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新雷：孔尚任和《桃花扇》研究的世紀回顧（zt） - 戲曲漫話 - 國學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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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新雷：孔尚任和《桃花扇》研究的世紀回顧（zt）

孔尚任和《桃花扇》研究的世紀回顧吳新雷（《南大學報》1999年第2期）孔尚任（1648-1718），號東塘，自稱雲亭山人，是曲阜孔子的64代孫。他在清聖祖康熙三十八年）完成的悲劇名著《桃花扇》，歷來受到讀者的好評。進入20世紀以後，隨著文藝思潮的新生和演變，花扇》的史識和藝識新見迭出。到了60年代，對孔尚任《桃花扇》的評價眾說紛紜，在極左和政治風浪中，經歷了波折，甚至一度遭厄。新時期以來，從否定之否定走上正常的學術爭鳴，桃紅柳象更新，從而使劇中侯方域和李香君兩個藝術形象的評析也得以正本清源。再加有關孔尚任詩文和傳記新發現，促進了問題的深入探討。現將近百年來這方面的學術概況，分期簡述如下。一、前半世紀評家的推崇 20世紀之初，王國維自1908年至1912年鑽研中國戲曲，曾極口稱讚元劇之文章，但卻認為不及《桃。他在《文學小言》中說：元人雜劇，辭則美矣，然不知描寫人物為何事。至國朝之《桃花扇》，則矣！王氏指出，在刻畫人物性格方面，《桃花扇》是中國戲曲史上無與倫比的傑作。1915年，吳梅為暖紅室校訂《桃花扇》後，寫了一篇題識，並在所著《顧曲麈談》中讚揚此劇不獨詞曲之佳，即科白對偶，亦無一不美。1918年7月，他又寫了《桃花扇傳奇跋》，專論其藝術成就說：東塘此作，閱之久，凡三易稿而成。自是精心結撰，其中雖科諢亦有所本。觀其自述本末，及歷記考據各條，語語可。自有傳奇以來，能細按年月確考時地者，實自東塘為始，傳奇之尊，遂得與詩文同其聲價矣。王國梅是20世紀中國戲曲史學科的開創者，他倆對《桃花扇》的藝術評價很高，但都沒有觸及孔尚任的身世的思想內容。在清末民初，能結合文藝思潮來探索孔尚任《桃花扇》主旨的學者，當推梁啟超為第一人年，他在《小說叢話》中首先揭示了《桃花扇》的民族主義實質，他說：《桃花扇》於種族之戚，不敢十分明言，葢生於專制政體下，不得不爾也。然書中固往往不能自制之使人生故國之感。……讀此而不油然生民族主義之思想者，必其無人心者也。（註：阿英編：《晚清鈔·小說戲曲研究卷》，中華書局，1960年版，第314頁。）作為維新派的代表人物，梁啟超提出文界革命，強調小說戲劇能開發民智，促進變革。早在19他自己就著手創作了具有革命精神的《劫灰夢傳奇》和《新羅馬傳奇》兩個劇本，宣示其創作主旨是精神。從這種思想基礎出發，梁啟超特別張揚《桃花扇》的民族意識。他的論點，影響深遠。他偏愛手不釋卷，即使航海出國，也必帶此書，偶有所觸，綴筆記十餘條，最終在1925年8月完成了對《》的校訂注釋工作（註：梁啟超：《桃花扇注》，上海中華書局於1936年輯入《飲冰室合集》，列為專十五種。1940年用《合集》紙型出版單行本，分上下二冊。1941年在昆明再印。1954年文學古籍刊印社書局紙版重印。），梁氏在書首附有《著者略歷及其他著作》一文，考述了孔尚任的生平和經歷，指出贊禮就是雲亭自己寫照，眉批是雲亭經月寫定的，又考出孔尚任性情恬逸，夙精音律成有好古之癖，是一位歷史戲劇家，專好把歷史上實人實事加以點染穿插，令人解頤。梁啟就是一位學識淵博的史學家，他對《桃花扇》的注釋，主要的便是勾稽史實，對正反兩方面的歷史人物、李香君、史可法、左良玉和馬士英、阮大鋮等作了十分詳盡的史料考釋和辨正。梁氏對《桃花扇》中史實不符的描寫，均在注中一一揭示。他以治史的方法來研究歷史劇，忽視了文學與歷史的區別，對孔筆法苛求太甚。特別對於《沉江》一出，他認為與史可法殉難於揚州的史實完全不合，於是便進行了一訂正的工作。梁氏也知道歷史劇不等於歷史教科書，承認劇場搬演，勿作事實觀也（第四十齣注二既非作史，原不必刻舟求劍也（第七出注一）。但總的說來，梁啟超之注《桃花扇》，史識多而藝識是他的局限。受梁氏影響而以史識來研究《桃花扇》的論文，有薩孟武的《由〈桃花扇〉觀察明季的政治現象》〈桃花扇〉談到明代沒落的原因》（註：載於1933年《中央時事周報》2卷25、27期及29期。），還有《〈桃花扇〉里的民族魂》（註：載於1934年8月《民族文藝》1卷5期。）。至於進一步研究孔尚任生則有容肇祖發表在1934年4月《嶺南學報》3卷2期上的《孔尚任年譜》。容氏以孔繼汾《闕里文獻考》七的《孔尚任傳》為基礎，排比了孔尚任一生的歷程，優點是對孔尚任的詩文作品進行了編年，但在事方面失於簡略。這期間，在各家編撰的《中國文學史》中，孔尚任《桃花扇》是必定列舉的文學名著，而且公認它亡國哀感的歷史劇。如謝無量《中國大文學史》（1918年）、趙景深《中國文學小史》（1928年）、《中國文學史概要》（1931年）、賀凱《中國文學史綱要》（1933年）、林之棠《中國文學史》（19、張長弓《中國文學史新編》（1935年）、陳子展《中國文學史講話》（1937年）、胡云翼《新著中國》（1940年）等等，對《桃花扇》都一致推崇。從30年代初到抗日戰爭爆發，《桃花扇》成為使大家激勵奮發的古典作品，《桃花扇·餘韻》哀江南》套曲成了中學國文課本中的必讀篇目，形成了《桃花扇》熱（註：見黃裳：楊龍友，書》1980年第期）。）。抗戰期間，中華書局在昆明重印梁啟超的《桃花扇注》，劇中的民族主義情起了讀者的共鳴。1943年4月，在西南聯大師範學院主辦的《國文月刊》第21期上，發表了方霞光的《花扇新序》，道出了當時國難當頭、民族救亡者的識見。方霞光認為《桃花扇》是明亡痛史，文中侯李的戀愛，不過是賓，是襯托；桃花扇一詞乃出於杜撰，或別有寓意（方氏認為是針對權奸阮大燕子箋》而發的）。而所稱扇上所系的南朝興亡治亂，卻倒是作者所要認真評述的。他對於這亡國之原之辨，看得很痛心，很透徹，所以才用一種歷史的態度來撰作這一部傳奇，微言大義，有所寄託，我們用心去領略。……其中人物，各具個性，大約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為成仁取義，廉節自守的英雄義士一類是求名騖利、卑詐下流的奸佞小人。前一類人奮鬥、吃苦，不屈；後一類人偷安，享樂，投降。刻，活靈活現。方霞光特別欣賞《桃花扇》第三十齣對史可法沉江的描寫，認為那是一篇最好的文章，讀之令人雖說他是在南京未陷之前死守揚州，城破之時，被多鐸殺了的，沉江之說，與事實不符。但史公死事之是眾人承認的。方氏分析孔尚任不寫史可法死於揚州而虛構沉江殉國的原因，除了要造成戲劇的氣外，更主要的是為了避免直接描述清兵的罪行。因為清代的文字獄多極了，作者是只能如此。事實寫史可法在揚州殉難，則勢必觸及清兵在揚州屠城的慘禍。我們得體諒作者那時的政治環境。試寫的事情與清人關係極多，而卻避免，一字不及，那可想而知作者怨恨之極，只能作無言之斥責了。述，可說是方氏獨到的見解。綜上所述，在20世紀的前半個世紀中，《桃花扇》作為古典文學名著，獲得了讀者的廣泛傳誦。至的研究工作，也已初步展開，但發表的學術論文不多；由於受到梁啟超的影響，學者偏於歷史的研究，的研究少了些。學術界對孔尚任的傳記材料挖掘不夠，對其生平、思想尚未深究。二、新風氣、新成績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學者們認真學習馬列主義，運用唯物辯證法和歷史唯物論來評介古典文學在學術界形成了良好的新風氣。據初步統計，50年代發表在各地報刊上有關孔尚任和《桃花扇》的研究就有25篇之多，超過了前半世紀之總和。1951年月10日的《光明日報》，發表了范寧的《〈桃花扇〉尚任》，文中考述了孔尚任隱居石門山以及為康熙皇帝識拔而出仕的經歷，又論述了他倦於為吏而桃花扇》的夙願。1954年5月24日，《光明日報》副刊《文學遺產》第7期發表了馬雍的《孔尚任及其?〉》，馬文評論此劇不僅在寫作方法和文字技巧方面，有許多地方是值得我們學習的；而且在對於?、人物的看法和處理上，也有許多地方，是難能可貴而值得我們提出來表揚的。文中指出：《桃花內容方面最突出的一點，就是民族意識的特別濃厚，尚任借著對故國的追懷，對民族烈士的憑弔和的譏諷來發抒他的民族意識。