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人張棗：這必死的「測量員」 | 逝世五周年紀念

親愛的張棗，已經離開他喜歡的詩歌5年了，而對喜歡張棗的人來說，閱讀成了對他最好的紀念，他曾經像個飽經滄桑的長者那樣遠離我們，今天，他又在自己的作品裡像個躡手躡腳的頑童再次向我們靠近......他以足夠的學養、能量和魄力，讓譫妄失足、滿目瘡痍的現代漢語詩歌重新在自己的傳統面前抬起頭來，用韌性十足、風華絕代的古典詩歌精神為現代漢語對話療傷，恢復元氣。在這個意義上，張棗發明出一套既似曾相識又充滿歧義的節奏、情調和意境，用來含納古今中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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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人張棗逝世五周年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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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必死的測量員

雖然，他來到世上是為了活著，我倒寧願認為，他來到這裡是為了死。我模仿了里爾克，說出這句駭人聽聞的話，想把它獻給謝世五周年的詩人張棗。他死去，我們活著，哪個更好，只有天知道。

前不久，在翻譯家芮虎先生的博客里，我看到了張棗一生中最後一張照片：他面頰溫暖，閉著眼睛，安靜地躺在靈柩里，像個熟睡的人。潔凈的西裝加身，胸前放著一頂黑帽，幾株花枝伴他左右。他的兩個兒子，張燈和張彩，站在一旁，望著父親，神情里已有了成人的凝重。其中一個，還弓著腰，湊近他的臉，仔細端詳，彷彿等著父親開口說話。天地一指，萬物一馬，這張照片，也徒然讓我老了幾歲，令我想起張棗在課堂上講起的一個故事：那年那月，一位年輕的登山家死於一次雪崩。多年以後，他的兒子也在攀登同一座山時被雪崩所困。幸運的是，他活了下來，並且發現，不遠處的雪地里露出一具凍僵的屍體，那正是他多年前遇難的父親。兒子認出了他，抱住他，看著他年輕、英俊的面孔，驚呆了。此刻，兒子已經超過了父親死去時的年齡，竟像是一位長者抱著一個青年。父親被那場雪崩永遠冷凍成他青春時的模樣，安詳地睡在他熱愛的事業里。時間在他身上停止了，但世界川流不息，他與雪山一道，成了旁觀者：

這個雪山故事與那張照片是多麼相似啊。張棗屬虎，隕於本命年的圖賓根，葬在湖南長沙市郊的金陵墓園，與嶽麓山悠然對望，似乎有種詩意的測量。如果這世上有靈魂轉世，那麼在今天，另一個世界裡的張棗，也該滿五周歲了，剛好長成一個頑皮的男孩，這也恰好是他留給朋友們的印象（在回國後的一次聚會上，他和老芒克不厭其煩地互敬軍禮，莫名其妙地喜笑顏開）。如果他一不小心，跟著他詩里的那顆「綠扣子」，溜進我們這邊，我忍不住猜想，他那兩個開始長出喉結和鬍鬚的兒子，會用什麼樣的眼神望著他呢？我也不止一次想像，我與他重逢的情形，他會氣喘吁吁地從地鐵里走出來，遠遠地向我招手嗎？他的朋友、學生和讀者，也都整整老了五歲，慢慢靠近或超過他離去時的年齡，在他們各自的生活中，又遭遇著什麼樣的雪崩呢？在一首名叫《娟娟》的詩中，張棗感慨：「我們的掌紋正急遽地改變」。而今，死去的詩人已經不再擔心這些，他重新長出一張娃娃臉。這個頑皮的小傢伙，並不懼怕我們悲欣交集的打量，反而用一個五歲男童的純真目光，溫柔地逼視著我們，那道目光在我們身上繼續生長。甚至，他根本沒有看著我們，而是擺出在他一生中最好的照片里那個姿勢（攝影師是肖全）。時間又退回到1988年的成都，往事和夢境都是黑白色，詩人故意不看鏡頭，側過臉去，長發圍巾，英氣襲人，若有所思，盯著一旁的事物，順著地平線投向無限遠處。相框外是無法描摹的未知旅途，直到今天還在等待著他，像雪山等待著陌生的來客。

這道目光里，或許藏著詩人的父親給他取名為「棗」的秘密：他消隱在百花爭艷的季節（詩人死於他的黃金年齡），卻在萬物凋謝之時泛出別樣的紅暈（他留下的作品為這個庸常急躁的時代補氣安神）。詩人捏著一顆棗子的時間觀，誤入塵網，匆匆來去，在光潔的額頭上舞出燦爛和寂寞，在起皺的皮膚里守著漢語和永恆。五年過去了，我越來越清晰地感到，張棗非但不是一個短命的天才，而是一位長壽的詩人：「那對蝴蝶早存在了」（張棗《梁山伯與祝英台》）。一個人終有一死，他活著時念茲在茲；如今他駕鶴西遊，他的讀者卻日夜詠嘆：

張棗用百分之三百的精確，預支了前世和來生，他把工作與時日都存進漢語的小金庫。一當他寫成所有的書卷，就休息去了，那些數量稀少卻微妙嚴格的詩作，替他在這個世上千金散盡、永葆天真，幫他「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銷萬古愁」。張棗在他的詩中扮成孩童的模樣，與時間中的我們捉著迷藏，冷不防竄上知音的後背，藉以延續詩人的生命。你瞧，在詩人柏樺的左肩上，我們讀到這位悲傷的知己一頁頁懷念：絕對之夜，燈芯絨上衣，我和你；在詩人宋琳的右肩上，我們看到那個漢語的精靈天才般的表演：「我牽掛的客人披著雪斗篷，/說他來自某個久遠……」（宋琳《憶故人》）。沒錯，有一種地道的漢語已經悄悄來到我們身上，我們每讀一遍，詩人就重新降生一回。一個畫外音：漢語是他的命運。張棗走了，卻在我們背後留下孩童的目光；我們老了，但口中的漢語卻滋潤如新娘。那個走在前面的俄耳甫斯總忍不住回頭眺望：

