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有所養,誰來養?－－從美國養老金制度看中國人口政策

老有所養,誰來養?－－從美國養老金制度看中國人口政策作者：易富賢 familyyi@yahoo.com　　1980年依據宋健、田雪原等學者花費不到兩個月時間完成的「人口控制論」，中國實行獨生子女政策。當時認為「老化現象最快也得在四十年以後才會出現。實行一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將來生產發展了，人民生活改善了，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險一定會不斷增加和改善，可以逐步做到老有所養，使老年人的生活有保障」。事實上中國1999年就進入老年化，比預期早20多年；現在養老金已經嚴重短缺。　　　　老有所養對社會的穩定非常重要，對個人更為重要。很多人指望能通過建立西方國家現在這樣的養老制度來解決養老問題。事實上西方的養老制度不過是變相的「養兒防老」，是「養兒防老」的社會化：大家來養小孩，今後一起享受養老金。西方國家通過納稅用於小孩的養育：全面12年國家義務教育，貧窮家庭還可以得到食品等補助。單身人口和無子女家庭得繳納很高的稅，多子女的家庭不但能拿回所有的稅，還能得到額外的優惠。　　　　不要以為交了養老保險就一定能夠拿回來，要是人口結構合理，是沒問題，但下一代人口過少，保險公司就得破產。這是一個「擊鼓傳花」遊戲，當後繼乏人無人擊鼓時，手捧鮮花（養老金保險單）的幾億中國老人將面臨無人養老的絕境。　　　　西方國家都是在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4000美元甚至超過1萬美元才進入老年化的，西方開始建立社會保障制度時都是高生育率但人均壽命不高。1930年代美國「大蕭條」後，美國總統羅斯福針對當時的經濟大危機帶來的劇烈社會動蕩，制定和頒布了《社會保險法》,美國開始實行由政府主導的社會保障制度，曾經被稱讚為美國政府最偉大的成就之一。羅斯福也因此被認為是美國歷史上最偉大的總統之一。由於生育率一直比較高（美國到1960年生育率還接近4），而當時壽命不長（1940年，美國人口的平均預期壽命為：男性61.4歲；女性65.7歲），從來沒有人想到，這筆資金有朝一日會消耗殆盡。在1950年時，平均每16個工作人口支持1個退休人口，而2004年底，每3.3個在職者支持1個退休者，而且20年後，將是每2.3個在職者支持1個退休者。2000年，美國人口的平均預期壽命為：男性74.4歲；女性79.5歲。其中，65歲以上人口所佔比重達到12.4%，2030年這一比例將達到20%。它們與1930年的5.4%相比，已是相去甚遠。由於人口結構改變，以及人均壽命的延長，社保難以為繼，社保繳納金額也不斷提高。1937年僱主和僱員雙方合繳僱員工資的2%作為社保稅，隨後這一比例由於「現收現付」的需要而被不斷提高，1990年，這一比例提高至15.3%。1978年前，由於就業壓力，美國大部分地區實行強制退休（就像中國現在這樣），但1978年，美國國會立法規定，強迫老人在70歲前退休是非法的。到1986年，除了針對飛行員等特殊職業，強制退休制被廢棄了。美國目前沒有法定退休年齡，何時退休全看個人買的是哪種養老保險。最近二十幾年來，將享受社會保障福利的退休年齡從65歲延遲至67歲（美國國會參議院財政委員會2005年建議將美國人的退休年齡延遲到69歲），並制定了嚴格的規則鼓勵人們推遲實際退休年齡，阻止提前退休。一直憧憬安享退休生活的老人們近年大多遭遇殘酷的股市打擊，存儲的養老金一落千丈。追蹤互惠基金投資狀況的Lipper公司估計，投資互惠基金的退休人士，過去兩年每人至少平均損失25%的投資。《華爾街日報》估計，在這期間退休人士蒙受的損失將近6780億美元。霎時間，他們發現面前需要繳付的賬單變得越來越不輕鬆。美國退休人士協會說，2005年該會接到退休人士的求助電話和書信，增加兩倍。許多人開始考慮延緩退休，以解決家庭經濟危機。據美國退休人協會表示，目前年齡超過60歲的退休人口約4500萬，其中46%的老人，由於經濟原因必須在退休後仍繼續工作（包括半工在內）。有不少重新就業的老人卻面對僱主的排斥。平等機會就業委員會的統計數字顯示，因年齡太大而受到歧視的案例，從1999年的1萬4141宗增加至2000年的1萬6008宗。　　　　但是即便如此，社保仍然面臨危機。1998年美國總統柯林頓宣稱：「如果任其發展下去的話，後果只有兩種：一是宣布破產，誰都拿不到錢；二是如果動作太慢，我們這一代人為承擔社會保障義務而承受壓力，就會減少你的收入，或是降低你照顧孩子的能力。」 2005年美國總統布希指出：「2018年，社保將會出現入不敷出的情況。自那以後，社保缺口將逐年遞增。到2042年，整個社保系統將被消耗殆盡，全面破產。」 　　　　直到最近幾年，發達國家的社保問題才露出冰山一角，因為歐美和日本雖然目前出生率都低，但只是這一二十年才低於2.1的世代更替水平的(低出生率後的小孩還沒有成為主體勞動力)，現在的勞動人口(還是以前高出生率時候生的)仍然足以維持養老金制度，但現在的勞動人口到老的時候卻不能拿回養老金，因為下一代人不夠。現在很多發達國家的勞動人口不願意繳納養老金，例如日本就是這樣。　　　　因為養老金的缺口，西方國家紛紛延遲退休年齡。將退休年齡延長，並不一定意味著老年人仍然健康，有工作能力。社會養老金的承受能力降低，養老金有缺口，政府不得不延長退休年齡，是拒付養老金的表現形式之一。　　　　依照國際慣例，為度量人口老齡化的速度，通常會計算65歲及以上人口比例由7%翻一番(即增加到14%)所用的時間。發達國家老齡化進程長達幾十年至100多年，如法國用了115年，瑞士用了85年，英國用了80年，美國用了60年，而我國只用了18年(1981—1999年)就進入了老齡化社會，而且老齡化的速度還在加快[1]。中國中間年齡將在2025年達到39歲(這還是以官方公布的「修正」之後的樂觀的生育率預測的，實際上將超過39歲)，超過美國，然後加速老化，就是說美國社保制度建立近100年後中間年齡才提高到39歲，而中國進入老年化後26年中間年齡就提高到39歲，可見中國老年化來勢之兇猛。　　　　在日本等發達國家都在為老齡化憂心忡忡、千方百計鼓勵生育的時候，中國社科院人口所李小平教授認為「人口老齡化是中國和世界的福音」，並建議日本應該和中國一樣，人口至少朝著減半的方向努力[2]。國家計生委的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馬瀛通研究員認為中國的計劃生育是「為富先老」，是開創「未富先老」到「先老後富」的捷徑[3]。　　　　美國的人口結構是所有發達國家中最好的。美國社保制度已經建立70多年。美國生育率還有2.09（歐洲只有1.47，日本不到1.3），還有改革餘地（比如適當提高退休的年齡，增加扣除工資的百分比，給多孩子家庭返稅來確保生育率不下滑）。日本和歐洲雖然困難重重，但畢竟已經建立了社保制度。中國1999年進入老年化時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不到1千美元，社會養老制度還在探索階段，可謂穿著夏衣驟然進入老年化社會的嚴冬。並且平均預期壽命已經達到72歲。低生育率是不可能建立起合理的社保制度的(social security)，另一方面，現行計劃生育政策破壞了家庭結構，破壞了傳統的家庭互助保障(family security)系統。如何建立和諧社會？　　　　如果不進行改革的話，美國的社會保障制度也要到2042年才破產。布希政府已經開始著手改革了。布希指出，改革之路不會一帆風順，美國必須勇敢地落實。布希總統的支持者共和党參議員里克·桑托倫說：「我明白，面對社會保障這樣的難題，你可能更願意把它留給下屆國會，或是下一代人去解決，但這絕不是負責任的做法。」 要是光為了暫時的名望和下屆共和黨的選舉的話，布希總統完全可以不去捅這個馬蜂窩。但這畢竟關係著國家的可持續發展，任何一個負責任的政府都不能忽視這個問題。　　　　現在中國是9個勞動年齡人口（並不是真實勞動人口）對應一個65歲以上老年人口，40年後是2個勞動年齡人口對應一個老年人口。現在只有城市的4000萬老人享受社會養老金，並且是全國13億人口通過不同的途徑貢獻的（要是沒有數億農民工的貢獻，城市社保立刻崩潰），現在城市老年人的相對待遇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有些五十多歲就可以退休（工作二十幾年，靠別人養二十幾年），即便如此，現在的養老金缺口仍然相當於一年的國民經濟總收入。　　　　2030年前後，我國60歲以上的老齡人口預計將增至4億左右；到2050年，我國60歲和65歲以上的老齡人口總數將分別達到4.5億和3.35億，這意味著每3個人中就有1個老人。由於子女數量減少和城市化的進展，這些老年人都得依賴社保養老。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理事長項懷誠警示，按照目前的制度模式，2001年到2075年間，我國基本養老保險的收支缺口將高達9．15萬億元。