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凱告密與戊戌政變的發生孰先孰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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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凱告密與戊戌政變的發生孰先孰後

戊戌政變中袁世凱的告密是人們談論和歷史研究關注的焦點。歷史教科書幾乎有著眾口一詞、千篇一律的說法：因為先有袁世凱告密於前，所以才有慈禧太后發動政變於後。於是乎袁世凱的告密自然就成為了「戊戌政變」的直接導火線，而袁本人也就成為戊戌變法失敗的罪魁禍首。這已經是大多數國人的共識了。可是，當我們試圖拋開原有的思維定勢，透過歷史的煙塵，深入地分析史料的時候，我們就會驚訝地發現傳統的說法――袁世凱告密直接導致了戊戌政變的發生和戊戌變法的失敗是多麼的破綻百出，多麼的經不起歷史的推敲！　　

　　破綻百出的傳統說法　　

　　破綻之一：在袁世凱告密前「老佛爺」早就有了發動政變的充分準備，也就是說慈禧的政變是預定好了的，告密與否政變都會發生。

　　1898年6月11日，光緒皇帝頒布「明定國事」詔書，宣布變法。掌握實際大權的慈禧太后，在變法開始的時候，迫於社會的壓力，對變法暫時採取了容忍的態度。她曾假意對光緒說：「變法乃素志……毋操之過蹙而已。」還說，「苟至富強者，兒可自為，吾不內製也。」但內心對變法極端仇視。6月15日，即「明定國是」詔頒布後4天，慈禧就迫令光緒皇帝在一天中連下3道上諭：一是免去「帝黨」核心人物帝師翁同?的軍機大臣及其他一切職務，驅逐回原籍，這是為了孤立光緒；二是規定新授任的二品以上的官員，必須到慈禧太后面前謝恩。這一反常的規定，顯然是為了抓住朝廷的用人大權，使光緒皇帝無法破格重用支持變法的帝黨官員；三是任命她的侄子、親信榮祿署理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統領清朝當時戰鬥力最強的三軍，即董福祥的甘軍、聶士成的武毅軍和袁世凱的新建陸軍，這樣她就把軍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與此同時，慈禧還加強了頤和園和北京內外的警戒，並在宮內部署爪牙，密切監視著光緒帝。初步完成了政變的準備工作。

　　光緒皇帝對慈禧太后為首的頑固勢力也進行了有限的回擊。9月4日，下令將阻撓禮部主事王照上書的禮部尚書懷塔布等6人全部革職，同時給王照陞官晉爵的嘉獎。9月5日，授譚嗣同、劉光第，楊銳、林旭4人四品卿銜，擔任軍機章京，加緊推行變法。9月7日，將阻撓變法維新的權臣李鴻章和敬信逐出總署即總理各國衙門。

　　這些措施使頑固派極為震驚，紛紛到慈禧面前哭訴，請求她廢掉光緒，重新訓政。慈禧不能容忍光緒排斥她的親信，培植自己的黨羽，更加不能容忍她至高無上的權威受到任何的挑戰和威脅，她下決心要撲滅新政。慈禧不斷派人與榮祿密商，命榮祿調集軍隊進駐天津和長辛店等要地，同時慈禧命光緒到天津閱兵，預備在閱兵時發動兵變，逼迫光緒皇帝退位。正如梁啟超在《戊戌政變記》所說的那樣：老謀深算、擅長玩弄權術的慈禧太后採取了一系列重大舉措，不動聲色地完成了囚禁光緒、由自己親政的準備。慈禧、榮祿早已布下天羅地網，蓄勢待發，「皇上已同釜底遊魂，任其跳躍，料不得脫」。

　　由此可見，在袁世凱告密――9月20日晚（傳統的說法）之前，慈禧、榮祿之輩發動政變的圖謀早就預定好了，剩下的只是一個具體時間或時機問題而已。

　　破綻之二：在天津的榮祿就算接到了袁世凱的密報，也不可能趕在政變發生前將密報送到北京慈禧手中。

　　根據記載，袁世凱在9月20日上午覲見光緒皇帝之後，當日下午3時左右乘火車回天津，袁世凱在《戊戌日記》中寫道：「抵津，日已落」（根據紫金山天文台的記載，當天天津日落的時間是6點8分）。袁下火車的時候，天津的文武官員在車站舉行了盛大而隆重的歡迎儀式，「以時頗為熱鬧」。　　

