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報整版刊文:美國為什麼會遇到這麼多問題？

06-05

不久前，美國剛剛結束了總統大選。然而新一屆領導人面臨的國內矛盾更多：經濟需要提振，社會不公平現象日益嚴重，底層民眾與政治「精英」的價值觀分化，等等。美國為什麼會遇到這麼多問題？本期觀察版約請相關專家學者進行探討。

——編者

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已經落幕。這次選舉出現了一些與以往不同的現象，比如候選人背景改變，主流媒體與社交媒體的主張存在差異等。這些現象引發人們對美國政治未來發展的思考。

此次參選的總統候選人，無論在年齡、精力、品質還是個人魅力上，都存在很多爭議，而他們所面臨的國內困難又很大。很多美國人擔心領導人的能力能否勝任，如果不能的話，是不是意味著美國國內政治衰退還要進一步加深。

政治學學者研究認為，有效的國家治理往往需要三個要素：一是政道，即政治價值觀正確，並獲得社會共識；二是人道，即治理人才能力強、品德高，能夠擔當領導重任；三是治道，即治理機制高效。用這三「道」來考察美國的政治現實，會看到什麼樣的狀況呢？

主流價值觀分化

政道體現的是國家治理的價值觀。美國一向以擁有民主、自由、人權自居，以民治、民有、民享為傲，宣稱這是美國的立國之本和主流價值。但從這次大選可以看出，這些政治價值開始僵化變質，美國社會在價值共識上開始出現裂痕。

民主受到削弱。比如一些美國學者批評說，美國民眾正在喪失民主權利。這不僅表現在選舉被人操縱，還在於富人主導政治，民眾的參與度逐漸下降。2011年9月發生的「佔領華爾街」運動，成為對美國民主的一個新註解。諾貝爾獎得主約瑟夫·斯蒂格利茨甚至說，當下美國「屬於1%，由1%控制，為了1%」。在自由價值方面，此次選舉之前很多主流新聞媒體支持希拉里，表明所謂新聞自由其實存在強烈的選擇傾向。平等價值自20世紀60年代以後有較大進展，主要體現為黑人權利提高；但另一方面，在執法司法中又大量存在對少數族裔的歧視。

民治出現空心化。四年一次的總統、議員、州長等選舉，實際上蛻變成「精英」政治，不受限制的政治獻金成為左右總統選舉以及州長、議員選舉的關鍵。民有的價值一直停留在政治權力的選舉權層面上，而政治的實際運作已被利益集團綁架。據統計，過去5年全美200家最熱衷於政治活動的公司共花費58億美元影響美國政策制定，並因此獲得共計4.4萬億美元的經濟回報。民享程度也在下降。在20世紀50至90年代，中產階級享受到發展的紅利，美國社會形成了所謂的橄欖型結構。但20世紀90年代之後，這一進程發生了變化，少數財富集團越來越富，1%的富人佔有美國40%的財富。中產階級的資產在過去20年間非但沒有增長，還大幅下滑。美國一家研究中心的報告顯示，2015年美國中產階層人口比例首次低於總人口的一半，中產階層擁有的財富比例大幅下降，年收入占社會總收入的比例由1970年的62%下降至2014年的43%。

治理人才匱乏

美國在國家治理人才的選用上越來越平庸化，治國人才的質量和素質正在走下坡路。美國向來宣稱以高質量教育培養高質量人才，也並不缺乏國家治理人才。只是在選舉政治的體制下，德才兼備的治國人才標準被錯位成了選票標準，誰會表演誰的選票就多，與德與才並無直接關係。

不可否認，美國有一套較為成熟的政治制度，發揮著重大作用，從表面看國家政治生活的正常運轉與總統關係不大。例如，1800年到1900年先後有23任總統，其中不乏有才能的人。也有一些平庸的總統，但他們的執政並未妨礙美國發展。然而，政治有不同的周期。在國家正常發展的年代，平庸的總統也能混得下去；但在歷史發展的關鍵時期，一個平庸領導人的錯誤決定，可能給國家造成重大損害。

