授權發布：岳飛研究會會長龔延明：「民族英雄岳飛之死」

一 .岳飛死於愚忠嗎？

批評民族英雄岳飛「愚忠」的人，說岳飛忠君是「絕對的忠君」，對「皇帝無限忠誠」；又說「絕對忠君」的岳飛，「卻被自己無限忠誠的皇帝殺了」，因此岳飛的忠君是「愚忠」，「岳飛的悲劇就在這裡」（王繼烈《評岳飛的忠君思想》，刊《青海社會科學》1980年第二期）。

有「忠君思想」與「絕對忠君」的愚忠，顯然有區別。持岳飛愚忠觀點的人，對南宋抗金史與岳飛、高宗的矛盾，可以說是所知甚少，恁主觀臆造什麼岳飛對高宗「絕對忠誠」，純系胡說八道。

在封建時代，臣民忠君，是普遍的觀念，因為君代表國家，是國家的象徵，君與國家是聯繫在一起的，忠君與愛國是分不開的。但遇上昏君，危害國家利益的君主，臣民都能忠嗎？不但不能忠，甚至反抗。身為武將，岳飛當不例外。從岳飛一生抗金實踐中可以看出，他忠君是以愛國為前提的。強敵入侵，宋國處於生死存亡的關頭，他服從皇帝抗金的詔命，以保國衛家。但當他發現宋高宗出於個人私利，不想收復失土、迎回被金軍俘虜的宋徽宗、宋欽宗時，他就毫不猶豫，不顧個人得失，敢於頂撞皇帝，拒不執行皇帝詔令。

如，紹興七年（公元1137），岳飛已升至太尉、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撫使，進入朝廷正二品大員之列，位高權重，雄心勃勃，正計劃大舉北伐收復淮河以北的失地。是年春，高宗在平江（今蘇州）從武漢召來岳飛商談軍事方略。岳飛陳述了規復中原的軍事行動方案。在從平江船行到建康（今南京）的路上，宰相張浚和宋高宗趙構商議了收回老將劉光世淮西軍五萬餘兵馬的事。淮西軍紀律渙散，劉光世統軍無方。收回劉光世大軍後，軍權交給誰呢？宋高宗考慮後，決定交給治軍嚴明、英勇善戰的岳飛。宰相張浚表示支持，當即降指揮，令岳飛收掌「淮西宣撫劉少保下官兵等五萬二千三百一十二人，馬三千一十九匹，須至指揮。」（宋岳珂《鄂國金佗續編》卷八《督府令收掌劉少保下官兵札》）宋高宗為穩定淮西軍軍心，親自降《御劄》，給淮西軍大將王德，交待準備接受岳飛指揮：

朕惟兵家之事,勢合則雄.卿等久各宣勞,朕所眷倚.今委岳飛盡護卿等,蓋將雪國家之恥,拯海內之窮。天意昭然,時不可失,所宜同心協力,勉赴功名,行賞答勛,當從優厚.聽飛號令,如朕親行,倘若違斯言,卻有常憲.付王德等。御押

劉光世被罷免後，高宗本已決定由岳飛接管淮西軍。將淮西軍五萬兵併入岳家軍，使岳家軍兵力驟境一倍以上，成為三軍之冠!而且高宗還親口對岳飛說：「中興之事,一以委卿！」將北伐重任交給岳飛,岳飛心情有何等激動呀!胸中湧起了「重新收拾舊山河」的熱血浪潮,覺得收復中原的宏圖可以付諸實施了。於是奮筆疾書,寫了一道《乞出師札子》：

提兵直趨京、洛……經略兩河，金人有破滅之理，為陛下社稷長久無窮之計在此舉……異時，迎奉太上皇帝、天眷（欽宗）以歸故國，使宗廟再安，萬姓同安！（《鄂國金佗粹編》卷十一《乞出師札子》）