　　經過一番應酬、寒暄和客套的繁文縟節之後，袁世凱迫不及待地告別這些盛情的官員，匆匆忙忙趕到榮祿處告密。他在日記里記載他到了晚上二更時分即晚上9點才有機會向榮祿告密。此時的袁世凱不可能三言兩語就可以把事情說清楚，因為袁既要讓自己從「錮後殺祿」這件大逆不道的事情中擺脫干係，又要和榮祿籌商一個妥當的萬全之策――既能剷除維新派，又不能危及光緒皇帝。這勢必要花不短的一段時間。待到榮祿準備將密報太后的時候，時間應該在晚10點以後了。現在問題的關鍵是榮祿在得知「錮後殺祿」的密報後，是否有可能在9月21日凌晨政變發生前將消息反饋給太后。經過縝密的分析和推理，筆者認為是不可能的。

　　當時天津與北京的最快的聯繫方式有二，一是電報，二是火車。先來看看榮祿用電報向慈禧通報消息的不可能性。其時在北京有電報房的只有兵部和總理衙門，慈禧身邊並沒有電報之類先進的通信工具，榮祿只能通過密電的形式打電報給兵部或總理衙門。然而這樣做在當時看來既不容易保密也不容易辦到，電報要經過報務員翻譯、謄寫出來，很難假設兩個部門的報務員都是慈禧的爪牙和親信，所以密電的保密就成了大問題。而且，除非在戰爭期間，兵部和總理衙門在晚上10點以後是沒有人值班的，也就是說，即使發了密電也無人接收。

　　發電報似乎此路不通，對榮祿來說剩下的就只有他親自坐火車去北京向老佛爺告密一途了。可是當時北京與天津之間的火車才開通不久，只有白天班車，沒有夜班車，也缺乏夜間行車的設備、經驗與技術。就算榮祿以直隸總督之尊也不可能在不可能的情況下令加開一次夜車專列。榮祿於9月20日夜間是絕對不可能趕到北京的。因此，第二條途徑也此路不通了。

　　基於上面的分析和推理，也許可以十分肯定地說，袁世凱告密與政變的發生是沒有直接的因果聯繫的。因為慈禧太后實行訓政在9月21日凌晨，而此時的榮祿還遠在天津或在去火車站的路途上。可見慈禧的政變並非由袁世凱告密所引起，政變時慈禧還不知道康有為等有「圍園劫後」之謀。政變是新舊兩黨長期矛盾積累的結果，守舊大臣楊崇伊等認為維新派亂政妄行，請求慈禧太后出而訓政，這是守舊派的一個既定步驟，與袁世凱告密無關。

　　破綻之三：袁世凱緣何不在北京直接向太后告密，卻要捨近求遠到天津向榮祿告發維新派呢，期間又為何要耽擱一天？

　　袁世凱在《戊戌日記》中並未諱言自己告密，並且標榜說他告密是積極的、主動的。袁世凱寫此日記時是在清朝統治時期，實際上是想通過他的日記表明：告密是忠於皇太后、忠於清朝的表現，9月21日的政變正是由他告密引起，他在戊戌政變中起了關鍵作用。袁在《戊戌日記》中說，9月18日譚嗣同深夜來訪，「氣焰兇狠，類似瘋狂」，「聲色俱厲」地逼迫他答應舉兵殺榮祿，包圍頤和園廢掉慈禧太后，並說：「不除此老朽（指慈禧太后），國不能保。」袁世凱聞言大驚，因見譚嗣同「腰間衣襟高起，似有兇器」，害怕危及自己的生命，好漢不吃眼前虧，才不得不答應譚嗣同的要求。譚嗣同離開後，袁世凱「反覆籌思，如痴如病」，毅然決定第三天向皇帝「請訓」後立即趕回天津向榮祿告密。袁在日記中還口口聲聲地表示，告密是為了「誅鋤誤國誤君之徒」，「以保全皇上」。他還向榮祿信誓旦旦地表示，「如果累及上位，我惟有仰藥死耳。」

