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阿申：收藏不是富人的專利——拍場天價屢現,億元時代與百姓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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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英國倫敦蘇富比拍賣會曾將中國唐代一匹藍釉三彩馬(圖1)拍賣至4950萬港元(當時摺合約600萬美元),創下中國藝術品的世界拍賣紀錄,引起國內收藏界不小轟動,筆者認為,一個國家藝術品價格的攀升,同這個國家的國力有相當大的關係。而這匹碩大的藍釉三彩馬,其「斑駁燦爛流淌自然的釉彩間,競有西方油畫所缺少的那種像來自上帝之手的瑰麗和繚繞多變的神奇」。因而,它的價值遠不止這些。為此,筆者感慨道:「哪一天,能和西方油畫(注:畢加索、梵高的西方藝術品,當時價格已過億元)換個位置來體顯china藝術的真正價值,那麼,憑這一點,也可慰藉祖宗在天之靈。而這一天,必定是中華民族的國威、國運、國力強盛之日。」(見1998年5月7日解放日報·文博版《美哉唐三彩》)。

如今,一件清乾隆琺琅彩「四季花卉」瓶身價達1.4億港元;一幅北宋黃庭堅<砥柱銘卷》楷書以3.9億元落槌,加上傭金達4.368億元人民幣;王羲之草書《平安帖》賣3.08億人民幣。不久前,蘇富比一件北宋汝窯天青釉葵花洗,以2.0786億港元成交,刷新了宋瓷在世界上的拍賣紀錄。中國文物從文革時期的一文不值,到逐漸身價百倍、千倍、萬倍,尤其近年來,國人屢屢在海外用天價回購中國古董,不但印證了中國的社會變化,更顯示了變革所帶來的社會富裕。看來,「中華民族的國威、國運、國力強盛之日」似乎已經到來。

驚喜之中的反思

2010年10月,在香港蘇富比舉行的中國瓷器及工藝品拍賣會上,收藏家張永珍以2.5266億港元(合人民幣2.16億元)的價格,將「清乾隆淺黃地洋彩錦上添花『萬壽連延』圖長頸葫蘆瓶」收入囊中,成為當時中國瓷器的最高成交紀錄。但是,這項紀錄僅保持了一個月,便被成交價為5160萬英鎊(摺合約5.5億元人民幣)的一件清乾隆粉彩鏤空開光青花魚紋套瓶刷新了。

據說那件套瓶,起初拍賣人報出80萬英鎊的起拍價後,全場無人應價。無奈中,拍賣人臨時將起拍價降到50萬英鎊。後來,競價在北京一位古董商代表與浙江一位青年人之間展開。有人稱,「所有舉牌參與拍賣的買家,顯然都是抱著撿漏的心態,卻不曾想一不留神創了個天價。」(見《三聯生活周刊》2010年第47期李晶晶文)

紀錄連連破,一件由幾把泥土燒成的中國瓷器,居然價值1.8噸黃金。當然,國人於驚喜之中亦有反思。因為,獲利者畢竟為老外,何況,持有者很可能當初得來全不費功夫,如今卻真正屬天上掉餡餅。再說,在老外作壁上觀之下,孫子兵法故里人所表現出的激情亦似乎太缺乏理智,這就是愛國嗎!倘若,以合適的價格買回中國古賦的珍品,豈不更划算更好嗎?新民晚報專欄記者林明傑的觀點頗有見地,他說:「我們不能只有錢,只會跟風、鬥狠、砸錢,更要學會發現藝術的價值,還要有耐心善待藝術。這樣,藝術才會給我們更大的回報。」

現在,中國藝術品在交易市場上動不動就過億,這是好事,但亦讓人憂!能不能更理性些、以較合適的價格買回中國藝術珍品?關於那件黃地洋彩長頸葫蘆瓶,筆者至今還記得葛師科2010年在世界華人收藏家大會上講的話。葛先生說:「不要說2.5億元的成交價,就是2500萬元,我們也不舉牌。很多年前這些東西是很便宜的,那時我們沒有要,現在這麼貴更不會要」(參見2011年第1期《收藏》P29)。那天,面對來自世界各地的600位華人藏家,收藏大家張宗憲亦坦言透露:乾隆黃地洋彩葫蘆瓶,「我從1500萬開始舉牌,到6500萬我就不叫了」;他們的話語顯露出見仁見智的聰慧,更多的則是各自的深厚功底。

