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賡武在清華講《中國「史」的傳統和意義》

9月13日，清華大學2016年度人文與社會系列講座邀請到香港大學原校長、新加坡國立大學特級教授、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王賡武先生，在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報告廳作了一場題為《中國「史」的傳統和意義》的講演。

講座現場，從左到右依次為：崔之元、王賡武、汪暉

王先生首先指出，他所謂的「史」，就是經、史、子、集的史部。「經」和「史」在中國的傳統中是不能分開的。他認為，「經」和「史」是一套內容，只有對二者有著全面的了解，才能真正開始了解中國。他相當同意章學誠關於「六經皆史」的說法，六經中確實有相當一部分都是以「史」為主的。但是，傳統的「史」與我們今天所講的「歷史學」，它們之間的關係是怎樣的呢？

我們今天所講的「歷史學」，其實是一個來自西方的新概念。西方歷史學的來源比較複雜，主要有兩大傳統。一方面是來自希臘羅馬的傳統，是較為世俗化的史學；另一方面是來自基督教的傳統，是較為宗教化的史學。在西方也有「經」——《聖經》，它的影響力比中國的「經」更大。中國的「經」經過一千多年的討論和選擇，其中不乏理智性的、學術性的分析和討論，至宋代時才最終確定下來，且在此之後還有人表示疑問。在討論和選擇的過程中，「經」又夾雜著「佛經」、「道經」等概念。此外，中國的「經」還有「九經」、「十三經」等數目上的規定。而西方的「經」則有所不同。它一開始就是一部「經」——《聖經》，且地位十分神聖。在中世紀天主教占統治地位的時期，希臘羅馬的世俗化史學傳統不受重視。文藝復興時期，人們才把世俗化和宗教化的兩個傳統重新整合在一起。進入18世紀的啟蒙時代，史學家開始考慮用科學的、客觀的眼光來分析古代的歷史，漸漸沖淡了其中宗教的成分，產生了通常意義上所說的「歷史學」。可以看到，西方的「歷史學」是從哲學和科學的思想中演變出來的。

西方新的史學，與所謂的社會科學密切相關，其發展軌跡與中國的「史」有所不同。簡單地說，中國的「史」講究學以致用，目的是治國平天下；西方的「史」講究求真，從科學的觀點出發，重視檔案的保存和維護。在中國，檔案的保存都是有選擇的，只有那些對於建立家天下政權有所幫助的檔案才會被保留下來。尤其是唐代以後，史官正式成為一種職業化的工作，史書的編纂變得更為精細，檔案的保存也越來越反映出官方的意志。中國的「史」也求真，但卻是在求用的範圍里求真。18世紀以後西方出現的新的史學，它的基本想法是要把史學和宗教的、王朝的需要相分離，用科學的、客觀的眼光來分析史料。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的「新史學」開始以後，像顧頡剛等「疑古派」，就開始採用西方史學懷疑的態度，利用新的方法來看待古代遺留下來的記載。新史學在史料方面也有所突破，主要表現為史料範圍的擴充。特別是在檔案的保存方面，原先是由官方決定檔案的保存與否，新史學出現以後，則是強調要盡量地全部保留檔案史料。

在中國「史」的傳統發生變革的時候，西方的歷史學也在不斷地發生著變化。因為西方史學與社會科學之間存在不可分離的關係，因此當社會科學發生變化時，史學本身也隨之發生變化。在經濟方面，自亞當?斯密以來，經濟學就不斷地發生著各種變化，使得史學家不得不重新考慮歷史上的經濟數據、經濟發展與政治發展的關係等問題。在政治方面，過去的中國並不存在所謂的「外交史」，中國的朝貢制度本身是國體中的一部分，不能稱之為近代意義上的「外交」。而在近代由帝國轉變為民族國家的過程中，西方史學逐漸發展出了所謂的「外交史」。當史學家開始注意民族國家形成的歷史的時候，歷史的性質也開始發生轉變。

在18世紀以前，西方的史學著作中並不存在明確的國家邊界意識。如羅馬史就是羅馬帝國和整個地中海周邊的歷史。直到吉本的《羅馬帝國衰亡史》，仍然延續著這樣的敘事模式。從15、16世紀開始，西方史學的重點才開始轉向國別史。其中最重要的一大事件，就是荷蘭的獨立。荷蘭經過一百多年的戰爭，從西班牙分離出去，建立了自己的國家，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尼德蘭革命」。這段歷史可以說開啟了國家史的新模式。一方面，在以往的歷史中，並不存在「國家」的概念，國與國之間的矛盾都由天主教的教廷來協調解決，人們的思想都籠罩在天主教之下。而當天主教發生分裂後，國與國之間的矛盾就開始凸顯出來。另一方面，以往的歷史也不存在邊界的問題。國與國之間王室相互通婚，邊界也在不斷地改變，但宗教戰爭之後，邊界的問題也開始凸顯出來。荷蘭獨立以及宗教戰爭這兩大事件，使得「國家」、「邊界」的概念日益清晰起來。

尼德蘭革命

有趣的是，我們今天常說的「國際法」，也與荷蘭的獨立有所關聯，且最早是從東南亞開始建立起來的。在荷蘭獨立之前，西班牙和葡萄牙在東南亞也有過鬥爭，但並不需要所謂的「國際法」來解決，而是通過天主教的教廷來解決。當荷蘭獨立、加入到對東南亞的爭奪中後，矛盾就開始凸顯出來。由於荷蘭信仰的是基督教，與西、葡的信仰有別，相互之間的爭端不可能在教廷上加以解決，因此就創立了「國際法」來解決上述問題。荷蘭法學家格勞秀斯根據東南亞地區不同地域、不同宗教之間的港口貿易的原則，確定了國際法的一系列基本原則。嚴格說來，格勞秀斯所確立的國際法原則，並不是現代意義上的國際法，只是商人之間互相認可的貿易準則，目的是解決貿易爭端。當信仰不同宗教的國家之間發生爭端，無法用宗教的方法解決的時候，就可以使用世俗化的法律來加以解決。