　　袁世凱在《戊戌日記》里的自我表白有著明顯的破綻。包圍頤和園禁錮、廢掉慈禧太后，殺榮祿，這是何等重大而緊急的事件！袁世凱的告密如果是積極的、主動的，那麼他為什麼不在譚嗣同「夜訪法華寺」的當天晚上或最遲在第二天清早在北京直接告密？後黨慶親王王奕?、剛毅都是慈禧的心腹，也是袁世凱的朋友。袁完全可以找到在北京的這些大臣告密，何必一定要回天津向榮祿告密呢？袁世凱這種捨近求遠的反常做法，如果不是腦子有毛病的話，其中一定另有隱情。還有一點讓人不解的是，9月18日夜，譚嗣同找他密談，向其提出圍園「錮後殺祿」之謀，19日整整一天袁世凱又幹什麼去了？他是有充分的時間在北京告密的，緣何要白白耽擱一天，這豈不蹊蹺？

　　破綻之四：戊戌政變發生之初，即1898年9月21日，慈禧為何不立即捉拿「錮後殺祿」的主謀譚嗣同，卻要延擱數天之後？

　　1898年9月21日凌晨，慈禧發動政變，將光緒皇帝囚禁於中南海的瀛台，發布「訓政」詔書，再次垂簾聽政，並下令捉拿康有為、康廣仁兩兄弟。試想一下：如果是袁世凱告密導致政變，則慈禧政變上諭中必定指名捕拿譚嗣同，因為譚才是親自去袁世凱住處要求袁圍園劫持太后、誅殺榮祿的人，屬於「逆首」。慈禧太后是無論如何不會忘記他、放過他的。可是，在9月21日的「訓政」上諭中，為什麼僅僅看到捉拿康有為、康廣仁兄弟的命令，卻偏偏沒有譚嗣同的名字在內，難道是疏忽大意所致嗎？還有，「訓政」上諭中羅織的康有為的罪名也只不過是「結黨營私，莠言亂政」罷了，較之譚嗣同等人謀劃的「圍園、劫後、殺祿」之罪名還是比較輕的。如果慈禧早已知悉譚嗣同等人之謀，那麼對此大逆不道、罪在不赦的罪行，上諭的文字中應該有所體現，何以隻字不提呢？

　　值得注意的是，在戊戌政變發生、「六君子」被殺後，清廷以光緒皇帝的名義頒布的上諭是這樣說的：「主事康有為首倡邪說，惑世誣民，而宵小之徒，群相附和，乘變法之際，隱行其亂法之謀，包藏禍心，潛圖不軌，前日竟有糾約亂黨，謀圍頤和園，劫制皇太后，陷害朕躬之事，幸經察覺，立破奸謀……」

　　上諭公布了慈禧太后等殺死維新黨人的最重要理由，是他們「謀圍頤和園，劫制皇太后」。而這道上諭的發布時間是在「訓政」上諭發布後的近一個星期。這顯然是在政變後得到榮祿的密報，知悉了維新派的「謀逆」之後的一個補充行為和辯解。　　

　　戊戌政變的原因　　

　　如果不是袁世凱的告密導致了慈禧太后的政變，那麼，又是什麼促使慈禧再次發動宮廷政變――戊戌政變的真正原因又是什麼呢？

　　慈禧發動政變的真正原因：光緒和維新派的所做所為超出了她的「底線」。

　　慈禧太后給光緒皇帝和維新派劃定的改革底線，簡單地說就是：光緒不能完全擺脫她的控制，她的權威和地位是絕對的，不能受到任何的挑戰和威脅。光緒和維新派的「失誤」在於沒有清醒地認識到這一點，力圖超越甚至根本抹掉這一「底線」。政變的發生就再自然不過了。那麼，光緒和維新派究竟在那些方面動搖了或力圖超越慈禧的底線呢？除了上文提到的光緒對頑固派的「有限回擊」之外，主要有以下幾件事情。

　　其一，維新派康有為等人拉攏袁世凱，光緒皇帝兩次召見袁世凱，破格提拔袁，並對其委以大用，因袁世凱掌握兵權，這自然引起了慈禧的警覺和恐慌。

　　康有為等人鑒於光緒皇帝的無權、處處受制於太后、無力推行變法的現實，經過密謀制定了一個「選將材以得兵權」計劃。在《覆依田百川君書》中康有為提到：6月15日之後針對頑固派的行動，他開始「居間畫策，以救聖主，漸為皇上收攬大權，漸選將材得以兵權……」這樣做的是「若使事集，則皇上既有兵權以行其大權，則西後無能為力」，以確保光緒皇帝的人身安全和變法的成功。