岳飛滿腔熱血，把握時機，以出師北伐、滅亡金國、收復失土為己任。想不到，他的奏書提到「迎還二聖」，一下子觸及到宋高宗趙構的心病：徽宗、欽宗回國，我這個「九哥」往哪兒擺？皇位拱手讓出給大哥欽宗趙桓嗎？加之當時的樞密使秦檜力主投降議和，恐懼岳飛北伐的方案，在高宗面前挑撥，大將並軍、軍力過強不便朝廷控制，又正中高宗疑忌武將的另一心病。於是，高宗顧不得顏面，立即改變主意，收回將淮西五萬大軍併入岳家軍的成命。並派宰相兼都督張浚前來軍中調停，假惺惺地徵求誰可統率淮西軍的人選。此時，宰相張浚產生私心，他身兼都督，既然高宗不想將淮西軍併入岳家軍，他想把這五萬軍隊納入都督府下。本來已滿腹怨氣的岳飛，與這位宰相大人首先發生激烈頂撞，他連駁張浚提出的王德、呂祉、張俊、楊沂中等人選，並且義正詞嚴回擊張浚的指責：「都督以正問，飛不敢不盡其愚，然豈以得兵為計耶。」（《鄂國金佗粹編》卷七《行實編年》）。岳飛對皇帝出爾反爾，十分驚訝，好似一盆冷水從頭澆下，他的北伐宏圖大略，一下從希望的頂峰，跌落到絕望的深淵，頓時心灰意冷。此種咄咄怪事，實在接受不了。他無比憤慨，上書請求解除軍職，並且未等高宗批複，擅自離開軍隊，前往九江廬山母親姚氏墓，守喪去了。這一舉動，使高宗震驚，勃然大怒，要收回岳飛兵權，罷去宣撫使軍職。只是在左司諫陳公輔的竭力勸諫下，方才作罷。勉強忍住心中怒火，派岳飛的部將王貴、李若虛等上廬山勸岳飛下山。高宗下的是死命令，如不能勸岳飛下山，王貴等等一同斬首。岳飛為部屬想，被逼下山歸隊。我們從岳飛怒上廬山這一事件看，岳飛對高宗趙構是絕對的忠誠，是愚忠嗎？當然不是。

又有人說：岳飛在取得郾城大捷後，可直搗黃龍府，但不敢違抗高宗「十二道金牌」而班師的，前功盡棄，最後無法逃脫被誅殺的命運。這是愚忠。提出這樣的問題的人，仍是昩於史事。

「十二道金牌」班師詔，為眾人所熟知；但很多人不知道，岳飛在紹興十年（1140）揮師大舉北伐時，高宗曾下過兩道班師詔。

第一道路班師詔，是在北伐剛開始的時候。紹興十年五月夏，金國皇帝熙宗撕毀和約，派兀朮率領十萬金軍南下。途經順昌，遇上劉錡率領的「八字軍」，雙方進行激戰。高宗急命岳飛北上支援，並許諾「圖復京師（開封），右謀關陝，與河北相應，中興大計，卿必有所處，唯是機會，不可不乘！」（《鄂國金佗粹編》卷二《援順昌六詔》）對岳飛來說，這道允許深入北伐的詔命，已等等了十幾年。於是岳飛奮起，立即從鄂州（今武漢）起兵，揮師北上。

正當出發才幾天，宋名將劉錡率領「八字軍」已擊退兀朮，順昌之圍已解，局勢有所緩和。高宗感到金軍威脅大大減少，對北伐又產生動搖，怕岳飛真的收回開封，直搗黃龍府。於是急派司農少卿李若虛趕赴前線，傳達班師詔，把岳飛召回鄂州。六月下旬，李若虛趕到德安府（今湖北安陸），向岳飛當面傳達了宋高宗的口詔：「兵不得輕動，宜班師。」 岳飛面對抗金大好形勢，和北伐軍高漲的士氣，如箭已發，機不可失，不顧抗詔的後果，斷然拒絕了高宗班師詔（宋徐夢莘《三朝北盟彙編》卷二0二）。李若虛為岳飛不計個人得失的抗金愛國之心所打動，寧可自己承擔責任，沒有勸阻岳飛北上，他對岳飛說：「事既耳，勢不可還，矯詔之罪，若虛當任之！」（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一三六）。李若虛還朝後，果然被罷官。高宗與宰相秦檜，對握重兵在前線的岳飛，也莫之奈何。

正是由於岳飛拒絕高宗班師詔，岳家軍繼續北上，勢如破竹，收復了河南陳州、蔡州、洛陽、穎昌等等開封以西地區，取得了郾城大捷，前鋒直抵朱仙鎮，從西、南包圍兀朮重兵屯駐的開封，只待淮東、淮西韓世忠與張俊二部北上合圍開封，以共殲金軍十萬主力。兀朮已在考慮北撤。

