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問題才是中國的當務之急

「我即他者。」

——蘭波

「天道遠，人道邇。」

——孔子

自從現代化、全球化（19——21世紀）以來，中國始終是世界的一個問題。由於這個問題的持續存在，使得「中國的崛起」反而成了當今世界最為頭疼的「發展」悖論。一方面，中國不崛起，不符合全球尤其是西方發達國家的利益，所以美國歷任總統總在反覆強調希望中國走向真正繁榮。

【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對於中國的期望既是真心話，也是一種請求，但不等於讓中國「放任自流」。因此，在西方國家的現實政治中當然會存在一些「遏制中國」的聲音。但其背後的指向都是一樣的：希望中國真正成為「國際大家庭之一員」，害怕中國成為異類。這應該是常識，但可笑的是，在「民族主義」的障眼法大話中，凡「遏制」者都是「敵人」。】

另一方面，正如有識之士看到的那樣，「中國的崛起，把全球的平均文明水平拉低了。」這個斷言暗示了這麼一個事實：中國仍然不是文明國家。「中國的崛起」很可能是一種假象。這樣的「中國崛起」使得全球化需要應對日益繁瑣的「中國問題」，從而讓其他國家付出越來越沉重的代價，並因此拉低全球的平均文明水平。例如，最近一次全球性的經濟危機，無論怎麼說，都與「中國崛起」有關。

那麼，「中國問題」究竟是指什麼？它真的有那麼可怕嗎？本文認為，對於當今世界而言，「中國問題」是指：中國是脫離「全球社會體系」（美國前總統柯林頓提出的概念）的異類；中國是一個無視甚至破壞「普遍法則」的國家。儘管中國加入了許許多多的國際組織、條約、公約等，而且口口聲聲地說「要與世界接軌」，然而，在西方看來，中國一直以來就是一個「不懂規矩」並且「不守規矩」的國家。所以，最後的結果是必然如此的：既然你是一個不講「普遍法則」的國家，你中國就得在世界經濟文化交流中付出代價。因此，中國人一方面「任勞任怨」地為全世界（包括落後的非洲等「第三世界」）打工，一方面滿腹牢騷地喊冤或者耍賴。當然，最終被害慘了的還是中國國內的「老百姓」。

這是中國人假「聰明」、自欺欺人釀造的一杯苦酒！明明國際大家庭在期待你並且希望拯救你，你自己打腫臉充胖子硬撐著不說，還想爭做「世界第一」。這就像一個醉酒的人，大家都勸他不要繼續喝了，他卻在嚷嚷：「接著喝！你們都不是我的對手。」國際交流與競爭其實並沒有什麼玄奧的學問，不過就是尊重「遊戲規則」而已。參與遊戲的人，首先要懂得並且遵守「遊戲規則」，其次要有自知之明。

遺憾的是，中國人既無自知之明，更不會懂得並且遵守「遊戲規則」！為什麼？因為中國人並不懂得、更不會制定什麼「普遍法則」！這個事實，很滑稽可笑，但是也很殘酷。因此，這是一個「血淋淋的事實」！中國人不僅在國際交流中飽受窩囊氣並且遭人嗤笑，就是在國內，由於沒有「善法」（即，好的「普遍法則」）的緣故，中國人之間也相互干仗、彼此投毒。沒有規則或者不講規則的結果，就是經濟交易成本和社會治理成本奇高，中國成了社會效率最低的國家之一。這一點，現實中有大量的例證，不勝枚舉；不信的話，出門就是，你看不到幾個人真的是按照法律辦事的。也因此，中國社會有一種非常奇怪的現象：每個人都在抱怨「沒有自由」，但另一方面每個人都在爭取我行我素的「老子天下第一」的極端自由。

關於中國人不講規則這一點，其實早就有了理論上的闡釋。除了早期的西方傳教士們關於「中國人自私自大」的觀察外，美國著名漢學家郝大維與安樂哲在《漢哲學思維的文化探源》一書中的理論證明更加具有說服力：「在中國文化中表明缺少普遍法則的證據到處存在：神話即歷史論的神話學，從中推演出具體的歷史事件；將神性視為特殊人物的精神性的直接擴展的思想；關於『理』的思想，理是依靠具體的、歷史的合理性實例而形成和加以維護的；以特殊的歷史榜樣為例闡述道德；認為知識和實際效用不可分離的思想；自生的文化同一性造成只關注內部事務的傾向，以至於產生對外部事務的反感和恐懼，等等」。