　　康有為等人在選誰作為軍事將領這件事上，頗費心思，先後篩選過袁世凱、聶士成、董福祥等人。康有為首先選定的是袁世凱，認為：「以將帥之中，袁世凱夙駐高麗，知外國事，講變法，昔與同辦強學會，知其人與董、聶一武夫迥異，擁兵權可救上者，只此一人。」於是，他們先派徐致靖的侄子徐仁祿去天津小站去聯絡袁世凱。徐仁祿去小站未見到袁世凱，轉由營務處徐世昌代為傳話，未能徵得袁世凱的明確態度。隨後，康有為又決定派人去活動聶士成。當時派王照去找聶士成被王拒絕，康有為自己也認為聶士成並無把握，遂放棄去找聶。而林旭卻認為袁世凱不可靠，主張去聯絡董福樣。林曾賦詩一首交給譚嗣同，詩云：「伏蒲泣血知何用，慷慨何曾報主恩。願為公歌千里草，本初建者莫輕言。」（「千里草」是個董字，指董福祥；「本初」是三國時袁紹的字，暗指袁世凱）林旭的提議未被康梁等人採納。　　

　　康有為等人最終選定的仍是袁世凱。9月11日，康有為為徐致靖撰寫了一個奏摺，以徐的名義密保袁世凱。9月12日，光緒皇帝便諭令袁世凱來京。9月14日袁世凱來京，16日光緒皇帝接受維新派的建議召見了袁世凱，「垂詢軍事甚詳」，並告訴袁不必受榮祿節制，可直接獨立行事，直接向皇帝負責。20日袁世凱再次被光緒皇帝召見，並破格擢升他為兵部候補侍郎。光緒召見袁世凱及其超擢兵侍，諭以專管練兵事宜，袒露了帝黨和維新黨人尋求軍事後盾的意圖。用王照的話說，此舉是掩耳盜鈴，霹靂一聲，昭告世人。

　　維新派和光緒帝的所做所為自然也逃不過慈禧、榮祿的眼睛，於是他們也加緊實施政變的準備事宜，兩派短兵相接的爭鬥一觸即發。

　　其二，光緒皇帝準備開議事機構懋勤殿，慈禧認為光緒此舉目的是想擁有一個專屬皇帝的辦事機構，類似軍機處，力圖完全撇開她的控制。

　　懋勤殿位於乾清宮西廊，原為清朝歷代皇帝「燕居念典」之所，同治以後逐漸虛廢不用。自從康梁維新派議設制度局流產、擬開議院作罷以來，經維新派多時籌議醞釀，光緒帝決意開懋勤殿，試圖用舊瓶裝新酒的辦法，以設顧問官的方式把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派的領袖和骨幹人物集聚起來，組成一個籌劃、指導變法維新的核心。關於開懋勤殿的用意，除康有為所說「以議制度」之外，梁啟超說得更為具體明白：「上既廣采群議，圖治之心益切，至七月二十八日，決意欲開懋勤殿選集通國英才數十人，並延聘東西各國政治專愛，共議制度，將一切應興應革之事，全盤籌算，定一詳細規則，然後施行。」懋勤殿一開，必將加強變法維新的指揮力量，也將在一定程度上改變清王朝的施政體制，遠不只是人們通常所說的議事、議制度改革這一層意思。其用意和目的乃是在於設立為光緒帝所用的新的施政機關，以取代原有的軍機處。僅僅靠軍機四卿，已經不能滿足光緒帝全面執政的需要了。誠如嚴復所言，帝黨和維新黨人所設想，這個重開的懋勤殿，隨侍光緒帝聖躬身旁，以「專預新政」為職責，無異於新設一個承旨機關。

　　光緒曾為開懋勤殿之事親赴頤和園向慈禧太后請示。光緒帝如何向慈禧表達此意，帝後之間如何對答，史無明載。蘇繼祖《清廷戊戌朝變記》稱：此事光緒帝「定於二十八日赴頤和園時稟請太后之命。太后不答，神色異常，懼而未敢申說」。從光緒帝以後再也不敢提及此事，且立即交楊銳帶出十分危急的密詔的情形來看，可以想像慈禧太后峻拒的態度之嚴厲。論者普遍注意了開懋勤殿並遭到慈禧否決的這一事件，但對其「專預新政」的政治目的及促使帝後、新舊衝突加劇的關鍵意義，則似乎未予足夠的估計。