同年8月29日《文學遺產》第18期，又發表了陳志憲的《關於〈桃花扇些問題》，陳文分二節，第一節論歷史題材，認為《桃花扇》所選的題材，幾乎是句句可作信史，史劇家在他所處理的題材範圍內，往往還是有他創造的地方。文中以香君卻奩、四鎮爭位、史可法沉良玉殉忠四齣戲為例，按之史實，均大有出入，但這虛構是以史實為根基的，不是作者隨意擅變而是著意經營的地方，是文學作品所允許的藝術創造。第二節論主題的積極性，認為它是企圖以歷、民族氣節來警惕人心，激勵後代的，從這一點說，《桃花扇》真是中國民族戲劇中具有極豐富的義和愛國主義思想內容的傑出作品。與陳志憲的觀點相呼應，宋漢濯在《西北大學學報》1955年第4期《〈桃花扇〉的愛國主義精神》，趙儷生在同年10月號《文史哲》上發表了《論孔尚任愛國主義思想淵源》，趙文首先肯定《桃花扇》含蘊著充沛的愛國主義思想，但接著提出問題：孔尚任是康熙帝識的，榮寵之極，怎麼能寫出《桃花扇》這樣的作品來，他的愛國主義思想的根源何在？趙文進行了考證，追尋到三方面的社會根源：一是明末滿兵入侵，大掠山東諸府州縣，當地人民曾受到嚴重的焚，因而對以後的清朝統治者很早就埋藏下仇恨的種子。這種民族仇恨的普遍心理，孔尚任絕不不到的。二是孔尚任曾於康熙二十五年奉命到淮、揚治河，接觸到冒襄、龔賢等明末遺民，這些交的事迹，在孔尚任為了寫作《桃花扇》而積蓄史實資料、而引發愛國情操的過程上，都是有著極重大的。三是顧炎武、顏元的學風對孔尚任也不無啟發。所以他的愛國主義思想雖然從外形看是越來，但在實質上是更牢固、更深廣了。在此期間，王季思帶著蘇寰中和楊德平二位弟子，開始校注《桃花扇》的新讀本。王季思在1956年出了《〈桃花扇〉校注前言》，先發表在1957年第1期《文學研究》上，《前言》共分九節，對《桃花思想與藝術作了全面的評析。其中論證了《桃花扇》的愛國主義思想和現實主義精神，簡要地介紹了孔生平事迹，闡述他是怎樣借傳奇中男女主角侯方域、李香君的離合之情，寫南明一代興亡之感的？兩方面的人物形象以及曲詞賓白和結構藝術也都作了深入的分析。校注本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初版於1958卷首序目經過調整後又於1959年4月重新出版，嗣後多次重印，在讀者中產生了廣泛的影響。當時的?編的多種《中國文學史》中，有關《桃花扇》的論述，基本上都追步王注本《前言》的思路。從1958年到60年代初，各地報刊發表的評《桃》論文已開始注重藝術分析，並著重討論藝術真實和實的關係問題，大家在歷史劇是藝術品而不是歷史書的論題上取得了共識。對於《桃》劇中人物形造和編劇技巧，也是這一時期大家討論的重點，如黃天驥《略論〈桃花扇〉藝術特徵》（註：見《中山報》1958年第1期。），聶石樵《略談〈桃花扇〉》（註：見《文學遺產增刊》第六輯（1958年5月。?凡《〈桃花扇〉筆法雜書》（註：見《劇本》1959年9月號。），段熙仲《柳敬亭--〈桃花扇〉里民?輝煌形象》（註：見《雨花》1961年8月號。），曹振祥《孔尚任和〈桃花扇〉》（註：中華書局1961的中國歷史小叢書之一。），王毅《由歷史人物到戲劇人物--從〈桃花扇〉中的楊龍友說起》（《光明日報》1961年9月8日。），高哲《試談〈桃花扇〉情節的提煉》（註：見《文學遺產增刊》第1263年2月中華書局出版）。），都提出了創見和新見。其中王毅論述史與戲的統一的文章，還博得的讚賞，茅盾在《歷史和歷史劇》一書中說：我覺得此文雖然只是從楊龍友說起，可實在是對於歷史何塑造的細緻精緻分析，同時也對《桃花扇》的藝術性作了公正的評價。茅盾本人對《桃》劇也發表的看法，書中說：它在古典歷史劇中的卓越地位，差不多已有公論了，無論從運用史實方面看，或者從塑造人物方面桃花扇》比《鳴鳳記》高出一籌。……如果說，《桃花扇》是我國古典歷史劇中在歷史真實與藝術真實方面取得最大成果的作品，怕也不算過分吧。（註：茅盾：《歷史和歷史劇》，作家出版社，1962年出這一見解，得到了大多數學者的認同。關於孔尚任的研究，60年代初也取得了新的進展，代表性的成果是袁世碩在1961年寫出了《孔尚任，1962年由山東人民出版社初版。此譜詳考傳主的生平事迹，有史以來第一次理清了孔尚任傳記的端緒糾正了容肇祖舊譜的缺失和舛誤，考證了石門山隱居、出山異數、湖海生涯、仕途經歷、罷官歸里等問料豐富。書後附有《交遊考》，考述了與《桃花扇》創作有關的人物，信而有徵。在孔尚任詩文的輯集方面，汪蔚林繼1958年編輯《孔尚任詩》（科學出版社出版）以後，又於1962了《孔尚任詩文集》（中華書局出版），其中包括孔氏的《湖海集》（註：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年出版。）、《岸堂稿》、《長留集》、《石門山集》，並將散見於各種文籍中的孔氏詩文詞曲收錄一起七卷，為研究孔尚任生平經歷和思想風貌提供了第一手資料。三、否定之否定自1962年9月至文革，意識形態領域裡提出了以階級鬥爭為綱的理論，左傾思潮泛濫，學判成風。哲學上批判合二而一和時代精神匯合論，政治上批判清官和有鬼無害論，史學界李秀成的評價問題聲討叛徒，文藝界是批判被江青和康生點名的戲劇電影。流風所及，古典文學研究中了越是精華越要批判的怪論。在這樣的形勢下，《桃花扇》在劫難逃，不僅遭到批判，而且在文被徹底否定了。具有代表性的闖將式的發難文章，是1962年12月29日載於《光明日報》的穆欣《不應當替投降變節護--評劉知漸〈也談侯方域的出家問題〉》。穆文認為侯方域是降清變節分子，《桃花扇》美化，而劉知漸等學者為侯方域辯護，也就列為被批判的對象。劉知漸那篇論文根據史料考證，侯方域在明並未甘心降清，他在順治八年參加河南鄉試是被迫的，中了副榜舉人後並未出仕。劉知漸認為孔尚任侯方域，在《桃花扇》結尾寫侯方域修真學道，是符合侯方域的精神狀態，也符合歷史真實的一個方劉氏的文章發表在1962年8月23日的《光明日報》上，本意是參與有關《桃花扇》結尾問題的學術討論料招來了一場是非口舌之災。問題起因於1961年底至1962年初，中央實驗話劇院重新排演歐陽予倩的話劇《桃花扇》。此劇早在抗日戰爭爆發時，即由歐陽予倩首先改編為十一場的京劇，他從抗日的政治需要出發，借題發揮、時事，把侯方域處理為叛徒漢奸，而突出表彰李香君的民族氣節，這在那個時期，是有現實的作用的年12月，他又將京劇本改為三幕九場的話劇本。解放後經過整理，多次演出，結尾的侯方域形象是身是清制的行裝，箭衣馬褂，腦後拖著辮子。但到60年代初，中央實驗話劇院重演此劇，卻引起了行家議論。先是張畢來在1962年6月28日的《光明日報》上發表了《從煞風景的侯方域說起》，文中指兩朝應舉是事實，但孔尚任卻寫他入道，是一個不煞風景的侯方域，與李香君一生一旦，都是正。從頭到尾，侯方域就政治品質而論，是乾淨的。現在，他著清代衣冠而出，辜負了李香君「守樓「扇「一片忠貞，當然就覺得大煞風景了。接著是勉仲在同年8月10日的《文匯報》上發表了《錢牧齋域》一文，認為話劇中侯方域的頂戴新裝，無疑是有些煞風景的。然後便是劉知漸出來說話，劉氏話劇的結尾，因為讀了張畢來的文章，如骨鯁在喉，很想一吐為快，便寫了《也談侯方域出家，這就是穆欣撰寫批判文章的來由。穆文開頭說：前些日子首都公演歐陽予倩的話劇《桃花扇》，頗幾位知識界人士的憤懣不平，深為在結尾時穿著「清裝「上場大出醜相的侯公子抱屈，其中以劉知慷慨激昂，所以穆文要對他進行重點批判。穆文第一節小標題是有關侯方域的「歷史真實「，認域是出賣民族利益的投降變節分子；第二節小標題是孔尚任的難言之隱，認為孔尚任為侯方域封建地主階級立場的表現；第三節小標題是劉知漸的「骨鯁「所在，聲色俱厲地指責劉氏為投行為辯解，把劉氏有關話劇結尾的不同意見上綱為政治問題。這一記悶棍打下來，真是令人咋舌！在一聲中，學者們只能在既定的框架中寫作否定孔尚任《桃花扇》的論文，如《應當正確評價孔尚任的〈桃》（註：見《光明日報》1964年10月8日。）、《〈桃花扇〉的出現適應了清初封建統治者的政治需要：見《光明日報》1965年1月17日。）、《〈桃花扇〉是偉大的愛國主義作品嗎？》（註：見《新建設年4月號。）《關於〈桃花扇〉的思想評價問題》（註：見《光明日報》1965年10月17日。）等等。這批判了過去學術界推崇《桃花扇》的各種論點，認為孔尚任站在與人民水火不相容的反動立場上，為康熙的統治服務，毫無民族意識和愛國精神可言。孔尚任的敵視農民起義依附清朝統治者的反級立場和政治觀點，使他對於當時社會的本質矛盾作了反動的解釋。指斥《桃花扇》的思想傾向是族矛盾，美化清朝統治者，宣傳消極退隱，取消鬥爭。