可是，北伐大好形勢的出現，高宗不但不高興，反而使其害怕。於是高宗、秦檜投降賣國集團，從臨安連降十二道金牌，以日行五百里的速度，急遞到岳飛抗金前線，令岳飛班師。為了給岳飛施加高壓，採用「釜底抽薪」的毒計，同時，命令韓世忠與張俊從前線撤退到淮河以南，又令「八字軍」統帥劉錡從靠近開封的順昌撤軍到江南，從而使岳飛陷入孤軍深入河南的危險態勢。為此，岳飛急上《乞止班師詔奏》：

今重兵盡聚東京（開封），屢經敗衄，銳氣沮喪，內外震駭。聞之謀者，虜欲棄其輜重，疾走渡河。況今豪傑向風，士卒用命，天時人事，強弱已見。功及垂成，時不再來，機難輕失！臣日夜料之熟矣！唯陛下圖之！

高宗根本不聽。大好形勢他當然清楚，正因為滅亡金國的形勢大好，才急詔三軍南撤。高宗懼岳飛單獨形動，命力岳飛一切軍事行動須同楊沂中、劉錡共同商議。這就剝奪了岳飛前線的指揮權。岳飛要繼續孤立留在河南前線，處境將十分危險：其一，兀朮可調動十萬大軍專一圍攻五六萬之眾的岳飛軍；其二、高宗、秦檜切斷了對岳飛的給養供應，使岳飛軍陷於缺糧、缺裝備的困境。為了避免全軍覆沒，岳飛不得不扼腕班師。

有人說風涼話：岳飛如拒絕班師，可以打過黃河，一舉端掉金國老巢，也不至於被殺。岳飛之死，死於班師。這是對歷史的無知。無論是岳飛軍的實力，還是五六萬兵馬斷了朝廷給養的保障，從那一方面看，岳飛都不可能孤軍深入，更何談端掉金國老巢？

二．岳飛之死，死於忠與義

那岳飛究竟為何而死？

概括地說，紹興八年至十一年間，以韓世忠、岳飛為代表的愛國抗金派，與以高宗、秦檜為首的屈己議和派發生激烈衝突，無法調和。為了儘快締結第二次宋金「紹興和議」、保住趙構為首的南宋小朝廷，高宗、秦檜最終採取了「殺一儆百」的高壓政策，以壓制住抗戰派。這就是岳飛之死的根本原因。

可是，有學者卻把岳飛死因，歸之於其人品、性格、才幹出眾，不見容於世，說什麼：「如果岳飛功勞不那麼大、才幹不那麼高，就像劉光世、張俊之流庸庸碌碌、無所作為，就不至於使張俊輩忌妒、「顏面盡失」，轉而陷害岳飛；或者假如岳飛性格不那麼剛直、敢於直言，為人不那麼坦率，對朝廷事務噤若寒蟬，言不及義，就像韓世忠那樣明哲保身、得過且過，朝廷亦至少不會如此快地啟動殺機。」

這是脫離當時歷史實際，無視當時嚴峻的國內外民族矛盾、階級矛盾的社會形勢的主觀推論，當然站不住腳。岳飛之死的直接起因，既不是因為他在紹興七年(1137)建議早立太子，將已經內定為皇太子候選人的趙伯琮(即後來的宋孝宗)早日正名，以抵制傳聞中金人擬將欽宗之子趙諶送回汴京別立朝廷的圖謀，因為，高宗雖批評岳飛身為武將不宜干預皇位繼承之事，但高宗還是肯定岳飛出於「忠心」，並沒有因此就不信任岳飛，給予任何處分（《皇宋中興兩朝聖政》卷二一）；也不是任樞密使(相當於國防部長)的張俊「庸庸碌碌」，在樞密副使岳飛面前「顏面盡失」，因此產生嫉恨之心，萌生要置岳飛於死地的惡念。在南宋當時人心目中，張俊戰功赫赫，欽定的南宋「十三處戰功」，張俊則佔二處，可與之匹比的是吳玠二處，韓世忠一處，岳飛的「郾城大捷」未能列入，是不公正的，這可能與岳飛後來成了「政治犯」有關，另當別論。更何況，建炎三年(1129)，苗劉兵變發生時，張俊屯兵吳江，張俊主動率兵至杭州救駕，立了大功。對此，高宗念念不忘，直至紹興二十五年張俊死後，高宗還念叨張俊「實為有功」（《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一六七）顯然，張俊在朝中的地位和聲望，在當時決不會亞於樞密副使岳飛。岳飛升遷固然很快（從布衣到位至將相不到十年），會使心胸狹窄的張俊不悅。然而，在紹興十一年春，韓、張、岳三大將同時被解除統兵權，同時被授予樞密使、樞密副使之官職，應該說是命運與共，此時，在岳飛面前，張俊何來「無地自容」的心態呢?