　　其三，正當戊戌變法如火如荼地開展、帝黨後黨劍拔弩張的時候，日本實力派人物著名政治家伊藤博文來京，這直接導致了政變的發生。

　　超擢任用袁世凱以及擬開懋勤殿，儘管為後黨和守舊勢力所不容，但在他們看來，這些還都是帝黨在朝廷內部的鬧騰，仍有餘力控制，而伊藤博文的被召見，準備上條陳，以及將被任用為客卿的傳聞，則被後黨和守舊勢力認為這將會導致對整個局面的完全失控。在當時，請伊藤幫助中國的改革事業，可謂維新黨人的普遍要求。御史李岳瑞、洪汝沖，候選郎中陳時政等都曾上書「請用客卿」，「異國人才宜亟借用」，伊藤「如果才堪任使，即可留之京師，著其參與新政」。《國聞報》的報道說：「近日京朝大小官奏請皇上留伊藤在北京，用為顧問官，優以禮貌，厚其餼廩。持此議者甚多」。「王公卿相士庶皆言之鑿鑿」伊藤「將入軍機矣」。

　　9月14日，伊藤抵達北京，康梁等維新派人士人興奮不已，認為「中國轉貧為富、轉弱為強、轉危為安之機實系乎此」。維新派與其往來頻繁，朝夕問計，並紛紛上奏光緒皇帝建言，請光緒延聘伊藤「留作顧問官」，以輔助新政。光緒逐決定於9月20日接見伊藤。

　　伊藤的來華及維新黨人的頻繁活動，使頑固派十分惶恐。他們認為伊藤來華的目的絕非「遊歷」，而是「將專政柄」。在慈禧等人看來，維新派並不可怕，可怕的是他們與外國人「勾結」起來，所以在變法之初康有為等提出聯英日以抗俄的主張就引起了頑固派的堅決反對。伊藤博文的來華，更使頑固派大為恐懼，後黨和守舊勢力認為，「……伊藤果用，則祖宗所傳之天下，不啻拱手讓人」。後果之嚴重可想而知，這絕對不能接受的。因此，光緒帝接見伊藤之事一經證實，後黨和守舊勢力策動的政變，即由輿論和密謀一變而為實際的行動，要千方百計阻止光緒與伊藤見面，要「轉危為安」，只有請太后再度「訓政」。

　　9月19日，榮祿由天津趕赴北京，參加了政變密謀。是日晚上，慈禧太后便從頤和園趕回皇宮，幽禁了光緒帝，發動了戊戌政變。9月20日，為免出意外，頑固派仍照常讓光緒帝召見了伊藤和袁世凱，但這次召見是在慈禧太后的嚴密監視下舉行的。袁世凱在《戊戌日記》中記載光緒帝的這次召見「無答諭」就不足為奇了，原因就是他已被幽禁。21日，慈禧太后才公開宣布「新訓政」。

　　因此，論者認為光緒接見伊藤是政變的導火線，是有根據，也是有道理的。蘇繼祖《清廷戊戌朝變記》謂：「八月之變，幽禁皇上，株連新黨，翻改新政，蓄此心固非一日，而藉口發難，實由於伊藤之來也。」　　

　　袁世凱是如何告密的　　

　　袁世凱的確向榮祿告發了譚嗣同的密謀，但是，時間是在政變之後而不是在政變之前。袁的告密不是主動的，而是被動的，是在知悉政變發生之後，權衡「利弊」作出的應急脫身之舉。