1965年7月4日，《光明日報》又發表了《尚任罷官問題》，文中根據對間接資料的分析，孔尚任的罷官和他在監鑄任上的表現有關，即牽連在類的案件之內，這有著較大的可能性。--以上就是文革之前批判孔尚任和《桃花扇》的論文簡本上還是限於學者之間相互討論的範疇。但到文革開始後，情況就越來越嚴重了，文革之初，名批判電影《桃花扇》，她的主攻目標不是叛徒侯方域，而是堅持反革命氣節的李香君，這是料所不及的。這個事件之由來仍需回顧到1962年，因為中央戲劇學院實驗話劇院重演歐陽本《桃花扇》引發了論了熱門話題，西安電影製片廠便想順著話劇結尾的路子把它搬上銀幕，請梅阡和孫敬根據歐陽的本子在下半年完成電影文學劇本，1963年攝製，影片的結尾是：侯方域身穿清裝拖著一條又粗又長的辮子，遭民族氣節的李香君的唾棄，香君為此氣絕而逝。這部影片送審時就未獲通過，文革開始後便被拿出大毒草批判，江青給它扣上了一大堆駭人聽聞的政治帽子，在全國範圍內進行揭批。1966年7月12?人民日報》在第三版發表了《電影〈桃花扇〉是號召反革命復辟的宣言書》，《編者按》說：電影《桃是一株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剝開《桃花扇》的所謂歷史題材的畫皮，暴露出它宣揚反革命「，號召反革命復辟的罪惡的政治目的。全文三節的小標題是宣揚至死效忠於被推翻的舊王朝的反氣節「、含沙射影，惡毒咒罵共產黨和無產階級專政、狂熱歌頌「東林精神「，鼓吹反革命暴文中嚴詞斥責說：電影中李香君的形象是作者借來表現「東林精神「的工具。她是一條披著桃花似的大毒蛇。我們一定要攔頭打死這條毒蛇！在這樣的號召下，全國工農兵群眾一齊上陣，寫大字報搞大給電影《桃花扇》判處了死刑，連帶孔尚任的原著和歐陽的改本，全都被徹底否定了，有關演員和研究也都池魚遭殃，受到批鬥和迫害，有的同志曾為此付出慘重的代價（註：見王季思為廣東人民出版年版洪柏昭所著《孔尚任與桃花扇》寫的序言。）。粉碎四人幫以後，黨中央在各個方面撥亂反正，百廢俱興。特別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和《桃花扇》的研究得以回到正常的學術軌道上來，學者們撰文呼籲，為孔尚任《桃花扇》恢複名譽傅繼馥的《桃花扇底看左傾》（註：見《江淮論壇》1979年第1期。），揭示了左傾思潮的危害性，駁種奇談怪論。又如王季思《〈桃花扇〉校注本再版後記》（註：見《光明日報》1979年8月7日。），批桃》劇研究中形左實右的一些表現，認為《桃花扇》仍應予以肯定，對今天的讀者來說，也還有愛國主義教育意義。再如蔡毅的《應該恢復〈桃花扇〉的本來面目--論侯方域的出家結局》（《文學評論叢刊》第五輯（1980年3月）。），認為《桃花扇》的思想內容是進步的，作者是站在國家立場上來寫侯方域入道的，其結尾處理完全是合適的，是具有典型意義的，任何否定它的企論，都是經不起歷史考驗的。還有趙景深、李平、江巨榮合作的《實事求是地評價孔尚任與〈桃花扇註：見《文學評論叢刊》第七輯（1980年10月）。），指出孔尚任寫侯方域上山入道，與悲劇氣氛顯，絕不是為了美化叛徒或鼓吹投降主義。孔尚任敵視農民起義是他的嚴重缺點，但《桃花扇》在表的民族矛盾時，作者反對清朝貴族的立場是鮮明的，民族意識有時相當強烈。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重新評價孔尚任和《桃花扇》的文章都反思了過去，突破了禁區，特別是對劇中正面形象侯方域和李香析，廓清並否定了文革之際的極左觀點，起到了正本清源的作用。四、欣欣向榮的新成果改革開放以來，學術思想活躍，學者們從哲學史、宗教史或思想史的新視角著眼，多方位多層面地孔尚任的《桃花扇》，研究工作獲得了可喜的進展。從80年代至90年代，國內各報刊已發表這方面的文篇，數量和質量都超越前代。大家本著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各抒己見。討論的主要問題涉及?官疑案，《桃花扇》的主旨、結構、人物塑造和情節提煉，劇中是否借用了徐旭旦的套曲？孔尚任的政是擁清還是反清？孔尚任的曲論和戲劇觀，權奸亡國論的是非，侯方域形象及劇作的結局由於面廣量大，本文限於篇幅，未及全面介紹，好在1990年第12期《文史知識》已發表朱萬曙寫的《近尚任及〈桃花扇〉研究綜述》，讀者可從中了解到一些討論情況（註：又可參見戴勝蘭：孔尚任研究與展望，《齊魯學刊》1989年增刊。）。令人欣喜的是，這個時期連續發現了一系列新材料。1981年第4期《社會科學戰線》發表了黃立振尚任信札墨跡》，公布了他於1957年在曲阜舊書攤上覓得的孔氏寫給西園老人孔貞燦的四封信，由此討孔氏早年思想及交友情況。1981年出版的《文獻》第9輯和1982年出版的《文史》第15輯，分別發國瑞與劉輝從《尺牘偶存》和《友聲》中輯得的孔尚任佚簡，這批書信共計20封，寫於康熙二十五年（至四十四年（1705）之間，對了解、研究孔氏生平、交遊、思想和創作，提供了新的線索。1983年《文16輯發表了張羽新的《關於新發現的孔尚任〈寄青溝和尚〉及佚詩》，得知孔氏曾於康熙三十三年（16、九月間到盤山（在今天津市薊縣境內）訪晤青溝禪院僧人智朴。1984年《文獻》第21輯發表了劉輝的任與〈會心錄〉》，由此得以探討孔氏隱居石門山的心路歷程。1985年改版後的《文獻》第一輯（總23表了劉輝的《所見孔尚任詩文二題》，一是從《後圃編年稿》中輯得孔氏所作《焚余稿序》和一首七言可由此了解孔尚任的交遊；二是在中央黨校圖書館善本室發現了孔尚任纂修的《萊州府志》康熙刻本，孔氏晚年的思想行蹤和詩文著述提供了珍貴的材料。1993年第3期《文學遺產》發表了丘良任的《孔尚的重要發現--論〈續古宮詞〉與〈擬古宮詞〉》，同年第5期《東南文化》發表了海眾的《孔尚任一（〈曉唐律詩序〉）》，均為探究孔氏在揚州時期的心態提供了新材料。此外，宮衍興和徐振貴在收集面孜孜兀兀，用力甚勤。宮衍興在1985年《戲曲研究》第14輯上曾發表《新發現的孔尚任遺著及其他》他又連續發現了一批資料，在1994年9月自費印行了《孔尚任佚文遺墨》，內中附有考證和注釋。徐振1984年第3期《文教資料簡報》和1987年12月《古籍整理》上分別發表《孔尚任佚文兩篇（墓志銘）及》，後來他把收輯所得編著了一本《孔尚任佚文箋注》（尚未出版），分門別類地進行考訂箋證，提出的見解。在專著方面，新的研究成果不斷湧現，主要的有：（一）中州書畫社在1982年出版了劉葉秋的《孔和〈桃花扇〉》。書中論述了孔氏生平及其詩歌作品，選釋其有代表性的古今體詩作，重點是評析《桃的藝術成就（包括情節與人物），後附《桃花扇》全劇校注。（二）人民文學出版社在1984年出版了董《五大名劇論》，其中《桃花扇論》分四章。第一章定正鵠，考史論劇，重申《桃花扇》傳奇是的痛史，是一個民族的大悲劇，它那愛國主義的主題思想是異常明確的。在論及孔氏生平時，書孔氏罷官仍源於《桃花扇》及其詩作等文字根由，反對有貪污嫌疑的猜測。第二章論虛實，對和1965年《光明日報》所發幾篇論《桃》文章進行了駁議。第三章談情節，對劇情結構作了全面分定《棲真》、《入道》和《餘韻》的收場，不贊成讓侯方域穿清裝上場把李香君氣死的結尾。第四形象，評析了侯方域、李香君、柳敬亭、蘇崑生、阮大鋮、楊龍友等人物形象。（三）上海古籍出版85年出版了胡雪岡的《孔尚任和〈桃花扇〉》，列入《中國古典文學基本知識叢書》，對作家作品進行性的評介。（四）齊魯書社在1987年出版了袁世碩的修訂本《孔尚任年譜》，充實了不少新材料，在篇原本增加了一倍。（五）廣東人民出版社在1988年出版了洪柏昭的《孔尚任與〈桃花扇〉》。作者以優筆詳述了孔尚任一生的事迹，專章評論了《桃花扇》的思想內容和藝術成就。（六）山東大學出版社在出版了徐振貴的《孔尚任評傳》：第一章孔尚任傳略，第二章孔尚任著述考，第三章論〈桃，第四章論孔尚任其他著述（包括《大忽雷》、《小忽雷》傳奇和詩文）。此書系統全面地考述任和《桃花扇》的有關問題，頗多新見。（七）海峽文藝出版社在1996年出版了施祖毓的《〈桃花扇〉》，作者以詼諧幽默的筆調，對孔尚任和《桃花扇》評論中的有關問題表述了個人的看法。在90年代發表的眾多論文中，何法周和謝桂榮的《侯方域生平思想考辨--論侯方域的變節問註：見《文學遺產》1992年第1期。），以翔實的史料考證了侯氏入清後的表現，否定了變節之說年三聯書店出版了《陳寅恪的最後貳拾年》（陸鍵東著），書中述及陳寅恪生前愛看《桃花扇》，陳氏侯朝宗之應試，以父在，不得已而敷衍耳（引見《柳如是別傳》和《吳宓日記》）。