張棗與那些普通逝者不太一樣，生者的悲戚、哀悼和追挽似乎未必適合他（在《親愛的張棗》一書中，我們讀到那麼多友人真誠的紀念）。與其說，他像個飽經滄桑的長者那樣遠離我們，不如說，他已經在自己的作品裡像個躡手躡腳的頑童再次向我們靠近。張棗不是詩歌烈士，他是一位詩歌的隱者。他來到世上，不是為了活著，而是為了死去。就像鐘鳴所說，這是張棗的著魔和中讖：「死亡猜你的年紀/認為你這時還年輕」（張棗《死亡的比喻》），詩人一出生就在測量自己跟死亡的距離。如同梅花落滿南山，詩人的死，將他悄悄列入一串只有少數人的不老名單。「死了，一次次獲得純潔」（木尋《憶張棗》）。張棗短暫卻精彩的一生像梅花凋零成泥，趕著去他喜歡的韻腳里做一場春秋大夢；他的作品卻像棗子一樣愈益香甜，值得我們反覆品咂。正如敬文東先生在張棗逝世三周年的演講中說的那樣，張棗為現代漢語提供了自己的經典，只要還有中國人，張棗就會被記住。因此，這句話要反覆講：紀念張棗的最好方式，就是閱讀他的詩歌。唯有用心閱讀，才配得上一個傑出詩人珍貴的死，才讓我們這些苟全性命者知足地活：

我們必須在閱讀中救活他。少年張棗得湘蜀之靈氣，飽讀詩書，仗劍天涯，風流倜儻；孤懸海外二十載，芬芳驕傲，放浪傾頹，迷人可愛。一卷薄薄的詩集《春秋來信》早已洛陽紙貴，鮮有讀者能夠了解他完整的詩學和創製。張棗逝世當年，人民文學出版社的「藍星詩庫」適時推出《張棗的詩》，那些在時間的南山裡被雪藏多年的優秀作品終於在讀者手中渙然冰釋。除了那首讓他一夜成名的少作《鏡中》之外，更多分量十足的作品得到讀者和研究者的青睞和重視，比如《歷史與慾望》（組詩）、《空白練習曲》（組詩）、《跟茨維塔伊娃的對話》（組詩）、《雲》（組詩）、《大地之歌》、《祖母》、《枯坐》，等等。近期我從朋友那聽說，《張棗詩文全集》已經著手整理和編訂，也將在不久後出版問世，其中包括張棗的詩歌、隨筆、翻譯作品、書信以及友人的紀念文章，是張棗創作的一次匯總。對於所有熱愛張棗和漢語詩歌的朋友們來說，這的確是一件值得期盼的盛事和喜事。

如果把張棗看成是第三代詩人的卓越代表，這並不意味著他的寫作多麼立場鮮明、標新立異或激進時髦（這些恐怕都是一夜曇花），而是在於，他以足夠的學養、能量和魄力，讓譫妄失足、滿目瘡痍的現代漢語詩歌重新在自己的傳統面前抬起頭來，用韌性十足、風華絕代的古典詩歌精神為現代漢語對話療傷，恢復元氣。在這個意義上，張棗發明出一套既似曾相識又充滿歧義的節奏、情調和意境，用來含納古今中西。他像一個漢語中的女媧，在寫作中專心修補傳統與現代的精神斷裂，為漢語詩歌努力撐起華蓋，為當代讀者重新樹立典範。他告訴我們，詩歌既不是附庸風雅，也不是矯情扮酷，既不是凶神惡煞，也不是家長里短。詩歌可以是游移不定的，但一定是和顏悅色的；可以是虛構的，但一定是美妙的；可以是邊緣的，但一定是健康的。

「我叫張棗，我是一個詩人」，這是他每一次的開場白，也是他每一次的告別語，他在詩歌中精確測量了從結束到開始的距離：「只有你，和其他詩人們的死訊/如此確鑿。」（回地《紀念詩人張棗》）詩人是終有一死的，但漢語是永生的。張棗在他有限的光陰中，已經獻出最好的禮物，它正在我們中間傳遞著，而詩人已安詳地睡在自己熱愛的詞語里。那些在酒桌上企圖灌倒他的純潔姑娘們，高喊著他的口號：活著就要大鬧一場。曾經，我們讀他的詩，是他的孩子；如今，他在作品的餘生里幸福地睡眠、成長、遊戲，我們讀他的詩，卻成了他的父親。我們在巍峨蒼茫的雪山上認出他，抱起他：那一刻，你就是我，我就是你。串起這兩個人稱的，是同一道目光和同一種命運，我們正接受它們反覆耐心的測量。

如果將「讀我就是殺我」作為張棗的墓碣文，因為他與自己愛著的作品已經難捨難分，那麼詩人就和他詩中的卡夫卡一樣，都是必死的測量員。他死於愛，必重生於愛。只有這樣，在他走後的漫長午夜裡，我們這些每次都只能成功灌倒自己的人們，才能在這一刻忘情地自言自語：棗，生日快樂。

張光昕，文學博士，青年批評家，現為首都師範大學文學院博士後。有學術專著《西北偏北之詩——昌耀詩歌研究》、《刺青簡史——中國當代新詩的閱讀與想像》，主編《2013年詩歌選粹》、《2014年詩歌選粹》。詩人張棗回國後在中央民族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任教期間，作者曾是他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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