郝大維與安樂哲的論斷告訴我們，中國人一方面自私自大，一切都以自己為中心；另一方面卻膽小怕事，遇到問題總在企圖一走了之，或者袖手旁觀之。實際上，這看起來矛盾的兩點仍然是統一的：都是無視他人的結果。無視他人，就不可能產生真正的「普遍法則」。所以，在中國，真正的「好人」從來都不是榜樣，「壞蛋」才是真正的楷模。因為天才的崇高追求往往離我們太遠，而壞蛋的追求最容易激起我們內心中的世俗慾望。所以，中國人就像一群「無我」的幽靈，總是一窩峰地去幹壞事，並且擅長用「法不責眾」自欺欺人。

進而言之，中國人不講規則的根本原因，就是郝大維與安樂哲所說的「中國文化沒有超越性」。由於沒有超越性，中國沒有知識論（即，理性的認識論）；而且，由於沒有超越性，中國也沒有倫理學。郝大維與安樂哲認為，「中國人的經驗，無論是成功的還是失敗的，在許多方面都一直是一面鏡子。孔子的對手並不求助於道德理性基礎上的道德形而上學，而是在道德市場上對道德『討價還價』。道德好像是一種土特產。在中國傳統中，規範和結構出自特殊的環境，其問題不是怎樣把抽象的原則引進世界，而是怎樣向外擴張規範，使它們可以適用於更廣闊的可能社團」。

也就是說，中國人總是妄圖外界「就範」於「我」。「我」就是實質上的「大爺」、「家長」、「帝」或者「王」。由於不講規則甚至沒有規則，於是，十幾億「大爺」、「老子」將這個中國折騰得不亦樂乎！社會由此而沙化。所以，幾千年過去了，中國人在精神上仍未出世。這一點也不誇張。好在我們遇到了以和平為基調的「太平盛世」（西方文明主導的世界新秩序），否則，中國人仍將是諸侯割據，每天都在刀刃相見、兄弟殘殺。當今中國雖然表面上「和諧」，實際上仍在延續諸侯割據的政治經濟格局，只是真槍實彈的殘殺有些收斂。

荒誕的是，一部分中國人居然說「西方正在衰落」、「中國正在復興」！實際上，在中西「對抗」開始，中國從來就沒有真正「復興」過，將來也不可能「復興」，而只能破舊立新。相反的是，西方文明在20世紀之初即已實現華麗轉身。其標誌性的學術事件是弗洛伊德、愛因斯坦以及量子力學等重大理論發現。在一定意義上，「二戰」的「插曲」不過是傳統思想殘餘與現代新興倫理的最後一次肉搏性的陣地爭奪戰。所幸的是，最終的結局是後者完勝，西方文明由此鳳凰涅槃。倫理學成為「第一哲學」，「作為倫理意義的上帝」重返人間，民主成為普世價值，「他者」哲學使得文化成為多元。世界新秩序之所以可能，正是基於這些重大理論的取得、普及和運用。世界因此有了更好的「普遍法則」和秩序。

這是知識的力量，是人類認識論與方法論的重大轉折，然而，更是信仰的力量！為什麼西方能夠始終把握現代化進程中的「規則制定權」？因為他們信仰「上帝」。為什麼當今世界和平成為可能？同樣是信仰「上帝」的產物。不過，需要指出的是，這裡的「上帝」並非人格化的上帝，甚至不完全是聖經傳統中所說的上帝，而是當世大哲列維納斯所說的「作為倫理意義的上帝」。「作為倫理意義的上帝」之出現，正是西方文明又一次超越自身的體現。

世界和平有賴於東西方的普遍道德覺悟。在這一點上，20世紀的歐陸哲學與英美哲學可謂殊途同歸。歐陸哲學完成了從「絕對自我」向「絕對他者」的轉變。英美哲學則認為，應該「拋棄把民主看作某種制度性的、外在的東西這種習慣，而養成把民主看作個人的一種生活方式這樣的習慣」（杜威的論點），民主其實是道德實踐。遺憾的是，作為東方的主體之一的中國並未出現絲毫的道德覺悟。列維納斯在《<塔木德>四講》一書中說：「人類在他們的本質上不僅是『為己者』，而且是『為他者』，並且這種『為他者』必須敏銳地進行反思。」然而，中國及其國民仍然是麻木而自私的「為己者」。