收藏者要心態平和

眾所周知,收藏界老前輩張宗憲與葛師科,是倫敦三大拍場的常客,他倆來自蘇富比、佳士得拍賣會的元明清瓷器數以百計,其中,有不少珍寶為世界頂級品。數十年來,除了潛心研究,他們還通過各自藏品的展示,向世人廣傳中國經典文化。因而,在北京「龍騰榜2009-2010年度中國文物與藝術品收藏家」(共100名)名錄上,葛師科被列為全球華人「十大收藏家」之一,張宗憲被評為全球華人「終身成就收藏家」(共5位)之一。

「天民樓」藏瓷,在香港、台灣、上海等地曾多次舉辦專題展覽,影響極大。去年春天,筆者有幸拜訪了葛師科。陳列在天民樓展廳的20餘件元青花和200多件明清官窯精品瓷器,顯示了「天民樓」在華人收藏圈中的至尊地位。葛先生非常注重藏品的研究。那件名聞遐邇的永樂青花嬰戲圖碗(圖3),先生拍攝的全景圖長達2米(圖4)。此碗繪有童子十六個,據說,由此開創了以後「十六子」紋飾之先河。先生雖然年事已高,但是,談起對藏品的研究卻精神抖擻,他手執明永樂甜白釉器,迎著燈光,可作長時間解讀。上世紀80年代,天民樓藏元青花4件,經四處尋覓,現在達到27件。新增加23件元青花中,既有至正型大件器,也有普通的小件器;而在明永樂、宣德、成化器(圖5)以及清三代彩瓷中,有許多系近二、三十年收集於海外拍場。

葛先生說,那時,每到競賣之日,來自四面八方的中外人士濟濟一堂,彼此熟悉,即便經紀人,亦大多是些老面孔。至於喊價,較現在20口、30口地緊迫不放,堪稱溫文爾雅。葛先生指著幾件重器報了當時進價,語氣頗多感慨:「這幾件器物,曾在拍場上幾經易手,最終歸天民樓所藏,但價位仍在合理範圍之中,並非屬天價。當然,現在看來,太便宜了。」為此,「我常心存感激,因為一些競爭者,財力遠在我之上,他們往往只跟了幾口,就不往上再抬了。」葛先生說,包括我,儘管看得上的東西很多,亦要兼顧到方方面面。若要鬥富,老外其實比中國人有錢。

收藏者心態要平和,要「得之不喜,失之不憂」。如果只是因為有錢,那就太俗了。

收藏的本質與藏品的文化功能

收藏是以搜集歷史文化遺物及自然標本為方式傳承人類文明的行為,是一項高雅的文化活動。同時,又屬藝術品上的一種投資行為。

就民間收藏而言,收藏本意大抵有三:研究;發現,增值。由於文物是歷史的實證,是非凡的先民留給子孫的恩澤。所以,前二項屬收藏者應盡的責任和義務,後者乃是收藏者理當得到的回報。所謂的增值,是因為持有者對藏品作了研究,又在研究或鑒賞、把玩中有所發現,提升了藏品的財富(貨幣)價值。

有人說,「收藏的實質是價值的發現,而所謂的價值首先是文化價值,比如歷史、工藝,然後才是貨幣價值。」這是非常有見地的。因為,文化價值(即歷史、科技和藝術價值)體現了,貨幣價值也就在其中了;反之,文化價值被扭曲,貨幣價值也就不對等了，甚至變成了「負價值」。

「文化大革命」期間,無人搞收藏,許多人甚至避之還唯恐不及呢!為什麼?就是因為古董的文化價值被扭曲了。當時,我國許多優秀文化遺產在「文革」中被誣陷為「四舊」,被歸為腐朽沒落的封建主義和資產階級思想的產物。豈止沒有文化價值與貨幣價值,還會招來橫禍。一些人的家,莫名其妙被查抄,原因就是上輩傳下來的滿堂紅木傢具,讓路過的紅衛兵有了方向、找到了靶子。一些人之所以被指責為玩物喪志者或被圈定為「破四舊」的揪斗對象,就因其頂禮膜拜的名人字畫、玉器、青銅器、瓷器等物品,在「無產階級」眼中,純屬「封資修」的餘毒,「勞動人民」與它勢不兩立。於是,不計其數古物就此被毀:那些熱愛中國傳統文化以及原本指望這些家傳有朝一日可以帶來實惠的收藏者,這下真正慘了,財沒發不說,還無端惹上一身腥,這就是古董帶來的負價值。