格勞秀斯

當民族國家形成以後，中國人該如何用國家的概念來書寫歷史？清末民初以來，中國史學家一直沒有很好地解決這個問題。

王先生說道，自己在學生時代時就感到奇怪，為什麼《中國通史》、《中國文化史》等書名里都帶有「中國」的名稱？我們須知，在19世紀以前，中國的史書中並沒有「中國通史」這樣的名稱，只有諸如「明史」、「清史」這樣的名稱。「中國」開始成為一個國家的名字這樣的概念，是從19世紀末20世紀初才開始出現，並在清朝滅亡後才得到廣泛使用的。那麼，一個疑問就出現了：既然我們都在說「中國」，那麼「中國」究竟是什麼呢？

王先生說，「什麼是"中國』」這個問題，只有外國人和海外的中國人會發出這樣的疑問。早在兩三百年前，不少中國人就開始到東南亞定居。他們堅持自己都是華人，保留著原有的風俗習慣，直到今天。在兩百多年前，清朝還未滅亡的時候，他們是如何看待「中國」的呢？其實，在他們心中並沒有「中國」的概念。他們所認同的是鄉土，所謂「中國」的文化，其實就是鄉土文化。在他們的觀念中，清朝不是「中國」，「中國」就是他們的家鄉。「中國」既不是國家的概念，也不純粹是文化的概念，而是一個鄉土文化的概念。當然，他們也承認中國文化的主流是儒家思想，這與中國商界的發展有關。從秦漢到隋唐，士農工商的觀念一直很強大。直到明朝，才演變出了一個新的概念——「儒商」。最理想的商人，就是跟儒家合作做生意的商人，商人用儒家的思想來表明自己的身份和地位。王先生認為，海外的中國人群體並不一定懂得或者研究儒家思想，也不一定信仰，但卻很欣賞、很重視，認為這是中華文化的核心。他們眼中的「中國」，就是儒家居其上、鄉土文化處其下的一種概念。他們也不使用「中國」或者「漢人」的概念，而是用「唐人」稱呼自己，稱「中國」為「唐山」。

在外國人發出「什麼是"中國』」的疑問之前，海外的中國人已經開始思考這樣的問題。王先生認為，自此疑問發出以來，「中國」的概念最清楚的時候是在抗日戰爭時期。「抗日救亡」的口號影響很大，得到了海內外中國人的一致接受，愛國的歌曲、電影等開始大量湧現。值得注意的是，海外的中國人雖然接受中國官方從邊界上認定的「中國」的範圍和疆域，但其心中的「中國」，還是文化上的概念。特別是在1945年「二戰」結束以後，帝國主義開始退出殖民地區，原先的殖民地開始按照西方民族國家的原則建立起自己的國家。由此一來，海外的中國人又開始思考：什麼是「中國人」？「中國人」能不能入外國籍？入了外國籍之後，我們還是「中國人」嗎？結果是，一部分人回到了中國本土，而另一部分留在當地的中國人，就不再是「中國人」，原先的「華僑」也就變成了現在所說的「華人」。

時至今日，研究中國歷史的外國學者越來越多，水平也越來越高，尤其是在近代史方面貢獻很多，促進了中國史學的不斷深化。但王先生提出了一個疑問：既然如此，中國傳統的「史」還能有什麼作用呢？

王先生坦言，這個問題他思考了很久，但也沒有確切的答案。他說，我從境外看中國的時候，發現以前海外的中國人看中國，只看鄉土文化和儒家文化，並不重視中國歷史。五四新文化運動打倒孔家店，儒家思想不再佔據核心地位，海外在看中國的時候，才開始注重「史」。他說，從境外看中國，認同中國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有一個「經」。特別是在鄉土文化消失以後，「經」的作用更加凸顯出來。

而現在，用現代史學的方法解釋中國歷史的著作越來越多，看的人也越來越多。但是，我們應當怎樣在世界史中看中國？現代的歷史學與傳統的「史」之間，存在著什麼樣的關係？眾所周知，西方的近代史一般以1500年作為開端，而中國近代史則以鴉片戰爭作為開端，造成了與中國「史」的傳統的斷裂。我們究竟該如何看待明末清初到清中葉的這一段歷史？最近一段時間討論激烈的「新清史」，其實本是學術的正常討論。按照西方史學的邏輯，傳統帝國的內部存在很多民族，他們本來有權利建立自己的民族國家。在帝國解體之後，繼之而起的就應該是民族國家。不僅各個民族建立自己的民族國家，帝國的統治者也應回到自己的本土去建立自己的民族國家，英國、法國等國家皆是如此。那麼，中國為什麼不是如此呢？清帝國是滿洲人建立的帝國，清帝國解體後，滿洲人回到滿洲去建立自己的國家，不也是正常的嗎？當然我們也不可否認，此種邏輯的背後也含有政治上的考慮。但是爭論背後所反映出來的問題，卻是「史」的傳統的斷裂。在我們以往的認識中，從明末清初到清中葉的這段歷史，並沒有與中國傳統的「史」結合起來。「史」的傳統的特點是連續性，但我們以1840年作為分界點的做法，卻人為地割裂了「史」的連續性，由此帶來的問題已經超出了歷史學的範疇。王先生認為，當「經」還未定的時候，「史」就顯得特別重要。我們了解「史」的傳統，有著很重要的意義，可能會對將來的「經」有所貢獻。

新清史四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