憤青並不是當代產物,細數歷史上的「憤青」誤國  【藤枝投稿】

(岳敏君油畫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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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憤青,貌似是一個新近才流行起來的詞語,但實際上憤青這個群體這個群體本身的歷史卻遠比這個詞要來的久遠。自從中國第一次遭受亡國之辱後他便已經產生,並在此後的歷史中給中國留下了深刻的烙印。本文將通過梳理憤青們的歷史,以史為鑒,讓今日的我們認清憤青的真面目,避免被其極端的行徑所綁架,重蹈古人的覆轍。

(岳敏君油畫作品)

首先先解釋一下什麼是憤青:「憤青」是指思想偏激、情緒化,有極端民族主義、民粹主義、沙文主義思想、言論和行動的青年。「憤青」同時具有四個基本特徵:一是思維的情緒化、非理性化、簡單化。「憤青」容易衝動,容易被激怒,喜歡謾罵,不喜思辨,不善於推理論證。二是標榜愛國,動不動以愛國者自居。三是輕言戰爭。動不動就「犯我中華者,雖遠必誅。」四是拒絕妥協。對意見相左之人進行人身攻擊,絲毫沒有協商討論的餘地。憤青們的產生,往往跟一個國家之前所受的屈辱有關,屈辱越大,憤青越多越極端,一個強大自信的國家往往不會有強烈的憤青情緒。憤青的產生來源於心理的巨大落差,一個備受屈辱國家的國民由於曾受到非人的歧視,有著深深的自卑感,所以其在略微強大之後,便會焦急的想要證明自己的價值與地位,一旦得不到別人的肯定,便會怒火中燒,以自傲的姿態和極端的方式發泄情緒,處理事件。這個特點將在接下來的歷史梳理中變得格外清晰。

北宋「靖康之恥」,宋朝丟掉了半數的領土,臣民流離失所,皇帝淪為階下之囚,對於一向自認為是中央之國的宋人造成了深深的陰影與悲憤,而這股悲憤,更是隨著岳飛之死達到了頂峰。從此,「主戰」成了大宋的政治正確,成為了判別一個人忠奸的風向標,借著這股悲憤,憤青們第一次登上了歷史舞台,並開始發揮作用。

蒙古崛起之後,以勢如破竹之勢進攻金國,金國危在旦夕,宋代的憤青們此刻終於找到了「大展宏圖」的機會。蒙古雖然連連取勝,但始終無法消滅金國,蒙古人認識到如果想儘快滅亡金國,光靠蒙古不行,必須要聯合南宋,一同夾擊,才能一舉成功。(成吉思汗曾以此訓誡眾子)。於是蒙古向南宋派出了使臣,請求聯合攻金。金哀宗知道後,大驚失色,他知道此舉一來,金國必亡,但他並沒有喪失信心,他相信他可以說服南宋拒絕聯盟,至少不進犯金國。金哀宗是個聰明人,他清醒地認識到,剛剛崛起的蒙古是金國最危險的敵人。為了救亡圖存,必須集中力量全力對付蒙古。他一改金國歷代與宋朝為敵的做法,不再發動侵略宋朝的戰爭,並派人到光州(今河南潢川)一帶,四處張貼告示,告諭宋界軍民,今後不再征伐南宋了。他相信他的誠意可以說服南宋。使臣臨行前,金哀宗反覆囑託使者要努力爭取南宋的支持,竭力陳述唇齒相依的道理。金哀宗說:「蒙古滅國四十,數年前已滅西夏,我大金國若滅亡,下一個亡國的肯定是宋國,唇亡齒寒,自然之理。如果宋國能和金國聯合,既對金國有利,也對宋國有好處。作為使臣,你一定要把這個道理好好講給宋人聽!

如果當時南宋對蒙古的滅金戰爭選擇援助金國或至少選擇不作為,那歷史有可能就真的改寫了。然而,靖康之恥激起的全國性的仇金情緒,造成南宋外交戰略失誤。雖然當時有清醒之人反對,但很快被瀰漫全國的仇恨所淹沒。金哀宗得到的不是宋人的承諾,而是死亡的喪鐘,蒙古聯宋不久後,金國滅亡。

在民族存亡的關鍵時刻,南宋不能理智地放下已經過去一百多年的仇恨,反而尋求自掘墳墓的滅亡之道。目光短淺的宋朝君臣把宋朝與蒙古聯合滅金看作是報靖康之恥、建立不朽功業的天賜良機。為誘使宋朝聯合蒙古滅金,蒙古答應滅金後將河南歸還宋朝,南宋朝廷認為有利可圖,於是出兵北伐。按照與蒙古達成的協議,宋朝軍隊兩萬人在大將孟珙率領下,攜帶盟約規定饋贈給蒙古軍隊的糧秣三十萬石,抵達蔡州城下。金國滅亡後,南宋如願分得了一部分領土,而最終的結果是南宋親手毀掉了自己的藩籬,實屬自毀長城之舉。