至於韓世忠，有人說他「明哲保身、得過且過」，不如岳飛關心朝政，那也是昧於史事。在反對皇帝趙構、宰相秦檜推行妥協投降政策過程中，韓世忠是一面旗幟，抗戰派的中堅，他敢言也敢行，不但「數次上疏論不當議和」（《皇宋中興兩朝聖政》卷二三《韓世忠論和議》、《韓世忠再論和議》），因此得罪秦檜，「由是檜惡之」。紹興九年初，第一次「紹興和議」達成後，韓世忠不但不肯表態贊同，還奮不顧身抗拒詔旨，派兵扮作「紅巾軍」，在洪澤鎮設下埋伏，準備襲殺返回金國的和談使團張通古一行人馬，「以壞和議」（《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一二五），後因泄密，張通古臨時改變北返路線，致伏擊未果。此事引起高宗、秦檜十分震驚和恐懼。他們感到，文臣反對和議不可怕，比如第一次和議達成前，編修官胡銓大罵奸相秦檜，喊出要斬秦檜頭「竿之藁街」（《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七《戊午上高宗封事》），而他們只採取了「只莫睬，半年便冷了」的態度，事情也就了了。可是手握重兵在外的大將反對議和，就不能等閑視之了。倘若韓世忠此次伏擊成功，壞了和議，金軍興師問罪，高宗、秦檜寶位還能坐得穩嗎?紹興十年，高宗準備對金第二次媾和，「聞之道路，獨將帥憂，洶洶如風濤爾」。可以說，議和的最大障礙仍是武臣，而韓世忠更是成了高宗、秦檜首當其衝的「心腹之患」，必欲除之。據此，如何能說韓世忠「明哲保身、得過且過」呢。

事實真相恰恰是高宗、秦檜首先要搬掉「議和」的「絆腳石」是韓世忠；他們採取「殺一儆百」的高壓政策，首先要殺的不是岳飛，而是韓世忠!為此，他們使出了對三大將採取分化瓦解的毒辣一手。

紹興十一年(1141)春，通過明升暗降，解除了韓、張、岳三大宣撫使軍職之後，高宗即詔命樞密使張俊、樞密副使岳飛，前往楚州(原韓世忠大本營所在地)按閱軍馬。臨行前，高宗毫不掩飾地諭旨：「捃摭世忠軍事，備反側。」張俊一聽，馬上領會了高宗要整韓世忠的深意，一言不發；岳飛一聽，感到苗頭不對，急忙替韓世忠說話：「世忠有幸，沐皇恩高升為樞府大臣，既如此，楚州之軍便是朝廷之軍。」岳飛語氣雖委婉，但含意明確，韓世忠現已離開楚州赴朝廷任樞密使，那麼，此後楚州發生的事與他無關。張俊見風使舵，開始向打擊抗戰的立場靠過去；而岳飛則堅如磐石，堅定地站在抗金立場上。

從臨安到鎮江，在開始檢閱韓世忠舊部軍馬時，張俊對岳飛說：「上留世忠，而使吾曹分其軍，朝廷意可知也。」（《鄂國金佗粹編》卷八）這是張俊表明心跡，願和岳飛聯手，遵旨分解韓世忠數萬軍馬，把韓世忠整垮。岳飛當場頂回：「不然！國家所賴以圖恢復者惟自家三四輩。」張俊不期遭到比自己小十七歲、當年曾得到自己提拔的下屬大義凜然的駁斥，不禁惱羞成怒，他已徹底明白：岳飛不是同路人。張俊怒氣無處發泄，隨手揮劍削了城樓上兩個哨兵的頭顱。從此，張俊背著岳飛，尋找可以整治韓世忠的把柄。他逮捕了韓世忠的部屬耿著，說耿著倡言「二樞密來楚州，必分世忠之軍」，動搖軍心。秦檜接到張俊告密，喜出望外，立即傳命將耿著送往大理寺獄，企圖藉此羅織罪狀，陷害韓世忠。