然而如今,時道變了。凡與「古」沾邊的東西,越來越值錢,越來越是寶。作為央視《藝術品投資》與《(尋寶》欄目專家組成員,自2007年以來,筆者曾去過南京、長沙、重慶、成都等一些經濟較發達城市,也到過會澤、龍岩、上杭、閬中等一些經濟欠發達的城市,在尋寶過程中,對於「藏品」的功用,便有了刻骨銘心的感悟。

比如雲南的會澤,在清朝乾隆、嘉慶年間,銅的開採、冶煉、鑄幣、運輸等方面盛況空前,每年運往京城的銅,額定數為633萬斤。會澤因此被冠以「萬里京運第一城」的美名,吸引了贛、浙、桂、川、黔等十省八府的商賈雲集於此,縣城至今仍遺留有會館、寺廟100餘座,形成了別具一格的銅商文化和會館文化。可惜,這些都屬昔日黃花,如今的會澤,已無銅可產。那麼,如何找回這段被湮沒的歷史秘聞(南銅北運),並向世人展示會澤在明清時期的魅力?文物是人類文明的物證,會澤政府憑藉的是明嘉靖年間為紀念開爐而鑄的一枚巨型的方孔圓錢。此錢,「錢面鑄『嘉靖通寶』4字,直徑57.8、厚3.7厘米,重41.5公斤,無論從直徑還是重量上來說,都堪稱世界古錢幣之最。」

一個貧窮的縣、甚至還要國家財政補助,卻籌措了大筆錢款搞《尋寶》活動(圖6),目的圖啥?為的是提高城市知名度和對外的整體形象,同去的專家龔繼遂教授如是說。這枚「嘉靖通寶」開爐紀念幣,目前保存在會澤鉛鋅礦檔案館。顯而易見,它的功能便是與地面遺存的百餘座建築物,證明了明清時期會澤曾有過的輝煌。此外,它還見證了歷史瞬間——會澤是中國「錢王之鄉」。

最近兩年,公、私博物館愈辦愈多、愈辦愈好,快速與世界接軌。藝術品交易市場還吸引不少企業和基金的參與。因此,收藏本意,在原有「研究、發現、增值」基礎上,目前,至少應該再增加兩項文化方面的功用,即:藏品可提高個人(企業)或地方的知名度;藏品可提升個人(企業)或地方的文化形象。

時代不同了,以前收藏屬封閉式的,現在是開放式的收藏,「收藏」理當有新內涵。

收藏不是富人的專利

1992年,北京文物市場首場藝術品拍賣會的「2188件上至商周青銅器,下訖近現代書畫,以及明清官窯瓷器、玉器等文物藝術品」(詳見2012年第7期《收藏家》、趙榆《再談文博對文物藝術品拍賣市場的推動力與支撐》),總共才拍得300萬元。而1993年,在中國書畫拍賣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上海『『朵雲軒首屆字畫拍賣會」上,155件拍品在賣方四處招攬和海內外買家踴躍競投下,最終成交額亦只有835萬元。然而誰曾料到,2011年,中國文物藝術品拍賣市場成交總額達576.22億元,「產生超億元的作品28件」。短短20年,中國藝術品拍賣市場竟有了如此翻天覆地的變化,尤其是起步不是太早的「北京保利、中國嘉德兩家公司成交額雙雙突破百億,超過國際上蘇富比、佳士得兩大拍賣公司」。

早在安德魯博士在歐洲藝術基金會最新年度報告《2011年國際藝術市場:藝術品交易25年之觀察》中總結道:「中國在全球藝術品市場所佔的份額由2010年的23%上升到去年的30%,一舉超越了美國的29%,成為世界最大的藝術品和古董市場,結束了美國數十年來在該領域的領導地位」。

2011年,中國在全球藝術品市場所佔份額首次超越美國,成為世界老大,這一刻,當然是劃時代的。難怪國人把當今中國藝術品市場的「億元時代」,又稱之為「財富時代」。

或許,由於中國跨入了財富時代,一些「收入不高的文人已無法進入高端藏品的收藏圈」了。但是,收藏不屬富人專利,「錢多未必能收藏到真品和珍品,關鍵的還是』學問,以及學問之下的眼力。」

針對瓷器行情,有文章稱:目前「市場價與10年前相比,普遍上漲了10倍至100倍,可見元明清瓷器價格漲勢如虹,牛氣衝天。不過需要注意,現在市場上90%的元明清瓷器都是贗品,真正的上品、名品太少,在買入時,一定要加倍小心」(2012年《中福視野》第三期、盧建波《(聚焦2012年主流投資收藏》)。

