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閃：福山的政治演化論

回首人類的文明進程，福山認為一個成功有效的政治秩序離不開三大要素。一是國家，二是法治，三是負責制政府　

　　《政治秩序的起源：從前人類時代到法國大革命》，(美)弗朗西斯·福山著，毛俊傑譯，廣西師大出版社2012年10月版，68.00元。　　20世紀下半葉以來，不少學者對全球政治秩序的討論均建基於兩句相當時髦的核心短語，一個是「文明的衝突」，另一個是「歷史的終結」。這兩個理論「口號」分別經由塞繆爾·亨廷頓和弗朗西斯·福山之筆得以廣泛傳播，也引發了特別多的爭議。有意思的是，這兩位因此被批評者指為保守主義代表人物的政治思想家乃是淵源很深的一對師生。　　然而，保守主義很難稱得上一種嚴格的思想體系，更像是一類強調既有價值和現存秩序的立場或態度。很明顯，不同時空下的人類價值和社會秩序多有差別，具體要保守的對象肯定也不一樣，因而人們將亨廷頓和福山視為保守主義思想家多少有些詞不達意。就像亨廷頓在他的奠基之作《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中承認的那樣，他關心的重點是國家治理(以及國際關係)的合法性、組織性和穩定性問題，而不是政治體制的理想形態，人類社會的價值追求等等。因此與其說亨廷頓是保守主義者，不如說是現實主義者。同樣的，他的學生福山基本上也走在這條現實主義的學術道路上，並朝著更加實證、更強調科學方法的方向邁出了一步又一步。可能正是因為這種誠實的學術態度，亨廷頓才反對把他的文明衝突論與9·11事件掛鉤的膚淺看法，而福山也沒有扮演新保守主義者希望他扮演的聖保羅的角色。　　新著探討政治發展與衰敗的根源　　福山的著述頗豐，翻譯成中文的計有《歷史的終結及最後的人》、《大分裂：人類本性與社會秩序的重建》、《信任：社會美德與創造經濟繁榮》、《美國處在十字路口：民主、權力與新保守主義的遺產》以及《國家構建：21世紀的國家治理與世界秩序》等。這麼多的著作足以展現福山廣博的學術視野，同時也揭示出他一以貫之的思考主線。這一主線的重中之重乃是黑格爾愛講的「認同」。福山新近推出的政治思想史巨著《政治秩序的起源》探討政治發展與衰敗的根源，表面上像在談中國人常說的「治亂」問題，其實側重的仍然是認同。只不過，這一次他沒有談信任，沒有談歷史精神，而是借「政治何以可能」的疑問去探尋認同形成的生物與歷史的基礎。因為在福山看來，政治的合法性、組織性和穩定性，與認同問題不可分離。家庭、部落、種姓、宗教、社團、國家等等，圍繞著這些不同對象建立起來的凝聚力，從根本上影響著政治秩序的興衰。　　學生思考的起點恰在老師止步之處，故而福山將《政治秩序的起源》題獻給亨廷頓。早在2006年，福山在給《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初版於1968年)寫再版序言時就意識到，要保證一個政治理論恆久有效，不能不重視超長跨度的時間之維，以及歷史比較的方法。時至今日，亨廷頓的政治學說仍有一定的啟示意義，但由於他針對的是一段較短的特定時期，因此福山認為，其理論在內容上有待修正和更新。具體而言，亨氏關注的是二戰結束後十多年內，在鐵幕低垂，去殖民化浪潮方興未艾的大背景下，世界各國競相追求現代化目標的過程中，暴力頻仍衝突不斷的現實。但之後陸續發生的「東亞奇蹟」、蘇東巨變、全球化、民主化浪潮等重大歷史事件均未納入視野，導致亨氏的理論帶有一定的應景色彩。同時福山還認為，由於亨廷頓在分析問題時往往理所當然地使用著國家、政黨、法律、軍事組織等概念，沒有考慮到構成政治秩序的這些制度(institutions)要素本身都是成因複雜的歷史產物，而非質地單純的天然東西，這也造成了他的理論闡釋能力逐年下降，無法更好地幫助人們理解社會秩序和政治發展。　　有效政治秩序離不開三大要素　　一旦以比較的方式深入人類歷史，政治秩序的各大要素都必然呈現出盤根錯節的情形。福山的雄心顯然不限於對老師的超越，而是要完成對這些要素的揭櫫與綜合。他回首人類的文明進程，認為一個成功有效的政治秩序離不開三大要素。一是國家(thestate)，二是法治(theruleoflaw)，三是負責制政府(accountablegovernment)。如今，現代自由民主制將這三大制度要素結合在穩定的平衡之中，本身乃是一個奇蹟。但是從歷史上看，這三大制度既不是天外之物，也不是普世皆有，做到三者齊備更是難上加難。譬如中國兩千年前就已具備符合韋伯定義的國家，非洲、東南亞的某些地區到現在還一直缺乏這種原生的制度；歐洲歷來有很強的法治精神，但儒法雜糅的中國生產出來的始終僅是「命令」，而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法律；負責制政府很晚才在人類歷史中現身，其原則直到19世紀才深入人心。