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剛：不是方言復興，是「新時評」崛起(南方都市報 2009-7-26)
周立波
郭德綱
小瀋陽
黃子華
上世紀60年代，相聲演員侯寶林與郭啟儒下基層演出。
有郭德綱演出的德雲社劇場入口處，經常一票難求。
如果將小瀋陽、郭德綱、周立波和黃子華所在的瀋陽、北京、上海、香港四個城市勾出一條線，這條線貫穿中國南北。他們在不同的區域，以各自的方言和說唱方式，將歡笑帶給了成千上萬的觀眾。
無論是二人轉、相聲，還是海派清口和棟篤笑，都受到了各自區域的觀眾最富有熱情的喝彩和追捧。如今，方言可謂大放異彩，趙本山的劉老根大舞台，也正籌劃跨過黃河，在上海、重慶開出分店，南方笑星更是期望「北伐」突進，搶佔春晚的大舞台。「推普」背景下的方言熱，像是悄然到來的暗流，「即使你想按住，也不可能按住了」，自稱和方言有著「半生緣」的上海大學教授錢乃榮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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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違了，那種搔到上海人心中癢處的會心感受」，上海大學中文系教授錢乃榮看完周立波在美琪大戲院的演出，耳目一新，備受感染，「台上妙語橫生，台下笑聲不斷，周立波給人有一種『吃咖啡』的醇厚風味」。
周立波，上海灘舞台新貴，由他獨創的海派清口，不僅開涮上海人，還敢於打擦邊球，調侃領導人，前段時間被雙規調查的深圳原市長許宗衡，也極其迅速地進入了他的笑侃內容：「許市長在位時最喜歡講，我是人民的兒子；可憐人民養大一個，捉進去一個。以後要敢於講：我是人民的老子。因為老子是不問兒子要錢的。」在錢乃榮看來，周立波廣采民間素材，調動話語幽默，諷刺貼近民情，有戰鬥力。
周立波每天看14份報紙，會花3-4個鐘頭讀報和上網，而在美琪大戲院的表演現場，周立波安置上一台笑聲計數器，計數器告訴他，一場120分鐘，笑聲680-700次，平均每15秒觀眾笑一次。為觀眾健康考慮，他會稍加控制，因為早些時候，有些觀眾笑得很噁心、笑到吐出來。
「海派清口」是周立波從上海本地的單口滑稽、北京單口相聲和香港「棟篤笑」發展而來。按周立波的解釋，之所以叫「清口」，是為了與「葷口、粗口」相對，「清口」注重對時事、對民生的點評，又有表演者自身的演繹。余秋雨把周立波的海派清口和自己的散文作比較，認為它們都達到了「形散神不散」的境界，並且聲言，「像周立波這樣的演員，上海灘一百年才會有一個」。
周立波曾在2002年到2005年之間，在廣州做過生意，並在淘金路擁有一處房產，能聽懂廣東話。也就是在廣州時期，周立波接觸到了棟篤笑，並「潛心研究了一段時間」。和棟篤笑使用粵語一樣，2006年，重返舞台的周立波，使用的正是被錢乃榮稱之為亟需搶救的上海話。
今年64歲的錢乃榮，是一位土生土長的上海人，長期研究上海方言，近年來推出了《上海話大辭典》和「上海話輸入法」，致力於搶救「純味變淡」的上海方言。「上海的普通話推廣得非常好，很多上海方言的電視和廣播台都取消了，現在有很多孩子甚至只會說普通話，不會說上海話。這直接導致以方言為主的地方劇種傳承的中斷和觀眾的流失。」
上海活寶周立波的出現，儼然已成一個上海話的「大招牌」和「活詞典」，給上海這座城市帶來了不少的歡樂，「像一道風味小吃」，吸引力強。周立波的海派清口中有許多段子，在網上廣泛流傳，「麻雀撞股票屏幕」、「打樁模子」等都是周立波海派清口經典的噱頭，《笑侃三十年》中的許多台詞，甚至成為了現在年輕人中的流行用語，「把他做掉」、「朋友！大戶嘛！」、「萬寶路！內側袋！」等等，都已成為當下最時髦的流行用語。