當前美國，國內面臨重大改革，需要一個有遠見卓識的人，一個能真正凝聚兩黨共識、推進變革的人，一個既能得到華爾街支持又能改善中產階級狀況的人。特朗普是不是這樣的人？人們有不同的答案。

當年，奧巴馬47歲當選總統，年輕氣盛，高舉變革旗幟，給美國政壇帶來一絲新氣象。8年過去，人們恍然如南柯一夢，發現一切都還是老樣子。除了奧巴馬多了一個名不副實的和平獎，基本一切照舊。政治僵化照舊，政黨對抗照舊，美國到處陳兵照舊，製造業空虛照舊，連喊得最凶的醫療改革也照舊。不僅沒有什麼實質性改革，美國許多方面的狀況還不如過去。

治理能力下降

有了好的價值導向與治理人才，還需要良好的治理能力、治理工具。國家治理是一個複雜的系統，包括領導集團的決策能力、執行系統的執行能力、國家治理的各種工具手段等。

美國的治理能力在20世紀90年代幾乎達到頂峰。但自那時起，美國就不斷地犯錯誤，喪失了許多發展的大好時機。先是柯林頓政府過度發展網路經濟，同時在戰略上過度擠壓俄羅斯，把俄羅斯逼成競爭對手；後是小布希政府在「9·11」事件後發動對阿戰爭、對伊戰爭；再到奧巴馬政府錯誤地發動利比亞戰爭，推動顏色革命，支持敘利亞反政府武裝，甚至公開派航母到南海挑釁中國主權。這一切錯誤決策的後果，在外交上導致中、俄與美關係緊張，客觀上支持了中東激進伊斯蘭勢力的發展，經濟上導致美國國內經濟空心化，政治上導致國內兩黨的對立。

近年來，美國政府的治理能力乏善可陳。美國每年把幾千億軍費花在沒有希望達到目標的中亞、中東和東亞等地。奧巴馬也坦承，兩黨間的紛爭在其任期內非但沒有改善，反而進一步惡化，成為他的遺憾。奧巴馬政府推行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亞太再平衡戰略、大中東民主計劃、恢複製造業的計劃，可以說全都幾近失敗。美國2008年服務業比重達78%，製造業只佔20%；到2014年，美國服務業的比重還是78%，製造業的比重幾乎沒有增加。美國人一直憂心忡忡的製造業流失、產業空心化、過於依賴金融服務業的問題仍未得到解決。同時，由於把重點放在對外擴張霸權上，國內急需的建設事業被嚴重延誤。美國土木工程師學會每四年對國內基建狀況評估一次，2013年得出的總成績是D。

一個國家實現善治需要正確政治觀念引領、優秀治理人才支撐以及運行有效的治理機制維持。這三個方面要綜合發揮作用，哪一方面存在嚴重問題，都會使國家治理出現偏差。現在美國國家治理可以說在這三方面都需要變革。從目前來看，特朗普的當選能否使這種狀況有明顯改善，還需要繼續觀察。

（作者為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

缺乏思想精神支撐(觀察者說)

關於2016年的美國總統競選，很多學者和媒體都談到共和、民主兩黨競選人均無力提出像樣的、能夠激發民眾政治熱情的主張和施政綱領，卻很少進一步分析導致這種情況出現的深刻原因。從美國社會的現實來看，政治「精英」以及受他們影響的一些民眾在最近幾十年里，仍然堅持比較單一和狹隘的自由主義市場經濟觀點，對歐洲和世界其他地區更加重視政府適度調控的政策尤其是更多關照弱勢群體的政策，多採取冷淡甚至敵視的態度。這是導致其參選者治國思想守舊、拿不出新的治理理念的重要原因。