1997年第3期《學學報》發表了吳新雷的《論孔尚任〈桃花扇〉的創作思想》，文中第四節考述了孔氏的道家思想，以《桃花扇》中把侯方域處理成上山入道，目的是為了保持其藝術形象的完整和人格的獨立，以便充分肯文人反權奸的愛國志節；侯、李之情是在與閹黨餘孽的共同鬥爭中建立起來的，一生一旦，互為表裡；並重，是孔尚任原著的基調。1998年月，應南京大學中國思想家研究中心之約，徐振貴為《中國評傳叢書》完成了重新撰著的《孔尚任評傳》。徐氏是曲阜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他在曲阜就近覓得有任的不少新材料，所以他的研究工作得天時地利之便，甚為深入。例如他從孔府檔案中找到康熙年間孔家庭昆班的史料，證見孔尚任受到昆班演出的影響，激起了他創作《桃花扇》、《小忽雷》等崑曲劇本。即此一端，就是發前人所未發的真知灼見。書中對學術界爭論的各點如罷官疑案和侯方域形象等問題了新的探討，此書可望在2000年出版，我們期望能看到本世紀內這一最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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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04-8-26 19:16 | 只看該作者朱偉明：20世紀的《桃花扇》研究

[B]20世紀的《桃花扇》研究[/B][B]朱偉明[/B]【[B]作者簡介[/B]】朱偉明(1957- )，女，浙江杭州人，湖北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主要從事中國古代戲曲研究。　湖北大學　人文學院，湖北　武漢　430062清代孔尚任的傳奇名作《桃花扇》問世之後，立即引起了觀眾和讀者的廣泛注意。最早對《桃花扇》作出評論的，是與作者同輩的一批文人學士（如顧彩、劉中柱、李楠等人），他們大都有著和作者相似的經歷和思想感情，他們的評論，或揭示其內容要旨，或評價其藝術風格，多數都是即興式的評點，隨感式的議論，其中雖不乏真知灼見，但也不可避免地帶有比較明顯的隨意性，還不能算作是嚴格意義上的研究。應該說，對《桃花扇》的學術研究是從20世紀開始的。[center]一[/center]20世紀最早的《桃花扇》評論，出現在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中。王國維在談到中國文學尤其是敘事文學的樂天色彩後，指出：「吾國之文學中，其具有厭世解脫之精神者，僅有《桃花扇》與《紅樓夢》耳。而《桃花扇》之解脫，非真解脫也；滄桑之變，目擊之而身歷之，不能自悟，而悟於張道士之一言；且以曆數千里，冒不測之險，投縲紲之中，所索之女子，才得一面，而以道士之言，一朝而舍之，自非三尺童子，其誰信哉？故《桃花扇》之解脫，他律的也；而《紅樓夢》之解脫，自律的也。且《桃花扇》之作者，借侯、李之事，以寫故國之戚，而非以描寫人生為事。故《桃花扇》政治的也，國民的也，歷史的也；《紅樓夢》哲學的也，宇宙的也，文學的也。」這裡，王國維論述的重點，在於通過《桃花扇》與《紅樓夢》之比較說明《紅樓夢》的價值。但從中仍然可以看出王國維對《桃花扇》內涵的把握及悲劇特點的定位，都是十分準確的，且在後來的《桃花扇》研究中亦有較大的影響。對《桃花扇》的系統研究，應該說是從近代學者梁啟超開始的。梁啟超一生在繁忙的政治生涯和學術活動中，一直十分重視作為通俗文藝的小說與戲劇。在中國文學史中，他尤其推崇以真人真事為基礎、懲創人心的傑作《桃花扇》，他是近代第一位致力於研究《桃花扇》的人。1925年梁啟超完成了《桃花扇》的注釋和考訂。在這個注本前面，梁啟超寫了一篇《著者略歷及其他著作》，此文可以說是《桃花扇》研究中最早的專題論文。在這篇文章中，梁啟超詳細考訂了孔尚任的生、卒年，《桃花扇》的創作情況及其他一些作品的情況。梁啟超對孔尚任生平情況的研究成果，如對孔尚任生年的考訂，至今仍為研究者們所沿用。在這篇文章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梁啟超第一次將孔尚任稱為「歷史戲劇家」，並指出孔尚任創作的特色是愛用歷史題材，並且在技巧上有獨到之處：「雲亭作曲，不喜取材於小說，專好把歷史上實人實事，加以點染穿插，令人解頤，這是他一家的作風，特長的技術。這種技術，在《小忽雷》著手嘗試，到《桃花扇》便完全成熟。」這個看法無疑是十分內行而準確的。梁啟超的《桃花扇》注本，是第一個詳細注釋本。梁啟超對《桃花扇》原著進行了大量的考釋和訂證史實的工作。並按照現代話劇的形式加以改寫，目的是為了使劇本更加通俗易懂。梁注本的最大貢獻在於，它以大量的史料，詳細的考證，為後人研究《桃花扇》的歷史真實與藝術表現統一等問題，提供了豐富的、可資參考的歷史材料。與此同時，也應該指出的是，梁啟超更多的是用治史的方法來研究歷史劇，由於研究對象的差異，使得他在注釋中也出現了一些矛盾的地方。儘管如此，梁啟超對於《桃花扇》及其作者所做的一切工作，仍為後人提供了豐富的、可資借鑒參考的資料，且開山之功，實屬不易，梁啟超的貢獻，足以在《桃花扇》研究史上佔有一席之地。梁啟超之後，在《桃花扇》研究中值得一提的是容肇祖的《孔尚任年譜》（《嶺南學報》1940年三卷二期）。該《年譜》梳理勾勒了孔尚任生平及著作的一般情況，其中有些結論仍為後人所採用。可以說，近代以來的《桃花扇》研究，儘管還處於分散狀態和表層次上，但已經初步涉及到了這一領域中的一些重要問題，在學術史上有著不可忽略的影響。[center]二[/center]新中國成立之後，《桃花扇》研究受到了研究者的重視並取得了可觀的成果。從50年代到60年代初期，無論是對《桃花扇》劇本內容的研究還是其作者孔尚任的研究，都有十分明顯的進展。1959年4月，王季思、蘇寰中等合注的《桃花扇》新注本問世，以及王季思先生為此書所作的《前言》，是對建國後《桃花扇》研究成果的總結，代表了當時學界對這一文學名著的整體認識水平。王季思等人的新注本根據蘭雪堂本、暖紅室本、梁啟超本互校，後又以康熙戍子刻本為據，校正個別訛字。劇本形式按宋元以來的統一形式加以編排。在注釋方面，除了註明原文中的典故、疑難字詞外，有些地方還對整句、甚至整支曲子加以串釋，指出作者的用意所在。此外，注者對明清傳奇體例上的特點及演員角色等也都加以詳盡的注釋。因此，新注本對《桃花扇》的校勘、標點、注釋等工作，為《桃花扇》的普及和通俗化做出了重大貢獻，並成為建國後印刷次數最多、發行量最大的通行版本。不僅如此，王注本《前言》對《桃花扇》內容與藝術的準確概括與定位，曾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得到了學術界多數研究者的肯定與贊同。與《桃花扇》新注本前後出版的汪蔚林輯《孔尚任詩》，則直接為研究孔尚任的生平與思想提供了豐富、具體、可靠的材料。全書以時間為線索編排，共分為五輯。書後還附有《孔尚任著作目錄》一份。此書後經作者修訂、增補為《孔尚任詩文集》1962年由中華書局出版，是迄今為止收錄孔尚任詩文最多的輯本。在此之後，1962年山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袁世碩著《孔尚任年譜》，則是《桃花扇》及其作者研究進一步深入發展的標誌。《孔尚任年譜》一方面以前人的成果為基礎，另一方面則依據解放後新發現的資料，內容十分翔實。《年譜》對前人做過考證的問題，結論正確者，均直接引用，並註明出處，以示尊重；對考證失實者，均加以辨正，說明其理由。同時，《年譜》對所引用的孔尚任事迹，有直接材料證明者，大多摘錄原文，至少列舉篇目；已為前人考證而無定論者，均援引其考證及根據，並酌情加以補正；重新論證、辨正者，盡量寫出考證所依據的材料。除了收入與孔尚任生平有直接關係的材料之外，《年譜》還收入了一些朝政大事，意在說明孔尚任所處的時代環境的特點。在《年譜》正文之外，另附有《孔尚任交遊考》一篇。收入《交遊考》者，皆為與《桃花扇》創作有一定關係或可能有關係的人物。為了照顧《年譜》本身的完整，凡重要交遊均於《年譜》中著其事，故二者有互見之人物。總之，《孔尚任年譜》與《孔尚任交遊考》互相補充，為人們研究孔尚任的生平及《桃花扇》的創作提供了清晰的線索和豐富的資料。