事情本可到此為止,遺憾的是,南宋並不滿足於分得的土地。一個「憤青」提出了著名的「據關阻河,光復三京」北伐蒙古議案。意思是趁蒙古在中原立足未穩,把蒙古人趕到黃河以北,再以重兵防禦潼關—黃河一線,與蒙古隔河而治。南宋朝野被這封不切實際的奏摺深深打動,不懂軍事的文人們紛紛主戰,不顧滅金戰爭中同蒙古並肩作戰的將領們的反對,(南宋缺乏馬匹,騎兵很少,軍隊機動性極差,以至於勝則不能追而殲之,敗則無法逃脫,勝則小勝,敗則大敗,野戰幾無勝算)終於走出了錯誤的一步,南宋大軍北伐蒙古。結果北伐大軍全軍覆沒,安然南返者十中無一。蒙古大汗召開最高軍事會議,略曰:「今諸國已服,唯江南一隅,尚阻聲望。朕願躬行天討……」於是乎,蒙古三路大軍南下,南宋滅亡

但宋朝的滅亡並不意味著憤青的消失,他們在幾百年後再次粉墨登場,為我們再一次導演了一部「人間喜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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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禎帝勤政廉政,為什麼最後鬧得亡國上吊?原因之一就是被「憤青」現象所綁架。崇禎本有機會力挽狂瀾(至少可以延遲王朝的滅亡,至少撐過他這代),救大明於水火之中,甚至成為王朝的中興之主。但是,「憤青」們再一次在風口浪尖之時將天下推向了萬劫不復之地。

松錦失守之後,明軍主力被殲,所謂的收復遼東至少目前來看已是痴人說夢。但由於無論是努爾哈赤還是皇太極都有與明朝議和的意願,崇禎便想和清軍議和,以便整肅內部,專心對付李自成。兵部尚書陳新甲暗中與皇帝籌劃講和。皇太極曾主張分界而治,提出「兩國和好宜先議定疆界」。皇太極熱情接待了馬紹愉等明朝來使,給予他們優厚的賞賜,經過半個多月的談判磋商後,農曆六月三日,在馬紹愉等人離開盛京時,皇太極派官將他們送到十五里之外設宴餞別,並命軍士將使團護送到明朝控制的連山(今遼寧省葫蘆島市連山區)境內。

皇太極給崇禎皇帝寫了一封長信,托馬紹愉轉呈。信中,皇太極在追溯了後金(清)與明朝開戰的歷史淵源後,又談到儘管清兵已處勝勢,但仍願議和通好,只要將遼東大部劃歸後金統治,並封皇太極本人為王,後金與大明就化干戈為玉帛,重修於好。其實此時的皇太極雖然連連取勝,但仍感覺沒有把握消滅大明這個龐然大物,就像他自己曾說的:「大明可以輸個十次八次,但我們只要輸上一次就會滿盤皆輸。」可以說,此時的明朝內憂外患,後金又有和解的意願,可以說是天賜良機。雖然這樣做損害了明朝的威望,卻可以平息戰火,國家得以休養生息,集中力量對付內部的流寇。就算心有不甘,也可以學習漢朝的先例,先忍氣吞聲,在羽翼豐滿之後再報一箭之仇。崇禎帝也正是看到了這一點,才決定議和。

不料,當馬紹愉返回京師,將議和的情況寫成書面材料呈送給他的頂頭上司、兵部尚書陳新甲後,陳新甲因為著急上朝議事,就將信件隨手放在几案之上,他的書童誤以為是「塘報」(朝廷抄送諸臣的報告),未請示陳新甲就拿出去交給各部門傳抄。這一下可惹了大禍,本來是保密的議和經過,一下子被群臣百官閱覽,朝野為之嘩然,很多大臣紛紛上書彈劾陳新甲貪生怕死、妥協求全、私定議和條款。崇禎皇帝極為憤怒,起初他還想袒護陳新甲,對他的大意泄密沒有追究,還將大臣們的奏疏壓下不發,希望不了了之。但過了不久,輿論鼎沸,難以平息,迫於壓力,一向以中興君主自居的崇禎皇帝在思想上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他的內心不願意給別人留下一個無法應付時局、向「蠻夷」低頭的印象,感到議和是自己的恥辱,於是將責任一股腦兒地推給陳新甲,降旨責令陳悔過。

