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專制主義的精神盟友？
06-05
| 魯迅：專制主義的精神盟友？ |
| ――與朱學勤先生商榷 |
| 作者：姚新勇文章來源：瀏覽：2 次 |
| 魯迅：專制主義的精神盟友？ ――與朱學勤先生商榷 姚 新 勇 一 以「路線鬥爭」為綱 「魯迅――專制主義的精神盟友」，這一提法可能過於直接、激烈，但它的確卻是朱學勤先生《魯迅的思想短板》一文想要告訴我們的。（原文見2006年12月14日的《南方周末》，以下簡稱《朱文》，且下文引文若無特殊交待，均出於此文） 或許是涉於魯迅至今仍有的威望、或許是因為政治的敏感性，朱學勤並沒有直截了當地切入此題。一開始他的論述似乎是面面俱到、信馬由韁，給人以欲從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思想史等方面泛論魯迅的假象。其中「社會學解釋」一節，是由泛論的表象轉入正題的關鍵。在這一節中，魯迅被賦予了雙重的隱喻，一是內陸中國潛伏於沿海中國的化身，二是現代中國報人激進知識分子的代表。後者不僅證明了「大學集團」與「報人」知識分子之間的歷史矛盾，更經由文革是由「左翼文人從報刊上發難開始」的這一觀點的引入，將魯迅與文革、與毛澤東聯繫在一起。有了這樣的鋪墊，緊接著的「政治學解釋」一節，就由毛澤東對魯迅的敬仰和對這種敬仰唯一性的暗示，以反問的方式提出了核心問題：為什麼是魯迅而不是胡適、陳獨秀成為了毛澤東打人的棍子？這實際也就點明了，魯迅是專制主義的幫凶。再接下來的所謂思想史的解釋，則是用魯迅和毛澤東共有的「無政府主義」的精神聯繫，坐實了魯迅是專制主義的精神盟友的這一判斷。而文章最後「國民性改造」一節，更是將魯迅的「國民性改造」思想，與日本、德國法西斯、紅色高棉等聯繫在一起，從而使得魯迅加入到了世界法西斯、專制主義的精神譜系中。 上世紀二十年代後期的一幫所謂的無產階級文學家，把魯迅判定為三重的封建法西斯蒂，沒想到七八十年後，他們的敵人――「自由主義者」的朱學勤先生――又在批判他們的同時，與其遙相呼應。狂暴的思想與「市場、憲政理智」竟然如此殊途同歸！ 當然我知道應該接受朱先生的勸告，不要一味「磕頭作揖」，不要一聽有人說魯迅與專制主義如何如何就義憤填膺，而應該理智地看看人家說得有無道理。那讓我們首先從報人激進知識分子這個身分指認開始，來看朱學勤的論證邏輯。 中國現代以來的歷史，是否存在過一個綿延數十年的報人知識者的陣線，魯迅是不是屬於他們中的一員，可不可以作為他們的象徵，都是很值得懷疑的。或許是本人孤陋寡聞，我這還是頭一次聽說，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這遠不是什麼學界的定論。可是朱學勤並沒有對此進行任何歷史證明，就只管一路說下來，將「報人「集團與」「大學集團」的「路線鬥爭」，從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一路追蹤到六十年代的文革。朱學勤並沒有清楚地告訴我們這兩派知識分子究竟有哪些人，我只能大致推測，他所說的「報人」和「大學知識分子」的主體，大概就是指左翼文學家們與胡適、新月派等所謂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我們姑且先承認，歷史上隱約有過這樣兩派的鬥爭，但它充其量也只是從二十年代末的「革命文學」論爭開始，延續到文革暴發前。在這一「歷史線索」中，魯迅一開始並非是所謂左翼「報人知識分子」的同盟，相反倒是他們討伐的對象。即便後來左聯成立，魯迅與他們結成了統一戰線，但魯迅一直對周揚、郭沫若等激進的左翼文人持懷疑態度。