普選，也還有人反對普選甚至民主，但基本法對兩邊的意見都不採用，在最終目標上與不可逆轉的方向上完全肯定特首立法會雙普選，但是在推行進度上要求循序漸進。

　　漸進走向普選和民主的大方向

　　制度化確立大方向

　　香港的民主論述至少可以追溯至二戰結束後的第一任港督楊慕崎。後來的市政局議員直選，有革新會、公民協會等准政黨組織發表政綱派員參選。另外，1982年成立的區議會部分議員也是直接普選的。殖民地政府在1984年的政改白皮書決定在立法局引進直選，中英聯合聲明簽定後，香港出現了民主熱，每年的民意調查都顯示大部分市民要求民主和普選特首及立法局，甚至有多次支持普選的遊行，有關民主的論述更到處可見。可能是訴求太猛，衛奕信港督主導的殖民地政府在1987年和1988年還發表了後來被證明是故意歪曲民意的政制綠皮書及白皮書，試圖讓市民的民主訴求降溫。

　　基本法隨後審慎反映和肯定的，正是這個降溫的但卻是往前推進的1980年代中後期香港民主化進程。因此才有了後來基本法附件二列明的回歸後第一屆立法會60席中有20席直選、第二屆24席直選，第三屆30席直選，以後漸進至全部普選的條文，雖然部分焦急的民主人士對進度不滿，民主和普選的漸進大方向則受到制度化的確立。

　　1980年代後期，港人要求直選的呼聲更強，中方同意英方在殖民地民主步伐上作了小調整，即在1991年立法局60議席中，由原本的10席增至18席交由公民一人一票分區直選出來。但同時，中方也在基本法里加進了關於國家安全的第二十三條。其他大部分已擬定的基本法條文到1990年初人大拍板時沒作大改。

香港地鐵里，貼出慶祝回歸十周年的大幅廣告　記者王軼庶／圖

　　基本法在90年初拍板後就不想在1997前再有任何變化，故此最後一任港督彭定康在90年代中試圖加大立法局的民主成分，風風雨雨，徒勞無功，到回歸後一概不被承認。

　　漸進普選強化特首的正當性

　　基本法最重要的制度創新，是在如何產生特首的設計。這是香港在回歸前沒有經驗的。殖民地總督是由英王授命的一個獨裁者，哪怕是個揣摩民意、力求善治的開明獨裁者，法理上港督不受制於任何香港人。但這個獨裁者的時代在香港已永遠過去，不再是一個選項。特區行政長官是要在香港人之間產生，然後由中央任命，但如何產生呢？基本法說得很清楚，先是由800人選舉委員會選出，最終循序漸進到全民普選。

　　這是在基本法決定下，回歸後香港政制最大的改動。特首並不是香港總督換了個名銜，它的產生辦法，與中央、立法會、公務員、特殊利益集團的權責與互動，都需要新的界定和磨合，這確曾引致回歸後一些不確定性的局面。反觀立法會的直選和功能團體自選在回歸前已開始，回歸後普選成分按基本法將持續漸進，雖然具體組合的安排因為選項甚多，故也爭論不已，但發展的軌跡是1980年代末鋪陳的。

　　普選出來的領袖才可能有較高的自主性和正當認受性。故此，普選是在強化行政長官的主導性。

　　另外，要有所作為，還要得到立法會的配合。但是，立法會的權力賦予者跟特首不一樣，直選議席也好、功能議席也好，他們各自要照顧他們的選民，特首不是立法會成員的米飯班主，他們沒必要聽特首的。

　　不過我認為，在未來普選特首後，特區政府的自主性有望進一步增強，不受制於小圈子特殊利益集團，同時可以挾人民大多數的認受以期立法會配合從而改善特首的管治力度。

　　在基本法框架下，普選特首既是惟一的終極選項，也是一個較穩當的領袖更替制度。

　　香港的法治包括司法獨立早已穩固，言論自由，是中產階級壯大的善治市民社會，特首不容易變成獨裁者或偏激分子，即使有變，至少任滿就可以給拉下來。基本法還預設了一道關卡，不管是小圈子選還是普選，特首位子的競選者，要得到一個「根據民主、開放的原則」、「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才可以參選。這個機制幾乎可以排除過分偏激的人士獲得提名。就是說：

　　一、普選出來的特首，自主性和認受性將高於小圈子選的。

　　二、普選出來的特首變為超越法治的獨裁者或犯法者的機會不大。

　　三、普選出來的特首是偏激分子的可能性很低。

　　基本法特首制的設計，反映了當年各種顧慮的妥協。不過，以往十年的經驗已讓我們知道，漸進是有它的好處的，能夠減少憂慮帶來的過度反應，大家也可以有時間看清問題，考慮得更周詳。現在的有漏機制並不是不能運作，而且是可以逐步改進的。

　　到了結束不確定的契機

　　所以，基本法是中央政府、特區政府和全港市民都必須共同誠心誠意而且全部恪守的。現在港人要按本子辦事，好好去落實基本法賦予的權利和保障，循序漸進實現特首和立法會全面普選，讓香港結束不確定的過渡期而進入正常期，其中關鍵是結束小圈子選特首這個過渡期安排。