實際上,崇禎皇帝很信賴和賞識陳新甲,這個處分完全是為了平息朝廷中的輿論,就處罰來看,是十分輕的。事到如此,雖然議和之事已不能再提,但陳新甲若能識時務明哲自保,還是可以保全性命和官位的。然而陳新甲明顯不夠老練,他覺得議和自始至終都是在皇帝指示下進行的,自己並沒有在其中增添額外內容,便有恃無恐,不但「不引罪,反而自詡其功」,更引用皇帝給自己寫的敕諭中的話語為自己標榜。陳新甲的言行終於使崇禎皇帝惱羞成怒,下令將陳新甲處死。崇禎帝這樣做雖然保全了面子,卻又一次關上了本是由他授意打開的議和大門。一次本來很有成效的議和,一次可以改寫歷史的救國良機,表面上是因為崇禎皇帝死要帝王的面子和陳新甲的不謹慎導致最終草草收場,實質上是朝廷內外為「憤青」的思維定式和輿論所綁架。就像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楊嗣昌在上疏中指出的:「我朝撫賞為弱敵之第一策」,是為國家「久遠真切之計」。無奈滿朝文武之中,持這種見解的人少之又少,而且不敢公開說出來。正確而理性的建議在憤青們歇斯底里的謾罵中消失的無影無蹤。

但如果憤青們僅僅是這一次精神失常,國家還不至於陷於萬劫不復,可是腦殘的憤青們是不會就此打住的,他們又迎來了宣揚他們「愛國主義」的機會。李自成大軍挺進山西,兩個月就可攻進北京,形勢刻不容緩。大臣李明睿建議南遷,他認為,只要向南進行戰略轉移,就能緩過氣來。當年宋高宗趙構毅然南渡,在杭州建立了繁榮富庶的南宋,趙家天下又延續了150多年。大明無論從國力還是軍力上講都比當時的宋朝好得多,關鍵是成祖當年遷都北京時,設南京為陪都,有一套完整的行政體系在。李明睿敦促:只要您下決心南下,東山或可再起,大明中興有望。沿途的河北、山東、江蘇的情況目前還不錯,安全不是問題。總之死守北京就是等死,儘快動身為好。誰知,宰相陳演反對南遷,故意把消息捅出去,弄得沸沸揚揚,謠言四起,人心大亂。他還指使人上奏章,攻擊南遷是別有用心,是「邪說」,要求嚴肅處理李明睿。絕大多數官員和「憤青」們站在一起堅決反對南遷,為什麼呢?因為士大夫階層長期被正統教育洗腦,堅信撤退可恥,在政治上不正確;加上如果南遷,官員們的美宅良田不可能帶走,丟了北京還不知便宜誰。最要害的問題在於,南遷之後,南北兩個政府一合併,肯定要裁員,官員們思量的是:自己的地位有可能不保,因此唱高調唱了一個多月,李自成大軍此時已攻下了居庸關和昌平,北京危殆。崇禎終於忍不住了,毅然決斷立即南遷,但此時李明睿嘆了口氣:「沿途我軍都被打散,北京城連只蒼蠅都飛不出了。」後北京陷落,崇禎卒,大明亡。

看到這裡,或許有些人會問,那些憤青後來怎麼樣了呢?有沒有殊死抵抗,以身殉國?答案是沒有,如果說宋朝的憤青還有骨氣,敢於為了氣節投海自盡。那麼明代的憤青與之相比,不過是一群流氓,他們早已在身上大貼「順民」排隊迎接入京的闖王了。不過對於這幫前朝餘孽,李自成一點都不感冒,他們換來的不是榮華富貴,而是劉宗敏的一頓皮鞭,在劉宗敏的酷刑之下,大臣們供出了7000多萬兩他們私藏的白銀,相當於明朝政府十年的財政收入,而當時崇禎苦苦哀求他們捐獻餉銀資助軍隊,救國家於水火時,所獲餉銀不足20萬兩。

歷史上的憤青是如此,那麼如今的他們又是如何呢?那些說著「寧肯神州不長草,也要收回釣魚島」的愛國青年們,你們可曾上過戰場,見識過戰場的殘忍與血腥?言戰者不善戰,善戰者不言戰,愛國不一定要喊打喊殺,更不是誰嗓門越大誰就更加愛國。如果你的愛國行為導致的是不顧現實的盲目自大,百姓的生靈塗炭,請問這是愛國還是誤國?如果神州真的不長草了,中國真的不存在了,請問你們的愛國又愛給誰呢?

(岳敏君油畫作品)

以史為鑒,切勿重蹈覆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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