福山以為，一個不能很好地解釋上述矛盾事實的政治理論肯定是不完善的。　　因此福山首先做的，就是用建基於進化論的人類起源說，取代霍布斯、洛克以及盧梭等人的社會契約論。眾所周知，社會契約論者往往假設最早的人類處於某種「自然狀態」中，要麼陷入「所有人對所有人的戰爭」，要麼處在生命、財產和自由都保護不力的不便境地，又或者彼此隔絕，老死不相往來。總之他們認為，為了從自然狀態的困境中擺脫出來，個人與個人、民眾與君主唯有通過訂立契約的方式增強彼此的合作———國家即是那些共同協議的必然產物。這種國家起源說歷來是西方現代政治理論的基石之一。它奠定了也限制著人們對政治秩序的基本理解。但是福山不接受包括社會契約論在內的任何單一的前提預設，他藉助生命科學的諸多最新進展證明，與霍布斯等人相比，亞里士多德將人視為天生的社會動物的觀點更接近事實，而國家等政治制度的起源遠不像人們想像的那樣單純。　　福山把生物學家威廉·漢密爾頓、語言學家斯蒂芬·平克、弗蘭斯·德瓦爾、經濟學家曼瑟爾·奧爾森等人的發現共冶一爐。他運用靈長類動物學、考古學、人口遺傳學、進化生物學、社會人類學、經濟學等學科的眾多成果來證實，政治發展是一個多成因多線程的人類歷程，政治衰退也是這樣。就像亞里士多德所說，由於人類從未作為孤立隔絕的個體而存在，在現代人類出現之前，社會本能就已經是人性的天然組成。反倒是今天的個人主義才是一種對人類社會本能的「不自然」的克服。　　換句話說，從一開始就處於社會狀態下，而非自然狀態中的人類本身就是複雜因素的集合。環境壓力、人口規模、情感演化，更重要的是語言，各種因素相互促進，最終塑造了人類的心智模型(mentalmodel)。這種心智模型賦予人類推斷事物彼此聯繫、構建世界因果關係的抽象能力，從而帶給人類有別於大多數動物的巨大的生存優勢。事實上，這一心智模型不單是人性的主要組成，也構成了認同的生物基礎。在這個基礎上，細膩的情感給予行為以價值，豐富的語言生成規則或規範，使得人與人在社會互動中的行為趨於穩定，變得可重複、可預期和有規律。福山借亨廷頓的話道出了他對政治秩序的根本觀點：「穩定、有價值、重複的行為模式」就是制度。　　解釋政治秩序的「黏糊」特性　　必須加以強調的是，行為模式雖屬人類普遍共有，卻並不意味人類表現出來的行為也是一模一樣。就像生物演化那樣，不同的政治形態之間彼此競爭，其中能夠更好適應環境條件的政治秩序得以保存下來。但是如果條件發生改變，那麼過去有效的政治秩序就有可能走向政治衰敗———千差萬別的歷史景象與政治形態由此而來。　　福山在《政治秩序的起源》里用了大量的篇幅來詳盡比較中國、印度、阿拉伯世界和基督教國家的政治發展與衰敗，而把他那具有強烈的達爾文色彩的政治理論放在後半部分，顯然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在歷史比較中，他用「黏糊」一詞恰切地把握了不同政治秩序所呈現的複雜與差異。國家、法治與負責制政府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為何沒有齊頭並進？為何在我們的現實世界裡仍然做不到三位一體？這種政治秩序的黏糊特性就是福山要著力解釋的：具有社會本能的心智模型賦予行為模式以強大而穩定的情感，繼而使社會規範包含了難以輕易變更的內在價值，導致政治秩序具有高度的保守性。在特定環境中，這種保守本身可能有效率，可能較穩定，但本身就是導致衰敗的潛在因素之一。　　福山提醒讀者，不要因為他反覆強調政治秩序的歷史之維而誤以為他就是一個歷史決定論者。事實上偶然和不確定的因素在政治秩序中的作用完全不應忽視。同時，他也提醒我們不要忘記人類心智模型還有一個重要的特點，那就是模仿與學習的能力。每種政治秩序都在遭遇全球化浪潮的沖洗，不必以為當代發展中國家必然重複過去法國大革命那樣的狂暴過程，或者必須在宗教基礎上才能建立現代法治。大大加強的社會之間的交流與借鑒使得和平有序的變革充滿了希望。　　儘管《政治秩序的起源》全書的整體基調相當樂觀，不過福山還是承認，當他展望全球政治發展的前景時，有兩個至為關鍵的問題迄今尚無答案。第一個與中國有關。國家、法治與負責制政府，從這三大制度要素來說，中國的政治秩序能否長期維持它的穩定？第二個與自由民主制的未來有關。國家的軟弱表現、長期無法解決的財政問題，還有健康、社會保障、能源等等，這些困擾會不會導致自由民主制下的國家也會存在政治衰敗的危險？福山在本書中未作詳盡的分析。我們有理由期待，福山將在本書的第二卷里對工業革命以來天翻地覆的政治秩序新格局做出有力的詮釋———當然，眼下也只能期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