有關富人的收藏,筆者見過不少。有的收藏「大家」,滿屋子假古董,有的花上近百萬或數百萬競拍來的、業已被鎖進保險箱或存放於銀行庫房的一件件「明清珍品」,卻是當下景德鎮造假高手的一些傑作。因而,「學問才是真本事」。收藏的樂趣,原本就是贗品堆里的尋尋覓覓、於真真假假中練眼力長見識,工薪階層仍可以大有作為。

現在,一些大拍賣行的門坎高了。以前,懷揣50萬元,拍賣行可能會把你當爺看,如今,這50萬元剛夠作保證金領個普通牌子,有的拍品,保證金須一百萬、甚至更高。當然,並非北京保利、中國嘉德、北京翰海、北京匡時、杭州西泠、中貿聖佳這6家的大拍,才有好東西。他們的小拍,以及各省市的拍賣會,都會有寶可覓,收藏者應當多多關注。

以前,覓寶、撿漏,要麼去地攤、去店鋪、要麼去文物商店。

1992年,筆者在地攤上用1500元買到一件稀世的帶官款宣德青花纏枝蓮托八寶朝冠耳三足爐(參見2010年第7期《收藏家》、時永剛《(草根收藏家高阿申))P86),又花7500元在上海文物商店到手一件順治五彩八仙一統瓶。(注:店家當時將其年代定在清中期。筆者告知後,在兩年後所出的《清代瓷器賞鑒》 -書中,此件原本應當上交給上博的五彩人物瓶(上博至今都沒有順治時期的五彩人物瓶),才顯露出廬山本面目。參見錢振宗《清代瓷器賞鑒》009圖,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94年版。)

如今,在中國文物與藝術品進入了「財富時代」的新形勢下,除古玩城外,人們可把眼光投向規格較高和信譽度較好、銷售情況良好甚至比較火爆的拍賣行。這類拍賣公司,貨源較為充足,他們的拍品部分來自於藝術品投資者、部分系出自以前大戶人家。尤其後者,本是不想出手或者還想作觀望的,甚至準備拿到海外去交易,只因國內拍賣行屢屢創出天價,讓他們開始有了自信,便不失時機地亮出了家傳與庫底。

而且,一些信譽度較好、銷售情況良好的拍賣公司,由於他們在海外大多設有窗口,因而來源廣貨源多。此外,境外送拍的目前不少。這些迴流品,多數系日本及歐美等國一些資深藏家的舊藏。眼下中國行情好,便不遠萬里來中國出貨,找的自然是一些頗有名氣的拍賣公司。而他們索要的價格,平心而論,其實亦算合理。

我的收藏理念

「藏之不用,不用何藏」?

藏,這裡指搜集、收藏;

用,指研究、使用及其展示。

抑或骨子裡對古物有種與生俱來的戀情,筆者於1982年開始收集錢幣與銅鏡。1988年轉向瓷器收藏,迄今積累的古代瓷器已逾千件,幾乎涵蓋了瓷器歷史的各個時期。在積累藏品期間,以個人的心得和收藏實踐,先後寫下了《賞陶識瓷》、《瓷器收藏實鑒》、《說罐論缸》等5本著作,並在國際研討會和《收藏家》、《收藏》、《文物天地》及《解放日報》、《中國文物報》、《人民日報》、《收藏快報》等報刊雜誌上發表研究文章90餘篇。

本人搜集銅鏡的量不多,總共只有20餘面。然而,填補上博銅鏡收藏空白的商代雙凸弦紋銅鏡,是筆者捐獻的(參見2005年5月21日解放剛報,綜合新聞:《商代銅鏡捐上博一一收藏家高阿申為上博填補了一個空白》和2005年5月25日文匯報,文化新聞:《高阿申捐獻商代凸弦紋銅鏡一一填補上博銅鏡收藏空白》)。為此,上海博物館不只在館內舉行了新聞發布會與銅鏡捐贈儀式,還於次年,在底樓大廳的捐贈者金榜上,鐫刻上筆者的名字以作表彰。據悉,能獲如此殊榮的,近些年來全國寥寥無幾。

今年6月初,《收藏》雜誌社記者採訪時間我:「50萬元可買些什麼古董瓷器?」碰巧,筆者近年花45萬元新添26件陶瓷,便回答:「50萬元,大可購買到一些包括官窯在內的自己喜愛和需要的藏品。」

現在,在地攤上撿漏,已沒有什麼可能。

新添的26件器物,有來自於北京、上海中小型拍賣公司的拍品23件,來自洛陽、上海和美國店鋪的各一件。

為什麼說,可買一些「自己喜愛和需要的藏品」?