列維納斯還說：「上帝是最傑出的他者」，然而，中國人並不信仰上帝，並不知道「上帝」不僅僅是宗教的，更是政治的、倫理的甚至科學的。我們寄希望於中國的社會精英們覺悟，然而，他們比普通百姓更加的執迷不悟。列維納斯指出：「我們都是知識分子……知識分子是拒絕國家利益的人，即講真話的人。」令人失望的是，中國沒有這樣的「知識分子」，中國只有成群結黨的「知識販子」。而且，中國人拒絕接受「人權大於主權」的現代政治原理（——在這一原理下，「上帝」拯救的不再是民族或國家，而是個人）。所以，中國的社會實踐沒有理性看護，也沒有道德含量。沒有理性，就不可能信仰。無論是神學、倫理學中的上帝，還說世俗生活、政治實踐中的法則，中國人一概拒之門外。

中國人的中國式的「絕對自我」，造就了中國模式的權力本位（——通俗的叫法是「官本位」）。這種政治上的權力本位阻斷了任何「啟蒙運動」的可能性，並且，抑制住了任何社會個體的生命權力（包括他們的自由、創造性和獨特價值甚至生命意志）。因此，政治權力人格化的結果，就是嚴重而畸形的人身依附關係。人身依附是一種「古代法」，它使得契約成為不可能，社會成本由此無窮大，因此，中國人要想做成任何事情，惟一的辦法就是依附於權力。也因此，整個民族與國家就像老牛拉破車，並且深陷於泥淖之中。

人文精神的無法成長，就是文化的衰敗，人格的殘疾。中國人至今只有類型特徵，而無殊型特徵。中國民間尚有「一娘生九子，九子九樣型」的說法，然而，當今中國人在精神上不是生育，而是純粹的克隆。也就是說，中國人在人格發育上是不斷萎縮的。而西方文明的進步體現在對「人」的不斷重新認識上，因此西方人的人格塑造不斷翻新和提升。文藝復興點燃了個性解放的火種，並導致了「人的發現」。在接著的啟蒙運動中，出現了「理性萬能論」、「人無原罪論」等等。然後是宗教改革，人似乎在一步一步地擺脫「上帝」，走向獨立自主。這種理性崇拜最終導致了英雄崇拜。因此，專制主義、極權主義應運而生。直到後現代，西方文明的不斷反思終成正果。後現代主義重新發現了「人」，它認為，人類個體的異質性才是人的真正的存在；而這種存在卻是由外在性所決定的，即由他者的異質性互補和對立的關係所決定的。所以，大寫的「人」死了。「上帝」重新回到人間。「上帝是最傑出的他者」！

而我們中國人則斤斤於「我」，做「絕對自我」，做大寫的「人」；不像西方的外在超越之路，中國人走的是「內聖外王」的所謂「內在超越」之路。在這種絕對權力意識的支配之下，中國人必然像魯迅所說的那樣，只能做兩種人：求作奴隸而不得的人和暫時做穩了奴隸的人；而且，「奴才比主子更維護專制制度」。這種「主子」和「奴才」角色的奇妙統一，使得中國人在自私自利的同時，也擅長自殘自虐進而自宮。要命的是，這是一種中國人人格的整體性的社會結構，在沒有遭遇異質文明的致命性的「解構」之前，是難以做出任何變化的。台灣和香港就是例證。

中國人的這種「主奴意識」，而不是西方式的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意識，使得中國歷史總是無法躲開「天花板」現象（——「天花板」是美國思想家、漢學家史華慈發明的概念，指中國人對於最高權力的無能為力），並且導致中國的知識界總是做著「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迷夢。而在現實的世俗政治生活中，由於公共權力無法建立起來，所以中國人的「私域」總處於晦暗不明的狀態之中，於是，每個中國人都想在「公域」中撈一把、揩點油。這就導致了中國是一個表面上奉行「國家至上」暗地裡牢記「私己至上」的國家。而且，這種「家」、「國」不分可謂自古皆然。從公元前2000多年的夏朝的創立者禹開始，中國延續了幾千年的家長制社會。「家、國不分」亦即公、私不分，使得社會正義沒有底線，而且「普遍法則」永遠地付之闕如，社會治理只能「重刑輕民」，而且僅僅依靠「春秋決獄」而不是「良法之治」（此即亞里士多德對於「法治」的簡潔概括）。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儘管試圖解決這個問題的人不一定知道這個問題的本質所在），中國出現了許許多多的「救國論」版本，例如「武器救國」、「強身救國」、「科技救國」、「立憲救國」、「文化救國」、「制度救國」等等，尤其是五四時期的「民主」與「科學」更為激動人心。然而，直到「改革開放」，就是沒有人明確地喊出「信仰救國」或者「道德救國」。即使喊了類似的聲音，吶喊者也無法意識到「信仰」、「道德」本身的複雜性、歷史性和「異在」性（此即，中國本無「信仰」、「道德」的傳統）。包括主流的「以德治國」這句口號，也是站在中國式的舊道德的基礎上的。值得慶幸的是，中國民間已經率先走了一步，很多人開始尋找足以化解精神生活苦悶和壓力的宗教信仰。接著，一些具有先見之明的非主流學者開始關注此類現象。而在我看來，這股社會思潮首先是得益於全球化的。也就是說，中國人必須理解、包容直至吸納作為異質文明的西方。