《年譜》後經作者修訂，1987年4月由齊魯書社出版發行。修訂後的《年譜》補新辨誤，因此而成為孔尚任研究中有重要價值的參考書。綜上所述，不難發現，從50年代到60年代初期的《桃花扇》研究，基本上是在學術研究的範圍內進行，沿著健康的道路發展的，也取得了相當可觀的成績，一批重要成果同時出現在這時期，形成了《桃花扇》研究的繁榮局面。然而，與此同時，也開始出現了一些與學術研究不和諧的音符。1962年12月《光明日報》以整版篇幅發表署名穆欣的文章《不應為投降變節行為辯護》，指斥《桃花扇》「嚴重歪曲歷史」，是為清王朝服務。隨後，還有的文章認為，孔尚任是以「權奸亡國論」掩蓋了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實際上是在譴責馬、阮的同時，無形中開脫了外來侵略者和其他漢族統治者的罪惡。也有人把《桃花扇》中所表現出來的歷史觀點與康熙皇帝修《明史》的政治目的聯繫起來看，從而得出《桃花扇》完全適應了清初統治者的政治需要的結論。這樣，學術研究中不同觀點和看法迅速上升為政治上的大是大非問題。到60年代中期開始的「文化大革命」中，《桃花扇》與一大批中國古代文學名著一樣，被作為大毒草而受到批判，已無任何正常的學術研究可言。[center]三[/center]從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期，結束了十年動亂後的學術界，開始回到正常的軌道上來。剛剛擺脫了文化專制主義與虛無主義雙重桎梏的廣大學術研究者，重新煥發了極大的學術熱情。80年代的《桃花扇》研究因此取得了相當引人注目的成就。首先，一大批新的研究資料的發現，豐富了孔尚任的生平資料。《社會科學戰線》1981年第4期發表了黃立振的《孔尚任信札墨跡》一文，公開了作者1957年於曲阜集市舊書攤上所得孔尚任給「西周老師」信札四封。黃文認為，這四封信雖未註明年月，但從內容上看，很可能是孔尚任出山之前所寫。信札反映了孔尚任的交遊及年輕時的一些想法，也展示了他對書法及字畫古玩的愛好。此外，《文獻》1985年第1期發表了劉輝的《所見孔尚任詩文二題》，公布了有關孔尚任的重要資料兩則。一是孔尚任寫於康熙十年的《焚余稿序》，此序《孔尚任詩文集》未收入，且各種年譜皆未著錄。此序是孔尚任的一篇重要文論，充分表現了他的文學思想。其二是孔尚任所修《萊州府志》，此志為康熙五十一年本，藏於中央黨校圖書館善本書室。此志汪蔚林輯《孔尚任詩文集》附錄《孔尚任著作目錄》未提及，袁世碩《年譜》也只是推測，此志的發現使推測成為定論。不僅如此，該志中還載有孔尚任本人的詩五首、文兩篇，均為《孔尚任詩文集》未錄篇目。其次，在撥亂反正的基礎上，對《桃花扇》的內容進行深入探討，是這一時期《桃花扇》研究的主要特色。有關《桃花扇》內容的研究，主要圍繞《桃花扇》主旨的探討、「權奸亡國論」的內容與評價，以及侯方域形象與作品的結局展開。《桃花扇》的主旨是一個長期爭論不休的問題。60年代前後學術界的基本看法是《桃花扇》反映了南明王朝滅亡的歷史，寄託了孔尚任的民族意識和愛國思想。後來受到極左思潮的影響，一度將學術問題上升為政治問題，造成了一些混亂。80年代前後學術界對這一問題又展開了正常的討論。概括起來，大致有三種意見：一種仍然是表現民族意識說。趙景琛等人的《實事求是地評價孔尚任和〈桃花扇〉》（《文學評論叢刊》第七輯）、洪柏昭的《〈桃花扇〉思想評價問題》（《暨南學報》1985年第3期）等文章均持此種觀點。第二種是擁護清朝說。井維增的《〈桃花扇〉的政治傾向及其評價問題》（《齊魯學刊》1985年第3期）、戴勝蘭的《談〈桃花扇〉的思想傾向》（《齊魯學刊》1981年第6期）等文章認為，《桃花扇》的寫作年代已經是清政權建立50年以後的康熙盛世，其時愛國主義內容早已不同於漢族抗清之初。特別是劇作者的目的在借鑒歷史，為鞏固和發展新政權提供參考，這就更不能用清兵入關時的眼光來評價。因此，怎樣評價《桃花扇》不能以是否反清為標準。第三種是悼明誡清並存說。黃天驥的《孔尚任與〈桃花扇〉》（《文學評論》1980年第1期）即認為：「孔尚任所謂『懲創人心，為末世之一救』云云，從根本上來說，是要鞏固清朝是統治」，同時，「《桃花扇》迴避了明末清初國內民族矛盾的具體描寫，卻不等於作者無視當時的民族鬥爭，劇本字裡行間，明顯地流露出民族情緒，因此，《桃花扇》又有不適應清朝統治者需要的一面」。黃卓明的《有關評價孔尚任的幾個問題》（《文學評論》1981年第2期）則深入探討了孔尚任既頌清又悼明的原因。隨著討論的深入，一些研究者開始選擇新的角度對《桃花扇》的內容進行更深入的研究。張乘健的《〈桃花扇〉發微》（《文學遺產》1984年4期）從哲學史的高度分析《桃花扇》，提出了一些新的見解。文章具體分析了《桃花扇》的綱領是儒教和道教，《桃花扇》的「春秋筆意」是「對士大夫階層的失望和對儒教的反省」，以及「寄希望於下層，以道教為逋逃」。認為孔尚任「對儒教的痛切反省，違反了他的個人動機，已經預兆著近代對封建社會整個上層建築及其意識形態進行總清算總批判的先聲。」此外，孔瑾的《封建王朝的輓歌：孔尚任〈桃花扇〉的思想內容》（《中央戲劇學院學報》1988年夏季號）也指出：作品「不僅寫明王朝必亡，而且寫了清為末世；不僅是明王朝的輓歌，而且也是整個封建社會的輓歌；不僅是民族的悲劇，而且也是時代的悲劇」。與此同時，與《桃花扇》主旨密切相關的「權奸亡國」的內容及侯方域形象的評價等問題的討論，也在撥亂反正的基礎上取得了較大的進展，達成了更多的共識。第三，《桃花扇》劇本的高度藝術成就，也開始引起更多的研究者的重視。廖全京的《論〈桃花扇〉傳奇的結構藝術》（《戲劇論叢》1982年第1期），詳細探討了《桃花扇》的結構特點及成就，指出主線貫穿，史實敷衍，以龍引珠，起伏轉折，多樣統一，境界獨出；及關目處理上對比手法的運用，是《桃花扇》劇本結構的基本特點。認為劇本的整體結構上運用了多方面的對立統一，因而能給人一種完美的整體感與諧調感，既充分表現了生活的複雜性與豐富性，也深化了主題的表達。而陳本俊的《〈桃花扇〉戲劇性初探》（《戲曲藝術》1985年第4期）則運用現代文藝學的觀點，從戲劇衝突與戲劇情境的構成、戲劇動作與戲劇懸念的產生等方面，論述《桃花扇》戲劇性多方面的成就。指出《桃花扇》不僅在歷史真實方面達到了以往的時事劇、歷史劇所未曾達到的高度，而且能不為史實所拘，充分運用了歷史劇所允許的提煉、虛構等藝術手段，在藝術真實方面也達到了以往傳奇中所罕見的高度。總的說來，80年代的《桃花扇》研究，在學術史上具有承上啟下的重要作用。這一時期的學術研究，從對「十年動亂」中極左思潮的撥亂反正開始過渡到新時期正常深入的學術研究的展開，其中既有老一輩學者堅持不懈的努力，也有眾多青年研究者的積極探索。儘管他們所運用的方法或選擇的角度還不可避免地帶有種種客觀或主觀的局限，他們的精力還主要集中澄清在極左思潮帶來的學術混亂，還沒有來得及在學術研究上有更多的創新建樹，但不可否認，這些努力為後來的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提供了寶貴的借鑒。[center]四[/center]進入90年代以後，《桃花扇》研究在原有基礎上取得了新的進展。在資料方面，新發現的孔尚任《續古宮詞》十二首（《文學遺產》1993年第3期），未標明年代，但寫得情思宛轉，情麗纏綿，表達了宮廷婦女的怨抑之情，也為人們展示了孔尚任創作的另一側面。關於孔尚任的詞作，汪蔚林編《孔尚任詩文集》附《孔尚任著作目錄》謂：「宮詞百首，未見。」袁世碩《孔尚任年譜》列出了吳綺序，但說：「疑未曾刊行。」十二首宮詞的發現，為這一問題的確證，提供了重要材料。對於《桃花扇》版本的源流考辨，也引起了一些研究者的注意，宋平生的《〈桃花扇〉傳奇版刻源流考》（《中國人民大學學報》1992年第1期）和戚培根的《〈桃花扇〉傳奇版本源流考》（《圖書館學報》1992年第6期），分別從不同的方面對這一問題進行了各有側重的探索。對《桃花扇》主題與內涵的探討，是這一時期研究的重點所在。關於《桃花扇》的創作傾向，一直是《桃花扇》長期存在爭議的問題。吳新雷的《論孔尚任〈桃花扇〉的創作思想》（《南京大學學報》1997年第3期）力圖從劇本的創作過程尋找答案。文章認為，從《桃花扇》「三易其稿而成書」的全過程來看，孔尚任的思想是有變化的。在他沒有出山以前，其初衷只是單純的悼明之亡，抒發興亡之感。出仕以後，因為感激康熙皇帝的知遇，所以又產生了頌揚聖朝的構思。但淮揚現實生活的磨難，沖刷了他的頌聖意識。