　　根據袁世凱的親信張一在《心太平室集》的記述，袁初五日返津，隔一天後，楊崇伊來天津，向榮祿報告訓政的消息。袁告密時，楊崇伊已在榮祿處，榮祿已知政變消息，且「令衛兵夾道羅列」。張的記述很值得注意。由於袁世凱剛從北京回津，被光緒皇帝封為侍郎，榮祿也心存疑慮，故而見袁時「已令衛兵夾道羅列」。袁世凱從楊崇伊那裡得知太后訓政，捉拿康有為、康廣仁的消息，嚇壞了，害怕康有為供出初三夜譚嗣同訪袁於法華寺，密談兵變「圍園錮後殺祿」之謀。遂將當時守舊派尚不知道的圍頤和園、禁錮西太后、誅殺榮祿的密謀，和盤托出，故有「袁乃跪求榮為做主」的舉動。這樣看來，袁世凱的告密並非積極、主動，而是在他已聽到慈禧太后訓政消息之後，怕受連累被懲罰，才被動告密的。如果袁是積極主動告密，那就不會有「衛兵夾道羅列」，不會有「楊崇伊在座」，也不會有「袁乃跪求榮為做主」。因此，不是袁世凱的告密導致慈禧太后發動政變，而是慈禧政變導致袁世凱告密。張一頗有作證的資格，他1903年入袁世凱幕府，長期追隨袁世凱，為袁之親信，所說當是比較可信的。但張所記告密真相與袁世凱《戊戌日記》不同，《戊戌日記》實為袁世凱本人後來所記，當有所諱飾。

　　袁世凱的被動告密還可以從榮祿的親信陳夔龍的記述中得到另外的佐證。陳夔龍在《夢蕉亭雜記》中所記與張一有幾點不謀而合：其一是袁世凱告密在楊崇伊到天津之後，榮祿已知太后訓政，但「佯作不知」；其二是袁世凱當時受到很大壓力，雖未記「衛兵夾道羅列」，但榮祿對袁世凱已懷疑；其三是張一記「袁乃跪求榮為做主」，而陳夔龍記述的是「袁知事不諧，乃大哭失聲，長跪不起」。陳夔龍也是有資格作證的人，戊戌政變後不久，即調到榮祿幕府，是榮祿的親信，官至湖廣總督、直隸總督。因為他和袁世凱素來不睦，所以他的消息應該來源於榮祿處而非張一從袁世凱和北洋幕府中來。但有趣的是，兩人所記袁的告密情形卻是何等的相同，似乎不是巧合！

　　從張、陳二人所記可以推想：袁世凱本來沒有告密的念頭，是在初六（9月21日）晚聽到楊崇伊帶來太后「訓政」捉拿二康的消息後，怕受到牽連，故而告密，這是他的保命之計。接著告密的消息又通過楊崇伊帶回北京，守舊派才知道譚嗣同等人兵變圍園的密謀。八月初九日（9月24日）遂有這樣的諭旨：「張蔭桓、徐致靖、楊深秀、楊銳、林旭、譚嗣同、劉光第均著先行革職，交步軍統領衙門，拿解刑部治罪。」（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初九日上諭）由於袁世凱告密，事態擴大，譚嗣同等人相繼被俘，並不經審訊於9月28日處決「六君子」，9月29日宣示罪狀，就有了「包藏禍心，潛圖不軌，前日竟有糾約亂黨，謀圍頤和園，劫制皇太后及朕躬之事，幸經覺察，立破奸謀」。這道諭旨說明袁世凱的告密已反饋到了北京。

　　袁世凱雖非主動告密，但把圍園密謀和盤托出，總算將功補過，不但為舊黨寬容，而且受到重用。榮祿進京，袁世凱奉命護理直隸總督，其新建陸軍得賞銀4000兩。以「戊戌六君子」的鮮血染紅了自己的頂子。需要指出的是，告密之初，守舊派對袁世凱並不完全信任，慈禧太后因袁參與圍園密謀，並未主動出首，認為袁是維新一黨，欲加重懲。幸虧榮祿看中了袁的才能，為袁力保，袁才能夠保全官位，並加官晉爵。如果袁世凱是主動告密，慈禧怎麼會認為袁世凱「存心叵測，欲置之重典」呢?

　　從袁世凱與維新黨的關係看，袁不會、也不可能主動告發譚嗣同和維新派。

　　應該說，慈禧把袁世凱認作維新一黨並非空穴來風。事實上袁世凱與維新黨人的確聯繫密切。袁世凱在維新變法問題上和康有為的思想十分接近。甲午戰爭以後，他即和康有為結交。1895年，在康有為發動「公車上書」以後，袁世凱時在督辦軍務處當差，也曾向光緒帝上書，條陳變法事宜，他當時的思想觀點和康有為很接近。