其一,古董價值昂貴,世上沒人能隨心所欲。其二,筆者有幸於去年獲得北京「龍騰榜2009-2010年度中國文物與藝術品收藏家」稱號及中國收藏家協會授予的。陶瓷收藏鑒賞家」稱號。作為一名收藏家,尤其作為一名草根收藏家,當不負此譽。然而本人不是富人,為充實藏品,為將「收藏」進行到底,只能將有限的資金放大用,以尋找那些被低估了的珍品。其三,筆者在上海交通大學海外教育學院、上海金城文物專修學院等處的講課及其他一些場所的講座,無不以實物作教材。為授課與示範上的需要,亦不時要到上海的嘉泰、國拍、上拍、樂拍等拍賣場所去撿撿漏,或赴北京嘉德(四季)等處淘「教材」。

在收藏圈子行走數十載,儘管時時感到囊中羞澀。但由此亦深深體會到,「機遇只偏愛那種有準備的頭腦」。

機遇與緣分同在

筆者近期新進的26件器物,有的價格低廉、品相完好,堪稱現代版「撿漏」。例如,來自上海拍賣會的清(乾隆)胭脂紅瓶、清(當為康熙)青花番蓮紋葫蘆瓶、明初龍泉窯菱花口花卉盤；清雍正鬥彩鴛鴦蓮池圖盤和來自美國古董店的清乾隆青花饕餮紋出戟四方尊,這五件器物,其平均價格在萬元以下。這類買入價,既便放到10年前,亦屬相當便宜。明正德白釉暗花澀胎龍紋盤,由無底價競價至44800元。北京嘉德的清(當為雍正時期)鬥彩十字杵四足橢圓小洗59800元、遼(當為唐代)三彩11500元、明萬曆醬釉白花花卉紋軍持23000元,清順治青花芭蕉麒麟紋大盤28750元,此5件器物,在品種與時代氣息上,各有各的特色。蠻讓我著意的是明弘治黃釉盤,估價25000-35000元,以42560元到手。弘治黃釉盤和上述明正德白釉暗花澀胎龍紋盤,均為日本迴流的官窯器。黃釉盤有2條1厘米小沖,讓人扼腕不已。不過,倘若沒有微瑕,能否輪到我?何況,帶一件價值6位數的盤子上講座,畢竟不大合適!你讓聽課者上手還是不上手!(上述來價,均含擁金)

市面上,仿造的耀州窯青瓷和唐三彩尤多。

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

說起時代特徵,最具說服力的,當數價廉物美的宋耀州窯刻花碗(圖18)和唐三彩印花小缽。前者2010年購於嘉德,釉色青綠,其底部之薑黃釉、色澤十分經典。不足之處是碗的邊口,有兩處修理。然而,修補水平超群,連釉內氣泡都復原得非常逼真。想必這得來全不費功夫的3500元起拍價,很可能只稍稍高於此碗當初的修復費。耀州窯碗在市面上多見,5萬、8萬,甚至10多萬者比比皆是,到不到宋則難說。什麼叫「半刀泥」工藝?薑黃釉的特徵在哪裡?贗品如何識別?如今已無須多費口舌,盡在此碗中;後者干今年5月中旬在洛陽三硯居古玩城的八方閣鑒寶中心搞鑒定活動、中午逛古玩店時遇見,店主聽說我作教材,半賣半送,不足1500元。此器小巧玲瓏,釉彩細膩,通體滿工。儘管器口有多處修補,仍不失其在唐三彩中當有的地位。最令人心醉的是其斑駁的銀釉(返鉛現象)以及不可偽造的蟬翼紋,極能啟人心智。

唐代白釉執壺在滬上一藏友家待了10餘年,今年春節過後,以20000元轉讓給筆者。那白釉為何如此光亮,藏友始終沒搞懂,便以為是五代邢窯緣故。此壺形製為短流、小把、餅形底,非唐莫屬,當系唐代定窯作品(圖21),是早期定窯不可多得的物證。

功德無量的文明之舉

行文至此,有必要說一說筆者對破殘器的見解。

眾所周知,「官窯瓷器從某種程度上代表中國瓷業的最高水平,除了博物館和收藏家手中的,經常拋頭露面的也就是在海內外拍賣行拍進拍出的那些。其實,有些官窯瓷器雖然殘破,但猶如斷臂維納斯,仍不失官窯精製細繪的風采。」