而在南京、淮揚訪問了南明的遺民與遺迹不僅獲得劇本的題材細節，而且引發了民族意識的覺醒。在他回北京以後，看到太平園的昆班新戲，促使《桃花扇》進入定稿階段。從劇作的主觀命意來分析，作者徘徊在「吊明」與「頌聖」的矛盾中，為了「吊明」，他不得不先行「頌聖」以免遭到文字獄的禍害。但客觀意蘊卻突破了主觀命意的束縛，廣大讀者受到藝術感染的是亡明痛史激發出來的民族情緒。90年代的《桃花扇》研究中，最引人注目的變化是，研究視野的不斷擴大和研究方法的多樣化。研究者們開始將劇本置於比過去更為廣闊的文化背景中，對作品進行全方位、多層次的考察，取得了相當可觀的成果。梁燕的《儒家理想的幻滅——論孔尚任與〈桃花扇〉》一文（《社會科學家》1993年第1期），在考察了孔尚任孜孜以求、悒悒不舒的一生之後，認為這部傳奇是以儒家理想的幻滅感為全劇的主旋律的，分別從政治的幻滅、愛情的幻滅、人生的幻滅三個層面，表現了作者痛定思痛之後的思索和不可訴狀的悲哀；全文由「孔尚任的一生是對儒家思想苦心追求的一生」和「《桃花扇》傳奇展示了一個封建帝國走向滅亡時的種種必然」構成，為人們把握《桃花扇》的內在意蘊提供了新的觀照面。與此同時，馮文樓的《一個複合文本的建構——〈桃花扇〉二重主題說兼其他》（《甘肅社會科學1993年第1期》），則運用文本批評模式對《桃花扇》進行了從表層次結構到內在深層結構的細緻解讀。文章著重論述了「桃花扇」的政治化和悲劇化，以及與此相關的雙重主題。文章認為，劇中的「桃花扇」由「詩扇」變為「桃花扇」的過程，即愛情政治化的過程，表現的是劇本的第一主題，即以「桃花扇」誅亂臣賊子，以「桃花扇」正世道人心，警世主題是劇本的第一層含義。而劇本從贈扇、濺扇、畫扇、寄扇、到最後撕扇的悲劇化的過程，實際上隱含著一種國破家亡之後的人生虛無和歷史悲劇感。因而在劇本的結局處安排侯、李跳出「幻景」，放棄愛情，雙雙入道，從而完成了對兒女之情和家國之恨的形而上的升華，即劇本的第二重主題——歸隱。文章既有開闊的視野，又有理論的深度，給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覺，不失為近年來《桃花扇》研究中的一篇力作。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張燕瑾的《歷史的沉思：〈桃花扇〉解讀》（《首都師範大學學報》1994年第2期）。文章與《桃花扇》研究中的一般觀點不同，強調指出，作品追求的是富有哲理的悲劇的目的，而不是歷史的目的。作者只是借歷史的框架抒寫「天崩地解」的歷史巨變之後對士林群體人格的反思，成為吳敬梓的先導；作家也不是要重建社會人格，為社會提供療治的藥方，他意識到傳統道德已無力挽回社會的危亡，作家是在用心靈感悟歷史，借歷史抒寫心靈，寫對人生對歷史的探求，充滿了天才孤寂之感和痛苦的沉思。上述文章雖然運用的方法和選擇的角度以及得出的結論都不盡相同，但目的都在探討對作品的整體意義的闡發和深層意義的把握——探求作品的悲劇性與哲理性的內容，在這一點上，研究者們表現出了大致相同的傾向。由此也構成了90年代《桃花扇》研究不同於其他時期的鮮明特色。20世紀的最後一篇有關《桃花扇》研究的論文是卞孝萱的《〈桃花扇傳奇〉與〈柳如是別傳〉》（《文學遺產》2000年第6期）。文章認為，《桃花扇傳奇》與《柳如是別傳》都不輕視封建社會中地位低下的妓女而表現出一種同情，是一個值得注意的文化現象。文章主要以實證的方法，比較研究兩書之指導思想、資料來源、創作方法的區別，論證文藝作品與史學著作各有千秋。此文提供了《桃花扇》研究中的另一種視野，從一個側面顯示出了學術多元化的走向。在對《桃花扇》內容與藝術的研究不斷深入的同時，孔尚任在《桃花扇》的創作實踐中，對中國古代戲曲編劇方法的總結，以及在《桃花扇》創作過程中產生的《桃花扇小引》、《桃花扇小識》、《桃花扇本末》、《桃花扇凡例》、《桃花扇考據》、《桃花扇綱領》等集中體現了孔尚任的文學思想和戲劇思想的文字，也引起了一些研究者的關注。早在1959年，戴不凡先生就在他的《〈桃花扇〉筆法雜書》（《戴不凡戲曲研究論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一文中明確指出：「如果說李笠翁是從理論上總結了前人的編劇經驗，那麼，孔尚任事實上是在實踐中，在劇作中，對前人的編劇方法進行了一次『總結』。」這個看法，應該說是很有眼力的。但由於種種原因，此後的研究者們忽略了這一方面的研究。80年代初期，王曉家在《戲劇藝術》1980年第1期上發表了《〈桃花扇凡例〉釋義一文，對孔尚任在《凡例》中所表達的戲劇文學思想和觀點加以歸納概括。在此之後，從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期，朱偉明相繼發表了《孔尚任史劇理論簡論》（《湖北大學學報》1987年第2期）、《孔尚任傳奇理論初探》（《文學與語言論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孔尚任戲劇結構理論初探》（《中國文學研究》1990年第1期》）、《李漁與孔尚任戲劇理論之比較》（《湖北大學學報》1990年第2期）一組論文，對孔尚任的戲劇文學思想加以梳理辨析，系統地概括其主要特徵，並將孔尚任的戲劇理論放在中國古代戲曲理論發展的縱向坐標，及同時代戲劇理論家李漁的橫向比較中，論述其獨特的價值與意義，對孔尚任的戲劇文學思想進行了較為全面的評價。不難看出，90年代的《桃花扇》研究無論在廣度和深度上都較過去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一批高質量的研究論文的出現，提供了新的學術信息，體現了新的學術成果。然而，勿庸諱言，大量的人云亦云、粗製濫造、缺乏學術價值的文章仍然存在。學術研究的整體水平還有待進一步提高。綜觀20世紀的《桃花扇》研究，其整體學術走向，經歷了由零星到系統，由分散到集中，由單一的作家、作品研究到多角度、多層次的綜合研究的逐步發展提高的過程；經歷了從單純的思想性的判別，轉入文本本身的審美研究，從單純的文學研究，轉入到對文化現象與歷史事實的描述或闡釋的變化過程。在研究方法的運用上，不同時期的研究者則有著各自不同的偏愛與選擇。這種情形，既與研究者自身的學術素養有關，更有時代思潮與社會政治背景的影響。作為20世紀戲曲文學研究的重要成果，《桃花扇》研究從一個側面體現了這個時代學術思潮的嬗變，成為20世紀學術史的重要組成部分。[B]感謝[/B]：《湖北大學學報》200104[B]相關鏈接[/B]：黃敬欽:《清忠譜》、《長生殿》、《桃花扇》三劇中講唱研究普賽克：桃花扇身後事(6樓）郭啟宏：另樣的《桃花扇》能喚起歷史感？（3樓）向志柱：《長生殿》與《桃花扇》的互補性（4樓）苗懷明：《長生殿》、《桃花扇》與清初遺民心態（5樓）賀信民：《長生殿》《桃花扇》異同論盡挹西江：重讀桃花扇有感（5樓）高小康：《桃花扇》與中國古典悲劇精神的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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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04-8-26 19:16 | 只看該作者仲冬梅：二十世紀前半葉的《桃花扇》研究