　　1895年夏，康有為第四次上書，都察院、工部不肯代遞，袁世凱曾幫助康向督辦軍務處要求代遞。不久，強學會成立，袁世凱積极參加，是發起人之一。後來袁世凱奉派赴小站練兵，籌建新建陸軍，康有為等為袁設酒餞行，康有為對袁的印象也極好，認為：「袁傾向我甚至，謂吾為悲天憫人之心，經天緯地之才……」以往論者總是認為袁世凱與維新派派的交往是「假維新」，是投機，這無疑是將歷史人物的複雜性簡單化了。如果沒有袁世凱的維新言行和積極的表現，如果不是康有為等維新人士對袁世凱其人有良好的印象，就不會有以下數件事情的發生。

　　其一、袁世凱的越級提升是由於維新黨人的大力舉薦，維新派的重大事情也能讓袁世凱與聞。

　　維新派要借重袁世凱的兵力，而袁則通過維新派的薦舉，陞官晉爵。袁世凱從三品按察使升為二品候補侍郎即是徐世昌（袁的親信）向維新派活動的結果。袁世凱通過維新派尤其是康有為的薦舉，越級提升。袁對維新派感激不盡，他們之間的關係拉得更近了。維新派內部議論的機密事，也不避著袁，而且袁也表示支持。不管怎樣，光緒帝是合法的君主，袁世凱除了思想上與維新派有一致之處，無論從忠於君主的倫理觀念說，或是為個人名利地位計，他也會向維新派靠攏。9月18日，當光緒帝的密詔帶到康有為那裡，語氣緊迫，有「朕位且不能保」的話，維新派的幾位核心人物聚在一起，捧詔痛哭，商議救光緒的辦法，其中就有袁世凱的心腹徐世昌在內。

　　維新派的核心人物跪誦密詔，相與痛哭，謀劃救光緒的策略，這是何等機密的大事，卻有袁世凱的心腹徐世昌參加。徐是袁的代表，如果對袁不是十分的信任，維新派無論如何是不會讓徐世昌參加這一秘密活動的。

　　其二，袁世凱對維新黨的承諾是：「赴湯蹈火，亦所不辭」。

　　袁世凱曾對維新派做過全力支持的承諾，從畢永年的記載中可以證實。畢永年是譚嗣同的好友，為人豪俠，譚嗣同邀請他到北京來實行兵變，待勸說袁世凱殺榮祿、圍頤和園後，即由畢永年率領勇士拘執太后。據畢永年記載，康有為曾對他說：「『袁極可用，吾已得其允據矣！』乃於幾間取袁所上康書示仆，其書中極謝康之薦引拔擢，並雲赴湯蹈火，亦所不辭。康曰：『汝觀袁有如此語，尚不可用乎?』仆曰袁可用矣。」袁世凱給康有為的信中所寫的「赴湯蹈火，亦所不辭」8個字，分明表示袁世凱是願意執行極危險的任務，當然，袁寫信時不一定知道要圍園劫後，但必定已知道康有為要借重他的兵力，去對抗守舊派，故而作出「赴湯蹈火，亦所不辭」的承諾。這樣我們才可以理解，為什麼9月18日維新派核心人物，跪誦密詔、謀救光緒時，這麼機密的大事，竟會有袁的代表徐世昌在座，正因為袁世凱已作出十分肯定的承諾，維新派才會對他完全解除戒備，並試圖藉助他的兵力達到非常的目的。

　　其三，譚嗣同夜訪法華寺。

　　維新派與徐世昌跪誦密詔，商量救光緒時，自然會談到殺榮祿、包圍頤和園、劫持太后的密謀，因為這是維新派既定的策劃。他們請徐世昌一起看密詔，就是要說服徐同意進行兵變，圍園奪權，根據康有為的說法「吾乃相與痛哭以感動之，徐菊人亦哭，於是大眾痛哭不成聲」。但是，實行兵變的關鍵人物是袁世凱，徐世昌不能決定這樣的大事，於是就有當夜譚嗣同夜訪法華寺，與袁世凱親自面談之舉。因此，譚嗣同夜訪法華寺就不是一樁突然的、冒失的行動。如果袁世凱與維新派交往甚少，屬於圈子以外的人，譚嗣同會那樣冒冒失失地去夜訪他，向袁談極機密的事情，並要求他去做極危險又極其重要的事情嗎?譚嗣同是血性漢子，豪俠任氣，為事業而不惜自己犧牲，但他是讀書明理的人，不是莽撞的冒失鬼。據畢永年說，譚嗣同不贊成圍園劫後的舉動。譚云：「此事甚不可，而康先生必欲為之，且使皇上面諭，我將奈之何?」為了挽救維新事業，執行光緒與康有為的命令，譚答應夜訪袁世凱。如果袁事前沒有「赴湯蹈火，亦所不辭」的承諾，他未必肯如此冒失從事。尤其是袁世凱的《戊戌日記》中把譚嗣同寫成突然闖入的不速之客，「氣焰兇狠，類似瘋狂」，「腰間衣襟高起，似有兇器」，並非事實。這樣的描寫只能是袁世凱為了掩蓋自己和維新派的密切關係而編造出來的。