也就是說，不能簡單地將魯迅與他們結成所謂的「報人」集團。而1949年之後到文革暴發之前，多次的政治運動或文化專制，雖然其中糾纏了一些知識分子過去的歷史恩怨，但也根本無法將其歸結為報人與大學知識者矛盾的延續。因為這些運動與以後的文革，都是由新的政權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推動展開的，它們是社會的全面改造、政治文化專制的全面推進，波及到了社會各界、各領域。而且由於所謂的大學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勢力，1949年之後不是逃到台灣，就是很快隨五十年代的知識分子改造、校際大調整而灰飛煙滅。所以即便是那些已成為革命功臣的前左翼「報人知識分子」，想與什麼「大學集團」鬥爭，也沒有對象呀。如果非要不顧歷史事實，硬要將大大小小的政治運動都納入到兩種知識分子的鬥爭中來，那麼最多也只是存在所謂「報人」之間內鬥的影子而已；或許「丁陳反黨集團案」、「胡風反革命集團案」可以證之。 至於說，「1966年是左翼文人從報刊上發難開始，討伐大學裡『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這一幕可解為百年棋枰，內陸中國對沿海中國終於從文學上『收官』」之論，更是荒唐之極。眾所周知，文革的發難是從批判吳唅的《海瑞罷官》以及批判「三家村」開始的。事件的決策者毛澤東和主要執行者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等，或是中國共產黨的主席，或是黨內高官或低級幹部，直接受衝擊的吳唅、鄧拓、廖沫沙等則是北京市委和市政府的核心領導成員，無論是從他們當時的身份還是以前的歷史經歷，實在都不知道可以把哪一邊的人算做左翼「報人」、內陸中國，哪一邊歸於「大學集團」、沿海中國。我們不僅在批判者中找不到左翼「報人」，相反的是，1966年2月出籠的《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所直接針對的靶子周揚，則是標準的「左翼文人」。說文革發難主要是通過報刊展開的，請問，當時報紙是最重要的媒介，不用它用什麼？再說了，受到批判者如鄧拓等「三家村」成員，當初也是藉助報紙發表雜文；而毛澤東開始策劃批判海瑞罷官時，正是因為在北京無法進行，才跑到上海，藉助柯慶施、張春橋的力量，指使姚文元撰寫，並在上海的《文匯報》發表。該文出籠後，毛澤東想在《北京日報》、《人民日報》轉載，一開始都受到了抵制。很明顯，這裡無論是報紙的受控情況還是批判展開的地域，都與什麼「報人」、「大學」，「內陸」、「沿海」毫無關係！ 僅僅從所謂百年中國的「報人」與「大學知識分子」恩怨衝突這一例，就可以充分地看出，朱學勤先生的論證，根本就是缺乏邏輯的，是建立在偷換概念、編造歷史的基礎上的。而這類手法恰恰是朱學勤所深惡痛絕的文革專制主義者們常用的手段。不僅如此，報人、大學知識分子恩怨史，可能是比所謂的「黨內十次路線鬥爭史」，還要荒唐的臆想。一個標榜理性精神的自由憲政知識分子，卻與文革專制主義者們乘上了同一思維的危險快車，豈不發人深醒？朱學勤先生，你應該清楚我們這些人畢竟是喝專制主義時代的奶水長大的，那個時代給予我們的負面影響有不少已經變成為無意識。所以不要以為看了幾本所謂消極（市場）自由主義的著作，學了幾天憲政法理，簡單暴力思維的病灶就徹底根除了，就一定能夠與理性、法制、民主站在一條線上並充當它們當然的代言者了。且不說，理性、自由主義、憲政、民主與法制等，也不是純粹的和不存在問題的。 《朱文》中所存在的相似論證邏輯，當然不止於此例，而是貫穿全篇。