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寧：重訪諾貝爾文學獎

　　近日從各方面的報道得知，負責評選一年一度的諾貝爾文學獎的瑞典文學院宣布，將2004年度的諾貝爾文學授予在文壇頗有爭議的奧地利女作家艾爾夫雷德·耶利內克，以表彰她在其小說和劇作中，「用充滿樂感的語言和韻律，來表現這個充斥著陳腐和壓抑的社會的荒謬。」但出人意料的是，這位素來被認為是以兇殺、暴力和情色為描寫對象的奧地利女作家很快便在維也納召開記者發布會，正式宣布她不會去斯德哥爾摩領取諾貝爾文學獎，她公開宣稱：「我不會去斯德哥爾摩接受該項大獎。」耶利內克在解釋自己這一驚人決定時，首先提到自己由於健康原因無法前往斯得哥爾摩領獎。她同時認為，自己沒有資格獲得這一大獎。用她本人的話說，在得知獲得這一如此崇高的獎項後，她首先感覺到的「不是高興，而是絕望。」她甚至表示：「我從來沒有想過，我本人能獲得諾貝爾獎，或許，這一獎項是應頒發給另外一位奧地利作家，彼傑爾-漢德克的。」確實，熟悉德語文學史的人都認為，就文學成就而言，彼傑爾-漢德克的自然在耶利內克之上，前者曾被認為是德語文學界最重要的後現代主義小說家。耶利內克1946年出生於奧地利小鎮穆爾祖什拉克，年輕時就開始創作詩歌，此後多次獲得由德國人頒發的各種文學獎項。她的主要作品包括《我們都是騙子，寶貝！》（1970）、《作為情人的女人們》（1975）、《美好的時光》（1980）、《鋼琴教師》（1983）、《情慾》（1989）等。作為奧地利當代最重要的作家之一，耶利內克在德語文學界乃至整個歐洲文壇也算得上是一位名家了。

　　儘管耶利內克採取了當年類似法國作家薩特的做法：拒絕領獎，但是，聽到她獲獎消息的人仍感到吃驚，其反應不外乎這樣兩種：瑞典文學院怎麼又出人意料地給了一位名氣不那麼大的歐洲女作家？看來諾貝爾文學獎又與中國作家擦肩而過了！連我這位與瑞典文學院以及諾貝爾文學獎評獎委員會主席埃斯普馬克教授有過交往的中國學者也感到一陣吃驚。因為在此之前，確實人們曾對今年的候選人作過種種猜測：在男性作家中，數次獲得提名的美國猶太作家菲力普·羅斯，享譽世界文壇有著眾多讀者的捷克作家米蘭·昆德拉等，都是人們頻繁談論的熱門候選人。而在女性作家中也不乏強有力的競爭者，其中包括阿爾及利亞作家傑巴爾、美國作家奧茨、丹麥作家克里斯蒂森以及同樣幾度被提名的加拿大女作家馬格麗特·阿特伍德等。當然，作為當代奧地利最重要的作家之一，耶利內克的獲獎自有其無可爭辯的理由，尤其是她對文學語言的準確把握和嫻熟使用不得不令人折服，但最後的評獎結果仍使大多數人所始料不及。在此人們不禁要問，究竟諾貝爾文學獎評獎委員會的評獎原則有何特殊性？它的奧秘究竟何在？對此奧秘評獎委員歷來是守口如瓶，但我這裡僅根據我本人和瑞典文學院一些院士的接觸以及一些資料中所披露的情況作一分析。

　　提到諾貝爾文學獎的眾多獲獎作家，人們每每會表示不平：為什麼舉世公認的歐洲文壇大師托爾斯泰、易卜生和左拉等未能獲獎，而一些成績不甚突出的二流作家卻摘取了諾貝爾的皇冠？為什麼喬伊斯、普魯斯特等具有理想主義傾向和先鋒意識的意識流大師未被提名為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而在他們之後的意識流小說家卻頻頻獲獎了呢？當然要對此作出全面的分析並非本文範圍所及，但我仍想對這其中的種種複雜因素作一概括性分析。

　　我認為，我們應當對諾貝爾文學獎的評獎原則有一個較為全面的了解，就不難發現上述原因了：各個時期的評獎委員們的審美趣味不一，鑒賞力不盡相同；文學風尚的不斷變化，往往致使昨天備受冷落的作品可能在今天大受推崇；評獎委員本身的個人偏好以及涉獵範圍所限；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諾貝爾文學獎不授給死去的作家。據說當年托爾斯泰的未獲獎是因為當時的評獎委員認為他是一位無政府主義者，左拉的未獲獎是因為其作品的自然主義傾向掩蓋了其應有的理想主義傾向，易卜生則因為在當時的批評界尚有爭議而未被提名。不幸的是，上述三位大師級的作家都未能等到批評鑒賞趣味的變化就離開了人間。而喬伊斯和普魯斯特的意識流小說的價值在他們生前並不為批評界所認可，等到他們身後被「重新發現」時已經為時過晚。此外，有時也不能排斥其中複雜的政治因素，今年的耶利內克的獲獎在不少人看來是出於政治的考慮，因為這位女作家對奧地利的嚴厲批判已盡人皆知，但評獎委員會肯定會對之予以否認。儘管評獎委員們在各種場合多次聲明，「評獎委員會是不帶任何政治偏見的」，但正如埃斯普馬克主席自己所坦言的，有時主觀意圖未必能導致與之相一致的客觀政治效果，因而難免「產生一定的『政治效果』」。人們都清楚地記得，當年諾貝爾在其遺囑中宣稱，文學獎應授給寫出「具有理想主義傾向的優秀作品」的文學家，但對這個「理想主義傾向」究竟作何理解或解釋，這在各個時代的不同評委那裡都不盡相同，有時甚至是「截然相反的」。因而就「導致了一些真正偉大的作家未能獲獎那，而一些成績並不十分突出、並未作出最大貢獻的作家倒被提名獲了獎」。這樣的例子我們可以舉出不少，但為其辯護的理由也同樣充足：我們有我們自己的評獎標準和原則。諾貝爾文學獎只不過是瑞典文學院頒發的諸多獎項之一，評獎委員會從來就未宣布過它是文學界的最高獎項，只是它的相對客觀性、評獎原則的獨特、評獎程序的嚴格以及獎金的豐厚而成了二十世紀世界文壇上的第一大獎。