　　其四，袁世凱提出到天津閱兵時，光緒帝走入袁營中的設想。

　　為保全自己，袁世凱出賣了光緒帝和維新黨。袁世凱雖早已參與維新派的謀劃，並承諾要支持維新派，但9月18日唯新派提出殺榮祿、調兵入京圍頤和園、劫持太后之謀後，袁世凱猶豫了。袁世凱認為，執行此計劃極其冒險且難度很大。袁軍雖精銳，但周圍有聶士成、董福祥的軍隊牽制，聶、董的軍隊人數遠在袁軍之上。且袁軍駐紮小站，離北京二三百里，要長途行軍，突破聶、董二軍的阻攔，奔襲頤和園，成功的把握實在太小了。然而，儘管袁世凱有猶豫，但還是提出另外的方案：到天津閱兵時，光緒帝走入袁營中的設想。這一計劃可能維新派與袁世凱早已商量過，袁主張實行這一計劃，成功的可能性較大。袁世凱握精銳之師，有天子在營中，以靜制動，誰敢有異言?這進一步說明袁世凱始終參與了維新派的廢后掌權之謀，而且還是這個謀劃的關鍵人物。這從另一個側面說明了袁世凱與維新派關係的不同一般。　　

　　後果與結論並非完全一致　　

　　既然袁世凱與維新派的關係如此密切，康梁等人又如此看好袁世凱，那到最後為什麼袁世凱還是向榮祿告了密，出賣了維新派，即使在政變發生之後？原因其實很簡單了，袁世凱是在政變遽然發生的情況下，他比較了維新派與頑固派的力量，在權衡利弊之後作出的選擇。正如前文引張一、陳夔龍所記，榮祿對袁世凱已經嚴密防範。袁世凱聽說北京發生政變、慈禧太后再次訓政、捉拿康有為，嚇得魂飛天外，以為密謀已經敗露，故「大哭失聲，長跪不起」，向榮祿表示懺悔，並將譚嗣同夜訪之事，和盤托出，為保全自己，出賣了光緒帝和維新派。

　　譚嗣同夜訪法華寺的傳奇故事底本，一是來源於梁啟超的《戊戌政變記》，一是來源於袁世凱的《戊戌日記》。梁啟超諱言圍園劫太后的密謀，稱此為守舊派的誣陷，其實維新派確有此密謀，最近發現的畢永年《詭謀直紀》是不可辯駁的鐵證。但袁世凱在《戊戌日記》中所說亦非事實真相，他隱瞞了和維新派往來的事實，諱言曾參與了密謀，而且詭稱自己告密在前，聽到政變的消息在後。可能因為當時社會上有戊戌年袁世凱與維新派聯絡密謀兵變的傳言，袁世凱為平息傳言，洗刷自己，寫了《戊戌日記》，證明他一直忠於慈禧太后。好在榮祿已死，袁世凱何時告密，怎樣告密，已死無對證，不為人知了。

　　通過上面的分析也許可以得出如下結論：袁世凱在戊戌變法期間一度傾向於維新派。他通過徐世昌與維新派保持聯繫，與聞和支持他們的密謀，並且作出了使用兵力的承諾，而當事機緊迫時，他又不敢做殺榮祿、兵圍頤和園、劫持慈禧太后的冒險舉動。9月20日回天津後還在觀望尚未告密。9月21日晚，當他聽到楊崇伊帶來的政變消息，袁世凱以為事情泄露，為保全自己起見，便和盤托出圍園劫太后的密謀，致使事態擴大，於是才有了大批維新派被捕、被革、被逐和「六君子」喋血菜市口的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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