例如他將馬克思主義劃分成馬克思和列寧兩派，再進而討論無政府主義的魯迅與兼具無政府主義和列寧主義的毛澤東之間的關係；還有化分出熱衷於國民性改造、思想改造的後髮型精神迷狂的法西斯國家，與理性、民主、憲政的西歐老牌資本主義國家。雖然不能說所有這一切都毫無根據，但它們是建立在高度抽象、化約的基礎上的，與其說是對於歷史的高度概括，毋寧說是似是而非的混亂的硬性拼接。例如，歷史上是有不少無政府主義者參與左派聯盟，但同樣也不乏無政府主義者加入到「右翼保守」陣營中的事例。例如五四前後的頭號無政府主義者吳稚暉，不就是國民黨的元老並被蔣介石尊稱為吳稚老嗎？照朱學勤的邏輯，首先應該是他與毛澤東結成同盟才對呀？再說，無政府主義容易與左派暴政聯繫在一起，但資產階級的憲政思想家們所倚靠或所結盟的政治勢力，也未必都是民主憲政政府。如胡適之於蔣介石、佛里德曼之於智利獨裁者皮諾切特。當然或許朱學勤會說，他們與獨裁政府進行的是有限度的合作，而且合作的目的是要幫助憲政、法制、市場經濟的建設，這與毛澤東利用魯迅來打棍子完全不是一回事。難道說只要是擁護市場經濟、憲政法制的思想家參與的統治，都是在幫助憲政體制的成長，就與幫凶無涉？而這種自由思想與右翼暴政合作的歷史，就是自由憲政成長史？所以，這樣的政府所乾的殺人放火的勾當、所進行的白色恐怖統治，也都不是專制、暴政，最多也只是自由成長必須付出的代價嗎？話說到這個份上，還有什麼好說的呢？ 二 魯迅是無政府主義者嗎？ 魯迅被判定為專制主義精神盟友的核心，是因為他是一個「比左還要左」的無政府主義者，正是魯、毛兩人共有的無政府主義思想，才將他們內在地聯繫了起來。朱學勤只是根據魯迅承認過自己是「個人的無治主義」和他思想中的尼采影響，就將其判定為無政府主義，是否太過無斷？魯迅在1923年說自己是「個人的無治主義」，而1932年又說自己的思想是「人道主義與個人主義的消長起伏」；而尼采對魯迅的影響主要是集中在魯迅還沒有問世前的青年周樹人時期。我們雖然不能用魯迅後來的話否認他與無政府主義的關係，但至少說明不能簡單地將魯迅判定為無政府主義者。是的，我並不想否認無政府主義思想對於魯迅的影響，但是任何外來思想作用於具體的中國知識分子，都可能發生質的變異。例如無政府主義好犧牲、好搞暗殺，但是從青年周樹人到以後的魯迅，都是反對暗殺的；而且魯迅對於那些慫恿他人去犧牲的組織與頭目，從來都抱有懷疑。另外，魯迅的思想中，也有著一定的道家思想的影響，他非常喜歡魏晉的阮籍、嵇康等人，而後者的放誕不羈的言行，並非是文人的無聊做派，而是專制統治下的一種不甘同流合污的無奈、清醒與自保。再加上作為被帝國主義欺凌的中國國民，也促使魯迅接受了反抗的民族主義思想和人道主義思想。所有這一切複雜思想的揉合，決定了魯迅根本不可能是一個簡單的無政府主義者。即便硬要進行三七開將他判定為無政府主義者，那麼他也只是一個對自我、對個體生命非常珍視的，高度清醒的人道主義、懷疑主義的「個人」無政府主義者。這樣的無政府主義既與西方的無政府主義有很大的差別，更與毛澤東文革時期所鼓動的那種愚昧、盲信、獻身的大眾無政府主義差別何止千里？ 當然明眼人都知道，朱學勤及其他人將魯迅判定為無政府主義者的主要原因在於，魯迅戰鬥者或「好戰者」的一生。我們無法完全否認魯迅氣質中的確有過於敏感、好鬥的成分，但是我們一定要界定清楚的是：魯迅之所以戰鬥到生命的最後一息，究竟是因為他個性好戰，愛無政府主義思想控制，所以才幾乎與天下為敵，所以才高度地懷疑近現代歷史上的形形色色的憲政活動，才無情地嘲諷、抨擊胡適等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還是主要因為，他熟知了中國歷史上明君、聖人、替天行道者們與專制、黑暗的一體性，看夠了多年以來革命者相互陷害、自相殘殺，也看多了民國政府和國民政府，打著憲政、訓政的旗號，實行暴政的現實？