筆者以為,瓷器是中國文化的縮影。

但它有個前提,即:這件精品瓷器必須是原作。倘若屬於拷貝,時代信息便錯誤,就毫無代表性。所以說,古瓷收藏,關鍵是求真與斷代。而殘破器並非拷貝,它們則是在歲月流傳中受了傷,以至衝口、炸底,有的崩口、甚或缺腿斷胳膊的。按理說,愈發應該引起人們的關愛與重視,就像殘疾人更具人格尊嚴一樣,破殘器亦理所當然該得到收藏愛好者的尊重與保護。再說,收藏家原本就當有至美的心靈,至高的境界。

筆者認為,既然天價屢現,我們不妨退而求次。

只要價格合理,破殘器也值得收藏。

何況,殘破器的升值空間,眼下越來越大,不但成交價有數百萬或上千萬的,還出現了史無前例的專場拍賣。由此表明,在收藏實踐中,人們開始意識到,有些傷殘器已屬絕無僅有,它們的消失,就意味著一個品種的滅絕。

實際上,歷朝歷代留下的瓷器珍品,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加上「文物不可再生」的特性,已容不得人們的半點馬虎。即便一些傷殘器的擁有,其實亦彌足珍貴。

那麼,哪些古瓷屬珍稀品呢?

比如,稀缺的明弘治器。由於「明代弘治一朝官窯幾度停燒,故傳世品中署『大明弘治年制』款的官窯器物,比較少見。弘治時期在承繼成化優秀傳統的基礎上,又創新出許多富有時代特色的品種,如茄皮紫釉、黃釉和別出心裁的火石紅紋飾。」所以,只要是明弘治官窯的,大凡都在珍品之例。而老前輩孫瀛洲在40年前,就以自己經驗之談告誡過同行,他說:「弘治時期瓷器燒造活動不多,品種與紋飾都比較簡單」,不要視而不見,失之交臂,後悔莫及。

又比如,工藝複雜的瓷燭台。燭台為古代插置蠟燭的照明器具,歷朝多有製作,以明永樂(圖22)、宣德青花折枝花紋八方燭台最為名貴。由於燭台既為用器又作陳設瓷,無論官窯作品還是民窯作品,傳世數量均不多。筆者收集到的明正德青花壽山福海紋燭台(圖23)和明萬曆青花奔馬燭台(圖24),托盤上竟空空如也,是否缺件?抑或應該有一個銅配件?因資料不足,尚有待於考證。去年在嘉德,見到—件清代康熙青花夔龍紋燭台(圖25),高24厘米,托盤直經達25厘米,造型與紋飾頗顯氣派,當屬大戶人家用器。偌大一件有300年歷史的高檔青花瓷,6900元怎麼不值!倘若以後發現了母本,照其樣子再配個柱座,不管是瓷的還是銅的,那怕是木柱座,既是對祖宗感恩,更是一種對缺失的彌補!至於價值,鑒於器物得到有效保護,並增添了魅力,成倍的增值該理所當然。

類似例子舉不勝舉,有一點須闡明:古器是有靈性和生命的。為延續他們的存在、甚至不朽,人類應該像對待殘疾人那樣給予足夠的重視與關愛。

拍賣市場是覓寶好場所

拍賣行,有大中小之分,歷來就是適合各種收藏層次需求的覓寶場所。在那裡,各種價格,諸如5千、5萬、50萬、500萬,乃至幾千萬、幾個億,都會產生。所以,拍場上的交易價,因人、因時、因場合不同,相同器物也會出現巨大落差,不足為怪。但是,以划算的價格買自己喜愛的藏品,當屬智者。有些大亨,還沒見到實物,便指著圖錄的封面、封底說,此兩件我包了,這屬財大氣粗型。當然,封面封底一般會是好東西,但不是人人都敢企盼。對於近期收藏市場的火爆,　論界不少人擔心其存在泡沫,有炒作嫌疑。或許,有些價格內中有詐、有貓膩、與藝術品價值不相符。可是,就中國文物與藝術品的總體態勢而言,價格的有序飈升,是好事、幸事,表明中國社會正在走向富裕與安定;表明中國文化,正在讓世界有新的認識並受到世人的喝彩。