養老金畢竟只是一堆紙，要是有合理的人口結構，缺口再大也沒問題，沒有養老金的話靠子女養老也沒有大問題，但關鍵是今後年輕人數倍減少（1970年前後每年出生2500萬以上，1980年代後期每年也出生2400萬，但是現在每年只出生1200萬左右，隨著工業化所伴隨的生育意願下降，今後每年出生人口會更少）。養老金缺口肯定比現在的法國和日本要大，中國將被迫不斷提高退休年齡，現在的年輕人到75歲也難以拿到養老金，而人均壽命延長已經很緩慢，到時候人均壽命也就只有75-77歲的水平，這意味著一大半的人到死都拿不到養老金。而在智力經濟時代，老年人怎麼可能競爭得過年輕人？六七十歲的老人失業後誰來養活？在目前這種生育率和生育願望的前提下，存錢不如存人！多養育一個孩子等於買一份最好的養老保險。　　　　由於全國勞動力支撐著城市養老制度，城市老年人個人少了後顧之憂，現在中國城市老年人日子很舒服，而他們的子女可能還沒有老年人收入高，在有些家庭出現白髮人養黑髮人現象，出現了所謂的「啃老族」，給人一種「不要靠年輕人養」的假象。有人因此得出養小孩沒有用的結論，現在有人不願生育小孩了。其實這是一種自私的表現，一方面不想承擔撫育小孩的責任(而那些養育小孩的母親因為花費很大精力和時間在養育小孩上，反而不能得到足夠的工齡和社會安全稅的點數)，一方面又想將現在的財富長期保值甚至升值(生活水平在不斷提高)，他們其實是在剝削別人的下一代。從個人角度看這種投機取巧的做法可以實現，因為個體處於社會這個開放系統，可以靠自己的「努力」，利用社會分配製度，從外界「吸納能量」，「養兒」不一定「防老」，「防老」不一定靠「養兒」（古代分配是以家庭為單位，家庭是一個封閉單位，「防老」必須靠「養兒」；並且當時的法律、道德、家族制度能夠保證「養兒防老」），「養兒」既不是「防老」的必要條件，也不是充分條件，而是個概率問題（大多數子女能夠扶養父母，但少數子女不能扶養父母）。　　　　但從社會角度看卻是極度危險的，因為社會作為整體是封閉系統，「能量守恆」，健全的人口結構是社會保障制度的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沒有健全的人口結構，不可能建立起合理的社保制度（比如西方國家人口結構開始出現問題，社保制度也面臨危機）；但是光有健全的人口結構，缺乏其他條件，也不能建立起合理的社保制度。比如發達國家幾十年前由於有合理的人口結構建立起社保制度；但是中國到目前為止老年人比例仍然不算高，但是至今卻沒有建立起社保制度（因為中國忽略了其他條件）。　　　　要是現在停止計劃生育，所增加的新生人口今後不光是養活他們自己的父母，也可以幫助養活其父母的同齡人。因此停止計劃生育所造成的暫時社會壓力也應該由全社會分擔，而不是單由父母承受，現在不付出，怎麼指望將來退休金保值/升值？有合理數量的高素質的下一代才能提高社會生產力水平，提高全社會生活水平，也就是將我們現在的投資升值，我們在年老時有比較高的生活水平和醫療水平。但要是現在整個社會限制生育付出太少的話，今後數十年內各種社會危機將接踵而至。 　　　　既然養老已經社會化了，與自己所生育的小孩脫鉤，養育小孩也必須適當社會化，否則非常不合理，沒人願意養育小孩了。美國、加拿大等國家的稅收傾斜政策給那些多子女家庭適當優惠是合理的，但還不夠，還不足以彌補他們養育小孩的付出。單身人口多交了很多稅，多孩子家庭免稅，中小學免費。多孩子家庭賺便宜了？他們付出的更多。美國政府是明智的，並且也有能力這樣做。中國現在九年義務教育都還是在城市，農村的義務教育是父母的義務教育，不象城市那樣是國家的義務教育。美國是富人多交稅，提高全民素質；中國目前是窮人犧牲發展權、忍受不合理的價格差，並交稅提高城市的教育水平，並且北京、上海等城市不但享受較高的教育條件，高校錄取分數線反而遠比農業省份低，然後城市人再說農民素質低。　　　　現在中國並不是所有人都拿養老金，也做到了「老有所養」，是因為有多個子女供養；沒有子女的也因為社會有大量年輕勞力，能使他們以前的存款兌現。今後老年人過多，年輕人銳減，到時候在銀行存的錢就是廢紙了，必然通貨膨脹，以前的100元將有可能降低到不值10元甚至1元。　　　　有人因為老年職工工資較高（也因此威望高），認為老年人貢獻大。事實上完全是錯覺。中國國營企業以前工資低，為國家積累，當年的年輕人為國家做出貢獻，現在享受比較好的待遇是對他們一輩子貢獻的補償，而人口結構也允許對於他們過去的貢獻進行超額補償。老年職工工資高，只是說明廠里效益好，人才結構合理，年輕人能容忍同工不同酬。一旦年輕人比例過少，威脅企業生存，年輕人可能另起爐灶，老年職工可就什麼也沒有了。　　　　現在年輕人最需要錢養家，出力也多，賺錢卻比老人少。這個世界有一個自我調節的機制，幾千年都是這樣的，只不過現代人把這搞反了。因為現在各國開始建立福利制度時年輕勞力有餘(六十年代都還是人口爆炸)，紡棰形的人口結構(中間勞動人口多，需要享受福利的老人少)能保證這種福利制度運行，但隨著老年化的進展，生育率持續維持在低水平，人口結構呈倒三角形(老年人口增加，勞動力減少)，西方國家的福利制度開始出現問題了。這種分配模式其實也並不有利於老年人，隨著年資的增加，工資增加，結果導致企業往往尋機解僱年資高的員工，高年資的員工失業率增加。因此合理的分配模式是，讓貢獻與工資成正比，年輕人剛開始參加工作，工作經驗和能力都欠缺，工資低一些（低就業門檻也有利於提高就業率），但是國家通過降低幼兒教育、住房等民生成本，使得他們能夠低廉地成家、生子；四十歲左右家庭開銷大，孩子讀書需要錢，並且上面還有父母需要扶養，這個時間也是工作的黃金時期，貢獻也大，工資應該高一些；五十歲之後，孩子已經長大，父母大多也已經去世，家庭負擔輕，這個時候需要的是穩定，工作能力在降低，工資應該逐漸降低。　　 　　中國目前資本收入奇高，很多人以為今後靠積蓄可以養老。今後資本收入必然降低，勞動收入必然提高，以前積蓄10萬元請保姆，每月500元可以請17年；今後勞動力工資增加，假設每月需要2000元，10萬元積蓄只能請4年保姆。物質資本是報酬遞減的，人力資本是報酬遞增的，這是經濟學規律，想靠積蓄養老是不可能的了。　　　　很多人指望今後靠房租養老。但要知道，現在城市租房市場興隆，是因為現在是城市化加速時期，大量人口湧入，供求關係決定了市場的興隆；今後城市化達到一定規模，人們買房子後，對租房的需求降低。人口結構也決定了今後租房市場不可能旺盛。現在很多老人有房子，他們去世後，他們孩子將這些房子推向市場，將改變供求關係。並且今後對住房的要求提高，現在的房子可能跟不上今後的時代要求，租不出去。比如現在中國農村很多地方的房屋就沒人住，歐洲一些小城市的房子租不出去。1980年代農村土地寶貴，租種土地還得交納地租，一些農民指望靠土地養老，但是現在農村人口減少，大量年輕人進城，耕地免費讓人種都沒有人願意種。　　　　有什麼樣的人口結構才能建立什麼樣的福利制度，發達國家自己也得調整養老制度。尤其是中國未富先老，要仿照西方現在的福利制度是不可能的，至多只能部份靠社會養老，還是得回復到上千年的傳統模式，還得在媒體上提倡孝道。到時候選拔公務員可能得採納中國古代的「舉孝廉」的思想，可能會為孝道立法，公務員錄用以孝為先。　　　　現在的撫養比是歷史上最低的，幾對夫婦養一對老人（我們廉價地換來「孝」的名聲），一對夫婦又只撫養一兩個孩子，看似「輕鬆」，實際上是在透支今後的可持續發展能力。　　　　中國是未富先老。現在的孩子長大後老人贍養比很高，必然降低他們養育孩子的意願，低生育率惡性循環，國家喪失可持續發展的能力。　　　　正是因為人口降低有延遲效應，所以更應該未雨綢繆，更應該停止計劃生育，防止今後的老年化。不久的將來，計劃生育的負面後果將一下子非常明顯。目前適齡生育人口基數大意味著今後的老年人口多，我們考慮人口政策時必須充分考慮今後的老年化壓力。　　　　「三億派」學者李小平說過：「勸君莫愁老齡化，勸君多思自動化，手持遙控來種地，如今不富是神話」 。李小平等人是在假設生活水平不變的前提下，或者是老年人生活質量不變的情況下，預計科技將幫助解決老年化問題。科技的發展使生活質量多樣化成為可能，比如說以前吃佔了收入的很大一部份，但現在只佔很小一部份。隨著科技的發展，地球可以容納更多的人口，但有什麼樣的生產力水平，就有什麼樣的消費水平和消費心理，人類幾千年歷來如此。隨著經濟的發展，心理撫養能力反而是降低的，這也是發達國家家庭越來越小的原因之一。到時候有兩三個孩子的家庭還得努力工作來達到當時的主流消費水平，還是沒有多少余錢，不然的話，沒人願意幹活了，社會就不會發展了。可以想想：以前一對父母同樣能培養6個小孩，還能贍養老人；要是以當時那種生活質量，現在培養二十個都沒問題，但事實上現在人培養兩個小孩都成問題。所以，不能指望今後老年人(我們這一代)一直維持現在的生活水平，而年輕人過上新生活。這涉及到心理期望值和社會公平的問題。要是真像李小平說的那樣，俄羅斯就用不著擔心老年化了(現在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比中國高)，法國、德國、日本不用擔心老年化了(中國幾十年後也難以達到他們現在的人均收入)，但現在這些國家最大的問題就是老年化。而根據人民網的資料, 中美經濟現代化差距100年[4]。要是科技進步能解決老年化問題的話，世界上科技最發達，發達國家中人口結構最為合理的美國就用不著擔憂社會保障制度的破產了。　　　　人均壽命將繼續延長，但有極限，中國人現在的平均預期壽命已經接近發達國家了。