[B]二十世紀前半葉的《桃花扇》研究[/B][B]仲冬梅[/B][B]摘要[/B]本世紀前半葉的《桃花扇》研究，囿於嚴峻的政治及社會環境，學者們主要著眼於對《桃花扇》政治層面的主題意蘊的闡發，但也有不少學者試圖從文學層面審視《桃花扇》，並取得了一定成就。本文之目的即試圖通過這50年學界有關《桃花扇》研究的論文、文學史著及相關研究論著的考察，對其得失予以客觀的評價。[center]一[/center]如就專題研究論文的數量來看，20世紀前50年學界對《桃花扇》研究是頗為看重的。據傅曉航、張秀蓮主編《中國近代戲曲論著總目》〔1〕統計，1900-1949年，有關《桃花扇》研究的專題論文達16篇。但這並不意味著《桃花扇》研究在本期便獲得了深度的開掘。從這16篇論文的具體情況來看，1911年清朝傾覆前僅3篇，即憂患餘生《桃花扇》、晦聞《題〈桃花扇〉傳奇》和朱伯良《題〈桃花扇〉傳奇後》。〔2〕前者是劇情梗概，略綴數語以引申其中的興亡之恨，後二採取傳統題跋形式，著眼點也是劇中的黍離之悲。民國後至20年代前，也僅3篇，即《題〈桃花扇〉八首》、玄《〈桃花扇〉斷章取義》和宋慈抱《小說閑評·桃花扇》，〔3〕三者之著眼點仍是《桃花扇》中感時傷世之情懷。其餘10篇，均發表於三、四十年代，其中1933-1935年共7篇，而以1934年為最多，共4篇。這自與這一時期抗日愛國運動逐漸高漲的社會現實有關，因而諸多論文或著眼於劇中的南明之亡以針砭現實，如薩孟武《由〈桃花扇〉觀察明季的政治現象》和《由〈桃花扇〉論到明代沒落的原因》；〔4〕或強調劇中的民族意識以喚醒國魂，如絮因《〈桃花扇〉里的民族魂》〔5〕等。可見，本期《桃花扇》研究論文雖不甚少，然開掘並不甚深。囿於嚴峻的政治、社會環境，學者們多是借《桃花扇》以闡發自己的政治、民族意識。就社會效果言，這樣做自能針砭現實，激發民眾之愛國熱情，而就學術研究本身言，則遮蔽了學界對《桃花扇》政治層面之後文學層面的審視，從而對《桃花扇》的開拓難以深入。當然，並非所有論文均只是著眼於對《桃花扇》政治意識的闡發，容肇祖《孔尚任年譜》、梁樂三《〈桃花扇〉與木皮子鼓詞》、方霞光《校點〈桃花扇〉新序》等〔6〕，便另當別論。容氏《年譜》系據譜主詩文編成，以記述譜主創作活動為主，將《湖海集》詩題分年系屬，頗便閱者翻檢。對東塘創作《桃花扇》時間，容譜亦略作考辨，如康熙二十三年（1648）條據劇作注、白有「康熙甲子八月」及「二十三年」等字樣，遂疑此年「或是《桃花扇》輪廓構成之時」；又康熙三十八年（1699）條記「《桃花扇》三易稿而書成」等。然限於資料不足，容譜於東塘之交遊乏所考述，記譜主行跡亦甚為粗略，如譜中於譜主67-70歲（康熙五十三年至五十六年）間，每年僅記「尚任家居」。但作為孔尚任生平研究之第一部年譜，其草創之功，仍不可沒。梁樂三文則通過對《桃花扇·餘韻》和賈鳧西《木皮子鼓詞》的比較，發覺兩者「字句及所用的曲調，無一兩樣處」，而「孔、賈二人又是同鄉」，「賈雖較孔在前，但二人總能見過面的」。據此梁氏懷疑「也許蘇崑生即暗指著賈鳧西」。儘管梁文「因無充分證據，不敢斷然確定」，但這一發現無疑也為學界提供了新的材料。方霞光《新序》對東塘之生平、《桃花扇》之寓意、人物塑造及其地位等均作了頗為詳盡的論述，其中亦多有發明。如在指出《桃花扇》中「老贊禮」實即作者自己的化身」後，認為：「這足以表明作者精神上是完完全全的一個明末遺老。」也正因此，東塘之撰《桃花扇》，是要寫「明亡痛史」，「侯李的戀愛不過是賓，是襯托；『桃花扇』一詞乃出於杜撰，或別有寓意，而所稱扇上所系的南朝興亡治亂，卻倒是作者所要認真評述的。」至於劇中人物，「大約可以分為兩類：一類為成仁取義，廉節自守的英雄義士烈女；一類是求名鶩利，卑酢下流的奸佞小人。前一類人奮鬥、吃苦、不屈；後一類人偷安、享樂、投降。」作者正是通過對這兩類人物「各具個性」，「活靈活現」的刻劃，來展示「弘光亡國史」的。總之，《桃花扇》「有考據，有詞采，結構緊密，描寫深刻，真可以傲視一切！」而自《桃花扇》之後，崑曲漸趨衰落，即使有人試作傳奇，「亦是強弩之末，能吟讀而不能演唱」，因此，「《桃花扇》實為中國劇曲之後勁，押陣的大元帥。《桃花扇》，實在是中國文學上的巨作。……我敢作如此的介紹：寧可不讀《西廂記》、《牡丹亭》、《長生殿》，卻不可不讀《桃花扇》。」[center]二[/center]本期出版的各類中國文學史及戲曲史著作中，於《桃花扇》多甚為推崇，如胡行之以之為「一部最偉大、最崇高、最熱烈的劇本」〔7〕，然在具體評述上，或抄引大段曲詞略作評析，或引錄前人評論稍加引申，少有可采。能脫卻陳說而出己之新意者，當推青木正兒之《中國近世戲曲史》，如該書論《桃花扇》之以史為劇：《桃花扇》於細心搜羅明末史實以構成此劇之一點言之，辟前人未開之徑，最為著名。著者於卷頭出考據一項，一一示其所據文獻之細目。藝術雖無須如此，然史實正確而結構亦佳者，不可不以之為最合理想之劇。此作在史實之拘束中，而能自在運用其構思，毫無跼蹐瑟縮之態，起伏轉折照應，秩序整然，毫不見衝突處，此其所以為傑構也。不是從史學而是從文學角度來觀照《桃花扇》，故雖欣賞其忠實於史，而更激賞其能不拘泥於史實，「自在運用」的生花妙筆。又如評《桃花扇》之體例，前人多賞其《試一出先聲》為他劇所無，青氏也認為「此可謂脫副末開場之舊套而善活用之者」，「但其先，萬樹之《今八翻》第一出翻案以『末』為觀劇道人，以題名《念八翻》之自度曲代詞，而結以『末』白『那來者。﹝內雲﹞誰？﹝末﹞虞柯是也。』 ﹝按，虞柯為此劇之『生』，次出即接踵登場。﹞開場新例已著先鞭矣」。而「其出尾『白』之起下的用法，明馮惟敏《不伏老》雜劇第一折已用之」，據此，「則難言其全然為孔尚任所獨創，要之在脫去傳奇千篇一律之舊套一點上，當值注目者。」對梁廷枬以《媚座》《孤吟》為「蛇足」、「閑文」的詰難，青氏也「以為不然」：凡傳奇之皆分為上下二卷者，為分演之於兩日也。《桃花扇》之《本末》中記太守劉雨峰高宴演此劇之事，有「觀演《桃花扇》傳奇凡兩日」之語，且《孤吟》出中之白，亦有「昨日看完上本，演的如何？」其為分演兩日之體也明甚。故作者創新例於下卷副末開場，反為其用意之周到處。而梁氏譏之，實為拘泥於舊套之說，不思之甚者也。〔8〕從戲曲表演角度對東塘制曲用意周到處的體認，也是極具見地的。[center]三[/center]在本期對《桃花扇》研究頗具影響且多有心得的，還有梁啟超、吳梅二人。梁啟超之介入《桃花扇》研究，顯然是出自其提倡「小說界革命」之理論需要，「欲新一國之民，必先新一國之小說」〔9〕，而「戲劇則有聲有色，無不樂觀之，且善演者淋漓盡致，可泣可歌，最是動人感情」，「故戲劇者，一有聲有色之小說也」。以這種眼光來審視中國古典戲曲，「借離合之情，寫興亡之恨」的《桃花扇》，自最能切合「新一國之民」、「喚醒國魂」之需要。故梁氏對《桃花扇》之濃重感傷情緒極為注重，以為「一部哭聲淚痕之書」，即便老贊禮等人之打趣語，「乃傷心語也，為當時腐敗之人心寫照也」，「然其外愈達觀者，實其內愈哀痛，愈心酸之徵也」。對《桃花扇》之結構，梁氏亦有頗為精到的論述：《桃花扇》卷首之《先聲》一出、卷末之《餘韻》一出，皆雲亭創格，前此所未有，亦後人所不能學也。一部極凄慘極哀艷極忙亂之書，而以極太平起，以極閑靜極空曠結，真有華嚴鏡影之觀，非有道之士，不能作此結構。《桃花扇》之老贊禮，雲亭自謂也，處處點綴入場，寄無限感慨。卷首之試一出《先聲》、卷中之加二十一出《孤吟》、卷末之續四十齣《餘韻》，皆以老贊禮作正腳色，蓋此諸出者，全書之脈絡也。對劇作之結構、脈絡的體認，是頗具慧眼的，然其著眼點仍在於流動於劇作中的「凄慘哀艷」之情和「無限感慨」。正是基於這些，梁氏認為：「以結構之精嚴、文藻之壯麗、寄託之遙深論之，竊謂孔雲亭之《桃花扇》冠絕前古矣。其事迹本為數千歲歷史上最大關係之事迹，惟此時代，乃能產此文章。雖然，同時代之文家亦多矣，而此蟠天際地之傑構，獨讓雲亭，雲亭亦可謂時代之驕兒哉」〔10〕實則梁啟超對《桃花扇》研究之最大貢獻，應推其於1925年夏完成的《桃花扇注》〔11〕。是書卷首《著者略歷及其他著作》一文，是本期第一篇孔尚任生平研究的專題論文。文中對孔尚任之生平、個人修養、為人、對文學及詩詞、音樂的愛好等，均作了簡要描述，其中不乏獨到之見。如對東塘撰作《小忽雷》始末的考實，指出李調元《雨村曲話》「《小忽雷》是顧天喜、董恆岩合著」之說不確，「恆岩所作曲有《芝龕記》，布局散漫，用墨拖沓，斷非能作《小忽雷》之人。且《小忽雷》卷首東塘題辭歷歷，調元殆耳食未見原本耳。」而對《小忽雷》一劇的評價，梁氏看法亦自具手眼：雲亭作曲，不喜取材於小說，專好把歷史上實人實事，加以點染穿插，令人解頤。這是他一家的作風，特長的技術，這種技術，在《小忽雷》著手嘗試，到《桃花扇》便完全成熟。指出東塘喜以史為劇的「作風」、「技術」，是有一發展過程的，可謂有見。依我個人的評判，《小忽雷》詞曲之美，實比《桃花扇》還勝一籌。他的好處在不事雕琢，純任自然，無一短釘之句，無一強押之韻，真如彈丸脫手，春鶯李林，流麗輕圓，令人色授魂與。清朝劇本，總該推他第一了。就這一點論，恐怕還是顧夢鶴的天才特色，雲亭已隔一層了。對《小忽雷》之推許未免過高，將其詞曲之美均歸之於顧彩，亦未必當。然對《小忽雷》詞曲「好處」的總結與概括，還是頗為準確、形象的。梁氏《桃花扇注》是《桃花扇》研究史上第一個注本。其特點有二：一是趨俗。梁氏注《桃花扇》之目的，在於以之開發民智促進變革。為此，其對《桃花扇》在形式上進行了一些改動，以盡量切合中國讀者之閱讀習慣。改動方式有三。其一，於每出之首用前人詩詞或劇中人台詞作起領，頗似話本小說之入話詩。如第6出《眠香》開頭詩：「笙歌畫舫月初沉，邂逅才人訂賞音。