天價無可厚非,只要物有所值。

鑒於此,手頭富裕,準備花上數十萬、數百萬』乃至數千萬或上億者,應該全身心投入到頂級拍場。既然準備花大價位,目的是為買最好的,當然要有備而去。不然,倉促上陣,弄不好會貽笑大方。去年3月,「在蘇富比紐約舉辦的中國瓷器工藝品珍藏專場上,爆出了拍賣史上前無古人的紀錄:一件一度被拍賣方定為仿製品的、估價800到1200美元的粉彩開光錦上添花紋瓶,被眾多買家一舉拍到1800萬美元(約合人民幣1.2億元),價錢足足高出2萬多倍」(《收藏與鑒賞》2012年2月26日、晏紹禮《盤點2011年中國藝術品收藏與拍賣重大事件》)。「這『差價最高的拍賣』,被業內人士稱為『世紀大笑話一。原因么,要麼是拍賣行走眼,要麼就是競買者無知。

據筆者所見和所知,拍賣行與拍賣行之間,真品率的差異相當大。真品率高的,大致在50%-90%之間,低的,或在30%以To有些拍賣行,業內稱之在洗錢、在騙圖錄費,幾乎沒有真品。顯而易見,拍場其實就是戰場,在機會多多的同時,亦充滿險惡與陷阱。為此,預展時一定要做好功課,即:對拍品的真與贗,要有一個正確無誤的判斷;對於器物是否帶有瑕疵,要有全面的認定;對於一些署有款識的器物,其是否到代,是官窯還是民窯,要做到心中有數;對拍品的價位,得有一個合符客觀的評估,並要與拍品的內在價值劃等號。為避免落槌後的懊惱,不妨心中先設定個上限。

總而言之,國內著名拍賣會及他們的一些小拍,各省市中小型拍賣會,以及一些誠信度較佳的古玩店,是各種層次收藏愛好者尋寶的好去處。在那裡,人們同樣可以花不多的錢,買到自己喜愛的藏品或珍品。

尋尋覓覓走自己的路

然而,不管拍品來價多麼便宜,收藏宗旨不能變味。古董收藏,以追逐利潤為目的並不可取。追逐結果往往得不償失。一葉障目,不見泰山,古董在手上,真正成了過眼煙雲。只有愛物愛到忘我地步,並在守望中解讀了藏品背後的故事,以及發現其中潛在文化信息,才可真正體驗到「收藏」樂趣。

當然,從理財角度講,鑒於藏品是一筆可以安身立命的財富,「收藏家」其實還是一個可以謀生的行當。

但是,無數事實又充分證明,「收藏」,乃是一個費時費日的長線活:為讓「收藏」顯示斂財功能,「捂」是極有效的手段。「捂」不僅讓守望者有時間去研究去發現,更讓守護者有充足時間面對機遇。而「盛世興文化」,勢必導致藝術品大幅度「水漲船高」以及無數機遇出現。再說,「時間是一個透明體」,許多藏品、特別是珍罕品,在「捂」的過程中逐漸透明,閃著光亮。元青花鬼谷子下山圖罐、明成化鬥彩雞缸杯、清乾隆粉彩轉頸瓶,人們以前知之甚少,現在幾乎無人不曉。

中國藝術品收藏隊伍有7000萬之眾,絕大多數屬工薪族。面對當今態勢,理當保持清醒頭腦,不為形勢所動,以不變應萬變,照常尋尋覓覓走自己的路。

筆者以為,上海和北京的古董交易市場都十分成熟,幾千元或數萬元,都能買到較有品位的藏品,就看學問和眼光到不到家。比如前述的清康熙青花番蓮紋葫蘆瓶,高20.7厘米,底落「成化年制」楷書款,造型俊秀,瓷釉堅緻,胎質緊密,掂在手上體量沉甸甸的,當屬康熙晚期之物。卻由於300年來保存狀況良好、釉汁晶瑩,加上番蓮(亦稱西番蓮)產於歐洲,於是見者要麼視新,要麼視之為外銷瓷;便以起拍價為筆者所獲、算上傭金才6160元人民幣。其實,釉汁肥腴、晶瑩、光亮,乃是康熙精美件的標誌。至於西番蓮圖案,明永樂年間已經使用(鄭和七下西洋時傳人中國),至成化時多見,此後,成為傳統的「明、清瓷器紋飾」(汪慶正主編《簡明陶瓷詞典》、上海辭書出版社1996年版》。時隔不多久,與此造型相似的乾隆黃地洋彩長頸葫蘆瓶創了天價,於是,葫蘆瓶開始吸引眼球。不久前見到一件康熙青花葫蘆瓶,裝飾為雲紋、青花色澤一般,估價為6-8萬。