周立波的主要粉絲，大多是寫字樓里白領，美琪大戲院的演出票價為100元、180元、280元、380元四個檔，380元的黃牛票被炒到800元，絲毫看不到金融風暴的影響。周立波的穿著講究，很是「小資」，一頭一腳做得十分到位，用足心思，上海作家程乃珊猜測周立波一定是懂得上海老話「噱頭噱只頭，蹩腳蹩只腳」的，「他的方式有點老派，一對漆皮皮鞋拭擦鋥亮，是上海男性很經典的一個符號，很符合上海傳統的審美」。
周立波的出現，馬上被樹立為和郭德綱相對的南派代表人物，海派清口也成為小瀋陽為代表的二人轉、黃子華為代表的棟篤笑之外用上海話表演的新的舞台樣式。對此，周立波有一句名言，認為自己和郭德綱之間，一個是「喝咖啡的」，一個是「吃大蒜頭的」，怎麼好獃在一道呢？
周立波說，三者差異很大，不好比，如果硬要比較，「小瀋陽、郭德綱、周立波是在同一經度，不同緯度上，大家的經度都是搞笑，緯度就是北派的曲藝方式比較直白，南派比較含蓄，如果你喜歡直白的，你可以去看小瀋陽，如果你要看既含蓄又直白的，你可以選擇郭德綱，如果你偏愛含蓄的，你來看周立波。沒有誰好誰壞，只有受不受用。」
不過，有「巴蜀鬼才」之稱的劇作家魏明倫，比較小瀋陽和周立波兩人的表演時，發現作家更喜歡周立波，他認為周立波的海派清口有對現實的批評，有雜文的樣子，「簡直是舞台上的社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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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貫南北的「搞笑經緯度」
方言熱不反常，是回到了常態
在周立波之前，上海曲藝界一直有推出「滬版郭德綱」的願望，但最後均告無果。上海曲藝家協會主席王汝剛也多次提出，要拯救笑的藝術，把笑還給觀眾，還給滑稽戲。在滑稽戲名家錢程從藝25周年研討會上，王汝剛稱他認真研究過郭德綱，發現郭德綱之所以能吸引觀眾，一是他的演出堅持低票價，普通百姓都看得起；二是他肚子里藏了很多傳統段子，有著紮實的藝術根底，並且，在傳統段子的基礎上，他又能不斷推陳出新，貼近當下年輕人的生活。
周立波的復出，給上海曲藝界帶來了生機，上海方言的活力，也為之重放異彩，引人關注。上海滑稽包括兩種形式，一是作為戲劇劇種的滑稽戲，二是作為曲藝樣式的獨腳戲，通常是單人或雙人在堂會上說笑話、學市聲、講方言、唱戲曲。單人獨腳戲也是滑稽劇最早的呈現方式之一，周其實還屬於滑稽劇中的「單邁口」獨腳戲。錢乃榮一直講周立波放在滑稽戲的範圍內進行研究，「現代滑稽戲可以說自周立波開始，終於回到了關注現實、切近大眾痛癢的路子上」。
周立波是滑稽的科班出身，14歲那年考入上海滑稽劇團，當場拍板錄取他的是滑稽界名角嚴順開。當時招生年齡限為15周歲至20周歲，周立波還差3個月才滿15周歲，他破格錄取成為16名「幸運兒」之一，當時報名者有2800人。周立波進入上海滑稽劇團，正逢上世紀80年代初滑稽戲解禁的第一個高峰，被解散的劇團紛紛恢復，饑渴的市民充滿了渴望，只怕你不演，不怕不賣座，演就有人看。上海滑稽劇團團長王汝剛記得，《七十二家房客》上演時一票難求，最後，滑稽團不得不兵分兩路，甚至一天要演3場，當時上海人戲稱之「餓煞戲」。
今年64歲的錢乃榮，在中學時期就已是一個戲迷，少年時期的興趣使他痴迷於上海方言和地方戲曲的研究，當時到社區去看戲，是他的主要消遣，看戲也是極盛的潮流之一，「一個月的票子，一天上午全賣光，接電話接到電線都發燙」，當時，肇嘉浜路的臭水溝剛被填平，每天晚上，就擁滿了排隊看滬劇的老百姓。周立波的紅火，在錢乃榮看來，其實並不是一件多麼「反常」的事情，而是終於回到了常態。周立波的海派清口，給人的感覺，是回到了滑稽戲初創時期的生龍活虎狀態，拾回了喜劇幽默諷刺的靈魂，是滑稽戲向現實生活的重新回歸。