福慧幾生修得到，家家夫婿是東林。」（秦伯虞《題板橋雜記》）第9出《撫兵》開頭詩：「慰三軍沒別法，許就糧喧聲才罷，誰知俺一片葵傾向日花。」（本出左良玉唱詞）11出《投轅》開頭詩：「軍中文武如蜂聚，排難須尋柳敬亭。」（陳於玉《桃花扇》題詩）等。這些詩詞都較恰當地概括了劇情並抒發了感慨，暗示了人物命運，能使讀者更好地領悟劇情。其二，於每出開頭註明時間、地點、人物、布景以及演出時所需用物，並將每齣劇中人一一列出，角色注於名字之後。這顯然是借鑒西洋戲劇形式而對《桃花扇》劇作形式的改動。這就不僅方便了讀者，也方便了演出者。其三，將原劇之獨白、唱詞分別用不同的字體分行排列，出場人物以姓作標記，這較之原作不分行，以生、旦、凈、末等角色標記人物自更便於讀者閱讀。二是考實。對《桃花扇》所涉之南明歷史、人物、掌故等，梁氏均進行了頗為詳盡的考核。這些注釋資料翔贍，辨析明晰，充分表現了梁氏紮實淵博的歷史學養。然梁埋頭工作非僅只是泥於坐實歷史，指出東塘作劇於史實依違之處，而且其間時雜梁氏之評說，從中不難見出梁氏對東塘以文運史之「文心」的領會和體悟。如第7出《卻奩》注（一），梁氏據侯方域《李姬傳》、《與阮光祿書》、《答田中丞書》及賈開宗《侯方域年譜》等，指出：「阮大鋮自《防亂公揭》刊播後，欲納交於侯朝宗，此事實也；朝宗之不為大鋪所賣，頗得李香君提醒之力，此亦事實也；大鋪因此大恨朝宗以及香君，此亦事實也。」但「對阮奔走者實一不知名之王將軍，而於龍友無與；其所藉以納交者，亦不過貰酒招舫等事，與香君妝奩無與；香君亦不過勸朝宗擇交，無所謂卻奩之事也：其事又當在己卯而非在癸未」。梁氏繼而指出：「雲亭度曲，惟取其意，而稍易其人其事及其時，既非作史，原不必刻舟求劍也。」第8出《鬧榭》注（二）：「鬧榭亦未必實有其事，不過藉以寫復社少年驕氣。」這種體認都是頗為準確的。對東塘描寫過於失實者，梁氏亦予訶責，如第38出《沉江》注（二）：「揚州破於四月二十五日，史公即以其日遇害（或言被函經三日），福王之逃，在五月初九日，此皆時日彰彰鑿鑿絕無疑竇者。若如本出所演，『今日揚州失陷，才從城頭縋下來』……『原要南京保駕，不想聖上也去了。』則事隔十三日（四月小），何從牽合，無稽甚矣。雲亭著書在康熙中葉，不應於此等大節日尚未考定，其所採用俗說者，不過為老贊禮出場點染耳。既作歷史劇，此種與歷史事實太違反之記載，終不可為訓。」這種訶責則又難免膠柱鼓瑟了，於東塘之「文心」未免有隔。不僅歷史劇與歷史終究有別，虛構、點染無可非議，況且史可法之死，其時即有多種傳說，東塘由人物形象塑造之需要出發，以沉江寫史公忠義，於真實歷史亦無大違礙。梁注於此顯然是以「史心」來度東塘之「文心」了，自亦「不可為訓」。作為一代文化巨子，梁啟超對《桃花扇》的研究於其時及後世學界之影響是顯而易見的。如對《桃花扇》政治感傷意識的極度闡發，對本期以政治批評為主的《桃花扇》研究無疑具有推波助瀾的作用；其對孔氏生平的粗略描述，對容肇祖的《孔尚任年譜》也不乏啟迪和借鑒意義。至於其《桃花扇注》，不獨於其時有促進劇作流播之作用，即便是50年代王季思、蘇寰中重注《桃花扇》〔12〕，也仍主要從梁氏注本中吸取營養。[center]四[/center]與梁啟超不同，吳梅則主要從藝術創作角度切入《桃花扇》研究。其觀點散見於《顧曲麈談》（1914年）、《霜李曲跋》及《中國戲曲概論》（1926年）諸書中。〔13〕大略而言，吳氏於《桃花扇》研究，主要著眼於三個方面。其一，是論《桃花扇》之寫文筆法。其《顧曲麈談》第二章《制曲》中，論及傳奇須「立主腦」時說：試觀《桃花扇》，全部記明季時事，頭緒雖多，而系年記月，通本無一折可刪，且所紀皆是實錄，尤可作南都信史觀，所謂六轡在手，一塵不驚也。余嘗謂《桃花扇》為曲中異軍，亡友黃摩西以為至言。後人作劇，但知為一人而作，不知為一事而作，又不知敷設許多他事，即為此一事而作。強調的是《桃花扇》於諸多頭緒中能緊扣「明季時事」而寫，筆不旁逸，主腦清楚。在論及「酌事實」時吳氏又以《桃花扇》為例：古今傳奇，用故事之最勝者莫如《桃花扇》。……《桃花扇》所用事實，俱見明季人野史，卷首有考據數十條，東塘已自明晰矣。抑知記中所有纖小科渾，亦皆有所本乎：香君渾名香扇墜，見《板橋雜記》。王鐸楷書《燕子箋》，今藏無錫某宦家。即如阮大鋮之路斃仙霞嶺，蘭田叔之寄居媚香樓，亦見《冥報錄》、《南都雜事記》。蓋几几乎無語不徵實矣。著眼點是《桃花扇》忠實於史實的創作手法。在其後的《霜李曲跋》卷2《桃花扇記》中，吳氏又進一步指出：「自有傳奇以來，能細按年月、確考時地者，實自東塘為始。傳奇之尊，遂得與詩詞同其聲價矣。」對《桃花扇》寫史筆法給予了高度的肯定和評價。其二，是論《桃花扇》之藝術構思的。以為該劇「通部布局，無懈可擊。至《修真》、《入道》諸折，又破除生旦團圓之成例，而以中元建醮收科，排場亦不冷落。此等設想，更為周匝。故論《桃花扇》之品格，直是前無古人。」〔14〕其三，是對《桃花扇》曲詞的批評。自製曲之心來看，《桃花扇》之曲詞「機趣流利」而無「道學氣」。如其《沉江》一出，「譜文可法死節事，何等可慘」』「讀之令人慷慨泣下，無一憔悴可憐之語」』「故填詞者，須有跌宕風流之致，雖有扶持名教之旨，切不可為迂腐可鄙之詞」。〔15〕然自演曲者之眼來看，則《桃花扇》「通本無耐唱之曲」，「馬、阮諸曲，固不必細膩風華，而生旦則不能草草也。《眠香》、《卻奩》諸出，世皆目為妙詞，而細唱不過一二支，亦太簡矣。東塘《凡例》中，自言曲取簡單，多不過七八曲，而不知其非也（此病《長生殿》所無）。〔16〕正因如此，吳氏在其1926年問世的《中國戲曲概論》中認為，若論「排場布置、宮調分配」，「李思遠駕東塘之上」。其實，吳氏如上之看法並不新鮮，清代學者已早有論及（如李慈銘《越縵堂日記》）。然本期乃至後此學界，論及《桃花扇》時，卻多喜引吳梅諸說，這自與吳氏為一代曲學大師的地位有關，故人們遂視其對《桃花扇》之評為定評，而對清季學者諸論則習焉不察。綜之，《桃花扇》研究雖在本期學界甚受重視，然囿於其時社會政治環境，學界對《桃花扇》之開拓卻極為有限。頗有意思的是，本期學界對孔尚任罷官一案都甚為冷漠，甚有以之為「因事辭官」者〔17〕。這固有資料匱乏的原因，也與東塘罷官不若洪昇「演《長生殿》之禍」波及面大有關。這種冷漠無疑也限制了學界由此對《桃花扇》深層意蘊的闡發。〔[B]參考文獻[/B]〕〔1〕傅曉航、張秀蓮主編.中國近代戲曲論著總目.文化藝術出版社，1994.〔2〕憂患餘生文.見《新民叢報》第8號，1902年5月22日；晦聞文見《覺民》第8期，1904年7月8日；朱伯良文見《廣益叢報》第207號，1909年7月7日.〔3〕蘭文分別見：《民警雜誌》第1期，1912年11月30日；《娛閑錄》第5、8期，1914年9月；《頤海潮》等8、9期，1917年4月1-8日。〔4〕薩孟武二文均見《中央時事周報》第2卷，前文第25-27期，後文第29期，1933年.〔5〕絮因文見《民族文藝》第1卷第5期，1934年8月.〔6〕容肇祖文見《嶺南學報》第3卷第2期，1934.4；梁氏三文見《人間世》第34期，1935年8月；方霞光文見《國文月刊》第21期，1943.4.〔7〕胡行之.中國文學史講話.光華書局，1932.6：164.〔8〕﹝日﹞青木正兒.中國近世戲曲史.王古魯譯.商務印書館，1936.2：387-388〔9〕梁啟超.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新小說.第1卷第1期，1902.〔10〕上引均見梁啟超.新曲苑.第10冊.曲海揚波.卷1.此據《中國古典編劇理論資料彙輯》.中國戲劇出版社，1984.4.〔11〕梁啟超.桃花扇注.收於《飲冰室專集》.中華書局，1936.〔12〕王季思、蘇寰中注.《桃花扇》.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9.〔13〕均見《吳梅戲曲論文集》.中國戲劇出版社，1983.6.〔14〕〔16〕吳梅.霜李曲跋.卷2.桃花扇記〔15〕吳梅.顧曲麈談.第二章.創曲〔16〕如陳子展即持此看法.參見其《中國文學史講話》(下).北新書局，1937.6.〔[B]作者單位[/B]：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博士生〕（[B]責任編輯[/B]李維）[B]感謝[/B]：《齊齊哈爾大學學報》2001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