今後壽命延長將非常緩慢。壽命延長工作時間也會稍有延長，但不會成比例地延長。隨著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老年疾病發生率在不斷增加(很多是所謂的富貴病)，雖然壽命延長，但延長壽命所需要的社會成本會非常昂貴(比如醫療成本)，遠非延長工作時間所能彌補(現在有些工廠就已經被老年人醫藥費拖得半死不活了)。尤其是在今後的智力經濟時代，老年人接受新知識的能力本身就較差。比如平均壽命只有60歲，只在生病的時候需要扶養；平均壽命80歲，至少有十幾年需要扶養。隨著生活質量的提高，「養活」的代價將會越來越高(包括醫療水平在內的生活水平在不斷提高)。因此壽命延長，工作年齡並沒有相應延長，養老負擔卻更重。這就是老年化的實質！　　　　從眾心理害死人！2000年洛陽發生「12.25」特大火災，奪走了309人的生命。事實上其中很多人本來是有希望逃生的，但在打手機告訴親人時還沒有恐懼感，還沒有逃生的準備，因為他們認為這麼多人都在裡面，火災肯定會被很快控制住的。結果後面情況難以控制時，一片擁擠，影響了逃生。要是在一開始就準備逃生，在那段時間內很多人是可以逃出來的。現在計生生育也一樣，很多人都認為反正大家都是獨生子女，無所謂。但當危機來臨時，誰也逃不了。　　　　貪圖享受是人的天性。生兒育女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前提。過去的政府和媒體給人一種假象：少生/不生孩子是光榮的，是不影響今後的養老的。竟然有這樣的好事！既不要承受養育小孩的負擔，又能有養老保障，為什麼還要生孩子呢？多生罰、少生獎，多麼滑稽的政策，沒有為培養下一代付出辛勞的竟然還能受到獎勵？這將成為最大的歷史笑話。今後哪屆政府肯兌現？人無遠慮，必有近猶！說是老有所養，但在年輕人口越來越少的情況下，誰來養呢？少壯不努力（生育兩三個孩子），老大徒傷悲。　　　　人們喜歡用現在的社會生活來預測今後幾十年的問題，但最多只能預測准今後數年的變化。政府決策部門應該用戰略眼光看待人口問題，要從歷史角度來看待成就。現在的掌聲固然不錯，但也可能是虛假的，歷史的掌聲才是真正的掌聲！　　　　學習西方制度的一些好的方面可以省下很多彎路(不學確實是愚蠢的)，但一味照搬西方制度，那是思想上的懶惰！中國不可能建立起西方國家那樣的社保制度。中國需要摸索一條自己的道路，前提條件是停止計劃生育並改善民生、鼓勵生育，將生育率提高到世代更替水平，人口的持續發展、合理的人口結構是社保制度的關鍵。　　　　中國傳統的倫理是父慈子孝，這是建立在家庭結構基礎上的。考慮問題的一個重要出發點是為了自己子孫後代，有利於家族的持續發展。計劃生育導致家庭結構畸形，子無力「孝」，父無法「慈」。養老得不到保障，但是他們還擁有選票或者其他形式的政治發言權，他們可能會不顧國家和民族持續發展而只顧本身的利益（兒女都沒有或者指望不上，還為什麼子孫後代？），甚至要求廉價出賣國地等民族資產。　　　　何新、何清漣等學者認為人口過多會威脅社會穩定，建議控制人口。其實他們的這種思路是非常錯誤的，縱觀歷史，動亂的起因往往是人均稅負太重，人口多只是表象。而稅負過重並不是因為人口過多而是管制手段所造成；相反，勞動人口多還會降低人均稅負。《資治通鑒》：「人口滋多，則斌稅自廣」；南宋著名的思想家葉適認為「民多則田墾而稅增，役眾而兵強」。墨翟認為人口眾多恰恰是政治穩定的基礎：「國家之富，人民之眾，刑政之治」。中國歷史上三大盛世（文景之治、貞觀之治、康乾盛世）都是因為「以人為本」，鼓勵生息，降低人均稅負。而現在我國稅負不斷增加，目前已經是全球第二，今後老年化嚴重後，政府想「薄賦輕稅」都不行，三四億老年人等著生活，人均稅負更重，社會保障面臨巨大的壓力，可能影響社會穩定。西漢賈誼在論積貯疏中就提出一旦社會保障出現問題，「有勇力者聚徒而衡擊，……政治未畢通也」。西漢時期「有勇力者」才有能力「衡擊」，現在不一樣了，弱勢群體一樣能對社會穩定造成破壞作用：石家莊殘疾人連炸數樓；馬加爵連殺四人……。今後老年弱勢群體要是不能得到適當的安置，對社會穩定的破壞力不容小看。　　　　總之，計劃生育是人類歷史上最嚴重的社保案（當然不僅僅如此）。　　計劃生育導致出生性別比嚴重畸形　　聯合國（1955）認定的出生性別比正常值域標準是男孩：女孩=102～107：100。1980年以前中國出生性別比基本正常，但自從1980年獨生子女政策實施以來，出生性別比不斷攀升。對此，有學者提出中國出生人口性別比的正常值域上限是獨具108或108左右，從而否認出生人口性別比出現了異常。1980年代中期超過108後，人口學家們又認為是女嬰漏報：「出生嬰兒性別比在中國是108左右，如果調查結果高於這個數，一般就暗示著女嬰有可能漏報」（參見蔣正華的文章《正確認識人口形勢科學規劃發展目標》）[8]。然而現在知道出生性別比增大是千真萬確的事實，國家計生委也承認中國出生性別比是119-121，2005年1%人口抽樣調查顯示0-4歲出生性別比是123。最保守計算，1980年到2005年出生的男孩比女孩多出2700多萬，今後二十年將出現2700多萬壯年光棍。「對當時已持續了9年的出生人口性別比失調未能正確認識，既未在計劃生育工作中引起足夠重視，也未採取措施加以監管和及時糾正，最終釀成了此後出生人口性別比失調逐年持續加劇的歷史性失誤」[9]。 　　　　　　計生委宣傳說想生兒子就是思想落後。難道想生女孩就是思想先進？想吃白菜是落後，想吃蘿蔔的就是先進？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本來蘿蔔白菜都能兼有，魚和熊掌都能兼得，但是計生委只能讓拿一樣，這就導致了人工選擇性別。　　　　中國父系姓氏至少有兩三千年歷史，歐洲國家只有數百年歷史（歐美國家婦女現在結婚後仍然改為夫姓，一個家庭只有一個family name；很多美國人對於中國大陸來的華人婦女婚後不改姓、一個家庭出現兩個family name感到奇怪），延續數千年歷史的姓氏意義非常深遠，豈能用「落後」二字來形容？現在有兩三個孩子的家庭，都很寶貝，還有幾個家庭真正歧視女兒？只是對於兒子和女兒的希望不一樣（除了期望兒子能夠延續家族外，其他並無歧視）。　　　　現在希望生男孩的另外一個原因是現在的分配製度只傾向物質再生產，而男孩在這方面有競爭優勢，顯得「貢獻大」，父母有成就感。農村得指望兒子養老。因此現在偏愛男孩，更主要是由於現實利益誘導。要是在分配上將人口再生產當成生產對待，女性的重要性就體現出來了。唐明皇對楊貴妃的寵愛，使得楊家上下都得到了榮華富貴，時有傳言：「生女勿悲酸，生男勿喜歡。「男不封侯女作妃，看女卻為門上楣。」可見現實利益是很重要的。　　　　過去農村雖然有歧視女孩現象（主要原因還是因為女兒不養老，並且當時生活條件惡劣，養育六七個孩子，連基本生活都成問題，存在一個家庭內部分配的問題；現在生活條件改善，只有兩三個孩子的話，怎麼可能歧視？），但是女孩還是有生存權的；現在還談不上歧視女孩,而是魚和熊掌不能兼得（男孩可以延續家族，女孩可以延續民族），苛刻的計劃生育政策促使一部分人選擇男孩。在計劃生育政策的「協助下」，很多女孩連生存權都沒有了。　　　　計生委否認了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和男女比例失調有直接的關係。計生委以韓國為例，韓國並沒有推行計劃生育，其出生性別比在1988年達到114，1990年達到116.5。筆者認為是兩方面原因造成中國性別比過高：　　a．計劃生育：生一胎沒兒子比例1/2，生兩胎沒兒子比例1/4，生三胎沒兒子比例1/8，生四胎沒兒子比例1/16……；最保守的估計中國家庭至少有15%的不育，都允許生兩個孩子並且都生兩個，然後沒有兒子的可以繼續/也都生下去（有幾個願意繼續生下去的？），直到10胎為止（中國婦女十幾歲結婚的話，一輩子現實極限生育能力平均也只有6、7個孩子左右，不可能平均生10個的）。總和生育率只有1.9，還達不到世代更替水平的2.1！要是都允許生兒子，還有必要人工選擇性別嗎？而在甘肅酒泉、山西翼城、河北承德等生育政策相對寬鬆（二胎加間隔）的地區都發現出生人口性別比基本正常。比如2000年第五次普查出生性別比，全國0歲為117.8（翼城為106.1），1-4歲平均為120.9（翼城為102.7），5-9歲為115.5（翼城為101.5）。這說明全國出生性別比增加主要應當歸罪於計劃生育政策。　　　　b．撫養成本太高導致「魚和熊掌不能兼得」（韓國生育率1988年只有1.56，1990年只有1.59。究其原因就是在現在的畸形分配製度擠壓下，撫養成本太高，只能養育1.6個孩子，生育意願下降，而在男孩偏好的傳統思想下，在B超的幫助下，人工選擇性別）。中國奇高的養育成本很大程度是計劃生育本身催化的。現在視墮胎為遊戲，性別比不高才怪。　　　　中國2000年生一胎的性比別為107.1，生兩胎的性比別為151.9，生三胎的性比別達159.4。也就是說，生的胎數越多，選擇生男孩的越多[10]。一些計生委官員和人口學家因此得出結論：放開二胎不但不會緩解出生性別比畸形，反而會增加出生性別比畸形。真的如此嗎？　　　　現在生的胎數越多，選擇生男孩的越多，原因是計劃生育限制生育。本來那些偏愛男孩的可以通過多一、兩個來實現（每次都有50%的可能是男孩），但是由於計劃生育罰款和其他懲罰，使得「超生」非常昂貴。