冷戰結束並沒有終結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兩種思想的競爭，金融資本肆無忌憚擴張和中產階級持續縮小促使美國人再次思考政府調控經濟的重要性。比如，在此次總統競選中，伯尼·桑德斯舉起「社會主義」旗幟競選民主黨總統候選人，他的主張在美國大學生和其他青年人中激起熱烈回應。許多人開始反思美國文化敵視和輕視社會主義的傳統。桑德斯認為，經濟生活在尊重市場規律的同時還需要關照公共利益，在教育、就業和產業結構調整等方面應更多發揮政府的指導作用。其實，桑德斯本人以及他的想法和政策建議很難用「主義」的語言去理解和表述，關注他開放務實的態度可能更為準確。

英美兩位資深學者羅納德·普雷斯頓和保羅·斯威齊，都曾對21世紀世界的經濟走向提出獨到見解。普雷斯頓主要研究經濟倫理，認為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並非不可以混合，混合二者可以成為更大限度改善公共福利的辦法，也是人類在20世紀重要的思想突破。保羅·斯威齊通常被看作是20世紀美國最傑出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之一。他很早提出，混合國有制和私有制的經濟模式是比較健康的。斯威齊當然也承認，美國歷史上的社會改革和政府經濟調控政策並不是要否定市場規律，而是希望對資本主義有所制約。斯威齊對華爾街金融投機在21世紀的加劇和採納新型模式，較早就有警惕和批評。

社會主義思想、組織和運動長期在美國居於弱小地位。在2000年，利普塞特和馬克斯兩位美國學者出版了《為什麼社會主義在美國失敗了》一書。在他們看來，與西歐和加拿大的情況相比，推行適度有力的政府經濟調控在美國一直比較困難，容易受到阻遏，指令性經濟和自由市場二者之間難以得到健康平衡。這一現象在政治上的主要原因是，在美國的社會「精英」中，左翼人士和那些不同程度受到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影響的人，沒有建立起影響力持久廣泛的政黨，沒有實現與民眾的密切溝通團結，也沒有能夠在主流政黨內部發揮主導作用。這使得美國中低收入階層對政策的影響力嚴重減弱，使得他們在科技進步和經濟運作模式發生變化的時候更容易遭受衝擊和利益損失。此次美國總統競選鬧劇化的深層原因，恰恰就在於兩黨推出的競選人都無法真正跳出既得利益集團的束縛，都不願意嚴肅地探討美國當前所面臨問題的根源：貧富分化的加劇和中產階級的衰落已經使得社會再難選擇新模式向前發展。

實際上，20世紀的歷史可以證明，那些受到社會主義思潮影響的美國從政者、學者，對經濟和社會的健康發展有著不可替代的正面作用。他們持續地推進了各項社會福利改革，幫助改善了美國勞工、黑人以及其他少數族裔的生存狀況。但是，時至今日，在私人資本有力控制下的美國高校尤其是其中的經濟學科，長期敵視和排斥相對激進的社會思想。很多高校限制經濟史教授的職位，把微觀經濟學當作研究和教學的主流。這不僅割斷了經濟學科與社會、道德和法律研究之間的聯繫，也導致一些真正思考社會問題解決之道的經濟學觀點很難獲得應有的地位和影響。因而，反映在選舉上，無論特朗普還是希拉里都不能超越美國主流文化和政治傳統的局限，真正去關注和改善社會公平狀況。

「精英」階層的迷思（適勢求是）

2016年的美國總統大選結束，從特朗普的勝利可以看出世界的政治態勢正在發生變化。從歐洲到美洲大陸，反全球化、反精英、反移民、反一體化的政治態度影響著越來越多的人。反映到選舉上，就是許多美國人高舉民粹旗幟，喊出反全球化口號，排斥異己的國家利己主義政治主張得到很多人支持。這股風潮與20世紀70年代盛行的西方傳統社會價值觀存在很大差異。靠高福利、反思二戰、經濟全球化支撐的戰後資本主義體系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衝擊下，正走向用選票向「精英」和特權階層說不的階段。希拉里的敗選也印證了這一點。