答案當然是後者。大家都知道，魯迅由五四時期的個體文化戰士，轉變為無產階級革命的同路人，是在二三十年代之交。我們不用去看歷史資料，只需讀讀那個時期魯迅的文字，就可以經常看到高懸在城門上的頭顱；至於後來他身邊的柔石等革命青年被國民黨政府槍殺、沉江等慘案，更是每每強烈刺痛著魯迅的心。正是這一切，讓魯迅對中國的現實、對整個世界產生並維持著某種類似於存在主義的黑暗感。但是魯迅沒有被這無邊的黑暗所壓垮，而是堅定地前行，去肉搏周圍的和自身內部的黑暗，試圖在無路之路中，走出一條前景不明的路來。 所以，不管當年的胡適們，對專制政府的承認出於多麼崇高、遠大的目的，都理所當然應該遭到批評乃至批判；所以一邊是蔣介石政府瘋狂地鎮壓異己，貧窮與苦難隨處可見，而那一邊梁實秋諸人卻說資本主義是人類社會迄今最文明的制度，怎能不令魯迅鄙棄呢？更重要的是，儘管出於共同的反抗專制統治的目的，魯迅參加了左聯，但他始終對團體對個體的控制有高度的警惕和不滿，他從來沒有廉價地歌頌過革命，相反倒是對革命、革命的未來抱有懷疑。「我覺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隸；革命以後不多久，就受了奴隸的騙，變成他們的奴隸了」；「我憎惡那些拿了鞭子，專門鞭撲別人的人們」；「有些手執皮鞭，亂打苦工的脊背，自以為在革命的大人物，我深惡之，他其[實]是取了工頭的立場而已」。不管這類言語中，有無無政府主義思想的因素，但分明是對革命的懷疑與抱怨、或許還有本能的恐怕。怎麼能有理由將其解釋為「正是繼續革命、不斷革命的心理起點」呢？如果不抱有意識形態的偏見的話，應該從魯迅這不懈的戰鬥中，體會到他的堅定與試圖衝破左右包圍、探索「第三條道路」的勇氣；而不該將其荒謬為與天斗、與地斗與人斗其樂無窮的專制無政府主義的同道。 不過我們無法否認魯迅的不停息的反抗精神，的確與毛澤東的鬥爭哲學、與文革發生過歷史的聯繫。不說毛澤東多麼欣賞魯迅，就是我自己在文革時也曾從課本上學過一些魯迅的戰鬥檄文，並模仿著學寫激揚的戰鬥文字。所以，正面、嚴肅地審視這一歷史，確實是有必有的。的確，毛澤東對魯迅的欣賞和利用，都不是偶然的。確與無政府主義和審美激情這兩點有一定的關係。但是前面已經說過，無政府主義思想，只是魯迅複雜思想構成中的某些成份，它在那個時代、在魯迅身上所發生的作用，與在毛澤東（尤其是1949年之後的毛澤東）和文革時發生的作用，具有質的差異。毛澤東的繼續革命哲學，不僅是要革命、鬥爭不止，而且要求一切革命的信徒，都要高度地崇拜他、無條件地在他的號令下，去鬥爭、流血、犧牲，橫掃一切、砸爛一切，建立一個紅彤彤的新世界。這種鬥爭哲學理解下的魯迅，早已與魯迅的懷疑精神、個人主義、人道情懷、深刻地自我反醒意識統統剝離了開來。所以毛澤東既欽佩魯迅、利用魯迅，但卻也會把活到他治下的魯迅，送進監獄。這在毛澤東那裡一點也不矛盾。因為不僅他有不受限制的權力，也因為他的那種唯我正確、唯我所用的獨斷的簡單暴力思維。所以有問題的主要是毛澤東和我們這些當時的革命信徒們，而不是魯迅。我們今天的歷史反思，怎麼能夠以簡單化的思維，取消魯迅與毛氏哲學的矛盾性呢。如果可以這樣做的話，我想再問一遍，是否也可以因為哈耶克、佛里德曼的自由主義學說，與專制主義政府的聯繫，而將他們歸結為專制主義的盟友呢？何況，他們中的一些人，的的確確在活著的時候，就主動承擔了專制統治者市場經濟的導師或工程師呀！為什麼只見反思革命、反思社會主義、反思魯迅，卻不見反思自由主義學說呢？ 另外，魯迅的文章富於非常強烈的美學感染力，很容易激發反抗的情緒，也可能被過激解讀。但這並不能簡單歸罪於反抗美學本身。