並且隨著胎次的增加，罰款數額也增加。這就使得偏愛男孩的「超生」者必須提高「效率」。要是沒有計劃生育的罰款和懲罰，人們完全可以用這個成本多養育一兩個孩子。　　　　有人說，韓國沒有強制性計劃生育，1990年出生性別比也達116.5，中國停止計劃生育後出生性別比仍然會很高。其實韓國與中國的情況並不一樣。比如，中國1949年之後婦女就「解放」了，婦女已經頂了半個世紀的「半邊天」了，而韓國婦女現在才開始解放。韓國是長子繼承製，生男孩的意義更大。　　　　這裡就出現一個悖論：要是中國性別比過高是因為計劃生育的話，就應該停止計劃生育；要是不是因為計劃生育，而因為撫養成本過高、生育意願下降的話，那麼也得停止計劃生育。就是說，無論是什麼原因導致出生性別比增高，都得停止計劃生育才能得到改善。　　　　是計劃生育和不合理的分配製度造成出生性別比失衡，計生委卻栽贓到中國傳統文化上。計劃生育政策擾亂了性別比，這是不爭的事實。再怎麼辯解無非就是保護自己的謊言罷了。就象一夥唯利是圖的人把百姓走了數千年的橋拆掉賣錢了，當習慣於從此橋經過的人紛紛掉到河裡時，有一人說：這不是拆橋人的錯，錯的是走的人長期習慣於走這座橋。　　　　韓國出生人口性別比自1980年代持續攀升，1990年代達到高峰116.5, 經過10年治理後男女比例峰迴路轉, 2002年下降到110.0。那我們看看韓國到底採取了什麼措施。韓國國會出台了一系列旨在維護提高女性地位的法律，包括：《女性發展基本法》、《男女僱用平等法》、《男女差別禁止以及援助法》等。早在1983年，韓國就成立了由國務總理事領導的學術研究機構——韓國女性開發院；2001年，韓國政府正式設立性別平等部，由於它的主要任務是從國家的角度制定出台有利於女性和維護女性權益的政策，所以又被稱為女性部。隨著婦女地位的提高，韓國出生性別比逐漸恢復正常[12]。看起來韓國的經驗確實值得借鑒，中國計生委對韓國經驗也非常推崇，中國開展「關愛女孩」行動，提高婦女地位，獎勵生女孩家庭，幫助獨女戶或者雙女戶家庭，他們的孩子們能夠獲得很好的教育機會，甚至有的加分，讀到初中或者高中、大學[13]。　　　　其實中國借鑒韓國的經驗是病急亂投醫。韓國的方法是錯誤的！韓國治理性別比失衡是以打壓傳統生育文化為代價，以降低生育率為代價的。韓國目前這種用降低生育率來治理性別比是不合算的。可惜韓國和中國的人口學家都沒有認識到這一點。韓國在1990年出生人口性別比為116.5，生育率為1.59；隨著婦女地位的「提高」，出生性別比不斷降低，但是生育率也不斷降低，2005年生育率只有1.08。　　　　男女是天然分工的。女人是人口再生產的主力（兼顧物質再生產），男人是物質再生產的主力（協助人口再生產）。這兩種再生產都應該得到報償。現在的分配製度只偏向物質再生產，人口再生產是「無償」的，這也就導致人口再生產的承擔者（女人）的地位低下，造成重男輕女的現象。　　　　打個比喻，女人負責織網（織完網後再出海打魚），男人專責打魚。古代男人打回的魚都歸家裡共有，分配的矛盾在家庭內部就可以解決。現在打魚社會化（從社會獲取報償），織網仍然靠家庭（免費提供給社會）。結果大家都願意打魚而不願意織網，女人由於打魚比不上男人，導致在分配中處於弱勢，父母都特別願意生男孩，男女比例失衡。面對這種情況，韓國政府是培訓女孩打魚，免費提供漁船，並將近海優惠劃歸女孩打魚，父母不偏愛男孩了，性別比倒是平衡了。但是等到舊網用完後，發現沒有網可以打魚了。再說即便政府鼓勵女孩打魚，提供優惠，但是由於體質差別，真正到深海打魚還是打不過男孩（即便高考給女生加分，但是畢業後用人單位還是喜歡男生），女孩累死累活拚命提高打魚水平，越忙，就越沒有時間織網（沒有時間結婚、生孩子）。打魚水平越高的女人越不願意織網（知識水平越高的女人越不願意生孩子）。　　　　現在韓國治理出生性別比失衡的方法，其實與滿清政府控制蒙古人口的方法類似。滿清政府是通過「提高」蒙古僧侶的地位，使得蒙古人口減少；韓國政府「提高」婦女地位，使得大多數婦女不願意生孩子，甚至不願意結婚。韓國這種做法與其說是提高婦女地位，不如說是摧殘婦女（剋扣了90元錢，發給10元錢，婦女還高高興興以為地位提高了）。　　　　正確的做法是，給織網的也提供報償，女人織網有報償，打魚有補貼（雖然打魚的收入沒有男人多，但是加上織網的收入，就差不多了），高高興興地織網，輕輕鬆鬆地打魚（沒有必要冒著生命危險到深海區打魚），織網打魚兩不誤。結果有足夠的漁網供男人以及女人自己打魚，賣漁網和魚的錢持續不斷地流回家庭。　　　　就是說，要真正做到男女平等、提高婦女地位，就必須從宏觀分配上著手，而不是小恩小惠。分配以家庭為單位，結婚和生育的家庭才能獲益。　　　　就是說，韓國面臨的問題不光是女孩少，男孩也少。在平衡男女比例的同時需要提高兩者的數量。韓國在1990年的時候，由於部分家庭希望生育男孩，有多生的意願，雖然部分家庭人工選擇性別，但畢竟大多數人仍然採取自然方法，生育率提高。現在韓國婦女地位「提高」了，一方面職業婦女不願意生孩子（結婚延遲，甚至不願意結婚），一方面以前渴望男孩的家庭沒有多生的意願了，導致生育率低下。假如韓國高峰生育婦女在1990年與2005年都為40萬，1990年每個婦女生育1.59個孩子，性別比為116.5，共生育63.6萬孩子，其中男孩34.2萬，女孩29.4萬。韓國當時其實是兩個問題： 1、孩子數量不夠；2、尤其是女孩不夠。理想的目標應該是：每個婦女生育2.1，出生性別比為105，那麼40萬個婦女應該生育84萬孩子，其中男孩43萬，女孩41萬。換句話說，韓國1990年缺20.4萬個孩子，其中缺男孩8.8萬人，缺女孩11.6萬人。　　　　2005年韓國每個婦女生育1.08個孩子，性別比為110，共生育43.2萬孩子，其中男孩22.6萬，女孩20.6萬。就是說韓國的這種所謂「提高婦女地位」的政策，使得2005年人口比理想目標少生40.8萬人口（差不多少了一半），其中男孩和女孩都少生20.4萬。2005年甚至比1990年少生20.4萬孩子，少生11.6萬男孩，也少生8.8萬女孩。這十多年來，即便相對於1990年的水平，韓國的人口政策使得韓國損失一百多萬人口（作為一個四千多萬人口的國家，意味著什麼？）。韓國這種方法與其說是治理性別比失衡，不如說是減少人口。花費巨額代價，結果好鋼沒有用在刀刃上。表面上在千方百計鼓勵生育，實際上卻是千方百計抑制生育，多麼滑稽！　　　　中國計生委正在採納「韓國模式」治理出生性別比失衡。這種方法後患無窮。　　　　根據第五次人口普查資料，中國2000年總和生育率為1.23，其中一孩、二孩、三孩及以上的總和生育率分別為0.892、0.294、0.045 [11]。就是說一孩率72.4%，二孩率23.9%，多孩率3.7%。　　　　二孩出生性別比是151.9，那麼大約是這樣的比例：500個家庭中400個家庭是自然生育（生育204個男孩，196個女孩），100個家庭是人工選擇性別（100個全部是男孩），總人口中， 男孩／女孩=304/196=1.55。那麼我們粗略將生二胎的人群分為7種：　　1、200個家庭被允許生二胎的，對二胎是男是女無所謂，沒有必要選擇性別。　　2、50個家庭被允許生二胎，想生男孩（否則就放棄二胎），但是沒有人工選擇性別。　　3、50個家庭被允許生二胎的，特別想生男孩（否則就放棄二胎），二胎時人工選擇性別。　　4、100個家庭不被允許生二胎，希望有兩個孩子，沒有性別偏愛。　　5、50個家庭不被允許生二胎，生二胎的目的就是想生兒子，但沒有人工選擇性別。　　6、50個家庭不被允許生二胎，生二胎的目的就是想生兒子，人工選擇性別。　　　　就是說，要是計生委成功消除偏愛男孩的願望，那麼這500個家庭中有200個家庭放棄二胎。那麼第二胎的孩子只有300個，其中男孩153個，女孩147個。那麼二孩總和生育率就只有0.176（300¸500´0.294），而沒有0.294。同樣，三孩及以上的總和生育率也就更加不會有0.045。那麼總和生育率就不到1.1。就是說，「偏愛男孩」的思想使得2000年生育率從不到1.1提高到1.23。如果依照目前這種整治性別比的方法，必然像韓國那樣導致生育率的下滑。　　　　Friedman的《弗里德曼的生活經濟學》，講到非洲諸國保護大象的問題。有的國家實行象牙禁令，嚴厲打擊非法狩獵等；有的國家實行大象產權制度，保護大象飼養人的產權。兩種做法結果大相徑庭，對出售象牙的禁令使飼養大象不再有利可圖，實行禁令的國家裡人們都不願意去飼養和保護大象，導致大象數量反而遠遠低於實行產權保護的國家。同樣的道理適用於對森林的利用。　　　　Friedman還舉了其它例子，例如人們都要吃牛肉，就會導致牛的飼養發達，牛群數量越來越多。如果人們都吃素，則沒有人願意飼養牛群，反而導致牛群減少。　　　　　　而韓國和中國的人口學家，恰恰無法理解為什麼合理的需求和有效的激勵，其作用總是遠遠大於一味的壓制需求。韓國花費同樣的成本，完全可以既治理性別比，又提高生育率。　　　　停止計劃生育的話，都能夠通過多生而生育男孩，理論上性別比應該沒有問題。但是由於養育成本提高，絕大多數人只願意生育兩個孩子，也會導致性別選擇，但是由於沒有罰款以及其他懲罰，生育二胎的成本比現在要低，並且還有通過第三胎而生兒子的希望，選擇性別的比例就會很低，生育二胎的人家庭中就不會像現在這樣有高達1/5的家庭選擇人工性別了。那麼出生性別比就只會低於110（比如實行二胎方案的山西翼城2002年出生性別比只有106.1）。　　　　