收藏,目的為研究,為物盡其用。

此後,筆者在上海、北京和廈門的授課和講座上,該康熙青花番蓮紋葫蘆瓶,皆起到較好的標本與示範作用。筆者常將它同光緒官窯的青花碗,作質量上的橫向對比,由此讓學員感受到歷朝瓷器與中國文化及國力的關係。事實上,瓷器燒造,同國家當時的經濟實力、社會思潮、文化心態息息相關:國力強盛,瓷器燒造就質量高:社會穩定、經濟繁榮,瓷器製作就精美,而瓷器上的色調、繪畫與裝飾,不但折射出統治階級與土大夫的文化傾向、藝術品味及審美情趣,同時也反映了社會的民風與生活習俗等現象。

古瓷承載豐富內涵

大凡古瓷,都有超強記憶,都會講述與自身相關的歷史。而且,古瓷上的記憶和記錄,極難被篡改,被抹去。除非它們被整體、一個不漏地全部銷毀。自從走上瓷器收藏之路,通過解讀古瓷,筆者感悟頗多。

比如元青花,為什麼從中華大地上消失?以至明清兩代的近30個皇朝及臣民,集體失去記憶,不知道中國在元朝,早有成熟的青花瓷。人們現在剛得知,元青花失蹤,乃系明太祖「驅除胡虜,恢復中華」國策所致。種種跡象表明,朱元璋視元青花為洪水猛獸,為異端,並以國家名義對之圍剿、摧毀(注:除為數不多躲進地容者倖免外,另有200餘件流散於海外的元青花,因天高皇帝遠,才得以倖免)。加上那時「中原統治者與北元的戰事,從明洪武到萬曆,至少連綿了200年」,遂使元青花一而再、再而三地失去了昭雪機會。直至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在英國學者霍布遜和美國波普博土招呼下,炎黃子孫才認領了祖上這筆文化遺產。而相認依據,全靠元青花自身記憶,即:元青花上的8個紋飾特徵(參見2005年第一期《收藏家》,高阿申《元青花的成熟及一度失蹤探究》)。

又比如洪武青花,為何發黑髮灰?以前都說,是因為「當時戰爭環境,中斷了進口青料而使用國產青料造成的」。而中國科學院上海硅酸鹽研究所做的測試一致表明,「洪武官窯之青花料與元青花上所用的鈷料,屬於同一類型,亦是低錳高鐵型鈷料。」再細細品味洪武瓷,就可以發現,洪武青花發黑髮灰系人的主觀故意,就如文革時期「寧要社會主義草,不要資本主義苗」一樣荒唐,是存在於朱元璋頭腦中的意識形態與審美觀使然。這位大漢皇帝,固執地認定,黑與灰,屬中國水墨畫基調,是中國「國粹」,而元青花之青藍色,則代表蒙元文化。於是,「不破不立」,在建國伊始、百廢待興的洪武二年,朱元璋便於景德鎮創建御窯廠,燒制大量發黑髮灰的洪武瓷,以取代元青花。此後,元青花果然在中國大地上蒸發,並不留痕迹地被從國家記憶中抹去。但洪武青花以它的色澤和記憶,抖出了這則被掩蓋的真相。(詳見《2009年古陶瓷科學技術國際討論會論文集》、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高阿申《明洪武青花瓷的研究》)

再比如清代康雍乾三朝的精品瓷器,有許多屬仿明代永樂、宣德和成化瓷。康熙仿嘉靖、萬曆最像,在器形、紋飾和青花色澤上,竟然會有那麼多相似之處與共同點,以致一些著名博物館,亦不得不以「明末清初」字樣,籠而統之。清早期瓷器為什麼喜以明代瓷器為摹本,根子在清政府當時所奉行的民族政策,即:各民族須和睦相處,滿人應當向漢人學文化。所以，清代康雍乾三朝有許多瓷器,不獨模仿前朝或者帶有了前朝遺風,連款識(包括官窯),亦喜以明朝年號為榮為時尚(圖26)。這類卿卿我我、情意綿綿的各式署有「大明」年號的寄託款,從某種意義上講,乃是清政府當時國策方略的印記。

上述三例,是講中國古瓷,隱含著極豐富的信息,是中國文化的重要載體。而諸如此類有關政治、經濟和文化信息,在各朝各代的一些經典瓷器上,大致都可以讀到些。每每破釋,給人以文化上的享受。於是,在對由幾把泥土做成的瓷器肅然起敬之餘,對瓷器上所表達的中國文化也會感同身受。於是,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自古以來,中國皇帝喜歡擺弄瓷器？又為什麼「瓷器」與「中國」,都為英文China-詞？北京大學原國文系教授許之衡在《飲流齋說瓷》(民國版)中慨嘆道:「瓷雖小道,而與國運世變亦隱隱相關焉。」道理便在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