其實，滑稽戲在1920年代初創以後，一直就廣受市民的喜愛，一些很有生氣的戲目，也表演生活的原生態。早在上海誕生的第一個「遊戲場」、位於南京路的樓外樓開辦期間，就有一些含有時事、迅速表現社會生活而帶滑稽的演唱。「三四十年代，當時的滬劇、滑稽戲，都是緊跟時事，表現當時熱點事件。」
當時的藝人生活條件很好，把親戚都接到上海住，錢乃榮認為，地方曲藝的沒落，和經濟收入有很大的關係，劇團收歸國營後，缺乏活力，演員也都被養懶了，能夠有飯吃，又能打下麻將，還有誰願意去花心思排戲呢？錢乃榮說，「只有商業社會充分運轉，藝人演出後能賺錢，優秀的文藝自然就會慢慢產生。周立波的出現，是海派的『商』重新出現。」不無興奮的錢乃榮馬上寫了一篇文章，標題是《這就是海派文化》。
「周立波的成功，告訴了我們市場是在的，只是我們一直沒有去開發它。」中央戲曲學院特聘教授傅謹對周立波頗為偏愛，他並不認為方言是「突然之間熱了」。「從來就沒有一個地方語言會被地方的人排斥，1949年以後，藝術領域片面強調要用普通話，為全國各地的藝術建立了一個單一的標準，目前只是開始從這種危險中把自己解救了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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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麼阻礙了方言熱？是經濟地位，還是「推普」？
方言的魅力，其實也容易被外界因素所遮蔽，小瀋陽、郭德綱的語言接近普通話，全國能懂，而黃子華、周立波的紅火，則被認為是有外部因素在其中發揮作用。在湖北評書藝人何祚歡眼中，方言的好不好聽，方言曲藝在全國的影響力如何，是和當地經濟有非常密切的關係。
這位在湖北擁有極高知名度的說書人，被當地媒體稱之為「話家」、「活著歡」，他現在已經極少登台了，只是偶爾去位於武昌的一家火鍋店耍一耍，場子不大，觀眾也不多，但何祚歡認為，在那裡演，面對的觀眾是真正喜歡曲藝的「交流很真誠」。
在武漢這座曾經被譽為「東方芝加哥」的城市，即使在80年代，也是在全國經濟排位極其靠前。「武漢話的調，跟武漢的經濟地位有關。」何祚歡認為，80年代之後，很多人就開始不知道武漢話了，為什麼會這樣？主要還是武漢的經濟地位在那個時期開始衰退。
「京劇里，有一個叫前期的『老生三鼎甲』，裡面有個余三勝，湖北羅田人，比他稍微晚一點的譚鑫培，是湖北武昌人，還有米喜子，米應先，湖北崇陽人。當時他們唱得很有名氣，凡是唱京劇的，都得學他們的腔調，這樣才有了湖廣韻在全國的流行，包括豫劇，也用湖廣韻的腔。武漢話的影響跟它的經濟地位絕對分不開，一直到80年代，武漢還是經濟重鎮，但是現在已經發生了改變。
「經濟發展的情況，決定了這個方言的是強是弱，以弱勢方言為表達方式的曲藝很難出來。」錢乃榮說。
錢乃榮最羨慕的還是粵語的生存環境。「從大方言的生存環境來看，北方方言的生存環境最好，其次粵語的生存環境也很穩定。但在大力推廣普通話後，吳語方言沒有得到很好的保護。比如在上海，除了允許滬劇、越劇、滑稽劇等戲曲存在外，報刊不刊登上海方言文章，一個時期還停止上海話的廣播，不播出講上海話的電影電視片，不演出方言話劇，因此上海方言還停留在不見書面語的狀態。」
地處嶺南的廣東，粵語的強勢地位確實相當明顯，但是，廣東人只能「消費」黃子華、張達明這樣的香港棟篤笑明星，本地並沒有出現能和上海的周立波進行呼應的人物。實際上，粵語曲藝也有一段「非常時期」。
自1956年2月6日以後，國務院簽發了《推廣普通話的指示》，推廣普通話在全國強勢推進後，「地方曲藝和戲劇的影響失去了方言的載體，喪失它的魅力，當時，粵劇、潮劇在一定程度上多少受到了影響。」暨南大學中文系教授詹伯慧的方言研究，甚至也無法逃脫同樣的命運，「全國都在推普，研究方言還有什麼用？」詹伯慧認為，在當時的形勢下，受到波及最大的，當屬方言話劇。