為了解決出生性別比增高和生育率降低：　　1）、停止計劃生育。　　2）、改善分配製度，改善民生，讓主流家庭養得起三個孩子。養得起三個孩子（只有1/8沒有兒子）還用得著人工選擇性別？　　3）、出台禁止晚期墮胎法，在懷孕前3個月才能墮胎（有三個月時間，足夠思考；而此時B超還看不出性別，羊水檢查畢竟沒有B超這麼方便），此後禁止墮胎。　　4）、將生育當生產看待，從而體現女人的價值。　　　　由於出生性別比失衡，中國今後每個婦女需要生育2.3個孩子（正常情況下是2.1）才能使得世代更替。並且中國今後適婚年齡人口男性比女性多4000多萬，這就必然導致妓女市場興隆，又「消耗」一大批女性（妓女不育比例很高）。　　計劃生育導致人口素質降低　　實行計劃生育的一個理由是：人口質量比數量重要。少生優生，通過降低人口數量來提高人口質量。　　　　其實數量與質量並不是對立的，少生並不一定優生，多生也不一定劣生。《三字經》既記載了「昔孟母,擇鄰處,子不學,斷機杼」（孟母成功地培養了一個孩子），也記載了「竇燕山,有義方,教五子,名俱揚」（竇燕山成功地培養了五個孩子；竇燕山五子先後登科及第：長子中進士，授翰林學士，曾任禮部尚書；次子中進士，授翰林學士，曾任禮部侍郎；三子曾任補闕；四子中進士，授翰林學士，曾任諫議大夫；五子曾任起居郎。當時人稱竇氏五龍）。現實中既可以舉出無數事例說明精養一個孩子比粗養多個孩子更合算（孟母模式），也可以列舉出無數事例說明一個家庭同樣能夠培養好多個孩子（竇燕山模式）。　　　　兩千多年來，出了無數個孟母，花費了巨額的培養成本，但是培養出的「孟子」卻沒有幾個。並且「富不過三代，貴不過五代」，「孟子」的後代往往很難繼續「富貴」下去。現實中，竇燕山模式可能更加普遍，兄弟姐妹互相督助，互相扶持，培養的成本更低，也更容易成材。美國前總統布希算是現代的竇燕山，「教五子（四個兒子一個女兒）,名俱揚（包括美國現任總統小布希和佛羅里達州州長傑布）」。　　　　現在很多人將素質簡化成高學歷。並且以為高學歷就一定要獲得高報酬。人們簡單地將獲取財富的能力視為素質的標準。由於社會是開放系統，很多「成功人士」其實不過是「成功地」獲取財富，並不是「成功地」創造財富。而社會作為整體是封閉系統，國家更需要的是有能力創造財富的人，而不是有能力獲取財富的人。社會要發展，就需要各行各業的人才，如果這個社會只有所謂的精英，實際上和只有低能者是等效的。就是說家庭培養孩子的標準：獲取財富；國家培養孩子的標準：創造財富。國家標準與家庭標準是不同的，而現在中國政府卻用家庭標準來看待人口問題。要是分配製度合理，家庭標準與國家標準可以趨同；要是分配不合理，家庭標準與國家標準就會出現矛盾，就會引起社會問題。　　　　現在很多人愛拿人口素質說事，什麼叫素質高，什麼叫素質低，有一個客觀的標準嗎？　　　　如果說錢多就叫素質高，統計表明：美國的公司老總們大多是大學生（微軟公司創始人比爾.蓋茨大學都沒有畢業），博士生當老總的很少見。　　　　如果說學歷高就叫高素質，冰島是世界上平均學歷最高的國家之一，何時曾經強過？新疆的石河子是我國平均學歷最高的城市之一，何時曾經富過？　　 　　如果說道德高尚叫做高素質，見義勇為的更多是文化低、思想單純的普通工人、農民，高學歷並不一定就有高尚的品德，甚至還有「文人無德」的說法。　　　　人的素質是人在先天稟賦的基礎上通過教育和社會實踐活動而發展形成的人的主體性品質，即人的品德、智力、體力、審美等方面品質及其表現能力的系統整合，是一個人知識、經驗、價值觀的綜合積累，而知識、經驗、價值觀等等這些東西統統是要靠人來創造，靠人來傳播，靠人與人的交流逐漸來完善的。孔子就認為人多才能「富之」、 「教之」，才能產生文明禮義。 如果沒有足夠的人口，人類只能回到野蠻狀態。　　　　人們往往覺得城裡人比鄉下人素質高，大城市的人素質比小城市的人高，這種感覺其實沒有錯。正是因為大城市聚集了大量的人口，提高了知識、經驗、價值觀的創造和交流速度、密度，才導致這種現象的出現。越大的城市，提供的機會越多，使「人」成其為「才」的概率越大，要是生在一個小鄉村，哪怕渾身都是音樂細胞，也只能在婚喪嫁娶的時候吹吹嗩吶，但是生在北京、上海的孩子，就有機會逐漸成長為世界級的音樂家，這就是人口數量對國民素質的貢獻。　　　　古希臘和古羅馬都注重人口「素質」。優生學就是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首先提出的。他的學生亞里士多德也繼承了這一觀點。古斯巴達（古希臘勢力最大的兩個城邦之一）人信奉「人口素質論」，嚴格地實行選擇後代的措施。不要說殘障兒，就連體質不夠強壯的新生嬰兒都會被他們無情的殺死以保持他們國家的「人口素質」。斯巴達的嬰兒呱呱落地時，就抱到長老那裡接受檢查，如果長老認為他不健康，他就被拋到荒山野外的棄嬰場去；母親用烈酒給嬰兒洗澡，如果他抽風或失去知覺，這就證明他體質不堅強，任他死去。「低素質」的希洛人長期遭受「高素質」的斯巴達人的壓迫和剝削。約公元前640年，希洛人發動長達十幾年的武裝起義。公元前454年，斯巴達境內的希洛人再次起義。他們英勇頑強，直逼斯巴達城下，堅持了長達10年的鬥爭。斯巴達人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給了起義軍自由。斯巴達的統治也因此受到沉重的打擊。公元前4世紀中葉以後，斯巴達一天天走向衰亡。 　　　　在某時期的羅馬社會傳統上將新生兒帶到一家之長面前並決定是留下養大或帶去丟掉。羅馬的十二木表法准許家長將看得出來有畸形的嬰兒處死。羅馬後期人口減少，統治者可能意識到人口數量的重要性，羅馬法在西元374年將殺嬰改成死刑，但犯法者幾乎不會被起訴。「高素質」的羅馬人的帝國最終被「低素質」的日耳曼人所滅。　　　　由於優生學要麼衍生成民族自殺（斯巴達、古羅馬），要麼衍變成種族歧視和屠殺（希特勒的納粹德國），因此在政策層面上的優生學被國際社會認為是偽科學（沒有哪個國家進行「優生優育」宣傳的）。當然各國都在學術層面進行優生學研究和實踐（比如服用葉酸預防神經管疾病）。　　　　注重「素質」的希臘文明和羅馬文明都沒能延續下來。而強調「鰥寡孤獨皆有所養」的中華文明卻一直延續下來。比較滑稽的是，中國傳統的「鰥寡孤獨皆有所養」正在為西方國家所繼承，而中國卻正在繼承希臘、羅馬文明的「優生優育」。　　　　計生委一直宣傳說計劃生育提高了人口素質。那麼我們看看中國的人口素質真的提高了沒有。　　　　從某種意義上，心理素質比生理素質更重要。中國民間早就注意到「獨柴難燒，獨子難教」的現象。多子女家庭可以創造有利於孩子全面發展的人文環境，更加模擬社會的模式，孩子的性格比較健康，獨立生活能力強。而獨生子女家庭卻由於過度溺愛，在家裡是小皇帝，在外面卻要面對激烈的競爭，反差太大，「眾星捧月」效應往往培養出孤傲、狂妄、自私性格，缺乏社會和家庭責任心，不但不利於孩子個人的發展，而且給社會帶來損失。北京某重點中學高三學生李曄對獨生子女的性格總結得很形象： 「不少人說我們是『草莓族』，外表看起來色彩鮮艷，裡面卻蒼白綿軟，稍一施壓就變成一團稀泥，表層還疙疙瘩瘩的挺有個性」 [15]。心理缺陷導致獨生子女犯罪率高和自殺率高。中國是世界自殺率最高的國家之一，據統計，15～24歲占自殺總人數的26.64%(1988年)。而且這個年齡段自殺人數還呈現上升趨勢。一項調查顯示：上海有24.39%的中小學生曾有一閃而過的「結束自己生命」的想法，認真考慮過該想法的也佔到15.23%，更有5.85%的孩子曾計劃自殺，並有1.71%的中小學生自殺未遂。另外一項調查發現將近1/3的在校大學生曾有過自殺念頭。自殺死亡已佔北京大學生非正常死亡的61.38％。　　　　由於缺乏必要的身體鍛煉，年輕一代身高雖然在不斷提高，但身體的綜合素質明顯下降。　　　　在家長極度呵護下成長的中國第一代獨生子女，如今也要面臨就業了，一般說來，他們比一般農村孩子和非獨生子女擁有更多的優越感。但是由於很多獨生子女有「嬌驕」二氣，很多人以自我為中心，不願意受制度約束，情緒不穩定，同事關係處理能力差，不能吃苦還挑剔，在一些畢業生招聘會上，有些招人單位直接拒絕了獨生子女[16]。企業追求的是效益，可不管計生委的宣傳。滄州水利水電勘測設計院的工作人員說，他們單位曾做過統計，獨生子女就業後流失率高達60%。對他們單位來說，與學習成績、專業素質等「硬體」相比，意志品質、吃苦耐勞精神這些「軟體」更加重要。由於就業高不成低不就，結果出現一批中國特有的「啃老族」。　　　　最佳的優生就是在婦女黃金生育時間完成生育任務。子宮、卵巢疾病隨著年齡增加而增加。並且隨著年齡的增加，女性的卵巢功能開始衰退，染色體易變異，胎兒的致畸率也隨之升高。二十幾歲是生小孩的黃金年齡。但計生委單純為了控制人口數量而提倡晚婚晚育，給人一種錯覺：晚育是好的。造成多少殘疾兒童出生？我國每年出生的先天畸形兒約佔每年出生人口總數的4%—6%，且近年又有上升趨勢，每年的治療費用給許多家庭乃至整個社會帶來了沉重負擔。晚育還引起早產、宮內發育遲緩、孕婦高血壓綜合症(孕高症)等疾病。美國自1990年到1999年孕婦高血壓綜合症發病率增加40%，這個增加主要是晚育造成的，威脅著8%的婦女及其子女。宮內發育遲緩、孕高症不光是最主要的孕婦和胎兒的死亡原因，並且影響小孩今後一生的生活(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發病率顯著增加)。