　　同樣道理，恪守基本法，香港就要按基本法二十三條而立法。雖然基本法沒有說什麼時候要定出這條法，但回歸已十年，也不可能永遠拖下去。立法過程中可以有激烈爭論，並且要阻止惡法的通過，但目的是定立一條好法而不是不立法。港人反對的應是惡質的立法，不能是基本法二十三條。

　　二十三條與普選這兩大項目，現在都已到了具體而微的建構時刻，所謂魔鬼就在細節中，是特別需要智慧與策略去成就的。不過，拜基本法之賜，香港終於循序漸進到了超越過渡期、結束不確定性的契機。

　　未完成的實驗

　　回歸十年，特區的體制、管治指導思想和內部問題，很大部分帶著1980年代的烙印，故可以說，過去十年更多是回歸前的延續而不是斷裂。這恰好是符合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的願景，因為保留80年代的香港製度到1997後五十年不變正是兩者致力所在。

　　不過，在地緣經濟發生變化的全球化時代，我們80年代成型的這點成功經驗很明顯不夠用。或許我們過去二十多年的經濟偏食症及曾蔭權特首說的深層矛盾由潛伏期到了發病期，或許我們未能因應中國和全球化的新形勢與時俱進，或許我們根本沒有全面準確的理解香港的成功經驗，特別是政府應該扮演的角色。

　　自我理解受到扭曲

　　政府官員及商界精英在殖民地時期曾經內在化了許多偏見，現在依然滲透在特區政府的指導思想里，扭曲了香港的自我理解，並妨礙了特區政府制定合適香港的發展模式。

　　每年，美國的傳統基金會說香港是世界上最自由的經濟體，我們就沾沾自喜大肆宣揚。該基金會以保守自居，開宗明義標榜宗旨是推進「傳統美國價值與強大的國防」，這樣一個外國組織說我們乖，真的值得我們這麼高興嗎？該組織還要警告香港，若不跟足它的自由市場基本教義派的經濟教條，就會將香港拉下來，把頭銜賞給新加坡。這真是令人費解的反諷，新加坡很多方面恰是香港的相反，政府以直接干預經濟出名，由工業政策至公有制企業都不忌諱，稅比香港高，證券監管遠嚴過我們私人俱樂部式的交易所，若新加坡這樣反可以奪冠，傳統基金會的標準何在？又若新加坡從第二升到第一，是否表示香港應該開始向新加坡的某些方面學習？但不管誰第一，我們都應該知道傳統基金會那一套只代表美國某一種帶偏見的意識形態，連美國經濟和政府政策都從來不是依它的標準來運轉的，更不是為了香港的利益而設計的，用它來忽悠作秀，唬唬一些外來人也罷，不要真把它當一回事，不然別人沒騙到卻騙了自己，為了讓一個有組織的外國勢力摸頭而不去解決自己的深層矛盾，走自己該走的路，做自己該做的事，那就太不像話了。

　　與內地競爭中的兩難

　　另一個新挑戰是地緣性的。就算在內地，地區之間也會激烈競爭，香港已不可能獨佔華南地區的地緣優勢，一種反應是區域合作製造雙贏，另一種反應是搶掉鄰居的飯碗。不管官樣文章怎麼說，特區政府至今仍不確定該如何自處。

　　以建大橋連接珠三角的西邊和東邊這項大工程為例，從區域整體利益考慮，最優化的建橋地點可能是在珠三角中部，即廣東當局提議的由中山東部跨到深圳西部、含軌道運輸的深中大橋，完工時間短，環保難題較少，費用估計是港珠澳大橋的十分之一，同樣可以做到便利粵西的工業產品運到粵東的海空物流港的大前提，當然，一部分物流來了香港，一部分卻去了深圳。相比之下，在珠三角最下端的港珠澳大橋多浪費——資本的浪費、時間的浪費、材料的浪費、能源的長期浪費——完全靠汽車，沒有軌道運輸。可是，香港想把這份物流獨佔。在歷屆特區政府和特殊利益集團的操作下，現在是中央拍板、廣東附和，深中大橋給壓下來，讓路給這個已成了特區政府政績工程的港珠澳大橋，後者卻因融資等問題一拖再拖，可是再不上馬各方的面子都掛不住，更不用說後面一大群利益分享者會很惱火，像我這樣現階段還站在區域整體利益立場說反話，會被罵作不顧香港利益。

　　結語

　　今年6月上旬，香港的律師會慶祝成立一百年，舉辦兩項活動：百周年紀念杯跑馬大賽及百周年誌慶餐舞會。香港的文匯報標題說「律師會跑馬跳舞慶百年」。對許多內地人來說，「馬照跑、舞照跳」曾經是香港回歸、平穩過渡的最通俗化表達。米字旗降下，五星紅旗和紫荊花旗升起，兩旗飄飄，見證了香港十年來不變的一面，確實值得祝賀。由現在一直到7月1日那天，香港將有不輟的慶祝活動，吸引世人再次慷慨地把目光投給香港。不過，當中外嘉賓和媒體興盡離場後，香港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這個前殖民地雖只是一個小地方，經營起來也不比烹小鮮易，許許多多迫切的事情等著港人去完成：基本法的落實，特首和立法會普選的實現，加強特區政府的自主性和認受性，清除政府官員及商界精英在殖民地時期吸收的許多偏見，建構香港自己的方法和問題意識、，尋求符合香港的發展模式……香港一國兩制的實驗尚未完成，港人任重而道遠。（錄入：陳利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