「50年代中後期，由於當時極左路線的影響，粵語話劇遭到了不公平的對待，面臨被壓制、被撤銷的厄運。」廣東話劇團粵語隊實際上共遭到四次撤隊的命令，被稱之為「楷叔」的廣州講古名家的張悅楷，在和林兆明回憶起這段往事時，仍然感到現實的荒謬簡直是不可理解的，「為什麼要撤銷粵語隊？很簡單，前三次的撤銷，據說理由是：『全國要實行漢語規範化，要推廣普通話。』」而第四次的理由，是「莫名其妙」的鬧宗派。
在那段時期，粵語隊也經常遭遇不平等待遇。「1975年，要粵語隊搞一個揪『走資派』的《風雷激》，安排在省調演期間演出。但有些人事前已定下策略，如果演出效果好，則交由普通話隊或省粵劇團改成粵劇上京參加調演。這是要讓粵語隊來當別人的墊腳石。每當有什麼下鄉支農、參加四清、社教等等任務，粵語演員隊便要作為『全團代表』一次又一次地下鄉。但遇到普通話隊要參加省或全國戲劇調演，粵語隊便要停演讓路。」楷叔為之感嘆不已。
粵語話劇的命運，在「文革」結束後得到了扭轉，但是，已經將劇團和觀眾割裂開了的市場，需要花不少時間和長久耐心重新培育觀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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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曲藝一定要走向全國？
作為香港棟篤笑的代表人物，香港藝人張達明九月份即將在澳門進行棟篤笑演出。他不止一次地表示過北上的願望。
不過周立波對於北上卻顯得興趣不大，他認為一個演員最重要的是選對觀眾，「小瀋陽也好，趙本山也好，都是很偉大的演員。但是，要選對你的觀眾群，我希望沒知識的人演給沒知識的人看，有知識的人演給有知識的人看，我們要細化。我為什麼說周立波『海派清口』不走出上海，那隻能說我是一個有文化責任感的人，對文化區域認識很清醒的人。」
春晚總導演郎昆曾主動向周立波拋來「繡球」，要請周立波上2010年春晚。而在周立波復出之前，就確定了三大原則，海派清口絕對不上電視就是其中之一，被稱之為周立波身邊「齊如山式」人物的關天棟說，目前這幾條還是行之有效的。
不上電視的周立波，對春晚也不無調侃，周立波笑說，「要由我自己決定的話，我是不主張上春晚的，除非那是領導的『公派』，我可以考慮去，鑒於現在領導還未作『示意』，我還是暫且將『郎昆』晾到一邊。」
怎麼北上的問題，實際上也是每年就纏繞魏明倫的常規問題，「每到春晚臨近，很多媒體都會找到我問地方曲藝怎麼進入春晚，方言劇怎樣打向全國，這幾乎成為一個常問不厭的問題。」這在魏明倫看來，實際上一個「熱門誤區」，「很難想像李伯清的成都散打評書用普通話來演繹會是什麼樣子，會有多少人喜歡和接受？」
「方言曲藝為什麼一定要走向全國？我弄不懂。地方曲藝就在地方演，在地方走紅，就很不得了了，沒有必要走到全國去，你也走不到全國去。為什麼二人轉能不斷擴張，在國內開分店，他們是佔了語言上的便宜，東北話和普通話、北京話基本上在伯仲之間，但是，粵語、江浙話、上海話和普通話就相差很大了，怎麼走向全國？」魏明倫認為，中國如此之大，四川、重慶再加上雲南、貴州，人口都超過一個歐洲了，四川的藝人何必一定要到全國去呢？李伯清是一個區域的明星，讓他到中央電視台說評書，讓他說方言，別人聽不懂；改說普通話，又成三不像。這樣走出去，完全就是受氣，何必呢？