2004年，美國現任國務卿克里與小布希競選美國總統，那時克里的副總統候選人愛德華茲提出了「兩個美國」的說法。他認為，美國人生活在「兩個不同的美國」里：一個是已經實現了美國夢的人的美國，另一個是仍需勤勞工作來維持生計的人的美國。「兩個美國」實質就是一個富人的美國和一個窮人的美國，其背後是一個不平等的美國。希拉里和特朗普都是富人的美國的代言人，然而特朗普卻是窮人的美國唯一可以選擇的反全球化、反精英、反移民、反一體化的代言人，他是華盛頓「精英」和特權圈子的「局外人」。可以說，2016年的美國總統選舉實際上是「兩個美國」的對撞，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自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內部共同的特徵。

201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安格斯·迪頓在其所著的《逃離不平等》一書中分析道：自上世紀50年代以來，美國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基本保持穩定，但80年代後增速降低。21世紀最初10年，增速降至0.7%，2008年和2009年分別為-1.2%和-3.6%，而後2011年就爆發了「佔領華爾街」運動。而同期，美國的貧富差距在不斷擴大，基尼係數從70年代的0.406擴大到21世紀初的0.486。在經濟增長趨緩而收入差距又擴大的情況下，被剝奪感和不平等感成為反全球化、反精英、反移民、反一體化政治態度背後的推手。「兩個美國」始終存在，在經濟發展情況好的時候，大部分人能從增量增長中獲益，其矛盾並不明顯；但當經濟增長停滯而分配機制又無法改善的情況下，變革的想法會首先從青年人和底層民眾中出現。特朗普的主要支持者是藍領工人，他們集中在本次選舉的搖擺州即美國中西部傳統工業區；而希拉里的支持者主要集中在東西海岸富裕區和全球化受益人群，這正是當前「兩個美國」在地域和階層分布上的生動寫照。

事實上，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對世界各國的影響至今猶在。8年時間過去，回頭看，其對世界主要國家和地區都形成了不小的衝擊，直接的反映就是一些國家和地區出現了激進政治思想和行為。第一輪衝擊大約發生在2008年到2012年，在發達國家和地區的主要標誌是美國「佔領華爾街」運動和希臘抗議通貨緊縮罷工、遊行，在一些發展中國家和地區更發生了暴力激進行動，如「阿拉伯之春」；第二輪衝擊隨之在2012年中到2015年爆發，起點是英國2012年倫敦奧運會之前的騷亂，隨後烏克蘭「廣場革命」爆發、敘利亞內戰開始等，表明經濟危機的衝擊效應進一步擴大，激進政治思想和行為進一步擴展；第三輪衝擊自2015年年底爆發，直接標誌是以特朗普為代表的民粹、激進政治思想和行為贏得社會大量支持，而且一些激進政治思想和行為的參與者通過既有的社會體系進入到了政權內部。

隨著經濟危機加深，一些西方發達國家和地區進入緊縮財政階段，社會福利開支隨之大幅減少且就業不振。從政治社會學和政治經濟學的角度來看，這必然會對青年人和底層民眾的政治思想和行為產生較大影響。這些人的訴求得不到解決，他們對感受到的社會不平等必然會有改變的願望。希拉里競選的失敗，既輸在社會發展大氣候，也輸在個人長期浸染於特權圈子，更關鍵的是提不出解決不平等問題的方案。從這次選舉可以看出，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自二戰以來形成的社會價值觀和政治正確傳統正在發生轉變。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

遞減的制度效用（大勢所趨）

今年6月英國出人意料的脫歐公投，剛剛結束的美國總統大選，都在改變著以往一些人對美國和西方的美好看法。這些現象也讓人感到，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全球經濟、政治生活正在發生變化。在經濟上，由於受到國際金融危機的衝擊，西方世界傳統財富創造機制的活力正在下降，其自我修復機制也沒有發揮多大效能；在政治上，西方國家在全世界的擴張也受到限制，導致其霸權衰敗。隨著發展中國家取得群體性進步，全球力量對比正在改變，世界話語權正在部分地由西方向非西方轉移。人們開始發現，西方國家用來解決經濟、政治和社會問題的那些知識體系和制度方案如選舉民主、多黨制、福利制度等已出現效用遞減甚至破產的兆頭，試圖用西方的文化、價值、制度、理論來做路燈的時代也漸漸走到盡頭。