　　那麼究竟什麼是諾貝爾文學獎的評獎標準和原則呢？它的評選程序究竟有何獨特之處呢？按照評獎委員會主席埃斯普馬克教授的說法，諾貝爾文學獎的評選，主要根據這樣幾個原則：（1）授給文學上的先驅者和創新者；（2）授給不太知名、但確有成績的優秀作家，通過授獎給他/她而使他/她成名；（3）授給名氣很大、同時也頗有成就的大作家。同時也兼顧國別和地區的分布。尤其是最後一條原則就導致了該獎的成功與失誤同時並存因而許多獲獎者都頗有爭議的情況出現。

　　根據和埃斯普馬克有過交往的瑞典文學專家李之義先生的披露以及我本人的考察，諾貝爾文學獎的評獎程序確實有其獨特之處，諾貝爾評獎委員會的各位委員的工作是十分認真和細緻的，有時為了仔細研究一位可能獲獎的候選人，個別評委甚至花上十多年的時間讀完該作家的所有作品和所能見到的評論文章，然後寫一份論證報告提交委員會。但這樣的努力往往會由於該作家的早逝而夭折。這種獨特的程序體現在下面幾個方面。首先，它不接受個人的申請，這就戳穿了某些人借口「自己未申報」諾貝爾獎而未失去了機會的謊言。一般的情況是，每年獲獎者的有關推薦建議應在2月1日前報送諾貝爾評選委員會，當然建議不是必須附帶理由。瑞典文學院的院士、其他國家的相應機構的院士、大學的文語言學教授、過去的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各國的作協，都有資格推薦。我本人就曾收到過瑞典文學院邀請我推薦作家的信函。評選委員會每年大約可收到300份推薦，最多時據說甚至達到2000份推薦。4月，這份名單縮小到20個左右；9月，名單縮小到5人。某個候選作家獲獎與否，與瑞典文學院十八名院士中有無專人研究有相當的關係，而這十八名院士是終身制，去世一名補進一名。當然他們不可能把世界各國的優秀作品讀遍，其中不少作品得藉助於英文及其他主要歐洲語言譯本。因此對於一位非歐美作家能否獲獎，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的作品有沒有主要的西方語言，尤其是英語，的譯本。試想，如果高行健的代表作《靈山》沒有英文譯本，不用說他不可能獲得2000年度的諾貝爾獎，甚至他的中文原作都只能長期堆在書店裡。

　　當然，考慮到瑞典文學院院士中長期沒有懂中文者，文學院於80年代初補選了著名漢學家和中國文學翻譯家馬悅然為院士。但迄今除了華裔法國作家高行健外，仍沒有一位中國本土作家獲獎。據我所知，確曾有不少人入圍，如文革期間的老舍，80年代的沈從文和北島，90年代的王蒙等。而獲得提名並進入大名單的則包括林語堂、聞一多、艾青等。

　　另一個不可忽視的現象就是，評獎委員本身的文學修養和對新理論思潮的接受程度也決定了他們能否鑒別出真正有著理想主義傾向並能在未來的文學史上佔有一席的大作家。正如埃斯普馬克所坦言的，早期的評獎委員們大都比較保守，遠離當時的現代主義文學運動，因而致使不少文壇大師被遺漏。可以說，現任的十八位院士都是有著精英意識的文學家或研究者，他們有著一定的超前意識，及時地追蹤新的理論思潮，把握主要的文學創作傾向，因而致使不少獲獎者能夠脫穎而出，迅速地成為當代文學研究者研究的對象。我們若考察近20 多年來的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的情況，便可以發現一個有趣、然而卻不無其內在規律的現象：80年代以來的獲獎者大多數是後現代主義作家，90年代前幾年則當推有著雙重民族文化身份的後殖民作家，到了90年代後半葉，大部分則是流散作家。把握這一內在規律，也許有助於我們對未來的獲獎作家作出相對準確的判斷。至於中國本土作家何時能獲獎，我的感覺是，最近一、二十年來，瑞典文學院特別重視中國當代文學的創作，年逾古稀的馬悅然以及新一代瑞典漢學家們不斷地邀請一些年富力強的中國作家訪問瑞典，更為年輕的翻譯家則及時地組織翻譯優秀的中國文學作品。可以預見，中國作家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日子已經為期不遠了。我認為，我們既不可對這一獎項盲目崇拜，也不可忽視它的相對客觀性和公正性，這樣才有利於中國文學的精髓真正為世人所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