「很多人會想我們本地的藝術只有本地人喜歡，還不夠，我要讓外地人了解和喜歡上它，這樣就要講普通話。」傅謹很難想像一個說一口標準普通話的周立波會是怎樣的？他認為，為了讓其他區域的人喜歡自己，也說其普通話，「實際他們忘記很重要的一點，如果一門藝術喪失了本地語言的魅力和趣味，那就有可能所有地方的人都不會喜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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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不能失去
諷刺對象
在魏明倫看來，周立波是機智的，會打擦邊球，分寸拿捏得相當準，「在舞台上說，比報紙的白紙黑字要靈活，說到哪，就是哪，審查機制對他是部分失效的」。
上影集團總裁任仲倫認為周立波的成功之處，就在於用個人化的敘述觸及宏大命題。「他表達的不是文廣的觀點，不是上海的觀點，是他個人的觀點。中國在公共場所可以出現未經審查的、帶有濃烈民間色彩的敘述，體現了思想的自由。」
不斷爆出經典段子的周立波，每次會帶上提綱上台，大概五六張紙，全部是小二號字的標題，字數不會超過1200字，講完一段，他會打上一個勾。舞台上的周立波，在錢文忠看來，「完全是無底本演出，只用口，沒有任何聲光化電」。錢文忠對「笑侃三十年」中對於「文革」的講述，尤為欣賞，「我覺得周立波將『文化大革命』說成『文化革大命』，很無意地打開了我們民族一個長期以來的巨大心結，他發現了『文革』最大的特點是荒誕，他用了反諷的東西，把這些過去當笑話談，當一件東西你可以嘲諷它，說明這件事情就過去了。他用他特有的方式，化解了我們一個沉重的歷史包袱。」
「如果輿論環境能寬鬆一點，我相信會有更多的周立波湧現出來，甚至會有更多比周立波還周立波的人。」梁文道認為，中國電視台現在還做不了美國的那種純脫口秀節目，還無法最大自由地嬉笑怒罵。即使是黃子華、張達明這樣的香港棟篤笑明星，到了廣州，內容以社會風氣、股票、成長及互聯網為主題，呼籲「觀眾快樂做人，永不言棄」，顯得很有勵志色彩。
「到目前為止，還沒有接到任何電話或者書面通知，告訴我什麼能演什麼不能演，什麼應該怎樣演。」周立波對自己的狀態挺滿意，「現在的環境足夠開放，就算領導人坐在下面，我還是照講。有人說這是大膽、首創，那只是他們不敢講而已，也許他們還沒有習慣日益寬鬆的民主氛圍。」
「面對現實，表現社會，取材當今，幽它一默，以至嘲諷，如周立波開涮磁懸浮，調侃2008年的股市及其救市，這樣的諷刺才有振聾發聵的意義，才是創新。這樣的不斷創新，就自然帶來台下的不停的呼應，陣陣笑聲。」錢乃榮認為，老調重複是滑稽戲沒落的原因，周立波以及其他說唱藝術都在於是否有批評現實的精神。如果上海滑稽戲老是上演名劇《七十二家房客》，而且永遠是六七十年前的七十二家，而不是當下的七十二家，老百姓為什麼要來買你的票呢？難道不去關注我們現實生活中的弊病，而是去關注幾十年前的時事諷刺？
錢乃榮覺得，周立波的段子有意思，但是舊了點，還有點不過癮，能否在年輕人中再出一個冒險家，將網路時代的世相更有鋒芒地表現出來？和錢乃榮不同，魏明倫更關心的是在方言熱的同時，如何警惕曲藝進入自我消刺的循環中。
「曲藝里，以相聲最有代表性，在改革開放初期，相聲是一枝獨秀，傳播面非常廣，除了它使用的是普通話，更重要的是相聲有對立面，諷刺對象清楚，就是鞭打「四人幫」和「文革」，但是，到了90年代就開始衰落了，它失去了諷刺對象，官場腐敗和社會根本問題不敢碰。」魏明倫認為，有刺的相聲、小品，一旦被消刺，諷刺功能沒了，方言的魅力再強，也就只是一篇有文采、沒內容的時評，「撓不到癢處，觀眾是一定要退票的」。
BⅡ28-29版撰文：
本報記者鍾剛實習生潘惠文馬富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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