可見，中國的晚婚晚育政策是多麼愚蠢！農村頭胎是女孩的可以生育二胎，但中間間隔太長，很多婦女生育二胎時已經是晚育了，不必要地增加殘疾人口的出生。工業化本身就使得人們自發晚育，政府的責任是對抗工業化的影響而不是成為幫凶。明明20出頭是最佳生育年齡，但是中國卻為了配合計劃生育宣傳，說24-29歲是女性比較適宜的生育年齡段。要提高人口素質，首要的措施就是停止鼓勵晚婚晚育（2005年湖南這樣的農業省份平均初育年齡推遲到為24.34歲，上海為27歲，意味著30歲以上初育比例很高）。我國是神經管畸形高發國，發病率為美國的10倍，缺乏葉酸成為每年10萬例神經管畸形兒的「頭號殺手」。如果在孕前三個月至孕後三個月，口服小劑量的葉酸片（成本價幾角錢，市場價也只有幾元）可以降低70%以上的神經管畸形的發生，要是真的提倡優生優育，完全可以免費提供，但是國家卻沒有這麼做。隨著結婚和生育年齡的後移，受孕的難度正在增加，不孕症患者越來越多。國外一項研究表明，20—24歲結婚的女性，不孕症的發病率只有6%，而30—34歲結婚的女性中，不孕症的發病率提高到15%，在40—44歲結婚的女性，不孕症發病率更高達64%。在治療方面，30～35歲開始助孕技術治療，只有一半的婦女能成功；35～40歲開始助孕治療，成功率則進一步下降到30%。隨著男女雙方或一方年齡的增加，自然流產率、圍產兒患病率也都會增加。另一項研究表明，隨著男方年齡的增加，妻子的妊娠率會降低，而流產率則會增加；如果女性懷孕時男方年齡在40歲以上，則後代的先天畸形率會增加4%[17]。　　　　孕高合症發病率等疾病在二胎及其之後胎次的發病率不到頭胎的一半。但是隨著生育間隔拉長，發病率逐漸升高(甚至逼近頭胎時的發病率)。因此，抓緊時間趕在婦女黃金生育時間完成生育任務，不但從經濟上合算，也有利於提高人口素質。　　　　超生孕婦承受了巨大心理壓力，並且由於漂泊在外營養也跟不上，勢必影響胎兒的發育；尤其是不能得到常規的產前檢查。以國家計生委1.8（筆者已經質疑這個數字）的生育率來推測（現實政策生育率不到1.2），出生人口中有超過三分之一沒有進行常規產前檢查（有些連出生都不敢去醫院）！小孩出生後由於擔心超生罰款，而不能及時免疫接種。聯合國特別批評中國「沒有能夠將創造財富和提高收入轉化為更快地降低兒童死亡率」，筆者以前一直以為完全是因為中國的醫療改革的失敗，現在看來，衛生部是在替計生委背黑鍋。並且計劃生育提倡的晚婚晚育也是降低人口素質的重要原因。　　　　巨額的超生罰款使得超生家庭背負沉重的經濟負擔，超生致貧降低他們養育孩子的能力，使得他們的孩子素質降低。並且不少超生的孩子長期受到社會歧視，不利於孩子的心理健康成長。　　　　計劃生育政策對有撫養能力的城市人口限制更為嚴厲，這些人只好將本來應該用在撫養孩子上精力、金錢和資源用於其他消費（如寵物、歌舞廳），造成全國的平均教育素質偏低，從教育角度上講確實是「逆淘汰」。據北京市養犬辦統計，北京市2006年登記年檢犬為55萬隻，比2005年又增加了9萬餘只。截至2006年10月，2006年北京市已經有11萬餘人因被貓、狗抓傷、咬傷而注射狂犬疫苗，已經收到了10起狂犬病死亡病例報告。同時，北京市由於飼養寵物導致的弓形蟲病發病率也在上升。重型弓形蟲病的表現為腦炎、癲癇和精神異常，妊娠期婦女若感染弓形蟲，可引起流產、早產甚至畸胎、死胎等。重慶市2006年已報告狂犬病發病數13例，超過過去5年全市狂犬病發病數的總和，比2005年同期上升了160%。南昌平均每天上百人被狗咬傷[18]。在不到7年的時間裡，洛陽婦女劉小榮已先後收養棄狗100餘條，並被廣為稱讚，說是有愛心；而要是她收養幾個棄嬰，情況會怎麼樣？現在誰敢收養棄嬰？人不如狗！踩死貓的事件引起網上全面申討，但是武漢計生委處死活嬰的事件卻沒能引起廣泛關注。社會對人的生命已經很淡漠了。真是應驗了推背圖的那句讖語：獸貴人賤。　　　　因此要提高人口素質，就必須停止計劃生育。　　本末倒置的「人口紅利」理論　　既然總和生育率（TFR）越低，人類發展指數（HDI）越高，那麼通過降低TFR，就可以提高HDI了。這也是中國計劃生育的初衷。1980年以來中國開始獨生子女政策，生活水平也不斷提高，似乎也「證實」了這一觀點。中國經濟學界和人口學界有很多人仍然持這種觀點，並將生育率降低所引起的撫養比降低稱之為「人口紅利」。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所蔡昉教授說：「人口學家所謂的『人口紅利』的含義即是，從事經濟活動的人口不斷提高帶來的高生產率與高儲蓄率導致的較高的資本積累。當前，我國可以獲得的人口紅利對GDP增長的貢獻率佔到了26.8%。以『總撫養比』做人口年齡結構指標進行研究，1983年至2000年我國總撫養比下降對人均GDP增長貢獻率在26.8%。撫養比每上升一個百分點，我國人均GDP則上升0.116個百分點，反之相同。」[1]　　　　國家計生委人口專家委員會委員胡鞍鋼教授使用回歸分析技術，比較我國30個省區市的經濟增長情況和生育率，得出結論：人口增長率每降低1個千分點，人均GDP增長率可提高0.36～0.59個百分點[2]，並進而推論：「人口自然增長率只要降低幾個千分點就會明顯促進人均GDP增長」[3]。2000年胡鞍鋼依此向中央提出「十五」計劃制定的建議：繼續計劃生育，不能因城市老齡化改變現行計劃生育政策，應保持其穩定性和連續性，鼓勵少數民族家庭實行計劃生育。胡鞍鋼的這個結論隨即被大量引用（如田雪原，國家計生委《西部大開發中的人口與發展問題研究報告》等）。　　　　依照胡鞍鋼的那種思路，很容易將發達國家發達的原因歸功於人口增長率降低，也就是將「生產力壓迫人口」所引起的人口自然增長率降低誤當成「人口增長率降低促進經濟」。但是胡鞍鋼的這種理論卻不能解釋廣東的現象：廣東經濟發達但人口自然增長率卻反而高。對此，胡鞍鋼認為要是廣東人口增長率再降低一些的話，經濟會更好，因此建議廣東、海南要大力降低人口增長率。胡鞍鋼的這種理論在美國也不見效，美國人口增長率比歐洲和日本高，經濟發展也比歐洲和日本快，那麼美國為了加速經濟增長，也應該計劃生育？　　　　其實這種「人口紅利」理論是錯誤的，降低TFR卻並不能升高HDI，剛好相反，HDI的提高是得益於當年的高TFR的。　　　　人口問題是慢性問題，要後看五百年，前看兩百年，並且要橫向比較。眼光只局限於本國幾十年的歷程是無法準確把握人口的規律的。研究現代人口數量改變，要回溯到哥倫布發現美洲；探討生活質量改變，要回溯到英國工業革命。幾千年生活水平沒有大的變化，工業化使得人類生活水平得到質的提高，西方發達國家如此，比中國大陸先行20多年的韓國、中國台灣省也如此，現在社會發展水平稍高於中國的巴西、泰國也還是如此。同屬加勒比海地區的墨西哥、古巴採納不同的社會制度，古巴還長期遭受經濟封鎖，但是現在社會發展水平基本一致（2003年古巴的HDI為0.817， 墨西哥的HDI為0.814）。1950年代到1970年代是中國工業化奠基時期，是投入階段，這段時間生活水平仍然低。1980年代之後是工業化進入快速發展階段，開始收穫（比中國工業化起步晚十幾年的印度和越南1990年代之後也開始進入收穫階段），生活水平不斷提高。　　　　縱觀各國工業化歷程，可以發現一個規律：工業革命的根本內在原因是人力資本的積累（而不是物質資本的積累）。各國的工業革命都是倚賴人口資源、倚賴年輕的人口結構起家的，但是工業革命卻給人類生育帶來巨大的變化，正如馬克思所說，「生產力壓迫人口」，導致家庭結構改變和男女分工紊亂，物質再生產侵佔人口再生產的時間和精力，引起生育率下降，伴隨撫養比降低。就是說，生育率下降引起的撫養比降低是工業革命的伴隨現象，而不是工業革命的原因。其實後期經濟快速發展是工業化必然過程，是前期工業化的慣性作用（只要這種慣性不被刻意阻攔），而不是因為扶養比降低。相反，由於生育率的下降，使得物質再生產也難以為繼。將撫養比降低視為人口紅利，是本末倒置。為了貪圖這種所謂的「人口紅利」而主動降低生育率，是拔苗助長。　　　　就是說工業化導致人類幾千年未有之變局。中國生活水平的提高是工業化的必然，只要在政策上不出太大問題（中國1980年以來的 「摸著石頭過河」的經濟理論,並不一定比印度和越南1990年代以後的理論高明），就無法阻止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中國恰恰1980年開始實行獨生子女政策，這種巧合卻被計生委利用，將工業化引起兩種意義相反的結果（生活水平提高和生育率自發下降）都視為計劃生育的成績。　　　　計生委和人口學界說「人口紅利」是西方國家公認的概念。但是發達國家又有哪個國家像中國這樣通過主動減少人口、降低撫養比來獲取「人口紅利」的？西方國家的學者不過將經濟發展和由其引起的扶養比降低進行簡單回歸分析而已。他們敢用他們的理論去指導他們國家的人口政策嗎？　　　　我們比較一下「人口紅利」的含義和中國的現實。人口紅利是「從事經濟活動的人口不斷提高帶來的高生產率與高儲蓄率導致的較高的資本積累」。而中國1980年以來是勞動力過剩，高就業壓力，人為降低生育率而將婦女推往勞動市場只會加劇就業壓力而不會帶來額外的紅利（高就業壓力導致低工資水平，本來一個主要勞動力可以養活全家，現在夫婦倆都工作養活三口人都有壓力）；1990年之後中國的經濟問題是儲蓄率過高，資本收入太高而勞動收入太低（婦女勞動參入率提高所引起的），導致生產過剩和消費萎縮。