岳飛得知此事後，扼腕嘆息：「吾與世忠同王事，而使之以不幸被罪，吾為負世忠！」(《鄂國金佗粹編》卷八）。儘管他心中知道，朝廷授意，張俊忠實執行，事情已很難挽回，但岳飛考慮到繼續抗金收復故土的大局，不能損失韓世忠這員名將，義氣賁張,遂顧不上個人安危，急忙派人連夜送信給韓世忠。韓世忠覽信，十分驚駭，連忙上朝求見高宗，伏地剖明心跡。在苗劉兵變時，韓世忠曾帶兵救駕，高宗對韓世忠還有幾分舊情，加之岳飛拯救及時，於是下令停止對「耿著獄案」的追究，保住了韓世忠。企圖加害韓世忠的陰謀，不意被岳飛戳穿，不但高宗、秦檜恨岳飛，張俊也恨岳飛。於是朝廷命「張俊復往鎮江措置事務」，詔「副使岳飛留行在(臨安府)，以二人議事不協故也」（《系年要錄》卷一四一）。「張俊於是大憾先臣(岳飛)，及歸，倡言於朝，謂先臣議棄山陽(楚州)，專欲保江(長江)；且密以先臣報世忠事告檜。檜聞之，益怒，使諫臣羅汝楫彈其事」（《鄂國金佗粹編》卷八）。

於是，高宗、秦檜刺向韓世忠的矛頭，開始轉向岳飛。從此，就開始了羅織岳飛罪狀的罪惡勾當。

關於岳飛之死的直接起因，至此已一目了然，正是由於岳飛仗義，挺身而出保護抗金名將韓世忠。至於更深層次的原因，不是別的，就是高宗、秦檜投降派集團打擊抗戰派的高壓政策。岳飛之死，死於忠心報國和仗義救韓世忠。

三．殺害岳飛的元兇是宋高宗

關於殺害岳飛的罪魁禍首，有的說是奸相秦檜，這是不正確的。殺害岳飛的元兇是宋高宗趙構，秦檜出謀劃策是幫凶。這裡只簡要地說明兩點：

一點是由樞密使張俊、宰相秦檜、御史中丞万俟□羅織罪狀，誣告岳飛「謀反」罪，高宗則親自定為「詔獄」。「詔獄」就是奉皇帝旨意立案的大獄,除了皇帝,任何人不得干預。臨時設立專案組,獨立審理,可以不要口供,以眾證結案。高宗不授意，豈能將他一手提拔起來、曾親自授予「精忠報國」錦旗、身為樞密副使的岳飛抓起來,置於「詔獄」嗎？

第二點是，經大理寺再三審訊，最後還是找不到岳飛謀反罪的證據，最後，因年關快到，大理寺在君相高壓下，定了岳飛兩條罪狀：一是岳飛曾說過：「與太祖同為三十歲封節度使」，這是「指斥乘輿」罪。依法，「指斥乘輿情理相切害者，斬。」

二是高宗曾令岳飛出援淮西，岳飛不即出援，犯「擁兵逗留」罪。依《律》，「臨軍征討，稽期三日者，斬。」（宋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十二《岳少保誣證斷案》）

這兩條是什麼罪？第一條,岳飛哪怕說過這樣的話,無非是得意自滿,與指斥（誹謗、攻擊）太祖皇帝怎麼能聯繫得起來?第二條,紹興六年,偽齊三十萬軍入侵淮西,高宗命岳飛從鄂州出兵東援淮西,岳飛抱病率兵渡江東上,至九江,接到高宗詔書：「淮西既無事,飛自不須更來。」岳飛因此駐兵不再東上,怎麼能說岳飛「擁兵逗留」?且紹興六年的事，真的犯了「擁兵逗留」罪，為何當時不處置，要在過了四年以後，才立案審判？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秦檜面對韓世忠責問,以「莫須有」罪搪塞之,韓世忠憤慨地說:「『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

在秦檜與万俟卨授意下,大理寺依據這兩條罪判刑:

岳飛，斬；

張憲謀反，絞；

岳雲唆使張憲謀反，徒刑三年。

秦檜把大理寺判決書親自送高宗皇帝審批,高宗當天批複並改判:

岳飛特賜死.

張憲與岳雲並依軍法施行（腰斬）,令楊沂中監斬。

這不很清楚嗎?高宗嫌秦檜與大理寺斷刑不狠,親自將岳雲由三年徒刑改為腰斬,將岳飛父子斬草除根,何其兇狠!秦檜未敢下手的事,高宗做了。殺害岳飛的元兇是高宗,不是昭然若揭了嗎？對此,岳飛心中是十分明白的,懸掛在杭州岳王廟的岳飛遺言:「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八個大字，就是對宋高宗的控訴。

（岳飛思想研究會官網獨家授權發布，轉載請署名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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