不滿專制壓迫的人，會從魯迅、馬丁路德金等人的文字中，汲取反抗的激情，而日寇「731」部隊的醫生，也會在清醒、理智的科學精神的指導下，一絲不苟地解剖、肢解活體中國人。任何有價值的東西，都是有局限性的，都可能被負面利用。我們需要做的不是非此即彼的肯定與排斥，而是要儘可能清醒地認識到它們的理論與實踐的有效性與有限性。以這樣的辯證觀點我們才可能返回、重審清醒的、反抗的魯迅。否則，不僅無法「批判地繼承」魯迅，克服魯迅身上的確存在的某些過激化的傾向，反而會取消可貴的反抗精神，走近專制主義的簡單化的思維暴力，甚至無意識間成為暴政的幫凶。 說實話，無論是理性的清醒還是批評專制的勇氣，胡適等自由知識分子，都要遠高於我們這些知識者。老師們尚逃脫不了歷史的批評，我們又有何種資格否定大勇大智的魯迅呢？與其急著清理魯迅的「流毒」，不如先好好向胡適學學邏輯理性和批評政府劣政的勇氣吧。 三 反抗的合法性 《朱文》最後「國民性改造」一節，將魯迅的國民性改造思想，梁啟超的「新民說」，日本早年的文化、人性改造，毛澤東「改造舊人」的文革理想，德意志現代民族興起時的「文化優越論」，從費希特到海德格爾以一貫之的「文化決定論」，希特勒的純潔日耳曼民族的法西斯主義，法國、俄國、中國大革命，紅色高棉改造金邊的「四一七新人」行動，以及所謂二戰後東西方世界的一系列的「國民性版圖」的分裂，等等等等統統攪和在一起。簡直是混亂之極。不過這倒很符合文革大批判文章的寫法與氣勢。 我沒有能力也無法在這裡對被朱學勤攪在一起的現象與學說進行一一分辨析，也不準備辨析魯迅所主張的通過文學、文化的啟蒙，促使國民自我覺醒的國民性改造，與文革觸及靈魂與肉體的革命之間的天壤之別。我想追蹤追蹤隱藏在這種混亂思維、語言暴力背後的邏輯內涵。根據朱學勤的上下文，尤其是最後一節的文字，可以體會到，朱學勤實際上是把西歐資本主義與後來所有的後髮型現代國家對立了起來。似乎後者不是民族精神改造狂，就是民族主義的文化自大狂，而前者則好像是清醒的、理性的憲政天國。姑且承認朱學勤如此劃分不無道理，而且事實上從總體來看，落後國家、被殖民國家在爭取民族獨立、建設新型現代國家時，是常常高度重視國民精神的建設，或猛烈批判本民族的劣根性，或大力謳歌自我民族文化、精神的偉大，高揚民族主義的旗幟，而且如果缺少節制、處理不當，這樣做的結果也的確可能造成相當大的危害。但是他們這樣做，並不是簡單的因為落後國家的民族是天生的文化至上論者、天生的民族主義者，不像西歐民族那般理性、那樣懂的憲政制度和市場經濟的重要性，所以沒有耐心扎紮實實地去「徹底改造制度，才會將改造熱情轉移至人腦，在文化改造、人性改造上狠下功夫」。西方資本主義或西歐資本主義現代國家主要是內在自髮型的，他們有充足的時間和空間來探索國家富強之路，進行現代制度探索。而他們對東方世界的入侵，不僅對後者形成了民族危亡的急迫壓力，而且也將「先進民族」、「白人種族優越觀」等民族主義的思想、觀念帶給後者。因此才激起、教會、甚至強化了落後國家、被殖民國家的現代民族主義情感。如果不考慮首先是大大小小的殖民主義者，將被殖民地區的人民都變為或視為「星期五」這一歷史前提，而是去不分青紅皂白地批評他們不該進行「新民建設」、不該鼓起自己的民族自豪感，豈非真是有點近於當了奴隸還不自知了嗎？ 相信朱學勤會說我完全曲解了他，他並無意於贊成殖民主義的侵略、帝國主義的佔領，也不是視西歐資本主義為上帝，更不是要反對被殖民國家或落後國家的反抗，而只是想強調，要想建立真正自由、民主、法治的現代國家，不能著急，不能總想著暴力革命、精神建設、國民性改造，而是要扎紮實實地、循序漸進地去努力建構憲政體制。而且這一建構中，就包含著對專制反抗的訴求。所以，怎麼能夠將他視為奴隸呢？ 