西方國家目前面臨的一個嚴峻危機，就是傳統的財富創造機制正在衰弱。自18世紀晚期工業革命以來，先是歐洲，然後是美國、日本等，憑藉製造業的快速發展成為發達國家。工業生產及在此背後的科技實力，是西方國家過去兩百多年來的主要財富來源，由此形成了西方國家的優勢地位和霸權統治。最近二三十年來西方優勢地位逐步喪失、霸權衰敗，主要原因是在新一輪經濟全球化浪潮中，西方國家不斷進行產業轉移，虛擬經濟發展過度，內部實體經濟越來越空心化。支撐西方政治、社會發展的經濟基礎被嚴重抽空。

西方世界以往用來解決經濟、政治和社會諸多問題的知識體系和政策措施，已日益顯示出局限性。對於這一點，近年來西方內部的反思也日益增多。美國歷史學研究者尼爾·弗格森在《西方的衰落》一書中說，代議制政府、自由市場、法治和文明社會這傳統上構成西歐和北美支柱的四大制度優勢，曾使西方社會在公元16世紀前後獨領風騷，但如今它們都已陷入衰敗之途。民主制度和福利制度合在一起，打破了代際契約，將高額的債務轉嫁給後世子孫；市場已被過於繁雜的監管政策扭曲，法治也淪為律師之治；公民社會日益變得不再文明，把問題一味推給政府去解決，體現出人們的一種惰性。提出「歷史終結論」的美國學者弗朗西斯·福山，近年也頻繁撰文談論美國制度的衰敗。他指出，近30年來放鬆管制的金融資本主義已走到盡頭，而歐洲社會民主主義及福利制度也已疲態畢露。美國對外政策研究學者約翰·費弗也認為，資本主義已深陷危機，世界需要出現一位「現代馬克思」。

談論當代西方在經濟、社會、政治等領域的嚴重問題，並不是要否定西方文明的積極意義及其對人類文明作出的重要貢獻。西方文明的長處仍值得學習借鑒，我們所反對的只是對西方文明不加辨別的盲從以及喪失批判與反思的能力。應當認識到，西方國家的知識和制度體系繼續發揮效用的能力有限，不僅難以解決西方國家自身內部的困難，對全球性問題更是應對乏力。從對西方民主制度的觀察中也可以看出這一狀況。應當承認，在20世紀西方國家曾發展起對其自身有效的民主制度。然而，這些民主制度能夠有效運行，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於當時西方國家良好的經濟發展和財政能力，在失去後者保障的情況下，民主制度運行也會出現各種問題。當代西方在經濟發展停滯、財政狀況不佳的境況下，民主體制的退化也就顯而易見了。這種情況下，如果還要盲目照搬西式民主，那麼，別人今日之困境，必將成為自己明日之難題。

今天談論西方文明的衰敗，是不是對過往類似悲觀看法的簡單重複？百餘年前，梁啟超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曾訪問歐洲，在其根據所見所聞著述的《歐遊心影錄》一書中說到了歐洲文明的種種問題，並斷言歐洲正走向沒落。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歐洲卻是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並持續了很長一段時間。梁啟超的認識為什麼錯了？其實不難理解，兩次世界大戰並沒有破壞和顛覆西方國家的財富創造機制，其在工業上依然處於領先地位，因此能夠再次發展起來。但今日西方國家的財富創造機制正在削弱，政治運行必然受到衝擊。其文明衰落將如何化解，值得我們持續關注。

（作者單位：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

原標題：美國國家治理的深層矛盾（人民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