2002年之後中國需要勞動力的時候（也就是1980年獨生子女政策之後出生的人口成為新增勞動力的時候），又因為勞動力不夠而出現勞動力短缺，民工荒愈演愈烈。前面章節通過中印比較，也表明中國通過計劃生育主動降低撫養比並沒有為經濟、社會發展做出任何貢獻。　　　　可見，1980年代之後中國的國情需要須循漸進的進行工業化，而不需要高生產率和高儲蓄率。這種循序漸進的工業化不但能夠使得生產與消費保持和諧，人口與資源、環境保持和諧，並且使得2002年之後勞動力不短缺，經濟持續發展。　　　　最近胡鞍鋼教授也已經意識到人口能夠促進HDI的提高，從而贊成二孩晚育方案。　　　　中國1950年代到1970年代繁衍的人口成為現在的勞動力，這才是目前真正的「人口紅利」；而1980年代計劃生育所導致的扶養比降低不但沒有帶來任何「人口紅利」，反而是中國經濟問題的根源。　　　　總之，人口促進生產力，但是生產力又忘恩負義反過來壓迫人口。政府需要做的是解放生產力對人口的壓迫，而不是成為生產力壓迫人口的幫凶。　　船大慣性大,調頭要趁早　　導致世界航海史上最大海難事故的泰坦尼克號曾被建設工程師認為安全性能絕對沒有問題。因為泰坦尼克號的底部被隔成一間間獨立的艙房，任何一間艙房進水都不會影響其它艙房。即使一部分艙房進水的話，整個泰坦尼克號的沉沒至少也需要三天時間。另外建造這艘豪華巨輪用的是當時最優質的鋼材。但是，這艘被稱為「永不沉沒」的泰坦尼克號在與冰山相撞後僅三個小時就沉沒在格陵蘭3000米深的冰冷海水裡了。根據泰坦尼克號在海底的狀況和打撈上的金屬碎片分析，有兩個關鍵的技術原因[8]。　　　　　　　　設計的原因：主要是造船工程師只考慮了船底、船尾或船首有被撞的可能性，而沒有考慮到側面被撞的情況，忽視了側面進水對船整體安全的影響。當船躲避冰山時，側面被撞，使幾乎所有的艙房進水，導致船整體安全出了問題。　　　　　　　　材料的原因：造船工程師只考慮到要增加鋼板的硬度，而沒有想到增加其韌性。為了增加鋼板的硬度，往鍊鋼爐料中加入了大量的硫化物，導致鋼材在低溫下的脆性大大增加。經實驗，從海底打撈出來的鋼材在當時的水溫下，在受到可能強度的撞擊下，很快斷裂，而拿當今用於造船的鋼板在同樣的溫度和撞擊強度下進行對比實驗，結果鋼板只是變成V型，而不斷裂。　　　　　　　　如果沒有這兩個重大技術問題，泰坦尼克號可能只是受損或幾天後沉沒但得到了及時的救援，而不會成為世界航海史上最大的海難事故。　　　　　　　　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就是人口學上的泰坦尼克號。　　一個數據就足以推翻《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研究報告》http://www.dajun.com.cn/renkfeng.htm　　2004年啟動了「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相結合」的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研究，蔣正華擔任組長，宋健、徐匡迪擔任副組長。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組剛組成，筆者就提出了擔憂。因為組長蔣正華就是1980年代獨生子女政策的參入者之一，並且長期擔任計生委副主任。副組長宋健是獨生子女政策的總設計師。本來寄希望副組長徐匡迪，但2005年看到他與新馬爾薩斯主義旗手布朗的對話，筆者就感覺到這次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組算是徹底完了。他竟然相信中國人口會達到14.5億，竟然說「中國不能不實行計劃生育」，竟然堅持對計劃生育和耕地一票否決制[18]。新馬爾薩斯主義算是將中國逼到了死角。　　　　經過課題組300多位專家學者兩年多的工作，完成了260多萬字的研究報告，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全國平均總和生育率在未來30年應保持在1.8左右，過高或過低都不利於人口與社會經濟的協調發展。中國人口總量到2010年控制在13.6億人（2005年還是說13.7億，看到目標無法完成，臨時改為13.6億）；到2020年控制在14．5億人；2033年達到峰值15億左右[19,20]。 　　　　竟然認為1.8的生育率是最佳生育率，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組的這些結論無論從哪個角度看，都是非常滑稽的。　　　　這些結論與國家計生委主任張維慶、副主任王國強以前的說法一致：　　　　《中國青年報》2005年11月14日電：「按照目前的總和生育率1.8預測，我國總人口將於2010年和2020年分別達到13.7億、14.6億，2033年前後將達到峰值15億左右，人口與經濟社會資源環境之間的矛盾將會進一步加劇。」國家人口計生委主任張維慶在今天召開的全國婚育新風進萬家活動經驗交流暨總結表彰大會上說[11]。　　　　中國人口網 2006-08-13消息：國家人口計生委副主任王國強指出，根據測算，中國的人口最高峰不會超過15億左右。從人口總量控制看，根據測算與規劃，到2010年，我國人口要力爭控制在13億7千萬；到2020年，要能夠控制在14億6千萬；到2033年左右達到峰值，大約在15億左右[17]。　　　　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組2033年達到15億人口的預測是基於1.8的生育率。無論是國家計生委主任張維慶[11]，還是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組組長蔣正華[21]，都認為目前中國的生育率就是最佳生育率1.8。只需要穩定目前的低生育率。國家人口戰略組還認為：「目前的低生育水平反彈勢能大，維持低生育水平的代價高，必須創新工作思路、機制和方法」[19]。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研究」為現行計劃生育起草了一份辯護狀，現行人口政策沒有必要放寬，相反還需要加強。「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研究」的結論直接影響到「十一五規劃」，國家提出計劃生育「四個堅持不動搖」。2007年01月22日更是出台了《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全面加強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統籌解決人口問題的決定》[22]。《決定》認為：今後十幾年，人口慣性增長勢頭依然強勁，總人口每年仍將凈增800－1000萬人。要千方百計穩定低生育水平，必須堅持計劃生育基本國策和穩定現行生育政策不動搖，黨政第一把手親自抓、負總責不動搖，穩定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機構、隊伍不動搖，不斷創新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體制、機制、手段和方法不動搖。凡違法生育的，一律依法徵收社會撫養費；造成惡劣影響的，可予以公開揭露；是黨員、幹部的，依紀依法從嚴懲處。　　　　依照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組的報告以及王國強和張維慶的說法，中國人口到2033年達到頂峰。我們假設今後年人口增加是直線遞減（至少是接近直線遞減，1987年到2005年確實是直線遞減的；2011到2015這五年由於育齡婦女有所增加，增量可能會暫時有所上升），到2034年的時候為0（零增長）。假設2006年人口增量為X，每年增量減少Y，那麼2007年人口增量為X-Y，2008年人口增量為(X-Y)-Y=X-2Y，2009年人口增量為X-3Y，以此類推，2034年人口增量為X-28Y。那麼這29年人口總增量為29X-406Y。由於人口從2005年的13.0756億增加到2033年的15億，增加1.9244億，也就是說29X-406Y=19244萬。而2034年人口零增長，意味著X-28Y=0，也就是X=28Y。　　那麼兩個方程式就為：　　29X-406Y=19244　　X=28Y　　　　計算結果：Y=47.399萬，X=1327.172萬。　　　　