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富論240年 | 亞當·斯密是否還活著

紀念

亞當·斯密經濟思想是否還活著

——上海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鍾祥財

1776年,亞當·斯密在英國出版了他的第二部重要著作《關於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簡稱《國富論》)。此書被譽為西方經濟學的奠基之作,而市場經濟體制已成為當今世界絕大多數國家的選擇。

9月11日,由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主辦,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史與經濟思想史創新團隊承辦,《社會科學報》協辦的「市場經濟思想在中國的傳播和實踐——暨紀念《國富論》發表24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在上海召開。這次會議也是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建所60周年系列活動之一。

來自英國、德國、俄羅斯,中國的港澳台地區以及內地高校和研究機構的專家學者30餘人,圍繞亞當·斯密研究、古典經濟學理論研究、《國富論》在中國的百年傳播、當代中國經濟改革研究等主題展開了深入討論。

— 開放的經濟理論體系—

上海社會科學院院長王戰教授在致辭中指出,市場經濟是人類文明的偉大成果之一。1848年,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寫道,中世紀對人力的野蠻使用,是以極端怠惰作為相應補充的,而資產階級「第一個證明了,人的活動能夠取得什麼樣的成就。它創造了完全不同於埃及金字塔、羅馬水道和哥特式教堂的奇蹟;它完成了完全不同於民族大遷徙和十字軍東征的遠征」,「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在探討市場經濟基本規律和促進市場經濟發展等方面,亞當·斯密的《國富論》作出了歷史性的貢獻,正如馬克思所說,「古典派如亞當·斯密和李嘉圖,他們代表著一個還在同封建社會的殘餘進行鬥爭、力圖清洗經濟關係上的封建殘污,擴大生產力、使工商業具有新的規模的資產階級。」閱讀《國富論》,有助於我們窺見市場經濟的奧秘,理解現代經濟增長是如何發生的。

與市場經濟的基本理念和精神實質相一致,《國富論》所闡釋的經濟學理論是一個開放的體系。英國格拉斯哥大學Michael French教授,英國曼徹斯特大學副教授、上海財經大學特聘教授Terry Peach,德國法蘭克福大學Bertram Schefold教授,英國格拉斯哥大學經濟學高級講師 Craig Smith,上海交通大學管毅平教授都對這一觀點予以極大關注,並且從多個角度進行了探討,例如,在亞當·斯密的思想中,經濟與道德,經濟與法律,幸福和不幸福,存在著怎樣的關係?又如,怎樣分析《國富論》與亞當·斯密的《道德情操論》之間,亞當·斯密與他那個時代的其他學者之間,斯密理論在此後的發展、完善和演進等諸多複雜而有趣的問題?

在與會者的發言中不乏新的發現。復旦大學韋森教授從亞當·斯密的貨幣理論談起,通過對重要史料的梳理和貨幣史著作的解讀,聯繫當代世界經濟出現的問題,提出了自己對貨幣本質的認識,即貨幣是一種以國家為擔保的債務。澳門大學孫廣振教授指出,在斯密之前,孟德斯鳩與休謨已經敏銳地認識到,歐洲商業活動的大幅擴張必然瓦解莊園地主經濟的體制,進而革故鼎新,重塑社會秩序。沿此思路,斯密大加發揮,以專業化加深與市場擴張為分析主軸,剝繭抽絲,詳細論證城市商業何以能夠摧枯拉朽,瓦解封建莊園體制,鄉村經濟遂以不可逆轉之勢,漸次融入社會分工、非人格化交換和遠程貿易的網路體系。封閉落後的鄉村社會由此步入自由、法治與繁榮之境。細究起來,斯密的這套城市化理論相當複雜和微妙。英人威克菲爾德等人於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在澳洲推行城鄉並重的所謂新殖民地政策,其理論依據實為斯密的古典學說,只是威克菲爾德的殖民地試驗及其對於斯密經濟學說的拓展與深化之功,相對說來還鮮為人知。

— 斯密思想價值取決於如何使用—

雖然現代市場經濟是由英國工業革命所創立和大力推進的,但北京大學周建波教授和西南交通大學付志宇教授,分別通過司馬遷的「善因論」與亞當·斯密的經濟自由主義、傅玄與亞當·斯密稅收思想的比較,都不約而同地指出,在中國的古代社會中,曾經出現過對市場機制的直覺認識。

如果說上述考察證明了市場經濟的思想意識存在於多樣性的文化中,那麼《國富論》在中國的百年傳播和實踐則顯示了現代經濟增長和體制轉型的艱巨性和漸進性。上海財經大學杜恂誠教授和復旦大學戴鞍鋼教授都從近代經濟史的視角強調特定歷史背景下中國經濟發展的這一顯著特點。