說了古今中外這麼多的典故和事理，無非是想告訴諸位：信仰對於中國人來說，已經成為迫在眉睫的精神需求。因為惟有信仰，才能達成社會共識，才能超越一己、一集團的私利，而形成中國亟需的「普遍法則」。試想，一群沒有信仰的人，能夠制定出真正的「普遍法則」嗎？不可能！絕對不可能！他們就是連「自覺」也很難做到。一群沒有信仰的人，如果掌握了「公共權力」，他們只會強迫其他人取消他們的信仰，跟著做無神論者。眼下的中國要走向真正的——作為信仰體系、道德實踐、市場機制、工具理性的——民主，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因為，即使某位領導大發慈悲，現在就強制推行民主制度，未來的中國仍然會遇到由於信仰缺失所累積形成的「民族劣根性」的難題。所以，無論怎麼說，信仰都是中國的當務之急！

在這裡，也順便澄清一些認識誤區。有的人認為，信仰就是做虔誠的基督徒。這是不完全正確的。因為信仰應該是多元的，宗教狂熱曾經製造過很多歷史性的悲劇，而且宗教的原教旨主義至今仍在某些區域製造血腥。本文所說的信仰，既是一種超越性的認識論，又是一種倫理學的實踐論。因此，信仰與理性應該是相互照應的。

另外一個認識誤區是，認為中國人不缺信仰。關於這一點，劉亞洲將軍的文章《怎樣拯救中國人的靈魂？》足以作答。他說道：「西方人進教堂是為了解脫精神上的苦難。中國人進廟宇是為了解決實際生活中的苦難。西方宗教的神在受苦，人民不受苦。東方宗教的神在享樂，人民在受苦。這就是東西方宗教最大的區別。」對於中國人什麼都「信」，他總結道：「什麼都信，恰恰就是什麼都不信。中國人心中沒有永恆的神的位置，再說深一點，就是沒有終極性的文化精神追求！這種人是不會把自己的關心範圍擴大到家庭、甚至個人以外的。如果擴大出去，一定就是傷害別人。這樣的民族怎麼能不是『一盤散沙』？」巴金也在《小人、大人、長官》中歸納道：「對長官的信仰由來已久。多少人把希望寄托在包青天的身上，創造出種種離奇的傳說。」誠哉斯言！

中國人如何「仰望星空」？信仰也！惟有信仰，才能真正解決中國的問題，而且，信仰（自由）是長久之策。惟有認識到這一點，中國的社會轉型才會出現實質性的啟動。抱殘守缺，泥古不化，自高自大以致作繭自縛，都是毫無前途與希望的。也只有信仰，才能拯救中國人於水火之中，成為真正的「人類之一員」，並且讓中國從此擺脫種種不光彩的國際形象和人格特徵。

這，就是本文所強調的「破舊立新」而不是繼續的毀壞下去。信仰，幾乎橫跨任何社會領域。信仰，聯接著文化、制度與人心，直到自然系統、政治系統和經濟系統。信仰，將極大地化解社會轉型所需的政治成本，甚至降至為零。信仰，也將是未來中國最大的「生產力」和「軟實力」。信仰亦將徹底激活中國人幾千年不得排遣的聰明才智與道德勇氣，讓「中國要為世界做貢獻」（毛澤東）成為不久的現實，從而形成未來人類社會的巨大思想寶庫。因為中國人由於沒有信仰，的確壓抑得太久太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