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出路

哪裡有自由，哪裡就有繁榮。

深圳曾經有個羅芳村，香港也有個羅芳村，一河之隔，兩個羅芳村的居民收入相差百倍。兩個羅芳村，本來是一村，同樣的民族，同樣的地理環境，同樣的文化傳統，為什麼收入差距那麼大？因為7、80年代的香港有自由，而深圳沒有。

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發布之時，香港GDP佔大陸經濟規模的30%，30年之後的2013年，這數據下降到了3%。其中原因，並不是因為香港在沒落，而是因為改革開放，人們擁有工作和生活的自由之後，大陸經濟突飛猛進。現在兩個羅芳村居民收入差距百倍的故事不再有了。

過去十多年香港的發展不盡人意，不但地位在下降，還有被上海深圳甩開距離的危險。

但香港依然有全球一流的法治環境，自由市場，以及產權保護制度。香港還是一個稅率低、稅制簡單的地區。香港不用向中央政府繳稅，就能獲得免費的國防服務。香港軟硬條件都得天獨厚，年輕人還上街鬧事要普選，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香港的困難，在於樓價太高、人才太少。梁錦松在去年的一個演講中說，聯想和騰訊想到香港發展，面臨的問題並不是人工太貴，而是人才太少。不是請不起，是請不到。確實，香港僅有區區700萬人口，而北京，一個海淀區就有300多萬人口。

香港不是沒有土地，而是有地不能用。香港尚未開發利用的土地還有60%以上。香港的供地阻力主要來自現有業主，增加供地，樓價下跌，對於沒有買樓的人來講當然是好事，但對於已經買樓甚至還在背負房貸壓力的業主來講，就是另一回事了。

沒買樓的人希望政府增加供地，已經買樓的人希望政府減少供地。兩派相爭，後者有更多動力向政府施壓。人們不會因為買不起樓而上街或者跳樓，當房價暴跌，卻會讓人上街、讓人跳樓。這是過去幾十年香港的現實。

怎麼打破這個困境呢？我認為可以嘗試使用贖買機制。比如當政府出售土地的時候，拿出一部分出讓金補償現有業主。這樣就算樓價下跌，原有業主和地產商的損失也有所彌補，那政府增加供地的阻力也就少了一些。同時，由於補償款來自新的土地出讓所得，不用其他納稅人承擔，所以從道理上也可以講得通。兩全其美。

同時，香港還可以大幅放開移民。以香港的吸引力而言，只要說凡是擁有內地本科學歷的人，都可以自由移民啊香港，那麼，要讓人口增長到3000萬應該可以做到。當然，基於財務壓力及可行性考慮，新來的移民只享有居住和工作的權利，而不能享有香港老居民在醫療、教育、低保等任何方面的政府福利。

其實，不管是增加供地，還是放開移民，都是拓寬香港的自由邊界。

但現在的香港人，似乎已經不再珍視這種自由了。他們反對供地，他們反對移民，甚至連遊客買奶粉都要反對。這就像人們擠公交，沒上車的人希望上車，已經上車的人希望別人不要再擠。

他們忘了，如果沒有自由，如果沒有人口從幾十萬到幾百萬的增長，斷然不會有香港今天的繁榮。

當年，弗里德曼為了歌頌自由市場，專程到香港拍攝電視片，將其作為典範傳遍天下。現在，還有多少香港人記得自由的珍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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