那麼依照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組的結論以及國家計生委主任張維慶、副主任王國強的預測，2005年以後每年人口增量和人口總量應該是這樣的（至少接近）：　　　　根據「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組2033年15億人口」預測（萬人）　　　　------------------　　年份--增量--總人口　　2005--------130756　　2006--1327--132083　　2007--1280--133363　　2008--1232--134595　　2009--1185--135780　　2010--1138--136918　　2011--1090--138008　　2012--1043--139051　　2013---995--140046　　2014---948--140994　　2015---901--141895　　2016---853--142748　　2017---806--143554　　2018---758--144312　　2019---711--145023　　2020---664--145687　　2021---616--146303　　2022---569--146872　　2023---521--147393　　2024---474--147867　　2025---427--148294　　2026---379--148673　　2027---332--149005　　2028---284--149289　　2029---237--149526　　2030---190--149716　　2031---142--149858　　2032----95--149953　　2033----47--150000　　2034-----0—150000　　------------------　　 　　從上表可見，2010年（13億7千萬）、2020年（14億6千萬）、2033年（15億）三個數字都與王國強和張維慶的說法一致，難道是巧合？說明筆者的預測方法基本準確。註明：這種方法只能用於短期預測。　　　　就是說近年每年增加人口在1300萬左右，但是根據2005年11月1日1%人口抽樣調查報告，2001年到2005年共出生6846萬。平均每年出生1369萬。國家統計局認為2005年死亡849萬。那麼意味著2005年增加人口=1369-849=520萬，就是說現在每年增加人口只有520萬左右（至少有100萬的水分），遠遠沒有1300萬。　　　　這一個數據足以推翻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組300多專家的260萬字的報告！ 　　　　目前每年人口只增加四五百萬，今後死亡人口將激增，「今後十幾年，總人口每年仍將凈增800－1000萬人」？　　　　每年死亡人口將由目前的900萬左右穩步增加，到2030年左右增加到1900萬左右。根據第五次人口普查和歷次人口抽樣調查，近年每年出生女孩不到600萬。這些女孩25年左右之後將成為生育主體。這600萬女孩有大約5%會在生育之前死亡，只剩下567萬；又有至少15%左右家庭不育不孕，只剩下482萬生育婦女，每個婦女需要生育4個孩子才能剛好零增長（現在全球除了非洲一些國家和穆斯林地區外，沒有哪個國家能夠有如此高的生育率）。不孕症患者比例不斷增加，生育意願不斷降低，單身婦女比例不斷增加，婚齡、育齡不斷推遲，到時候每個婦女能夠生育4個孩子？中國人口會等到2033年才負增長？　　　　這次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的後果是：國家提出計劃生育四個堅持不動搖，國家「十一五規劃」提出的人口控制目標是：2010年13.6億。　　　　令人費解的是，中央要求的是「千方百計穩定低生育水平」而不是降低生育率，但2010年人口目標卻從1996年的14億降低到2005年的13.7億，2006年的13.6億。生育率穩定的話，人口目標怎麼一再降低? 人口目標變來變去，那麼意味著根本沒有人口目標！套用一句法律用語：沒有程序正義，何來實質正義？沒有人口目標的穩定，何來生育率的穩定？是中央跟著計生委跑，計生委跟著感覺跑，而不是計生委和人口學界跟著中央的人口目標跑。　　　　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組認為：「全國平均總和生育率在未來30年應保持在1.8左右，過高或過低都不利於人口與社會經濟的協調發展」。張維慶說「按照目前的總和生育率1.8預測，我國總人口將於2010年達到13.7億」。但是國家「十一五規劃」 和《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全面加強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統籌解決人口問題的決定》卻要求在2010年將人口控制在13.6億之內。那麼意味著根本不是要「千方百計穩定低生育水平」，而是要「千方百計降低生育率」。是不是真的要實現宋健、田雪原所說的「7億最適人口」目標？　　　　即便是根據國家統計局修正後的數據，2005年中國人口13.0756億，依照國家人口戰略組的修改後的2010年13.6億的人口數據，那麼這5年平均需要增加1049萬（由於2010年死亡人口遠比2006年要多，因此2006年增加人口必需遠遠多於1049萬）。假設今後幾年每年死亡人口只有870萬（事實上應該在1000萬左右）的話，每年需要出生1909萬。而根據北京大學曾毅教授的統計，中國的政策生育率只有1.38，扣去至少15%的不生育人口，現實生育率只能在1.175（依照目前的育齡婦女人口結構，每年出生1100多萬人口）；即使依照計生委認可的1.46政策生育率，扣去15%不生育人口，現實生育率也只有1.24（每年也只出生1200多萬人口），每年出生人口遠遠達不到1909萬，每年不可能增加1049萬。比如2003、2004、2005年連續三年只增加760萬左右（事實上只有400萬左右，下文將詳述）。　　　　第五次人口普查顯示，1980年到1990年平均每年出生1084萬女孩，現在這些人正/將成為生育主體，扣除15%不生育人口，還剩下921萬婦女，這些人平均生育2個（還有相當部分人只願意生一個，就必須允許生育三個）的話，每年也只有1843萬，減去每年死亡870萬（實際上應該在1000萬左右），每年增加人口只有973萬，遠沒有1049萬。　　　　有人說中央的十一五規劃的人口目標是「13.6億以內」，因此現在零增長，說明人口任務超額完成。但是中央要求的是「穩定生育率」，而不是「降低生育率」。從「穩定生育率」角度看，即便中央要求穩定的人口目標不是13.6億，那麼總不能低於13.5億吧？那麼每年也至少需要增加849萬，每年也得出生1719萬，遠遠比現在每年出生1200多萬要多。　　　　2006年已經過去，實際上增加人口最多四、五百萬，已經用事實推翻了國家人口發展戰略。　　　　而實際上2005年底的13.0756億有至少4600萬的水分（國家統計局也承認這一點），那麼要在2010年達到13.6億人口，意味著這5年需要增加8944萬，平均每年增加1969萬，即使每年死亡人口平均只有870萬，那麼每年也得出生2839萬，853萬生育婦女平均每人需要生育3.33個孩子，即使是停止計劃生育並且千方百計鼓勵生育都不可能使得今後幾年每年出生2839萬。十一五規劃人口目標肯定將再次落空。　　　　筆者在2005年預測當年的人口目標必將落空，建議一旦落空就追究計生委的責任並停止計劃生育，筆者的預測已經被證實，但是人口政策還紋絲不動。　　　　其實計劃生育以來，計生委和人口學界從來沒有一次預測準確過。使得中央人口目標一次次落空。現在中國每年只出生1300萬人口（還有水分），女孩不到600萬；印度出生2400萬以上人口，女孩1200多萬。意味著中國今後在物質再生產（勞動力）和人口再生產（育齡婦女）都無法與印度相比。一個人口大國就這樣被學者搞得淪落了。　　　　本來是一次將功補過的機會，但是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組的報告越看越像招供書。國家今後需要找人為人口政策失誤負責（相對中央人口目標，到目前為止有上億人口不對數；1990年以來中央人口目標全部落空），直接從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組找就行。這300多位專家絕大多數是無辜的，但是可惜他們再一次被挾持，這次人口發展戰略研究成了人類歷史上第三次斷代工程（斷子孫的代）。宋健領導的夏商周斷代工程結論出來後，很多無辜學者紛紛站出來表示異議。這次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組結論出來這麼久了，還沒有看到一個學者真正站出來發出聲音。　　 就是說人口發展戰略組再一次延誤人口政策調整時機，每年少生至少數百萬人口，300個學者的錯誤理論每年損失數百萬人命！　　 人口數據與經濟數據不一樣，是無法長期隱瞞的（比如蘇聯人口問題早在1960年代就出問題，一直被隱瞞，但是1990年還是暴露出真相）。在今後的人口普查中將會核實，紙是包不住火的。一旦公眾知道這些結果，那麼就會是一場地震，那就不可能像上海社保案這樣輕描淡寫。等到1950年代那批人（計劃生育的受害者）到了老年，那個時候問題暴露無遺（上億人口對不上數，而老年人還指望這上億人口養老），民憤難平。就算這一屆領導人壓得住，不追究，今後領導人迫於民憤，會一直壓下去？　　　　人口學界將功補過的時間已經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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