市場經濟不僅是一種理論體系,更是一種社會實踐。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在歷史上之所以佔據重要地位,正是由於它在更新人們的思想觀念的同時,也深刻地改變著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是促進著社會經濟快速發展,而這種實踐又進一步豐富著市場經濟思想的內涵,就此而言,當代中國的經濟改革是一個典型案例。上海社會科學院楊宇立研究員認為,人類在情感、理智方面對斯密的理想投贊成票很容易,但在計劃經濟的起點上試圖馬上去擁抱自由經濟制度卻有著許多出人意料的困難。關鍵的分歧是,斯密的理想得以感召人類是一個制度進化過程,事實上,一旦涉及制度變遷的某種因果關係被人類強調過了頭,以至於抽象掉時間因素而渾然不覺,實際上就會超越有分寸的界限而表現為「致命的自負」。

正因如此,與會學者們強調紀念《國富論》發表240周年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在復旦大學尹伯成教授看來,240 年前的斯密所處的時間、地點和條件和當今中國完全不同。他當年所要實現的目標和使命也與我們今天有天壤之別。然而也不能因此說他的思想就已成了昨日黃花。從他作為市場經濟理論奠基人的角度看,斯密經濟思想目前在我國至少在以下一些方面還有著重大意義。第一,必須按互利互惠原則,發展市場經濟,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政府絕對不能再「越位」,站到資源配置的第一線。第二,必須按自由競爭原則,讓每一個企業不管是國有的還是民營的,都能站在同一條起跑線上展開公平競爭,切實推進國有企業改革,真正打破國有企業壟斷局面。第三,政府必須進一步簡政放權,轉變職能,在發展市場經濟中更好發揮自身作用。斯密主張經濟自由,但不主張無政府主義;他主張小政府,但不是不要政府,只是反對對微觀經濟活動作不必要過多干預。對我國今天來說,市場經濟要能健康發展,政府必須更好發揮監管職能,努力抓好與民生利益相關的公共服務。在政府該起作用的地方,政府絕對不能「缺位」。由此,尹伯成教授強調說:「《國富論》是人類思想寶庫中一顆燦爛明珠。今天我們紀念它發表 240 周年,莫過於要結合我國當前實際情況來借鑒他思想中一切對我有用的東西。斯密思想是否還活著,還有多大價值,完全要看我們這些後人如何對待它。」

— 市場經濟思想在傳承中閃光—

在此次會議的籌辦過程,翻譯和研究《國富論》的著名經濟學家、南開大學楊敬年教授給予的關心特別令人感動。楊教授高齡108歲,為了支持此次會議的順利舉行,他不僅介紹陝西人民出版社的相關編審參加會議,還專門提交書面發言。然而,就在會議召開前一周(9月4日),楊教授不幸逝世,令人扼腕嘆息。為緬懷這位經濟學前輩,南開大學王玉茹教授在會上作了專題發言,介紹了楊敬年教授的學術成就,播放了他的音頻,宣讀了他的書面發言。陝西人民出版社朱小平編審表示,陝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文版《國富論》自 2001 年出版以來的16年間,因其內容的豐富、完整和譯文的專業受到許多讀者的推崇。該書傳奇式譯者楊敬年教授,更是在其 90 歲高齡(1998 年)時,開始翻譯這部長達 80 萬字的經濟學巨著,並在歷時三年後正式出版,其矍鑠的精神氣質和深厚的學術涵養著實感動了很多人。

確實,包括市場經濟思想在內的人類文明是在傳承和探索中發展的。正如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所長石良平在主持會議開幕式時所說, 1986年,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在建所30周年之際曾舉辦了紀念亞當·斯密《國富論》出版210周年的學術研討會。與之相比,此次會議召開的時代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既是中國經濟在市場化改革的推動下實現了快速增長,其績效舉世矚目,值得加以研究,也是中國經濟越來越融入全球化,中國的繁榮與其他國家的發展息息相關,中國的經濟改革正在不斷地豐富和創新人類市場經濟思想寶庫。將中國的經驗置於現代市場經濟思想的大視野中加以考察,這是我們紀念《國富論》出版240周年的一個很好的方式。

我們都是市場經濟的受益者、實踐者,作為社會科學理論工作者,我們對市場經濟充滿好奇。通過回顧市場經濟思想在中國的傳播和實踐歷程,在經濟史和經濟思想史等學科領域進一步深化基礎研究,擴大國際交流,講好中國故事,參與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和發展大業,這是我們的初衷和價值所在。上海社會科學院鍾祥財研究員如是說。(原載於社科報總152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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