然而並非是我硬要說朱學勤先生是奴隸主義者，也不是體會不到他的良苦用心。問題是，他一方面將革命原罪化，另一方面又將憲政理想純粹化，加之現實言論自由的受限，結果就不僅導致了對西歐資本主義的美化，和對後髮型現代民族的貶低，甚至好象還給人以更為極端的印象：凡是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的、與自由憲政知識分子相關的統治，都是理性、民主的，反之則是反動專制的。否則為什麼他全篇沒有一處批評國民黨的統治，為什麼在羅列中外國民精神改造時，恰恰忘記了蔣介石的「新生活運動」，忘記了國民黨的黨文化、黨文藝的政策呢？而且不知我們的朱學勤先生是否意識到，他高高在上、自以為是地將網路的激憤者，歸結為憤青、憤老，與所謂百年內陸中國對沿海中國的矛盾聯繫在一起，說他們是因為「受大學正途歧視」，「於是就到網路上去泄憤」等等，是不是就忽略了諸多網路激憤的現實所指與無奈？取消了窮人、內陸不發達地區反抗與挑戰的合法性？且不說這些激憤的聲音中，也不乏要求儘快建立公正的法制公民社會的意向，而且即便是那些憤怒地將貧困、社會不公，歸於當下市場經濟、資本主義的聲音，也對健全的憲政體制、更為公正的社會的建設，具有積極的推動性。當初西方資本主義，如果沒有「憲章運動」、共產主義運動的衝擊，哪裡會變成現在較為人道、公正的資本主義呢？如果朱學勤真若是連這一切都要否認，或想不到的話，那可真是闊得了得，真是…… 朱學勤所表現出來的這些問題，當然不是個人性的。它們早已不同程度地表現在近十多年來出現的各種思潮或觀念中，如「消極自由主義」、「市場經濟」崇拜、「新保守主義」、「自由憲政論」、「國有資產改制分不如賣說」、甚至後現代等等等等。這些觀點的持有者們，不僅常常生搬硬套西方外來的思想，而且其追求自由與反抗的動機，常常演變成現行壓抑體制的幫襯或辯護。秦暉先生的多篇文章或論著都已做過相當深刻地分析，而我本人也在一些文章中（如《不道德的經濟學的道德誤區》、《自捆雙腳邁大步――自由主義憲政可能嗎？》、《虛擬的路線鬥爭――關於自由主義和新左派之爭》等）做過分析。此處不再贅論。 四 何以繼承魯迅？ 最後我想正面回應一下這一問題：魯迅究竟還有什麼可以值得我們繼承的？ 朱學勤先生說，魯迅「對當權勢力的懷疑，以及由此發生的不合作，是可以繼承的。但是要」「批判地繼承」。我完全贊成。但是當把魯迅判定為無政府主義者，專制主義的精神同盟時，就從根本上抽掉了繼承這一遺產的合法性和邏輯自恰性了，魯迅精神之水的桶，也就散架了。 魯迅的遺產不是沒有極端化的負面成份，而且他對憲政制度的反對，也不是不可以商榷和再思考的。我們所要開掘的最重要的魯迅遺產，並不只是表面的對當權勢力的懷疑與不合作，而是深藏於其後的、超越各種政治意識形態束縛、尋找新的反抗-建設之路的不懈努力與懷疑精神。 而這對於當下的中國思想界來說，首先意味著要超越憲政、市場經濟至上論，和社會主義革命論的簡單思維與對立。中國正處於全面的社會轉型期，它所存在的問題和矛盾，既不是由單純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集權控制造成的，也不是由新興的市場經濟、資本主義造成的。如果可以做簡單概括的話，那很可能是由社會主義的集權特質與資本主義的原始唯利性的雙重接合所造成的。而且加之以美國為首的防華、恐華勢力的擠壓，更造成了中國問題解決的複雜與困難。因此中國思想界也要有勇氣和智慧，面對多重的挑戰與困境。要大膽地「拿來」，將憲政自由公民社會的建設，作為我們當前基本制度模式的選擇，但同時又不迷信它、純化它，看到這種模式可能的弊端，從而對內，盡量縮小或控制放任的資本自由流動與分配所可能造成的貧富差距過大、社會不公正等；對外，清楚認識到市場經濟、憲政體制的訴求，很有可能被反華、恐華勢力所利用，使我們有意無意間成為國家解體的幫凶。 另一方面，也要清醒地意識到，絕對不可能通過重新嫁接或返還舊式社會主義來建構新的和諧、法制、民主、自由的中國。這隻能是一條重蹈專制、暴政的死路。但這並不意味著完全否定社會主義構想中的合理成份。中國人民為社會主義實踐付出過巨大的代價，我們沒有理由，也不應該將其完全拋棄，讓生命的歷史代價，通通打水漂。然而可惜的，社會主義給我們帶來的對公正的訴求和制度遺產，卻在所謂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理論、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旗號的掩護下，被權利、既得利益階層幾乎棄置為烏有。 多種制度模式的多重選擇和多重批判的意識，正是對魯迅的繼承與超越。 對於處於政治權力之外或邊緣的中國知識界來說，制度的選擇與批判，缺少制度實踐的途徑，不容易做到。那麼我們至少應該儘快從非此即彼的論爭和那些簡單的什麼主義的鼓吹中擺脫出來。近十幾年來，這類東西可以說是五花八門、層出不窮。例如什麼學術與思想孰更重要之爭， 什麼「二張戰二王」的吵鬧，什麼東方第三世界的聲音與西方聲音的挑戰，「保守主義」與「激進主義」、積極自由主義與消極自由主義之爭，新「自由主義」與「新左派」之爭，繼承魯迅還是選擇胡適的思想傾向之異，眼下《朱文》更站不住腳的「大學集團」與「報人」、憤青等的百年衝突伏線說；還有各種「民間」重建的訴求，後現代的全面顛覆與反叛，讀經、重拾儒家傳統、重建王道政治的鼓吹等等等等。我並不是說，所有這一切的爭論與說法都是毫無意義的。不能否認，正是通過其中的不少爭論，擴展了我們的知識視野，提高了我們對於革命、保守、傳統、現代、自由、民主、公民、憲政、法制、社會主義、資本主義等一系列重要概念與問題的認識，而且甚至也給予權力體制的運作以正面的影響。但是我們必須清楚地認識到，即便是那些有意義的爭論，也是在思想、言論、行為受到高度控制的條件下進行的，問題的聚焦、知識界相互攻擊的展開模式、言說的方式和分寸等，無不受到體制的高度制約。正是由於制約壓力的無法迴避和又不能不說的無奈，在有價值的思想討論之始，就會發生偏移、錯位，很快陷入為知識界的相互爭論，再加之知識界本身的自私、軟弱、短識和大眾媒體的炒作，結果原本有現實針對性的有意義的討論，就往往流於表面而空洞的論戰、攻訐，甚至變為無聊的口水戰表演。 這當然不是今天獨有的情況，當年魯迅、胡適及其他知識分子，之所以常常陷入過激的爭論、攻訐，也與不自由的政治高壓有直接或間接的關係；只不過今天的情況可能更甚。我們當然不可能指望情況突然好轉，如果是這樣的話，也就沒有必要重省魯迅、重提胡適了。我們應該學習前輩的勇氣、智慧與理性，摒除或盡量少學他們的過激、天真、文人意氣。從而放棄無意義和意義甚少的相互攻擊。只有這樣，我們才有可能始終面對中國的真實問題。這些問題，不可能通過暴力革命的方式解決，但也不可能通過一味的憲政可能性的討論自行消失。我們現在或許最需要的是在憲法的基礎上，使社會各界尋求自由、法制、公正的力量團結起來，像捷克的「七七憲章運動」那樣，去推動中國公民社會的建立。這或許是眼下唯一的道路，但也肯定是艱苦且危險的道路。如果我們沒有勇氣和決心去走這條道路的話，那也請停止不負責任的發言與爭吵，不要讓我們的胡言亂語、自相攻擊，填補體制意識形態的空間，使自己淪為權力與壓迫的幫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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